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载]经济思想史系列2：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 埃克伦德.pdf
经济思想史系列2：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埃克伦德.pdf当对各种经济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人们总是希望看些有关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书，以便对经济学有更深入和更全面的了解，这样寻找这类书就成了关键甚至是当务之急。现把本人好不容易收集到的12本此类书上传到本网站，以方便各位网友下载和参考。各位要是找到了这类不同的书，也恳请上传到本网站，起码本人将立刻载之并阅之且感谢之！目录：1.经济思想史罗尔.pdf2.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埃克伦德.pdf3.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埃思里奇.pdf4.经济思想史斯坦利·布鲁.pdf5.经济思想史教程马涛.pdf6.西方经济学流派王志伟编.pdf7.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胡代光编.pdf8.凯恩斯以后罗宾逊编.pdf9.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黄新华.pdf10.国际金融学说史无名氏.pdf11.西方经济学说史无名氏.pdf12.经济学说史的模型分析驮田井正.pdf
-
1000年来最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家
1000年来最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家 伟大的思想产生于伟大的头脑。 那么，哪些人是1000年来最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家？哪些人从根本上向传统观念发出了挑战，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下面，我们按时间顺序来回顾一下他们中的一些人。 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主要贡献：拉丁神学的集大成者 圣·托马斯是中世纪教会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认为财富不是自然、积极的，而是人类俗世的又一缺陷。他承认财产私有权，但认为如果有人没有财产，盗窃就是合理的。他把商业看作是不自然的，不过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认为以高于物品本身所值的价格出售物品（贱买贵卖）是人的本性之一。放债收取利息他认为是不正当的。 伊本·卡尔登（1332－1406）突尼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主要贡献：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 有些史学家认为，卡尔登是中世纪第一个认识到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的思想家。卡尔登的《穆卡迪玛》（历史学导言）一书，抛弃当时盛行的唯心论，采用实证的方法，对政权、经济的兴起、成熟和衰落的循盛行的唯心论，采用实证的方法，对政权、经济的兴起、成熟和衰落的循环特性进行了深刻清晰的分析。他指出，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因基本需求和社会团结而发展，而经济一旦高度繁荣，社会团结就会削弱，人们道德沦丧，追逐奢侈的生活。这时，经济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亚当·斯密（1723－1790）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经济学家，主要贡献：提倡自由经济 斯密被认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他的《国富论》是资本主义者的宣言（虽然“资本主义”这个词当时尚未出现）。这部著作指出：行会限制、行业垄断和贸易壁垒是繁荣、健康经济的大敌。斯密的理论就是著名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斯密主张：如果政府解除对人民的经济限制，允许人民去追求私利，那么，“看不见的手”会促成更有效率的劳动分工，引导经济更快发展。这一主张与重商主义大相径庭。重商主义认为对工商业的控制是为国家经济利益服务最有效的途径。 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证券经纪人、经济学家，主要贡献：“劳动价值论” 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一起，把社会的主流观点由乐观主义变为悲观主义，使经济学变成了“令人消沉的科学”。他认为地主靠社会的损失致富，而工人和工业资本家是受损者。他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他举例说：肥沃的土地产量高，所以价值高于贫瘠的土地。但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不得不去耕种那些较贫瘠的土地。这样一来，肥沃土地的地租势必随着食品的总体价格上涨而上涨。其结果是：需要更多劳动的贫瘠土地耕种得越来越多，收益也不断下降。这样，经济的发展因上涨的地租受阻，惟一获益的就是地主。 约翰·斯图尔特·米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主要贡献：发展了功利主义 米勒是最后一位重要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他鼓吹与个人自由最协调的政策。他写道，自由可能受到社会压迫和政治独裁的威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认为：经济规律的真正基础是生产而不是分配。不过，在市场机制是否能分配产生的收益的问题上，米勒偏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传统。他认为市场能配置资源，却不能分配收益，因此社会必须干预。他不喜欢资本主义，但认识到资本主义很有活力。他也不是社会主义者，却研究了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并力求改善工人的状况。 里昂·瓦尔拉（1834－1910）法国经济学家，主要贡献：边际学派经济思想的创始人 瓦尔拉认为价格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边际经济学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手段：供应和需求分析。瓦尔拉最著名之处是对经济学进行彻底改革，用数学公式表达价格系统的构成。他提出的均衡理论，将生产、交换、货币和资本等理论结合在一起。他的一般均衡理论被称为“瓦尔拉一般均衡”，至今仍是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 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剑桥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主要贡献：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马歇尔把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念和边际经济学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被奉为英国经济学的圣经。书中强调，商品的产量与价格是由供应和需求共同决定的。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包括消费者剩余（消费者所购商品的实际价值与购买此物时实际付出的价钱之差）、准地租、需求弹性和代理公司等。他的工作显示了供应和需求曲线的重要性，也显示均衡过程中时间的重要性。 托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政治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主要贡献：奠定了制度经济学派的基础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理论》一书中抨击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大商业对社会的影响。他创造了“显形消费”一词，批评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凡勃伦致力于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到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研究中，观察经济如何演变。凡勃伦的声望在本世纪30年达到顶峰，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似乎是在为他的商业经济观点提供论据。凡勃伦的思想为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开辟了道路。欧文·费雪（1867－1947）耶鲁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主要贡献：货币理论的原则 费雪被公认为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他使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更精密的科学。他提高了现代对于货币量和总体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认识。他的交换方程大概是解释通货膨胀的原因的理论中最成功的。费雪认为可以保持总体物价水平的稳定，而价格水平的稳定会使得整个经济保持稳定。1923年，他创办了数量协会，是第一家以数据形式向大众提供系统指数信息的组织。费雪是经济计量学发展的领导者，加大了统计方法在经济理论中的应用。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金融家、记者，主要贡献：分析长期失业原因的理论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张：政府对市场经常进行干预，在萧条时期实行赤字开支和灵活的财政政策。大萧条时期，国际金融体系崩溃，英美政府最初都决定削减政府开支，拒绝提供启动经济的贷款，同时试图保持较高价格水平。凯恩斯反对这些措施。后来，欧洲各国政府提高失业救济金，增加政府雇员工资，资助国内建筑业。这些措施增强了消费者的信心。凯恩斯经济学说对罗斯福新政也有很大影响。罗斯福新政中，政府向银行提供贷款，帮助商家和农民摆脱困境，通过公共建设工程计划帮助失业者。罗斯福新政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恢复。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美国经济学家，主要贡献：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 熊彼特着重研究个体与经济的互动如何引起经济变化。他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认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他也重视银行家和银行，认为银行家和银行提供的贷款使得企业家得以实现其计划。熊彼特是经济计量学的领导者。经济计量学力图加强经济调查的科学性。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英国经济学家，主要贡献：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引起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 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他所作的主要贡献是对政府干预和社会结构的发展的见解。他年轻时就以他的经济周期理论成名，但他的见解被凯恩斯的《通论》一书的巨大影响所掩盖。哈耶克宣称，只有自由经济才能有效地将资源配置到有活力的产业中，而通货膨胀、失业或经济衰退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果。他1944年出版了大受欢迎的《通往奴役的路》。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经济学家，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主要贡献：货币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 弗里德曼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导人物。该学派强调货币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弗里德曼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奖。货币主义称货币供应的变化先于而不是后于总体经济状况的变化。自50年代以来，弗里德曼一直是凯恩斯经济干涉主义的主要反对者。他认为所有的社会福利计划都应代之以所得税减免。他相信最低工资限额法及联邦垄断法除了剥削穷人外别无他用。弗里德曼指出，随意决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但不能改善经济运作，反而更有可能干扰经济运作。他认为经济中任何时候，都有许多因素（比如劳动力市场结构、失业保险法等）导致一个自然失业率。 保尔·萨缪尔森（1915－）经济学家，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主要贡献：阐明了经济理论的数学结构 萨缪尔森最著名的著作是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该论文提高了经济分析的水平，将经济分析置于数学这一更坚实的基础上。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初步分析》一书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他还在消费行为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资本和利润理论以及公共财政理论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新古典综合”运动（一个融汇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成果的运动）的中心人物。（道琼斯）
-
[下载]经济思想史系列3：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埃思里奇.pdf
经济思想史系列3：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埃思里奇.pdf当对各种经济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人们总是希望看些有关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书，以便对经济学有更深入和更全面的了解，这样寻找这类书就成了关键甚至是当务之急。现把本人好不容易收集到的12本此类书上传到本网站，以方便各位网友下载和参考。各位要是找到了这类不同的书，也恳请上传到本网站，起码本人将立刻载之并阅之且感谢之！目录：1.经济思想史罗尔.pdf2.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埃克伦德.pdf3.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埃思里奇.pdf4.经济思想史斯坦利·布鲁.pdf5.经济思想史教程马涛.pdf6.西方经济学流派王志伟编.pdf7.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胡代光编.pdf8.凯恩斯以后罗宾逊编.pdf9.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黄新华.pdf10.国际金融学说史无名氏.pdf11.西方经济学说史无名氏.pdf12.经济学说史的模型分析驮田井正.pdf
-
赵晓峰: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
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赵晓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是独特的，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而对于中国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但是舒尔茨却因为过度地关注农业发展，而缺乏对改善农民处境的深度思考。因此，中国农业现阶段的发展就必须超越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不仅要关注现代农业的发展，而且要关注农业相关领域的分配及其它问题，推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合作金融+农业保险+流通体制改革”四位一体的组织与制度创新。〔关键词〕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对当前的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舒尔茨长期致力于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他在1964年发表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更是为他赢得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农业经济思想主要就是致力于通过改造传统农业以实现落后国家的崛起，但是，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也因为过度地关注发展，而缺乏对改善农民处境的深度思考，而使得他的思想对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只具有相对适用性。一、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各国都面临着战后重建国民经济的任务，广大亚、非、拉地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也都面临着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工业优先发展论。他们普遍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工业的发展，农业发展是停滞的，农民是愚昧的，农业发展不能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至多只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许多国家都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工业上，忽视农业的发展。有些国家甚至以损害农业为代价来发展工业。虽然这样的发展战略使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实现了比较高的增长率，但是经济并没有真正发展，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多改善。在这样的背景下，舒尔茨反对轻视农业的看法，他认为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根本原因，通过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经济增长就是可能的。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在本书中，他将农业划分为三种类型：（1）传统型的。在传统型农业中，整个农业部门的技术状态与持有和获得作为收入流来源的农业要素的偏好和动机状态长期基本保持不变，导致农业生产要素的生产者与供应者也在长期内处于特殊的均衡状态。在这种均衡中，来自农业生产的持久收入流来源的价格是高昂的。（2）现代型的。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且任何一种新生产要素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它的出现和被采用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很短的。新的生产要素的供应和需求虽然没有实现均衡,但是收入流价格是低廉的。（3）过渡型的。在传统型和现代型之间处于经济失衡状态。其失衡的根源是农业要素的价格与其农业生产率价值相比是非常不平等的。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第二,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保持不变，农民没有增加传统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动力；第三,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处于长期均衡的状态。也就是说，传统农业其实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动的，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在此基础之上，舒尔茨以来自危地马拉和印度的实证材料驳斥了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低下，另一种是隐蔽失业理论，也即“零值农业劳动学说”。进而，舒尔茨用他的收入流价格理论深刻地解释了传统农业停滞落后、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原因是由于收入流价格较高和资本收益率低下。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中,由于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生产要素供给是不变的,持久收入流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此外,传统农业中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流的偏好和动机也不变,所以收入流来源的需求也不变,即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这样,持久收入流的均衡价格就长期在高水平上固定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增加储蓄和投资,因而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资本收益率的低下,也就是收入流来源的价格高,即“社会所依靠的生产要素是昂贵的经济增长源泉”。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对于如何才能通过引进现代生产要素来改造传统农业，舒尔茨提出三条路径:第一,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第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第三,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认为在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中,重要的“制度”保证是:运用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来刺激农民；不要建立大规模的农场,要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来改造传统农业；改变传统农业中低效率的不在所有制形式，实行居住所有制形式。在引进新的生产要素时,供给是重要的。为了供给新的农业生产要素,就需要政府或其它非赢利企业研究出适应于本国条件的生产要素,并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等机构将它们推广出去。从需求方面来看,要使农民乐意接受新的生产要素,就必须使这些要素真正有利可图,这既取决于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量”,也取决于“决定地主与农民之间如何分摊成本和收益的租佃制度”。此外,还必须要向农民提供有关新生产要素的信息,并使农民学会使用这些新生产要素。舒尔茨认为,资本不仅包括作为生产资料的物,而且应该包括作为劳动力的人。所以,引进新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物的因素,还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这样,就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其中教育更加重要。二、舒氏思想与中国农业发展从建国以后中国农业发展的经历来看，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表现出阶段性的适用。1953年，国家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同时，国家在农村推行农业合作化改造。随后又在农村推行人民公社化制度，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限制流通的强制性统购统销政策，从农村大量提取有限的农业剩余用于城市工业的发展。这种战略安排虽然背离了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但是却在客观上帮助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大范围的实施，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从农村吹响了号角，农业经济获得了极大的突破性发展。中国农业的新发展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首先，中国农业的经营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人民公社时期建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经营制度被农户分散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确立了土地的家庭农场制经营方式。尽管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村集体所有（也有地方是村民小组所有），但是单个农户也拥有了生产经营权和收益权，形成了土地的居住经营模式。在新的制度下，农户交足国家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充分掌握了农产品的剩余所有权，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新时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制度保证。其次，农产品的价格体制和农业生产要素的流通体制都进行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变革。改革初期，国家就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弱了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给农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国家逐步放开了对农药、化肥等主要生产资料的政府管制，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空前活跃，农民在增产增收的激励下也纷纷将现代型农业生产要素用于土地的生产经营。在政府扶持与市场激励的双重效应下，农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中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不断地增多，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此外，国家也加大了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在农村逐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农民受教育的年限不断增加，使他们逐步具备了面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和对新的生产要素的利用能力。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的改革十分切合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这就为舒氏思想的正确性提供了新的实践证明。当前，国家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将中国农业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发展现代农业，舒氏的农业经济思想同样也具有很大的适用价值。我们必须继续稳定家庭承包制长期不变，必须向农业投资以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以努力实现从石油农业向生态型农业的转变，必须继续向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培育新型农民，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三、舒氏思想未能解决的问题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变局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无疑是20世纪落后国家进行农业经济发展的很好的行动指南，然而，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舒氏思想的局限性也逐步显露出来。舒氏思想致力于农业发展，却在客观上忽视了农民增收，这就导致新的困局的出现：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农民增收乏力，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很明显，中国当前的农业发展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不断增产，市场形成价格连年下跌，国家为了保护农民的收益，不得不加强对粮食购销的宏观调控，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导致单单2006年国家就收购粮食500亿公斤左右，这相当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按计划收购的年度购粮数量〔2〕。其实，在国家对粮食进行保护架收购的同时，政府更大的举措是取消了农业税，并对粮食生产实行直接补贴的政策。即使国家采取了如此空前的支农力度，农民的收入增长还仍然大大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舒尔茨的农业经济思想虽然没有解决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矛盾，但是他对农业部门生产活动的分类却为我们找到了矛盾可能的解决之道。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他将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划分为：（1）农民所从事的生产，包括为家庭消费的生产和为市场销售的生产；（2）不由农民从事，而由一些供给者从事农业要素的生产，农民从这些要素供应者那里获得这些要素；（3）不由农民完成的农产品销售、运输和加工的生产。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这三种生产活动概括为：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农产品的加工与运输。从中可以看出，农民真正能够掌握主动权的仅仅是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而且销售的主动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销售时机与销售对象的把握，在价格形成方面却是被动的接受者，也就是说农民除了有农业生产的权利外，在事关自身经济利益的其它相关领域都只能是“任人宰割”，这就使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够掌握在农民手里。单纯以农产品的销售为例，根据有多年粮食流通工作经验的侯求学以江苏如皋为例做过的测算:如果粮价上涨阶段售粮利差有100元,则粮贩(即所谓的农民经纪人)、批发商、零售分别占有38元、25元、31元,而普通的种地农民一般只有五六元〔3〕。所以，要想使农民获得农业经济发展的效益，就必须在舒尔茨农业经济思想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推进农业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变革，将更多的农业经济利润留在农村、留给农民。概括地讲，我们认为就是要实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合作金融+农业保险+流通体制改革”四位一体的组织与制度创新〔4〕。具体来讲：一、在继续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之上，让农民自愿以各种形式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比家庭经营更高形式更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由于中国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地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根本就不能适应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家庭农场能够解决的是生产问题，是人在经济效应明显条件下的主动性、积极性问题，却不能解决市场问题，不能解决生产要素的购买与生产资料销售中的主动权问题，不能解决农业经济利润的合理分配问题，自然也就不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如果能够实现“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双重经营模式，实现家庭农场之间跨村、跨乡性质的区域性联合经营，农民就能形成规模经营的优势，能够形成在市场竞争中的集体行动能力，能够与各种市场主体展开积极有效的竞争，将农业产生的经济效益留在农村。二、帮助农民组建农村信用合作金融组织，加强农民自身对农业发展的投资能力。舒尔茨提出要加大向农业尤其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却没有解决投资资金的来源问题。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民能够掌握的资金在村庄的层面上在绝大多数地方都不会在百万以下，但农民依然感觉资金短缺，这是因为分散的资金不能解决农业投资的集中效益问题。所以，有必要采取措施吸纳农民手中的闲散资金，让农民以自愿入股的形式创建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同时，国家控股或者所有的商业金融机构，尤其是资金来源主要是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应该给予必要的低息、无息或者贴息贷款，甚或将扶贫资金以国家公共股的形式注入到农民合作金融机构，提高这些机构对农业发展的扶持能力。三、建立农业保险机制。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抗风险能力差。在农产品产出率极低的年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生产经验中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低水平的生产均衡状态，也就是舒尔茨所描述的传统农业的均衡状态。按照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的阐述，农民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遵循的是“生存第一”的原则，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贸然去追求经济效益相对较高同时风险也较大的生产模式。应该说，中国当前的农业发展已经不再是生产不足的问题，但是随着农业商品率的提高，农业产品生产专业化率的不断提升，农民的经营风险也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回归，看看近些年来各种媒体对果农、瓜农、菜农等“辛酸事”的报道就能看出一些征兆。市场化、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也加大了农产品的市场风险。所以，要保证农民的权益，使农民能够放心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就必须建立农业的保险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它比粮食直补更加地重要和紧迫。四、深入开展流通体制改革，使农民能够分享流通领域的正当利润。从上面舒尔茨对农业经营活动的划分中就可以看出农业发展中产生的利润更多的集中在流通领域，既包括农业生产要素的购买，也包括农产品的销售。如果农民能够组建跨区域合作的经济组织，通过不断扩大社员规模和技术培训统一生产要素的需求品牌，就能在农业生产要素的流通市场获取规模优势，农民就可以跨过村级零售商、县乡级分销商，甚至直接与全国性生产厂商合作，将农业生产要素流通领域的利润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在农产品的销售领域也是如此。无疑，这些涉及数亿农民民生问题的改革单纯依靠市场是不可为，也没有人愿意为之的，所以这就必然需要国家将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放在市场和效率的前面，在协调各个方面不同利益需求的基础之上作出决断性选择，使先富带动后富，工业反哺农业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趋势，使全民共享改革成果。而这也必然要超越舒尔茨农业经济思想的局限，在关注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农业经济利润的分配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其它领域。[1]作者简介：赵晓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参考文献：〔1〕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06。〔2〕鲁晓东，《2007年中国粮食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调研世界，2007第2期〔3〕侯求学：《谁在从粮价上涨中受益》，载贺雪峰主编《三农中国》，2004年第2期〔4〕赵晓峰：《怎样把握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读书，2007年第2期
-
[下载]经济思想史系列5：经济思想史教程 马涛.pdf
经济思想史系列5：经济思想史教程马涛.pdf当对各种经济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人们总是希望看些有关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书，以便对经济学有更深入和更全面的了解，这样寻找这类书就成了关键甚至是当务之急。现把本人好不容易收集到的12本此类书上传到本网站，以方便各位网友下载和参考。各位要是找到了这类不同的书，也恳请上传到本网站，起码本人将立刻载之并阅之且感谢之！目录：1.经济思想史罗尔.pdf2.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埃克伦德.pdf3.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埃思里奇.pdf4.经济思想史斯坦利·布鲁.pdf5.经济思想史教程马涛.pdf6.西方经济学流派王志伟编.pdf7.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胡代光编.pdf8.凯恩斯以后罗宾逊编.pdf9.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黄新华.pdf10.国际金融学说史无名氏.pdf11.西方经济学说史无名氏.pdf12.经济学说史的模型分析驮田井正.pdf
-
林毅夫教授经济思想述评
林毅夫教授经济思想述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前言...2二、对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自生能力的独创性研究...2(一)自生能力和计划体制的内生性...3(二)自生能力与预算软约束...4(三)发展阶段、金融体系的内生性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4(四)比较优势与中国IT产业的发展...5三、农业监督问题与农业制度变迁...6(一)农业监督问题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6(二)关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和大饥荒的研究...7(三)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率变化的研究...8(四)当前农村问题的根源、通货紧缩的成因与对策...9四、技术变迁、制度变迁理论...9(一)制度、技术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10(二)对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的实证研究...10(三)对我国杂交水稻技术创新的研究...11(四)杂交水稻技术创新对农户收入分配的影响...12五、对中国粮食问题的研究...13六、开国内风气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14(一)研究对象的本土化与中国经济学家世纪的到来...14(二)学术研究规范化的途径：理论假设的一致性...15(三)学术研究规范化的途径：找出最根本的“因”...15(四)学术研究规范化的途径：实证检验...16 一、前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成为举国上下压倒一切的任务。顺应这种新的社会潮流，经济学很快在诸多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令人景仰的显学。经济学的繁荣带来了经济学家社会地位的提高，有需求就有供给，经济学家队伍也跟着壮大起来。在众多经济学家当中，有一个十分光彩夺目的年轻学者，他就是林毅夫教授。 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队伍中，林毅夫教授在许多方面都是十分独特的，无论治学还是个人经历都是如此。这不仅因为他来自台湾，更重要的是他占去了中国经济学界太多的第一。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位，是目前在国际经济学界受到瞩目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之一。从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恐无一人能望其项背。 对于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一般人都会以为他一定是自幼就对经济学十分感兴趣的有心人，并很早就投入到经济学学习和研究中去了。然而，林毅夫教授进入经济学殿堂不但是很偶然的机缘，而且为时已经比较晚了，直到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才算是开始了系统学习经济学的历程，那时他已经27岁，1982年才出国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林毅夫教授当初到北京大学读书，目的并不是为了将来从事经济学研究，而主要是因为初到大陆，需要加深对大陆社会的了解。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教授和盖尔·D·约翰逊教授应复旦大学的邀请访问复旦大学，回国前顺道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由于林毅夫教授英语出色，被北大校方指定担任翻译工作，他的信心和才气赢得了舒尔茨教授和盖尔·D·约翰逊教授的信任，他们回国后写信给北大经济学系和林毅夫教授本人，邀请他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亲自担任他的导师。到芝加哥大学以后，林毅夫教授才真正开始以经济学研究为自己追求的事业。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大学最好的经济系，云集了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当时林毅夫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国内经济学教育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习，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面对这种巨大挑战，林毅夫付出了超人的努力，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几年间他几乎没有休息日。他的勤奋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学习成绩优异，以四年的时间在同时入学的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而一般人拿到博士学位需要五到七年的时间。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他后来为国际学术界所广为称道的学术见解正是萌芽于这一时期。 对于一个在经济学研究上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学者而言，这未免有些传奇。然而，林毅夫教授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他始终坚持，如果说自己取得了一些学术成就，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付出了比许多人都要多的努力和心血。事实正是如此。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林毅夫教授最大的特点就是“忙”，人们看到他时总是在工作。他曾经教育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在他看来，唯有勤奋、敬业才是成功的捷径。具体到经济学研究，他曾经总结道：经济学是社会科学，所以治学者首先要深入真实社会现象，其次要有严格系统的学科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经济问题产生较好的悟性，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悟性”固然重要，但是悟性说到底来源于勤奋钻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只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能驱使一个人不断地刻苦前进。 二、对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自生能力的独创性研究 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的发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发展努力成功后对世界的贡献之大也同样可想而知。但是，面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已有的经济理论显得苍白无力，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断言，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何正确理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如何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对经济学家既是个巨大挑战，又是个难得的机遇。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最后获得成功，那么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文明能够像中国这样经历由盛转衰，再由衰转盛的过程，堪称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 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事业心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从步入经济学界开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对这一历史性问题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他与蔡昉、李周两位学者合作，第一次对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历程中的许多基本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进而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发展给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路。在林毅夫教授的学术研究中，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是重中之重。仔细考察他的理论体系可以发现，在对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他尤其重视对发展战略的研究，甚至成为贯穿其理论始终的核心。林毅夫教授在深入研究中国和其它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倡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即成为90年代以来他的学术活动特色。虽然林毅夫教授研究领域广泛，学术成就卓著，但是，他本人一直认为这一理论体系是他已有的全部经济研究和经济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是他以一贯之的学术思想所在。 (一)自生能力和计划体制的内生性 林毅夫教授用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来定义自生能力(viability)一词。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很显然，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预期不能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就没有人愿意投资，这样的企业除非政府提供支持，否则就不会存在。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里，企业的经营管理将影响其盈利能力，然而，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也取决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并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市场经济中，给定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一个企业只有在生产中采用最低成本的技术时才是有自生能力的。而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决定于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裕或稀缺程度。因此，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是否位于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低成本线上。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和经济的比较优势的概念密切相关，两者都是由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如果欠发达国家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就必须首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差距。 在任何经济中政府本身是最重要的制度(institution)。它的经济政策决定了国民经济中企业面对的宏观政策环境。为了解释欠发达国家在收敛方面的成功或失败，林毅夫教授分析了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并将它们概括为不同的发展战略：(i)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试图鼓励企业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忽视现有的比较优势；(ii)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尝试为企业按照经济中的现存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时提供便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一贯而不修改地遵循上述任一发展战略。然而，有些国家偏向于某个发展战略而成为该战略的典型。当然，遵循某种战略的国家，后来也可能放弃该战略。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劳动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因此，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将进入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中选择相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常常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并推动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给定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是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相对丰裕，采取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企业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能够得以维持，那么遵循政府战略的企业就会遭致相当于采取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下的等成本曲线和采取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下的最低成本之间差额的损失。林毅夫教授将这个损失取名为企业的政策性负担(policyburden)。因为政府要对企业进入和选择这个产业和技术负责，所以要承担企业的损失。因此，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必须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policysubsidy)，来弥补这一损失。 在真实世界中，补偿政策负担的补贴需要有多大，取决于政府倡导的产业和技术偏离经济的比较优势有多远。如果偏差比较小，那么政府就能够依靠税收激励或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企业进行补贴。然而，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这一偏差常常很大，为了实现发展战略所定的目标，就需要有各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当欠发达国家政府追求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通过管制压低利率，以便减少项目的资本成本。为了降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项目的设备进口成本，政府一般也会高估本币价值，低估外汇价值。利率和汇率扭曲一方面刺激优先部门和非优先部门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外汇，另一方面也压抑了储蓄和出口积极性，因此减少了经济中的资本和外汇的供给量。这样就会出现资本和外汇短缺，政府需要使用行政手段对资本和外汇储备实行配额分配，以便确保执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企业能够有足够资源执行战略任务。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受到抑制，甚至被直接的政府配给取代。 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从市场经济转向计划经济。一般论者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由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官方，还是国际学术界，以及一般民众，都普遍持有这一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开始动摇这一认识已经是改革多年后的事情，在中国，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从政治的高度下结论。而早在80年代末，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蔡昉、李周即开始着手从经济学角度推翻固有的结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因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不得不放弃市场经济体制，改采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林毅夫教授认为，制度选择受制于国家的发展战略。50年代初，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重工业资本高度密集，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而中国大陆当时资本非常稀缺，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因此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企业投资成本高。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经济剩余只能主要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非常分散，加上金融体系不发达，筹资能力很弱，资本不容易聚集。 因此，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存在尖锐的矛盾，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客观上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为了以比较低的成本动员和集中分散的农业剩余，国家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来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但是，在农业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必然导致农民减少农副产品供给；在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企业必然有积极性将经营所得用于职工福利、在职消费或其它非政府重点发展项目。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保证城市企业效率和农副产品供给，工业部门国有化，农业部门人民公社化。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二)自生能力与预算软约束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下，国家为优先发展项目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的目标受到委托-代理问题的严重威胁。以计划配置代替市场竞争排除了国家考察企业相对经营绩效，并据此评价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可能性。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扭曲，国有企业盈亏主要取决于企业产出和投入的价格，经理人员的行为对国有企业盈亏的影响是次要的。因此，国家不可能仅仅通过考察企业的利润水平奖惩经理人员。当时这一体制在动员全国资源发展重工业方面十分成功，使大陆在资本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条件下很快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但是，其缺陷和不利影响极为严重。在微观方面造成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在宏观方面造成国民经济各种结构严重失调，城乡差距问题严重。宏观经济政策扭曲引起信贷、外汇、原材料以及其它产品的供求全面失衡。 改革前国家每次尝试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后，总是要再次收回，以控制工资过快增长，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活乱”循环现象。林毅夫教授认为，这些都根源于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经济体制改革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继而进行了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逐步由市场配置资源。但是，宏观政策环境方面的改革却相对滞后，结果导致制度结构不配套，出现以“瓶颈”制约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加剧，腐败现象滋生，体制及政策周期性复归，即“活乱循环”现象，并导致增强大中型国有企业活力、缩小地区差别等目标迟迟不能实现。 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绩效差问题主要出在企业产权不明晰上，把希望寄托于旨在明晰产权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位教授认为上述“产权核心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既无助于解释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原因，还有可能演绎出错误的政策主张。他们认为，问题在于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后，竞争性的市场开始出现，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由隐性的问题变成显性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养老保险和企业冗员等社会负担问题。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的，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因此软化。一旦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将会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它道德风险的行为。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可见，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产生的根源。 国际上以科尔内(Kornai)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为国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所以就天然对国有企业怀有父爱主义，以至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无法硬化。由此推出的结论必然是：解决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必须首先实现国有企业产权的私有化。与预算软约束理论一脉相承的是主流经济学给对转轨经济开的一揽子改革药方，即休克疗法，主张转轨国家应该全面、快速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他们认为私有产权是市场体制良好运行的基础，真正的市场竞争要求有一个真正的私有部门；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遇到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快速私有化得以缓解，私有化必须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之前进行，必须有一个全面“休克疗法”的价格放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前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改革的失败，证明了林毅夫教授关于企业自生能力和预算软约束问题的论断。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忽视正是主流经济学理论难于对改革和发展问题有指导意义的原因。 (三)发展阶段、金融体系的内生性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前，为了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全面实行了计划体制，金融业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一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渐渐恢复，还开设了一些新的金融机构。但是，量的扩张并不意味着我国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了，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以后重建的金融体制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残余，还十分不完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金融体制的内在缺陷更加明显，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体制也显得更加迫切。林毅夫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他强调，技术变迁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现代技术创新从科学研究、控制实验到新产品试制、投产，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投入，同时，许多先进的技术需要资本设备作为其载体，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资本设备的性能改良上。技术的升级实质上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而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配置效率决定于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资本积累的高回报又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效率。我国目前的金融改革出发点必须定位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控制逐渐放松，即遵循所谓的“放权让利式”改革。随着资源配置的计划控制减弱，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主权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四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人民币大幅贬值。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以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上升。国有企业因为有政策性负担，没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场化必然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无力负担资本成本而无法生存。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其它融资渠道如证券市场，基本上也都与非国有企业无缘。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成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教授认为，从资金拥有者和资金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各有利弊，在现实经济中，金融市场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合，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企业、产业的性质。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券为主。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 上述金融体制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决定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地，大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获取其经营和信用状况的成本很高，因此，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大银行的资金支持。即使想用间接融资，也因为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更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因此中小企业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大银行天生喜欢为大企业服务，因为无论银行贷款的数额大小，一笔交易的信息费用和其它成本相差无几，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银行发放一笔大额贷款所需花费的平均成本比小额贷款低许多。中小银行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而且，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 林毅夫教授得出结论，现阶段我国最自生能力的企业是与我国要素禀赋相一致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利用银行进行间接融资，但是大银行主要是为大企业服务的，所以发展市场化的中小银行即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在强调发展中小银行的同时，林毅夫教授也指出，90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目前业务量还不大，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地方政府行政控制，以致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如果那样，中小银行就不但会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产生严重的银行金融风险。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中小银行并不是越小越好，需要有一定规模，以具备必要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小银行虽然是地方性银行，也要注意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产生低效率。 (四)比较优势与中国IT产业的发展 在东亚地区爆发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窘境的大背景下，中国兴起了一股IT产业热潮，许多人鼓吹通过大力发展以IT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解决目前的经济困难，并争取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更有人叫嚷，传统的经济学已经不适应所谓的“新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必遵循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经济规律，比较优势原理已经过时。林毅夫教授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他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批驳了这种带有强烈“赶超”色彩的错误主张，并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发展IT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看法。 林毅夫教授指出，发展IT产业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IT产品和服务的应用，一是IT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显著标志，它所提供的便捷服务能够大大增强已有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发挥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比较优势。比如传统的纺织业在经营管理中也可以大量使用效率更高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取代传统技术手段，加强存货、信息处理、广告等的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应该根据成本效益的原则在经济发展中积极应用先进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只要能够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我们就应该在传统产业中引入IT技术和服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但是，怎样发展我国的信息产业，侧重点在哪里，则存在很大分歧和误解。 信息产品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硬件和软件。林毅夫教授对这两个部分分别加以分析。他强调，硬件产品的生产仍然需要大量常规要素投入，其中一部分是相当资本密集型的，如英特尔为开发一代芯片产品而设计、使用的生产线要花费10亿美元以上，一般只有一年即被淘汰。这些并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之所在，不应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发展。还有一部分硬件产品的生产则属于劳动密集型，如计算机组装，计算机键盘、显示器、外壳甚至许多电子元器件的生产等，这些都是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应该大力发展。 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主要依靠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独立，在这方面我国大有可为，仍然可以发挥比较优势。物质资本积累一般需要很长时期，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物质资本积累，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差距很大，而且不是短时间能够弥合的。但是，人力资本积累则不同，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至多也就一代人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只要办好教育事业，加上本国学生到发达国家留学，短时期里完全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差距。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只要我们下大力气办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努力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用人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效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差距，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在软件产品开发、生产方面我们就会赢得比较优势，特别是在市场前景广阔的中文软件产品开发和生产方面更是如此。 通过分析林毅夫教授得出结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发展信息产业同样有效，两者并不冲突，我国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应该加以坚持。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过程中，我们必须与发达国家有所分工，现阶段应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开发、生产为主，不能不顾实际经济效益去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开发、生产。他指出，从实践看，我国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一般也都是从事具备比较优势的经济活动。 林毅夫教授尤其反对不顾国情片面追求高技术含量。他指出，信息产业的研究开发(R&D)投入很大，对制造业的专业技术条件要求很高，属于高度资本密集的、高风险的活动，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劳动力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IT产业的技术发展已经日益成熟，技术创新越来越集中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实力单薄的中小企业影响力大大下降。1998年惠普、英特尔和IBM三家公司的研究开发投入加总已经相当于我国全部科研经费，即使考虑到我国科研人员待遇低的因素，劣势仍然十分明显。我们不可能撇开其它科研项目，倾全国之力专门进行信息技术和产品的研究开发。 他认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会导致中国技术水平、产业结构永远落后，进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永远落后和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相反，由于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经济剩余多，资本积累快，资本由相对稀缺逐渐变得相对丰富，而劳动则由相对丰富逐渐变得相对稀缺。适应这种资源禀赋的变化，产业结构会自动做出调整，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经济的技术含量相应提高，到那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三、农业监督问题与农业制度变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我国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林毅夫教授就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对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了他在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领域的贡献。他的开拓性工作在国际经济学界掀起了越来越强大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热潮。 (一)农业监督问题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中国改革肇始于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农村改革也最成功。然而，如何用经济学解释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为农村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中国农村改革发生之前，不仅仅国内在意识形态上认为农业集体生产优于个体劳动，农民在集体合作社中的劳动积极性应比在个体家庭农场中的高，而且在国际经济学界，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也认为，大量理论研究都表明，一个合作农场的资源配置至少从长期来看是有效的，农业劳动是存在规模经济的，对劳动努力的激励可能要大于私人农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是持赞赏态度的，甚至认为是落后国家农村发展的典范，解决了农村贫困和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分化难题。如果从集体耕作制向以单个家庭为基础的个体耕作制转变的制度变迁是这一时期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那么未来的改革就应该巩固农户个体耕作的地位，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果发现从集体耕作制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有损于农业生产，而且它的有害影响为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业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其它改革引起的产出增加和其它改革措施引起的产出加速增长而得到补偿，那么，重新集体化将是合乎逻辑的进程。实际上，1988年以后，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确实存在一种很强的声音，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应该重新将土地集中起来实行集体耕作，加强农业的社会主义因素，有的人甚至认为当初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得不偿失，不应该放弃集体耕作制度。这种声音往往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突出而凸现出来，不断引发争议和思考。 林毅夫教授在国际学术界首次将监督理论引入农业合作社理论研究中去。在集体生产中，生产队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同劳动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生产队成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但是，与工业不同，农业作业天然具有地域空间上的分散性和时间上的季节性，劳动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监督成本高昂，结果分配制度(主要是工分制度)中平均主义严重，生产队成员劳动激励低下，导致集体农业耕作制度效率低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在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十分棘手的劳动监督问题，农业生产以家庭劳动力为主，农民为自己劳动，劳动积极性高昂。他构造了一个工分制下的生产队模型，正式将监督概念引入实证模型，来作为工分制决定因素的论据。 他的研究发现，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46.89%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化肥施用量增加的贡献占32.2%，其它制度改革的贡献十分微小，不过，化肥和其它投入要素使用量的增加可能是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的结果，提价的贡献占15.98%。地区粮食自给政策的引入导致了土地生产率的上升而非下降。中国农地资源十分有限，而且人口众多，大部分人口和劳动力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粮食运输和储藏设施极端落后，加上收入水平低下，农村人口不仅必需在当地进行食粮食生产，而且不得不为了生存将大多数可耕地用于粮食生产。这些技术上的或外部的约束严重地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即使没有地区粮食自给政策也一样。从而雄辩地证实了1978-1984年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制度变迁。 林毅夫教授的这一研究也解释了与1978-1984年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原因高度相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1984年以后中国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又大大放慢？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一次性的突发效应，到1984年全国范围内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这种制度变迁的冲击已经释放完毕。另外，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市场化政策的逐步实行，使得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加速从种植业向非农产业转移。1978-1984年间化肥施用量增加很快，以至化肥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下降，1984年以后化肥使用的增长率急剧下降。1984年以后国家农产品收购牌价也因为1984年农业丰收而急剧下降，以至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下降。所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1984年以后的长时间里中国农业发展速度有所放慢。 他的这些研究集中体现在199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该文荣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度最佳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2000年又被出版〈科学文献索引〉和〈社会科学文献索引〉的ISIThomsonScientific公司评选为在1980年至1998年间各领域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引用率最高、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文章之一。该次评选大陆共有47篇文章入选，林毅夫教授的这篇文章是其中唯一一篇经济学领域的文章。 (二)关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和大饥荒的研究 如果说家庭耕作制度优于集体耕作制度，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中国1958年以前农业集体化运动在生产效率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国际经济学界的多项研究表明，1952-1958年中国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指数都比较高，表现出轻微的上升趋势，而1959-1978年间一直处于比前一时期达到的总要素生产率指数低20-30%的水平，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才显著上升，到1983年时已经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1959-1961年中国农业发生大危机，饥荒波及全国农村，因饥荒死亡3000万左右农村居民。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重大问题经济学界长期保持沉默，80年代以后国外经济学界才开始有所研究，但是局限于以下三种解释：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内部管理不当加外部政策失误；公社规模太大造成社员劳动缺乏激励。林毅夫教授以经验资料检验了这三种假说，发现这些假说都与经验事实不符，上述原因不是导致此次农业危机的主因。 林毅夫教授用博弈论的观点解释了这场大危机。农业生产天然具有时间上的季节性和空间上的分散性，农业生产活动不可能集中于一个时点或地点上，而且包括连续从一种类型的农活向另一种农活的转变，而且由于它依赖单个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对湿度、气温和其它气候条件做出迅速决策，要对农业劳动者的劳动进行密切的外在监督是成本极高的，以致于不可能实现。因此，在一个农业合作社中，外在监督一般是非常粗的，大致接近于没有外在监督的状态。对农业劳动的外在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是，这种自律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在一个合作组织里，如果成员拥有退出的自由，那么该合作组织的性质就是“重复博弈”(repeatedgame)的，如果退出自由被剥夺，其性质就变成“一次性博弈”(one-timegame)。 在1958年以前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农民退社的自由受到相当的尊重，农业集体组织的性质是重复博弈的，因此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态势。当时政府虽然积极动员农民加入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组织，但是，自愿原则总的看还是得到了很好的维持。然而，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这种退出权被剥夺，农业集体组织的性质因而演化为一次性博弈，自我实施的协议无法继续维持，集体组织中的勤勉的成员无法通过行使退出权遏制其他成员的偷懒行为，惩罚变成不可置信的威胁，结果必然是农民劳动积极性下降，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滑坡，酿成现代社会十分罕见的大灾难。生产之所以会滑坡，是由于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成功最终取决于自我实施的协议，每个成员都允诺对自己进行管束。但是，只有当集体组织成员在其他成员不履行协议就有权退出这个集体组织时，自我实施的协议才会得到充分的尊重。一部分集体组织的解体犹如集体化运动的安全阀，它使自我实施的协议的潜在违规者认识到履行协议符合自身利益，偷懒将受到集体组织解体从而个人利益遭受损失的惩罚。但是，热心于集体化运动的政治领导人受到集体化运动初始成功的鼓励，对一些人退出集体组织做出不同的理解，视这些人为集体化运动的破坏者。为了组织其它集体组织进一步走向瓦解，并提高全国的集体化水平，强行剥夺农民的退出权，于是集体化从一个自愿的运动变成一个强迫的运动，安全阀被取消。如果集体化运动性质的变化是渐进的，则农业绩效的变化也会是渐进的；如果这种变化十分迅速，则破坏性的农业危机，如1929-1932年的苏联和1959-1961年的中国那样，也会迅速到来。 虽然农业合作社有许多理想主义的吸引力，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却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以失败告终。农业合作社中的劳动者激励太低是失败的原因，经济学界对此已基本达成共识，然而，对于激励太低的原因却存在激烈的争论。一派经济学家认为，观察到的过低激励是由外部问题引起的，如官僚主义管理、平均主义分配、榨取性的外部环境。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AmartyaSen，1966年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在这篇论文中他假定农业劳动者的努力可以充分计量，而得出合作农场中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会高于个体农场的结论。在Sen的鼓舞下，这些经济学家进一步推断，如果消除了那些外部负激励(anti-incentive)政策，合作社中的劳动激励可能会高于家庭农场。 另一派经济学家虽然承认外部政策的负激励效应，但是他们仍然认为，由于团队生产中存在着劳动监督努力的固有困难，农业合作社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林毅夫教授也属于这种内因学派，农业合作社中的高监督成本的影响在林毅夫教授早期的论文里被正式模型化。内因学派关于农业合作社监督成本高昂的观点与农业经济学文献终于农业生产性质的一般看法相一致。不过，如果农业合作社的失败是由内部原因造成的，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成功的例外？这种成功的例外在各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早期更容易见到。这个谜团对内因学派是个理论挑战。虽然林毅夫教授1990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上的文章《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目的是分析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它也对这个谜团提供了解释。 林毅夫教授的这一思想在经济学界引起热烈反响，1993年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还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期讨论，这在国际学术界十分罕见，直到今天，仍然断断续续有文章讨论这一问题。至于1959-1961年中国发生的大饥荒，传统的观点一般从供给角度考虑问题，将之归咎于粮食产量的剧烈下降，农业出现灾荒，或者发生战争。林毅夫教授对这一观点发起了挑战，他认为除了粮食产量下降外，中国当时所采取的城镇居民优先的粮食分配政策也是导致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林毅夫教授指出，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从1953年起，中国中央政府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农民只能支配完成了上缴定额之后所剩下的那部分粮食。对城镇居民，政府则按照补贴价格定额配给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农民不得不承担粮食减产的全部后果，饥荒只可能在农村发生。引起1959-1961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应该有两个：(1)粮食产量锐减；(2)城镇居民和农民对粮食的占有权不对称。为了进行经验分析，林毅夫教授和他的合作者杜克大学的杨涛教授使用1954-1966年中国28个省的时间序列和分省数据数据。计量分析结果不但证实了他们的看法，而且表明政策因素比粮食减产所起的作用更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假说，反驳了传统的食物供给不足是导致饥荒的唯一原因的理论。 这是国际经济学界关于饥荒成因，特别是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的首例经济计量研究，主要成果发表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Journal)2000年1月号上。 (三)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率变化的研究 我国农业生产率在20世纪50年代初持续上升，而在1959年崩溃以后一直到80年代才恢复到50年代初的水平上，对这一经验现象产生的原因，除了林毅夫教授提出的退出权假说之外，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教授也提出了另外一个理论假说，他用统购统销制度的推行和取消来解释这一现象。按照拉迪的解释，我国1953年开始推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时，各地区的统购量或统销量和它们的比较优势基本吻合，所以50年代农业生产率不断上升，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统购统销量的变化逐渐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的变化相背离，于是农业生产率下降。直到80年代统购统销制度被废除以后，农业生产率才又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在他及其他一些学者看来，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我国农业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是地区粮食自给政策，地方政府别无选择，只有迫使各集体生产单位在气候、土壤状况更适合种植其它农作物的地区种植粮食。那么到底是哪个理论假说更有解释力呢？林毅夫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严格的实证研究。 验证地区粮食自给政策假说最严重的困难是无法获得省级的重要农业生产投入数据，估计地区粮食自给政策对各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时，这些数据是必不可少的。林毅夫教授使用各省1952年到1990年的粮食、棉花、油料时间序列产出数据，采用虚拟现实法来估计该政策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如果假定主要是地区粮食自给政策而非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那么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这种下降应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土地生产率的下降。土地生产率的差别与各地区在土地肥力、土壤结构、降水、日照和灌溉方面的特征紧密相关，而这些特征却体现了传统农业中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然而，当我们使用省级数据，并把50年代早期的种植结构作为研究参照点时，发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采用地区粮食自给政策之后的大多数年份里，农作物种植结构偏离了采用该政策之前的种植结构，但是，土地生产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异常波动时，下降最多的年份也只是下降了2%。 对于这一计量结果，林毅夫教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首先，中国是一个耕地稀缺，人口众多的国家，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那里粮食储运设施很少，并且十分简陋，因此农村人口不仅必须在当地进行粮食生产，而且还不得不为了生存将大部分耕地用于生产粮食。这些技术的外部束缚严重地限制了地区专业化程度，即使没有政府实施或解除粮食自给政策也会如此。所以粮食自给政策的实际影响是很有限的。 其次，政府对农业生产的介入并不必然与地区比较优势法则相互冲突。当农民在自由市场体系下配置资源以利用比较优势时，他们不仅会考虑由每个地区的自然禀赋、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综合决定的产量差异，也会考虑运输成本、储藏成本和其它交易成本。如果政府的介入减少了交易成本，方便了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作物生产的扩大，那就会有效率增进，而不是效率损失。 第三，潜在的地区比较优势的实现，不仅有赖于农民是否可以自由选择耕种的农作物品种，也依赖于交通运输以及其它基础设施，如通讯设施、仓储设备、非中性技术进步，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参与国际市场的途径。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基础设施的逐步改善，基于地区比较优势的生产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 (四)当前农村问题的根源、通货紧缩的成因与对策 至于造成当前农村问题的原因，林毅夫教授也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这些问题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市场发育不健全，政策不配套，政府自身改革滞后造成的。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是深化市场导向的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避免对农村经济活动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要坚决取消统购统销制度及地区粮食和食品的自给政策，改革户籍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和金融制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和市场制度建设。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和村级组织的职责减少，自然不需要那么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各项费用支出也会随之下降。这是解决农民负担等农村问题的釜底抽薪之举。农村发展必须实行新的以减少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为核心的战略，放弃过去以增加农产品产量为核心的旧战略。 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困境。对于通货紧缩的成因和对策，众说纷纭。林毅夫教授从中国国民经济实际出发，批判了各种关于需求萎缩的论调，也反驳了从产权角度所作的分析，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总供给和总需求增长状况的考察，林毅夫教授指出，严重的供给相对过剩是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 关于解决由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所引起的通货紧缩对策，林毅夫教授反对那种只顾眼前，不顾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改革大局的饮鸩止渴行为，而是再次将目光转移到广大的农村，主张通过开展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来引导中国走出目前的通货紧缩困境，将治理通货紧缩与中国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农村市场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新农村运动可将此潜力释放出来。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重新启动经济必须主要依靠民间的力量，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政府的投资活动应能够刺激消费需求，增加非政府部门投资机会，降低其投资成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全符合条件，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也是长期以来城乡没有协调发展的结果，现在到了纠正这种偏差的时候了。我们这里所提倡的新农村运动，就是指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推动农村社会经济事业的进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他通过研究发现，与城镇地区相比较，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交通、通讯条件很差，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行路难、通讯难的问题，自来水普及率很低，电力供应质次价高，广播电视事业落后，卫生文化福利状况很差，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既不利于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又使得农村缺乏享受城镇居民目前已经享受到的现代消费所必须的物质条件，是目前生产能力过剩的重要原因。所谓经济出现普遍过剩现象，主要是对城市市场的描述，广大农村市场远没有达到饱和。如果能够成功开拓农村市场，就可以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提高全国居民的整体消费倾向，从而放大投资乘数，增加投资的获利机会。这样，国民经济就可以走出目前的恶性循环。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投资较为分散，与主要为城市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相比，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可以对启动经济很快发生作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比较大。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主，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对包括耐用消费品在内的城市产品的购买力。另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直接对农村经济产生关联效应，而且可以大幅度降低农村经济活动的物质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十分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如果这项工作做好了，就会形成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提高，农村消费需求增加，消费品、投资品生产扩张，城市就业增加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未完）
-
《经济学精选教材译丛—经济思想史（第7版）》
本书已有“蓝色”版主上传至置顶帖的231楼，大家可以免费下载。两位本书的上传者各得5金币（相当于论坛币500金钱），过段时间，两个帖子都将删除。————————————————————小白鼠《经济学精选教材译丛—经济思想史（第7版）》作者:（美）斯坦利·L.布鲁等著，邸晓燕等译页数:443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08简介: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充分理解现代经济学，就需要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很多经济学争论和以往经济学家的主要贡献。本书作为最权威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之一，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回顾经济思想发展历程的便捷途径。本书内容丰富翔实，按照经济思想发展的时间顺序介绍了自重商主义时代以来近三百年间经济学各个重要流派的主要观点及代表人物的贡献，从而为我们理解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的视角。
-
[转帖]孔祥熙的经济思想
丘比特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山西太谷人.年轻时曾在基督教会办的华美公学和通州潞河学院学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赴美,在欧柏林大学学习.光绪三十一年获学士学位后又入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光绪三十三年回国,在太谷创办铭贤学校,自任校长.辛亥革命时,先后组织太谷营务处和山西中路军政分府,任司令.1913年,赴日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915年回太谷,被阎锡山任为山西督军署参议.1922至1925年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督办助理)等职.1926年冬,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广东财政厅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长.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29年兼国货银行董事长.1930年12月,工商,农矿二部合并为实业部,任实业部长.从1933年起,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及行政院长.1935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又任中央信托局理事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1936年兼整理内债委员会委员长,振济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任行政院长.1939年任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副主席,行政院副院长.1944年11月被免去财政部长一职,次年又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四联总处副主席等职.1947年去美国.其主要言论编有《孔庸之先生演讲集》. 孔祥熙是蒋介石的亲戚,又极度拥蒋.当1933年蒋介石和宋子文发生矛盾时,蒋就让他取代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由他掌握财政经济大权达11年余之久.在任职期间,他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的言论.有些言论本身是正确的,甚至还比较深刻,但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或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有些则纯属对政策或现状的辩护之词.他采取一切手段加强对人民的搜括,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不断加强对民族资本的控制,发展和壮大官僚资本.他还利用亦官亦商的地位巧取豪夺,为自己聚敛财富.他和下属的营私舞弊及家人的利用特权,在抗战时期常受到舆论的猛烈抨击.抗战后期,因物价飞涨,贪污行为被揭露,加上国民党的派系斗争而被迫下台.对于孔祥熙,我们不仅要看他发表了什么言论,更重要的是还要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对他有完整的认识. 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可归纳为发展实业论,银行论,货币论和财政论四个方面. 一,发展实业论 孔祥熙自称在美国留学时即抱定了"提倡教育,发展实业"八个字的"救国志愿".1928年4月任工商部长后,他发表了《工商行政宣言》,提出16条纲要,主要内容为一)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开发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计.(二)修定工商法规,革新税制,切实保障工商界.(三)重用专门人才,使得尽其所长,奖励及保障发明.(四)会同主管机关,协筹保商政策及修正商约.(五)审定劳工法规,积极促进劳工福利事业.(六)奖励工业改良,改善工商管理,应用科学方法改进固有手工业及家庭工业,推广国货销路.(七)推广工商教育,注重职业指导,为妇女谋职业均等机会,保护及教育童工女工.(八)创办工业试验所,工商访问所,编制工商统计及其他工商事业调查研究报告.(九)酌设驻外商务人员,于必要时特派专员至各国调查工商事业,供本国工商借镜.(十)保护工商侨民,予回国协谋工商建设者以各种便利.(十一)筹办国营大工业,国家不再举办各种已著成效的民营工商事业,以免与民争利.(十二)提倡中外亲善通商,在互惠平等及尊重我国主权,法律范围内利用外资,振兴大规模之工商业.(十三)厉行出口检查,力杜搀伪,筹设对外金融机关,增进运输便利,充分发展输出贸易.(十四)规定相当标准,随时检查进口货物,取缔劣等货及妨害物输入.(十五)制定度量衡标准,设所制造,分期推行.(十六)征集中外特产,创设中华国产馆,商业博物馆,筹备大规模之建国博览会. 16条纲要可以说是面面俱到.1930年12月孔祥熙任实业部长后,又发表《实业行政宣言》,提出施政纲目33条.纲目中提到的实业范围为"工商农林渔牧矿垦各业".总的目标是:"政府首当实施林垦政策,开发东北西北西南各省荒地,移民殖边,以裕民生而固国防,俾人口得平均分配,地力得广泛利用.更应奖励农林渔牧,开发矿藏,使地无弃货,人尽其力,以增加生产,恢宏工业,庶使百业兴盛,产品日增,出口贸易,得以充分增进,国民经济,得以充分发展,劳资协调,民生乐利,总理实业建设之方略,即可早日实现." 在《工商行政宣言》中,对国营工业的调子还比较低,提到"各种民营工商事业之已著成效者,国家即不再行举办,以免与民争利".而在《实业行政宣言》中,国营工业专门列了一条.第19条说:"筹办国营工业,举凡具有基本性质如酸碱煤膏棉毛及铜铁冶炼等重要金属之工业,与夫机器造纸制糖人造丝,暨制造各种动力机关等大规模之工业,非私人能力一时所能兴办者,均拟斟酌缓急,分别进行,以资倡导."可见准备兴办的国营工业相当广泛.民营工业也列了一条.第23条说:"保护各种民营工业,并扶助其发展,俾便在国内市场,得有充分之能力,与舶来品竞争,以为经济自立自给之准备." 1931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孔祥熙在中国经济学社作题为《如何实现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的演讲,提出了六条发展实业的政策:关税自主,开发交通,活动金融,严定法规,发展科学,劳资合作.其中劳资合作的要点有三:规定各种实业股份的最少金额单位,使工人有力投资,随时可成为实业股东;各种实业经营利润应提若干成给工人,并举办各种改善工人生活福利事业,如居住,教养,娱乐,医院,保险等,使工人对工作场所休戚相关;经营实业者举办工人储蓄,优给利息,使工人零星小款逐渐变成股本,不作无谓消耗.最后,孔祥熙将他的实业政策归结为48个字:"努力开发 富源,实行政府保奖,提倡劳资合作,利用散碎藏金,改良旧有工业,重用专门人材,采取保商税则,扩充水陆运输."孔祥熙的六条实业政策,对发展实业无疑都是重要的,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如"劳资合作"一条,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国共两党处于武力对抗的状况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孔祥熙对农村破产,农业凋敝发表过不少言论.1934年他说:"中国是农国,所以国的根本就在农村.现在各地土匪蜂起,盗贼如毛,就是由于农村破产的缘故.""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业不振,则整个经济因而衰败."他强调要救济农民,提到的办法有增加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工业,废除苛捐杂税,改良农村金融制度(提倡农村金融合作社,设立农工银行)等.对于农民的土地问题,孔祥熙于1938年曾表示:"农村土地问题之根本解决,当依照本党平均地权政策,使耕者有田,劳者得食,在此抗战时期,固不宜操之过急,亦须积极施行,稳健推进."他所说的"耕者有田",是要由农民出钱向地主买田,叫做"赎土归佃","地主逐渐收回其地价,投资于生产事业".他提出先在陕北各县试行,同时江西亦"试行分配农田".试行地区放在陕北和江西,陕北靠近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江西是原来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选择这两个地区是有深意的.但即使是采取"赎土归佃"的办法,抗战期间也根本不可能试行. 1936年,孔祥熙作题为《自力更生与经济复兴》的报告.他说:"我们要复兴经济,自力更生政策,是最可靠的.我们实行这种政策,并非有拒绝外人投资的意思,正是因为目前外人没有投资的力量,我们不能坐以自困,而且专靠外人是不行的,不能不采取自救的方法."自力更生并不否定利用外资,但外人的投资有限,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 1939年抗战两周年纪念,孔祥熙发表《长期抗战与生产建设》,对战时经济建设发表了意见.他提出要以西南,西北地区为"建国复兴的根据地".他说:"西南西北关山阻隔,形势优越,敌人倾百万之师,穷两年之力,不能深入.由此证明西南西北的建设,不仅可以应付目前的战争,亦且可为国家久远建设之理想地带."对于工业建设,他指出过去"多就一时一地之需要,为局部的经营,故发达每呈畸形".机器制造业"仅着眼于军事上之需要,对民生日用品之制造,未加注意,此为性质上之畸形".工商业的创设"多因机器交通上之便利,集中于沿海口岸,未能注意于内地之开发,此为地域上之畸形".他提出今后要进行"有计划之建设,凡重工业之有关国防者,以国营为原则,应依据资源分布,及国防需要,分区建设.轻工业之关系民生者,则以政府协助民营为原则,并应尽量设法使其农村化,一以避免产业集中都市之病,一以吸收农村广大剩余劳力,使从事于生产事业,并加强农业与工业之连锁关系,期能相互为用,分途并进."还要发展矿藏和交通:"交通与国防军事以及国民经济之关系,最为密切.今日世界上任何国家,欲致富强,必先发展交通,而其国家的文明程度,几完全与交通发达情形成正比例."关于矿产的重要性,1942年他又说:"欲求工业之发达,固必先致力于矿产之开发也.近世战事,以工矿为建军之本,成败之数,大半决于工矿." 孔祥熙原来主张保护贸易,但在1943年他又提出了互惠贸易的主张.他认为:"过去世界上关于贸易问题,尚有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两派,这两种贸易政策皆有偏弊,非促进人类幸福的办法,现在都已渐渐落伍,成为历史陈迹."他说1937年他到美国时,曾会见现任国务卿的赫尔.赫尔主张互惠贸易,孔祥熙认为"此实贤明进步的见解,我个人表示十分同意". 以上孔祥熙关于发展实业的论述,以任工商部长和实业部长时最为系统.当时国民政府官僚垄断资本尚未形成,对发展民族资本还有一定的热情,故发表的言论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其中有些主张在一定的程度内得到了实现,如1929年实现关税自主,1931年裁撤厘金等.但是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孔祥熙终究要成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所以他的发展实业的主张大多只能是一种口头的标榜. 二,银行论 孔祥熙很重视金融.他于1931年提出六条发展实业的政策,第三条就是活动金融.他说:"中国币制紊乱,又无强健有力之金融机构,是以经济事业,不易发展".中国的现金并不缺乏,"其病在不能集合,不能流通".应建立健全的金融机构,"能得到人民之信任,吸收存留于人民手中及埋藏地窖内之金银,以存于银行",再推广储蓄及简易保险等业,收集零散资金,集少成多,用来兴办各种实业和供农工商民需要."使金融活动,犹如人身之血脉流通.如此则各种实业,自易顺利发展,十年廿年后,便可迎头赶上西洋,实现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要通过健全银行机构来吸收资金,"使金融活动,犹如人身之血脉流通".以后仍常以金融比血脉.1939年他指出:"金融似流水,应使之融会贯通,亦犹如人之血脉,遍行全身,血脉不流通,人必致死亡,金融乃国家之血脉,其与财政,表里为用,关系綦切.""金融与财政之关系,最为密切,有健全之金融,而后始有健全之财政,诚以金融与国家经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如金融不健全,一切事业无从进行".1941年他又论述了金融,财政,经济三者的关系:"抗战以来,我国金融措施,一向抱定下列方针.即以财政之力量,控制金融,方可导入正轨;以金融之力量,扶助经济,方可促其发展;更以经济发展之力量,充裕财政,方可巩固其基础.盖财政金融经济三者,必须呵成一气,方可收相互为用之功."金融和财政紧密结合在一起,反映了近代中国的一个特点. 发展金融需要有健全的金融机构.孔祥熙又说:"金融之机构如血液之脉络,血液运转必赖脉络,金融流通必赖机构,无健全之金融机构,以司主管运筹之枢纽,仍不能视为完善金融制度."最主要的金融机构是银行,可见孔祥熙对发展银行的重视. 1933年11月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次年8月美国开始向海外高价收购白银,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了中国1934~1935的严重金融危机.孔祥熙利用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困难处境,用发行金融公债的办法,对中国,交通银行以及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等商业银行实行增资,控制了这些银行,形成了以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为核心的官僚资本金融体系."并将银行业务,重行划分,除中央银行规定为银行之银行外,中国银行为国外汇兑银行,办理对外贸易及汇兑,交通银行为实业银行,办理工商业放款,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扩展农民银行,成立农本局,组织合作社,实行农村低利放款." 作为解决金融危机的重要对策是在1935年11月4年实行法币政策.在宣布实行法币政策时,孔祥熙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宣言》.《宣言》对今后的中央银行制度作出了如下承诺:中央银行要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主要资本由各银行及公众供给,使它成为超然机关,能以全力保持全国货币的稳定."中央准备银行应保管各银行之准备金,经理国库,并收存一切公共资金,且供给各银行以再贴现之便利.中央准备银行并不经营普通商业银行之业务,惟于二年后,享有发行专权."1936年5月他又在一次演讲中说,要将中央银行的商股总数扩充至资本总额的60%,"以示与民共有而便使中央银行处于超然地位,尽银行之银行的职务"."中央准备银行"后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曾拟订《中央储备银行法草案》,并经立法院通过.《宣言》还谈到要健全中国的商业银行制度,"设法增加其活动能力,俾其资金充裕后,得以供应正当工商企业之需要".同时还要专设办理地产抵押业务的机关,修改现行法律,"务使抵押质权更为稳固".因抗战发生以及金融垄断的利益,这些都未成为事实. 三,货币论 实行法币政策并不是孔祥熙的创造,事先国内已经有这方面的舆论,而且据说孔祥熙并没有参与法币政策的拟订. 实行法币政策意味着放弃银本位,但孔祥熙不敢承认.在财政部的《新币制说明书》中有一小节为"新货币制度绝非放弃银本位",理由是中央造币厂仍按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铸造银币,"法币之准备,仍以现银为基础,保持以前之准备办法,有多少准备方可发行多少法币,法币与现银间并未脱离关系"."所以新货币制度,不是放弃银本位.而是增加银本位之健全,亦不是纸币政策,而是企图法币流通之充实."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白银已收归国有,是否继续铸造银币并无实际意义.即使是实行同以前一样的准备制度,纸币不能兑现,就已经成为不兑现纸币流通制度,而不再是银本位制,"绝非放弃银本位"完全是掩耳盗铃式的申辩.孔祥熙自己则提出"通货管理"的概念说:"此次停止行使硬币,既非通货膨胀,亦非纸币政策,乃为实施通货管理".照他的意思,纸币政策仅是指"无准备金发行"纸币的政策.关于新币制的性质,《说明书》说仍是银本位,孔祥熙又说是通货管理,自相矛盾.其实,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可以实行通货管理,将纸币政策和通货管理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提出这样一些理由,反映了孔祥熙在法币发行初期对放弃银本位的遮遮掩掩的态度. 《说明书》还有一小节是"新货币制度绝非通货膨胀",理由是:"新货币制度对于法币发行之准备,并未变更以前之规定,发行法币需要全额准备,既未变更,而准备中六成现金及四成保证准备之比例,亦未变动,自与通货膨胀有别."孔祥熙在《宣言》中则说:"政府对于通货膨胀,决意避免.关于财政整理之措施,业已准备就绪,再历十八阅月,国家预算即可收支适合."当时根本不具备财政收支平衡的条件,事实上法币的发行就具有弥补财政赤字的作用,"再历十八阅月"即可收支平衡的保证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说准备制度不变就不会通货膨胀,更是欺人之谈.用法币收兑银元,用这些银元作为准备金,而现金准备只占法币发行量的60%,这样就能大大增加法币的发行.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日益加剧.但孔祥熙一直不承认纸币发行过多,多次发表否定通货膨胀的言论.1939年10月他说:"我国法币,现金准备始终维持六成以上,视欧美各国仅有二三成现金准备,我胜于彼远矣."他承认单靠现金准备不可能保持纸币币值的稳定,还必须控制发行数量,指出:"苟准备充实,而发行无度,仍不能维持其价值".但对于发行数量,他却说:政府"对于法币发行,始终抱谨慎态度,抗战二年,发行额与战前比较,虽有增加,然以后方各省向系缺乏货币流通,及当前开发生产需要之故,为数实不为多,绝未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之弊害".1940年1月他又说:"发行数额是否逾量,不在乎数目字之多少,而全以是否适合于社会之需要及已否超过饱和点而定.若秉此观点以衡量我国之发行数量,不但未超过饱和点,并且反在饱和点以下."这是孔祥熙为通货膨胀政策辩护的理论.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纸币发行数量虽然增加,而其所代表的价值总量反而降低,因此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这就是法币"不但未超过饱和点,并且反在饱和点以下"的真意.不管纸币贬值到何种程度,它永远也超过不了"饱和点". 1941年5月,孔祥熙又提出否定通货膨胀的一个理由说:"如果通货膨胀,法币过多了,那末物价上涨,应该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中国的物价,各地之间,相差很远,例如四川比较高,难道四川的法币太多,通货膨胀了,其他物价较低的地方,通货便没有膨胀吗"他还举几天之间的米价波动说:"难道说前几天通货膨胀了,这几天通货又紧缩了吗"他要以此证明,"我们现在可以说根本上还没有通货膨胀,自然不能说物价上涨,是通货的关系了".他又以重庆借款利率高达三分,内地高达四分五分为例,说明筹码(法币)的不足.因此得出结论说:"总之,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完全心理作用所造成,当然只有严格管理,才可稳定物价."这完全是强辩.各地物价上涨率不同,并不足以证明不是通货膨胀.利率的高低则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而且通货膨胀会促使利率的提高,因为贷放者要以提高利率来弥补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至于心理作用,本来就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看涨心理的形成只能从通货膨胀的客观存在中得到解释. 1942年7月,孔祥熙又说:"我们发行的准备,规定要有六成现金准备,四成保证准备,其所发纸币,自然不落空的.且按之实际,通货又何尝膨胀呢到本年四月止,法币的总额,不过是一百七十万万元,较之战前国内流通筹码达二十二万万者,至今已仅仅增加了八倍半左右,如果说物价高涨是因为通货膨胀的话,为什么物价不也涨八倍半左右呢可见物价之涨,物资缺乏的原因,大于通货的原因".他所说的数字除1942年4月的法币发行数字不错外,其余都不可靠,既夸大了战前的法币发行量(1937年6月的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又大大缩小了讲话时的物价上涨率.如以1937年6月的法币发行数和物价为1,据统计,1942年4月的法币发行指数为13.12,重庆基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为41.18,物价的上涨速度早已大大超过法币增长速度.至于物资缺乏,反过来说就是通货过多,用"物资缺乏"来否定通货膨胀,也根本不能成立. 直到1943年,孔祥熙还在否定通货膨胀.他说:"一般不明实情的人,归罪于通货之膨胀,他们不知货币学上之所谓膨胀,是指超过需要而言.现在我国各地方多感通货之不敷,筹码之不足,周转不灵,这种情形,能称为通货膨胀吗"他仍用实物供应不足和人们的心理作用来解释:"通货价值之高低……是在实物供应之是否丰富.所谓[通]货者,即代表实物之筹码,如仅有筹码而无实物,则此项空洞的通货,便无价值,现在物价的变动,其原因就在供求的有无问题."关于心理作用,他说:"心理上的作用也很大,大家对于物价看涨,出卖者加价出售,收购者囤积收藏,情势因之更坏".这两条的所谓理由,前面已作过分析,这里就不重复了. 战争时期,通货膨胀是难以避免的.政府应该尽量降低通货膨胀率,而不是想出种种理由掩盖已经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孔祥熙既不能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率,又不能坦率地承认通货膨胀的事实,只是想出种种歪理来否认通货膨胀,充分反映了对人民进行欺骗的实质. 四,财政论 关于财政的作用,孔祥熙曾表示不能仅限于征税聚财.1936年他指出:"理财者之使命,不仅须有征税聚财之消极功能,更须斟酌时代环境,力谋财政建设,直接间接,为社会经济求发展,为国家民族求富强……而其要旨,则必以国计民生为依归."他解释"国计"说:"所谓国计,非仅充府库,足国用而已,必也于足用之外,谋所以利用之方."又解释"民生"说:"所谓民生,非仅薄赋敛,不扰民而已,必也于与民休息之余,更力谋人民富力之增进,凡有关平均人民负担,发展人民生产,改进人民生活诸端,均应作积极之建设."这是说理财的目标应比充府库,足国用,薄赋敛,不扰民的要求更高,要力求促进经济的发展,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广义理财思想. 从理论上说,孔祥熙很懂得增加财政收入要从培养税源入手.1933年他指出:税收的"重要根源,尤在振兴社会的繁荣,运用金融的灵活,使商货流通日益便利,市场销流日益畅旺,则不待税率之增加,而收入自能充裕"."就财政计划言之,则不因征敛而伤民力.举办税项,当注重普遍而轻征,使得生息孳乳,培养税源."1938年他告诫财务人员说:"理财要顾全民力,不可竭泽而渔:要想国家的财政充裕,必须要税收畅旺,要税收畅旺,必须要培养税源,所以善于理财的人,不专以搜刮为能事,而要以扶植民力为先务.要知道办理财政,不是掠夺性质,而是先有耕耘,然后才能有收获的."所谓"扶植民力",就是要发展经济. 孔祥熙理财的根本方针是"开源节流".1939年他说,"本人就任时,本先圣之指示,以开源节流为理财之方针".对开源节流的解释,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往往不同.如1933年说:"关于将来财政的方针,不外是开源节流.不过要开新的税源,应从培养旧的税源入手……在节流方面说,不外确守预算,抱同甘共苦之决心,节省无益的糜费,以增加行政的效能为主."1938年说:"财政上所谓开源者,简单的说来,就是增加税收."1939年说:"对于开源,则着重于培养民力,增加生产,谋金融之充分流动;对于节流,则着重于合理支配,调剂缓急,撙节不切要之开支,用以促进建设事业,充实国防设备."1940年又说:"在开源方面,注重发明与创造,在节流方面,要废止使用舶来品,抑制消费,以余款贡献国家." 1939年10月,孔祥熙又提出"财政为庶政之母"的观点,将财政工作提到了政府各项工作的首位.他说:"财政为庶政之母,所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种设施,皆赖有健全之财政政策为之策动,国家整个政策之能否推行,全赖财政情形以为转移,故财政之良窳,可以卜国家之盛衰."经费充裕确是推动政府各部门有效工作的根本保证,但"财政为庶政之母",财政"可以卜国家之盛衰"之论过分突出了财政,并将经济从属于财政,这同一年前所说的"要以扶植民力为先务"已有了差异.片面突出财政的作用,反映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越来越困难的处境.唯财政论的指导思想势必走上竭泽而渔的道路.事实上当时孔祥熙提出的战时财政政策就具有这种倾向,他说:"故为树立健全之战时财政政策,应以公债为主干,以增税为后盾,以极谨慎之发钞流通产业金融为临时之补充,实为理论上与经验上不易之论."发钞实在谈不上"谨慎",也不是"临时之补充",而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 农村经济凋敝,孔祥熙认为是由于苛捐杂税所致,他企图通过整理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确定地方预算等办法来解决.1934年5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即以此为主要议题.此前,孔祥熙作了题为《救济中国经济危机》的报告,谈到农民负担太重的情况说:"中国现在的农民负担实在也太重了……裁厘之后,没有适当的替代税,地方当局遂增加田赋附加,以为弥补.现在合计此种附加,有至卅余种.厘金征收取诸全民,田赋增加则全部责诸农民负担.以至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不但凶岁不免于死亡,即丰收之年,也因税捐重重,不克安身."因为他把农民负担重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地方附加税太多,所以又提出要整理地方财政,"以量入为出为主,不得量出为入",而且要"从确定地方预算入手".编制地方预算的审核办法是:"县预算由省核定,余款解呈省库,如有不敷,由省库补助.省预算由中央核定,余款呈中央核准积存,为建设之用,如有不敷,再由中央补助."孔祥熙的观点反映了国民政府统治区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因此在财政会议开会词中,他又特地谈到:"中央与地方原属一体,休戚相关,原无畛域可分.当此危急之秋,尤赖于精诚团结,以度难关.""财政为国家命脉,正如血液之于人身,必须全部流通,始有健全之体力.倘一段一节,各自为谋,势必偏枯而至僵仆."财政会议通过了100余条议决案,为推行他的主张造了一些声势.1938年他说已废除苛捐杂税5000余种,废除税款6000万元. 抗战时期孔祥熙实行了许多增税办法,都作了一些理论性的说明.这里仅举专卖为例.专卖于1941年由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1942年开始实行.专卖的商品有盐,糖,烟类,火柴四种.1944年7月首先废除糖专卖,随着孔的下台,次年2月其余三种专卖亦被废除.专卖收入所占全部税收的比重,1942年为48.5%,1943年为25.%,1944年为11.4%.专卖本来只是为了取得财政收入,但孔祥熙将它提高到实行民生主义的高度,称之"为实现民生主义之一环",其目的有三:创造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消灭居间剥削阶级,调节社会供需关系;不仅以财政收入为目的,同时更注意经济之调剂,及民生之需要.除三条目的(又称"三种原则")外,还有四种特色:提高专卖物品的品质,以保护人民健康的生活;提高专卖物品产制的标准,以为发展国际贸易之基础;于寓税于价之中,更采寓禁于征之精神;暂取统制管理的方式,充分与工商合作,而不急遽地将物品之产制运销,悉由政府独占.中国历史上有些通过官营工商业以获取商业利润的主张,要加上调节贫富,抑制兼并,平衡物价等帽子,《管子·轻重》为其典型.孔祥熙的专卖理论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盐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一种专卖商品.孔祥熙在题为《盐专卖制度之实施与干部训练》的报告中联系历史来作分析.他承认历史上的盐专卖"完备之时少,破坏之时多".认为"此皆由过去政府对于专卖缺少缜密之计划,管理之法既未甚善,而人事配备亦未合理",需要"惩前毖后,加意改进".他针对性地提出了三条。(一)缜密计划.他说:"计划为一切事业设施之母"."明初盐法于生产方面规定甚详,然以开支之数过多,不能与生产数量配合,明代盐法终于破坏.反之,如刘晏之就场专卖,范祥之改行钞法,事前均有预定方针,详密计划,故终晏终祥执政之时,有利无弊,则事前计划之缜密与否,实为事业成就之主要因素,昭然明甚."(二)科学管理.专卖政策"能否成功,管理之是否合理,为其关键之一"."过去专卖失败的原因,即由主持者未能运用商业上之管理方针".他主张"运用工商业管理之原则,以增加盐业生产及经营之效用".(三)健全人事.他说:"立法需人,行法亦需人,故人事问题,为任何行政机关首须解决之一环.人事健全,则全部难题即已解决其大半,所谓人事健全者,不仅谓能选贤与能,而尤须注意机构组织之合理,工作分配之协调,并建立完备之人事制度."孔祥熙提出的专卖管理的三条原则,应该说不仅对于专卖,对一般经济管理也是适用的.但是历史上专卖政策的失败,由封建政府经营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所谓缺少缜密计划,管理之法未善,人事配备未合理,其根源都在于此.国民政府的专卖是在统治者极度腐败,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救急措施,根本不可能实行孔祥熙所说的三条原则.专卖商品原来都是民族资本家经营的,实行专卖加剧了统治集团和民族资本家的矛盾.专卖商品要限制销售价格,只能压低进货的收购价格,又加剧了政府和生产者的矛盾.负责专卖的官员掌握专卖物资,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则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专卖制度只存在三年时间就宣告彻底失败.
-
[下载]经济思想史系列6：西方经济学流派 王志伟编.pdf
经济思想史系列6：西方经济学流派王志伟编.pdf当对各种经济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人们总是希望看些有关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书，以便对经济学有更深入和更全面的了解，这样寻找这类书就成了关键甚至是当务之急。现把本人好不容易收集到的12本此类书上传到本网站，以方便各位网友下载和参考。各位要是找到了这类不同的书，也恳请上传到本网站，起码本人将立刻载之并阅之且感谢之！目录：1.经济思想史罗尔.pdf2.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第四版)埃克伦德.pdf3.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埃思里奇.pdf4.经济思想史斯坦利·布鲁.pdf5.经济思想史教程马涛.pdf6.西方经济学流派王志伟编.pdf7.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胡代光编.pdf8.凯恩斯以后罗宾逊编.pdf9.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黄新华.pdf10.国际金融学说史无名氏.pdf11.西方经济学说史无名氏.pdf12.经济学说史的模型分析驮田井正.pdf
-
[原创]《外国经济思想史》（国家十一五、高教社）教学课件部分章节
国家十一五教材规划《外国经济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作者吉林大学吴宇晖张嘉昕吴宇晖，1951年生，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和比较经济体制学研究。近年来，有学术著作两部、译著一部，编写了《西方经济学》（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等教材多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曾到英、美、新加坡及日本等国留学、访问。主要社会兼职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东北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长春税务学院兼职教授。绪论第一篇政治经济学说前史第1章西欧奴隶制社会的经济思想1.1《圣经》的经济思想1.2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第2章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2.1阿奎那2.2奥雷斯姆第二篇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经济学说第3章重商主义3.1重商主义的产生和发展3.2英国重商主义者3.3法国重商主义者3.4德国官房学者第4章重农主义4.1重农主义的产生4.2基本经济思想4.3先驱者：布阿吉尔贝尔4.4弗朗斯瓦·魁奈4.5杜尔哥第三篇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学说第5章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先驱者5.1威廉·配第5.2约翰·洛克5.3达德利·诺思5.4大卫·休谟第6章亚当·斯密6.1生平和著作6.2《国富论》的中心思想6.3分工、改良和交换及货币理论6.4价值理论6.5收入分配理论6.6资本积累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6.7《国富论》的社会哲学思想第7章李嘉图7.1生平、著作和研究方法7.2劳动价值理论7.3分配理论7.4比较优势原理第8章西斯蒙第8.1生平和著作8.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8.3价值理论8.4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理论8.5社会改革计划第9章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9.1马尔萨斯9.2让·萨伊9.3西尼尔9.4巴师夏9.5亨利·凯里第10章约翰·穆勒10.1生平和著作10.2功利主义学说和折中主义的经济学体系10.3政治经济学的静态理论10.4政治经济学的动态理论10.5社会主义思想第11章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11.1空想杜会主义11.2李嘉图社会主义11.3国家社会主义11.4无政府主义11.5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11.6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第12章历史学派12.1历史学派的产生及学说特点12.2先驱者：李斯特12.3旧历史学派12.4新历史学派第13章边际效用学派13.1边际主义的产生及学说特点13.2先驱者13.3奥地利学派13.4克拉克13.5数理学派第14章马歇尔14.1马歇尔经济学综述14.2需求理论14.3供给理论14.4均衡价格论14.5收入分配论14.6货币理论第四篇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学说第15章帝国主义理论15.1霍布森15.2希法亭15.3卢森堡15.4布哈林15.5列宁第16章制度经济学16.1制度经济学的产生16.2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特点、研究对象和方法论16.3创始人：凡勃伦16.4追随者：康蒙斯和密契尔第17章熊彼特17.1“创新理论”与资本主义特征17.2“创新”与经济周期理论17.3“创新”与资本主义前景第18章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18.1阿瑟·庇古18.2张伯仑18.3霍特里与凯恩斯第19章凯恩斯19.1凯恩斯和“凯恩斯革命”19.2就业理论19.3经济政策主张[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2-144:20:06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