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来到经管之家 [登录] [注册]

设为首页 | 经管之家首页 | 收藏本站

您的位置:

人大经济论坛

>

  • 丁秋龙:总制度经济学图①

    总制度经济学图①丁秋龙摘要:总制度经济学图又称总经济规律图,这相当于化学元素周期表。自从有人类社会,就必然有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经济规律,这个总图适合于人类社会各个时期,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使大家一目了然,从事经济活动更加从容、方便、不迷茫。制度是相对稳定的,一般在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都看不到什么变化,但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周期性。什么是好制度?好制度从哪里来?好制度来自利益的分享,制度创新就是努力达到“帕累托改进”,非“帕累托改进”是很难做到制度创新的。诺斯早就指出:“制度无所谓好坏,因为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性。制度,尤其是社会制度,往往存在不可选择的特点。”当人们理解了总图以后,千万不要有这是好的制度,那是坏的制度的观点,而应该是相互转化的、周期性。如果刻意地追求好的制度,但必须付出巨大代价,例如美国在伊拉克强行推行好的制度,死亡近千人的士兵的代价。关键词:四种经济制度四种不同价值三种特殊商品三种经济体制生产资料四种属性财产公有全民所有两权统一最大价值财产公有私人所有两权分离腐烂价值(C+V)财产私有私人所有两权统一剩余价值M财产私有全民所有两权分离经济价值(M1+M2)四种经济制度在很漫长的时间内缓慢地循环、周转,其核心思想“不符合市场经济,应及时调整”(李鹏)②,最大限度地增加或者减少腐烂价值是四种经济制度缓慢地循环、周转的推动力。四种经济制度:公有制公有私有制私有制私有公有制四种不同价值:最大价值腐烂价值剩余价值经济价值三种特殊商品:行政权力劳动力思想行为三种经济体制:自然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注释:①谨以此图献给茅于轼先生,表达对先生深深的敬仰,最崇高的致意。没有先生的知遇之恩,就根本不可能有这张图。我衷心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②1997年1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李鹏总理视察东北慰问下岗职工的讲话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全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2、苏联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75年3、周一良等:《世界通史》,上中下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4、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暨南大学出版,2003年3月5、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6、张五常:《企业制度与企业组织》,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7、吴敬琏:《市场经济基础知识》,经济出版社,1994年8、盛洪:《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9、张曙光:《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几句话:丁秋龙先生关于价值(制度)的研究富有创造性.他提出的负价值对我启发很大.一个地方之所以穷,就是因为正价值创造得少,或者负价值创造太多.什么是负价值,请看丁秋龙的文章.茅于轼上2005/6/4仲大军语:秋龙同志的思想很有创新,特别是负价值理论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建设有针对性的意义,这些年里,我们只追求GDP,而不管在创造这些GDP时产生了多少“负价值”的物质产出。另外,秋龙同志将各经济学体系贯穿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这对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走极端是有益处的。中国的经济学思想需要有独立的创新,秋龙同志的探索精神值得社会学习。2005年6月8日谢谢丁先生。您总是有很多创意和想法,我喜欢创新的人。尽管创新可能意味着不成熟、艰辛甚至失败,但唯有如此,才有个人的进步,民族的前进。胡星斗2005/6/8我曾经在一篇叫《无效劳动:劳动价值论研究中的一个须着力探讨的盲点》的短文中说过,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个被忽视的范畴:“无效劳动”。学者们往往只注意从正面去研究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注意从反面去辩证地思考劳动无价值问题。其实,无效劳动或劳动无价值现象在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比比皆是。我还说过,无效劳动的出现,其终极原因都应该从制度或制度存在的缺陷中去寻找,而不应从个人行为中去寻找,尤其不能从概念中去寻找。不让劳动者成为“有产者”是“无效劳动”产生的基础性的制度根源。看丁秋龙先生在《总制度经济学图》中有关制度与“负价值”的思想构建,想本人关于“无效劳动”与制度原因的看法,真有相见恨晚之快。当然,他比我更全面、更深刻,这是我所欣赏的,也是我要学习的。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廖进中2005年6月18日丁先生:您的图我在今年的制度经济学年会的论文集中已经读到。仅是这样的图,还不能称为是研究及其成果。我希望您能更多地为这个假设多做些实在的证实或证伪的踏实的研究工作,并真诚地祝愿您在这个过程中,有新的认识和体会。李建德敬上。2005年7月18日丁老师:当今学术界,学问多为学而不问,但丁老师为学问苦苦求索,到处寻求答疑解惑,并能得到茅于轼老和仲大军老师等名师的指点,您探寻真理的精神让人感动。我常想,很多人甘于寂寞、追求真理,按世俗的名利标准往往很难解释,到底是为了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追求真理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一种为很多人所不理解的快乐,这种精神上的快乐,比世俗的快乐更加持久、深沉。西南政法学院副教授高一飞2005年8月23日你在传统的解释上创意,但历史仅是一种读法吗?既然历史读法是多元的,我们为什么就不可能超越传统呢?超越现有的思想框架呢?易宪容博士2005年10月6日创新充满风险,但却是人类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这就要求形成一种对待创新宽容和尊重的社会大环境。丁教授的价值球模型看起来显得有些怪异,其自身价值还有待于未来去检验。但无疑这是一次富有灵感的创新,因而也就值得我们尊敬。高清辉博士2005/10/8秋龙先生的总制度经济图是这么一种有趣的尝试,它希望寻找到一个最简单的参数,用它可以简明扼要地说明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究竟何在,并可进而以此解释整个人类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逻辑。丁先生认为这个最简单的参数——哲人之石,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属性。这项研究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学术价值,还须由更权威的专家来评定。而我自己首先对作者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项研究的热情深感钦佩,我相信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七贤身上汹涌着的是一种十分相似的激情:力图去探究构成复杂多变的世界的永恒不变的基本元素。正是这样一种激情促成了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天则经济研究所许向阳2005/6/8尊敬的丁秋龙先生:总制度经济学图提出了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假说,即四种制度循环演变,在此过程中价值创造活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此外,所有制关系演变的主线是不断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该图背后的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和有洞察力的。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所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不过,这一假说还需要更多的证明,还需要你付出大量辛勤的劳动。希望你的总制度经济学体系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深入。祝你在经济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中国农业大学刘拥军2005/6/9丁先生这种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中国经济学界最缺乏的是创新精神。这或许与糟糕的中国教育有极大的关联。许多人在观念上都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要成为经济学的大家,一定要把每一领域的东西都“学”得尽可能多,那样就成了经济学的大家。这样的大家只能被叫做“博识强记家”,而并不一定就是真的经济学大家。中国人的“博学多才”思想根深蒂固。其实,许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在他所研究的领域是"大家",做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大贡献,并不需要在其它所有领域都学很深很广的“知识”,当然,基础的学习是需要的。比如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斯科尔斯等人的期权定价理论,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等等,不一而足。言而总之,选准自己的研究领域(充分具备这一领域所要求的素质,不行就补!能不能补?),然后放开手脚,要有创新精神和“胆量”,不要怕错,错是正常的。每一位经济学人都力图有点创新,一百条创新中只要有一条是对的,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就不得了。            上海财经大学 李健 敬回               2005.06.14丁先生,您好!不要太客气叫我孔老师了,我只是也与研究而已。新一期《远东中文经贸评论》的内容我也收到,也见您的大作刊登了。其实我一直留意您的创新思维,也很高兴您的学术不断完善。负价值的观点在微观经济里面一直存在,也少有人提升到理论上去考虑。如有些观点说”商品交换过程:G——W——G’,G货币,G’增加了的货币,所以G’>G。2、商品生产过程:W——G——W’,W商品,W’增加了的商品,所以W’>W“等。本人答复说”在微观上有时侯不会是G’>G和W’>W,难道会百分之百赚钱吗?难道没有出现过牛奶倒掉的现象吗“?所以,不一定G’>G和W’>W。希望能见到您更完善和完整的系列理论。谢谢您的信任。并祝按好孔善广2005/6/20丁先生您好!关于先生的《总制度经济学图》,由于我对经济学是外行,不敢班门弄斧、妄加评论。人类生活质量过去数千年没有质的变化,近两百年由于美洲高产作物所引起的人口爆炸才导致科技爆炸,进而导致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人口增加对现有资源的消耗增加只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却是使“非资源”(如氮气)变为新资源(如氮肥),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地增加的,现在粮食所需氮肥90%来自化工厂(转化空气中氮气)。创新是社会前进的“乘法”。但创新不一定一帆风顺,“研究”英语翻译是:research,意思就是search,search,re-search(探索、探索、再探索),这样才能获得创新的结果。希望先生的理论最终能够“乘法”地让全社会受益。美国科学家:易富贤上2005/10/23丁秋龙先生你好你就是tenten吧。最近几年联系少了,你成了茅于轼先生的入室弟子,是件大喜事,非常高兴。有了这层关系,似乎更容易和别人交流。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这是第二次收到你的“图”了。第一次看到“腐烂价值”,一点也没有看懂。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在研究过程中,是躲着“价值”这个词的。这次仔细看了一下,尽管可能我还没有完全领会,但似乎看出了一些门道。我最近几天在构思一点小文,想把所有制分成三部分:公有制、私有制、虚有制。公有制,产权公有,剩余索取权落实到个人;私有制,产权和剩余索取权都归少数个人所有;虚有制,产权公有,剩余索取权闲置、虚位。我想,我这里提到的虚有制,是否对应于你的“腐烂价值”。目前的国企,除了发工资和纳税,它的利润所得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索取途径,任何人都没有、也不能享受国有企业的利润,甚至政府也不能享受——制度如此!法律如此!虚有制是通过对公有制的异化产生的,它几乎具有私有制的种种弊端,甚至更多,造成的价值腐烂更多。那些把持着国有资产的官僚们,尽管在法律上并没有享受国有资产收益的权利,但是,手中掌握的国有资产越多,他们的个人利益越多——尽管这个比例可能仅仅是全部国有资产的一小部分。他们也不可能把这些资产分给职工,因为,他们的确没有这个权力——那样的话,会获得“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那些没有被官僚贪污掉的价值,谁也拿不到,的确腐烂掉了。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有经济学家的“腐败有益论”。因此,我认为,目前国企的改革的方向,既不是把国企私有化给少数个人,让这少部分人独占“腐烂价值”(他们也享受不完,仍然会导致腐烂),也不是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而是要把重点放在落实人民对其资产的收益权(或叫剩余索取权)上来,实现由虚有制到公有制的转化。资产收益权落实了,就会把腐烂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使社会价值最大化,就实现了公有制,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公有制。  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希望继续交流。经济学家党爱民  2005-11-11丁先生:先对您表示敬义,在翻译经济学盛行的今天,能够碰到您这样一位有天马行空的思想者实在不容易。谢谢。对于总图,初读之下有些奇怪,但仔细想想,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没有读到全部文章,只能就总图谈点看法。1、总图的第一个部分体现了几种社会制度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变迁;第二部分体现了几种经济制度的逻辑起点;第三部分体现了几种经济体制。2、对于您划分的4433的几个定义,也是基本认可的。3、范式和逻辑演绎的问题。您提出的几个范式缺乏严格的界定和逻辑演绎,特别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个别范式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例如腐败价值、经济价值等,如果不做出严格的限定和假设,整个图表就会显得严肃性不够。4、学问的创新也有一个自发秩序的问题。如果丁兄能够结合一些现有的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理论来解释可能会更好一些。例如,无效劳动可以结合X无效率理论,结合行为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来解释可能会使丁兄的理论自存体系。5、总制度图表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微观和宏观等方面,最基本的组织形态的微观问题可以作为第一阶段的东西,可以运用一些企业组织理论,例如威廉姆森、奥尔森、来宾斯坦等人的关于企业组织的经典著作以及行为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等东西来说明,逻辑起点在于无效劳动带来的几种价值的演变。宏观方面可以参照奥尔森、森、史蒂文斯、马奇、埃格特森、阿罗等人的著作,逻辑在于自发秩序以及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辩证(或偶然性)转化等。苟如此,丁兄的理论可大成。以上一点拙见,供丁兄参考。湖南商学院欧阳文和2005/11/15秋龙同志谢谢您的"经济制度运行图",我还是看懂了。很有创意,如您的三个特殊商品对应的三个价值思想。如有对这个“图”进行联系人类社会发展实际例证的说明就更好。思想家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指引社会科学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经济和政治等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有时掌权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并不接受科学发展观,如袁世凯杀宋教仁就是例子。但现在的中国就不一样了,因为有党的英明领导。后人有成就者,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您对您师长的感谢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是文人,但我们并不相轻,我们可互相学习,共同造福于民族和全人类。在什么地方能看到您的简历?谢谢!崔文华05.11.29.尊敬的丁秋龙老师:您好!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您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理论的构想,视野相当广阔,总体架构也十分庞大。衷心祝愿您能够形成一个完整而有创新性的所有制理论分析体系,或者是形成集中而有说服力的一家之言。我的研究面窄、具体,一般是就事论事,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都是一知半解,对您的图解只能是学习,却提不出更多的意见或建议。谢谢您给我一次学习机会。期待您的大作问世!河南张新光/2005.11.17丁秋龙先生:很高兴拜读新思。善于思考的人总会得不到片刻的满足,抑或是在成功那短短的一刹那!大凡对经济社会研究有所成者,也必是《资本论》的感悟者。我在多年的教学科研中总是对《资本论》的问题有种朦胧的潜越之感。但一直未能有所突破。你的“总制度经济学”很有见地,应该说为社会的、经济的混合总论问题开拓了一个全新解释的平台。希望能完善并最终完成这项工作。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方法来完成它,并希望能成为“她”第一时间的读者。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与经济管理学院徐明博士2005-12-17

  • [转]:股权分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股权分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原载《南方周末》2006-03-0916:12:30控制权僵化是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制度瓶颈。只有当上市企业的控制权有可能从无能的股东转移到能干的股东手中时,中国证券市场才能迎来春天  股权分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外部观察  □肖耿  3月6日,第23批的46家股改公司名单公布,至此,中国内地股票市场上,股改公司的比例已接近50%,许多人对今年内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目标感到乐观。  也许是尚在进行之中的缘故,股权分置改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导致业绩不好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失去控制权的先例,我也没有看到其他的专家、学者或监管者强调股权分置改革对促进企业控制权流动的重要意义。  所以,尽管已经有些不那么应时,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对内地股改的缘由、意义进行追溯。  股权分置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所有权制度,主要针对国有上市公司,包括在内地及香港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这个制度安排在2005年之前已经实行多年,其中特别规定:上市的企业只允许其少部分股份(通常不到三分之一),在市场公开发行及交易,其余的股份则暂时不允许进入市场流通,并只能由一个或几个法人持有。  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一个权宜之计,当初主要是希望一方面保证国家对上市国有企业具有绝对的控股权,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刚刚建立的股票市场无法承担全流通的市场压力。  确实,这一制度的实行大大降低了国有企业在内地及香港市场上市所遇到的思维观念及利益分配方面的阻力,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没有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中国证券市场的起步可能晚很多年,但这一制度也导致了一系列的后遗症,包括市场供需失衡问题、股东利益冲突问题及企业控制权僵化问题。  第一,市场供需失衡问题。三分之二的非流通法人股,一旦被允许卖给个人投资者并在市场流通,似乎会导致市场上股票供应的剧增,如果对股票的需求跟不上大幅度增加的供应,可能会导致股价的大跌!  五年前中国证监会就提出进行改革,但因为市场压力不得不收回,一直到去年中才提出新的方案。许多人甚至认为由于股权分置造成的潜在的过量股票供应,导致了整个中国股市过去五年的一蹶不振,他们坚信:股权分置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个幽灵,威胁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尽快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扫除一个重要的障碍!  对股权分置造成的市场供需失衡的担心在内地已经深入人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可能过分及太片面,为什么?在香港上市的H股公司也同样存在股权分置问题,为什么香港证监会及投资者不担心供过于求?为什么香港H股指数与内地指数背道而驰?  第二,股东利益冲突问题。流通股与不流通法人股的长期法定分割导致上市企业在收入分配问题上面临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明显及长期的利益冲突。  流通股股东认为国有大股东当初上市时并没有以现金在市场上购买股份,而是以低于真正市场价的资本估值而获得股份及控股权,因此认为吃了亏,需要在股权分置改革时获得补偿。  到底需要补偿多少?没有人讲得清楚!显然,这是一个大股东与流通股小股东讨价还价的问题。中国证监会在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很明确地将讨价还价的细节交给了每一个上市公司自己去处理,但规定股改方案必须经过三分之二流通股股东同意及三分之二全体股东同意。  这一政策是2005年股改可以顺利推行的关键,因为它一方面使得证监会可以超脱于具体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也限定了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讨价还价的相对力量,大大降低了股权分置改革的交易成本与阻力。  由于大部分企业的大股东是国有企业母公司,相对较好说话,他们对流通股小股东的让步也就比较大,小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中获得补偿的股份数平均达到流通股总量的30%之高。  有学者和专家认为改革中,国有股让利太多,但也有流通股持有人认为国有股让利不够而拒绝改革方案。  市场参与者将注意力聚焦在这些讨价还价的细节上,显然合理而正当。但同样,在各方博弈中,再分配的绝对公平显然只能是理想化的要求。对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真正重要的是: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与小股东能不能有双赢的机会———上市企业的管理、生产力及业绩有实质性的改进。  企业素质的改进应该是股权分置改革最重要的目标,可惜内地在这方面的讨论很少,注意力都集中在市场供需平衡及股东利益冲突这两个问题上了。企业素质的改进与企业的控制权直接相关,而股权分置往往导致企业控制权的僵化。  第三,控制权僵化的问题。三分之二的法人股不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流通,这意味着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特别是其国企母公司,对上市公司具有不可动摇的控制权。  某个大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如果运用不当,企业经营必然出问题,企业生产力将下降,利润减少,股价下跌。  在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当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价因为经营不善而跌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时,一些策略性投资者就可以介入,大量收购该公司的股票,或以收购兼并的形式,成为控股股东,并撤换管理层、更改经营方式、提高生产力及业绩。  具有中国特色的股权分置制度完全限制了企业控制权市场的存在与发展,有能力的大股东无法替代无能的大股东,企业也就无法在市场压力下通过优胜劣汰而有系统地扭亏为盈,持有烂股的小股东也就无法借收购兼并来翻身,日久天长,股市也就失去活力而一蹶不振。  可见,控制权僵化是中国上市企业及证券市场最大的制度瓶颈,而股权分置改革是消除这一瓶颈的必要条件。因此,我非常赞成及支持股权分置改革。  但是,仅有股权分置改革并不足以造就一个成熟的企业控制权市场,来提升上市企业股东及管理层的素质及企业的生产力与业绩。股权分置改革还必须有国有企业改革配合,特别是国有企业股东市场及管理者市场的改革。  只有当上市企业的控制权有可能从无能的股东转移到能干的股东时,中国证券市场持久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作者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xiaogeng@hku.hk

  • 菜市场里的新制度经济学

    菜市场里的新制度经济学有个经济学家说,如果产权清晰的话,产权单位就会讲信用,也会有诚信。因为产权清晰后,产权单位会为了长远利益而不欺骗顾客,所以要建立诚信社会必须对产权进行改革,让不明晰的产权变明晰起来。可我一次买挑子的经验彻底否定了这种说法,记得有一次在菜市场买桃,卖桃的是100%产权清晰的人,我要了一些桃,称完后问他多少钱,他告诉我5元钱,我问他多少斤,多少钱一斤,他一一告诉我,结果是3元5角,卖桃的马上告诉我,算错了。我们家在某超市买西瓜和酸奶,也经常会被算错。奇怪的是,算错总是多算,而没有一次是少算。这些算错的事实告诉我:产权清晰和诚信的正相关关系是经济学家杜撰出来的。诚信和产权清不清晰没有必然逻辑关系。菜市场是卖菜的地方,这里的产权是十分清晰的,因为卖菜的都是个体户。就是这些个体户,同样存在缺斤短两的。为了防止卖菜的缺斤少两,菜市场开始引进公平秤。刚开始人们发现这公平秤还有用,因为你买完菜后,你可以到公平秤上去称,如果少了的话,可以向卖菜的去要。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公平秤不准了,为什么?有人做手脚了。为了保证公平秤能够公平,人们派一个人专门看公平秤,刚开始的时候有效果,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看公平秤的人也不负责任了,因为卖菜的人给了看公平秤的人好处。为了防止看公平秤的人“腐败”,人们派人来监管看公平秤的人。如此循环,菜市场养的闲人越来越多,菜的价格也越来越贵。为了买相对便宜的菜,顾客纷纷转到其他的菜市场去买菜了,这个菜市场的买卖越来越不好做了。用新制度经济学来分析这个案例,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制度创新,全部都是杜撰出来的?这些人把人的思想水平和制度混在一起,把好心人做的事全部都归到制度那里去了。比如,现在的法律越来越多,可犯罪怎么一点也没有减少?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是不是不会有这么多的犯罪?再比如反腐败,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反,可你私底下了解一下,有多少人不腐败?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菜市场的短斤缺两问题,犯罪问题,腐败问题。可实际呢?在一个没有公正的社会,什么制度都没有用。因为写制度的是人,执行制度的还是人。人要公正地执行制度,基础是人的道德水平。人还是善于伪装的动物,越是能够伪装的人,越有前途。什么人能够打入革命的队伍?什么人能够打入反革命的队伍?他们都是一类人,就是会伪装的人。制度是解决不了人的伪装问题的。中国人把会伪装的人说成是城府深的人,把性格耿直的人看成是傻人。这些是人的思想水平和道德问题,制度是解决不了的。会伪装的人能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加上现在的社会环境,这些人能够如鱼得水,毒化我国的社会环境。从制度经济学来看,菜市场的问题是制度变迁的过程。首先是公平秤制度的引进。随着卖菜的人普遍短斤缺两,人们开始引进公平秤制度。由于没有从思想上解决买卖公平的问题,公平秤很快失效。其次是对公平秤的看管制度。看管公平秤制度的引进,一方面可以解决就业的问题,因为看管公平秤的是人。还是由于没有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卖菜的给看秤的一点好处,看秤的就按西方经济学里的理性人假设不负责任了,加上当时提议设立该制度的领导的面子和虚荣,这个制度还要存在,但可以改善。接着是监督看公平秤制度的建立。做了这么多制度,由于没有解决人的道德和思想水平,菜市场除了价格越来越高外,其他的依然如就。虽然这里说的是菜市场的制度,其他如企业政府机构的腐败制度,与菜市场的制度是一样的。我们反了这么多年的腐败,除了加大了纳税人的负担外,腐败的金额和数量一点也没有少。为什么反腐败会把腐败越反越多呢?是腐败分子没有看到在反腐败?当然不是。是什么原因呢?大家都知道每年汽车要撞死很多人,可没有人天天躲在屋子里不出去,为什么?因为撞死的是别人。反腐败也是这样,因为被抓的腐败分子是别人,腐败分子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 [原创]中国法制现代化三阶段假说——一种法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阐述

    中国法制现代化三阶段假说——一种法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阐述摘要: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建构应经过三个阶段,即由政府推进的工具型法制国阶段,到政府与社会共同推进的制度型法治国阶段,再到社会自主演进的信仰型法治社会阶段。关键词:法制现代化;法治;政府主导;市民社会中图分类号:D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839(2001)03-0001-07TheHypothesisoftheThreePhasesatChina’smodernizationoflegalsystem——Theexpositionfromjurisprudenceand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HEXiaowan(FacultyofLaw,Shandong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Abstract:TheconstrutionofthemodernizationoflegalsysteminChina,shouldexperiencethreestages.Namelyitwilldevelopfromthelegalstateoftool-typewhichisdominatedbythegovernment,tothelegalstateofinstitution-typewhichisadvancedbyboththegovernmentandthesocialty,Thentothelegalsocialtyofbelief-typeinwhichtheevolutionisdominatedbysocialtyitself.KeyWords:themodernizationoflawsystem;ruleoflaw;guidedbygovernment;civilsociety中国法制现代化自从清末“预备立宪”正式启动以来,已有百年历史,如今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终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法学界对中国法治建设问题的讨论,也逐步走向深入。但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选择问题,却有两种明显不同的思路。一种意见以蒋立山先生的“政府推进说”为代表,主张走“政府主导型”的建构道路,认为法制现代化的最大资源是党与政府,政府是法治建设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力量,政府要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一个现代法律体系;[1]另一种意见以苏力先生的“本土资源说”为代表,主张走一条自然演进的道路,认为中国的法治必然是渐进的,不能单靠政府的法律移植来实现,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资源,寻求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2]前一种意见对当前法治建设持赞同态度,后一种意见则对此提出温和的批评。事实上,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是先于这两种思路的提出而进行的,但是,如果法学界的理论探讨总滞后于实践进程,不能对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和前景给予科学合理的指导、规划、设计和预测,那么法治建设的实践只能在摸索中艰难前进,很可能有误入歧途的危险。中国法制现代化需要制定全面规划、配套改革、整体转轨、分段实施的一整套改革方案,由“经验引导型”转变为“科学设计型”。①但是中国目前的法制改革总是单项突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全盘的考虑,往往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一点,以司法改革的艰难迟滞与低效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法学家寄予厚望的,被誉为“法中之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亦因此隐含了深刻的缺陷与危机。[4]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本文试从法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中国法制现代化三阶段假说”。鉴于本课题的难度以及笔者自身学识水平所限,笔者自然并不奢望能拿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仅作抛砖引玉之用。一.法制现代化三阶段的法理学概述众所周知,尽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自发渐进的漫长演化过程,但是也不同于俄罗斯“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式激进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还是相对渐进的。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建构应经过三个阶段,即:由“政府主导型”的工具型法制国阶段,到政府与社会共同推进的制度型法治国阶段,再到社会自主演进的信仰型法治社会阶段。①第一阶段:政府推进的工具型法制国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本土法治资源的匮乏和中国法治“后生追赶型”的紧迫性等诸多原因,决定了第一阶段必须先由政府推动,走理性建构式的道路。舍此,中国别无更大的力量与更多的资源来改造传统,推进法治,进行艰巨的社会转型的历史重任。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说明:“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7](第34页)那么,所谓“工具型法制国”指的就是“依法而治的法制国”,在这一阶段,政府依照法律去管理国家、经济和社会等各项事务,即作为民意的代表去实施“依法治国”。政府的领导与推动是这一阶段法治建设的主要动力,政府的作用在于依法治国,负责规划全局、建立机构、培养法律人才、根据社会需要制定法律、实施法律、进行法制宣传,领导和推动法律改革。尤其是法律移植这样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只能由政府来完成。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社会将由“文革”时期“无法可依”的人治状态转变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状态,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法律规范范畴,建立起初步的法律秩序。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推动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立法的速度与数量可谓前所未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体系正在逐渐形成,人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进步。但是这种法治推进模式能否确保法治的实现呢?事实上,法治进程中已经出现了种种弊端。一方面政府的立法数量惊人,另一方面纸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却出现了严重的疏离与对立,极大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其原因之一与人们的法律心理、文化传统等因素有关,但更关键的一点便在于政府对立法的价值偏好有误。从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定义来看,法治被当作一种管理社会的手段,成为“治国方略”,而非一种价值和理想追求,具有极浓厚的国家本位与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可将其称之为“工具型法制”,虽然强调“依法治国”的确是必要的,但这决不是法治的全部内容。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先从社会管理领域的法制化改革起步,其潜在障碍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的对象会逐步从社会转向政府自身,甚至转向执政党本身,因为建立控权机制,限制政府权力本是法治题中之意。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保证国家甘愿牺牲其统治上的便利而主动或不得不服从宪法和法治的原则呢?因此,如果仅仅依靠政府权威来推进法治,只能构建出工具型法制国,与法治社会尚有很大的距离。第二阶段:政府与社会共同推进的制度型法治国  目前法学界的理论视野除集中于法治本体论的构建之外,也开始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有学者指出“仅仅依靠国家的善意和努力,而没有社会结构的改变,尤其是没有社会中间阶层和组织的成长,法治的原则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换言之,推进法治事业不单涉及法律本身,而且涉及到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8]因此,若要摆脱上述“国家悖论”的困境,必须对一元的“政府主导型”道路作出修正,引入制衡国家的另一种力量——“市民社会”,形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立互动的良性二元格局,这就是第二阶段:政府与社会共同推进的制度型法治国。中国的市民社会,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的活动的非官方公域”[9](第20页),它是“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的一个部分,它由平等主体的公民、企业和其它社会团体所组成”[10](第94页),其主体是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中产阶层及知识分子。市民社会有如下基本特征:“1)内部主体平等;2)外部与国家相对独立;3)与国家的关系依法双向互动”[10](第94页)。与国家的疏离使市民社会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是维护民主政治的屏障与堡垒。较成熟的市民社会以其相对独立性可以成为保障自由和防止权威倒退至极权政治的最后屏障。而知识分子在弘扬法治精神、推动价值观转变这一社会法治化进程中担负不可推卸的责任。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制衡包含两方面:一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限制,自觉抵制政府越权、越界的行为,保持社会私域的自治,培育和发展多元利益集团;二是积极参政议政,广泛参与政府立法与决策,追求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人性化,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孕育、成熟与市场经济的建立紧密相连,而市场经济无论是基本价值还是具体制度都与宪政主义内在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法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因此这一阶段推进法治的主要动力实际上来源于市场经济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政治呼声与经济力量来实现的。市民社会与宪政制度的内在耦合,从清末市民阶层对立宪运动的热烈呼唤和积极推动中可见一斑。①在这一阶段中,政府的法制改革不再局限于“依法治国”的范畴,在市民社会的制约和推动下,逐步扩大到宪政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诸方面,行政权力受法律的制约,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得到保障,司法实现独立与公正,自由、民主、人权、公平等法治的价值与原则得到尊重和落实,现代法治秩序初步建立,政府也得以重新建立自身的合法性。概而论之,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这就是制度型法治国家的三大特征。在大规模的法律移植与法制改革中,传统文化面临的自然是空前的危机,从孔孟之道到陆王心学;从社会心理到乡土习俗,我们“甚至不惜借强制力量割断与法治悖反的传统文化成份”[12],然而,中国本土并没有可供法治生根发芽的文化根基,移植过来的法治制度如何在中国得以长久存活?第三阶段:社会自主演进的信仰型法治社会仅仅有制度层面的法治之法,而没有文化层面的法治精神,是脆弱的。中国法治的实现不仅表现为合理制度的确立,而且在深层次上表现为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由崇尚人治到崇尚法治的深刻转变。所谓“信仰型法治社会”就是法治制度为整个社会所自觉接纳、推崇,法治精神成为社会内在的虔诚信仰的法治高级阶段。因此,第三阶段的任务在于文化层面的转换,将法治精神融入民族文化,形成法治信仰,为法治的不断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基础。在这一阶段,法律拥有至上权威,法律的权威性不再靠政府和党的文件、命令来维护,而是靠法律自身的优良品格、公正的司法以及民众的自觉遵从和拥戴。政府的作用是将社会中逐渐成熟的制度上升为法律,即以法律的形式对已自发形成的制度和规范予以确认和规范化,政府不再试图靠少数精英或权威的力量来建构法治,以所谓的“理性”代替传统,用人为的规划去取代自生的社会秩序,而是由社会自主演进,社会在运行中自发形成普遍遵守的规则,达到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从此,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法治制度与法治精神终与中国本土社会融合为一体,根深蒂固,开花结果,形成中国社会的法治文化。二、法制现代化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阐述(一)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可分为两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在第一阶段中,由于政府过于庞大和体制僵化,社会主体的制度创新能力不足且成本过高,因此只能由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进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类似于政府(委托人)与其它制度主体(代理人)之间的社会博弈,政府需要付出很高的信息成本。”[13]那么,通过大量的法律移植来进行强制改革,可以降低立法成本,促进法律体系的形成。政府进行的制度变迁,也必然要按照“预期收入大于预期成本”这一原则来进行,否则制度变迁不会发生。然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指出:统治者或国家提供博弈规则都有两重目的,这就是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和降低产权制度或规则的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提高规模效率。但是,这二重目的并不完全一致,“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4](第24—25页)也就是说,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政府进行制度变迁的个别收益与社会收益有时是未必一致的,因而可能会出现“政策失败”。[15](第397页)目前看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已经或即将面临以下三大挑战:第一,政府进行法制改革的偏好有误。政府部门的大量行政立法大都为经济管理、社会控制等领域的法律法规,这表明,政府追求的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便利的最大化,不少立法不是与社会生活脱节,便是与人民的民主需求、经济利益差距甚远,立法的社会成本巨大,致使制度变迁的成效大打折扣。第二,根据经济学“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政府所能投入的成本和收益都是有限的,随着经济体制领域和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逐渐完备,政府的边际收益——管理经济、社会的便利与效率将等于其改革的边际成本,那么,政府继续进行法制改革的决心和动力都可能会减弱。第三,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包含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国家强制推选的制定法就是正式制度,而社会自发生成的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等便是非正式制度。如果二者大体一致、和谐,那么就能降低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使其能有效稳定地运作。如果二者经常发生摩擦、冲突,那么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就会大大上升,难以取得预期的收益。当今法制现代化的困境之一便来自于这种“制度断裂”,国家推行的正式制度与社会中生成的非正式制度产生冲突,“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仅仅停留在法典层面上,是‘书本上的法’,还没有成为浸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活法’(livinglaw)。”[16](第49页)(二)在第二阶段,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格局,可望化解上述挑战。在此阶段中,虽然仍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要的改革模式,但亦出现了社会自发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空间与动力。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15](第374页)其特点是自发缓进,运行成本低。在中国,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基层民主制等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都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然后由国家认可将其上升为法律制度加以推广,也即是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合,以国家的强制力来推广民间自发形成的经验、制度,这样既可加快制度的形成、扩展,又能避免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现实的错位、脱节。在市民社会的制约推动下,政府法制改革的重点将由经济立法转向宪政立法,由社会管理领域转向政治体制领域,最终将形成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有限政府”。(三)回溯西方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第一,西方社会的法律变迁大都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其与市场秩序法律体系往往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任何一部法律的最后制定,都是市场长期自发选择的结果。”[4](第93页)第二,西方社会的法律变迁,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促动的发展过程,其深厚的宗教传统精神、人文主义思潮,皆与法律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西方法律制度的创立成本、运行成本、机会成本都比较低,整个法律体系的运转是平衡、高效的。经过了一个政府强制推动的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之后,政府权力应受到法律制约。在信仰型法治社会中,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将权力深入渗透至市场经济之中,控制其发展进程及方向,尽管适当的干预必不可少。法治社会的最终动力仍然存在于社会自身。新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并非是由政府创造的,它们只能从社会的发展中产生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言:“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17](第183页)唯有如此,法律制度才能真正表达社会发展的要求,与社会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相契合,从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稳定性。三.综论(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是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密切相关的,然而要确定其形成的时间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列出准确的时间表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以最乐观的态度来说,可望到2010年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1世纪中叶,形成较为成熟的市民社会,在21世纪下半叶基本建成制度型法治国,即法治国家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再主要靠社会自发形成信仰型法治社会。然而,以更为谨慎的态度来看,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其中涉及的复杂因素与未知的变数实在太多,而且建立法律易,落实法律难,转换法律文化则更难,尤其在中国这个人治传统沉积甚深的国度,法制现代化进程出现挫折、停滞甚至倒退也并非不可能。因此真正实现法治社会的过程必定是比较漫长,而且是难以预测的。(二)需要说明的是,三个阶段的划分当然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三个阶段之间其实是相互交叉的,其衔接过渡也不会有明显的分界点,社会中的制度、文化、信仰各因素更是同时孕育、互动发展的,只不过每个阶段当中的侧重点和主要特征有较大不同而已。推动法治建设的动力系统和法律制度供给方式的转变是划分三个阶段的主要标志。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治建设的动力系统由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对政府的压力转变到市场经济对法治的需求,再到市民社会发展的内驱力,而法律制度供给方式则由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逐步向以社会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转化。第一阶段的重心是政府推动与法律移植;第二阶段的重心是市民社会的发育与成熟;第三阶段的重心是文化转型与法治信仰的孕育。前两个阶段以法律移植、制度建构和技术创新为主,后一阶段以创建法治传统、培育法治信仰与为主,使法治的因素逐步在社会机体中孕育、生长、成熟起来。(三)传统文化与法制现代化到底是何种关系?有些学者认为目前法学界有十分强烈的脱离中国社会背景去拟定疗治方案的欲望,并对此提出质疑:“一个有意无意回避甚至鄙弃本国传统文化资源和伦理道德体系的法治建议是否可能?”[18]这种疑虑当然不无道理,但传统伦理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冲突甚多,难以融合。[19](第248-266页)著名学者美籍华人林毓生先生提出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解决方案,[20](第260页)并且新儒家学者也力图通过以西方民主法治思想重新阐释儒家文化,来达到二者内在精华的“会通”,实现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①这种努力和对传统的热爱确实令人感动,其学说也不乏精辟之处,但总体而言是并不能成功的。我们认为,西方法治文化的本土化,不太可能寄希望于传统文化与其的兼容、会通,而应在社会的逐步发展、现代制度的逐渐完善中不断创造出与法治精神相契合的因素,二者在调整、摩擦中逐步融合,使法治在市民社会的机体内生长起来(政府和知识分子应在其中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从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传统。可以说,这种一种传统文化的“断裂性发展”,也许这就是李泽厚先生所主张的对传统进行“转化性创造”的真义。[22](四)单纯依靠政府推进的法治模式是否能最终实现法制现代化?期盼政府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实质上是一种传统的“国家崇拜”情结。政府的作用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政府毕竟是有限的,其权力有限,其理性也有限,现代法治的精髓便是基于对政府的深刻不信任之上的。那么由政府设计的法治建设蓝图是否能最终实现法治?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对“建构理性”有深刻的置疑与批判,他认为根据抽象的理性或规律性预先设定一个社会进步方案是有害的,形成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类特意计划或追求的结果,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发进化而形成的。[23]无独有偶,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历史主义贫困论”与哈耶克的观点十分相似。[24](第315-333页)纵观西方法律演变进化的历史,应该说是符合哈耶克的观点的。尽管在当今东亚社会,政府对现代化的积极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我们也不能过于奢望政府在法治建构中起到决定性最关键的作用,因为“有限政府”恰恰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否能最终走向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政府,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育状况,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二元格局。言及此处仍是意犹未尽,然而本文只能粗略描绘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没有也不可能细致论及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各方面,如司法改革、宪政建设、执政党与法治的关系、广大农村中的基层法治建设等等。因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转轨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我们有太多的未知,在重重的迷惑与热烈的争辩当中,法学家们可能正亲手缔造一个新的伟大的社会,也可能正在误入累及后人的歧途。这正应了哈姆雷特的永恒诘问:“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个疑问)[参考文献][1]蒋立山.中国法治道路问题初探(上)[J]、中国法治道路问题讨论(下)[J],中外法学,1998(3)、(4).[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22.[3]蒋立山.中国法治道路问题讨论(下)[J].中外法学,1998(4).[4]周汉华.变法模式与中国立法法[J].中国社会科学,2000(1):91—102.[5]徐显明、谢晖.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J].法学,1998(10):21.[6]卓泽渊.中国法治的过去与未来[J].法学,1997(8).[7]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8]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J],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2).思想之境界网站(www.sixiang.com).[9]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0]郑强.市民社会与法治[J].外国法译评,2000(4):94.[11]舒城.清末商人的宪政情怀[A].刘军宁等.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2]徐显明、谢晖.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J].法学,1998(10):6—21.[13]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J].经济研究,1992(10):75.[14][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5]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6]强世功.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国家转型中的法律(1840-1981)[A].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齐延平.权力运行的底线道德与责任制度[J].法商研究,2000(6):16.[19]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20][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21][美]成中英.道德自我与民主自由:人权的哲学基础[J].东岳论坛,2001(11):91—95.[22]李泽厚.再论中体西用[M],现代与传统,1995(总第8辑).[23][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胡晋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4][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与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M].张之沧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①有学者认为:“当中国开始提出法制现代化目标时,它已经没有时间和条件象西方国家那样从容不迫地‘从头做起’了,它必然从一开始就着手一种整体性的计划,一种近似整体性的设计与安排。”[3](第21-33页)①关于法治建设的阶段问题,有学者分为“强制性对位阶段与自治性同构阶段”两个阶段,[5](第16-21页)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分为“提倡依法办事──主张依法治国──实现理想法治”或“党治──国治──法治”三个阶段。[6](第5-8页)①有学者认为:“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11](第276页)①比如,成中英先生认为:“现代人权论的哲学基础是儒家哲学的人性伦理或德性伦理。”[21]

  • 制度经济学派

    制度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对美国现实的一种反映,只不过歪曲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和特点。首先美国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就成为垄断组织发展水平最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国家政权同垄断资本主义空前紧密地溶合在一起。国家调节经济的活动已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整个经济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美国,一小撮垄断资本集团主宰着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他们是真正美国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制度经济学派,不能不对垄断统治表示自己的态度。

  • 郎咸平之制度起源(以及其他制度经济学的讨论)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读书,引进现代制度时,不知道欧美历史。第一个股份制在哪一年建立的?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是在西元10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欧洲处于中世纪的神权时代,神父们集中了57%的地产,但是,神父是不能结婚生子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引入"职业经理人"来帮他们在管理和生产。所以说管理权与所有权分开是不得已的。你们知道"有限责任"是如何起源的吗?那也起源于神权时代,债权人不还债务人钱了,于是吵架了,不得不到神父那里去审判。因为教堂是"保护上帝的殿堂",所以为了保持"上帝殿堂"的安静,所以规定了债权人如果还不了债的时候,就不用还了。然而现在,"有限责任"却变成了"保护上帝的罪人"的制度!      一个不知道检讨和怀疑的民族是没希望的。      (之后又讲了会计和律师的起源,都是产生于中世纪欧洲,都有比较荒谬的背景。这里从略)      任何一个现代制度的起源都是荒谬的。开始的原因是对上帝的崇敬。股份制,有限责任制都是起源于对上帝的崇敬和畏惧。股份有限公司在诞生3,4百年以后,腐败了。因为教会垄断了所有的财富。他们开始花天酒地,甚至没时间来接管普通老百姓来捐献的土地了。于是他们发行了赎罪券(让老百姓把土地卖了,直接拿钱来换赎罪券)。后来他们又觉得拿赎罪券过来也太麻烦了,于是建立了一些"接口"来收集,这就是连锁店的由来。宗教革命是如何来的呢?加尔文有一次去向教皇汇报工作,看到教皇正在床上做"龌龊"的事情,他很愤怒,拿起教皇的权杖,扔在地上摔碎,说了句名言:"我让你永远受地狱之火的煎熬"。于是他开始了宗教革命,他宣称,赎罪的价格弹性为0。于是欧洲的老百姓开始把目标由下一世放在了今生。城堡的产生,国家的产生,都是源于此,贵族要保护农民,就收保护费,那就是税收的起源。然而城堡里面的贵族的吃喝玩乐又开始了,贵族们的亲戚就看不惯了,因此产生了贵族革命,产生了上议院,这就是一种对税的分赃。但是由于有了上议院,国王要用钱就必须首先经过上议院,他觉得太麻烦了,于是想出来建立国营股份有限公司,从海关直接到皇宫,那就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现在国王也开始花天酒地了,老百姓们不爽了,他们爱开Party,有一次大概喝多了,于是有人说我们去和国王分赃吧!于是成立了下议院。这就是政党(Party)的诞生。      欧洲的战争使得欧洲的国家民穷财尽。国王又想法子怎么样搜刮钱财。于是,第一张债券就诞生了。但是显然国王没钱还债券的嘛,于是发的债券都是"打白条"的。随着债券越发越多,那么在国王这里的存量(Stock)也越来越多。怎么办呢?有人又替国王想了个办法,不如我们设立一个Market吧,这个市场就是StockMarket,用来专门出售国王的白条。那么怎么会有傻瓜来买呢?有人又替国王想了个办法,就是以"未来的现金流"作为购买这些"白条"的收益,那么这些"未来的现金流"又在哪里呢?在中国,在印度,在南非。这就是股市的来源。欧洲这样搞是不行的阿,这样就是一群傻瓜骗第二群傻瓜,第二群傻瓜骗第三群傻瓜,所以欧洲在17,18世纪经历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我看我们国家现在的金融危机和那时候的很像那时候的金融危机阿。    没有良心的股票市场永远是没希望的。那时候欧洲的内幕交易,坐庄,用银行钱炒股比比皆是,这种垃圾东西在欧洲已经衰弱了,却被中国引进了。  郎咸平先生的确为我们洗脑了,他关于制度的起源,明显对立与科斯的产权理论,你读了科斯的产权理论,即会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从来就是天堂的世界,科斯是世界上最无耻和无知的人,他为资本主义粉饰的太过火了。关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历史,希望大家看一下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的《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此贴子已经被nie于2005-12-3110:18:57编辑过]

  •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框架及其发展(一个读书笔记)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框架及其发展------一个读书笔记zhangweiguo提纲:一、为什么要考察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过程二、制度经济学派的划分三、各时期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内容四、小结五、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注:本文暂不讨论制度经济学各阶段的方法论问题(后续将有独立的讨论)一、为什么要考察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过程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主线有两条:一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而延伸至致前苏联社会主义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德国历史学派→美国老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主义最初是处于异端的地位,但随着制度主义不断的演变与发展,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其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90年代初科斯与诺斯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制度学派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同样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新、老制度学派,为什么在经济思想史中会取得不同的地位,为什么老制度主义会昙花一现,而新制度经济学会成为“非主流中的主流”?因此,本文要考察的是第二条主线的发展过程。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演变的考察原因有二:1.近年来,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论述颇多,但对其之前的制度主义已渐渐忘却,其实对整个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进行考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制度学派发展的规律;2.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叫法比较混杂,在这里有必要进行一下梳理。综合两方面因素,以历史的观点分析事物,也是符合制度经济学的初衷的。事实上只有了解制度学派的全貌,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和鉴别,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这门学科,才有可能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与判断。二、制度学派的划分制度学派从时间段上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密契尔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制度主义、老制度主义、旧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或早期制度学派、旧制度学派(TheInstitutionalSchool));第二阶段,20世纪30-40年代,从凡勃伦和康芒斯加加尔布雷斯之间的过渡阶段;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今,包括两种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现代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或现代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后制度经济学和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广义上,有人把以凡勃伦、康芒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称为“老制度主义”(OIE),把以科斯、诺斯等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主义”(NIE)[2];也有人把前者称为“制度主义经济学”,后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3],中国的学者也有把加尔布雷斯阶段的制度经济学称为后制度经济学,以区分和同时期的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以上可以看出,特别容易混淆的是第三、四阶段的英文名字(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和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的中译问题。根据《美国传统词典》,neo源于希腊语,是一个前缀,不能独立使用,必须用于合成词,如:Neolithic(新石器时代的)、neoimpressionism(新印象主义);而new源于中古英语,用作形容词时可以独立使用,用作副词时,常用于合成词。所以从形式上会出现Neo-institutional和NewInstitutional的区别。意义上,Neo和New,都有“新、新近”的涵义,但New的含义更广泛,包含“全新的、新时期发展的、不同于以前的”等14个以上的意思。New的这些含义恰好能表达威廉姆森命名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时的初衷,即科斯、德姆塞茨和威廉姆森等所进行的是一个新形式的、新时期的、与以往不同的、全新的InstitutionalEconomics。所以卢瑟福的划分还是很有道理的。这里,综合地把前三阶段称为“老制度经济学”,第四阶段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事实上,从制度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看,结合时间段的划分,从方法论入手,细分为四个阶段为宜[4]。同时建议用各阶段的代表人物或各自的方法论来区分。三、制度学派的演变与发展1.以凡勃伦、康芒斯和密契尔等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美国已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大的垄断组织完全统治着最主要的经济命脉。受垄断资本的压迫,中小资产阶级有着改变当前状况的强烈愿望,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而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马歇尔正统经济学说彻底无法自圆其说,出现了注重制度分析和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主义。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1899)、《企业论》(1904)等为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反对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经济活动的前提,主张从制度或结构上来改革资本主义。凡勃伦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制度。一是财产所有权或金钱关系的制度(产权),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或物质生活的工具供给(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制度的具体形式是“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机器利用引导出工厂制度、大规模生产、信用制度等一系列与工业革命相关的制度变革,其目的是无限制的商品生产。“企业经营”则通过资本的投资,对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全部过程进行组织控制,其目的与“机器利用”不同,不是产量最大化,而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由于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服务的不同目的,凡勃伦认为,二者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弊端的根源。凡勃伦以其独特的视角,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的弊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正是由于这一点他长期受到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家的轻视,被看作“异端”。凡勃仑所开创的制度分析学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并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解释为一种交易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众多的利益集团,因而存在着众多的利益冲突,就需要制度为各方建立一个行动规则,使交易各方处于协调之中。他强调经济的、法律的和伦理的作用,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功于法律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它完全以所有权为基础。密契尔把凡勃伦的制度研究同经济周期分析结合起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看做货币经济,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他所谓的商业循环。凡勃伦的“社会习惯”、康芒斯的“法律制度”和密契尔的“商业循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但都有其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辩解。2.贝利、米恩斯为代表的过渡期指20世纪30至40年代,是从凡勃伦等到加尔布雷斯之间的过渡阶段,即所谓的传统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阶段。主要继承者是贝利和米恩斯(G.C.Means)等,代表作是贝利和米恩斯的《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1933)。此阶段可谓是制度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社会和企业结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把经济制度微观化为企业制度,具体化为权利结构。(黄少安,1995、2004)贝利和米恩斯认为,美国企业大多数股权分散,企业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经理层手中。这就造成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贝利和米恩斯揭示了现代企业内部结构特征,也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提供了命题。3.加尔布雷斯和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以加尔布雷斯和缪尔达尔为代表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相对前两个时期的新制度学派。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新的主流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的出现,老制度主义便衰竭下去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爆发得更加频繁,社会问题日益尖锐,主流经济学还是不能对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承袭了老制度主义的思想传统的新制度主义,在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凡勃伦的传统,用制度结构分析方法,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进行批评,虽仍以“异端”出现却又受到人们偏爱。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中主要分析了:权力和权力分配,集团利益和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以及经济的不同组织结构。加尔布雷斯关心“公共目标”,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探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建立了“抗衡力量”—“二元结构”理论模式,并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建立“新社会主义”。缪尔达尔在《美国的两难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中,提出“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指出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与黑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低下这两个因素互为因果并相互强化,从而使黑人问题成为美国的困境。缪尔达尔进一步指出,循环积累因果联系还存在着“扩展效果”,即A的发展使B的状况不断改善和“回荡效果”,即A的发展使B的状况不断恶化。该理论精辟地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4.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与加尔布雷斯同时代的,以科斯、德姆塞茨、诺斯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相对前三个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内容是: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对于此方面的文献论述颇多,在此,不再赘述。虽以制度学派命名,却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侧重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先前三个阶段相比,它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有所创新:一是坚持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把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均衡分析方法与制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二是以资源配置为主题,改变了其他制度经济学主题变幻不定的状况;三是创立了“交易费用”范畴,并使之成为核心范畴。(黄少安,1995、2004)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在原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这一种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引入了另一种约束条件—交易成本。依托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既具有制度主义的一定批判性,也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从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引人瞩目。从深层次上看,其基本方法论和理论假设与主流经济学的趋同才是新制度经济学兴起的真实原因。四、小结虽然“历史学派—老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主线没有一个系统、完整和统一的理论体系,但“把制度主义结合起来的,并不是它们各自为同一理论做出了贡献,而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说明方法”[5]。五、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者们大规模地从国外引进各种经济学知识,寻求对改革有帮助的理论。各种各样的经济学理论被介绍过来,但是并没有像在西方一样,由新古典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人们很快发现了制度经济学强大的解释力,因此相对而言,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有更大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迅速兴起,除了经济改革的大背景,另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学者常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强调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和制度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资本论》实际也是一种形式的制度经济学,尽管这个分析框架中没有微观分析基础,和新制度经济学关注的问题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但二者有许多可以沟通的地方。新制度经济学被引进几年之后,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学者开始更加实证地看问题,更多是制度安排的问题,而不仅是主义问题,就中国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索,先后涌现出一大批学者。第一阶段,研究者并不是专门地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的问题,他们更多地是参与到“如何推进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中;在第二阶段,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了一批很宝贵的理论成果。随着中国改革重心的转移,制度经济学在中国也正在调整方向。在政府体制改革方面,制度经济学将大有可为。另外对其他的领域,比如对法经济学分析,对家庭、家族、道德、文化与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分析,也都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参考文献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2.李增刚.制度经济学的三大范式[J].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M],20033.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选择[M].商务印书馆,20004.姚洋.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5.陈孟熙.经济学说史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段文斌等.制度经济学—制度主义与经济分析[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7.杨培雷.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8.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康芒斯.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62.推动制度变迁的学术力量[EB/OL],中国经济网.2005-9-7[1]参见“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2004年版,第3页。”[2]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李增刚:制度经济学的三大范式,《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2003.[4]加尔布雷斯和科斯、诺斯等均属同一时代,一些人将Neo-institutionalism和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派。但他们的研究方法有着很大不同,所以将20世纪50年代后的制度学派再细分为新制度主义或现代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和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5]威尔伯:《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载于《经济问题杂志》,1978年。转引自:段文斌:《制度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7页[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2018:15:45编辑过]

  • 新制度经济学的五个代表性人物及其观点

    新制度经济学是二十世纪一支突起的异军,它的源头是大家公认的科斯教授1937年的那篇短文《企业的性质》。之后几十年间,经济学家似乎对这篇文章视而不见,直到1959、1960年科斯的另两篇宏文问世之后,他的思想才逐渐被大家注意,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是引用者多而深入研究者少。对此,科斯常有抱怨之词。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大经济学家认为1937年的文章太过空泛,从逻辑上看虽然无懈可击,毕竟难以操作。当然张五常先生肯定对此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最重要的,它是后来1960年文章的源头。新制度经济学的名字是威廉姆森给起的,在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新制度学派,之所以有一个新字冠在前头,主要是为了和以凡伯伦、康芒斯、密切尔为首的老制度学派相区分。老制度学派曾一度在美国成为主流,那是大萧条之后的几年里,马歇尔和凯恩斯之间的过度时期,迷茫的美国人对自己国人的思想第一次重视,但是,可是说旧制度学派几乎没有给现代经济学留下多少东西,也许正如科斯所说他们本来也不愿留下些什么。科斯在1998年的AER上发表的《关于新制度经济学》一文中说:“老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康芒斯、密切尔等都是一些充满大智慧的人物,但是他们却是反理论的,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堆毫无理论价值的实际资料,很少有东西被继承下来。”虽然其中的代表人物都曾一度在美国经济学家中声名显赫,但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影响几乎看不到。然而,新制度经济学(NIE)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他们非常活跃,而且也逐渐得到了主流的承认。1986年,Matthews就任皇家学会主席的演说中提到:“在我们的学科领域里,制度的经济分析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活跃的研究领域。”(Maathews,1986)在他看来,NIE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他提出了两个有意义的命题,第一,制度是重要的,第二,制度现象将影响经济理论工具的分析。对于第一点来说,倒算不上是新制度分析的功劳,因为无论新旧,两派都强调制度是重要的。因此在我看来,NIE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关键之处还是在于它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更为真实可行,更为敏锐的视角。阿罗(1987)说:“我现在思索新制度经济学运动的一个答案。它并没有为传统的经济学问题——资源分配和效用度量——提供一个新的答案,但他回答了一些新问题,为什么制度是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其他呢:它融入了经济史,但却提供了比传统的方法更为尖锐(微观分析)的推理方式。”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特视角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微观分析方法呢?张五常在1991年的这篇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章中开篇就讲到了这种变化。在新古典框架里,“在瓦尔拉斯(Walras)范式中,所有的行动权利被隐含地假定为自由的、简单的、不受限制的,而且拍卖商和监督人的服务都被假定为不花任何费用的。因此就不存在律师,没有经纪人,没有银行,没有官员,没有企业家,没有警察,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一类组织。”而新古典大家马歇尔又过于急噪,总是太想把经济学象心理学、生物学那样挤入科学的殿堂,虽然他“完全清楚制度的重要性,但他用长期的与短期的概念、用均衡和不均衡概念回避了许多问题。”在此以后,人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了经济学大厦的工程建设,力图从效用理论、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各个方面将新古典的大厦夯实,使得经济学以一种严谨的形式美展现在世人面前,它自己也急不可待的自我宣称自己是最接近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科学,是最成熟的。然而,这一切在20世纪5、6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奈特早在1924年就已经提出了不确定性概念,西蒙(1953)的有限理性,科斯(1937)、(1960)的交易费用范式和社会成本问题,哈耶克(1937,1945)的关于知识问题的讨论,以及迪克莱特对反垄断的口述传统都对新古典造成了冲击。正如科斯所批评的那样,经济学不应该只是一堆分析工具,尽管他们也十分重要,更重要的应该是它的研究内容或论题,“我想经济学家应最哦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度!”(1998)如此以来,我们就不难看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正是在不满新古典日益成为一门抽象的语言而丧失了实际内容方面而兴起的,这个学派既吸收了传统的一些经济分析方法,又有自己的分析范式。一、制度与价格任何制度的运行都需要成本,价格机制也是制度之一种,它的运行同样如此,但价格机制仍有它显著的优越之处。任何一个社会,人们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人与人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因为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所以竞争和稀缺是同义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或称为产权或称为制度,无疑人们是无法走出霍布斯丛林的。这是一种困境。我们姑且不在此讨论霍布斯、卢梭以及洛克的思想,因为那显然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我们只来考虑分析制度的绩效。讨论绩效,必然要假定人们已经走出了丛林状态。然而,即便产权确定了,却有着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表达产权人的需要,竞争的产权规则本身就是千差万别的。这些方式中,价格机制只是其中的一种。只不过,它的绩效最高,相对于租金消散所带来的人们的成本来说,是最低的。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租金是对使用资源的一种支付,这种支付就是一定制度安排下我们为满足最终享受收入而必须花费的成本,最早的租金概念专指地租。李嘉图当年的概念是只土地使用的价格,它不随人们的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供给状况,因为供给根本缺乏弹性。其实,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几乎只要存在竞争就必然存在这种供给的缺乏弹性。那么,对这些稀缺资源的分配就必须通过一种机制来完成。在历史乃至现代,这样的机制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古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对稀缺的政治资源的分配,现在机关里的论资排辈现象等等也是如此。其实,这和男人凭气力、女人凭容貌来排列本质上讲并无二致。虽然这些制度在现实生活中一再为人们所行使,但人们的代价有的时候常常会十分高昂,这一代价就是租金的消散。我举一个夸张的例子,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为进华府亲近秋香假装卖身葬父,而另有一位则假装卖身葬全家,二人都想进华府,但石榴姐手中却只有一个名额,于是竞争势在难免。石榴姐自称心肠软,见不得别人家惨,于是二人就制定了一个相互比谁更惨的竞争规则,结果大家都知道,两个人的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唐伯虎为此打断了自己的胳膊,而另一位哥们竟然因此而命丧黄泉。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租金的消散是非常之大的。这和排队成本一样,只不过它更夸张,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只是要达到最后分配的目的,即一个均衡状态而已。如果石榴姐的心肠没那么软,而是很黑,让二人出价竞争,租金就不会消散,结局也不会这么悲惨。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不采用价格或使得价格扭曲的情况,总会有另一种规则来代替它,但是代价会十分高昂。正如哈耶克(1945)所说:价格机制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也许是所有发明中最伟大的。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些时候人类偏就是选择了非价格的配置规则,正如张五常(1974)所说“租金消散能导致均衡的观点是一种机械演习,不是经济学命题”,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于是,接下来就引出了年轻的科斯当年的问题。二、企业的性质与交易成本如果象我们上一节所言,那么价格机制就应该是最佳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新古典辛苦了几十年,无非也是想把这一思想更为理论化、系统化,基础更为坚实。然而,真实世界比理论显然要复杂的多,人类的智慧与上帝相比,也许根本就是上帝跟人类开的一个玩笑。1930年代,一位大三的学生科斯拿到奖学金从英国来到新大陆,并巧妙的参观了福特的汽车公司——这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于是科斯开始问了他的两个问题:一、既然“黑板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体系如此有效,那么为什么现代经济里还有依赖行政命令运行的企业的存在呢?二、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也就是说企业在市场的大海中在什么样的规模下被确定呢?

  • 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又可划分为演化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以及在此传统下发展出来的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演化学派;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基于新古典范式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古典学派。  当然,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比上述划分要复杂和丰富得多,凡勃伦等的制度经济学和科斯等的制度经济学都明显受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科斯等的经济学也明显受到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思等的影响;马克思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演化经济学。另外,“主线”之外,还有很多从制度角度研究的经济学理论,例如:瑞典学派的制度分析,发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比较制度分析等。值得注意的是,制度经济学仍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其实没有被解决或解答,这正是需要学者们重视和努力的。  制度经济学的迅猛发展也掀起了制度研究的热潮。这难免会出现制度分析泛化:关于什么什么的制度分析很多。事实上,作为一门成熟、自律的学科,制度经济学应该界定其制度分析的边界,这样才能集中精力研究本学科的一些重大主题。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范畴应集中在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经济制度领域中,或适当地关注较为强烈地但却是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政治制度、习俗和惯例等。通常认为,新古典制度学派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演化制度学派是集体主义或群体主义的方法论。在新古典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个体具有完全能动,能够通过理性算计将制度从一个均衡移向另一个均衡。由于制度变迁是由个体理性算计形成,一些引起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被视为外生变量,通常还存在多重均衡,很难描述具体的变迁路径。相反,一些演化  理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个体在制度演化过程中是没有能动和无意识的,制度变迁是由某种凌驾于个体意识之上的系统(集体或群体)动力驱动的。  显然,对于存在认知主体的人类制度演化而言,这两种理论都比较极端。前者过分强调了人类的理性和目的性,后者过分强调人类的无知和结构功能。因此,在传统的制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方法论上的紧张和冲突。进化理性主义为制度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论视角,因为个体的理性总是在不断试错、调整和适应的过程中得到进化的。人们对于制度起源通常持建构和演化二元观。新古典学派认为制度是由行动者通过理性算计建构形成的,演化学派认为制度是由长期的无意识演化选择生成的。建构和演化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  演化和建构也并非完全对立或绝对不可交流。可能要关注制度的不同层面、制度的长期和短期。短期的和具体的制度,人们往往可以构建,而长期的基本的制度却往往难以构建,或构建的努力常常失败。实际上,一些从短期看来具有明显建构特征的制度可能是长期演化的结果。演化似乎也为建构设定了标准,只有符合演化趋势的建构才更具有适应性。随着互动中认知的进化,许多原先无意识或难于用言语表达的默会知识或局部知识,会逐渐变成标准化的编码知识或共同知识,自发演化形成的非正式制度随之被构建成正式的制度。  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演化和构建表面上的不和谐就可能消失。因此,任何建构都是局部和短期的均衡,是长期演化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

AB
CD
ABCDEFGHIJKLMNOPQISTUVW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