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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制度经济学的时间视野(转)

    先说一个故事,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几年前的寒假,我在武汉火车站转车.我早上到了武汉,买的是晚上的火车票,中间的十来个小时,我决定在录像厅里打发掉.去得录像厅一看,票价是5元,有空调,并且中间不清场,提供热水.我看着划算,就买票了.售票员告诉我录像厅在二楼.待我上楼,把门的拦住我:"看录像?交5元钱!"我说交过了,他说他收的是空调费.我想:交还是不交?不交的话,刚才的5元钱是白费了;交的话,就看着录像了.交比不交好.过了这道门,又在另一道门被人拦住了.他说要收茶水费2元.我考虑还是交了划算.之后,又被收了存包费3元.进了录像厅,花了15元.在门口时,知道价格是5元我才愿意看录像;如果直接告诉我是15元,已经超过了我的心理价格,我就放弃了.现在被"骗"进来了,难道是我的决策出了问题?那时候,我还是刚开始学习经济学.在每个收费的关口,运用的都是边际分析方法.看录像的边际收益高于5元,而每次收费的边际成本小于5元,决定交钱是对的.但是,每一次对的决策最后却导致了错的选择!此事萦绕在心,几年中挥之不散.不在乎钱,而是怕学的经济学有问题.我不停地反思.我昨天决定学经济学,是正确的;今天这么想一想,也是正确的;明天呢,也是正确的.但是,和前面的故事一样,每天的正确并不保证我走的是"正道"!问题大了!

  •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财政支农效率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财政逐年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但是财政支农效率不高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提高财政支农效率一直是学术界及各级政府开展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从实证方面分析财政支农的效率。本文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制约财政支农效率提高的各种因素,并提出解决的对策和建议。关键词:财政支农,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一、我国财政支农效率不高原因的既有研究述评1.我国财政支农现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执行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经济职能,政府活动应该限制在市场失灵领域的宏观经济层面,提供公共产品,致力于社会公平。因此,政府以较高效率增加和使用财政支农资金,这不仅是由农业的生态和环境作用以及我国农村土地兼具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资料属性的公共产品性质决定的,也是解决我国长期积累的二元城乡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逐年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六五”到“九五”时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分别为658.48、1167.77、2271.95和4938.88亿元,分别占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8.69%、9.38%、9.75%和9.29%。截至2010年,我国连续7年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三农”,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成为主题,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的战略考量。2001-2005年,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为10392.94亿元,约占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9%左右,2001-2007年,我国财政用于支农资金支出年均增幅超过20%,2008年我国财政用于支农资金支出达到5955.5亿元,增长37.9%,其中对农民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达到1027.7亿元,增长107.7%。2009年,我国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7253.1亿元,增长21.8%。其中,支持农业生产支出2679.2亿元,对农民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支出1274.5亿元,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支出2723.2亿元,农产品储备费用和利息等支出576.2亿元。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应注意到我国财政支农效率不高的客观现实。国家审计署2009年第4号公告显示,2006-2007年河南、甘肃、山西、黑龙江、江苏、湖南、福建、陕西、内蒙古和重庆10省区市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使用和相关涉农政策执行中存在很多影响财政支农效率的问题。其一,部分地区财政支农投入政策未完全落实到位,财政支农投入未达到法定要求,农业总投入增长幅度未达到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的省市县个数占总数的33%,财政支农投入增量未达到上年增长水平的省市县占总数的18%,未按规定对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和建设用地税费提高后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的部分三项指标进行统计和考核的地区,分别占80%、75%和87%。其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仍然不足,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亟待加强,防汛抗旱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滞后,部分地方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实施缓慢,部分省市耕地面积减少。其三,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不够规范,部分地方存在违规使用财政支农资金或资金管理不规范,违规使用资金、不规范管理资金、配套资金不到位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存在问题,部分地区结存资金数额较大,部分项目资金使用效益较差。审计抽查的10省区市应于2007年底完成的86个财政支农项目中,有32个未达到设计要求和预期目标,占抽查项目总数的37%。2.我国财政支农效率不高原因研究的代表性观点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就财政支农效率不高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并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规模说。该种观点认为政府有财力但不愿投入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从实践中看,的确有部分地方政府没有达到法律要求的投入水平。因此,该种观点主张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其二,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管理效率说。该种观点认为,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管理效率低是一个管理问题,因此,其政策建议是加强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使用效率管理。其三,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说。该种观点认为,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过于分散,无法形成合力且易滋生诸多弊端。总体而言,我国财政支农资金主要用于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抗灾救灾、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管理服务和农村发展等用途,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和农业部等各职能部门在每类支农资金上都承担支出责任,如此,各政府部门职能交叉增加了协调难度,降低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因此,该种观点主张适当整合财政支农资金。上述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效率不高原因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对于深化和改进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吸收、借鉴并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本文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制约我国财政支农效率提高的因素,并提出解决建议。二、我国财政支农效率不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1.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作为一种契约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可以抽象众多经济主体参与的大量经济现象。在契约安排下,委托人授权代理人出于委托人的利益而从事某些经济活动,甚至包括授予代理人某些特定决策权。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意味着,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委托人和代理人因为具有不同的利益函数因而二者存在不同的利益取向,信息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就契约规定的委托事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而在代理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代理成本问题。就我国财政支农过程中发生的支出决策、执行以及支出后监督和评价关系而言,其是一种具有复杂多层次特征的委托代理关系。社会公众将国家财政支农预算资金的支配、使用和分配决策权委托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按照职权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财政支农预算资金具体使用、分配的决策权、执行权委托给各层级政府,政府再委托给财政、农业、发展改革委员会等涉农部门来执行。由此,我国财政支农过程中形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政府对财政、农业、发展改革委员会等涉农部门,涉农部门对所属机构,所属机构对及项目实施单位和官员的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理论上,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较高层级委托人可以通过任免代理人,监督支农支出决策、执行过程和财政支农支出效果等手段约束代理人行为,但是多层级的长代理链条放大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性、目标不一致性及权利的不匹配性,弱化委托人对代理人行为的约束力,最终导致代理成本较高,使得财政支农支出效果偏离预期政策设计。理论和实践表明,为克服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的问题,大体上有如下四种方法:其一,筛选代理人,建立经理人市场的信誉机制和竞争机制;其二,严格缜密设计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合约内容,约束代理人行为使其最大化所有者权益;其三,汇报和监督。代理人定期就所委托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汇报,披露有关信息;委托人定期、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减少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其四,机构检查。就我国财政支农过程所涉及的委托代理关系而言,因为现行行政关系体制下不存在代理人市场,因而无法筛选代理人;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机构检查在我国缺乏有力的制度设计也很难实现。因此,我国财政支农过程中所涉及的委托代理关系只能主要依赖合约设计以及汇报和监督机制,来减少代理成本,最大化所有者权益。就财政支农支出和合约设计而言,由于财政支农存在“所有者权益缺位”,故合约设计缺乏效益最大化的原动力,而且,财政支农支出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特点,这也决定了合约设计只能进行原则性规定,无法囊括可以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全部合约细节。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决策、执行和支出后效果的汇报和监督机制,是有效规避部门预算风险、减少代理成本的主要选择。2.基于产权理论的分析作为一种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社会基础性规则,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使用一种经济物品的权利。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影响和激励行为,并建立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产权功能的发挥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产权安排能够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的经济绩效。目前的现实社会中,除产权可以决定资源配置效率外,因政府职能存在而产生的行政权也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伴随着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政府规模在不断扩大,政府掌控的国民收入和经济社会资源越来越多,这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物质准备。应注意到,产权安排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逻辑,而政府行政权资源配置安排基于政府职能逻辑,因此,前者容易形成基于所有权的使用、收益要素的“寻利”行为,后者容易形成公共部门和个人的“寻租”行为。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过程具有典型的政府以行政权取得支农预算资金并由政府进行资金再配置的特征。处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过程中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各层级政府官员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客观上关于财政支农支出各环节的认知有限,主观上个人利益函数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最终目标存在差异,由此,很可能出现支农支出决策、执行行为扭曲,这样虽然不能提高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效率,但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实现某些个人利益,如在职消费或获得所属涉农部门为争取预算资金所支付的灰色利益,即产生“寻租”行为。因此,“寻租”行为对于提高我国财政支农效率至关重要。3.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据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科斯认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衡量不同产权制度效率优劣的标准,即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很高的产权制度必然是低效率的。因此,研究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效率,必须抓住交易费用这个本质,即以交易费用视角观察和判断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效率的现状、未来改革取向。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在此基础上,威廉姆森进而提出,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三个因素。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农资金预算决策、使用和支出后绩效监督等各个环节渗透着的交易行为产生的交易费用,将带来政府公共财政资金的巨大损耗和浪费。具体分析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过程中产生交易费用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主要方面。(1)涉农相关部门局部利益驱动。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是公共性质的,因而存在“所有者虚位”问题。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过程中,相关接受农业财政投入部门受本部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在编报支农预算时为获得更多财政资金,往往尽可能多编多报预算,造成所谓的“海报现象”。而财政支农支出预算编制内容粗糙,缺乏科学性和严密性。甚至个别预算执行部门会为了获得一笔资金,采取“灰色行为”,造成公共资金流失。(2)预算审核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负责审核实施预算的参与部门和个人的行为效果受到自身知识(信息)的有限性、洞察力、技巧和时间的限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很难把握所报预算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对部门编报预算资金数量众多、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项目,负责审核实施预算的参与部门和个人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准确地以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为依据做出是否批复的决定,难以准确甄别预算的恰当性,故实践中往往分析上一财年与本财年预算建议数之间差异的“可接受度”,从收入和支出的总数上、结构上进行控制,采用基数加成办法核定预算资金数量。由此,难以确保每笔政府财政支农资金都被分配到最恰当、最有效率的用途上去。(3)财政支农参与者具有机会主义倾向。作为理性经济人,机会主义倾向不可避免,也即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任何情况下都要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获取自己的特殊利益倾向。以农口预算部门对项目预算单位这一级委托代理关系为例,农口部门的利益是支农资金本部门最大化,项目预算单位的利益是预算资金本单位效益的最大化,由于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不完善,财政支农资金下拨过程中及使用中容易被层层截留挪做它用,严重耗费了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4)政府财政支农资金预算惯性的存在。预算惯性的主要原因是部分财政支农资金被锁定专用。通常情况下,政府已对某支出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则会在下一个财政年度继续对该项目进行财政投入支持。事实上,很可能该项目建设和运行已不合时宜,或有更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项目。因此,政府财政支农支出预算惯性的存在,抑制了人们在新形势下对类似或延续用途资金的实际审核,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发生,降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三、提高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效率的制度创新视角探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一词的最通常含义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创新机制、制度安排变迁机制以及制度安排功能和绩效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变迁的重点。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可以为制度内部成员提供一种在制度安排外部不可获得的利益,防止制度外部成员对制度安排内部成员的侵害,并协调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防止组织内部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或“搭便车”行为,为使内部成员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和提供一个持续的激励机制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制度安排可以降低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交易费用。为提高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应着力就我国现行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机制进行制度创新。1.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解决财政支农资金“所有者虚位”问题产权理论表明,明晰产权是约束行政官员行为的重要途径。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目前存在的现实情况是,政府获得并支配公共资产性质的政府财政支农资金,而且,如同所有公共资产一样,存在亟需解决的“所有者虚位”问题。公共资产所有权其实质是,通过实际使用资源所获得的独占权,即”使用“决定”临时产权“。故此,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各环节,应进一步明晰与财政支农密切相关的各部门之间及涉农各部门内部所属机构和个人的”临时产权“,即明确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资金在使用中受益、受损的边界及补偿、处罚原则,提高违反原则的机构和个人的成本,使每一个参与者都不能通过违法损害他人利益而增加自己的利益。具体就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来说,首先,要进一步细化我国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资金的使用用途(包括基本支出的具体方面,项目支出的具体项目等)、支出方式(直接支付或是授权支付),资金使用部门不得有挤占资金、改变资金用途等不合规行为,否则就承担相应的处罚后果。通过明晰”临时产权“,让”临时产权“在财政资金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其次,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取决于财政支农支出决策是否切实符合广大农村居民的要求,因此,人民代表大会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反馈农村居民顺畅表达农村公共产品偏好的制度机制,而且,由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机关性质所决定,应严格决策责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支农支出预算方案制定、执行和支出后效果的审查监督力度,解决财政支农资金”所有者虚位“问题。2.加强行政部门各项制度建设,降低财政支农资金的“代理成本”和“交易费用”(1)精简涉农行政部门设置。通过精简涉农行政部门和机构,并调整其职能,尽量减少职能交叉,形成财政部门管资金、主管部门管项目的分工协调的财政支农投资管理体制。这是因为,财政和涉农职能机构职能界定得越清楚,各部门之间彼此协调配合效率越高,越有利于提高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益。(2)将竞争机制引入涉农行政部门。现代公共产品理论表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能够而且可以较好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引进第三方进行公共产品供给。因此,应打破某些涉农行政部门对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服务的垄断,或由其垄断地位授予的对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服务成本信息的垄断,通过采取财政筹资、私人经营或生产,财政和私人混合筹资、按公司制运营,私人筹资、私人经营、政府管理等竞争机制,提高涉农行政部门和公共工程项目的财政支农资源配置效率。在涉农行政管理体制上,推进和完善涉农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提高上岗和职务晋升的竞争性,使职务与能力相称,并制定相应的行政奖惩制度。3.完善管理监督制度。一是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减少划拨中间环节,从源头上控制财政支农资金的规范运行,避免基层政府和涉农职能部门截留、挤占、挪用支农资金的现象发生。二是规范涉农政府采购行为,综合利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对政府财政支农预算支出实行全程监管,降低涉农政府采购成本,优化涉农资源配置。三是完善财政支农支出信息披露制度,对于重要财政支农项目资金的使用做到支出公开透明,信息披露充分,减少资金使用单位的机会主义行为。四是加强财政支农资金检查验收和监督,财政部门根据验收状况,决定是否支付、结算资金。完善由人民代表大会的宏观监督、财政部门的日常监督和审计部门的事后监督、以社会监督为补充、以法律监督为保障的多层次、全方位的财政支农监督体系。五是建立财政支农资金专户管理制度。为避免各级财政拆借挪用财政支农资金,用财政支农资金平衡预算,弥补赤字。六是实行项目目标管理,建立个人终身责任制度。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应建立以项目目标为考核依据,对项目的确定、资金投入、项目的完成和资金的使用效益落实到人,并进行跟踪管理的责任制。3.创新制度安排、提升制度的执行水平和效果的外部途径有效制度安排及其实施,可以充分发挥其激励功能、约束人们的最大化行为,降低整个社会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在制度设计上应做到客观性、公正性、效率性和可操作性,并在制度供给决策上做到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减少无效制度安排或缺乏可行性的制度安排。因此,一项好的制度建立后,需配套有效的实施机制,否则其效率难以充分发挥。就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制度创新的配套措施而言,一是实现政府预算法治化。以明晰的法律体系为基础,明确政府对农业投入的责任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范围、投入数量与比例、投入路径与方式等。从更具体的方面看,可以考虑出台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条例,依法规范资金预算安排、审批拨付、使用程序,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大政府直接掌管和人大监督的力度,使各类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进入依法监管、公开运行的轨道。二是加强对职能部门执行者资格的审查。政府财政支农支出资金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各级政府往往授权各级财政部门、涉农主管部门以及审计部门对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单位行使监督职能。恰当履行财政支农资金监督职能对于提高财政支农资金运行效率至关重要,因此,要加强对财政部门和农业主管部门以及审计部门执行者的资格认证制度、监督制度、错误追究制度和奖励制度等相关制度建设,确保他们有效地履行职责。参考文献:[1]温铁军.WTO与财政支农[EB/OL].http://www.snzg.net.[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3]郑丹丹.我国中央部门预算体系的新制度经济分析[J].预算管理与会计,2008,(11).[4]彭克强,胡星城.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整合: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辑刊,2008,(3).[5]施安银,财政支出管理与效率研究——兼论公共支出框架的建立及政策设计[J].财政研究,2000,(10).[6]孙少茹,石峰.如何强化财政支农资金监督[J].财会月刊,2006,(6).[7]安福仁.强县强国与财政体制创新[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9,(5).(作者简介:尹孝凡(1975-),女,辽宁阜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吕杰(1963-),男,山东临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作者: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尹孝凡吕杰辽宁省财政厅教科文处王超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9期

  •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解读

     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建设现代农村经济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了许多显著的特点。为此,本文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特点,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关键词:农村金融 制度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建设现代农村经济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是在非凡的成就下也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严重的城乡发展差距、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城乡的巨大差异不仅侵蚀社会公正,而且损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目前尤为迫切。但是,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发展农村经济首先要有资金投入,而如何吸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与此同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做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林毅夫(2000)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在一些农村地区信贷短缺可能是由于区域的不平衡、缺乏资金的横向流动、对机构农业信贷的总体限制以及非正式信贷市场发育不足造成的,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性矛盾显得尤为突出。茅于轼(2004)则指出,目前金融体制的最大问题是政府管制,而最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普遍放开,给地下金融以合法地位,让合理的地下金融转化为地上金融,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白钦先(2004)认为,单一性的、部门性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思路是不恰当的和有害的,因此,呼吁对中国农村金融体制进行战略性重构、重组和重建,以实现“三农”发展对金融服务的总需求与农村金融服务总供给相协调、相匹配。杜彪(2007)通过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现象,指出政府的两个利益主体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现有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主要是这两大利益主体博弈的产物,而农户作为利益相关者却不能参与其中,这种不完整的利益博弈机制必然导致金融制度安排的残缺。杨丽萍(2008)把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研究置于国家制度变迁和资源环境制约的宏观背景下,得出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效率低下的结论,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纵观现有的研究,学界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一致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制度缺陷是阻碍我国农村金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些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不足,即分析不够全面、不够透彻。例如,相当一部分研究都运用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框架,但是他们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都过于狭窄,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历史演进,众所周知,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范畴主要有三个方向,演化论、历史论、博弈论。本文认为,如果能在新制度经济学多重视角下来研究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特点,找出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而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矫正其变迁轨道提供一些政策建议,那么这样的一个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的产生是由于制度安排的非均衡,及未达到帕累托效率准则最优,这是制度变迁的前提。制度变迁的动因在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制度变迁,否则,就会维持原有制度不变。诺思(1991)同时指出,当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后,制度安排便由于潜在利润的存在而受到创新的压力,原有制度均衡将被打破,新的制度安排取而代之,均衡状态重新出现,这一过程就是制度变迁或创新的过程。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应遵循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客观地映射农村经济发展历程。实际上,我国农村金融制度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强制性“机构路径”变迁模式,其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经营质量较差、支农边际效率递减,农村金融制度效率低下(杨丽萍,2008)。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特点是:   (一)政府主导的强制性   制度变迁按照主体和诱因可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来自于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对潜在利润的追求,其突出的特点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情况下,进行增量调整和边际革命,从而保证改革不可逆性。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变迁,是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与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不同,强制性变迁以国家(政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   回顾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历史变迁,每一个发展阶段无不折射出政府强制性的制度供给,而较少反映微观金融主体的诱致性制度需求。例如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的每次改革都是以中央政府主导,依靠金融垂直治理结构强制性推行,很少考虑农户、农村企业的实际需求,而且在每次改革以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一直处于不断反复的震荡之中。与此同时,反映广大农户融资需求的民间金融制度,却被政府取缔,最典型的例子是1999年关闭或由当地信用社兼并的全国上千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我国政府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反映中央政府和农村基层政府之间在集体金融的问题上存在着利益冲突。由此可以看出,在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农户阶层在集体行动中的弱势地位以及国家的强权,限制农户、地方政府对金融的支配权、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是必然的。   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变迁模式使得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总是满足当地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从而导致农村金融主体出现脱农、隐蔽脱农和潜在脱农的现象。农村金融主体严重缺位,农村金融服务不断缺失,农村金融资源日益流失,农村金融功能逐步弱化,农村金融业生态日益恶化。其结果表现为农村大量资金上存、存款外流,“存差”过大的现象持续出现。   (二)变迁过程的渐进性   从制度变迁的速度来考察,制度变迁可分为“渐进式”和“激进式”两种变迁方式。激进式的制度变迁是以终极预期目标为参照系数,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一步到位安排预期制度的方式,“破”与“立”同时进行,也就是在新制度安排的同时,否认现存的组织机构和信息存量,这种变迁方式的突出优点是减少变迁成本向后累积的风险,急需的核心制度能够较快安排到位。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是假定每个人、每个组织的信息和知识存量都是极其有限的,不可能预先设计好终极制度的模型,只能采取需求累增与阶段突破的方式,逐步推动制度升级并向终极制度靠拢。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在认识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后, 纷纷开展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体制改革,即转轨改革。这种改革模式是渐进增量式,即出于帕累托改进的良好愿望,一般都是在不损害原有制度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同时,逐步引入制度增量,待新制度取得成长并为旧制度改革创造条件后,再推动旧制度的改革,从而使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最小。渐进式改革的结果是我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出现了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也遵循着这种模式,例如农信社的改革,长期以来,在不涉及其公司治理及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之上,政府主要是围绕其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通过逐步放松市场准入,允许其它主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经取缔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以及当前提倡的村镇银行等介入,来逐渐扩大农村市场化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并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所谓“二元结构”。   在增量改革的背景下,随着整个农村金融体制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逐步深化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魏晶雪,2008)。虽然农村金融制度渐进式的改革明显推动了我国农村金融业的发展,但是它由于没有直接触及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如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不良资产等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导致矛盾后延、问题积累,无疑会加大改革深化的难度,堆积整个农村的金融风险,同时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交易为各种权钱交易、腐败之类的寻租活动留下了体制空间。   (三)路径的依赖性   诺思在制度及制度变迁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有极强的制约作用。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尽管存在着中央政府方面的“强制性”因素和广大群体方面的“诱致性”因素,但某些群体出于对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和意识形态考虑等原因,表现出对制度变迁的疑虑和犹豫,从而使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受阻,农村金融制度迟迟不能发生显著性变化。例如我国农信社体制基本成形后, 就存在着制度惯性, 制度变迁就易变成“修修补补”的游戏,虽然政府、农户都极力要求改革,但是一直没能取得突破。农村金融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农村金融地位长期被弱化,制约了其做大做强,难以发挥其服务于农村经济的主体作用。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我国的制度创新始于农村,得益于农民的推动,“制度变迁成为中国改革20年经济增长的最动态的原因,并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王志诚,1998)。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变迁、农村金融制度激励效率的提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应大力推动农村金融的制度创新。   (一)推行诱致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混合型制度变迁模式   在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与变迁过程中采用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配套协调实施,谋求制度变迁最佳状态——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与需求均衡的状态。结合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应采取政府供给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市场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模式,培育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主体,增大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供给,鼓励农民群众和农村金融组织自发进行制度创新,政府事后加以追认并推广,同时在此过程中政府要合理界定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的职能边界,转变政府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尊重规律,以求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相一致,更好地推动农村经济金融的发展。   (二)注重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方式的渐进性和历史继承性   路径依赖理论说明,制度的变迁对路径具有依赖性,因此制度的变迁进程具有渐进性和历史继承性。同时,制度结构由核心制度和次级制度藕合而成。基于改革成本的考虑,渐进制度变迁一般采取从次级制度向核心制度逼近的改革路径,在实践中应遵循这一规律,否则,将会激化矛盾,引起混乱。因此,在推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过程中,应正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充分照顾各方面的利益。根据当前农村金融的实际情况,必须处理好如下三个问题:其一是处理好信用社产权问题,其二是处理好政府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关系,其三是农村金融制度环境的构建问题。   (三)注重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创新   市场主体产权相互独立是竞争存在的必要条件,保证产权相互独立即需要明晰产权。产权制度是以一系列的制度或规则来明确和保护产权,这些制度允许个人或组织自由缔约,并占有运用财产所产生的收益,从而推动财产所有者去发现他人的需要,并积极按这种需要来运用其财产,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产权明晰的不同市场主体为了追求利润,必然展开竞争,提高效率。目前农村基层金融组织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既不能满足农村产权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从而造成缺乏竞争而效率低下。因此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地逐步建立起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清晰的、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在坚持合作制为农村金融组织基本产权形式的原则下,对现有农信社产权重新界定,在经济、金融基础较好,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组建农村民营商业银行。鼓励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使一些具备一定的注册资本金、能够依法经营、履约率较高的私人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在一定期限内转为合法民间金融机构,引导民间金融通过市场化融资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来。   (四)构建良好的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环境   构建一个良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环境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中央政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财政支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为农业发展提供广泛的资金支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利息补贴等,来鼓励金融机构为农村提供贷款;由政府主导推广与完善我国农业保险制度,避免农业发展大幅波动,维护广大农民利益。同时,地方政府需要发挥其作用,大力加强农村社会信用建设、优化法律环境,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切实维护金融稳定。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林毅夫.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创造巨大需求[J].学习研究,2000(1)  3.白钦先.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性重构重组与重建[J].中国金融,2004(12)  4.杜彪.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7(10)  5.杨丽萍.新农村建设中农村金融制度的效率激励研究[J].财贸经济,2008(4)作者:马润平来源:《商业时代》2010年第1期

  • “取消贪官死罪”大辩论: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

    “取消贪官死罪”大辩论: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中国反垄断网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首次提请正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25日,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这部法律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本次修改取消了13个非暴力类经济犯罪的死刑罪名,同时落实“宽严相济”的政策,加大了民生刑事保护,增加了欠薪、醉驾等与民众切身利益攸关的条款。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审议现场,委员们讨论气氛热烈,不时出现观点争锋、议题辩论,有的委员间意见完全不同,有的委员提出的观点十分尖锐。官员贪污贿赂死刑罪名该否取消日前,公安部原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原局长郑少东因犯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两亿元,一审也被判处死缓。越来越多的贪污贿赂犯罪官员因被处以死缓而暂留一命,以致有人质疑死缓判决成了贪官的“免死牌”。这一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的“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死刑罪名是否该取消”的话题,也进入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视野,委员们表达了不同的看法。牟新生委员提出:“我个人认为有必要研究取消现在刑法中关于国家公职人员犯贪污贿赂罪的死刑罪名。”他说:“从国际上看,大多数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犯罪和贪污贿赂罪犯一般都没有死刑,因为职务罪犯特别是贪污贿赂罪犯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情况比较复杂,涉及的面也比较宽,在现实中侦查、调查这种犯罪难度相当大。”曾在公安部任职的牟新生委员认为,根据实践情况,贪污贿赂罪以不涉及死刑为好。“贪污贿赂犯罪对国家的危害相当大,应该从严处罚。除了在政治上剥夺贪官的全部权力,让他再没有行使权力的任何可能,还要在经济上处罚,做到这两条就可以了。”牟新生委员注意到,对于减刑问题社会上反映非常强烈。“刑法中对减刑有规定,但是现在在司法实践中社会反映比较大的是对职务犯罪现在减刑比较多,有些犯贪污贿赂罪的,开始判刑判得很重,有的判了死缓,几年之内就减到有期徒刑。”他建议司法部门严格执行刑法关于减刑的规定,“不要变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是否废除死刑,徐显明委员的观点是“要慎之又慎”。徐显明委员现任山东大学校长,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法学理论专家。“一般的财产类犯罪,如盗窃、抢夺、抢劫、贪污、受贿、走私等,均不应适用死刑,因为侵犯财产权与剥夺生命权无法对应。”接着,徐显明委员话题一转说,“但是在中国对于贪污贿赂犯罪要废除死刑,这方面可能会引发激烈的社会争论,要慎之又慎。”“中国是一个期盼清官的社会,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个以重典惩贪的社会。”徐显明委员建议,“如果要对贪官污吏废除死刑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与死刑刑罚效果相适应的另一种刑罚方法来代替,比如说以让社会可以接受的不被减刑和假释的无期徒刑和30年有期徒刑来替代。总之要有一种比死刑更有恐惧感和受惩罚感的替代的方式。”杨贵新委员更进一步提出,此次修改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附加刑设置不够完善。现在刑法规定,贪污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判处主刑的时候可以附加判处没收财产刑。而犯罪数额不满5万元的,就没有设立财产刑。“财产刑主要是适用于经济犯罪和以营利、贪财为目的的犯罪,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适用财产刑,提高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有利于整治企图贪污受贿的不稳定分子,达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有机结合,防止腐败的进一步滋生和蔓延。”杨贵新委员说。“刑法对无信用欺诈及环境犯罪给予了最大宽容”没有空话、套话,少有表态、铺垫,许多委员在分组审议中开诚布公地表达了对此次刑法修改的不同意见。“这次刑法修改中,没有对我们的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必要的回应,有两个欠缺较大的地方。”徐显明委员直言不讳地对此次刑法修改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强国,除政治上的决定力、经济上的影响力、军事上的威慑力外,还有两样更安全的东西:一是文化上的被向往,二是制度上的可信赖。“这两样东西,均以道德中的信用为基础,但中国刑法对无信用行为及欺诈行为给予了世界上最大的宽容;这既不利于民族道德水平的提升,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最终形成。另外一个欠缺是,我们对破坏环境方面的犯罪,也给予了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宽容。”徐显明委员显得不那么“客气”。对此,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刘玲深有同感。作为律师的她具体指出,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修改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但此次修改没有解决司法实践中故意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刘玲代表说:“实践中经常有故意排放有害物质的行为,因法律上的空白而存在重行轻定、重罪轻判的情况。这样实际上是放纵环境污染犯罪,也达不到防范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目的。”刘玲代表建议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增加一项内容,即故意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投放危险物质罪处罚。观点争锋是人大立法审议题中应有之义醉驾入刑是宽了还是严了、欠薪刑事追究如何具体操作、75岁犯罪是否该追究……一个个事关民生保护、广受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无不引发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热议。有多年参加人大报道的媒体记者感受到,人大常委会对法律案的审议正变得越来越开放、透明、公开,委员们在分组审议中不断呈现出新的气象,人大监督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完善,从第十五次常委会到本次常委会,专题询问、联组审议接连开场。对此,有人大制度专家指出,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事关国计民生、公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不同意见,有辩论、有争锋,甚至有不同观点的碰撞,在这种争论、博弈中求得立法对各方利益的平衡,这正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立法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中国反垄断网很遗憾地看到,众多的讨论中,没有从升年制度经济学角度考量。希望我们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一下:A、贪污官吏取消死刑;B、贪污官吏慎用死刑(不是不用,而是尽量少用,比如贪污数量超过1亿以上等);C、按照现行法律执行;D、降低贪污官吏死刑判决起点,加重处罚力度(例如贪污100万以上就判处死刑且立即执行);E、采用非人道做法,凡是贪污官吏(10万以上),无论犯罪前职务大小,都实施千刀万剐式死刑。F、我是打酱油的,路过,不评论......

  •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

    RT,柯武刚&史漫飞著,PDF清晰版本书简介:近年来,制度经济学这门学科声誉日隆。因为标准的经济学解释往往不能把握当代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如在发展国家中进行的经济改革、在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中发生的转变、新兴工业经济中的控管问题。制度经济学家指出,规则体系在解释这些问题上至关重要,而要想在这些问题上找到能经得起考验的解决办法,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制度必须为日趋复杂的人际交往奠定坚实的基础,因为人们的交往和合作有赖于纤细脆弱的信任链条。这本重要的著作为尚在发展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和有关私人产权及其竞争性应用的核心问题提供了一份易于理解的引论。本书将根据有关人类认识和动机的基本前提展开论题。它包括下列具有政策取向的讨论:·制度的逻辑基础以及制度的重要性;·为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奠定基础的各种制度安排;·奠定商务组织基础的各种制度安排;·ZF的职能、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的相对优点,以及对机会主义地运用政治权力的行为施加控制的办法;·在深受ZF管制却必须应付新竞争者挑战的成熟经济中所能实施的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问题的原因;·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化对制度发展的影响。

  • 国泰君安-加入世贸9年:中国对美国经济影响再评估-100119

    【名称及出版时间】:国泰君安-加入世贸9年:中国对美国经济影响再评估-100119.pdf【来源】:国泰君安【文件格式】:PDF【页数】:11【内容提要】:摘要:1、美国的经济失衡在2001年后业已显现,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经济失衡所带来的风险。2、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自由贸易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扩展带来全球贸易的迅速增长给各国带来了大量的贸易红利,这在给全球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掩盖全球经济过热的风险。3、中国对外贸易处于高位,全球贸易增长空间缩小,全球贸易红利逐步消失的情况下,原有的各种失衡必导致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及之后的调整中,世界经济将重新走向均衡,原有因素的消失使得美国经济不再可能复制上一轮的上涨过程。4、现在阶段,美国各长周期因素均处于调整的过程中,美国经济很难出现根本性好转,其经济的恢复与增长更多是依靠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经济最可能出现长期的缓慢回升与持续的调整过程。5、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外贸易的扩大,中国经济不再只是被动受海外市场的影响,而将是主动影响海外市场。

  • 好书《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的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内容简介: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目录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出版前言致谢前言1入门性知识一些基本假设和术语零交易费用的陌生世界古典自由**的理想模型市场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型建构还是自发秩序?加速看不见的手的运行理性的不完全性执行政治过程代理制度的稳定性再论情感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制度主义旧制度经济学的历史:一个注解进一步阅读的建议2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概念交易费用:描述和尝试性定义估猜交易费用的规模模型化交易费用:“交易”活动交易费用文献的一些评述本章的阅读建议3绝对产权:有形物品的所有权产权分析方法:一些基本概念产权:阐释和尝试性定义有形物品的财产:私产问题公共资源产权的起源产权的经济分析:关于文献的一些评注本章的阅读建议4相对产权:合约责任合约责任的基本原则多种类型的合约责任合约理论的一些基本要素:来自经济学家的观点三种合约理论概要合约法和合约行为的经济学:文献的一些评注本章的阅读建议5合约原理对即将讨论的合约理论模型的展望企业的管理理论:开支偏好模型委托一代理模型:道德风险委托一代理模型:逆向选择隐性合约不完全合约模型自我履约协议回顾关于正式合约理论的参考文献本章的阅读建议6应用于市场、企业及国家的新制度经济学:一般性评论私有经济的基本规则对组织的一般性评论企业、市场和国家秩序和组织文献的简要指南本章的阅读建议7市场的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组织的市场关于价格刚性作为市场合作结果的市场组织新制度主义者关于市场组织的一些看法市场:结论及展望有关市场组织的文献的简要指南本章的阅读建议8企业的新制度经济学传统新古典理论一体化激励一体化的局限所有权和控制一回顾性小结新古典传统企业理论的制度模型传统的苏联式企业社会主义劳动管理型企业劳资共管企业的新制度经济学:先驱者及早期研究企业的新制度经济学:概要及科斯之后的主要文献本章的阅读建议9国家的新制度经济学一个简单的国家新古典理论政治制度的作用政治市场国际关系关于国家和国际关系经济学的文献的简要指南本章的阅读建议10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作为新古典理论拓展的制度主义初始方法的再思考新范式的基础现代制度主义:前进的机会参考文献后记作者:(美)埃里克·弗鲁博顿(德)鲁道夫·芮切特ccer周其仁老师新制度经济学课程教材

  • 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

    本书仿效自然科学教科书。书中所列入的每一种观念都追溯到它的创始人,然后陈述这种观念的逐步修正和变化,并且将各观念早期的双重的或三重的意义分开,直到使每种观念作为单一的意义和我理想中的政治经济科学里的其他观念结合起来为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政治经济科学正在发展形成。在我所谓的“战争循环”中,在一些革命战争的前后,出现了新观念和新学说的创始者。由于我的分析是根据英美的习惯法,我就从1689年的英国革命开始;其次到1789年法国革命的世界战争;接着到1861年的美国革命(这是被抑制了的1848年欧洲革命的结果);然后到1914年开始的许多革命的战争。正如我在自传里解说过的,我亲身经历了这些革命循环中的两个周期:废除奴隶制的美国革命,和过去二十年的世界革命。我的第一本书《财富的分配》(1893年)受了十九世纪末叶流行的学说的支配;我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年)和这一本《制度经济学》(1934年)则受着在我们当前经历的革命循环中出现的种种学说的支配。过去二十五年中,我从许多研究家和助手那里得到很多帮助,其中安娜·坎贝尔·戴维斯夫人协助我研究法律和经n济问题七年,鲁本·斯巴克曼先生协助我研究经济问题四年。

  • 话说张五常——制度经济学专家对制度的认知局限

    话说张五常现象安邦文化中国的历史传统,滋养了大家为国为民之血气。历史变革的世界大舞台,也似乎把中国变成了人类未来的试验田。难怪各路豪杰你方唱罢我登场群演众唱好不热闹。兴趣之下,刚刚看完张五常大师的《经济解释》,也来闹腾闹腾。五常之《经济解释》,文字之精美,逻辑之严密,已是散文哲学了。看得懂,解释了,众人皆知,不说也罢。纷繁世事,五常之解释三个字——“局限下”。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如同一句“阿弥陀佛”。不同的是“阿弥陀佛”不管乎费用,听听过后,拿来就说,何害之有!五常之说,经济之说,看懂之后,拿来要用,却得想想费用高低,何利之有?反复领悟,不知所向:去南去北?去东去西?还是站着不动?皆没有标识,不知所措,于世事何干?五常之说,犹在耳边:“套套逻辑没有内容”。对也,套套逻辑没有内容。大师之所以是大师,知道什么解释是放之四海皆准。没有内容的套套逻辑是也。如此说来,以后见到农民(工)也得称大师了。农民(工)对于生活的种种选择,无论是嘟哝还是眼神,无论是说笑还是骂娘,也同样有张五常大师的风范。五常说行为是局限下的选择,农民(工)说生活是无奈的选择,我看不出这两种有什么不同。时间真是个坏东西。刚放下书,感觉只是奇怪,不痛不痒。麻烦的是,过了一会,不快竞争过了奇怪。想当初,五常自费于大陆的东西南北,考察社会;布道于媒体学子,寄望上政下民。我等佩服之至,恨不得乡间小路不落灰尘,以免脏了大师的衣鞋!上政下民,无知是局限,五常之威望是低费用(不要从头研究,宣传说教费用低),选择之下,体制之改产权之改好不热闹。然无的之矢,终究只能落得乱箭齐射,不问结果。同一改,这种改与那种改之费用高低,五常“吝啬”,不肯相告;姑且不说费用高低之分,单是局限下的选择之所改,五常“不问”,改之费用如何分担。于是,乱射之下,“打扫完房屋的保姆拿走了主人的房子”的国企改革,也成了“局限下”精英的选择,“无奈下”非精英国民的被选择。诸如此类,这就是国人中五常类经济学精英赐给中国社会的力量。更不用说人之所需人之所选,有数不清的市场缺失下不能厘定的费用收益。熟不知大陆精英政民选择了低费用的五常考察布道,收益的是负还是正?费用的分担是效率之上还是效率之下?若如斯,世事之复杂,不是一人所为,何需解释,解释了又有何用。有意思的是,五常之版权大行书市。原来所谓自费,实为投资。西学我用,五常致极!难怪乎今日之媒体,信息无关乎真实,评论无关乎逻辑,热点为上,寻租为上。数学模型之西洋经济学,同样是解释,图形之精美,逻辑之严密,虽不能人人都享用,远胜过文字逻辑之利。为精英所用,推导制度,让无力于世事的政府,可以发力,福佑予民。大有用场,岂不快哉!又何必推导“局限下”呢?五常熟读经书,嫡系亲传,当然知道“产(之权)-竞争-缺乏一样说”。奇怪的是大师却不知道公平与效率一样说。无常说“不明白这个一般化的「竞争」概念,学经济就不能大有所成”。一人之见,只明白大师说的“竞争”概念的人,一定是学经济不能大有所成。真以为:学经济要大有所成,一定是公平与效率是同义才能大有所成!公平被寻租的人拿来说事,说什么平均,可惜他却不知道公平与平均读法不同写法不同图案不同,何来一样之说?公平被寻租的人拿来说理,说什么损害效率,可惜他不知道公平与效率读法不同写法不同图案不同却有相同的经济学含义。不敢说五常类的精英经济学者向国人普渡经济学常识没有“功用”。改革也罢,新制度也罢,不用花费时间考虑相应的数理化的费用收益,“局限下”三个字就可以为“改”大兴文字游戏,可以为“不改”大兴文字游戏,都可以轻松过关,如五常所说“神乎其神”!只是实在捏不准,五常之说下,改之结果会如何,不改之结果会如何。甚者,国内的诸多精英专家学者与五常相较,过之。其中的利害,还是让历史来说吧。

  • [下载]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美〕康芒斯著于树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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