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与进路——“三大核心”研制者观点述评（上）-经管之家官网！

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与进路——

“三大核心”研制者观点述评（上）

自从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总览》）于1992年问世以来，学术界、学术期刊界围绕核心期刊的争议就没有平息过，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下简称《要览》）和南京大学社科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以下简称CSSCI）在数年间的相继问世，相关讨论更形热烈。其中，出自各学科学者和期刊编辑的批评性评论尤其引人注目，无论是对《总览》《要览》，还是对“CSSCI来源期刊”，批评的矛头都主要指向其在学术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中的负面影响，因为在这样的评价中，《总览》《要览》和CSSCI所起的实际作用相差无几，都是凭借其期刊排行榜的简单、实用而成为“以刊评文”这种被简化了的学术评价的基础的。故而学术界、期刊界和管理部门对这三者就有了“三大核心”这样的通称，而不大在意《总览》《要览》与CSSCI之间的差别。本文所要评论的正是这样的现象，所以沿用这样似乎已约定俗成的通称。

从“三大核心”研制者身份即可知其产品不过是文献情报学研究的成果，何以能越出其学科边界而在整个学术界引起如此巨大反响？这就不能不说到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介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对学术研究的投入逐年增多，来自国家财政的拨款成为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在理论上，这样的资源应该通过最合理的方式分配给最有能力的科研机构或研究者个人，方能发挥最大的效益；在实践中，资源首先以工程或项目的形式进行切割，然后通过类似竞标的程序评选出最合适的中标者。掌控和操作这一过程的当然是行政权力部门。行政权力部门的立项和分配以及后续的管理都必须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行政权力部门并不懂科研业务，这个标准只能通过专业人员来制订并执行，这个制订标准和执行的过程遂成为代表权力意志的学术评价。本文所讨论的即是此类评价，而不是学者之间的学术批评或一般意义上的用户对产品的评论。

学术评价并非中国所特有，只要有ZF或机构的投入，评价就必不可少。在国际学术界，同行评议被公认为最权威的学术评价方式；但是，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不断恶化的学术生态环境下，同行评议早已不具公信力，而服务于ZF资源配置的评价却不可缺少，这就使号称定量评价的核心期刊和CSSCI适时补位，其研制者也被视为或自认为专业评价机构。近二十年来，评价机构的量化评价在ZF主导的各种评价中已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视为学术研究的“指挥棒”。

尽管遭到各方猛烈抨击，评价机构的期刊排行榜仍然每隔两三年就会高调发布，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却很少有相应的回应，因此，在评价者与被评价者，即学者、期刊人与评价机构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不过，笔者注意到，2011年底，《澳门理工学报》开设了“总编视角”这一专栏，在此后的4年时间里，来自“三大核心”的主编或负责人皆曾在“总编视角”撰写长篇专文，阐述其产品的原理和作用。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其观点及其产品的最新也是最全面的文本。本文意在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解读，分析“三大核心”的意义与局限，明确其应有的定位和可能的作用，并就“三大核心”发展进路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一、核心期刊、CSSCI的基本原理与适用范围

作为评价机构的负责人，“三大核心”的主编或负责人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讨论评价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关键在于当他们试图将其产品越界推向整个学术界时，能否在共同的话语基础上与作为评价对象的各学科学者及学术期刊人形成对话并获得后者的认同。然而，难以平息的批评之声足以说明两点：其一，这样的越界已是事实；其二，这样的认同并不存在。从对“三大核心”的批评来看，首先遭遇的质疑是其产品是否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其次是其产品能否合理和公正地评价学术和评价学术期刊，最后是“三大核心”的研制者是否具备对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进行权威评价的主体身份。本文所要分析的几个文本对此都有所回应，总的说来，同属核心期刊的《总览》和《要览》主编的观点更为相似，而CSSCI则有所不同，故本文对两者分开论述并予以比较分析。

（一）似是而非的理论依据：“布氏定律”“加氏定律”抑或其他

任何一个由文献情报学研究人员研制的评价产品，其研制者都会声称以一定的理论为依据，理论对评价方法与程序的成立固然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隐喻，即掌握评价理论和方法者自然就具有了评价主体的身份。所以，《总览》和《要览》的主编们在讨论其主持的评价项目时，大多没有直接切入评价主体身份这一多少令评价机构不大自信的话题，而是不约而同地从核心期刊的制作原理和方法说起。

1. 量与质的混淆：对“布氏定律”与“加氏定律”的解说

作为一种质量评价的核心期刊其理论源头在哪里？《要览》主编姜晓辉《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与作用》（以下简称“姜文”）一文是从1934年英国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发现文献集中与分散定律追溯起的，该定律显示：“对某一学科或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其登载相关论文数量的多少递减排序，这些期刊就可以分成对该学科或主题最有贡献的核心区，以及论文数量与核心区相等的几个区。”“布拉德福定律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某个学科文章在期刊中的分布分析获取一定数量的核心期刊，从而减少读者面对众多期刊难以选择的迷茫，使读者选择专业期刊时更有针对性”。（注：姜晓辉：《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与作用》，《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1期。以下引自姜晓辉的论文皆为该篇，不再一一注出。）“姜文”认为这是核心期刊的理论源头。在这里，“姜文”强调了文献分布的核心区，却模糊了核心区与质量的关系。但我们知道，一本期刊中，某学科载文量的多少，与其质量并无必然关系，“布氏定律”并不是一个关于期刊质量的定律，故与质量评价无关。

接着，“姜文”说到了1953年美国文献计量学家加菲尔德的发现：“期刊论文被引用的情况也符合布拉德福定律，期刊的分布也有一个比较集中的核心区域和一个比较分散的相关区域，这就形成了著名的加菲尔德文献集中分散定律。这是加菲尔德对“布氏定律”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依凭这一定律，加氏相继研制了SCI、SSCI和A&HCI等期刊引文数据库，“形成了一个多学科、国际性和综合性的引文索引体系和引文分析理论体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献分析与检索途径”。显然，“加氏定律”只是说明得到较多引用的文献会集中在部分刊物上，这与核心期刊有何关系呢？“姜文”认为：“加菲尔德强调的引用关系本身带有天然的评价关系，是核心期刊具有评价功能的出发点。”在这里，“姜文”强调引文与评价的关系，却模糊了另一个重要关系，即引文与质量的关系。诚然，某学者对某文献的引用代表了该学者的某种评价，但学者引用他人的动机是复杂的，“从现有的实证结果来看，引用关系是基于文献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的，并不能直接证明引用关系完全体现知识增长的累积性”。（注：刘宇、李武：《引文评价合法性研究——基于引文功能和引用动机研究的综合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所以，“加氏定律”只是指出了高效的引文索引和分析途径，充其量也只是说明被引用文献与其影响力之间具有某种相关关系，而影响力与质量是不能直接画上等号的，要证明某文献被引用的数量与其质量之间的关系并给出量化的描述，对引文的分析，即对引用者的引用动机、目的、内容和对被引文献的学术贡献或对引用者研究的作用的专业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程序，未经这样分析的简单的数量统计、运算并不能直接说明被引文献的学术质量或学术贡献，故不能视为学术评价

2.量与质的转换：对“布氏定律”和“加氏定律”的“发展”

“布氏定律”和“加氏定律”所揭示的是期刊论文和引文分布的规律，而不是期刊论文质量分布的规律，因此，作为文献检索工具的理论依据是成立的，但作为用途与检索无关而只与评价相关的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则是说不通的。若要勉强说“布氏定律”“加氏定律”是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那就必须对这个理论加以改造，使其通过量与质的勾兑变得看起来像一个评价理论，而核心期刊的研制者正是这样做的。《总览》主编蔡蓉华和何峻合作的《论期刊评价之目的、方法和作用》（以下简称“蔡文”）一文认为：“‘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和‘加菲尔德引文集中定律’揭示了学科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存在‘集中’和‘分散’的客观规律，为定量评价学术期刊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人进一步研究证明，学科文献的被摘录、被转载、被阅读等多种特征在期刊中的分布都遵循集中和分散的规律。”（注：蔡蓉华、何峻：《论期刊评价之目的、方法和作用》，《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2期。以下引自蔡蓉华等的论文皆为该篇，不再一一注出。）在这里，与“姜文”一样，“蔡文”将学科文献的集中与分散规律等同为质量分布规律，使之在核心期刊的理论中起到了基石的作用。除此之外，“蔡文”还创造性地将对学科文献的摘录、转载、阅读等带有一定目的性行为的简单计量都视为与引文计量一样的定量评价。于是，只要将这些数据累计后进行综合排序，就可以完成所谓的定量评价。在将数量与质量之间画上等号、让其可以自如转换之后，文献集中分散定律被改造成了质量集中分散定律，“布氏定律”“加氏定律”终于“发展”成了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可见，这一“发展”的要害不在增加了指标种类，而在于抽去了定量评价必不可少的程序——对数据的专业解读和分析，这个所谓的定量评价实际上也就成了只有数据而没有评价的单纯计量。

核心期刊研制者除了混淆了数量、影响力与质量的关系外，其“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引入复合指标以掩盖其缺乏专业的数据解读和分析的局限，并造成增加了评价分量的假象。但是，从检索到评价的跨越并不是增加几个指标就能达成的，即使以所谓“指标体系”来看待核心期刊评选的复合指标，也不难发现，在作为排行榜依据的数量统计方面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其一，这些增加的指标是否具有评价意义？比如被视为重要指标的“文摘量”“文摘率”，“在激化学术期刊界的内部竞争的同时，也招致学术期刊界对文摘评价功能的质疑和批评：它们为何能够凌驾其他客观学术体系之上具有如此显赫地位”？实证研究也证明，文摘的数据是不足以用来评价期刊的。（注：参见王文军：《中国学术文摘: 现状与展望——以“三大文摘”为中心的实证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王文”指出，期刊被摘量与期刊学术质量并无正相关关系。其他的指标或多或少也都存在类似问题。其二，依据复合指标制作排行榜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如何加权？但凡组成复合指标的各单一指标的意义和价值是各不相同的，为了制作综合数据排行榜，必经加权运算这一程序，而加权却是一件极为主观的事，人为的干扰无以避免，最终的综合数据即使精确到小数点后若干位，对于制作者来说，稍稍修改一下加权方案就能轻而易举地予以改变，从而改变被评价者的排序，而对于被评价者或使用者来说，也早已脱离了实际内容的数据除排序外已毫无意义。如果说，量化评价的最大特点或优势是指标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实用性”，那么，随着复合指标的加权，“客观性”“公正性”和“实用性”也已打了很大的折扣。可见，加入复合指标与将引文数据直接用于评价，其逻辑推演的荒诞性是一脉相承的。

“加氏定律”的发现者加菲尔德对这种将检索理论发展为评价理论的做法虽然没有直接的评论，但他在2009年9月访问中国科学院与学者和媒体见面时反复强调了“分析”的意义：“具有深入分析性的评估分析库，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评估研究影响力的作用，但永远要记住SCI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检索的。”（注：《“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访问中国，接受采访为SCI正名》，http://www.eschina.org.cn/Article/9156.html。）显然，只是为了给期刊排行而不是“深入分析性的评估分析库”的核心期刊的原理特别是用途与“加氏定律”并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核心期刊从产生的那天起，与源于“布氏定律”“加氏定律”的SCI、SSCI和A&HCI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产品，前者是“评价”产品，形式是期刊排行榜；后者是文献检索工具，形式是引文索引数据库，评价作用即使存在，也只是其衍生功能，且必须通过“深入分析”才能实现。将核心期刊归附为“布氏定律”和“加氏定律”的产物，只是为其寻找一个理论上的合法性而已。可见，核心期刊之于学术评价，其理论依据并不像“姜文”和“蔡文”说的那般坚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