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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NIE19]天价医疗费：请大家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新闻回放：据央视新闻调查报道，一位老人在哈尔滨某医院住院67天，花去住院费用1397000多元，平均每天花去两万多！而病人家属又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急用，合计耗资达550万元！这可称得上一项“中国之最”！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的视频：mms://winmedia.cctv.com.cn/xinwendiaocha/2005/11/xinwendiaocha_300_20051123_1.wmv请大家利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产权理论来综合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治理医患关系的具体措施。现上传两篇文章，请各位点评一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政策选择从天价医疗费看医患关系的治理机制[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2417:50:1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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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里的制度经济学
即使你真的想为反复打扮过的历史卸妆，要说清楚中国的事也很难。要在不到40万字里说清楚中国，就更难。这就是吕思勉版《中国通史》（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想做的事。关于中国历史的浩瀚丛书一般分两种版本，一种是几千年中国的帝王将相史，这个长期居于正统；一种是反帝王将相的平民暴力史，这个一度也居正统。吕版《中国通史》作于民国，既未赶上后一种版本的风行，但也没打算承续前一种版本的正朔。他只是把中国发生的种种，分为文化和政治两卷，条列排行。虽然囿于当时著作时的学术氛围，多为应世用命而发，也囿于不可能有个安静的书桌，但是，吕版对中国历史的这种拆分法，天然地具有了某种优势，即脱离风云人物的机缘际会决定中国历史走向这一浅层思维方式，而直抵中国社会运转的核心秘密层——制度。这特别表现在文化卷里。吕版将文化卷细致地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十八篇。尽管其中可以有一些合并同类项，但是，这种分法至少不致使中国社会和经济运转的各个主要轴承有大的遗漏。我们知道，一个共同体的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基本上由以下条件决定：技术——是否具有保证进步的必要条件、地理——内陆和海洋哪个更有营养或威胁、传统——包括主要传统和次要传统、文化精神——包括普遍文化和局部文化，统治者至多是在上述几个主要决定因素的基础上决定侧重点。吕版的十八篇分项，暗合了这一观察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我相信，这种方法的使用如果不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就是这位与陈寅恪、钱穆和陈垣并驾齐驱的史学大师在60多年前就具有某种惊人的学术直觉。这使得他在书中对于解读对象的种种忍不住的议论，至今仍然具有不过时的价值。其中尤为新鲜的是关于中国传统的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梳理。从严格意义上说，至民国初期中国的历朝历代的经济打理，是否够得上命名为“制度”，是很可怀疑或至少是让人踌躇的。一方面，在君权神授而不是君权民授的数千年里，在自然经济占经济总量主要份额之下，并不需要讨论设立制度加以规范管辖；另一方面，从公元初的王莽至公元20世纪初的清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断过创设经济制度的努力。比如，王莽之改天下田为王田，立司市、泉府平衡物价，考虑的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同治中兴后的清后期的洋务运动，则出自深切的外部危机。尽管这些改革都终告失败，但不能否认都是创设经济制度的尝试。再从赋税说，《礼记·王制》中所记载的“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按《周官》的说法，这还是丰年，如果是无收之年，岁赋不过一日。即使在清，康熙50年之后出生的人，也是“永不加赋”，这个直至清亡未变。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除战乱时期，轻税薄赋是基本贯穿始终的。所变化的，不过是从简单的“岁不过三日”，逐渐增加了关、盐等税。多数情况下，税种的增加，与其说是剥削手段的丰富，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因之，从统治者有意的经济制度创设到税赋的基本思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经济形态极为单一和自然的中国社会里，也不是没有制度经济学的，只是这种“学”并没有提高到逻辑思维的层面，而只是一直为历代下意识地所遵守——或许只是被纳入传统道德的逻辑体系中，以一个道德规则的形式存在。那么，从这些规则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平铺直陈的吕版《中国通史》没有提供这些结论，但是提供了素材。其一，以官方为主导者的经济制度创设基本不能成功，从王莽、王安石到李鸿章都是如此。而原因大约与这些改革推动者的个人智慧和政治品德没有太大关联，而与下列因素有关。一是尽管他们组建了改革的高级团队，但是无法凝聚社会共同的改革意识。中国历史上这些著名的经济制度改革，全是官方主导而且在所有环节都是官方意志替代社会共识，最终无一不遭遇社会歧见的反吞而致终结，其结果是，改革原旨固然不能实现，原有的经济秩序因为冲击反遭破坏，最终损伤了生产力。王莽的改革力度为历代最为彻底最为浩大，但失败也最彻底。之后，中国再无同等规模的经济改革。因为之后的改革者无法找到改革的正确切入点、掌握改革的力度火候。其二，局部成功的改革，原因在于私人的而非官方的介入。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李鸿章。李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多项中国第一纪录的创造者，原因在于他用了一些非官方或半官半商的人，如盛世材的加入。他们具有非官方的、更贴近社会的观察视野，因此更容易找到官方意志与社会诉求之间的平衡点，可以做成一些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真正推动改革的人，多出自中国次要传统占主导的近海地区，而非主要传统占主导的内陆地区。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近代以来，近海地区一直得中国风气之先。这种情况持续到现在。其三，税赋基本上在中国历史上处于高度敏感和被重视的地位。其原因大约在于税赋不是在经济体系内，而被纳入了王者的道德系统，而道德系统在中国的传统治理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传统上税赋并没有藏富于民的理念引导，但却得到了某种道德保护而在承平时代不会被侵犯。这在客观上保护了劳力者的利益。实际上，完全可以说，这种税赋观是中国传统制度经济学中最为闪亮的一点。即使在今天也应该有所传承。相对而言，今天对待税赋的态度，并不比传统更慎重，反而因为缺乏适当的制度制约而在有些时候过于表现出急功近利。在所有关于中国经济的观照中，中国的资本精神为什么不能发芽，至少领先欧洲大航海时代百年的航海技术为什么没有带动中国进入殖民发展的光辉时代，始终是两个最大的谜。吕版《中国通史》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思考问题，但是在其经济和政治卷的星散记录中，提供了一些新鲜的启发。资本精神和航海技术的发育，如同中国科技的大发展时期，都集中在宋代。而宋代因为北方民族的挤压，一半以上的时间只能布政于中国南方。在北方威胁无法抗拒、北方资源不能利用的情况下，通过技术发展和对海域的开拓以获取新的经济资源就是必然选择。而到郑和下西洋时创造的光辉，实际上萌荫于宋代的生产和航海技术，而非明朝的发展。明朝因为蒙古的仍然强大而不能再集中于经济、科技和航海的发展。按费正清的话说：“中蒙关系的紧张中断了明朝在其他方面的努力。”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郑和之后，中国的科技和航海时代突然中止——不仅与锁国政策有关。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复杂的地理环境对中国的巨大影响。由此，我们也应该为“地球是平的”而感到庆幸——这一变化中止了地理对中国的负面作用，并足以加深我们对经济一体化重要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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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述评
制度转型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理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从实质上说就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的过程。系统地分析和透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转型问题。 一、什么是制度转型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首先探讨了制度转型的内涵。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主要由国家机构持有生产资料产权的经济制度系统。如何使用和分配这些产权（包括劳力）要由中央、省或地方的政府机构来决定。为了便于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不得不用外在设计的、主要是指令性的制度来取代市民社会中的许多内在制度，从而中央计划代替市场的自发调节”。[1](P505)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由于“竞争性市场的信息机制、缔约自由和私人产权的激励机制”被废除，从而导致社会主义经济“遭受巨大的动态效率损失”，“资本存量下降，经济绩效恶化”。[1](P512)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表明，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因此，所谓制度转型，即意味着“从一种国家或政体被转变或转变为另一种国家和政体”。但是，更为严格地说，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制度转型“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变革，即从以生产资源集体所有制和党政机关控制生产资源的运用为主转变为以私人所有制以及按个人和私人团体的分散决策运用生产资源为主”。[1](P505) 二、制度转型的本质要点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制度转型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互动性变革必须以任何一个大脑都难以完全理解的方式发生。”[1](P523)但是，从制度经济学的立场看，制度转型的目标是要构筑市场制度的基础性条件，因此，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其本质要点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人必须掌握其在民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权，这包括自由出售自己劳力和技能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结社的权利，寻找信息的权利，发表言论的权利和迁徙的权利。自由契约和财产所有权的恢复，意味着也必须使对物质和精神福祉的责任私人化。 第二，以前服从中央计划和政府官员指令的生产组织，必须转变为自主的和自负其责的经济实体，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必须学会自负盈亏。换言之，他们必须学会在严格的预算约束下进行决策。因此，企业必须转变为独立的法人，有缔约自由，包括对所签契约负充分责任。这要求有公司法和商法的支持，也要有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的支持，为此必须培训法官和商业律师。 第三，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政府的作用。“政府存在的根据不是国家宏伟或假想的‘历史铁则’，而是为委托人——公民服务。”[1](P523)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在理论上承认受规则约束的、宪政的和有限的政府这样一项原则，并在实践中巩固它。为此，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控制和可稽查性来抑制根深蒂固的代理人机会主义，法治必须适用于所有的政府主体。否则，“只要政府机构不必为自己的帐单付款且凌驾于法治之上，这些本质要求就会遭到破坏”。[1](P524)但是“制度转型要求坚持政府的保护性职能，……必须建立一个最低社会保障体系来确保起码的结果平等，……这是一种对社会稳定的投资，即使它与形式公正、自由和激励有冲突，也是能够被接受的”。[1](P524)另外，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地区间和派系间的紧张关系，一个坚持职能下属化和竞争性联邦制的多层次政府将表现出独到的优势”。[1](P524) 第四，在国际竞争和要素流动的国际背景下，制度转型过程和实施严格预算约束要想获得理想结果，都需要开放的推动。“出国旅行的自由、了解异国他乡情况的自由、进行国际贸易的自由，都有助于向在不同制度下生活了一、两代的人民传递亟需的知识。同样，必须使国际投资和支付自由化，以开辟发展更优国际劳动分工、转移生产和商务诀窍的机会，并发挥竞争的刺激作用。必须废除货币管制，从而使汇率能够反映世界市场的价格。那样，国内市场将能够受世界价格的引导。”[1](P524)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在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些本质性制度转型实现得比另一些国家更快、更连贯，但常常要面对大众的不满和不利的选举结果。而在另一些国家里，这些本质性变革实现得断断续续，也很不全面，因而“它们的各项制度至少有一部分是矛盾的，决策者们仍在靠有助于模糊市场信号的制度来运转（软预算约束）。而且各项改革有时循一条曲折的路径推进，它误导着私人的协调作用，打击着私人的创造性，有损于生活水平”。[1](P525) 制度转型的本质要点一览表改革领域 制度目标 组织支持普通居民 民事自由、经济自 民法和经济法；私人财 由和政治自由；树 产和私人自主权；民事 立个人责任感 法庭和服从法制的警察企业 同上；决策自主 公司化；私有化；商业规 权；缔约自由；责 范；法庭；会计准则；资 任 本市场；劳力市场；金融 司法和审慎的监督政府 保护法治（受规则 在宪法中界定政府的基 约束的、有限的宪 本任务；缩小政府规模； 政政府）；抑制代 逐步取消补贴；行政法 理人机会主义；职 规；预算改革并建立有 能下属化 效的税收体系；支持（软 件性和硬件性）基础设 施建设和私有化；以稳 定货币为目标的独立中 央银行；将任务转让给 地方政府和地区政府； 独立司法 再分配 实现机会平等的措施； 最低社会保障网；提供 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 但不必定生产公共服务国际经 开放经济 迁徙自由；贸易自由化；济关系 货币可兑换；变动汇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 际货币基金及其它制定 开放性国际交往规则的 机构） 三、制度转型中政府的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没有集体行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型的上述目标就无法实现。“政府的权力必须靠政府的权力来消除。”[1](P525)换句话说，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顺利实现，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为确保面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得以完成，政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政府必须制定并执行民事和商业法律方面的规范，并要使这些法律扎根于一套新宪法中。法庭和警察必须学会实施新的法律，各种政府机构都必须受到监督并变得可加以稽查。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就制度转型的起步而言，这是一项主要的任务。为此，“原先由政府拥有的企业都必须公司化，即必须脱离合为一体的政府部门，变得能够按严格的预算约束追究责任。绝大部分商务活动都必须私有化：以前集体持有的所有权必须以某种方式分别划归个人所有。实现这一重要制度变革的一个途径是向所有公民发放凭证，使公民能够用这样的凭证在拍卖中收购自己选中的政府资产，这些资产包括从房产到大公司和拥有并经营基础设施的共用事业部门的股份”。[1](P526)当私有化逐步完成，取得商业成功所必备的条件被逐渐创造出来之后，政府还必须颁布一部商法和明晰的破产法，以便使缔约自由具有实质内容。此外，为了使私有制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运作并减少欺诈风险，必须有一个严密的司法系统、各种公共登记（土地权、股权等等）和专家监督机构（银行监管和商业标准仲裁等）。 第二，培育和巩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从一般意义上说，巩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制度不一定非要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建立。“考虑到一般西方政府的实际轨迹，注意到西方支撑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大多是长期演化过程的结果，人们可能会对用集体行动建立资本主义提出怀疑。怀疑的程度可能因历史经验、共同的价值观及规范和因国家而异。”[1](P527)但是，对于一个制度转型国家，一个正处于新发展之中的市场经济来讲，政府在培育和支持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等内在制度上可以作出巨大贡献。如政府在限制制度转型过程中高得不成比例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方面，就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因为目标清晰、连贯和有限的集体行动可以提供一些使新规则得以定型的固定基点。而且在全系统体制转换的极端情况下，创设基本制度“蛛网”，政府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这一点在信用和银行业，以及提供旨在避免银行崩溃和商业欺诈的遵循谨慎原则的监管方面似乎尤为紧迫。形成金融秩序方面的滞后代价极其昂贵，因为货币和信用取决于可信赖的制度，且在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起着核心作用。”[1](P527) 第三，变革庞大的官僚组织为制度转型提供上层建筑的保护。制度转型必须变革拥有巨大权力的庞大的官僚组织，这不仅可以削减政府加给私有经济的成本，而且可以克服有组织官僚压力集团对改革的抵抗，这样的压力集团的切身利益会使无所不在的干预延续下去。为此，必须将与企业中所用准则相似的稽查准则导入政府。不仅要导入收入——支出预算，还需要为审查公共资产和负债上的重大变化而导入政府的资产负债平衡表，它能反映出经过独立评估的资产、负债及未来的或有事项。“这种信息有助于判断何种行为是有益的，何种行为造成了损失。得自私有化的收入决不能被当作可用于资助新的日常开支的财政收入，因为私有化仅仅是对产权的重新安排。一个主要目标是要确定最小政府的各项任务，以及如何实施这些任务，如何设计有效的、基础广泛的税种来为这些任务筹集资金。当税收远远少于支出时，就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失灵。”[1](P528)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指出，如果转换中的政府能力极其有限，且缺乏经济核算和协调方面的经验，就不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全部基础设施硬件。“私人生产者，即刚被私有化的公用事业的所有者或公域基础结构中的新投资者，就有理由像在电力供应、供水、道路、大型运输和通讯这类公域服务的供给上，直接进入由私人生产者提供竞争性供给的安排。”[1](P528) 第四，建立双层银行系统确保货币稳定。在创建新秩序的过程中，一个核心性的集体任务是确保稳定的货币。因为“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许许多多变量发生着变化，这时，必须将市场价格作为信号传送出去，以尽可能清晰地反映变化的稀缺性和各种机会。相对价格变化不应被难以解释的通货膨胀的干扰所掩盖。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个人和厂商所面临的信息问题都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所面对的问题”。[1](P528)而提供稳定货币的任务，要求建立一种双层银行系统：第一层包括一个中央银行，它监督商业银行的信用标准，而其本身并不介入第二层的私人银行业务。因此，建立强大而独立的中央银行是一项必须的制度和组织改革。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上述这些政府作用的发挥对于制度转型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些都是一些使人气馁的任务，它们对缺乏经验的议员、政治领袖和行政官员要求极高。它们的艰巨性决定了议会和政府必须专注于普适性基本规则和少数简单组织。精简人们所必须从事的协调工作和信息收集活动是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1](P529)这意味着，政府要放弃具体的干预和再分配政策。只有这样，产权和有效市场才会出现，新秩序才会自发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而这一切只有在市场信号和产权不受干预的条件下才会出现。”[1](P529) 四、制度转型的方式 制度转型难免使过去熟悉的调节手段失效，旧的制度——尽管与市场体制相比是无效的——被扫除了，新的制度系统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无论如何，“新体制站稳脚跟并产生更卓越结果的速度取决于制度变革的明确性、连贯性和速度”。[1](P531)而这无疑与制度转型的方式紧密关联。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转型方式有两种基本类型：激进式和渐进式。激进式制度转型又称“休克疗法”或“大爆炸”。它是一次性的全面制度变革，试图通过紧缩货币，放开价格，全面推进私有化，在短期内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激进式制度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1)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取消优惠贷款；(2)消除预算赤字，减少对企业和价格的补贴；(3)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4)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5)取消和减少政府对涉外经济活动的各种限制，实行涉外经济活动的自由化；(6)全面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引入新的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7)引入新的银行制度，实行银行的商业化；(8)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9)更新民法体系，建立新的法规制度；(10)分步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 渐进式制度转型是指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采取累积性的边际演进的制度转换模式。因此渐进式制度转型也称分阶段改革，它强调经济制度变革可以分阶段逐步推进，最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式制度转型的基本过程可以概括为：(1)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进行具有地方特色的实验，到成功的案例不断涌现时，则推广扩大这些实验；(2)在农业这样一些受计划经济压抑最重的部门首先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3)在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经验后，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逐步推进所有制、价格制度、市场体系、国有企业管理、金融体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很重要的一点是，制度转型到底应以‘大爆炸’的方式还是以渐进的方式来进行，既有的经济系统的演化经验在这一问题上提供不了指导”。[1](P530)但是从理论上说，“即使在短期内会使预期不稳定，即使存在着政治抵制，迅速、连贯、全面地转向新规则（大爆炸）仍具有相当的战略优势。”[1](P530)因为，一旦旧体制完全失去信任，则迅速地转向新的规则并使所有方面同时发生变化就会很有利。缓慢的改革只能让新旧寻租联盟有时间给进一步改革制造障碍。缓慢的改革还使相对价格扭曲，因为有的部门放开了，而其他部门仍落在后面。“子系统的互不兼容永远是不稳定和协调中效率损失的根源。”“可以证明，与犹犹豫豫的渐进论相比，在对连贯而预先主动的配套改革作出反应时，旧利益集团的声音会较少听到。如果新制度是简单的，普适性的，且基本上是禁令性的，就较易于被学会和采用。”[1](P530)当然，进行这样一场干净彻底的转换需要有一个愿意且有能力如此做的政府，而这又进一步要求有一套新的政治系统，它足够团结并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在相当多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一条件并未得到满足。在那种情况下，要想驾驭一个连贯的制度转型过程变得完全不可能。制度转型的代价将相应上升，持续时间也相应更长”。[1](P531) 在制度转型方式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比较了中国、苏联、东欧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中国是渐进式制度转型的典型。从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业非集体化，到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决定将许多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转让这些企业，20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国已经发生且仍在发生着重要的制度变革，“这些制度变化伴随着惊人的经济增长（1979-1997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9.4%，增长了5倍），改革后的制度不仅调动了大量资本投资，而且对提高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生产率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显示出恰当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1](P516)但因其变革的渐进性，“新兴的市场系统没有得到保护性国家和连贯、稳定的制度的充分支持”，“拥有政治权势的党员在看到经济成功时对产权提出腐败性索求”，更为严重的是“产权界定不清；难以作出可靠的承诺；市场契约经常可以不执行；法律和规章常常是不透明和任意的”。[1](P517) 如果说，中国渐进式的制度转型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那么，对于同属激进式制度转型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则有着不同的制度转型绩效。东欧各国在对控管劳工、金融、资本及产品市场的各项制度实施了系统性的变革，并辅之以贸易和货币的自由化，以及对政府所拥有的产业进行了私有化后，通货膨胀逐步回落，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被削减，外资受到吸引。因此，在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结束后约6-8年，“它们走上了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这些国家看上去都渡过了转型的难关”。[1](P541)而在苏联，虽然计划经济制度系统失败了，但在它终结的同时，并没有在共同的、可预见的有序化制度方面出现明显的萌芽，这导致俄国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其程度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大萧条。可以预见“在俄罗斯，确定的普适制度的演化将假以时日，而这样的经验则有望成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份反面教材”。[1](P539) 五、制度转型理论评析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转型理论分析了制度转型的内涵和本质，政府在制度转型中的作用以及制度转型的方式。不难看出，制度转型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其中所隐含的具有西方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一些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又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首先，制度转型理论关于制度转型本质的分析，指出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制度变革所应完成的制度改革目标。可以说，如果居民没有民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没有个人责任感；企业没有决策自主权，没有缔约自由和受严格的硬预算约束；政府的行为边界不受规则约束，不能抑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实行开放经济，不能加入制定开放性国际交往规则的机构，那么就很难说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成功，市场也就不可能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机制。只有完成了这些方面的制度变革，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说是完成了基本的制度转型。 其次，制度转型理论关于政府在制度转型中的作用分析，指出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主义，实现经济制度变革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由于计划经济是由一套互为条件、互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构成的，而且政府是维持和推动这一整套制度安排运转的最重要主体（力量），因此，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果政府不能在这一制度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很难想像，没有政府制定并监督实施保证市场机制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法律制度；没有政府有效培育和巩固市场运行的载体——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没有政府权力对官僚机构的改革；没有政府通过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确保货币的稳定，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在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中得以建立健全。 再次，制度转型理论关于制度转型方式的分析，指出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经济制度变革具有不同的路径选择。虽然既有的经济系统的演化经验，不能提供制度转型究竟应以激进的方式还是渐进的方式进行，但是不论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制度转型，两者都应该注意到，制度转型得以完成是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的，而且两种制度转型方式都需要付出代价。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在肯定新制度经济学制度转型理论合理性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它的局限性：(1)制度转型理论把私有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制度变革最重要的途径，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在我国，国有经济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既没有如此强大的私有经济能对此进行收购，也没有全面私有化的可行性。因为任何制度变革都必须是在改革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有现实意义，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成本将非常巨大，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大震荡，并将经济拖入衰退的低谷，这已有苏联为证。而通过向公民发放凭证，在拍卖中选购政府资产，这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更为重要的是，全面私有化不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要求。(2)将与企业中所用准则相似的稽查准则导入政府，对于改革官僚机构、提高政府的绩效、降低政府运作成本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如果忽视企业与政府在根本目标上的区别，盲目采用企业的管理方法，无疑是不妥的。(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渐进式制度转型的成功经验表明，从理论上并不能说明激进式制度转型具有相当大的战略优势。实际上“学习大都是渐进的，如果变革是演化性的，就更易于被建设性地吸收”。[1](P530)当然，对于渐进式制度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重视。(4)废除货币管制，实行贸易自由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应该根据现实的情况谨慎从事，否则有可能欲速则不达。来源：http://www.eqlw.com/content/314/318/1029.htm[此贴子已经被随机漫步于2006-3-2719:39:4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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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上、下（约翰·康芒斯）
《制度经济学》简评《制度经济学》是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1862—1945年）的主要著作之一。除了这部著作，他还写了《财富的分配》（1893年）、《美国产业社会史料》（1910年）《美国劳工史》（1918年）、《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年）及《集体行动经济学》等书。《制度经济学》集中地反映了康芒斯公开地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错误思想，是制度学派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制度学派出现在二十世纪初叶的美国。这时美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上已占首位，并且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同时，正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矛盾表现得最为露骨，工人运动日益展开。为了欺骗人民，垄断资本家需要为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粉饰，并寻找医治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制度学派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庚芒斯和制度学派的其他代表一样，认为“制度”乃是经济制度进化的动力。按照他的解释，“制度”就是所谓“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本书第81页），而集体行动牵扯的范围很广，种类也是五花八门的，其中包括“无组织的习俗”，也包括家庭股份公司、同业协会等等，最主要的则是法制。康芒斯特别强调法律制度对于经济制度的变化所起的作用。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归功于法院：法院保证了资产阶级法制的胜利，破坏了封建社会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管理的资本主义”（他有时称之为“合理的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管理的资本主义”，也是由于法制的作用，由于国家法律加强了对于私人企业活动的干预。这就是他所谓的“法制居先于经济”的论断。康芒斯提出这种“理论”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他企图证明：资本主义既然是法制所促成的经济制度进化的结果，因此它也就是一种永恒的自然的社会形态，这个制度所暴露出来的缺点，通过法律对私人企业的干涉就可以克服，不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例如，他认为美国1848年的公司法“消除”了旧的经济制度的缺点，从而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缺点”则受到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它是在工人群众和小农场主的压力下通过的）的最有效的“限制”。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出了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解散了垄断资本家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的事例。我们知道，法制是一种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改变引起法制方面相应的变化。资产阶级法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为这个基础服务的。垄断资产阶级之所以创立他们的法律这一上层建筑，正是要用它来为垄断资本服务。美国最高法院是和立法机关密切地配合起来，一致拑制和压迫人民的。不可能设想资产阶级法制，不去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反来限制垄断资本组织。上层建筑对于社会发展可以起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或者是促进基础的发展或者是阻碍它的发展，不管是什么结果，归根结底，法制这种上层建筑是决定于经济基础的。康芒斯宣扬反托拉斯法的作用是经不起事实对证的。反托拉斯法颁布后，仅仅十年，美国的托拉斯组织就比颁布前的三十年增加了五倍多。美国最高法院即使偶尔判决一个公司连犯了反托拉斯法，顶多不过判处五千美元的罚款，这对任何一个大公司说来都算不了什么（美国通用公司一年的纯利即达十亿美元）。至于康芒斯举出的法院解散美孚石油公司案，更是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个托拉斯不过在表面上分散了一下，变成三十四个分公司，实际上各公司的股票照旧由洛克菲勒控制。由此可见，美国反托拉斯法并没有妨碍垄断资本的发展。至于康芒斯说资产阶级法制的作用使资本主义变成了“管理的”或者“合理的”，更是无稽之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一样，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它的经济发展因而必然具有自发性，资产阶级国家，法制决不可能改变这种自发性。事实上，由于垄断组织和金融寡头利用国家机器大规模地横征暴敛，实行积累，一方面使生产社会化进一步提高了，另一方面却使资本主义矛盾进一步加深和尖锐化了，从而资本主义生产无**状态和经济危机也进一步加剧了。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发生作用的一种客观的经济规律。康芒斯说什么法律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可以调节的经济制度，只不过是想掩盖垄断资本的实质。“阶级利益调和论”是康芒斯的“法制居先于经济”的理论的核心。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对立极其明显，康芒斯被迫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利益的冲突”，但是他认为借助于各种措施，首先是国家法制，各种不同的利益可以得到调和。康芒斯认为社会关系包括三层，一是冲突，二是依赖，三是秩序。“在每一件经济的交易里，总有一种交易的冲突，因为每个参加者总想尽可能的取多予少，然而每个人只有依赖别人……才能生存或成功。因此他们必须建成一种实际可行的协议。由于这种协议不是完全可能自愿地做到，就总得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强制来判断纠纷。”（本书第138页）康芒斯的意思是，虽然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冲突，但他们也相互依赖、相互维系。冲突、依赖互相制约，社会秩序赖以维持。这三大因素通过“交易结合在一起”（本书第5页）。所以，他承认只有可以调和的“交易”冲突。没有什么对抗性的矛盾。“交易”中的冲突可以通过“公正”的仲裁人进行和平的调节，而调节一切“交易”冲突的“公正”仲裁人，他认为就是资产阶级国家（首先是法院）。康芒斯的这种论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数事实说明了这样一点，法院是维护垄断资本利益的工具，“法院调节利益冲突”是使垄断组织的巨额利润合法化的同义语，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国家和垄断组织结合在一起，为垄断组织攫取最大利润的一种手段。康芒斯甚至认为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也不存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他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学解释出发，把经济关系的本质归结为法律上所有权的“交易”，把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也说成是具有平等权利的缔约双方的法律上的“交易”。按照他的说法，“社会里所有的不是一个阶级，或两个阶级，而是许多阶级”（本书下册第563页），许多集团，许多由各种“交易”构成的有机机构。这种有机机构是每个企业的基础，它把该企业的全体人员，特别是劳动者和资本家团结起来。这样一来，他就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某本阶级，“溶化”到各种有机机构中去，一笔抹煞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意义。为了掩盖垄断资本的矛盾，康芒斯还不遗余力地歌颂和粉饰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硬说现代的资本主义同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它能够“免除”过去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缺点”和矛盾。他说美国的法律已使资本的所有权分散。“这种所有权的扩大，可以称为投资者的好感的扩大，它使千百万的美国人对于保存资本主义感到兴趣，……美国已由‘个人主义’变成公司主义，私人财产变成法人财产。”（本书下册第564、572页）谎言掩盖不了事实，发行小额股票不过是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办法，是垄断资产阶《制度经济学》简评级欺骗、分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种策略，阶级斗争决不会象康芒斯所期望的那样，由于少数工人持有少数小额股票而消灭。他还说，随着公司的发展，不但在所有权方面产生了分散现象，而且在垄断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还发生了什么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象。他说：“美国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力量是人们可以白手起家，从最低的地位升到最高的地位。……最低级的计日的散工，出身于最穷的家庭，可以成为工头、厂长、总经理，然后董事长。……公司的行政首长，尽管他自己不是一个股份所有人，却能对那傀儡董事会发号施令。”（本书下册第573—574页）这种论调也是错误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寄生阶段的产物，而不是康芒斯所说的什么社会分工的结果，经理则不过是握有控制数股票的股东所任命的代理人，资本主义决不会因经理代行资本家的命令，而有丝毫的改变。由于制度学派对美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现在的“人民资本主义”鼓吹者还在重弹它的某些旧调，商务印书馆把康芒斯的这一本书翻译出来，供学术界研究参考，是有意义的。王运成196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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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缘起和发展脉络
南开大学段文彬教授新制度主义不仅主要借助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揭示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且还说明了制度本身的演化或变迁的内在规律和机制。制度变迁理论把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引入了主流经济学，将历史和制度的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整合，对历史上的许多经济现象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由于制度因素的特殊性（例如即使是交易成本都难以衡量），新制度主义的大量研究仍只能采用经验分析，许多理论很难进行定量分析和模型化。不仅如此，在一个制度相对稳定的社会中，很难想象制度分析的地位会有多高；相反，在制度正发生变迁的国家或地区，制度分析就显得重要了。同时，相对于短期的经济运行而言，分析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制度因素则因其不可或缺而更需要纳入新古典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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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想法，请指教]制度经济学需要纳入的内容
大家知道，交易成本和产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两大理论基石，制度理论的分析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降低交易成本成为一切制度安排的根本的目的和主要驱动力，这在理论体系上可行，但对现实却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本人一直在思考，在交易成本的节约背后所隐藏的更为本质的东西，认为那就是利益。理由有三：利益驱动是人们进行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因；利益冲突是一切制度设立的起源；利益相对（或动态）均衡是制度维护的根本目和社会正常发展的常态。所以，我觉得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不应将利益分析排在体系之外。不但如此，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同很多相关学科，如管理学、法理学、伦理学、组织行为学、信息经济学等都有着一些重叠，在研究时不应带有门户之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才是理性的选择。小弟是初学者，以上是自己学习中的一点心得，不妥之处请多多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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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书《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哪位大虾有弗罗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特征 第一，时间不可逆。时间不可逆反映了演化理论的重要信念：演化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的，历史至关重要，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 第二，非最优和非目的论。这种信念强调虽然个人行为是有目的的，但由于不确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以目的论方式展开的过程，演化过程没有必要趋于有效率的和最优的结果。 第三，共同演化。“可持续发展”所反映的即是这种思想的转变：人类与生物、自然环境的共生演进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 演化经济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的Nelson教授 亚当•斯密与演化经济学理论思路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时，也是市场经济开始在英国出现，以及技术进步开始加速的时期。 技术与制度共同演进 “自此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快速地改善，社会的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技术进步和市场的完善共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制度[分工]——生产力水平——机器[技术]——制度[分工]——生产力水平 “在他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用制针业作为例子，说明了专业化劳动分工在提高生产率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专业化引起了一些机器的出现，这些机械又加速了专业化分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这其中，科学家观察世界中的各种事物，并给予解释，科学对于技术进步以及机器的出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专业化分工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加速了专业化分工，这些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我们可以说，亚当•斯密正是用演化的动态的方法来看待经济增长。 动态竞争与价格 “由于存在很多企业相互竞争，市场似乎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了产品以及生产要素的价格，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这里的竞争不是静态的企业的竞争，是一个动态的竞争，价格也是在动态的竞争之中形成。所以，一方面，当研究价格时，你应该把别的东西看成相对稳定的事物；另一方面，在研究经济发展时，你应该用用演化的方法来看待它。 向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回归 一个学科在成熟的过程中，很容易就像物理学那样，用正规的和严谨的模型来抽象表达这一学科的理论。经济学也是这样，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以价格理论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成为了正统的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是一种静态的方法。而演化经济学所作的工作就是回归到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以便更好地理解经济变迁以及经济发展。 静态的价格与动态的价格 如果你对微观经济学有所了解，你就会知道微观经济学中的竞争是大量的企业以及大量的行业之间的竞争，一个产品的价格就是这个产品的边际成本。但是如果你观察医药行业以及化工行业，你就会发现这些行业的发展是动态的，新的产品诞生以及老的产品被淘汰。微观经济学中的静态的竞争无法真实地描述这里的竞争，这里的竞争不仅仅包括各公司之间静态的竞争，还包括新老产品交替的动态竞争。在很多情形下，动态的竞争比静态的竞争更加重要，它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关系更加密切。此时企业的竞争手段不仅仅包括价格，还包括产品策略，这时一个产品的价格就不再是他的边际成本。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演化经济学就是要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以便更好地了解技术进步以及行业和产品的变迁，理解创新发生的过程，更好地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微观经济学的严谨提出反对意见，相反，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也构造了大量的模型，希望能够更加清楚地表述我的思想。我在1992年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构造了许多演化模型。但是，我并不只是静态地看待这些演化模型，而是把它们放在整个社会的变迁之中研究经济学问题。观察企业是如何进行竞争的，以及创新是如何发生的等等。 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 经济学中的演化模型与生物学的演化模型有类似之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企业，有的企业诞生，有的企业被淘汰，能够获得利润的企业不断壮大，获利能力小甚至亏损的企业将会逐渐地被淘汰。经济学中的演化与生物学的演化也有很大的不同。生物演化依赖的是基因的逐渐变化，而经济演化有赖于企业的创新以及相互模仿，这里牵扯到如何进行创新以及如何模仿的问题，经济演化好像要比生物演化更加复杂一些。 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前沿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问题，如何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 生物基因是朝着有利于其生存的方向演化，也就是有目的性。但是在企业中，虽然经理人员的决策有其目的性，但是职工的创新往往是无目的的。比如说在一个飞机制造企业中，里面有大量的工人与研究人员，他们大部分通晓物理的一般规律，但是只参与制造飞机的极少的一部分工作，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每一个创新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新的飞机可能不是那个专门负责飞机设计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而是由别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作为创新的直接参与者，工程师不大能够预测到这个产业将来的发展方向在哪儿，将来会产生哪些新的产业。这也是对演化经济学的最大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制度方面的挑战。 在演化经济学中研究创新以及技术变迁时，不能够忽略到制度对技术变迁以及创新的影响。如果你考察半导体产业以及别的一些产业，你会发现制度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正是大量的公共投资才导致了半导体业的快速发展。所以，演化经济学应该考虑到ZF采取的政策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演化和技术变迁造成的影响。 企业更新替代的竞争 我还认为企业采取的产品更新替代的竞争要比企业之间静态的竞争更加重要，这有助于理解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长期变迁。 演化经济学的术语 近年来均衡经济学的基础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我们的经验与理论工作发现,Frisch噪声驱动振子模型无法产生持续经济波动,Lucas的理性预期与微观基础模型无法解释观察到的宏观涨落幅度,布朗运动和随机游走模型无法解释市场的持续涨落.亚当斯密的两个理论互相矛盾. 我们对宏观和股市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经济周期可以更好地用生灭过程与色混沌机制描写.经济结构是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非线性效用函数可以刻画多稳态与非线性供求曲线.非线性演化动力学与演化博弈论可能提供经济动力学统一理论的理论框架.复杂系统科学可以理解稳定性与复杂性之间的消长关系(trade-off).经济结构的演化可以用非稳态时频分析直接观察与诊断.非线性非均衡现象的研究将引起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变革。 演化经济学前史 回顾历史，德国演化经济学家魏特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两个不同的学科几乎同时发生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一个是自然科学当中著名的“达尔文革命”，另一个则是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这种巧合确实是对历史的讽刺，因为不可能再有比这两种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更对立的了，边际革命所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现在是否到了逆转这种趋势的历史时期？魏特的回答是，目前的经济学确实需要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实际上，早在1898年，凡伯伦就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 马歇尔也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 然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却历经坎坷，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已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遗忘。 只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演化经济学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注意。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八木纪一郎认为，如果以演化思想为基础的经济学重建算是科学革命的话，那末，这种科学革命就是被推迟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才又重新开始的。 演化经济学史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载《学术月刊》，2002.12 【内容提要】“新奇”是划分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标准，它否定了所谓“新古典演化经济学”的提法。按照这个标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是由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所构成。本文认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四大流派所承继的传统近二十年来已发生了很大的嬗变，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就为我们的创造性综合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而目前的这四大流派基本上仍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着，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片面性，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奇/现代流派/创造性综合 以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现代演化经济学已诞生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间，演化经济学经历了强有力的复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目前，系统地整理演化经济学已有成果的时机业已成熟。 一、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标准之争 目前，演化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正如霍奇逊所指出的，在当代经济学中，许多经济学分支和流派都声称他们的方法是“演化的”，这包括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进化博弈论和“桑塔费”（注：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9页。）复杂理论等。在演化经济学领域中，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法国“调节”学派也自称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流派。1998年，BobJessop在一篇回顾性质的论文中，开篇就指出，“大约二十年间，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复苏中，更一般地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调节方法得到了喝彩”（注：Jessop,B.,TwentyYearsofTheRegulationApproach,SociologyDepartment,LancasterUniversity,2001.Source:http://www.com.lancs.ac.uk/sociology.）。更值得注意的是，Gowdy（注：Gowdy,J.,Topicsinevolutionaryeconomics,Spring2001,lgowdy＠ol.com.）提出了以阿尔奇安、费里德曼和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这种观念。对于那些把演化经济学看做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家来说，“演化”这个概念在使用上的混乱无疑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正如生物学家莫诺在一次讲演中所指出的，演化理论（另）一个奇怪的方面是每个人都认为他理解了它。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试图对演化经济学加以定义，并在90年代中期导致了演化经济学的划分标准之争。 1995年9月，在荷兰举行的“比利时—荷兰后凯恩斯研究协会”第十六届年会上，霍奇逊和维诺曼就演化经济学的划分标准问题展开了争论。霍奇逊指出，演化经济学家们典型地被他们的智力史所迷惑，如纳尔逊和温特在他们的著作(1982)中忽视了凡勃伦开拓性的工作，虽然他们现在纠正了这个过失。但在霍奇逊1993年出版了演化经济学思想史的著作《经济学与演化》之后，Langlois（注：Langlois,R.N.,Everett,M.J.,WhatIsEvolutionaryEconomics?inMagnusson,L.(ed),EvolutionaryandNeoSchumpeterianApproachestoEconomics,Kluwer,1994.）等在他们涉及学科历史的论文中仍在忽视凡勃伦。为了弄清“演化”概念的含义并认真考虑这个概念的历史，霍奇逊1993年曾按照“系统发生论”和“个体发生论”的标准对使用演化方法的经济学家进行分类（注：Hodgson,G.M.,EconomicsandEvolution,PolityPress,1993.）。在这次会议上，他又提出了另一套分类的四个标准，这就是：(1)本体论标准，是否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是否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2)方法论标准，是否采用简化论的做法。由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简化论的主要表现，所以，简化论与否也就是是否强调在个体之上存在着突现的制度等结构特征。(3)时间标准，在承认渐变的同时，是否考虑突变的重要作用。(4)隐喻标准，是否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或者是否反对主流经济学的机械隐喻。从这个标准出发，霍奇逊认为，只有凡勃伦、康芒斯、罗金、纳尔逊、温特、霍布斯甚至凯恩斯等包括在内（注：Hodgson,G.M.,EconomicsandEvolutionandtheEvolutionofEconomics,inReijnders,J.(ed),EconomicsandEvolution,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7.）。 与霍奇逊对演化经济学严格划界的做法相反，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限制聚集在其旗帜下的经济学流派的数目，他反对把演化经济学看做是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任何东西相对抗的这种看法。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对“正统经济学”中的“演化经济学先驱”进行了考察，这包括“（新）奥地利学派”（注：笔者并不同意把“（新）奥地利学派”列入“正统经济学”的范围，因为长期以来它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者。）、“社会生物学家”和“芝加哥经济学家”。在“正统经济学”的这三个分支中，只有“（新）奥地利学派”致力于替代新古典经济学，其他两个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捍卫者。其中，“芝加哥经济学家”就是指Gowdy提到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奇安等，这些“芝加哥经济学家”运用“自然选择”的生物学理论，论证了经济演化过程可以产生新古典的结果。维诺曼指出，用自然选择论证理性决策决不是与进化生物学相异的，费里德曼对新古典行为假定的“仿佛”理解反映在社会生物学家道金斯有关论述中（注：Vromen,J.J.,EvolutionaryEconomics:Precursors,ParadigmaticPropositions,PuzzlesandProspects,inReijnders,J.(ed),EconomicsandEvolution,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7,p.46.），“芝加哥经济学家”的论述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与演化经济学相异的。因此，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排除新古典经济学，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新古典演化经济学的存在。他最后的结论是，演化经济学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把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被看做是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其特例。按照维诺曼的这种看法，演化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的关系犹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与牛顿力学的关系。所以，按照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维诺曼也应该承认，演化经济学仍可以被看做是经济学的“范式革命”。笔者认为，维诺曼论文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经济思想发展的包容性和某种连续性，反对用经济演化理论完全替代新古典经济学。 然而，新古典传统的“芝加哥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的演化经济学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定义演化经济学。笔者认为，魏特的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注：转引自Hodgson,G.M.,EconomicsandtheReturntoMecca:theRecognitionofNoveltyandEmergence,StructuralChangeandEconomicDynamics,8,1997,p.406.）。福斯指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和魏特等所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就是已存结构的转变和新奇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但新古典经济学是与此不同的。我们知道，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个人的创造性和选择，它是人类有目的行为的结果。如果存在真正的选择，社会个体相互之间在偏好上必须是非同质的，个人偏好也必须是可变的。而新古典经济学所讲述的是一个在给定偏好和目标约束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行为已经预先机械式地被决定了。我们不难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为什么要把这种新古典行为讽刺为“理性傻瓜”。新古典经济学是自相矛盾的，虽然它自称为“选择的科学”，但实际上有目的的行为和选择在其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它无法容纳个人的创造性和新奇行为。因此，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其本体论假设上的不同，当演化经济学对世界持有新奇和变异不断突现的开放宇宙观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如理性最优和代表性行为者就从根本上排除了新奇和变异不断突现的开放性过程。简言之，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其理论体系能否抓住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 按照新奇这个本体论标准，芝加哥经济学家就必须被排除在演化经济学之外。阿尔奇安在其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指出，最大化行为没有必要用行为者的动机来论证，而是“进化”的竞争力量将使接近于最大化模型所预测的企业生存下来。在阿尔奇安看来，我们不需要关心企业的动机以及他们如何决策，他认为这与解释“自然选择”的竞争过程无关。因此，阿尔奇安虽然指出了把标准的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不确定性情况时所存在的困难，但他明显地看低了有目的行为这个概念的理论地位。对费里德曼来说，虽然明显地独立于阿尔奇安，但他在其经典论文《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也求助于“自然选择”论证了以下两个论点：第一，市场竞争倾向于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生存下来；第二，最有效率企业的行为“仿佛”是在使其利润最大化，无论他们是否有意这样做。贝克尔更是相信用“自然选择”论证最优化模型的正确性，以至于他后来声称，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唯一基础。然而，正如罗斯彼所指出的，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人暗示过经济学家们应该研究一下选择过程的发生所需要的条件，据此，罗斯彼对这三位经济学家拙劣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系统的批评（注：Loasby,B.J.,SelectionProcessesinEconomics,inDopfer,K.(ed),EvolutionaryEconomics:ProgramandScope,KluwerAcademicPublishers,2001.）。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早已指出，芝加哥经济学家运用“自然选择”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捍卫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维诺曼等所提出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这种观念是不能成立的，它混淆了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性分歧。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 现在看来，霍奇逊和维诺曼之间的演化经济学划分标准之争并没有解决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问题。笔者虽不赞同维诺曼把演化经济学扩大到它所反对的新古典经济学上，但也不同意霍奇逊过于严格的划界办法，因为按照霍奇逊的标准，我们不仅难于理解熊彼特与“新熊彼特”的关系，而且也排除了奥地利学派对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所提供的不可或缺的重大思想。事实上，在维诺曼提出异议后，霍奇逊在其编辑的《演化经济学的基础(1890-1973)》(1998)一书中只强调了新奇和非简化论的标准，他把遵奉凡勃伦、熊彼特和哈耶克传统的经济学家包括在其中，从而扩大了入选的范围，但仍排除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而且，霍奇逊这本书并未考虑到1973年以后的发展。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是对各流派的批判性吸收，它不应要求各流派完全符合创造性综合所要达成的目标，因此，新奇作为必要条件就足以成为区分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标准了。按照这个标准，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主要是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所构成。 （一）以霍奇逊为代表的继承凡勃伦传统的老或后制度学派。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凡勃伦在1898年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中提出的，在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制度经济学就等价于演化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一般地也倾向把演化经济学等同于凡勃伦传统的老制度学派。作为老制度学派的鼻祖，凡勃伦深受当时达尔文革命的影响，他对前达尔文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至今看来仍是非常强有力的批判，强调经济学应以“制度”或“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个学派与新制度学派在研究纲领上是相当不同的，近十几年来得到了较强的复兴，它早于新制度学派一个世纪就提出了目前后者在新研究方向上所设定的问题。该学派1965年在美国成立演化经济学学会，1967年开始出版会刊《经济问题杂志》，从1970年开始颁发“凡勃伦—康芒斯奖”。1989年该学派在欧洲成立由霍奇逊任秘书长的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1999年，霍奇逊开始编辑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新视野》丛书，2000年在赫福德郡大学成立研究中心。 （二）在演化经济学的复苏或现代发展中，熊彼特成为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继承其传统的经济学家自称为“新熊彼特”学派。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新熊彼特的”这一名词是我们整个分析方法的适当名称，正像“演化的”一词一样适当。为了成为“新熊彼特”学派，我们才成为演化的理论家，因为演化的思想为我们详细说明和正规表述熊彼特看法提供了一种可以工作的分析方法（注：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页。）。新奇是熊彼特理论的重要本体论预设，他把创新看做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了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新熊彼特”学派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传统，做了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并以研究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等而闻名。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学派就对网络经济和信息革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该学派1986年成立国际熊彼特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颁发“熊彼特奖”并出版会议论文集。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桑塔费经济学家布赖恩•阿瑟1990年获“熊彼特奖”的论文1998年已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并由笔者撰文加以评论。老资格的罗斯彼和年仅28岁的Potts获2000年“熊彼特奖”，后者的著作试图为异端经济学的所有传统和流派提供统一的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基础。“新熊彼特”学派目前在研究风格上已形成了两种相当不同的分支文献：更形式化建模的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和描述性的创新体系理论，后者的形成还受到德国历史学派和老制度学派重要的影响。 （三）一般认为，奥地利学派是由19世纪末著名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所开创，后经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阐发，并在20世纪20、30年代由米塞斯和哈耶克挑起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大论战”中达到顶峰。与其他学派不同，该学派支持者之间存在着较重大的意见分歧，以至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该学派已消失。实际情况是，该学派在二战后取得了较重大的进展，并在英美国家扎根，成为“移植的”学派。自哈耶克以降，该学派存在着一个相对统一的基础，即市场作为过程的观念，尽管他们在市场作为发现还是创造过程的看法上分为两大阵营。霍奇逊在前引1993年的著作中把门格尔看做是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他认为，奥地利学派要比新古典阵营中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更多地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性质，经典例子之一是门格尔有关货币从物物交换经济中有机和自发地演化出来的理论。奥地利学派一直是新古典理性经济人这个基本假定的批判者，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假定所有的个体对同一问题会有同样的感受，尤其是企业家在发现常人不能看到的机会上具有独创性。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上，预期和想像力至关重要，该学派突出地强调了主观知识对新奇的重要性，这是演化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必须进一步深究的重要见解。 （四）作为演化经济学中较少被注意到的流派，“调节”学派对制度多样性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化深有研究。笔者认为，多样性是变异和新奇突现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该学派隐含的假定。该学派在理论体系中也注意到了个人创造力的重要性，作为发端于法国巴黎的学派，其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它虽然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的重要性，但拒绝后者对经济行为者能动性的忽视。“调节”这个概念在法语中更接近于系统论的含义：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正如Jessop指出的，“调节”这个动态概念强调了，在与资本主义不稳定变化的客观需要相适应的特定条件下，历史上因事而变的经济和非经济机制交互作用导致了经济行为者所采取的行动。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取决于相当特定的制度实践，但这些制度的共存与连贯性不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偶然事件、有意识的社会行动以及在生产者背后起作用的经济趋势等因素多样化结合的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是因事而变和不确定的，只有某种能够容纳其内部冲突和矛盾的调节模式才能使之成为可能。调节模式则是使资本积累结构得以稳定的习俗、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型式的突现性系统。20世纪80年代，“调节”学派最著名的工作就是运用其框架对美欧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它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如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演化经济学面临创造性的综合 如果从凡勃伦创建老制度学派算起，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它滥觞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后经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沉寂时期，到80年代现代演化经济学才真正起飞，现在它正面临着创造性综合的挑战。下面将就各学派之间创造性综合的可能性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一）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演化经济学这两个最古老的流派，从一诞生起就是新古典个人行为假定的批判者，它们都强调了人类行为的目的性，但有很大不同的是，老制度学派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个人行为给予了更多的自我决定的假定，它排除了制度的塑造作用；相反，奥地利学派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假定个人行为是机械的、没有自主性，它排除了想像力和创造力对个人行为的决定作用。由此，这两个学派在长期的发展中都忽视了对方所强调的方面，奥地利学派片面地用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解释自发秩序的演进，而老制度学派则看低了个人想像力和创造力在制度演化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两者都未能处理好制度（结构）与个人（能动作用）的辩证关系问题。实际上，新古典个人行为假定的错误是，它不仅排除了个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而且也排除了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塑造作用，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都只说对了一半。笔者认为，在这两个学派内部就存在着纠正各自偏差的因素。首先，重读1898年凡勃伦对新古典个人行为假定著名的冷嘲热讽，我们不难发现这与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的批判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享乐主义关于个体的概念是将人视作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摇摆的同质的小球，外界的刺激使他移动，但不会使他有所改变。他既没有前因又无后果。他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除了冲击力使其在不同的方向移动外，他始终处于稳定均衡态。他在空间上自我驱动，绕着自己的灵魂轴心对称地旋转，直到外界力量强加于他，使他不得不屈从。当这些作用消失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和以前一样静止的、不易冲动的欲望小球”。（注：Veblen,T.,WhyisEconomicsnotanEvolutionaryScience?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1998,22,p.411.）其次，在奥地利学派阵营内部，研究传统的演进也出现了突变，提出了发展制度理论的要求。葛劳蕊指出，虽然该学派以市场过程作为相对统一的基础，但拉什曼激进主观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奥地利传统的突变，从而产生了以柯兹纳和哈耶克为一方与拉什曼为另一方的“大分水岭”，当前者把市场参与者看做是发现者之时，后者把他们主要看做是新机会的创造者。传统奥地利学派对拉什曼的看法是矛盾的，因为这对市场自发演进的个体主义观念提出了疑问，但这种疑问又是其传统自然演进的结果。拉什曼认为，当把人类想像力放在市场过程的核心地位时，市场就不存在自发均衡的趋势，制度作为个人行为和相互协调的向标就起着重要作用（注：Gloria,S.,DiscoveryVersusCreation:ImplicationsoftheAustrianViewoftheMarketProcess,inGroenewegen,J.andVromen,J.(eds),InstitutionandtheEvolutionofCapitalism,EdwardElgarPublishing,Inc.,1999.）。拉什曼的创新无疑为两个学派的综合提供了基础，批判实在主义有关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关系理论可以为此提供统一的框架。 （二）老制度学派与“新熊彼特”。虽然纳尔逊和温特在其经典著作中遗漏了凡勃伦的重要贡献，把熊彼特视做其理论的先驱，但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可以认为，纳尔逊和温特把企业惯例作为基因这种选择单位的类比物，实际上是凡勃伦关于制度是基因类比物的再发现。“新熊彼特”学派主要关心的是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制度变迁为基础的，但在早期发展中对此却很少进行深入探讨。然而，随着创新体系文献的出现和发展，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把相当大的精力转向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老制度学派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对技术变迁进行形式化建模的“新熊彼特”学者对此没有什么兴趣，这反映出老制度学派与“新熊彼特”学派中追求数学化的分支仍是不相容的。老制度学派与“新熊彼特”学派分别对制度和技术有深入的研究，两者具有互补性。近年来，纳尔逊不断强调技术和制度的共演，这对两个学派的杂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三）“新熊彼特”与“调节”学派。在多西和Coriat合写的一篇论文中，他们对这两个学派之间的“联系、重叠、冲突和可能的杂交”（注：Coriat,B.andDosi,G.,TheInstitutionalEmbeddednessofEconomicChange:AnAppraisaloftheEvolutionaryandRegulationistResearchprogrammes,inNielsen,K.andJohnson,B(eds),InstitutionandEconomicChange,EdwardElgarPublishing,Inc.,1998,p.3.）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两个学派都分享着把经济变迁理解为历史的和制度的嵌入过程这种看法，但“新熊彼特”学派对支持技术变迁的制度特定性没有深入研究，而“调节”学派对“调节”体制的描述直接是制度的和分类的，它试图确认“调节”机制的历史特定性。导致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是他们观察的层次不同，同时，他们所要解释的主要现象也不同。例如，就增长理论而言，演化观开始于大量的企业为更有效率的技术和更好的产品而搜寻，在市场上为产品和融资而竞争，搜寻的不同成功程度与不同行为规则及战略相结合决定了其绩效和下一期增长的能力，增长基本上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而在“调节”观中，开始点就是对导致增长的某种“调节”体制的历史特定性的分析，这包括规制工资形成、劳动过程和收入分配的制度、总需求发生机制和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方式等，这些制度组织的相互匹配推动了持续的增长，而不协调则产生了不稳定和危机。多西和Coriat指出，“新熊彼特”对技术变迁形态在细节上的指定和“调节”学派对系统的制度特点的研究可以相互补充。笔者认为，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亲和性可以在熊彼特对马克思的推崇中得到某种证明，熊彼特指出，“处理资本主义时需要抓住的基本点是我们正在与演化过程打交道，奇怪的是没有人能够看到很久以前就被马克思所强调的这个明显的事实”（注：Hodgson,G.M.,EconomicsandEvolution,PolityPress,1993,p.139.）。“新熊彼特”学派缺乏“调节”学派“宏大叙事”的能力，因此，创新体系文献与“调节”学派相杂交将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理论成果。 （四）“调节学派”与老制度学派。长期以来，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老制度学派持批判态度，而老制度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也反对在一个统一的制度主义范式之下把马克思和凡勃伦联系起来，后者所依据的就是凡勃伦对马克思的批评。奥哈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凡勃伦真正地遵循了马克思的道路，根据他认为应做必要改变的看法，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凡勃伦在分析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正确地注入了更强烈的演化观，但他错误地批评马克思持有“劳动全部产品”这种看法，凡勃伦也低估了马克思对制度作用特别是生产过程、资本周转和信贷体系的强调。正如格鲁奇早就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与老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奥哈诺认为，马克思和凡勃伦对理解制度和构成制度基础的社会财富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把他们对立起来是轻率的和错误的。因此，奥哈诺把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代发展的内在联系（注：O’hara,P.A.,Marx,Veblen,andContemporaryInstitutionalPoliticalEconomy,EdwardElgar,2000.）。不可否认，老制度学派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正如老制度学派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所指出的，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问题上，“调节学派”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特别是在演化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上，批判实在主义科学哲学家把马克思看做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近两年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批判实在主义之间的关系（注：参见Brown,A.etal.(eds),CriticalRealismandMarxism,Routledge,2001.）。由于马克思在“宏大叙事”上无以伦比的魅力，所以，在演化经济学四大流派的创造性综合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以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进展为基础，发挥马克思研究传统创造性转化的重要作用。 演化经济学的现状 但是，这种重新开始的“科学革命”仍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首先，由于新古典主流锁定了美国一些“顶尖”大学的经济学院，这将导致演化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非常迟缓。目前的主流仍满足于对新古典研究纲领进行修修补补，教条主义盛行，哈佛大学经济学学生请愿活动的失败就说明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似乎无法触动美国经济学的教育体制。然而，如果不冲破旧思想的藩篱，新思想就很难扎根。其次，演化经济学作为一种统一的研究纲领仍未完成。1996年，萨维奥蒂写道，现代演化经济学完全是生物学思想，加上非平衡热力学和系统理论、企业与组织理论，以及信息处理和有限理性理论的一个综合体。虽然萨维奥蒂的概括并不全面，而且现在也有了许多新的进展，但演化经济学不发达的状况仍未改观却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许多人肯定会说，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只是纠集了一群乌合之众，演化经济学虽然新颖，但前途未卜，最好别追随这种所谓的新范式。假如绝大多数人都这种认为，那么，我敢说，我们就有可能错过中国经济学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机会。 演化经济学的时代背景[经济学范式的转变] 1、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 使我们不得不采用系统的或有机的方法，而无法恪守方法论个人主义； 2、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 3、新奇的不断突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的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 4、持续的经济转变需要我们把“生生不已”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 5、“北京共识”的精髓是多样性和创新，而非“华盛顿共识”的最优和机械思维。 在目前的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就是前者的代表，而后者就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人稳定偏好的条件下，给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只是局限于对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如何配置进行研究，这种经济学目标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要求。 在这个时代，重要的因素是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等，换言之，新奇事物的创造才是关键。因此，为了迎接这种时代的挑战，21世纪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演化经济学则是这种变化的主导力量。演化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将使新古典主流成为传统经济学，而不再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 演化经济学的世界观基础 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正如老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汉弥尔顿指出的，人类在某种领域中探索的进展常常与其它领域中的进展是互补的，而且，如果某种领域中的突破是划时代的，那么它就会对许多其它领域中人类的思维习惯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业已说明，新古典范式形成于边际革命时期对经典物理学的类比和模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经典科学不承认演化和自然的多样性。作为科学的一种新范式，演化和多样性的思想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生物学革命中诞生的。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革命更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达尔文的不确定性思想，20世纪下半叶的复杂科学本质上也与达尔文革命具有一致性。与牛顿主义的时间可逆、本质论思维和决定论世界观形成鲜明对照，达尔文主义则是以时间不可逆、个体群思维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观为特征的。与目前仍被牛顿主义所支配的主流经济学相反，新的世界观则构成了演化经济学的科学基础。 演化经济学的目标 首先，编写一本相对成熟的基础原理教科书。 经济学本科教育是经济学发展的基础，西方演化经济学之所以发展较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演化经济学没有进入本科课程，而且缺乏一套能被人们系统学习的知识体系。 其次，展示解决中国问题的独特魅力。 例如，如何理解“北京共识”的演化经济学基础，如何系统地总结我国二十多年的改革经验，如何回答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目前所面临的首要挑战。 第三，稳步拓展新范式，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引入演化经济学的新思维。 例如，目前国内外产业经济学教科书讲授的前沿是新制度学派，而演化经济学在这个领域的大量成果几乎完全没有反映。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导致经济学的许多分支发生重大变化。 第四，探索相对完善的研究纲领。 研究纲领的核心是世界观，但要对实际的经济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就必须把世界观转变成能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正面启示法。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创造者不仅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也要在科学哲学上有所创造。无疑，这是演化经济学的一项长期和艰苦的工作。 斯密理论中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1、现实的、实践的人的基础。 不同于个人利己主义方法。个人利已主义方法受到牛顿力学的影响，机械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当时，受自然科学成就的影响,古典经济学“太看重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似之处了”,在没有相应的和精确的经济学方法分析复杂的经济现象时,他们采用了当时最流行的方法——还原法,这样奠定了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个人利已主义方法。他们采用“隔离”方法,排除一切干扰因素,把个人从社会中抽象出来,得到所谓的“经济人”。这样古典经济学中所分析的人就成了一个不与外界发生关系的物体,是一个严格遵守各种规律的机器人。 新古典学派秉承了古典学派的个人利己主义方法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他的新古典的追随者,在用局部分析法分析经济现象时,抛弃了劳动价值论,抽掉了社会关系的内容,把社会和经济系统分割成对生产、价格和生产要素的要求毫无反应的“个别”产业,于是对经济的研究从经济结构的深层关系转向了表面形态,从经济结构的总体转向了个体。奥地利学派则更进一步,他们把个人从社会和历史中抽象出来,分析孤立个人经济行为,并以此作为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关健。这种个人被看成是孤立于世的不属于社会的“原子”,是生活在孤岛上与世隔绝的“鲁宾逊”。分析“孤岛上的鲁宾逊”,就可寻求社会经济的规律,所以经济研究的根本点就应放在孤立的个人的欲望及满足这种欲望的条件上,抓住了个人的心理欲望,也就认识了经济过程的本质。 2、动态的、非均衡的经济观 静态、均衡观。就象牛顿力学在静止中分析受力物体一样,从亚当•斯密起,大多数英国的古典作家就已采用“静态”方法〔3〕,他们用静态把一个不变的经济过程中所能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分离出来,用静态方法建立模型,把消费品的流动和生产服务的流动看成是同步的,因而在这过程的进行中,社会仿佛是依赖当前的生产而存在。古典派的静态方法造成了其均衡理论的产生。亚当•斯密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每家厂商都力求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因而在自由交易过程中,供需双方都千方百计地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价格和数量。这样,效益不高的厂商就无法生存,所有生产资料都会被最有效地利用,从而使经济达到最优境界。后经大卫.李嘉图、米勒(John Stuart Mill)、马歇尔和庇古(Pigou)等人的不断充实完善,这套理论在本世纪30年代之前的经济领域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阿罗(K.Arrow)和德布鲁(G.Debreu)则严格地证明了这种均衡的存在,构筑了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论。 3、非决定论思想。 决定论思想。传统经济学用个人利己主义方法来分析经济系统时,从单个的“经济人”出发,采用线性叠加方法,寻求整个社会的规律,必然会得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达到均衡状态的结论。这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初衰是相矛盾的,于是就象牛顿最后不得不求助于上帝一样,传统经济学为了使其理论更加完美,不得不转向了万能的上帝——“自然秩序”。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自然秩序”是上帝安排的,是一种由外界某种势力强加于人类的东西和由“个人利己主义”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东西,人类的任务就是发现这种秩序,并使自己的活动适应于这种规律。国家不能干预经济生活,经济政策只有顺从“自然秩序”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在自由放任和消除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个人追求私利的结果,自然而然会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最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自然秩序”。这种思想也体现在马歇尔的连续原理及“自然界没有飞跃”、克拉克(J.B.Clark)的自然法则里。在新古典世界中,决定产业的资本存量是实物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的函数,信息费用、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均被忽略。所以新古典思想“如果它针对一类消费者对于一种同质商品所表现出来的市场行为,则至少到马歇尔时代为止,它可以名符其实地看作是一种决定论的定律”。甚至后期新古典中有人将经济决定论绝对化,认为只要将复杂的经济行为简化为一个线性方程,然后求出帕累托最优解,则经济学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这就是牛顿力学在经济学中的翻版!然而,1987年10月17日美国“黑色星期一”无情地击碎了新古典的梦想,一夜之间,古典经济学精心构筑的大厦处于摇摇欲欲坠的地步。 反演化经济思想方法论的根源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其分析方法——还原法。由于当时物理学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以致于人们在分析各种现象时不自觉地应用它,经济学正处于探索时期,采用还原法似乎更有充足理由。但是还原法用于经济学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社会经济系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体,每个“古典”作家在那个领域内推理时,不能总是正确无误地“隔离”有关因素。即使能做到这点,古典经济学在分析了“经济人”并以此来寻求整个社会的经济规律时,却采用了牛顿力学中的方法,即线性叠加,出现“合成推理的谬误”(几乎正确的单称命题却得不出正确的全称命题,如经济人行为悖论、偏好系统悖论等)。第二,如果我们考察那些所谓“静态”法,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方法是假定除了被研究的因素可以变动外,一切其他因素都固定不变。这种方法在实验室的科学里是可以进行的。可是,在经济科学里被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个别地和集体地在行动,他们不容许进行那种实验室的试验。我们所消费的一切东西也必须是以前生产出来的,社会总是依赖于过去而生存,为将来而工作,原始资本包括在我们必须赖以开始的资料之中。所以,静态的分析只能是一种心理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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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合作医疗，用制度经济学如何解释？
当年，毛主席的一句批示“合作医疗好”，使得合作医疗在全国农村普遍开花结果。但是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铺开时，曾经轰轰烈烈的合作医疗在农村却迅速崩溃，参与率由原来的90％多骤然下降到4％多，究其原因，是因为其所依托的集体经济弱化、财务体制不完善、干部和社员在享受待遇的不平等……对这种现象，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该怎样解释呢？为什么在有强势政治压力时合作医疗能够很好的开展，一旦外在压力消失时却又会在瞬间瓦解？2003年始，我国政府又开始推行新型的合作医疗，这样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对于现在的农村，真的就是合适的吗？从一些资料看，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并不很高。一旦将来政策有变，新型合作医疗是否还能继存？还是会像旧制度那样瞬间烟消云散呢？在此向大家请教^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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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分析
我是非名校的一本科生，学习金融专业。由于个人比较“愤青”，把毕业论文题目定为“制度经济学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对制度经济学的学习也纯粹是自学，看书，看论坛，看文献综述。我在文章中分析比较两个省份的经济发展差距，并对两个省的制度情况进行描述。我想从交易成本理论来分析，由于制度的不同，在引进外资方面，目标和方式的明确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也明确了企业产权，。。。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叫“理论分析吗”我觉得内容很空。。希望大家能给我多多建议。。。我的msn:nancy_beibei_dream@hotmail.com我从论坛里看到很多人都是在学习制度经济学，甚至是“高深人士”，尤其是那个制度经济学的对话，我看了很感动。。。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在这个方面给我点建议，我愿意学习，如果我不愿意学，我就不会选这个题目了，对吧？期待你们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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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破窗理论. 寻求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知易行难--破窗理论美国心理学家詹巴斗进行过一项有趣的试验:他把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分别停放在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和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区.停在中产阶级社区的那一辆,停了一个星期完好无损;而停在相对杂乱街区的那一辆,他摘掉了车牌并打开了顶棚,结果不到一天就被人偷走了.后来,他把那辆完好无损的汽车敲碎了一块玻璃,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就不见了.以这项试验为基础,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他们认为:如果有人打碎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和蔓延.这一理论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案例进行讨论的.如果从制度经济学给予解释,应该如何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