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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载]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好不容易找到的经典教材

    本帖最后由王光贺于2011-1-1811:28编辑这本教材的重要性我不用说了吧,但是这本教材早已停止出版了,有时候甚至图书馆都不好找到,今天偶尔得到电子版,呵呵,给大家分享一下,象征性地收点钱.不过份吧.还有哪位大侠有方福前老师的电子版本,麻烦传上来.我一直在找这本书的电子版.顺便欢迎加入新制度经济学讨论群,群号:20281061下载[Money=10][/Money]

  •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机械工业出版社招聘机械专业、经济专业研究生实习)

    【招聘方简介】: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战略与规划研究所【应聘专业要求(按优先级排序)】:1、研究生2、机械制造或相关专业3、经济方向4、较强的信息搜集和整合能力5、英语熟练6、关注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及国内外政策变动方向【实习(研究)方向】:1、国外资料搜集、整合及翻译2、产业经济研究3、技术经济研究与咨询4、数据库建设与项目管理【实习待遇及相关情况】:兼职,每周至少到岗三天;发放实习津贴;提供午餐;2010年1月中旬开始实习,实习期不低于三个月【实习地点】: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应聘资料】:1、本人简历(含专业研究方向);2、本人作品:翻译的作品(一篇以上)3、导师姓名、研究方向、参与的课题与著作清单(可体现在简历中)。应聘资料发邮件至:ccykfddx@yahoo.com.cn主题格式:应聘研究助理+姓名+学校和专业

  • [推荐]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盛 洪 在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问题之前,先谈谈我心目中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什么样的。人的经济活动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制度经济学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注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对于这种关系,制度经济学用交易(Transaction)这一概念加以概括。对于这一概念,我接受康芒斯的解释:交互影响的行动(Trans-action)。从交易概念,我们能引伸出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特征。第一它注重微观分析,第二它注重同法学研究的结合,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揭示的经济含义,第三它从交易双方都具有同等的对策能力这一观念出发,注意将经济学家自己与研究对象(即交易和制度)放在一种恰当的关系之中,对自然发生的制度变迁过程保持充分的敬意。在上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特征的基础上,强调交易活动要付出成本,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特征。交易费用是这一理论学说的关键概念。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那就是,交易费用概念加新古典经济学。用这种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的,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Institu-tions)是以交易为基本单位的。一方面,制度是多个遵循同一规则的交易的集合;一方面,制度是经过交易多次重复形成的。因此,我认为比较恰当的制度的定义是:在多人、多次重复的情境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或者按博奕论的说法,制度是N人博奕的均衡解。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新制度经济学有两个的特点:(1)它通过研究制度(即规范的行为)来简化地研究人的交易行为;(2)它强调制度是至关紧要的。   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已经应用到了许多领域,但概括地说,主要研究的问题有: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科斯近来强调的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   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是否可以在中国应用呢?答案是肯定的。第一,老子有一句话,叫作“太上,不知有之”,如果我国经济的制度结构很完善,运转得很有效,我们也不会感到要考虑制度问题。正是因为我国经济的制度结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有研究制度的需要和热情;第二,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只有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制度才是重要的。而在我国,单位交易费用远高于许多其它国家,因此更有必要引进和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和探讨降低交易费用的途径。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我所想到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们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历史观重新评价我国几千年的经济史。以往的历史观只注重用技术水平来评价我国经济史:对于几千年,除了四大发明以外就是一片黑暗;我国近代以来的落伍是由于没有发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工业革命。只有用对制度的描述和分析,才能重新肯定我国在历史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才有可能找出工业革命何以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制度原因。并且我们也会从新的角度去评价中国古典哲学。例如孟子曾说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意思是说,好的治国方略,必须从界定产权开始。第二,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这种过程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世界中都是不多见的。我们中国经济学家有幸处于这样一个亲临其境的位置上,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和解释,本身就具有世界文献价值。反过来,大量生动的制度变迁的事实,会进一步充实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并且有可能将这一理论推向前进。第三,科斯近来强调的生产制度结构的含义是,对制度,对交易费用的研究的意义,不仅是要节约一点交易费用,不仅是要解释契约安排,而是要通过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变革,使得降低生产费用的生产方式成为现实。在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我国,我们可以通过对技术进步何以缓慢,分工和专业化为何难以发展,大规模生产方式为何发展不快的分析,从反面、从而更完善地构画生产的制度结构及其功能。第四,尽管制度经济学家强调对制度变迁过程保持敬意,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竞争性制度设计。只要我们不把自己的制度设计看作是唯一应该接受的、排他的,而是当作可被政府、企业以至个人自由选择的备选方案,制度设计就有积极意义。在目前,我们可进行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1)对我国正在经历的制度变迁过程提供变迁形式或过渡形式的备选方案;(2)为解决与其它国家共通的外部性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贩毒问题,提供备选方案。第五,我们是中国人,也是世界经济学界的成员,因此不仅要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也要为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较年轻的经济学分支,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推进。(1)要推进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形式化;(2)要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现有理论进行分析、推敲以至批评,如果我们能在这一过程中超越现有理论,我们就等于把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推向新的高度。

  • 关于,可读读国家科技部刊物《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3年12期的学者视点:李华振MBO:中国商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公海捕鱼机会”?——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MBO:中国商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公海捕鱼机会”?——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李华振张昕按:本文原载国家科技部刊物《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3年12期。感谢英国NAPIER大学、武汉大学张昕博士整理并提供本文文稿。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的根本“症状”是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而在这个“症状(标)”的背后,其“病因(本)”则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不够发达完善,以中产群体为核心的商人阶层的力量不够强大。为什么要鼓励商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公海捕鱼”?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关于商人,在古代的自然经济里,被贬为“无商不JIAN(奸)”;但自从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它已经变成了“无商不JIAN(坚)”——现代社会如果缺了商人,就难以坚实长久,最有力的例证是前苏联。通过一次次的公海捕鱼,逐步使经济资源通过经济及法律上的技巧性操作转移到商人阶层手中,这是为市场经济扫清路障。【关键词】科斯定理,国企症结,MBO,商人地位,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制度经济学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商人阶层都是从“公海鱼场”发展而来的,这一点与西方很不相同。庞大的国有经济从整体上来看,是个养满了“休克鱼”的公海鱼场,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经济的大海要想健康地与国际经济的汪洋互通互联,绝不能再维持这种“休克状态”,必须把这个公海鱼场向外界开放,引入新的水源、空气和养料,才能把休克鱼救活。从1978年至今,这个公海渔场已经为中国商人们带来了20多年若干次或大或小的公海捕鱼机会。目前正被热炒的“国有企业MBO改革”可能不是最后一次公海捕鱼机会,但绝对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公海捕鱼机会。“公海渔场”再度面临“休克威胁”中国的公海渔场曾经几度经历休克威胁,为了对付休克困境,每次都把一批公海里的“鱼”转给外界的非公海渔场去养(主要是中国商人们的民营渔场,也有一部分转给了外资渔场),通过非公海渔场的活力和增产,从而在整体上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势。这次,公海渔场又遭遇了新一轮的休克威胁。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市场经济突然“状态不佳”起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短期明显好转的可能不大。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主体,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但现状却是:“排头兵”的头抬不起来了,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成了“病力军”。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大洪指出,中国公海渔场这次休克的根本“症状”是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而在这个“症状(标)”的背后,其“病因(本)”则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不够发达完善,以中产群体为核心的商人阶层的力量不够强大。由于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从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所以,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于一点,即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传统之固疾仍然没能得到完善的解决。科斯定理能合理地解释中国公海渔场的这次休克: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我国著名学者型企业家、原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孟奇指出,在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大多数上市公司里,不仅经理是“被雇佣者”,连本应由所有者担当的董事、监事也绝大多数是“不具有所有人身份的被雇佣者”!他们都被国家雇佣——且不同于西方的“市场化雇佣”,而是一种掺杂了浓厚的非市场化因素的“特权式雇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所有者(即国家)的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国企改革需要再次鼓励商人们“公海捕鱼”20多年来,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上述的我国公海渔场面临又一次休克威胁。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实际上,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国企的真正症结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因此,两权分离在中国已经基本上走到了尽头,不可避免地成了秋风中的落叶。于是,MBO就取代了两权分离的地位,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主角。MBO,英文Management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民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1、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权代理风险”。2、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公海捕鱼”并不是挖国家墙脚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一提到“公海捕鱼”,许多人就想到这是不是在“挖国家的墙脚”?要判断这个问题的性质,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看它是不是为中央政府首肯的;二、看它是不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当“公海捕鱼”能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时,它就是合理而且合法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曾发生过数次“公海捕鱼”,从总体上来看,每次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实际上,放眼整个世界,几乎每个立志要走市场经济之路的国家都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公海渔场向民间渔场开放、改造,区别只在于速度和程度不同而已。为什么要鼓励商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公海捕鱼”?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知道“商业”和“商人阶层”在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商人,在古代的自然经济里,被贬为“无商不JIAN(奸)”;但自从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它已经变成了“无商不JIAN(坚)”——现代社会如果缺了商人,就难以坚实长久,最有力的例证是前苏联,它虽然曾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但由于它实行的并不是市场经济,商人阶层几乎不存在,所以,到头来,它无法象美国一样“因商而坚”,未到百年,就已经隐入了黑皮史书里。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要想以更快的、更常态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而市场经济必须要求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中国目前所缺的就是这一点。通过一次次的公海捕鱼,逐步使经济资源通过经济及法律上的技巧性操作转移到商人阶层手中,这是为市场经济扫清路障。所以,当我们打开电视,在珠三角和江浙地区的电视频道里看到“发挥带头作用,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做出贡献”的公益广告时,不必再感到丝毫的惊诧和不解。当然,公海捕鱼也必须有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反面的例子是俄罗斯,俄罗斯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500家大型国企,只卖了72亿美元。俄罗斯进行圈资运动时,由于不具备完善的法治环境、社会监督、人文观念(主要指市场等价交换的观念)等条件,其圈资运动的结果是权力腐败,是“官僚瓜分国企大蛋糕”。剧变之后,国有资产原来谁在管理,就归谁占有,结果出现了“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资本主义”。结果,它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相反,由于国家对经济的整体控制能力严重降低,从而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民主和政治稳定之基础。这种“不当的圈资运动”使俄罗斯陷于长期衰退之中,使它从一个超级强国沦落到目前的状况。MBO:从“视为偷鱼”到“公开捕鱼”MBO在中国的主流意识里已成为一种先进的产权制度改革方式。在我国1200多家上市公司中,涉及国有资产的有900多家,其中的300多家正在积极探索MBO,据保守估计,应当有100多家的MBO改革已经既成事实,其中包括不少大名鼎鼎的名企。MBO热同样波及到了大量的非上市国有企业,据说,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国有企业已经抢在国资委发挥作用之前进行了大量MBO,完成了正式的“摘帽”。要知道MBO有多热,我们不妨看看国泰君安收购兼并部总经理满满的行程表:从博鳌到北京再回上海,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参加了四个会议,主题全部是MBO与经营者持股,会场里座无虚席,每一个参加者都热情高涨。仅仅在一年之前,国企的MBO改革还是一种未获中央政府首肯的“地下的干活”。每一次MBO都是特例,能否完成MBO改革完全取决于商人(大多是国企的管理层和专门的投资机构)与政府的关系和利益交换。但现在,十六大报告关于国有资产处置以及“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的决定,已在根本的大政方针上为国有企业的MBO改革打开了事实上的绿灯。大胆地对国企进行MBO改革者不再是“见光死”的“黑侠”,通过MBO来捕鱼的商人不再背上“偷鱼”的恶名(甚至被称为“罪名”)。MBO已经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引水峡,它一头连接着国有经济的水域,一头连接着民有经济的水域,可以公开地从国有渔场里往民有渔场里引水放鱼了。虽然MBO的核心就是管理层收购,而且允许以企业的资产为担保进行融资,但实际上由于中国的大银行都是国有的,它们在放贷时并不一定遵循市场法则,往往更多的是按“上级批示”来做,所以,国有大银行在没有接到明确的“有关批示”之前,还不敢(至少是不敢公开地)对MBO进行放贷。因此,目前MBO所需的资金仍然是一个困扰中国商人们的头等问题。以至于有说法称,早期MBO中的钱,只有找地下钱庄借。至少是在目前向国有大银行求贷无门的情况下,专门的信托投资机构就成了首要的资金来源。在这些专门的投资机构中,那些“国产零零漆”们的力量还比较单薄,无法与国外的那些“真正的007”们相比。于是,资金上没有优势的国内专门投资机构就利用自己发达的国内关系网络,先在前面搜索好的项目,然后,再来换取和外资基金合作的机会,由外资基金进行真金白银的投入,由此筹集MBO所需的资金。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专门投资机构热衷于哪些投资项目?如何得到它们的青睐?一般来说,它们通常对那些业务单一、利润下降的纯生产型公司感兴趣。他们往往把美国在MBO、LBO等操作上曾取得极大成功的KKR公司(KohlbergKravisRoberts&Co)的做法当作榜样:与目前的企业管理者联手完成MBO,然后赋予这些管理层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使公司业绩迅速上升,完成财务目标,从而获利。不管是国内的业界人士还是国外的专门投资机构,大家都明显感觉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越来越步入标准的法治化、阳光化之际,未来可能会持续8年之久才能全部完成的“国企MBO改革”将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公海捕鱼机会,所以大家都格外珍惜;即使以后还有公海捕鱼的机会,其规模肯定要小得多。如何正确引导这次“公海捕鱼”考查一下西方MBO(西方有国企MBO,也有非国企MBO)的经验,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第一、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由于缺乏合适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机构,中国目前的大部分MBO是通过民间资本借贷来解决的。这种大量地通过个人间协议流动的民间资本,一方面反映了MBO对融资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隐含了不能到期还债而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在通过MBO来改革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培育机构投资者是MBO步入良性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机构投资者的主要作用体现为:通过长期投资,促使管理层进行着眼于企业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性重组;通过持有的权益资本,有效参与管理层收购后的重组,监督、约束、控制管理层的经营行为,促进治理结构优化和收购后重整;通过自身具有的专业化、管理、人才和投资经验优势,减小投资的盲目性,促进并购市场理性、健康发展,减少中小投资者由于缺乏专业性带来的盲目投资;此外,机构投资者具有资金量大、分散投资等特点,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个人融资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引进机构投资者有利于促进管理层收购的稳定、理性、健康发展。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的功能上存在一定的欠缺,主要表现为缺乏产业投资、以及专业化从事兼并重组的机构投资者。从MBO的现实需要出发,可以结合新的融资工具创新,发展以下几种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专项基金(MBO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用担保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第二、MBO融资工具的创新及其配套金融制度改革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MBO的融资工具较少,主要体现在债务融资中,缺乏信用贷款、卖方融资、公司债券、次级票据、商业票据等融资工具;在权益融资中,不能发行优先股;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之间,也缺乏相应的转换工具。中国MBO融资工具的丰富和创新,必须进行配套的金融制度改革。借鉴西方发达国家MBO所使用的融资工具,并结合中国MBO的现实融资需要,通过金融制度改革,创新MBO融资工具,为企业综合利用多种融资工具、组合风险和收购成本提供可能。包括:推进信用评级,促进信用贷款发展;逐步放宽商业银行贷款的有关限制;放宽企业债券的发行限制;探索次级债务工具;建立企业优先股融资机制,等。第三、建立和完善MBO融资的退出机制中国MBO融资的退出途径相对比较单一,表现为债务融资退出途径不通畅,权益融资退出的渠道不畅、交易成本过高。而在发达国家,MBO的债务融资工具具有不同的退出时间、方式,权益融资具有多种退出途径,多层次、相互交叉转换的混合融资工具和退出途径构成了西方比较完善的MBO融资退出机制。我国也必须建立起较完备的MBO融资退出机制,其重要意义在于:1、MBO完成以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重组,以大幅度提高公司业绩,减少高负债带来的还款压力;2、建立债务融资与权益资本相互转换的混合融资工具,例如可转换债券、认股权证等,在保证债务安全性的同时,增加债权人的灵活选择机制,是MBO各种融资主体重要的退出途径,而且可以有效监督债务人的行为。

  • 《管理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书评系列_周业安、杨其静、聂辉华等

    -新制度经济学学术书评系列—主持:唐寿宁、周业安、蒋东生《管理世界》杂志编者按:自科斯、诺思等人的开创性研究之后,经过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威廉姆森等人的努力,新制度经济学(NIE)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权学派、交易成本经济学(TCE)和新经济史三个分支,而且进一步引入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和主流经济学融合,成为主流微观经济学中契约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的主体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NIE进一步向相关经济学分支和相关经济学科扩张,并赋予这些学科分支新的活力和视野,例如,NIE和发展经济学相结合,形成了转型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学派;NIE和波斯纳等人的法和经济学相结合,形成了法和经济学中的新制度学派;NIE和政治学相结合,发展出了交易成本政治学(TCP)和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并结合布坎南等人的宪政思想,发展出了宪政经济学;NIE和社会学相结合,形成了社会学中的制度主义。NIE除了向相关学科扩张外,自身也没有停下演变的脚步。在引入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NIE进一步吸收了新奥地利学派、演化经济学和新比较经济学等的思想,在萨登、肖特等人早期关于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演化博弈论、协调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相关模型的构造,逐步开拓出比较丰富的NIE模型,这些模型克服了NIE难以定量研究制度动态的弱点,不仅能够有效地解释不同制度的选择、制度的起源及演化的复杂过程,而且也初步探索了制度的认知基础。NIE的经验研究方面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特别是TCE的经验实证已经得到普遍认可。NIE在不断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大多数代表性作品都已经或即将有了中译本,与其他经济学分支相比,NIE中译本的普及实为罕见,充分反映了NIE在国内的影响力。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国内经济学家就开始尝试进行NIE的中国经验解释,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以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上海三联书店为纽带的经济学家群。当时天则所几乎汇集了国内所有最顶尖的NIE学者,并相继编辑出版了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系列等;而上海三联书店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内NIE著作和国外NIE译著。这两个机构极大地推动和普及了NIE在国内的传播。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的NIE研究基本上停滞了,原先研究NIE的学者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NIE早期的产权学派和TCE的认识上,对NIE后来的发展基本上不了解;而年轻的学子虽然对NIE还抱有浓厚的兴趣,但研究资源却投向金融学、产业组织和宏观经济学等更为主流的经济学分支,这两个方面都可以从国内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反映出来,比如《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等,近年来已经很少有NIE方面的论文发表。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但NIE在国内学术界的淡化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经济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制度转型,吸收NIE的思想和模型应该有助于解释转型背后的深层问题,这一点国内学界应该是达成共识的,但是在是否运用和如何运用NIE这一问题上现在却很少有人能够认真给予关注。正是基于这种困惑和危机感,本刊拟推出新制度经济学系列书评,试图通过书评的形式进一步系统传播NIE的思想和模型技术,以此吸引更多年轻学子关注和研究NIE。我们推出的书评不仅仅是对相关NIE经典著作的评述,更重要的是这个评论也是对NIE研究进展和潜在局限的讨论。这样既可以有效地传播NIE的思想,又可以给NIE爱好者就某些主题的深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该系列书评初步选择了5个主题,包括关于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评论、迪克西特《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的评论、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的评论、哈特《企业、合同和财务结构》的评论和范博格《宪政经济学》的评论。稍后将陆续推出对青木昌彦、格雷夫、肖特、施密德等人著作的评论。敬请读者批评指正。第一篇: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兼评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聂辉华摘要:本文通过评论威廉姆森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多个视角系统地介绍了威廉姆森的经济思想,并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产权理论和演化博弈制度分析学派,透视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交易费用经济学,不完全契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转载、引用请注明来源,欢迎致电与作者讨论本文,E-mail:niehuihua2000@yahoo.com.cn。原文见《管理世界》2004年第12期[此贴子已经被nie于2005-5-3113:36:18编辑过]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分税制二十年:制度及影响”研究生论坛征文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分税制二十年:制度及影响”研究生论坛征文1994年中央政府推行的分税制改革显著地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这次改革为理解当前我国政府行为及经济发展方式、特征及潜在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今年是分税制改革二十周年,为了进一步理解这次改革及其影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筹)”及《世界经济文汇》编辑部于2014年4月26日-27日主办“分税制二十年:制度及影响”研究生论坛。论坛欢迎国内外高校研究生(硕博士)围绕分税制这一主题踊跃投稿。届时将有相关领域资深学者主持分论坛并点评入选论文,其中的优秀文章将被推荐至《世界经济文汇》进行匿名评审。所有参选论文(中英文皆可)请于2014年3月31日前通过E-mail发至会议信箱fenshuizhi20fd@163.com,并请在标题栏注明“参会论文”字样。征文作者会于2014年4月5日前接到是否入选的通知。应邀参会的作者将承担交通费及住宿费。论坛会务联系方式:联系人:段伊戈联系电话:18817362276联系邮箱:ygduan11@fudan.edu.cn

  • [转] 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转者按:周老师的文章站的层次很高,我想对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爱好者是有一定启发的。我的看法是:(1)中国制度经济学的滞后,并不全归结为主流化的原因,最根本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并不想去下工夫了解制度变迁的本身及历史。(2)至于那种分析进路,可以是并存,也可以是融合。CTE与经济史、制度比较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关键在于用的熟练,对口。(3)解释中国的制度变迁,离不开对中国文化价值观特性的了解,这一点也需要借鉴心智模式理论及行为经济学的成果。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1]     周业安    内容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自科斯以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设的研究方法,即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经验实证分析,这是因为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但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建立在对理性选择模型的简单理解的基础上,再加上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不仅没有提炼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无法有效的把握案例研究方法。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致力的主流化实际上阻碍了研究本身。关键词:新制度分析、经验实证、理性选择模型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5],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9]。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A.andR.Hira,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11]。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宪政”;人们选择宪政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16]。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代理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3、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宪政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扰迷惑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15年的研究看,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正确认识到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价值,并且应用了许多研究方法来解释各种新现象,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开始出现[19]。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案例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使得很多案例本身没有精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已经提到,科斯的矛盾就源于认识论的缺乏,而后来的各种制度模型已经开始融合哈耶克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制度演化特征。由于国内研究没有采取正确的认识论作指导,也就没有提炼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缺乏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也就显得苍白。案例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作指导,主流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危害就在于,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而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看,主流的恰恰是反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各分支。形式化的演绎是重要的,大样本的经验实证也是需要的,但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中译本)所指出的,纯粹的演绎和纯粹的归纳同样危害很大。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来说,演绎方法、经济实验及大样本为基础的比较分析都不可依赖,经济学家需要从大量的实例中直接观察并进行归纳,归纳先于演绎可能较为有用。德国历史学派更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依从的特征,因此,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必须以跨学科研究为重点,而且还必须有现实性。这些早期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论述恰恰适用于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因为制度分析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前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科斯所创立的三个特征走的,并进一步试图克服科斯早期的比较静态分析的局限性,结合哈耶克等人的演化思想,发展出制度变迁的动态演化模型。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如果看不到这一趋势,势必走入死胡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离一个成熟的理论还有很大距离,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更多侧重于经验实证以及与社会学等融合表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自觉努力。国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时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不仅不能给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添砖加瓦,而且还浪费了身边的大量的具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原有的案例研究过于依赖理性选择模型,现在也走入困境,近两年已经很少有高水平的案例出现。如果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要走出低谷,只有弱化方法论的争论和理性选择模型的影响,从案例研究和历史制度分析着手,重点考虑制度的执行层面的特征与后果,当实际的制度形态和演化特征被深入研究后,才有可能对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参考文献:Friedman,M.,1953,“TheMethodologyofPositiveEconomics”,in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ChicagUniversityofChicagoPress.Hayek,F.A.,1945,“Theuseofknowledgeinsociety”,AmericanEconomicReview,35,pp:519-530.Hira,A.andR.Hira,2000,“TheNewInstitutionalism:Contradictorynotionsofchanges”,AmericanJournalofEconomicsandSociology59(2).Masten,S.,1996,Casestudiesincontractingandorganization,NY:OxfordU.Press.Menard,C.(ed.),2000,Institutions,contractsandorganizations,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EdwardElgar.Williamson,O.E.,1985,TheEconomicInstitutionsofCapitalism,NewYork,TheFreePress.Williamson,O.E.,2000,“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Takingstock,lookingahead”,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38,pp.595-613.[英]迈克尔?波兰尼,1958,《个人知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中译本。[英]马尔科姆?卢瑟福,1994,《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中译本。[美]罗纳德?哈里?科斯,1993,《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中译本。[英]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华夏出版社,中译本。[英]马克?布劳格,1980,《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中译本。[英]罗杰?E巴克豪斯(编),1994,《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中译本。[德]格尔哈德?帕普克(编),2001,《知识、自由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美]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1999,《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中译本。唐寿宁,1999,《个人选择与投资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林毅夫,2001,“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研究》,第4期。张五常,1969,《佃农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中译本。周业安,2000,“中国的经济转轨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研究资料》,第10期。周业安,2001,“新制度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脚注[1]特别感谢唐寿宁博士对本文所作的指导和建议;本文曾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论文发表,感谢景跃进教授的支持;感谢武京闽主编的审阅和谅解。[2]参见Coase,2000,“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inInstitutions,ContractsandOrganizations,C.Menard(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EdwardElgar.P3.[3][美]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第352-353页。[4][美]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第358页。[5]参见科斯(1993)的系列论文。[6]科斯对模型前提条件的看法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方法论观点有根本差别,后者认为前提条件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不过,林毅夫(2001)最近也强调,模型的前提条件不能太过偏离显示,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7]张五常在他的这本博士论文中,通过平均成本向边际成本转换的技术处理,使得科斯的理论得以在台湾农地契约的演化中得到检验。[8]关于可证伪对经济学科学化的意义参见布劳格(1980)。[9]案例研究近年来被新制度经济学家逐渐重视,前期成果已经被马斯滕汇编成一本文集,参见马斯滕(Masten,1996)。[10]更详细的分类参见Williamson(2000)和周业安(2001)。[11]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也作一些经验实证,但这种实证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验实证很类似。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历史制度分析则侧重于案例研究,从故事叙述中揭示原理。[12]主流化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试图得到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另一层就是这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时基本上采用主流的新制度分析方法和思路。[13]关于布坎南的这些观点的深入讨论参见唐寿宁(1999)的立宪经济学的综述和制度经济学演进的回顾。[14]就是威克塞尔,参见布坎南对自己思想演变的介绍(布坎南等,1999)。[15]关于哈耶克的知识论的形成及相关的争论,参见帕普克(2001)。[16]哈耶克实际上说,知识的分散化是建立在知识的个性化基础上的,所以标准化的计划机制无法协调这些知识,只有市场可以做到(Hayek,1945)。[17]相关论文参见梅纳德(Menard,2000)编的论文集。[18]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各种分支的讨论参见笔者今年的工作论文。[19]关于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综述参见笔者过去的几篇论文。

  • 【面向研究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分税制二十年:制度及影响”研究生论坛征文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分税制二十年:制度及影响”研究生论坛征文1994年中央政府推行的分税制改革显著地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这次改革为理解当前我国政府行为及经济发展方式、特征及潜在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今年是分税制改革二十周年,为了进一步理解这次改革及其影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筹)”及《世界经济文汇》编辑部于2014年4月26日-27日主办“分税制二十年:制度及影响”研究生论坛。论坛欢迎国内外高校研究生(硕博士)围绕分税制这一主题踊跃投稿。届时将有相关领域资深学者主持分论坛并点评入选论文,其中的优秀文章将被推荐至《世界经济文汇》进行匿名评审。所有参选论文(中英文皆可)请于2014年3月31日前通过E-mail发至会议信箱fenshuizhi20fd@163.com,并请在标题栏注明“参会论文”字样。征文作者会于2014年4月5日前接到是否入选的通知。应邀参会的作者将承担交通费及住宿费。论坛会务联系方式:联系人:段伊戈联系电话:18817362276联系邮箱:ygduan11@fudan.edu.cn

  • 转: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启示【作者】高萍【作者简介】高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64  高萍(1964─),女,湖南益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内容提要】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国家起源理论、国家模型、“诺思悖论”、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国家与制度创新、国家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等。当前中国政府如何推进制度变迁?首先,要从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发挥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其次,充分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第三,努力克服“诺思悖论”。第四,充分发挥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制度变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文】  中图分类号:F091.3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30(2000)06—0026—05  国家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1](P17)本文将概述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探讨有关中国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的理论启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一)国家的起源:“暴力潜能”分配论  在西方理论界,关于国家的起源曾有契约论和掠夺论或剥削论两种解释。契约论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为公民服务。掠夺论或剥削论认为国家是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  诺思则提出“暴力潜能”分配论。他认为,尽管契约论解释了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但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背后的最大化行为,而掠夺论忽视了契约最初签订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两种理论都是不全面的。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的平等分配,而掠夺论假定不平等的分配。“暴力潜能”分配论则使两者统一起来。即国家带有“契约”和“掠夺”的双重属性。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的国家;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了掠夺性(或剥削性)的国家。  (二)国家模型:国家的经济人假设  在批判契约论和掠夺论的基础上,诺思提出了自己的国家模型。这一模型具有3个基本特征:(1)国家是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提供这些服务存在着规模经济,因而作为一个专门从事这些服务的组织,它的社会总收入大于社会个体自己保护自己的收入。(2)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3)由于存在着能够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竞争对手,国家受制于选民的机会成本。  从诺思的国家模型中,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1)国家是享有行使暴力的比较利益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使统治者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国家的行为由成本——收益原则驱使。国家带有浓厚的经济人色彩。(2)国家效用最大化的实现依赖于4种关系:即统治者与选民的关系;统治者与代理人(官僚)的关系;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统治者与潜在统治者的关系。统治者与选民的关系是决定国家效用最大化的根本因素。国家通过为选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基本服务来换取来自选民的岁入。同时,国家试图将每个选民团体分开,为每个选民团体发明和设计所有权以最大限度增加国家的岁入。(3)这4组关系的变动决定历史上国家的稳定和变革。技术的革新,人口的变化,更有效率市场的扩展在国内改变了相对价格和选民的机会成本,造成了统治者与选民、统治者与代理人关系两端力量对比的变动,并可能导致与国家规定的原有所有权的基本结构发生冲突,最后促使国家对所有权进行调整或统治者的更替。  (三)国家的目的及其冲突:诺思悖论  国家具有经济人的人格特征决定了国家行为的悖论,即“诺思悖论”。国家一方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另一方面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全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然而,这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诺思悖论”描述了国家与社会经济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关系,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P20)制度是国家与社会经济关系形态的主要形式,因而是社会经济兴衰退的主要原因。与此相联系,解决“诺思悖论”的关键,在于国家界定和行使产权的类型、行使产权的有效性,即国家是否能够通过制度供给提供有效率的产权激励。  问题在于,在诺思看来,由于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国家的经济人假定、统治者的多元目标函数、国家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决定的双重作用,这一悖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解的。一方面,政府是积极的、公利的。国家作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代表着公共规则。从人类经济结构的变迁分析,没有一个明智政府的积极促进,任何经济增长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的作用和个人的积极性对于经济增长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统治者为了自我效用的最大化而制定的减少统治费用的规则在客观上也会起到降低社会成本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政府是消极的、自利的。国家的建立同时意味着产生了依靠公共强制力的、或多或少不受委托者影响的统治者。同时,在诺思的国家模型中,在统治者与代理人的关系中,由于统治者与代理人都是与委托者(选民)一样具有经济人特征,因此,他们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其目标就在于如何使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由于统治者面临着交易费用和竞争的双重约束,两者通常造成无效率的产权。界定一套有效率的产权,需要耗费一定的监督与检测费用,如果这些费用过高,就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于是,从短期来看,统治者的收入会减少。由于统治者的理性和生命都是有限的,因此,当统治者的短期利益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利益”相冲突时,统治者往往会注重眼前利益。在竞争约束下,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如果这些集团的势力达到威胁统治者利益的“边界”时,统治者会同意一个有利于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此外,由于统治者偏好的多元性,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效用中的一种,其他效用还有威望、历史地位、国际影响等。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的边际效用在降低,而其他非财富收益的边际效用却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有可能界定一套有利于获得非财富收益却不利于财富增长的产权制度。  (四)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  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在人类社会产权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国家充当什么角色?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诺思悖论”已对这个问题作了形象的回答。国家仅仅在统治者的福利最大化目标的范围内促进和界定有效率的产权。历史上有效率的产权和无效率的产权都与国家有关。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界定和明晰产权。(2)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耗费大量资源。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中,这些成本约占GNP的一半。[2](P245)合同的认定、生效、保护、执行等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经由法律的形式。国家以第三种当事人的身份,作为唯一能够通过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行机构的主体,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五)国家与制度创新:理论描述与历史分析  制度的基本功用在于约束追求主体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与此相关联,国家必须重视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安排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制度创新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制度创新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创新改变了潜在利润;二是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从制度创新主体来看,诺思把制度创新分为三种:个人推动的创新;团体推动的创新;政府推动的创新。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即政府凭借特有的权威性,通过实施主动进取的公共政策,推动实现特定制度发展性更新的行为过程。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关于国家与制度创新关系的两大结论:  1.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是成本最低的创新形式。这是因为,在获利团体能够通过运作将部分成本转嫁给他人时,即使组织受益与成本完全相等,政府层次的净现值也高于私人或自愿安排的净现值。这时政府替代安排成为最佳创新安排。由于广泛存在“经济人”的“搭便车”的自利行为倾向,获利团体转嫁成本也是很广泛的。这样,由于统治者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就会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相对价格的变化,因而,制度创新源自统治者而不是选民。又由于政府创新的组织成本较低,且个人或团体可通过政府强制力实现制度安排,因此,政府的强制力可以实现任何自愿谈判都不能实现的制度安排,从而产生极高的收益。在此意义上,政府安排能够比较每一种可供选择的竞争性组织的净现值,从中选出可获最大正现值的形式。  2.国家为个人和团体创新提供了外在制度环境的支持或约束。在制度变迁中,国家的作用体现为:第一,政府制度、法律规则等本身就是国家为个人和团体创新所提供的制度环境。任何个人和团体所推动的制度创新必须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必须符合国家设定的规则。第二,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影响整个制度环境,使得某些集团实现一种再分配或趁机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成为可能。第三,国家总是支持能够增加其收入的个人和团体创新。但是,国家在一些集团或阶级控制下常常出现短期行为,看不到这两种创新带来的潜在长远收益,所以国家也可能凭借对暴力的垄断权,扼杀或阻止这两种创新。  诺思和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他们提出了对于整个经济史的总体看法:第一,制度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制度的创新只有在国家收益同社会收益和谐、共同增长条件下才会成功。第二,国际竞争对于每个国家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只有成功地实现制度创新,建立高效率的所有权结构,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在竞争中站稳脚跟。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当代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经济的动荡和停滞,从正反两方面有力地说明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六)国家与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制度同其他物品一样,其替代、转换与交易活动也都存在着种种技术的和社会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或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以及交易过程。[3](P71—72)在制度变迁模型中,比较著名的模型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国家的作用主要是以法律、命令等形式承认由个人或一群人响应新的获利机会而创立的新制度;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由于新制度本身就是国家(政府)以“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实现的,因此国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为什么需要国家推进强制性制度变迁?第一,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第二,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而政府生产公共物品比私人生产公共物品更有效,在制度这个公共物品上更是如此。第三,弥补制度供给不足。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因此使制度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即制度供给不足,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性制度变迁就会代替诱致性制度变迁。因为政府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优势减少或遏制“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二、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的理论启示  20多年的改革过程实际上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是一个由国家推动的制度创新过程。在中国,有效率的所有权结构尚未成形,市场发育不完善,个人和团体创新成本之大足以扼杀他们的创新冲动。只有在国家保护和推动下,才有可能实现创新成功。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对于中国的改革实践具有启示作用。  (一)国家要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个方面同时推进制度变迁  国家如何推进制度变迁,依据制度经济学的视野,要从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方面发挥这种推进作用。  首先,从制度变迁的需求角度来看,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在于:(1)通过改变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来促进制度变迁。国家可以有意识地采取某些措施,通过积累某种产品或要素,改变相对价值,引发制度变迁。这方面正面的例子如美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通过购买、排挤、谈判及战争等手段将大片西部土地并入美国版图,促进了美国式农业生产制度的形成、发展,构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反面的例子如中国曾一度鼓励生育,造成人口数量激增,过大的人口压力造成了劳动力与资本、土地资源等要素之间的一系列矛盾,使中国在很多领域内不得不采用了一系列低效率的制度。  (2)通过引进或集中开发新技术、推动制度变迁。国家可以将国内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起来更快地开发或引进某些新技术,以便激发制度变迁。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全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促进了近代企业制度在日本的萌芽、发展。  (3)通过修改宪法来促进制度变迁。例如,中国1982年宪法规定个体经济、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结果促进了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经济形式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并推动了一系列规范这些经济成份行为的法律制度如合资企业法、个人和合资企业所得税法等的建立。  (4)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引起制度变迁。国家可以消除区域间的人为的壁垒,使分割的国内市场得以统一,市场规模得以扩大。由于利益的驱动,在涉及地方之间的经济问题时,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永远会存在,导致市场分割。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双层司法体制,根据案件性质而非案件大小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司法的职责,这样可以使中央一层的司法不受或少受地方政府的影响。独立于地方的中央一层司法体制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第二,从制度变迁供给的角度看国家的作用。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降低制度供给的成本,拓宽可供选择的制度范围,以增加制度的供给,从而解决制度供给的持续性不足问题。(1)改变宪法和现存制度安排,使其朝着有效率的制度方向变迁。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方面成功的两个典型范例。(2)通过加快知识存量的积累,提高制度的供给能力。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将直接促进制度变迁的供给。而国家可以通过法令、政策等形式,给社会科学研究创造宽松的环境;加大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扩大对外交流学习,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和知识存量的积累。(3)国家利用其强制性和组织的规模经济优势,直接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要付出成本的。国家则可以发挥强制性和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或弥补制度供给中的各项费用,使制度创新成为可能,或者使制度创新的收益极大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演进过程中,统一的货币信用制度、度量衡制度,以及国防、教育等制度的建立,都是国家直接提供的。  (二)由于存在“诺思悖论”,在改革过程中,要努力预防及消除国家的消极作用  如前所述,“诺思悖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解的。既然人们不能没有国家,解决“诺思悖论”的有效途径,就在于创造一种有效的制度,加强法治,尽量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为此,至少要明确以下两点:  1.明确国家在产权方面的两项基本职能。一是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二是提供产权运作的规范。国家应该为产权的运作提供“游戏规则”。如资产评估、产权度量、产权交易法规、产权交易契约以及产权市场的建立都需要国家制订相应的法规。  2.利用宪法和法律来限制国家权力。要消除国家的消极作用,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加强法治,通过法律约束政策行为。国家具有经济人特征,而且,由于国家的权力天然的大于企业或个人,因此,政府对经济随意干预的倾向很难自我抑制,必须通过法律来约束政府行为。当前在中国经济领域中存在的政府部门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经济政策朝令夕改,对某些市场的过度规制,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都是因为政府行为没有受到约束。因此,在今后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利用宪法和法律来限制政府权力,使政府与经济保持适当距离,使政府成为一个有限制的和有效的政府。中国目前所推动的“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就是把原来的一个无制的和无效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4]  (三)充分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国的产权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导多元产权主体并存之上的。不同的产权主体就意味着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也会产生利益矛盾。在交易费用过高、产权难以清晰界定的情况下,需要由国家来协调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  例如,由于特定制度环境的约束,中国政府在乡镇企业的制度变迁和发展中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一般地,在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中,政府的角色是充当“利益相关者”,但在特定层次上,它又可以“创新主体”的面目出现。中国目前制度变迁的现实路径遵循着“三阶段”的特性,在权力中心的供给主导型和微观主体推动的诱致型阶段中间存在着地方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阶段,地方政府成为“第一行动集团”,而中国目前即处于这一阶段。[5]也即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中起着日益显著的作用。而这一作用正是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乡镇企业的制度变迁中,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和意识形态倾向影响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由于资本积累的原始条件不同,乡镇企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出现了不同模式,如苏南模式、晋江模式、温州模式,在不同性质、不同地区的乡镇企业中,政府可以发挥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四)充分发挥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由于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是成本最低的创新形式,同时国家为个人和团体创新提供了外在制度环境的支持或约束,因此,国家在制度创新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农村的改革过程看,尽管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首创,但其后来的推广则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从城市改革过程看,作为城市改革体系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央政府对之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国有企业改革中先后出台的“扩权让利”、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和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等举措都是党和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  从中国农村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改革历程中可以看出,政府在制度创新中起着主导作用。但须注意的是,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和改革的后期,政府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在改革的初始阶段,由于权力中心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的主导因素。同时,改革初期中央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不得不进行制度变革。[6]此外,改革的方向、速度、路径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最高决策权的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改革过程中社会效益的增进是以核心领导者能获得更多的效用为前提的。[7]因此在改革初期,政府在制度创新中起主导作用。但越到改革的后期,政府从事直接的创新活动的动力越弱。这主要是考虑到自身知识的限制,为降低制度创新的风险,政府可能退出创新,让地方和社会成员成为创新主体,而自己则根据各地的创新绩效进行法官式的裁决。[8]  收稿日期:2000-07-20【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2]道格拉斯·C·诺思.交易成本、制度和经济史[A].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C].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4]钱颖一.市场与法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3).  [5]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J].经济研究,1998,(1).  [6]张宇燕,何帆.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A].天则论丛(1998)——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7]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J].经济发展研究,1992,(4).  [8]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J].经济研究,2000,(5).

  • 【转型的制度经济学4】陈志武中国跨国公司的产权结构分析

    以下内容来自《新财富》杂志让谁去跨国?  近年,中国企业跨国投资似乎一下子多了起来。  中石油在苏丹投资炼油厂、在俄罗斯收购斯基姆尔石油公司;三九集团收购日本东亚制药的多数股权;TCL收购德国施耐德、与法国汤姆逊共同组建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TTE、与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合资经营原阿尔卡特公司的移动电话业务;中海油收购印尼油田;京东方收购韩国Hydis;五矿集团拟收购加拿大最大的矿业公司诺兰达;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计划以控股身份出资与英国罗孚组建合资公司……  投资越来越频繁,金额也越来越大。  一个共同点是,这些去海外投资的企业基本都是国有控股企业。据商务部报告,去年对外直接投资中只有10%是私营企业进行的。  国企跨国投资的效果如何?在本期封面文章中,我们试图通过研究两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海油和京东方的案例来回答这一问题。  研究发现,中海油和京东方的直接收购成本似乎都较合理,但收购并没有给中海油带来与同类国际性企业并购一样的效果,而京东方在并购后不久似乎已出现了一些问题和风险。  这两个企业的并购体现了跨国投资中需要重点考虑的两个因素:安全和成本。也就是说,采取怎样的投资结构来降低投资的风险,和采取怎样的方式来降低企业走出去的代价。  为此,本刊学术顾问陈志武教授花费大量时间收集了很多其它国家企业跨国的统计性数据,并重点针对跨国产权保护和在现今国际秩序下如何操作跨国投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针对海外并购中国企居多的现象,陈教授指出:国营企业是最不在乎成本的,如果由国营企业去跨国投资经营,可能后果比只在国内经营会更加严重。  跨国投资风险巨大,需要创新和探索精神,而这一点是国营企业所缺乏的。陈教授建议,更理想和有效的方式是由政府提供某些风险资本,但由民营企业去具体“跨国”投资经营。跨国产权秩序的历史变迁  约七成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集中在石油等资源性行业和制造业,而同属于这两个行业的企业占了二战后全球所有被“没收”的外国企业的六成;同时,中国目前已投资或将要投资较多的国家中,智利、秘鲁和坦桑尼亚分别“没收”过外国人财产26到35次,印尼、赞比亚和苏丹分别“没收”过15至25次,阿根廷、缅甸、埃及、墨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分别“没收”过5至10次。  而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保护其海外财产安全所依靠的“最强大的海军”、“各国对伦敦金融市场的依赖度”和“工业技术优势”的三种保护机制中,目前中国似乎不具备这三类威慑力中的任何一种。  那么,在二战之后联合国基本趋向于限制跨国产权的今天,中国已投和将要投出去的百亿、千亿美元是否存在太多的潜在安全危机呢?陈志武/文  根据上月与阿根廷签署的协议,中国在未来十年内要在阿根廷投资200亿美元。另外,中国也曾表示计划于未来十年在拉美投资1000亿美元。这些海外投资计划如果成功实施,那将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变迁,将标志中国完全加入了世界跨国公司行列。不过我们也需看到,当把中国资本投到一个个受主权保护的国家之后,这些海外财产由什么来保护呢?以前我们可能认为一个民族没收外国人的财产是那个民族理所当然的权利,可是,等中国企业跨国之后,在当地人看来我们就是“外国人”了。    中国企业正在跨国  据商务部的报告披露,2003年的海外直接投资为2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截止去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334亿美元。从行业分布上看,去年的海外直接投资48%是投向石油、矿山与其它资源性行业,21%是制造业,13%是批发零售业。从地区分布看,到2003年底,139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中国的直接投资,其中亚洲81%、非洲73%、拉丁美洲49%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中国直接投资。苏丹、赞比亚、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伊朗、巴基斯坦等都有或将有大量中国投资,另外的投资目标国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等。  中国公司跨国了,而且跨出去的程度只会越来越高。从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看,这一事实本身是不可思议的!例如,据袁伟时先生的考证,早在元朝之初,元世祖就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元成宗继位后,又于1299年“申禁海商”。1320年,元英宗也“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到大明帝国,朱元璋“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民间用番香、番货”等。到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皇帝干脆下令:“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到了清朝,海禁仍然时紧时松,即使外贸开放时期,也规定交易只限于广州等少数地方,海船只能在指定的几个港口停泊。  上世纪下半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一方面鼓励外贸,以制造出口为主体,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不够而鼓励吸引外资。过去二十几年基本没有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这里,应当指出“外贸”和“海外投资”有着本质的区别。特别在“以货易货”的交易中,“外贸”是相对容易进行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后即完事,不存在太多的财产或产权安全问题。可是,“海外投资”则是另外一回事,亿万资本投向他国之后,其收益完全取决于这些海外产权是否安全、是否会被所在国政府或民间所剥夺、是否会被他们以“主权”的名义立法侵犯。产权投资是永久的交易,因此海外财产保护就成为问题的实质。那么,中国海外产权如何保护?对于刚从千年封闭中开放出来的中国来说,这必然是全新的课题,是过去闭关锁国时期所不必过问的问题。  今年9月在西班牙埃尔切市发生“烧鞋事件”;11月1日在委内瑞拉的巴伦西亚市四间华人商店连续被哄抢,其中一家被严重烧毁(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总额近15亿美元)。这两起事件还称不上“正式”的或者“大规模”的财产剥夺,这些事件和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被扣、被杀等等看起来似乎是独立的个案,可是,它们预示着一种系统性大趋势。在中国企业与专业人员“走出去”之后,所面对的是一个个享有主权的国家,它们有自己的立法权和执法权,其人民也享有发动民族主义反外国人的权利,在那些充满主权的众多国家里中国公司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是新的挑战。    英帝国时期的海外产权保护架构  虽然中国企业今天才开始跨国,但西方国家已跨国扩张了近500年,过去几百年里它们逐步建立了跨国产权规则,这些规则也为今天的中国企业所直接利用。对于刚起步跨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如果能了解、研究这些跨国产权规则的变迁历史并从中领悟到有益的投资结构设计技巧,这必将让中国企业避免许多弯路,尽管交一些跨国投资“学费”是难免的,但这至少能帮助减少“学费”。  在没有规模性国际贸易之前,跨国产权秩序自然无法形成。在东亚,从唐朝开始就有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但是东亚的朝贡体系一方面只是地区性的,以东亚和周边国家为参与者,另一方面那只是一种相对简单的贸易关系。朝贡贸易不是随时可来、随时可往,除了朝鲜、越南等关系特别的国家可一年一贡外,多数国家只能三、五年才能朝贡一次。那种跨国经济关系只有货物交易,而没有资本投资交易,因此朝贡体系下不能发展出一套跨国产权保护的秩序。当然,中国各朝执行的海禁也使跨国秩序不可能形成。  跨国产权秩序最初是在中世纪欧洲城邦国家间形成的。由于众多城邦国的地理面积和资源都有限,这自然会促成彼此间的贸易往来,也必然促使各小国在某些领域的专业分工细化,于是就有了跨城邦国的投资创业(或许,在中国统一之前的各小国间也曾发展了某种跨国产权秩序?这当然也取决于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因此,跟当时的中国等大国不同,这些城邦小国反而被逼着去相互贸易、相互投资,这就为跨国贸易、跨国产权秩序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正如明朝皇帝所说,“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结果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古老大国反而没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立,等西欧城邦国家通过跨国秩序的建立把自己做强之后,中国、印度等只能被强迫加入这种秩序。  在中世纪的欧洲,城邦国家出于自己的经济需要,彼此间签订贸易与产权条约。到十九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产权保护体系基本成熟。由于各国间的经济依赖度非常高,因此在意识到“如果一国随意剥夺外国人财产,其它国家会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之后,这种威慑足以迫使各国尊重外国人在本地的投资财产,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借助武力保护跨国产权。  但是,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行让西欧人知道“天外有天”,大大刺激了他们拓展海外贸易的梦想,最后导致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翻开了世界历史全新的一页,标志着西欧在全球扩张的开始。可是,当他们想把欧洲城邦国间的这些跨国产权规则延伸、推广到其它洲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亚、非、拉各洲的文化和治理传统跟西欧的大大不同。  从1492年到1800年左右的300年间,西欧人在亚洲、非洲与美洲大陆各地基本都靠殖民地体系来维护他们在海外的贸易和投资权益。这种殖民地体系当然牺牲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对后者不公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往都是从殖民主义受害者的角度谈论世界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特别是在今天中国面对海外投资安全挑战之后,我们更应换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1492年之后,当西欧人来到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做生意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敌意”是可想而知的。跟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法治秩序相比,他们会认为在那里看到的是“野蛮”人和“野蛮”社会。我们姑且不说西欧人的看法是对还是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会感到人身安全以及所带货物的安全随时受到威胁。这是不同洲之间的人们交往之初所必然经历的。  比如,正如前面讲到的,即便到了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人的商店与企业和中国人本身都还在委内瑞拉、西班牙、巴基斯坦受到威胁,甚至被火烧掉。那么,一百、几百年前当欧洲人来到亚、非、美洲国家时所面对的人身与财产威胁则当然可想而知。又例如,16世纪末当利玛窦来到中国香山时,就看到盖着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这些语言虽然出自400年前的总督,但即使在现代中国这听起来还是那么熟悉。  因此,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往来还处于最原始阶段之时,一种野蛮但可能在贸易上较有效的产权保护方式是强制所到之处的社会为殖民地,把西欧本国的法律和政府制度强套在殖民地社会上。这样一来,当欧洲人在亚、非、美洲做生意时,在合约执行与产权保护机制上他们就不用太担心,而是会感到“就像在自己国家一样”。海外贸易与跨国投资由此而变得相当安全。  当然,那种不平等的殖民体系无法长久维持下去。1776年美国从英国殖民地中独立出来。随后,1812年墨西哥从西班牙的殖民控制中独立出来。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委内瑞拉、智利等拉美国家都先后独立。于是,美洲大陆成为众多享有一定主权的独立国家,开始挑战殖民体系下的跨国产权秩序。  实际上,在美洲国家走向独立的同时,另一个新趋势也在形成。按一般的共识,工业革命于1780年左右开始于英国的纺织业,使英国的机制棉布等纺织品产量大增,也大大超出当时约有1000万人口的英国所能消费的容量。加上其制造业机械化程度的上升,英国从19世纪初开始成为“世界工厂”,可以用机器为世界制造大批的纺织品等商品。因此,对于只有1000万人口的英国,当时面对着两大挑战:第一,它必须保证其制造业所需要的原材料(比如棉花),这些需求仅由英国本土是无法满足的;第二,它必须保证有巨大的出口市场,机械化生产的大规模制造品是英国本土所无法消费完的。因此,那时的英国所面对的外贸挑战就像中国今天面对的一样:到外面找最多的资源,同时到海外找最大的出口市场。看到美国等美洲国家一一独立,英国自18世纪末开始重新把注意力放在难以打入的亚洲市场。  18世纪末开启的工业革命也同时带来另一种挑战。在那之前,西欧公司在亚、非、美洲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单纯的货物贸易,除了在美洲的种植业和矿业之外其它并无太多的投资性财产。比如,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从欧洲把纺织品运到印度,卖掉后在印度换成鸦片运到广东,再在广东把鸦片或银子换成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之后再把茶叶与丝绸运回欧洲。这中间英国商人并不需要在中国投资建厂,只需维护一些库存仓库即可。  可是,工业革命中产生的机器制造业、蒸汽轮船、铁路,以及19世纪的电力、电报、电话等等新技术,让英国等西欧人开始在美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做大规模的建设投资。比如,19世纪中,英国在美国、阿根廷、印度等地大举投资修铁路、开矿山、建银行。这使得英、法、德等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再只是简单的贸易关系,而是大规模的财产利益。到19世纪末,英国每年在海外的投资有时超过其在本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把资本投向现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因此,其海外产权的保护是关系到整个英国社会的首要问题,保护海外产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那么,英国当年是如何保护其海外产权的呢?在亚洲和非洲,英国继续延伸其殖民地体系,比如,新加坡(1824年)、香港(1841年)、马来西亚(1867年)、埃及(1882年)等相继被英国殖民化,由此维护其在这些地方的利益。但是,1823年之后英国在北美和拉美面对的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特别是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JamesMonroe)宣布“美国将视任何欧洲强权对新独立的拉美国家的侵略为对美国本土的侵略”,也就是所谓的“门罗原则”(MonroeDoctrine),从那以后拉美国家不再有被重新殖民化的压力,而是有较多的主权。因此,英国和其它欧洲强国不再能依靠殖民化来重建原来在美洲的产权保护秩序。  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在拉美的财产安全主要依靠三种保护机制。第一是靠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比如,到1815年,英国皇家海军拥有214艘高吨位军舰,法国有80艘,俄国40艘,而西班牙有25艘。有意思的是,那时候英国的陆军只有25万人,远比法国(60万人)、俄罗斯(50万人)和普鲁士(德国的前身,27万人)的陆军要小。这也说明英国至高无上的绝对海军优势是它能于18、19世纪主宰海外贸易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个跨国公司大国来说,制海权是何等的重要。相比之下,陆军更多是为内向型社会服务的。正如笔者在本刊2004年1月号《志武讲坛》栏目中所谈到的,直到20世纪初之前国际社会还认为用军队去另一国家追债、追回被剥夺的财产是资本输出国应有的权利,因此,英国海军是其保护海外投资安全的重要手段,从1820至1914年间英国在拉美为了维护其财产权至少动武40余次。图1标出了1898年时英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军基地和站点,从图中能看到英国皇家海军当年为其海外经济利益所提供的保障。  英国海外产权的第二种保障是“软”性的:各国(特别是美洲国家)对伦敦金融市场的依赖度。人们称欧洲是20世纪之前“世界的银行家”(theworld'sbanker),而伦敦又是欧洲的金融中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旺盛发达的证券市场和银行业。特别是在1870-1871年法国与普鲁士战争摧毁巴黎、法兰克福等欧洲大陆金融中心之后,伦敦更成为拉美国家不可缺失的融资中心。到1890年之前,拉美国家的主要融资手段是借债,而19世纪拉美国家近四分之三的债务融资都来源于英国伦敦。因此,美洲各国都不敢随意侵占英国人在当地的财产,不敢随便没收或伤害英国产权,否则他们会失去伦敦这一最重要的融资途径。  英国的第三种海外产权保护手段是其工业技术优势。正如前面所说,19世纪西欧在拉美等地的直接投资主要以铁路、蒸汽轮船、制造、通讯、电力、矿山还有后来的石油开采等领域为主,而这些在当时又都是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新技术,是拉美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技术。因此,这些技术上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可威慑当地政府或社会,使他们意识到即使没收、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这些财产,他们自己也无法运作。技术上的独特优势可为海外投资提供比较自然的安全保障。  了解当年英国和其他西欧强国的海外财产保护体系,我们能看到中国海外投资不安全的众多方面。第一,中国并无强大的海军,这是自明朝永乐年之后形成的现实。正如下面讲到的,好就好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下即使没有海军也可进行外贸以及海外投资。第二,中国并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相反地,中国自己还得依赖国际金融市场,而不是国际社会依赖中国的。第三,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是廉价、众多的劳动力,而不是独一无二的技术优势。因此,中国似乎不具备这三类威慑力中的任何一种。那么,中国已投和将要投出去的百亿、千亿美元是否存在太多的潜在安全危机呢?  二战后的“没收外国人财产”运动  1914年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英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结束,代之以多极世界秩序。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原来的跨国产权秩序瓦解了,战争中产权保护本身当然已变得次要,乱世之中无法追清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但,即使如此,人们对产权保护的观念还没动摇,比如,剥夺产权是“强盗行为”,应该受到制裁,等等。  到那时,美国已是拉美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并开始取代英国成为跨国产权的主要捍卫者。对传统产权规则的第一次真正挑战发生在1918年。1917年10月革命成功,苏联政权成立,随即于1918年大规模剥夺外国公司在俄罗斯的财产。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都在跟德国作战。因此,尽管美国想召集西方联盟来对苏联系统性没收外国人财产的行为进行军事打击或经济制裁,但由于第一次大战的原因没有成功。尽管当时苏联剥夺外国人产权的行为已违反那时已较成熟的国际法,但却没有受到任何相应的惩罚,这一事件本身也充分曝露国际法的无效性:只有书面条文,但没有相配的位于单个国家之上的国际执法机制。这使人们对国际法在保护跨国产权中能起的作用大失所望。  接下来的挑战是玻利维亚于1937年没收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在当地的财产,墨西哥于1938年大规模没收美国人在那里拥有的土地并剥夺英国与荷兰公司的石油财产。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即,土耳其也大肆剥夺外国投资者产权。看到即将发生的大战,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没能顾及以武力回应或者组织经济制裁,来惩罚这些国家。更何况,美国与墨西哥的经贸关系实在太紧,对其执行经济制裁反而会加重美国从刚结束的经济大萧条中复苏的困难。从这个意义上,美国当时的经济困难也捆住其报复墨西哥的手脚。但是,苏联、玻利维亚、墨西哥与土耳其在大举剥夺外国人产权后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这些事件成为20世纪上半叶极坏的先例,变相鼓励了二战之后遍及世界的没收外国人产权的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美国就开始努力,目的是要结束一战之前以殖民地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着手建立以国际法和规则主导的新秩序,最终目标是使世界各国互相贸易、促进跨国专业分工的升华。美国努力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二战之后还没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其中大多数非洲和亚洲国家都在1945至1965年间独立。另一方面,1945年联合国成立,同年也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IMF),其大致分工是:联合国侧重“立法”和“行政”(虽然联合国决议并没有“国际法”效果),世界银行侧重引导发达国家去发展中国家投资,IMF侧重协调各国货币政策、外汇政策以及帮助解决跨国债务危机。1947年成立WTO的前身—GATT(关税贸易总协议组织)协调外贸关系和解决贸易纠纷。  当然,战后成立的国际架构几乎像“世界政府”,只是有了“立法”和“行政”,却没有强制性的“司法”和“执法”机构。虽然有联合国下的“国际法庭”,但其判决无实质约束力,原因是没有可以超越国家主权去“执法”的国际警察或“合法暴力机构”,这也是跨国产权保护的实质性困难所在。于是,联合国决议更多是一种道德约束,是“希望”各国能遵守,而不是真正的法律规范。  实际上,在各国享有充分主权的状态下,不仅联合国的国际法院无法为跨国产权提供实质性保护,而且在有了联合国之后跨国产权反而遭到比19世纪更大的挑战。原因在于联合国决议的投票机制以及各国的贫富悬殊状况。首先,所有成员国都一国一票,不分经济大小,也不管人口多少。比如,今天联合国的191个成员国中,中国有13亿人,而巴巴多斯只有28万人不到,但在联合国大会中投票权重一样。这对小国公平,却对大国不公。其次,在这191个国家中,发达国家是少数,有跨国投资并且也很在乎海外财产保护的国家更是少数,因此,我们容易想象联合国到底会更趋向通过保护跨国产权的决议,还是反之。这就像拉美国家和印度都有民选代议制政府,但是在拉美国家180年民主历史中老百姓选出的几乎总是要剥夺私人产权的左派政客,使拉美和印度总也走不到“好的”市场经济,私人产权总得不到有效保护。道理很简单,拉美国家里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绝大多数选民是没有财产的穷人,他们当然不会投票给主张保护私人财产的人。  联合国成立后不久,1952年通过第一项“国家自然资源的永久性主权”决议,该决议承认各国有权没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自然资源,但那次决议要求当地政府在没收时提供“公正的”补偿。后来,1962和1966年再次通过决议,把原来的“公正的”补偿修改成“适当”的补偿。197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称:“将外国人掌握的财产国有化”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方式……并且所在国政府有权根据其偏好确定剥夺产权的程序与补偿金额。”该决议并没锁定什么情况下没收外国人产权属合理、什么情况下不合理,只是说如果因没收引发争议,那么只有产权所在国的法院对其有管辖权。最后,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以120个国家支持、10国弃权、6国反对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该宪章进一步限制跨国公司的权利,同时为各国政府没收外国公司产权再开绿灯。  这样,跨国公司可以去别国投资,但是投资建成的财产在相当程度上要被当地政府控制,因为当地政府有权直接或间接通过立法侵蚀外国公司产权,比如提高收入税、增加财产税、限制财产的使用权。这些联合国决议到今天对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意义深远,使中国在非洲、拉美、一些亚洲和东欧国家的投资变得非常不安全。我们昔日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今天可能反过来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  第二次大战之后,联合国基本趋向于限制跨国产权。与此同时,18、19世纪盛行的“武力保护海外产权”这一手段在二战之后也不再是一种被接受的选择。在新的世界秩序下,除了市场本身的力量外,惟一还能起到保护外国人产权作用的国际组织是世界银行和IMF,这两个国际机构的投票权重由成员国的出资高低成比例地确定,出资越多的国家投票权越高。通过世界银行(和IMF)向那些尊重外国产权的国家投资,世行和IMF掌握许多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东西—资本,以此来约束一些政府针对产权的行为,其有效性当然有限,但比没有要好。    什么企业被没收、被谁没收了?  正如前述,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联合国等国际秩序架构确实为第三世界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这种平等的平台不仅鼓励那些还没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一一独立,而且给国家主权概念增加了许多新的具体内容,让各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主权和自主。  这种增加的主权意识也带来严重的负作用,因为这些国家多年受殖民者压迫,新获得的自主使他们一时间释放出大量的“民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具体表现在排斥外国人,剥夺外国公司财产,通过立法限制外国公司的经营范围或对他们实行税率歧视,让他们处处“穿小鞋”。  前面讲到,苏联于1918年大规模没收外国人财产以及二战之前玻利维亚、墨西哥和土耳其大举剥夺外国财产,这些行为都没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接下来在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也大举没收外国公司财产并将其国有化。这些举措再加上前述联合国大会的一系列决议大大鼓舞了其它发展中国家,结果是不管要不要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谁都要先没收外国人的财产再说。  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例,它们的海外投资在1946至1960年间被没收过12回,在1961至1971年间被没收过101回,1972至1973年间被没收过57回。  图2给出自1960至1987年间每年在全世界发生的“没收外国人财产”行动的次数,被没收的外国企业包括美国、西欧等所有国家的。由于得不到详细数据,这些数字中不包括发生在东欧、中国、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本图以及图3至图5的资料均来自美国沃顿商学院的StephenKobrin和德克萨斯州大学的MichaelMinor两教授的研究论文。按照这两位教授的定义,如果任何国家在同一时期没收某个行业中的所有外国公司财产,那么不管在该国的本行中那次被没收的外国公司有多少,那都只算一次“没收”行动。比如说,斯里兰卡于1975年没收了233个外国人拥有的茶庄企业,那总共只计为一次“没收”行动;而1968年秘鲁只剥夺了美国“国际石油公司”一家的财产,那也算一次“没收”行动。  从图2中我们看到,1960年共有6次“没收”行动,1961和1962年各8次,但是1974年有68次,1975年有83次,那年恰恰是在联合国通过《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之后,是整个战后历史中没收外国财产行为达到顶峰的一年。实际上,图2表明,自6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联合国一项项关于自然资源主权的决议的通过,各国的民族主义跟着升温,没收行动也跟着增加。  图3给出每年进行“没收外国人财产”行动的国家数,其中1960至1962年每年有5个国家剥夺外国财产,但在1972年有30个国家,1974年有29个,1975年有28个国家。从那以后,能没收的外国财产在许多国家已基本剥夺完。到1987年,世界各地的没收行动基本停止。  就没收的外国财产的行业分布而言,基本以矿山资源业(含石油)和制造业为主。比如,在1970至1975年这一没收高峰期间,28.6%被没收的外国财产是制造企业,19.6%是石油企业,11.9%是采矿企业,因此石油加矿山企业占了所有被没收的外国企业的31.5%。银行、金融企业占11.9%。剩下的行业见图4。在其它阶段,被没收的外国企业在行业间的分布基本如此。  中国目前的在外投资以石油和资源性行业为首(占总额的48%),其次是制造业(占21%),而这两个行业在二战后又是被所在国剥夺的重灾区,中国的海外投资安全显然不能忽视。实际上,如果我们拿当年在中国的类似排外情绪作为参照,那么我们很容易理解:当本国的矿山、石油或其它资源“被外国人拥有”时,对于那些想找把柄唤起民族主义情绪的政客来说,这些外国人掌握的产权是再好不过的题材了,自然成为当地民族主义的最有效的靶子,百分之百奏效。如果是这样,我们出去收购的产权还真的是潜在最烫手的山芋,不能忘记:跨国之后,在当地人看来我们是“外国人”了。  不同地区之间在“没收”外国产权行为上有何差别呢?图5给出1960至1987年间的所有“没收”行动在拉美、非洲、北非和中东、亚洲国家之间的分布。我们看到,非洲国家占了34.3%,拉美国家占29.6%,中东和北非占18.2%,而这些国家又是中国目前在海外的能源和其他资源投资的主要去向。  在中国目前或将要投资较多的国家中,智利、秘鲁和坦桑尼亚分别“没收”过外国人财产26到35次,印尼、赞比亚和苏丹分别“没收”过15至25次,阿根廷、缅甸、埃及、墨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分别“没收”过5至10次。这些历史应该值得注意。    “没收”完之后又再吸引外资  二战后发起的大规模“没收”外国财产运动,其规模和广度使传统的跨国产权规则只好让步。美国与其它资本输出国在60、70年代不再想法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没收”权力,而是改成要求“公正、合理”的补偿。那时期确立的跨国产权架构基本保留到现在,也是中国今天所面对的架构,惟一的结构性改进是WTO的进一步完善,其它基本与70年代留下的一样。  当然,与70年代最大的不同是实际对外资的需要,是市场力量的表现。40至70年代时,各发展中国家都在赶走外国跨国公司、赶走外资,而今天的局面则正好相反:谁都想通过立法改善本国投资环境,争取吸收最多的外资,在进行“吸收外资”竞赛。那么,过去20年的“大逆转”到底从哪来?  原因实际上很简单,二战之后被没收的外国企业基本都成为本国的国有企业。就像我们所熟悉的,国有企业不可能追求效率,被行政化、官僚化了的国有企业往往成为“亏损中心”,而不是我们在MBA教育中所追求的“利润中心”。因此各国的经历都差不多:没收后国有化了的企业亏损越来越多。为了支付这些国有企业的亏损,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在60、70年代只好大借外债。等到1980年“没收外国财产”运动进入尾声时,许多国家的债务也日益高涨。比如,1986年时,拉美国家的外债与出口值之比平均为3.77比1,也就是,外债是全年商品与服务出口总值的3.77倍。而在非洲国家,其外债平均为出口总值的3.6倍。到了80年代中期,首先是1982年以墨西哥为导火线,引发一场波及拉美的外债危机,使拉美国家的经济于80年代中期进入严重萧条。此外,非洲国家境况也没好多少。没收外国财产之后,除了为腐败官僚提供了更多可供腐败的资源之外,并没给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带来太多好处。在70、80年代,反而是当年没怎么没收外国公司的东南亚国家与地区(新加坡、南韩、泰国、台湾、香港)在飞速增长。  80年代中,拉美与非洲国家的债务危机,计划经济国家的告急,再加上自西欧开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这些都告诉拉美、非洲、东欧、中东和其它亚洲国家:必须重新私有化并努力吸收外资,放弃基于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就这样,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外资的立法和政策修正,放弃了在本国对外资持股量的限制,这些改革发生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摩洛哥、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南非、印尼、俄罗斯、捷克等130多个国家与地区,遍及全球。根据MichaelMinor教授的研究,实际上,过去十几年在许多国家的私有化过程中卖给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公司之中,有许多是当年没收过来的外国企业,这等于走了一整圈又回到原地。  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短短二十几年前发展中国家还在大举赶走外资、没收他们的财产,还在让左倾民族主义大行其道,而今天则完全一百八十度地换了一个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背景下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    跨国产权保护仍然是一种挑战  跟当年的英国相比,今天美国主导并维护的国际产权秩序有以下特点:其一,美国也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包括海军),这能作为威慑,但从二战到现在还没有因为海外产权纠纷而对它国发动战争的。对于保证国际贸易海路畅通,美国军队当然举足轻重。其二,在英帝国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有限,而在今天美国主导的秩序下,特别是有了联合国之后,各国享有的主权达到高峰,这变相削弱了跨国产权的保护。其三,跟当年的英国一样,美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与金融市场,而且由于美国经济本身的规模,它比英国当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高,因此,相对而言,在今天各国间的“吸收外资”竞赛中,美国的市场力量比当年的英国更具威慑力。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各国主权的增加,在同时又没有具有真正强制力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今天的跨国产权保护比100年前还要弱。这就是为什么跟100年前比今天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还相对更低。比如,1913年全球外资总额50%流向当时的发展中国家,46%流向发达国家;而现在全球外资只有15%流向发展中国家,80%流向发达国家。因此,跨国产权保护仍然是一种挑战。    对中国的启示  我们回顾近代世界跨国产权秩序的变迁,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于没有任何跨国投资经验的中国来说,这一历史课还必须得补。以往,我们总是从西方跨国扩张受害者的角度来介绍、理解世界近代史,但是那种视角并没让我们学到如何跨国经营。在今天兴起跨国投资收购热潮之时,这些经验知识又恰恰是最需要的。把资本投出去容易,但是怎么保证投出去后那些财产还是你的,10年、20年后仍然是你的,这些当然很重要。问题是在你的资本投入另一个主权国家之后,中国的权力机构和权威对那个国家的人和权力来说是无效的,因为那个国家也受到主权的保护,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它无法行使权力。在他们侵犯你的财产利益、合约利益时,你当然可去该国的法院起诉。但是,就如我们所熟悉的,发展中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往往都不独立,如果是当地政府侵犯你的利益,那里的法院不会站在你这边;既使是当地企业侵犯你的利益,那里的法院也不一定站在你这边。更何况他们还可“合法地”通过立法侵犯你的利益。  其次,就目前的趋势看,中国会进一步加大在拉美、中东、非洲的资源性投资。以阿根廷为例,其政府近在两年前才赖个一次外债和内债,从前也剥夺过外国公司的财产,至今IMF和外国投资者还在与其谈判解决拖欠的债务问题,这些有经验的外国机构和投资者还在威胁他们:如果阿根廷不尊重产权、不还债,那么它就得不到一分钱的外资。就在此时,中国说“我们愿意投200亿美元!”阿根廷当然喜出望外。可是,对中国来说,在投去这些资本之后,阿根廷对中国还会有什么依赖呢?以前拉美国家基本与中国没什么关系,以后也不会是非中国不可(当然目前他们喜欢中国的资本),尤其是他们现在还尽量把国门对中国商品闭着。中国手中实际上不掌握什么可以制约拉美国家的“杀手锏”或抵押品(collaterals),未来在那里的中国财产就只好靠他们的良心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没有太多实质性约束的环境下,中国还必须增加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方方面面的依赖性,依此来增加中国在那里的财产的安全。  再次,虽然世界各地今天都欢迎外资,今天的国际秩序对中国也最有利,但是从过去的历史中也看到这些都随时可能改变。过去几百年里,单极世界秩序时期跨国产权往往被保护得最好,外贸、经济也最发达;相反地,一旦世界进入多极秩序,跨国产权容易受到挑战,国际贸易也会退缩。  最后,中国企业跨国之后对人材的需要也立即发生变化。以前,整个社会和经济都是内向型的,那时在人材与知识结构上当然也不必太强调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人文与地理,但是对“走出去”的中国来说,以往的教育内容该调整了。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感谢张善鹏给本文提供的帮助。    欢迎大家就产权性质、跨国行为和国家政策进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如果想了解更详细的情况,请自行访问http://www.p5w.net/p5w/fortune/20041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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