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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国经济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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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梁建章:全面放开生育对中国经济的好处: insight 2013-11-20 17:10; 十八届三中全会终于推出了放开单独二胎的政策。虽然这离全面放开相去甚远，但我们希望这是中国人口政策180度掉头的起点，之后会尽快过度到全面放开生育乃至鼓励生育的阶段。我们也希望中央能意识到全面放开生育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更大的好处。　　根据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状况可推断，如果没有任何生育限制，中国每对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会比现在高出约15%到30%。以现在每年出生约1600万孩子计算，这相当于每年多出生240万到480万人。全面放开生育后将存在补偿反弹的现象，也就是有些夫妻过去因为限制未能实现的生育在放开后得以实现，导致实际生育率在放开的头几年会高于无限制下的自然生育率。根据最宽松的估计，考虑到补偿反弹，在全面放开之初，年出生人数也不会超过2500万人。　　全面放开生育会让中国每年多出生几百万孩子，对公共资源会造成一些压力，但没必要担心，因为放开后的出生人口最高峰也远不到1980年代末期2700万到2900万的水平。而且，只要公共资源配置得当就能够应对养育资源的短缺问题。孩子出生后3年才上幼儿园，6年才上小学。ZF只要根据每年新出生的孩子数量来合理规划教育资源，就能够满足全面放开生育所增加的教育需求。　　实际上，从2000年到2010年，由于城市化和低生育率导致当地学龄儿童减少，中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过半，学生上学平均多走4公里（人民日报，2012年6月14日）。不仅农村如此，城市的学校也在减少。比如，北京就曾由于入学人数的减少而大量裁并小学，导致北京的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近2000所降至2008年的1202所(中国新闻网，2012）。孩子减少可以大量裁并学校，而孩子增加就无法应对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也就是说，全面放开生育虽然对与养育相关的公共资源会造成暂时的压力，但是完全可以应对的。而对整个经济发展来说，全面放开生育，无论是对消费需求和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和劳动市场、ZF税收和财政、还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作用都是极其正面的。　　一、消费需求和资本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源头和动力，提振需求更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全面放开生育短期内会增加婴幼儿用品的需求，而长期则会增加对电器、汽车、房屋、教育、通信、旅游等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额外增加的需求可以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资本市场的收益取决于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全面放开生育所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对资本市场则是长期利好。对未来需求增加的长期预期在短期内就可在资本市场上得到体现，比如有利于股市的提升。　　二、人力资源和劳动市场。全面放开生育所增加的孩子在短期内需要更多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但长期来说，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都大有好处。与20年前不同的是，现在出生的小孩生长在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享受良好的教育，其中至少50%以上会上大学。经济越发达，越需要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人类社会从工业化进入信息化之后，整体上就业越来越充分。到2035年前后这些小孩踏上工作岗位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将接近发达国家。届时，中国早已摆脱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制造业，成为中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型经济体。现在每年多出生的几百万人正好可满足那时对于高端创新型人才和中低端服务人员的大量需求。　　三、ZF税收和财政。根据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人均寿命将进一步延长的趋势，未来数十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大幅增加。这将导致财政中用于老人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迅速扩大，而为了支付老龄化带来的日益上升的社会抚养成本，工作人口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税负。现在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到时恰好每年可多出数百万工作人口，这些额外增加的税源将十分有利于缓解未来严重的财政危机。　　四、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国经济在摆脱劳动密集型行业后，将由中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来主导，这些行业需要的是创新型的高科技人才。一个人最具创业和创新能力的年龄是在30岁左右。如果立即全面放开生育，现在每年所新增的数百万小孩，将在20-30年后成为中国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反之，如果放开生育的过程太慢，任由新生人口数量不断萎缩，未来中国的企业里50-60岁的老员工数量将远大于20-30岁年轻员工。这很像现在的日本，其后果将是整个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大打折扣。　　总之，现在多生一个孩子，中国的夫妻就多一个儿子或女儿，中国的孩子就多一个兄弟或姐妹；现在多生一个孩子，中国未来就会多一份需求，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会多一份动力；现在多生一个孩子，中国的未来就会多一个劳动者，多一个纳税人；现在多少一个孩子，中国的未来就会多一个制造业工人或服务人员，也可能多一个创业者或艺术家，甚至可能出现一个解决能源问题的天才。　　相对于立即全面放开生育，有限的放开虽然看似稳妥，但却将上述各种好处大打折扣。至于全面放开生育是否会增加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我们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有系统的论述。简言之，生育限制政策所能直接缓解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微乎其微，但在间接意义上，它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从而让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在经历最初的反弹之后，出生人口将快速回落，一是因为补偿生育结束，二是因为育龄女性将开始萎缩。到那时，最好的政策是启动鼓励生育的措施，就是在税收、医疗、教育、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孩子的压力，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而且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我们希望中央真正体认到扭转极低生育率困局对中国复兴的战略性意义。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180度的逆转，而作为逆转起点的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应该尽快过度到全面放开乃至鼓励生育政策。在生育率比我们高得多的西方国家，婴儿潮被当成社会福祉，因为这些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而不是洪水猛兽。自然资源可从市场上购买，唯有本民族的孩子需要自己生育和培养。即便应对最初的反弹需要暂时的付出，但未来的报酬将远远超过这些付出。一个不愿为孩子付出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个人分类: 中国经济|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诊断5年阶段的中国经济张军: wxfwolf 2013-11-4 18:54; 50年前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流体力学出身的新西兰经济学家Phillip发明了那架模拟宏观经济流量平衡的机器，一直摆放在伦敦经济学院STICERD研究中心。在1997年伦敦经济学院100周年庆典之际，这架机器捐赠给了伦敦的科技博物馆。用水来模拟宏观经济形势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在宏观上，经济形势是通过流量（flow）反映出来的。凯恩斯70年前终于告诉我们，宏观经济就像是流动的水，流量和流速的大小怎么样，从哪流来向哪流去，这些是ZF要关心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宏观经济的“主流”当然是巨大的投资流量：中国是一个投资最容易过快或偏快增长的经济体。投资需求膨胀在短期常常是主要的问题。因此，遇到投资流量过大时，控制信贷（投资项目）和基础货币供应政策始终是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在总量层面上，中国经济在经历了1998年~2002年的通货紧缩之后，从2003年开始看起来进入了不同的阶段。最显著的征兆是，过剩的产能基本消除，总供求关系基本平衡，需求的约束再度被打开，流量剧增。之后，投资活跃，成为流量最大的变化。以钢铁、汽车、机械、建材、能源和基础原材料部门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投资超常增长。以城市建设、住房、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设备更新等成为这一阶段投资需求的主角。经济学家大都看见了经济趋热的苗头。需求的驱动使制造业和重工业领域的生产率与赢利能力增长加快。这就大大增加了中国的国家储蓄（national savings）。由于消费支出增长稳定，那么收入的加速增长必然导致中国的国内储蓄增加过快。而经济流量要求平衡的力量必然因此推动中国的贸易顺差剧增。因为流量必须平衡，顺差加速不是汇率的问题，是国内储蓄增加的结果。因此，2005年~2007年年初调整外部失衡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先目标。政策上以控制和调整贸易顺差过大为向导。调整对外贸易政策，采取了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大规模取消出口退税等措施。 2007年年初的通胀迹象并不明显，因此ZF并没把控制通胀作为调控重点；但是当下半年CPI上涨加快的时候，行动已显迟缓，CPI超过年初设定的3%的控制目标已成定局。这才引起了决策部门对通胀的担忧，控制通胀逐渐成为调控重点。可是货币当局总是以为通货膨胀是流动性泛滥的产物，所以为控制通胀，货币政策工具操作频繁。2007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11次，目前已至15%，创20年来最高水平；利率提高了5次，一年期存款利率已达到3.87%；此外，央行还6次发行定向央票，紧缩力度加强。尽管这样，2007年10月底M2同比还是增长了18.4%，比上年同期加快了1.3个百分点，超出年初16%的预定控制目标。基于2007年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中央决策部门决定2008年将防止通胀和防止经济过热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即，内部平衡将成为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相比而言，贸易顺差的调整似乎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宏观调控政策开始从“双稳健”向“一稳（财政）一紧（货币）”转变。2007年12月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政策目标确定：由“一防”变“两防”。会议认为，延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局面有演变成“高增长、高通胀”的趋势，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通胀的上升，则有可能危及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全局。但问题是，到目前为止，通货膨胀的起因主要还是因为成本的推动（cost push）加快了步伐。而且很显然，2008年中国的生产者面临的成本上涨压力还会更快地增加，能源、资源以及原材料涨价趋势未减；新的劳动法和收入政策将快速增加劳工和福利的成本；因为物价上升，名义利率也要继续上升。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需求拉起（demand pull）的通货膨胀的影响：2003之后投资需求依然旺盛；2008年新一届各级ZF到任；北京奥运；消费需求也在增长等。通货膨胀可能由两者交织推拉而蔓延。当然，还有2008年初始料未及的冰雪天灾的打击。自然灾害对生产成本和物价的影响历来不可低估。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和通货膨胀，产出方面会保持什么样的变化呢？除了自然灾害直接减少经济产出之外，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压力显然可能是出口增长的回落。连NBER（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费尔德斯坦也说美国经济的衰退概率被认为超过了50%。中国有近1/3的东西上出口到美国的。中国2008年的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肯定在增加。而出口部门影响的直接就是经济增长和就业。 2008年，为了抑制投资流量需求的过快增长，信贷配额和货币供应的政策必然从紧；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土地供应必然从严掌握。这样做也肯定放慢经济增长。2008年，工资和福利开支上涨压力的增大会让企业下调赢利预期，使企业进入一个成本调整的时期，至少在短期对产出增长和就业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综合起来估计，2008年经济增长放慢的概率是在增加的，也许过了50%。但是，2008年我们是否能控制和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呢？会非常吃力。因为国际商品价格的涨势将继续；国内劳工成本推动的力量难以减弱；2008年的ZF财政福利开支和赤字将开始显著增加；非贸易品的价格涨势难以扭转；消化冰雪灾害的直接影响需要时间和额外的巨大支出；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会进一步增加向中国的资本流入；资产部门的膨胀趋势还将持续，这些都将助推通货膨胀高于2007年。如果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再加上出口会回落的话，就业压力就会进一步增大，这样的话，ZF就将面临收入分配和财政支出上的压力增大。财政赤字虽然这些年来没有增加，但今后的规模肯定要不断扩大，也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最重要的是，通货膨胀趋势一旦形成，经济增长回落，那么10年来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优美格局和朝向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经济再廿年》; 个人分类: 经济时评|1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经济: luzhongqun 2013-8-16 15:41; 产能过剩在西方经济学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相对市场经济来说是完善的话，即意味着产能过剩是经济现象而非体制问题。那么单纯解决产能过剩就比较容易了，两个办法增加需求和减少供给。增加需求的办法就是凯恩斯主义，因此西方将消费领域作为其长期的经济方针，一切都是围绕着消费来画饼。特别是在司法制度领域其保护公民权力就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的司法实践被认为是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础。减少供给很少在西方通过行政干预而往往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让企业破产，所以西方企业的破产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基础。因为增加需求是ZF干预市场的非市场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很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公平，因此往往为社会所关注，一有风吹草动的ZF行为就会受到大众的注意。然而，在西方经济中真正起到作用的还是第二种办法，只是由于第一种办法的关注度太高，因此容易被我们误解其为西方经济主要方法。现在看我们的产能过剩与西方存在一定的区别，即我们的产能过剩是经济下滑的原因还是结果。如果是原因的话那就是很简单的经济问题，如果是结果那就是表明有其他原因导致了经济下滑，而产能过剩只是其表象。这样的结果可能就会是体制的问题，我们是否具备西方国家以消费为主的经济，我们暂时先不理会物质层面的话，就司法制度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我们的法律就很不完善，一个不具备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司法体系如何承当起以消为主导的经济。如果回到以投资为主导经济我们的环境也无法做到。所以我们的经济还真的是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换言之，这都是我们自己在制度方面的落后所造成的差异，并不是我们走的路比其他国家来得特殊和与众不同。; 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总理懂经济固好，治经济的铁腕更重要: 黄少清 2013-7-3 08:42; 邓设计师把一列中国经济高速列车交班后，盘点三届ZF，事实摆在那里，让人不得不承认，朱总理很懂经济，更懂治理经济，那时的经济有起色，从经济停滞一片混乱国企破产潮中重整秩序，摧发生机，物价也稳定于低价格水平。温总理就真是什么都不太懂了，他治下诱发了现在诸多严重的经济后遗症；贪腐前所未有；通胀前所未有；经济泡沫前所未有；权力强夺社会资源和百姓财富前所未有；天灾人祸的灾难前所未有；贫富分化前所未有；民生疾苦，天堂与地狱并存于世，阶级分裂前所未有；由民生问题转化而来的社会矛盾和公众情绪前所未有；尽管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可以说，那是在腐败中的发展，是极度加重民生疾苦的选择性繁荣，底层百姓生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就不到业，养不起老，还死也死不起，就是这个阶段出现的特色了。李总理懂经济是行家，但懂经济更要能治经济，有壮士断臂的豪情，有赴汤蹈火的气魄，有斩马谡的铁面，有扶大厦于将倾颓的大手，才能在懂经济的智慧上建树好经济。君不见，中央的政策，法令一部部鼓舞人心，而到地方落实却累累令人失望，如何建立机制治理地吏，让政令法规不折不扣的落到实处，成了当下摆在是否能搞好经济的头等前置选项。看看中央的好政策好法令到了下面怎么变样的？不是有低保吗，怎么却有那么多极需低保的人得不到，生活不保而走上犯罪甚至绝路？不是取消不合理收费吗，怎么换个名堂钱还是照收？不是放权简政吗，怎么一些所谓的协会，组织团体就变成了二ZF，不是为老百姓提供方便和服务，而是垄断了服务扼卡老百姓给钱？不是说大病医保吗，不要说不能人人享受，就是享受的怎么除了医保报销剩下的部份老百姓还是承担不起？不是不给强征强拆吗，怎么却还是虽非官方带队而变成地方恶霸欺横的形式照样强暴？不是有经适房保障房吗，怎么就变成了特权利益输送房，不是普惠弱势群体而是让渡于近权楼台福利高待遇好的人？不是说行政管理不能滥罚乱收费吗，怎么却治理来整治去还是花样百出的各种滥罚以罚代管层出不穷？不是说取消ZF还贷公路收费吗，怎么取消了一些收费站，另一些收费站票价马上提高，并对每一辆车都强行征收年票通行费，这不分明是各地都在搞墙外损失墙内补，而且是有增无减吗？不是说要征收房产税 , 抑制房价上涨吗，怎么各地ZF实际搞的却是希望房地产越做越大，地越卖越贵，房价越高越好的泡沫投机偏好？还有，在失业、无业人群都没有得到解决生活保障等根本性民生问题的前提，就大谈推迟退休，这不分明是不顾民生死活吗？五十岁以上没有工作的人是不是不让活了？地方ZF，权力无限大，没有效制度约束，法律任由权力来支配，没有公众自下而上的监督问责，人有权了，权力就会变成抢夺利益的私器工具，手中有可变现利益的权力，谁也不甘于只享受国家给的那份捧禄待遇，而想方设法把手中的权力实现谋取利益最大化，因而，既得利益集团已从个体腐败转型为系统腐败，共同腐败，谋求腐败合法化，阳光下公然的丛林法则腐败。缺失公众对官吏的监督问责法律制度，就是吏治的失败，腐败必然不绝，只会越发盛行与恶化。懂经济的行家李总理，全社会公众对您寄予深切的厚望啊。但愿您不仅仅是懂经济，更是有治理经济的魄力和铁腕，以雷霆万均之势掌舵好中国经济。二 O 一三年七月三日; 个人分类: 个人日志|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我唾弃你的坟墓 2013-6-19 18:20; 1、中国学者必须强调学术自主性。两年前我曾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值得关注》一文里见过有关于专门讨论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问题的相关性，中国学者必须强调学术研究的自主性的问题。当时就觉得这个问题，不论再怎么讨论都不为过。两年后的今天依旧如此认为。要讨论这个话题首先应该把学术研究的场域与经济活动的场域，政治活动的场域和日常生活活动的场域严格的区别开来。个人觉得我们必须捍卫学术研究评价标准的自主性。就意味着：第一，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严格的区别开来。比方说，中国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对这个重要问题进行的研究也因此而重要了。与此同理，爪哇岛村落的问题也许无甚重要可言，但是这同样这不等于说所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的研究也因此而不重要了。第二，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与学者相关的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严格区别开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清华大学很重要，北京大学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个访学过这些大学或者是毕业于这些大学的人士所做的每项学术研究也都重要。第三，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与研究者的身份严格区别开来。这意味着，所有的人在知识面前都是平等的，尤其在关乎这些人的个人学术研究的评价方面，就更是如此了。 2、国民为什么普遍热衷于议政。按照我现有的知识和观感，我们中国人比欧美人要更加关心天下大事。从乡间老夫到都市的出租车司机，从习近平反腐倡廉到娱乐明星的八卦新闻，都会有不少人能够对国计民生，道德文章这些衣食住行之外的事情议论风生。 “百姓议政”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我想这绝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在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很大，各个王朝掌握了很多的资源来维护国家的统一。王朝的一举一动对小百姓的生计有很大的影响，小百姓自然也关心政治事务。再加上中国还有孔子那个时候提出的“有教无类”的传统，小百姓可能识文断字还有可能通过考场折桂科举等一系列方式来获取功名，由底层一跃而至上流社会。这也就使得小百姓关心国家事务在利益上有了必要性。而相比较之下，西欧社会的底层社区有自治传统，社会等级也相对稳定，不同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等级社会思想，小百姓又不读书，不识字，因此国家大事便成了上流社会的精英分子关心的事。而另一个原因大概是中国社会的分工水平不高，所以相应的政治这个东西的专业化水平也不够高。个人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老百姓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可能意味着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体制下，这种情形都需要警惕。 3、经济学家能否当企业代言人. 几年前有过一段时间当时无意中在杂志上见过有关于经济学家的公信力问题的议论，当时还小并不懂这些学术理论的东西，也许正是因为当年的好奇心，致使我时至今日依旧对于经济学有着很深的兴趣和喜爱。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家，就是在经济方面有所专长的人，当然专长也有程度之别，经济学家然也就有大小高低之分，大可至誉满全球，影响世界，小或者致使从事经济工作的专业人士。我觉得既然经济学家只是一种学术身份或者专业职务，就不必对他们有特殊的要求，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不有悖于社会公德和学术道德，他们完全有选择从事什么工作，接受什么聘任的自由，包括当企业的代言人。既然演艺和体育明星可以当，作家和社会名流可以当，经济学家为什么就不能当呢？可是反之又想，经济学家不仅仅有大小高低之分，还有公私之别吧。在我国，真正称得上私的经济学家数量不多，无非是那些完全的自由职业者，非公有企业或者机构的专职人员，其他的大多数身份还是公职的。比如说，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的人员或专职委员等等。他们能否担当企业代言人就因人而异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看法，可能并不准确。就比如说在中国，我想更多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公办研究机构和院校的研究人员或者教授，除了工资津贴来自于政府拨款，研究经费主要也是由国家财政资助的。而他们能否当企业代言人的问题，应该是取决于是否已经完成本身所承担的科研或者教学任务，并已征得所在单位的批准。所以我认为，若要当一位具有社会公信力的经济学家，若要保持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我相信他（她）是绝对不会去当某一企业或者某种利益的代言人的。 4 、有关“大学排行榜”的问题. 一年一度的高考时节就要到了，我想有关于大学排行榜的议论可能会再度受到人们的关注。据说，这样的大学排名信息能够为考生与家长在决定报考志愿中提供指南和参考。作为一个高考的过来人，我并不认同于这个说法（也许我并没有资格评论这些，因为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在高中三年用心学习过来的，而我高中真正用心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高一高二我都是在班里玩，也就是所谓的边学边玩。我并非夸自己聪明，别人学三年我只学一年，而是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努力过，所以给出的观点也许并不正确。）那么首先我认为，考生在选择大学时最需要作出的判断是两个， 1 凭借自己的考分实力可以进入什么学校，对此，各个高校历年的录取分数线录取人数报考人数都是最好的参考，完全没有必要用到什么排行榜的指南。 2 其次，就是考生要选择适合自己特色的学校，而排行榜的做法是将所有大学的品质统一在某种量化指标之下，再进行加权与综合，提炼为一套简单的名次指标。这种名次指标完全牺牲了各个大学丰富多样的个性特色，对考生的适合性判断并无帮助。正如水果都是提供某种维生素等营养，但是一份将苹果，梨子，香蕉，橘子，桃子。。。。等等放在一张榜单上的名次排列对我们认识水果有什么意义呢？ 5 、 KPI 落到实处的措施：与其它制度的整合配套. 依据我所学习的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知识来分析：记得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过：“ KPI 不是命定，而是方向；不是命令，而是承诺。目标并不决定未来，它是为了创造未来而动员企业资源和力量的手段。 " 企业在导入或重建 KPI 的过程中，应走出 " 为 KPI 而 KPI" 的怪圈，让 KPI 成为企业各级管理者的有力工具，以促使企业竞争力的稳步上升”。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可能是因为没有进行 KPI 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人的行为及绩效水平是管理和考核出来的。你怎样去考评他，给他多大的压力，他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因此，企业在进行 KPI 作业时，不仅要让员工清楚地知道 KPI 考核的指标和方式，而且还要让员工体会到绩效结果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变化。 1.KPI 体系与薪酬制度的关联。绩效与薪酬之间是一种微妙的关系。通常的关联形式有绩效工资、一次性奖金、年度调薪等。这些形式具有各自的特点和适用范围，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战略、经济状况、岗位特征以及企业想要达到的目标。 2.KPI 体系与人事异动的关联。在对企业进行人力盘点时，发现人员异动过于被动，关键岗位和核心技术岗位并未明确，没有依据员工的绩效结果制定前瞻性的人才储备计划，招聘工作盲目又紧急，难度也大。这也是 KPI 未与人事异动等制度关联造成的。 3.KPI 体系与其它管理制度的关联。 KPI 的终极目标是帮助企业和员工共同实现战略目标。在 KPI 体系与其它管理制度的整合方面，咨询顾问建议可以从用人标准与方式、人力盘点管理、员工培训发展、潜能评价等方面入手，进而深入到企业各部门的流程及管理现实，从而使 KPI 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企业各类人员自发的管理习惯。 6 、 The ultimate measure of a man is not where he stands in moment of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but where he stands at times of challenge and controversy. 7 、错失恐惧症. “哪种情况下你会更加的不爽？”她问道，“是错过你所要搭乘的班车两分钟？还是两个小时？”我回答“两分钟”。我想可能只要是正常人，都会有和我有一样的回答，因为是错过了两分钟，就会觉得仅仅是两分钟内心会有所可惜和遗憾，而错过了二个小时就觉得反正也错过了那么久了就算了吧。因为是错过了两分钟，就会觉得你可以想象到事情原本会有不同的结局，如果不是这两分钟，那种感觉真的会促使我们做出奇怪的事情。如果是错过两个小时，也许我们就不会这么想了。《怪诞行为学》的作者，杜克大学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教授艾瑞里认为，当我们翻看图片和状态更新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每一个角落都会被焦虑所困惑，它来自于我们对后悔的恐惧。我们害怕在如何利用时间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这正是错失恐惧症的表现。 8 、多听少说是良策. 最近看了两本有关于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我对于心理学的热爱不仅仅是因为它与我所学习的专业相关联，而且还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从中更好的解读人性。书中讲到的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不得其人言，谓之失言。”如果你谈话的对象不是你的亲人，不是你的知己朋友，你也畅所欲言，吐露真心，他会有什么反应？你说的话，是属于你自己的事情，对方愿意听你说吗？如果你与关系一般的人深谈，会显得你没有修养，如果你不是他的诤友，更不适合与他深谈，否则只会显得你冒昧”。我想起来我当时给他的留言，他只回复了我简短的几个字“少说，多做，可以想”。突然间就明白了书中所说的道理：“不要随便告诉别人你自己的事情，不是不可以说，而是不必说，因为那只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愿意说，而别人不一定愿意倾听。”其实有些道理我早就该懂。 9 、 2000 年刘烨初识谢娜，三年后两人牵手高调亮相。　　他曾对她承诺：“只要谢娜今天说结婚，我明天就娶她。”　可是六年后，刘烨结婚，谢娜哭了整整一晚，新娘不是她。　　我不是非要等你，只是等了你，我就不能再等别人了。　　十年了，是该忘了。 10 、名企业招聘用人新策略。自古以来，大凡智者都崇尚 “ 知人善任 ” 、 “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 、 “ 唯才是举 ” 、 “ 量才录用 ” 的方略。一些知名企业的用人之举，确实令人才欣慰，值得效仿和借鉴。利用我有限的专业知识现如下举例：共同理念，品质为重　技术和能力可以通过学习获得，而与企业文化相符的良好个人习惯却与个人品质有关，需要长期培养。企业用人，已从过去的对技术和能力的严要求，逐步向良好品质和习惯发展。内部流动，合理安排楚人的故事早已妇幼熟知，聋、跛、盲、哑，可谓苦难连天，楚人却安排得妥妥贴贴，生活不缺衣少食。厦门建发集团就建立了良性互动的内部人才流动机制，允许员工内部 “ 跳槽 ” 、申请调换岗位，择优重新录用，使员工都得到合理的安排。不求最好，只需合适鞋子是合脚的最好，穿起来舒服，行起来稳健，企业用人也有同感。联想集团 “ 用的人才都是适合联想的，但并不一定都是最优秀最好的人才 ” ，北京双鹤药业的 “ 敢于启用新人，不求最好，只要能胜任工作，合适的就提升 ” 。在这样的企业里，人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认同，大家都在向 “ 最好 ” 努力，这样的企业能不欣欣向荣吗？用人所长，容人所短中国最大的草原肉食品生产企业草原兴发集团给人才施加 “ 两个力 ”—— 压力和拉力。在长处上就是敢于给压担子，在短处上就尽量磨合给拉力，条件一旦成熟，就及时给予晋升。能上能下，复合轮训自古以来，国人的 “ 官本位 ” 热情一直不减，但对以生产制造为主的企业，人才能上能下是要有一定勇气的，同时也是必走的一条用人之路。作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上市公司 50 强之一的东方电子，打破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的旧观念束缚，近几年来有一大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走上了中层和公司领导岗位，同时也有 20 多名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在竞争中下岗。以能定职，因人定岗　很多用人单位奉行 “ 一个萝卜一个坑 ” ，但在信息咨询飞速发展的 “E” 时代以能定职，因人定岗也有一定的市场。著名化妆品集团欧莱雅 “ 内部不断有新的职位产生，这些职位首先从老员工中提拔，而由此空出来的职位又需要人来顶替这使人才在内部流动成熟起来。 11 、关于全球降息热潮的问题。以我外行人分析看来，第一，以我国为例，现行利率水平和存款准备金率水平，意味着宽松操作的空间显著。但是，发达经济体却有着显著区别。日本目前利率水平已接近于零，而欧元区本次降息操作后，基准利率已经降至欧元区历史最低水平的 0.5% ，美联储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也早已降至 0.25% 。这种状况决定了当前发达经济体进一步降低利率的可能性很小，不会形成持续的操作。第二，经济增长需要一个有利的货币环境，但一个有利的货币环境却不必然实现增长。为摆脱经济疲弱局面，欧盟、日本都不遗余力地执行量化宽松政策，降息操作也多次出现。事实上，如果不是日本当前已经没有降息空间（目前日本隔夜拆借目标利率为 0.1% ），其降息操作的动能应该是最充足、最激进的，本次降息潮应有日本的加入。第三，眼下房地产调控仍在关键时期 , 降低基准利率还将刺激房价进一步上升的预期。所以 , 指望降息激活经济未必是好的选项。若经济结构调整没有进展 , 没有形成推动信贷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合理机制 , 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将刺激国内的流动性更加过剩 , 令经济的失衡更加严重 , 甚至引发金融风险。; 2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多项指标释放疲软信号”管见: lwg008 2013-5-23 10:00; 　　打造中国这个区域及其各级子区域“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正确观点。　　但是，若不能回答“如何打造中国及其各级子区域‘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这个问题，上面一句话，就成为完全正确、毫无意义的空话。　　愚以为，要回答“如何打造中国及其各级子区域的‘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这个问题，关键是要通过区域地理研究搞清楚：“中国这个区域及其各级子区域的特点是什么？”，“该特点能否、及怎样才能发展为特长？”。比如，姚明有特点——个子高，姚明基于这个特点去打篮球，将自身特点发展为特长，从而，具有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姚明对自己特点——个子高缺乏认识，一心一意搞体操，那么，累死也不会有竞争力。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集权有集权之弊，放权有放权之弊。根据自身特点，该集权则集权，当放权则放权，才是科学的态度。任何脱离自身特点，空泛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张，注定是和“打造核心竞争力”的要求是不相干的。因为，一个国家、地区、企业、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本身就是指的就是其它国家、地区、企业、个人难以被模仿被超越的竞争力。　　中国最突出的特点是人口众多。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成为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领域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不过，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水平的逐渐提高，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领域，我们正在必然、历史性地逐渐失去竞争力。但是，中国人口众多特点依旧，决定了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来自劳动力价格优势转向主要来自劳动力素质优势过渡。这个基本判断，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大教育投入，使我们由劳动力简单的数量优势过渡为数质优势，再过渡为质量优势。　　笔者所在这所安康市主城区范围内并不算过于偏僻的学校，学校也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多媒体教室，由这个事实推想到全国，又有多少学校可能连这样的条件都不具备。这个巨大的缺口，不正是需要国家下大力满足的发展性内需吗？　　总之，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的确可以扩大内需，使中国经济继续蓬勃向上，强劲发展。要真正落实，仍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 个人分类: 经济|1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经济的三难选择: erica888 2013-5-17 09:18; 中国经济的三难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经济减速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源基本得到了合理运用，因为发展阶段的原因，经济自发地减速。另一种是资源利用效率下降，更多的资源被闲置，经济增长落入陷阱。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二者兼有，后者为主，此一难。 ZF采取刺激政策调动闲置资源，提高经济增速，短期内前面一难缓解。但是ZF之手的效率不可能高，而且一定会提高金融杠杆率，引发未来金融市场动荡。此二难。没有ZF之手，资源闲置和经济减速，不可取。太多的ZF之手，未来金融市场动荡，也不可取。突破以上两难困境，只能靠依靠ZF改革，让市场的力量调动闲置资源。ZF改革，少了不管用，多了短期内政治和经济秩序紊乱。此三难。总结过去改革的成功经验，推进关键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能够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经济为何减速？这里先提出两种假说，再结合相关证据回到对中国当前情况的解释。 “富人的烦恼”。穷的时候有了钱，买衣服、买电器、买汽车，这些都是工业品，提高生产效率很快，经济增长也快。富了以后，花更多的钱给孩子上学、家人健康和吃喝玩乐，这些都是服务业，提高生产效率很慢，经济增长跟着慢下来。看那些成功赶超经济体的经验，经济发展到了富人临界点以后，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经济增速回落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缺陷的市场”。以前的经济运行处于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各种资源基本得到充分利用。突然间，经济活动被迫转移到一个有更多垄断的市场环境。垄断，不仅意味着自身部门不充分使用资源，不提高产出；还提高了其他非垄断部门的投入成本，减少其它部门的投入和产出。这种市场环境的转移也会使得经济增速会放慢。看那些没有成功赶超经济体的经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资源和禀赋条件突然恶化，而是资源持续得不到充分合理运用，失业率高企，经济一蹶不振。现在回到对中国当前经济减速的解释。先看看几个关键的现象。一，从支出方看，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降，净出口下降是从需求方拉动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二，从生产方看，中国的经济活动金融危机前向工业部门集中，在此之后的多年时间向服务业和建筑业转移。三，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增速的分水岭，危机前五年是两位数时代，危机后趋势性下降，现在到了七上八下时代。 “富人的烦恼”假说对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即便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也很有限。其一，“富人的烦恼”与金融危机和出口增速突然大幅下滑没有显著联系；其二，“富人的烦恼”能够解释经济活动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以金融危机为界发生这种转移；其三，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人均5000美元的发展水平距离富人的标准还有很大距离。中国大部分还是穷人，工业品部门生产效率继续提高的余地还很大。 “缺陷的市场”假说与上面几个现象保持一致。中国的工业部门以制造业为主体，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部门。而中国的服务业里有一半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比如餐饮、旅游、零售等等；也有一半是受到严格管制的部门，比如医疗、教育、通讯、金融等等。服务业总体而言是个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部门，接近于教科书中的垄断竞争市场。金融危机爆发和外需下降，主要打击的是工业部门，迫使经济资源离开高度市场化的工业部门，转向市场化程度低的服务业部门。这种转移更大程度地暴露了“缺陷的市场”，内生的经济增速下降。除了这两个假说，对中国经济减速还有其它一些解释，比如“人口红利消失”、“外需下降”。前者有些像“富人的烦恼”，发挥作用但未必关键，与关键证据难以对接；后者在逻辑上不完整，可以作为“缺陷的市场”假说中的一个环节。金融杠杆率为何提高？如果是“富人的烦恼”带来的经济下滑，ZF没必要出手，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了，增长放慢是没办法的事情。“缺陷的市场”则不然，资源没能得到充分利用，ZF有政策空间改变这种局面。多数情况下，ZF会采取刺激政策，扩大需求，调动更多的资源参与经济活动，降低福利损失。刺激政策能在短期内减少就业和产出损失，代价是必须依赖更大程度的债务扩张。可以用反证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能够依托比市场机制更低的债务扩张带动收入增长，市场机制本身就会发现并做到，无需ZF出面。换个角度看，在一个市场化程度更低的环境下实现资源的充分使用，必要条件是相对于较高市场化程度环境下更高的需求水平。更大的债务扩张才能带来更高的需求水平，但是在垄断的市场环境下，需求扩张带来的收入增长有限，债务/收入比提高在所难免。刺激政策工具的选择影响着债务/收入比上升的幅度。如果刺激政策有较大的正面溢出效应，刺激政策虽然提高了公共部门的债务收入比，但是会降低其他部门的债务/收入比，全社会的债务/收入比上升有限。如果刺激政策不具备较大的正面溢出效应，甚至还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刺激政策措施主要不仅带来局部的债务/收入比显著上升，也会带来全社会的债务/收入比显著上升。中国的情况不乐观。中国服务业部门的管制普遍而且严重，这种环境下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非得更大程度的债务和需求扩张才能奏效。ZF主导的债务扩张行政色彩太浓，正面的溢出效应难以保障。在缺乏市场环境实质性改善的前提下，只要ZF不愿意闲置资源，刺激政策和债务扩张就难以避免。2009和2010年是银行信贷和地方融资平台扩张，监管部门担心风险不让做了。2012年影子银行扩张，监管部门又开始了新的担心。接下来，不是重新回到银行信贷扩张，就是开辟新的领域，比如地方债。这样干时间长了，债务/收入比不断放大，未来爆发金融市场动荡的概率大幅增加。在资源闲置和金融市场动荡两难之间，如果非要选，后者未必更差。改革为何难？通过ZF职能改革，在更低的债务扩张下实现资源充分利用，摆脱增长陷阱与金融动荡的两难选择。但是改革也是一难，因为改革会带来一定时期内政治、经济甚至是社会动荡的概率增加。能改革成功的国家不多，少数幸运的国家也是经历了金融市场动荡以后，才痛定思痛总结教训，成功实现了改革。改革的结果是一系列条件概率放在一起的结果。政治家的信念、决心、共识和能力是前提条件，方式方法也决定成败。诸多因素放在一起，至少短期来看经过风险调整后的改革成果就未必那么大了。坚持不下去的改革还不如不改，结果可能会比出发点更糟糕。全面铺开的改革风险很大，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秩序大面积的真空期。也许过了真空期就是一片光明，但真空期就可能断送一切。次序颠倒的改革很危险。金融开放先于国内金融市场发展葬送了不少国家的前途。抓不住重点的改革是瞎折腾，耗费了政治家的热情和精力以后，改革中断收场。三难选择只是短期利益的权衡，长期来看改革是唯一的出路。给定政治环境，找到恰当合理的改革方式才能谋取更大的改革收益和更小的过渡期损失。过去的成功经验是抓住一个能做大蛋糕的行业，推进其市场化进程。这个过程政治压力没那么大，收益很显著。这些经验在今天依然适用。看看健康行业，千万量级的潜在就业潜力，难以估量的投资潜力，所缺的就是机制。一届ZF搞好一个关键部门的改革，就业压力能极大缓解，债务扩张没有太大必要，经济增速就算下滑也相对有限而且没有严重的资源闲置损失，三难困境大大缓解。（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2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热钱涌入、产能过剩交迫下的经济忧虑: erica888 2013-5-15 16:35; 热钱涌入、产能过剩交迫下的经济忧虑中国媒体人张立伟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一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海关统计的出口数据与一些国家自中国进口的数据不相符，这似乎表明，出口数据被虚报了不少。一种看法是，这是通过并不存在的贸易进行汇率套利，并为热钱进入中国提供通道，外管局随后一系列政策也证明了有这种可能。一种更为隐蔽的因素是，出口是真实的，但货物可能在香港、台湾等地转口或重回内地。因为在广东有大量企业以亏损的价格向贸易商出售商品，通过维持出口，这些企业利用信用证从银行借款向地产企业发放高利贷。这种现象在广东比较普遍，甚至有央企参与，与此前假借贸易进行信用证融资不同的是，由于出口真实存在而难以发现。对中国经济来说，这个现象蕴含了两重挑战，首先是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在发达国家货币“大宽松”时代，尤其是日元等竞相贬值，人民币强势会让出口企业更加难受。去年中国出现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预期，因为中国M2过高以及庞大的外汇储备，本不应担忧，但ZF维持人民币强势并不断抬高中间价，这种表现是吸引热钱流入的原因之一，并强化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是，“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无疑是一种愚蠢的组合政策，因为中国的财政增收正在减速，考虑到各地ZF债务需要兜底，民生支出需要扩大，却还执行用税收补贴国外消费者的做法。上述的亏本出口、拿信用证去银行贷款再向房地产企业放高利贷的做法，无异于让国外消费者享用中国地产业利润，而且由中国购房者支付。人民币不应该继续升值，而应该采取“人民币有限贬值+取消出口退税”的政策。第二个挑战是，流入的热钱以及通过信用证获取的信贷，有相当部分流入地方融资平台和地产企业。在中国，前者由ZF信用担保，意味着无风险且高收益。后者，由于房价预期继续看涨而具有需求和利润。在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而地方融资平台和地产业受到银行融资限制的条件下，民间资本以及部分银行信贷都通过影子银行或高利贷方式流入平台和地产业。热钱重新流入是因为，强势人民币政策可以避免汇率风险，其次，ZF不会容忍经济减速带来的风险，如果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或财政刺激，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地产企业融资需求扩张。即使货币政策保持中性，也会继续抬高民间资金价格。显然，中国ZF的行为方式为热钱提供了无风险套利空间。去年的资本外流，一部分原因是对政局不确定性的反应，很多中国人向外转移资产。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在干预下保持强势也让市场看到了ZF底线：ZF害怕资本外流以及由此引起资产贬值。如果资产贬值并传导到借贷领域，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比如加速资本外逃、坏账爆发、信用紧缩等，最终威胁到金融安全并让需求消失。面对热钱再次涌入，尽管央行可以用“池子”圈起来，但却无法避免热钱流向平台和地产，对于产能过剩状态的实体经济而言，即使流动性宽松，银行也不一定敢于放贷，“池子”对改变资金流向作用不大，但中国必须警惕资产泡沫和平台债务失控。由于大部分地方项目不会产生现金流，土地财政又受到冲击，“借旧换新”的滚动游戏无法维持太久。尽管平台融资可能由上级政策财政兜底以防止违约，但中国开始负增长的财政经不起如此的消耗。今年第一季度ZF与信托合作资金规模高达6500亿，显然债务规模仍在扩大。很奇怪中国ZF为何不在当前价位处理一些国有资产，改革国有企业。现在不这么做，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在资产下跌后伴随着财政困难，国有资产或许再来一次“贱卖”。中国有很多影子产品出现了事实上的违约，但暴露出来的只是少数。这些违约被ZF和金融机构一起用另外的产品掩盖了。这会给市场一种安全的错觉，并鼓励更多的资金和机构参与其中，尤其大量普通储户开始购买他们弄不清楚的理财产品。人们听不到泡沫破裂的声音，但被无以为继的高收益诱惑，ZF控制着银行信贷给自己制造安全感，而不去看看大量银行贷款实际上流入了影子体系。二如果说中国ZF恐惧资产价格贬值的态度吸引了热钱以及资产价格继续上涨。那么，ZF害怕失业以及政绩受到影响，则保护着过剩产能。中国制造业与工业产能过剩广泛而严重，但很少有企业倒闭或重组，相反，有媒体统计，中西部地区正在踊跃投资这些产能过剩的产业。因为中国并不存在统一市场，而是由地方保护主义分割。中国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地方ZF之间，即通过地方ZF掌握的土地、税收等资源，竞争性的吸引企业投资，并常常通过行政手段排挤区域外的产品进入市场，以保护这些企业。因为中国官员晋升模式是通过政绩比赛，这必然会让ZF官员更关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业和税收。经济不景气只会强化这种保护，通过财政补贴或ZF担保为挣扎着的企业输血，以确保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不会倒闭，避免出现失业问题。地方主义意味着过剩产能根本无法通过市场淘汰，比如粗钢调控后产量比调控前还高出近两倍，比如光伏、风电等产业过剩本身就是地方主义造成的后果。地方保护让中国企业很难形成规模效应提高效率，并有充足的财力进行技术升级。而国有企业则依靠垄断或廉价融资等政策优势生存，显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抵制经济结构改革的最大障碍。银行也不愿意企业倒闭，因为还有信贷没有收回，一旦倒闭就变成坏账，成为行长的劣绩，允许企业借旧换新至少在账面上没有问题，或许可以拖给下一个倒霉的行长呢。银行与ZF合伙，维持着这些苟延残喘的企业。即使以出口为主的民营制造业，不也是能亏本销售进行信用证融资，通过发放高利贷获利和生存吗？中国扭曲的体制、政策和要素价格正在对经济产生着摧毁性效果。因为这些垂死挣扎的企业正在消耗大量信贷和财政资金，中国劳动力短缺、通胀威胁等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的消耗，而非真实需求拉动，看看持续下行的PPI数据就可以明白。中国经济的危局就在于消耗大量资本维持着过高的资产价格和过剩产能，对应着是债务的累积。这是一个难以持续的局面，而且与日本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ZF还有能力大幅举债进行投资缓和市场通缩不同，中国ZF目前的债务水平，根据CLSA亚洲估算，债务总规模与GDP的比值达到205%，中国将很难继续大规模举债投资，而且在基础设施几乎饱和的状态下，继续建设也无法推动结构改革。如果房价不会下跌，根据过去的经验，ZF行为会让房价继续上涨，再加上新ZF承若收入翻番，国民有人民币日元化的恐慌，抢购黄金就是征兆。如果听从通过降息抵制热钱的愚蠢建议，中国一线城市房价会继续暴涨，而美联储已经开始考虑如何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中国ZF应该知道这其中巨大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由房价上涨预期刺激的购房者，大部分是（由于限购）第一次购买的刚需客户，支付能力较低，杠杆率较高。一旦资产价格下行，这些客户将会成为问题。中国的过剩产能也需要尽快消灭，但这面临着地方保护主义的挑战，而且中央ZF也必须承受企业倒闭后的失业与债务问题，即使发改委等部委通过技术或环保标准强行关停一些落后产能，也不会提高剩余企业的效率与竞争能力，ZF保护主义依然会分裂市场，国有企业仍会受到保护。说来说去，曾让中国创造奇迹的体制，现在成为增长的障碍。（注：作者是资深媒体人，财经评论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1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厉以宁：六件事决定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向: 金丝楠木 2013-4-28 09:55; 　要了解今后十年中国的经济动向，就必须了解现在或十年内经济方面会有哪些大事　　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２００８年６月８日，国务院颁布了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迟到的改革，对中国的意义非常深远。中国现有耕地１８万亿亩，林地２５亿亩，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国有的林地。因为现在是包山到户，林权７０年不变，意味着可以今天种树给孙子们砍，所以现在福建、湖南、江西、云南，还有北方的一些试点农村种树热火朝天，家里有山的农民全上山了，林间可以养鸡、种蘑菇、种中药材。在湖南，现在山上都种油茶树。茶油是一种很好的食用油，既解决了农民收入提高问题，又满足了市场对食用油的需要，而且保护了生态环境。经济发展起来了，还解决了大批劳动力，并且林地和林木可以抵押，解决了农民的资金问题。　　二、城镇化在加快。城镇化加快符合中央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并且能解决很多问题。如果说每年城镇化提高一个百分点，今后十年会提高十个百分点，这样就把城镇化率从４５％提到５５％～６０％之间。每年一个百分点，会有两千万农民进城，他们主要进入到县城和比较大一些的城镇，这就需要盖房子、修马路、办学校、办医院、公共服务设施、水电建设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全世界罕有，因此城镇化的推行将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　　三、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如果中国不搞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新技术改变，在国际市场上是行不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将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那么，自主创新的技术突破口在哪里？根据中科院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新能源。集中力量突破新能源，新能源将带动整个汽车行业改造。新材料。新材料将影响机器装备制造业的改造和房地产业的改造。生物科技。生物科技不完全是医学方面的，它对农业、畜牧业、水产业、制药业都有影响。环保产业。现在的环保已经不仅仅是不能生产有毒的产品，就连二氧化碳也不能多排。如果不注意发展低碳经济，我们的产品就很难出口了。　　四、民间投资将迎来高潮。大量劳动力的就业，仍然要靠民营企业。近期上市的创业板，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创业板最大的作用是鼓励了民间投资和民间创业，这个影响在今后十年都是很大的，因为中国的就业要靠大量劳动密集的行业来解决，要靠民营企业来解决。　　五、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这既是扩大内需的保证，也是社会稳定的保证。城乡社会保障的统筹如果逐步推进，在今后十年之内，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中国扩大内需，老百姓却不敢消费，养老、生病住医院、孩子上大学等等，都需要钱，所以只有高储蓄。这个保障体制搞好了，不但内需扩大了，而且在社会稳定方面也很重要。　　六、能否打破中国的经济怪圈。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于是出现了投资热，信贷随之膨胀，信贷膨胀以后出现产能过剩，然后又通货膨胀，然后中央又紧缩，一紧缩经济又困难，随后又出现投资热 …… 这么多年老在这个怪圈里转。那么怎么来打破经济怪圈呢？经济怪圈主要是体制问题，所以关键是体制改革，投资决策体制改革。投资决策的体制应该是市场主导的，而不能是官员拍板算数。（厉以宁）; 个人分类: 学习分享|1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2013-03-19: 素影惜缘0917 2013-3-19 09:30; 问卷1 女士、先生：你好，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要求进一步扩大。近些年，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大学生就业市场出现了新的形势。为了更好的了解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心态，以便为广大同学在求职时提供更好的参考意见。我们特别组织了这次调查，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与合作，本问卷不对外公开，情如实填写。 1．就你的了解，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初期月薪是多少（） A. 1000以下； B.1000-1500； C.1500-3000; D.3000以上； 2．现在大学毕业生很多，他们会不会对你们的工作形成压力（） A. 很大压力； B.一般； C.不会有压力； 3．很多人认为名牌大学学生能力方面要比一般大学学生强一点，你觉得这种说法对么（） A. 正确； B.不对； C.难说就下面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感想 1)．大学生这个群体在社会总就业群体种地为如何？有没有优势，如果有在什么地方? 2).现在大学生手头的一些证书对他们的就业带来多少便利？你对大学生中“证书越多越能找到好工作”这一观点赞同么？为什么？ 3)．简谈一下你的就业经历，你是如何找到现在这份工作的？问卷2 叔叔、阿姨：你们好，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要求进一步扩大。近些年，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大学生就业市场出现了新的形势。为了更好的了解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心态，以便为广大同学在求职时提供更好的参考意见。我们特别组织了这次调查，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与合作，本问卷不对外公开，情如实填写。 1．你们希望自己儿女以后毕业参加工作初期月薪多少（） A. 1000以下； B.1000－1500 ； C.1500－3000 ；D.3000以上 2．子女毕业后是希望他们（） A. 出国深造； B.国内就业 3．你们是怎样看待自己儿女日后就业的（） A. 全力帮助他们直到他们自己满意为止；B.由他们自己的个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C.给他们指路然后由他们自己选择决定 4．你们希望自己儿女以后在社么地方工作（） A. 本地； B.外地 5．你们支持儿女投身西部开发么（） A. 支持； B.不支持就下面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何感想 1)．望自己的儿女以后干怎样的工作？ 2)．怎样看待现在走高的跳槽率，你们支持这样的现象么？问卷3 同学：你好，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要求进一步扩大。近些年，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大学生就业市场出现了新的形势。为了更好的了解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心态，以便为广大同学在求职时提供更好的参考意见。我们特别组织了这次调查，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与合作，本问卷不对外公开，情如实填写。 1.认为现在形势如何？（） A.形势严峻，就业难；B.形势正常；C.形势较好，就业容易；D.不了解 2．你对基本就业程序了解吗？（）A.是；B.否；C.一般 3．你学习是么专业______你认为所学专业前景如何？（） A．很有前途 B. 较有前途 C. 无所谓 D. 较无前途 E. 很无前途 4．你认为自己的专业技能如何？（） A.很好；B.强；C.一般；D.较弱；E.很弱 5.你认为在就业时，什么最重要（） A. 专业；B.学校；C.个人能力；D.其它_________ 6你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选择一个能够解决就业问题的工作吗？（） A. 是；B.否；C.不知道 7．参加工作的第一份工作，你最想做什么职业___________ 8.如果专业不对口，你会选择跳槽吗？（） A. 会；B.不会；C.不知道 9．你有选择第二专业吗？你认为重要吗？（） A. 有，非常重要；B.有，但不怎么重要；C.没有，重要；D.没有，不重要 10．你想过自主创业吗？（） A.是；B.否 11．如果是自主创业，你认为你最需要的是（） A. 资金；B.政策支持；C.技术；D.其它_________ 12.你愿意到中小城市或西部去发展吗？（） A.是；B.否 13．你有出国深造的打算吗？（） A.是；B.否; 2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2012浅谈中国经济: hjh1358 2013-2-25 16:17; 2012 年的企业是多么的不容易，各行各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服装行业高的库存，煤炭行业产能过剩，钢铁行业由于成本上升，销售受阻而巨亏，房地产行业虽然有刚性需求但是受到房产政策影响消费预期降低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心理。餐饮行业大型酒店业受波及，制造业由于采购成本上升，销售放缓利润空间不大，银行业受本轮经济危机的影响不良率上升，资本流动性降低，企业生存困难。我国对外开放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刺激出口，降低了人民币的价值与美元挂钩，世纪之初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出口拉动型，低廉的劳动成本，便宜的生产要素价格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世界范围都充斥着“ made in china ”的标志，但是外国的核心技术我们却没有得到多少。出口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尤其是国际结算货币的美元，对应的必须要大量印发人民币对冲美元。出口增加加上人民币超发使得国内资本流动性加强，所以 21 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快，到 2012 年大宗消费品普遍比上世纪 90 年代末翻了 3 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焙子还是 0.5 元现在 1.5 元，平均工资 1000 元左右现在是 3000 元左右）。钱都有逐利性，国内的热钱多了就会冲进盈利最佳的行业，房地产首先得到青睐，高的回报率使房地产吸进了大量的市场闲散资金，钱多了也并非好事，一个行业的资本金过剩就会有泡沫存在，消费者都有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所以房价上涨的时候买的就多了，因为有买房需求的潜在购房者储蓄在银行的钱在随着房价上涨一天天贬值，这就造成疯狂买房的现象。加上银行的支持支付首付即可购房，杠杆被金融放大了好多倍，越买房源越少，需求大于供给产生了刚性需求，房价越来越高，房价的涨幅远远高于大宗消费或者工资的上涨指数，泡沫自然就产生了。开发商会以越高的价格购地建房，越会吸引热钱资金进入这个行业，蛋糕做大了就会有其相关产业也会参与分这块蛋糕，房地产相关的基础产业采购价格上涨，这种泡沫就会像“蝴蝶效应”一样引领其他行业价格指数上涨，最后的结果就是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显现， GDP 增长加速，整个这样的经济之下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最大的受益行业，盈利之巨让人咋舌。原因就是房地产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银行的在支持，在房地产火热的时候只要有地开发就能在银行拿到贷款，另外我们国家有购买期房的特点，这又一次刺激房地产开发，可以说房地产泡沫的滋生有着非常理想的条件，金融杠杆在房地产行业的效益远远超过一般行业，社会经济中的优胜劣汰就是这样，胜者越胜。然而，当房价降的时候大家持观望态度（当然这一规律对刚性需求行业影响没有一般行业大），大家对房地产的高估都是心知肚明，但是那种购房疯狂与恐慌让大家头脑变热失去理智，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第三方的ZF就会出来制止这种畸形的发展，面对通货膨胀，经济泡沫严重，ZF就发挥其指导的行政干预，出台限购令，在经济上则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货币的流通量给经济降温， 2012 年银行准备金率上调到历史高位 21.5% ，国家的货币政策收紧降低经济温度，至此双重紧箍咒下房地产的温度慢慢回归理性，由于还有刚性需求所以还没有完全给其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本来就脆弱的其他行业经济由于银根紧缩带来的麻烦却渐渐显现出来，除房地产的其他行业也被“一棒子打死”，难从银行得到金融支持，而其他的金融体系在我国还没有发展，或者是刚刚起步阶段，社会资金的流通性像根绳子一样勒着企业的脖子，企业生存出现困难，经营情况差的企业这轮危机基本死掉了。想想这是为什么短短的几年我们国家的经济从高峰降到谷底，原因现在说什么的都有吧，或者说，不是哪一家之言可以说的清楚这个庞大的系统是哪里出了问题，几点粗浅的见解：中国的经济本来就没有形成一个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理论，每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在研究世界经济，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关系，在研究某一个经济体。但是由于两种主义的差别造成这个鸿沟是没有桥的，只有靠我们自己总结经济史得到数据，建立经济模型才是适合我们的。经济的着陆在没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硬性着陆，产业链危机重重，金融不发达造成资本流动性单一死板，经济体抗风险能力不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这些问题我想经济学家也都认识到了，但是解决却不是经济学家能解决的，也不是ZF能解决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要靠经济自己去解决，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经济规律是怎么运行的，价值规律上下要有两条人为划定的界限规范好了，经济自己有“驾驶员”，我们只需要在路两边的架设“护栏”就好了。这个护栏就是我们自己研究的经济规律，得到自己的经济理论去指导经济运行。; 个人分类: 经济思考|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经济步入“负债式增长”: 清月孤树 2013-1-3 13:10; 中国经济步入“负债式增长”时代李迅雷发表于 12/12/27 15:30 　　中国经济步入“负债式增长”时代　　李迅雷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为保持8%的GDP增速，推出了大规模的投资计划，致使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大幅上升。今年1-10月，仅地方融资平台发债规模已近6000亿元，超出去年全年1500多亿，这表明政府债务水平仍在快速上升。不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何转型，越来越依赖负债来获得增长似乎已成定局。　　下一轮“城镇化”将大幅增加政府负债　　目前人们普遍看好城镇化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确，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为主题的城镇化，一定可以拉动消费和投资，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大量举债。例如，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对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低收入群体补贴和失业救济等增加投入，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金。就目前地方政府已经捉襟见肘的财力而言，显然不足以承担这部分巨额开支，唯有通过举债来支付。以城市的地铁等轨道交通为例，地方政府几乎都依赖银行贷款来获得支持，但今后地铁的运营收入一般连贷款利息都覆盖不了，更不要说归还本金了。　　又如，目前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标，如果要实现，则需要花费更多的财力。有人测算现在一个北京户口的市场价为50万，这意味着政府需要为一个北京户籍人士长期负担的财政支出贴现值为50万，假如北京市目前有外来农民工300万，若全部实现市民化，则意味着北京市政府今后累计要为此多支付1.5万亿。若按10年来分摊，则每年财政要多拿出1500亿，这就只有靠负债了。目前全国有1.6亿外来流动人口，若按每人10万的财政支出计算，这意味着即便今后农村人口不再流入城市，各地政府也必须累计将拿出16万亿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目标。　　从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如今的城镇化与过去30年的城镇化之间的区别：如今的城镇化以提高生活质量、缩小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收入差距为目的，是“烧钱”的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在给企业创造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收入，是“来钱”的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让农民成为城市贫民，如今的城镇化是为了还“欠账”。因此，今后城镇化推进的力度，将更多地取决于各个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能力。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速的下滑，今后财政支出的增速将远大于财政收入的增速，这一缺口将需要规模越来越大的举债来填补。　　有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企业债发行总额达5713.53亿元，同比增速达191.9%，发行主体以地方城投公司、地方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等为主。举债规模几乎翻倍增长，这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应对到期债务的偿还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为新增政府投资项目融资。今后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需要投入的资金将逐年增加，有关部门应该认真测算一下债务增长的速度和总规模了。　　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拉美怪圈” 　　拉美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普遍实施“赤字财政─负债增长”战略，从而轻松地避开了当时的世界经济衰退，该地区在1973-1980年的经济增速达到5.5%，大大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速。但也正是赤字财政导致了拉丁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使这一地区1981-1990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0%，人均年增长率为-1.0%，即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被称之为失去的10年。　　中国今后无疑也会实施赤字财政政策，这也是无奈之举。但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它们所不具备的特点或优势：一是中国今后的债务增长，类似于日本模式，即内债占绝对高的比重，且中国又是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故受外部冲击会比较小，发生危机的概率较低；二是中国过去30多年已经建立起比较好的工业基础，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出口额全球第一，这是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模式不能比拟的，后者在过去曾出现连年贸易逆差和巨额外债，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三是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质量远高于拉美，仅就国有企业的规模而言，政府所享受的“股东权益”就超过15万亿（2008年数据），这还不包括土地、矿产、森林等国有资源；四是中国人的勤奋度几乎是全球第一，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今后中国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依然存在，而拉美国家则在过去的产业转型中，出现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因此，即便中国今后步入“负债式增长”时代，也不必过于担忧。　　投入产出比是选择发展模式的核心指标　　中国究竟是搞中西部与东部均衡发展的战略，还是采取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战略？要发展小城镇模式，还是要发展大城市化模式？究竟要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做强做大基础产业？有关这些争论一直存在，各有各的道理，但缺乏一个核心衡量标准。经济学从微观看，就是要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或个人效用最大化，从宏观看，就是要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全社会效益最大化。而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一个检验指标，就是看总投入与总产出之比。　　如用投入产出比检验过去10多年来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这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会发现对这些地区的投入，其单位产出量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无论是为提供私人产品的投入还是公共产品的投入。例如，在西部某地修一条高速公路，其每公里的造价是东部的三倍，但车流量只有东部的三分之一，意味着这条高速的投资效益只有东部的九分之一。你可以列举很多理由来解释发展贫困地区的意义有多大，你也可以用西部地区目前经济的高增长来证明投资西部是正确的，但未来10年，你的投资回报率有多高呢？能否还得起银行贷款？你可以让中央财政为你的低效投资买单，但你能否留得住若干年后倒闭企业的失业工人？　　在中国，规模不经济的投资活动比比皆是，且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政府所主导的。一说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国各地便一哄而上，新能源、信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金融中心都成为各地重点扶植和发展的产业，产业同构化现象非常普遍。再看看目前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如钢铁、有色等原材料产业以及风电、光伏等所谓新兴产业，都与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参与密不可分。这应该引起人们深思：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前提是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去行政化”，对官员的考核就应该“去GDP”。否则，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就无法根治。　　当前中央政府为新型城镇化开出的药方是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这无疑是非常到位的举措。但如前所述，这些举措都需要举债来实现，但这并不是难题，关键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有没有意愿和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如果不转变政府职能，恐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标的全面实现，又会遥遥无期。　　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为例，由发改委牵头负责的方案起草工作，自2004年启动以来，已历时八年之久。期间官方曾多次给出方案出台的期限，却屡次延期，至今仍被推后。而在这八年中，中国贫富差距又扩大了多少倍？为何不少与GDP或税收相关的地方投资项目被纷纷提前，不少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都是争分夺秒去完成，为何很多与民生相关的公益性事业被一拖再拖？答案不言自明。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走上负债式增长之路是必然选择，但无需过度担忧。当然，如何提高投入产出比，是选择发展战略、模式和路径的核心考核指标。对国家而言，就是要实现规模经济；对企业而言，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服务民生而言，就是要让公共服务产品的效用最大化。而要实现这样一种经济转型，前提是政府职能也要转型。; 0 个评论

分享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债路选择(zt): insight 2012-12-25 16:50; 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债路选择（英国） FT中文网 (2012-12-25) fieldset { width: 306px; border: 1px solid #990000; align: center; } legend { font-family: Arial,"宋体"; font-size: 12px; font-weight: bold; color: #990000; }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张涛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每当危机爆发，政府之手就会很给力，而且市场也非常欢迎政府这只“托举之手”。此次危机也不例外，2008年至今，遍观全球各政府，无不是高垒债台，同时各国央行更是以“量化宽松”之道，为政府之手披荆斩棘。由此就形成了反危机下的一幅图景：即通过政府支出，来营造商业环境；通过以货币当局印钞，来修复信用环境。政府通过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来防止经济被危机拖入大衰退的泥潭。　　此次危机中，以美、欧、中、日四个经济体（G4）为例，截至2011年底，四个经济体的国债余额较2007年底的数据分别增长了69%、37%、47%和14%；同期四个经济体央行的资产规模也分别增长了220%、84%、96%和90%。　　而就G4的整体情况，截止2011年底，四个经济体的央行资产规模合计高达13万亿美元，是2007年底6万亿规模的2倍之多，占GDP的比重则由2007年的18%升至31%；相应四个经济体的国债余额合计为26万亿，是2007年的17万亿的1.5倍之多，占GDP的比重则由2007年的50%升至2011年的63%。仅从上述两组数据，就可见此次危机中，各国政府的干预力度。　　目前全球经济已经开始缓慢复苏，但鉴于危机本身和各国政府反危机干预，所以从中长期而言，此次危机后的复苏之路必将是曲折的。未来全球如何彻底摆脱危机的阴霾，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内生动力的恢复，另一方面更取决于当前各国政府托举之手向引导之手的转变，并且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由此，当前经济的实际情况确实存在一种尴尬：既需要短期政府支出来为经济复苏添砖加瓦，更需要中长期政府财政整顿来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对于各国的决策层而言，处理这种尴尬则犹如踩钢丝：一旦把握不好，要么出现饮鸠止渴，要么就是釜底抽薪。在政绩的刚性要求下，实际上饮鸠止渴的概率要大于釜底抽薪，而最终的结果就是未来居民买单能力的强弱（政府支出的最终源自包含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广义纳税人）。　　今年12月初，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曾指出：“既要充分肯定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的态势，也要看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 　　那么对于当下中国经济，究竟有哪些有利因素和潜在的风险因素？尤其是12月12日美联储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预示着继2008年底全球大范围的联手干预之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第二轮的经济干预。对于中国而言，是否还要加入其中呢？答案则取决于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因此，就需要对在此次危机和政府反危机的综合作用下，经济内涵出现的变化做进一步厘清。　　首先，笔者想谈一下，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数据的一个重要经验性规律，因为实际上这个规律暗含着中国经济运行的惯性轨迹。　　如果按照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那么2013年-2020年中国GDP实际增速只需要在6-7%之间即可实现目标，这就意味着与2000-2010年的10%的增速，未来8年中国经济增速要下降3至4个百分点。　　但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速和货币供给之间却存在一个"4-8"定律：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实际GDP规模每8年翻一番；与之对应，广义货币供给余额（M2）大致则是4年翻一番。此外观察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2000年之前财政收入也是每8年翻一番，随后财政收入的速度提升至每4年翻一番，即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存在由8至4的趋势变化。　　如果这个经验数据规律有效的话，那么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翻一番”目标可能将于2017年就提前完成——即实际GDP到达15万亿，名义GDP达到80万亿的规模，而届时中国M2余额则要达到近190万亿，财政收入将达到24万亿。　　因此，通过对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目标和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情况的比较，实际上暗含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需要做出调整。如何调整呢？　　就需要谈中国经济数据的第二个经验性规律：危机以来，中国债务结构中存在两个“2-8”定律：即政府债务和非政府债务的比例为2：8，在非政府债务中，居民债务和企业债务的比例为2：8。　　具体而言，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总债务规模为43万亿，其中政府的债务规模10万亿，非政府债务规模33万亿（两者比例大体为2：8），包括居民总债务规模为5万亿和企业总债务规模为28万亿，两者比例大体为2：8。　　到2011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总债务规模升至95万亿，其中政府债务规模升至20万亿，非政府债务规模75万亿（两者比例大体为2：8），其中企业债务规模升至62万亿，居民债务规模升至13万亿，两者比例大体为2：8。　　而作为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其情况则是：2007年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总债务规模为33万亿美元，其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债务规模分别为8万亿美元、11万亿和14万亿，三者比例大体为24：33：42；到2011年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总债务规模为38万亿美元，其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债务规模分别为13万亿美元、12万亿和13万亿，大体形成三分天下的债务格局。　　从中美债务结构的数据比较中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此次反危机中，除了政府在加杠杆之外，企业和居民两大部类基本还是修复资产负债表，即反危机更多的是通过政府和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来完成经济运行的修复；而在中国，则是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参与了政府主导下的反危机调整，尤其是企业和居民不仅没有在此次危机中采取收敛方式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反而是在中国特有的信用创造机制下，快速扩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　　这样就出现第三个问题，中国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反危机演变之后，究竟产生了哪些后果？　　后果之一：中国的债务负担率（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货币化程度（M2占GDP的比重）。2007年，中国整体的债务负担率和货币化程度均在150%左右，而到2011年中国的债务负担率已经升至184%，同期货币化程度则为180%，债务负担率超出货币化程度4个百分点，即以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超出。暗含着中国货币化进程在经历了商品吸纳、要素吸纳、资产吸纳之后，已经进入到债务吸纳的新阶段。　　后果之二：与债务结构稳定相比（即上文提及的两个2-8结构），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杠杆率变化出现分化。按照国民收入结构测算，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杠杆率分别为242%、250%和41%，到2011年，三者的杠杆率则分别为245%、300%和58%，四年间，政府杠杆率提升了3%，企业杠杆率提升了50%，居民杠杆率提升了17%。推算的数据显示，在此轮危机中，与欧美国家企业普遍去杠杆不同，中国的企业和居民则是在加杠杆。如果结合债务结构的稳定，上述三部类杠杆率的变化背后，反映出中国收入分配结果的变化，即四年间，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提升的，企业是下降的，居民的比重则是稳定的。　　综合上述两个后果，反映出此轮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实际上得到了修复，而企业和居民则没有，特别是企业的现金流实际上正在趋于弱化，自2011年底开始，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就一直低于税金的增速，尤其是2012年前9个月，中国工业企业利润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今年前10个月的财政收入增速则保持在11%以上，同样也超过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　　经过上述数据分析，大致可以得出一个中国反危机的图景：中国企业和居民在政府主导的反危机干预下，进行了负债的快速扩张，而在现有的收入分配体制下，企业和居民的杠杆率也相应大幅提升。　　李克强在12月19日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就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GDP无法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并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稳定”，而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首次强调“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由此，决策层的明确表态，实际上已经表达了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政治意愿：即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核心是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就是经济增长要有利于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健康有序的扩张，而非是一味地通过加杠杆来保持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速。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途经之一，就是选择好债路的方向。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未来农村城镇化的关健壁垒: 黄少清 2012-12-5 16:13; 未来农村城镇化的关健壁垒中国未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毫无疑问得依靠农村城镇化这一模式的推进，才能把农业从小农经济整合成大农业，解决农业发展的瓶颈，提高土地使用的效率，解放农村的人口和经济出路，为城市工业化发展注入活力，使中国经济的再次高速腾飞扬帆起航。城市化的经济发展将更具活力和潜力。农村城镇化的挺进，要面临破解几个关健的壁垒： 1. 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壁垒。这是至为关健的壁垒，解决了这个壁垒其它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从农村解放出来的大量劳力和走入城镇的人员，首先要面对的是各项社会保障：就业保障，要解决农村解放出来的就业问题是首要大事。失业保障：这项保障就连城市人口当下亦尚未能真正完全解决，对无业失业人员给予当地最低工资保障线标准的生活援助，对每一位领取援助的人员，以安排他们去做社会服务或义工，将援助款项折算为工时单位，按每月参加社会服务标准工时 168 小时计算，以每月出勤的工时计发应得补助金额，具有完全劳动能力的要服务完成所有工时的发足补助全款，具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按 1 —— 168 小时划分相应等级服务相应工时后发足补助款，不具备劳动能力的免除劳动。不能让保障养懒人，就是要通过安排领取生活保障的人参加必要的社会服务，以实现双向效益。还有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都要与城市接轨，并加大保障的落实能力与力度。 2. 农村土地国有化壁垒。整合土地收归国有，规划发展，以适应发展大农业，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的需要。在解决了第 1 点的社会保障壁垒后，土地国有化的壁垒即可迎刃而解，可以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收归国有，国家出钱购买或以安排土地原有使用者进城并解决相应民生保障为条件，进行对土地有条件置换，土地国有化后，再通过ZF立项，社会竞标的形式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哪片土地发展哪一类农业或产业，都由县级以上ZF统一规划，以防止无序乱开发一哄而上乱竞争，抑制恶性竞争削弱效益。 3. 推动第一、第二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大力扶持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提升和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彻底解决生产、加工、供给、消费的协同发展，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高速发展，和谐发展，造福民生的发展，从而走上强国兴邦，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对于执政为民谋福祉的ZF，对于具有以天下为己任政治抱负的官员，只要在百姓的监督问责之下，必能競競业业，除腐革新，健步如飞，中国的农村城镇化美丽愿景实现就在眼前，指日可待。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个人分类: 个人日志|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2012中国经济谈: Everdoing 2012-9-30 18:50; 由于不同程度的造假，看似增长的GDP已经难以掩盖经济下滑的真相。但有些数据是不能造假的！我就不能造假的三项数据浅析中国经济！ 1.煤炭库存号称“煤海”的鄂尔多斯，今年以来煤矿度日艰难。5月份，鄂尔多斯市块煤平均价格约为365元/吨，同比下降42元；原煤平均价格约为325元/吨，同比下降40元；粉煤平均价格约170元/吨，降幅达22%，尤其是东胜区、达拉特旗所属煤矿产出的4000大卡左右的动力煤，处于“有价无市”无人问津的境地，销售极为困难。统计还显示，今年前5个月，山西省煤炭产量3.77亿吨，同比增长14.3%，增幅回落11.9个百分点。全省煤炭外销量2.42亿吨，同比增长4.73%，增幅回落3.28个百分点。全省铁路煤炭出省运量1.98亿吨，同比增长8.98%，增幅上涨1.52个百分点。在河南，煤炭产运销也同比下降，库存上升。5月末，河南省煤炭企业存煤232万吨，同比上升35%。今年前5个月，河南省完成煤炭产量6043万吨，同比下降23.7%；销量7907万吨，下降19.3%；铁路运量2649万吨，下降9.5%。其中，5月份，全省煤炭产量1112万吨，同比下降26%；销量1531万吨，下降26.6%；铁路运量540万吨，下降12.1%。（内容摘抄）我国煤炭一般用作动力煤　　a 蒸汽机车用煤：占动力用煤2%左右，蒸汽机车锅炉平均耗煤指标为100kg/（万吨·km）左右。　　 b建材用煤：约占动力用煤的10%以上，以水泥用煤量最大，其次为玻璃、砖、瓦等。　　c一般工业锅炉用煤：除热电厂及大型供热锅炉外，一般企业及取暖用的工业锅炉型号繁多，数量大且分散，用煤量约占动力煤的30%。　　e生活用煤：生活用煤的数量也较大，约占燃料用煤的20%。　　f 冶金用动力煤：冶金用动力煤主要为烧结和高炉喷吹用无烟煤，其用量不到动力用煤量的1% g发电用煤：中国约1/3 以上的煤用来发电，目前平均发电耗煤为标准煤 370g/(kW·h）左右。电厂利用煤的热值，把热能转变为电能。结论生活用煤较稳定，冶金机车占比例较小。下降比例太大，绝不是某项用煤减少可以解释的。由于一些大型基建项目的存在，建材用煤波动不会太大。结论是，工业锅炉用煤和发电用煤同时减少。可以推出工业已经非常糟糕了，但还不是最糟糕的时候。 2.用电量国家能源局6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196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8%。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副巡视员鲁俊岭表示，用电整体回落主要体现在二产、工业用电增幅回落，体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40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增速比4月份高1.5个百分点。1至5月用电增速低于3%的有辽宁、吉林、浙江、重庆、甘肃这几个省市，5月当月用电负增长的有三个省市，分别是上海、湖北、江西。数据显示，1至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196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8%。分类看，第一产业用电量359亿千瓦时，下降3.5%；第二产业14426亿千瓦时，增长3.8%；第三产业2223亿千瓦时，增长12.4%；城乡居民生活2610亿千瓦时，增长14.2%。鲁俊岭说，把用电增幅回落跟工业增加值增幅趋缓放在一块考虑，前5个月全国用电增幅回落6.25个百分点，但工业增加值回落2.6个百分点，所以总的来看，用电增幅的回落大于工业增加值的回落幅度，这种情况和用电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据介绍，我国第三产业用电只占整个用电的12%，但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6%。第二产业用电占整个用电的73%，但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7.6%，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一样的，但是占用电量的比重差异非常大。“所以现在用电量的整体回落主要体现在二产、工业用电增幅回落，包括冶金和建材。数据显示，1至5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1853小时，同比减少71小时。其中水电设备1063小时，减少8小时；火电设备2097小时，减少73小时。（数据摘抄）由于，第二产业用电占整个用电的73%。由用电量的增速下降，代表工业产出的大幅下降。要知道2010前五月的增幅还在20%以上。2011年11.7%。钢铁、采矿业等产业明显不好，凸显了经济下行趋势。用电量未出现拐点，将持续下行趋势。 3.贷款增速中国银行业协会7月3日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2011-2012)》指出，2012年，存贷款基准利率预计稳中趋降，信贷增量适度扩大，贷款增速明显回落。同时，银行负债业务和存款规模仍将适度增长，增速继续呈回落趋势。报告指出，预计2012年储蓄存款占比保持稳定，增长将呈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定期存款占比趋于上升，但增速可能回落。报告认为，2012年银行业盈利增速或将明显下滑。银行业生息资产增速可能略有放缓，但仍是拉动盈利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报告同时认为，受经济增速放缓、金融脱媒发展、金融改革加速、监管更趋严格等因素综合影响，我国银行业可能出现资产增速适度下降、息差逐步收窄、不良资产有所反弹的态势，利润增长将明显减速。贷款增速下降又凸显出经济的不景气，或者全面恶化！因为企业都趋于保守不敢借贷扩展规模，或者有些已经倒闭。中国需要产业升级，鼓励私营资本进入国资垄断行业来刺激经济。; 0 个评论

分享用数据说话：中国经济为什么不用再“保八”？: insight 2012-7-16 11:09; 要了解中国经济为什么不用再“保八”？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经济为什么要 “保八”？，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据说朱总就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征求各位经济学家的意见，众多专家提出经济增速应保持在八以上，依据是每当中国经济增速低于八时，就业和企业利润都很差，物价也很容易陷入通缩。为什么低于八，就业和企业利润就会变得很难看，物价就会负增长？笔者认为这不能不从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说起。通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就业就不会增加，也就是所谓“无就业增长”，在就业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工资增长必然缓慢，消费不旺，物价就有可能会是负增长，由此必然影响企业利润。但欧美经济无就业增长时经济增速都很低，一般低于2%，难道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可以高到8%，由于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公布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数据，笔者也只能通过变通的方法来观测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首先根据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出二三产业就业增减人数和人均创造增加值。二产人均二产就业三产人均三产就业增加值增减增加值增减 1997 2.27 243 1.46 505 1996 2.09 548 1.30 1047 1995 1.83 343 1.18 1365 1994 1.47 347 1.04 1352 19931.1 610 0.84 1065 1992 0.81 340 0.71 720 1991 0.65 159 0.59 399 1990 0.56 1880 0.49 1850 1989 0.61 -176 0.54 196 1988 0.54 426 0.46538 然后，分别用二三产业新增就业人数乘以二三产业人均增加值，得出新增非农就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相加后除以当年的GDP得出当年新增非农就业人员创造二产新增就业人员三产新增就业人员和创造增加值创造增加值 1997 551.6737.31288.9 19961145.3 1361.1 1506.4 1995 627.7 1610.7 2238.4 1994 510.1 1406.1 1916.2 1993 671 894.6 1565.6 1992 275.4 511.2 786.6 1991 103.4 235.4 338.8 1990 1052.8 906.5 1959.3 1989-107.4 105.8 -1.6 1988 230247.5 477.5 用上述结果除以当年GDP得出新增非农就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然后以当年GDP增速减去上述结果得出非农劳动生产率。新增非农就业 GDP 非农劳动增加值占比生产率 1997 1.6 1996 2.1 1995 3.7 1994 4 1993 4.4 1992 2.9 19911.6 1990 10.5 1989 0 1988 3.2; 0 个评论

分享谁都逃不掉的中国经济大泡沫：房价怎么了？转自凤凰网: 翱翔的小狐狸 2012-6-6 12:25; 转自凤凰网 http://house.ifeng.com/loushi/shanghai/detail_2012_06/04/15029920_0.shtml 摘自：《谁都逃不掉的中国经济大泡沫》杨连宁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现在(2002年)投资的增长60%靠房地产，房地产的推动能力很大，建筑材料工业、钢铁工业都上去了，但将来如果没有这样的拉动力怎么办？难以为继啊！……我也不是说问题很大，我就是说，某些城市——我没说全部城市，它的房地产有一点热，不是“过热”，是有一点热，现在就应引起注意。……这个房地产，特别是高级房地产，尤其是在大城市的高档房地产能不能保证卖掉呢？你不能把这个风险都加在银行身上，我只是提出一个预测，也不是警告，要小心一点。 ——朱镕基看到朱镕基2002年对于中国房地产业不是警告的警告，不知你会作何感想？你的第一反应一定会是：2002年？那可是这一轮热了又热的房地产还没怎么热的时候嘛，怎么当时的总理就那么忧心忡忡？为什么忧心忡忡？因为朱镕基深知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不可持续，深知投资过度依赖房地产更难以为继。谁都知道，自2002年开始升温的房地产一路加温至眼下，早已烧得快虚脱了。哈耶克认为萧条是高涨种下的果实。避免萧条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免高涨，舍此之外，没有它途。一涨再涨的房价早已种下了危机，也早已错过了能够防患于未然的良机。当初没能防住房价的大起，今天谁还能防住房价的大落？换言之，如今谁都不愿看到房价崩盘，但当初为啥能坐视房价一涨再涨地涨上天？每调控一次就再涨一次的房价像个最酷的DJ师，奏出狂欢的旋律，催促投资者跳进泡沫里扬尘舞蹈，但却几乎摧毁了消费者的信心——网上调查显示，相信房价会跌的人只占9%。于是，国内出现了经济史上最怪诞的社会心理预期：房价1年翻番轻而易举，1月涨价30%稀松平常，甚至坐地涨价10%也习以为常。但经年累月却难以下跌哪怕10%。总之，房价涨落上，市场失灵但权力显灵，人们终于折服了垄断专卖制度下房价的只涨不跌。这种折服，既是折服于权力强势，市场弱势，也是叹服中国人“毕其功于一役”，把今后30年至50年的资产升值空间一次用光用尽，令全国城镇住宅均价在三五年内普遍翻了一番。泡沫，一般是指虚浮的价格飘离真实价值太远。对于人类来说，凡飘离太远的，除了气球，都属于想象力一类。当年把1块郁金香根茎炒成约合4吨小麦或4头牛或8只猪或12只羊或1000磅奶酪价格的荷兰人，表面上是想象不拥有郁金香就不算富人，实质上还是想象不费什么力气就能发大财。这与今天中国人靠想象力把房子炒成天价同属一类——表面上想象不拥有房产就不算富人，实质是想象坐拥房产就坐拥了马良笔下的金山，身不动膀不摇地变成了富翁。但问题来了：房价能在国内炒成个天价，难道仅仅靠投机者的热捧吗？不是。任何商品，其市场价格为什么会长期高于真实、自然、均衡的正常价格？斯密认为，无非是出自5种原因：(1)被人忽视的高额利润；(2)自然垄断；(3)行政垄断；(4)行业垄断；(5)拥有专利技术。一看这5个原因你就恍然大悟了：除了没有什么专利技术之外，国内房地产叠加了其他所有4项原因，房价长期远离真实价值还有什么奇怪吗？炒房者已是“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他们不得不承担骂名，是因为从表面上看，是他们推高了房价。他们作为“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由于信息失灵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使经济不能维持在均衡状态”(斯蒂格利茨语)。但其实，房价畸高的真实原因不是有人炒房，而是“膨胀的货币政策使投资者混淆了人为制造的需求和自然的市场需求，结果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使资金和资源都集中于生产力较虚弱的行业”(哈耶克语)。在我看来，眼下磁铁般吸附资金和资源的房地产，看似产销两旺，实际上是虚弱的泡沫发生器。所以，如果地方官员出面指责炒房客推高了房价，就有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的嫌疑。借用赵丽蓉那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放屁瞅别人——不用瞅，就是你！” “房价高是由于老百姓太有钱了”( 茅于轼语)，“喊收入不均是哗众取宠，喊房子贵是红眼病”(张五常语)，“ 高房价是进城的门票，现在还不够高”、“北京房价要涨到30万每平”( 金岩石语)，“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任志强语)，等等。听着这类云山雾罩的言论，你连什么是真经、假经都听不出来了，还能分辨什么好经、坏经吗?说这类言论云山雾罩，是说它们把政府垄断专卖制度下的强迫交易，说成了愿打愿挨的自由交易；把超市场性质的房价，说成是市场性质使然。还是用郎咸平的话说吧。中国在建房、买房领域里，自由恋爱是拿?到结婚证的。譬如小产权不合法。而所谓大产权，无非是强迫婚姻才能办证。事实如此，但云山雾罩的话语却指鹿为马，缘木求鱼。指鹿为马是指：房子明明是政府垄断、强制专卖的，不得不捱高价是因为房子是必需消费品，不能不住，就像不加高价油就别开车一样无奈。但无奈却被说成是情愿，就像强奸被说成是卖淫一样，不是指鹿为马，又是什么？缘木求鱼是指：明明是政府严格掌控了房地产，才弄出离谱的房价掠夺了财富，激起了民怨的局面，市场失灵是由于权力显灵。但全盘操控却被说成是操控不够，过度干预被说成是干预不力，嫌政府管得不够、管得不?，主张政府应当加大力度管制房地产市场的话语，一浪高过一浪。对于寻求市场化解决之道来说，这类话语不是缘木求鱼，又能是什么？中国的高密度、高互扰性住宅楼，本身就是个以最低成本谋取最大空间的蜂巢式结构——你的天花是邻居的地板，你的地板又是邻居的天花。你的上下左右墙体，全是和邻居共用，也按墙体中间线计算面积付款。省钱省力的雷同设计，不但使得千家万户的组合沙发全都围着电视摆成个槽型，还使得各楼层的住户全都蹲在邻居头上或被邻居蹲在头上拉屎撒尿——排水管道的笔直安装既省钱又省力。总之，你花巨资买下的，其?是不具备独立建筑性质也不含土地的共用结构中的一个空间，还得防备20年拆迁或40年濒危。为什么？因为国内平均的建筑物寿命是35年就拆，而英国是132年，美国是74年。所以，国内住房真实、自然的均衡价格，其实不该这么高。正如郎咸平所说，现在卖8000元/平方米的，其中真正属于房价的也就2500元，其他5500元都是虚炒、虚填、虚掷、虚耗加虚骄的泡沫。据国家电网统计，全国有6000多万套住宅超过半年电费为零，属于空置。按3口之家计，这些空置房可供2亿人入住。统计还显示，超过7成的北京市民拥有房产，其中半数为政策房。按户口均摊的住宅保有量，上海本市居民已户均有房3套了，而广州50%的家庭拥有两套房。显而易见的趋势是，支持畸高房价的所有条件都已发生变化。作为泡沫膨胀的暂时现象，房价直冲九霄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前些年，一些扎堆凑热闹的条件同时出现，联袂上演了房价冲顶。这些主要条件是：货币超发与信贷放任，大规模城市拆迁扩建改造，超高暴利刺激下的超常交易量，套内功能健全的住宅楼全面取代功能不全的老旧房舍，婚育适龄人口高峰，脱贫致富后的迁居高峰，房改与住宅私有化高峰，守土重迁、自有自住的居住消费传统，等等。这些叠加于前些年的非常态条件，白驹过隙，今后再也不会重新碰面聚首了。因而，时过境迁，畸高房价已成明日黄花，必将走进暴涨缓跌，急涨长跌的下降通道了。谁能否认，非常态已开始回归常态？市场给出的条件，当下已经今非昔比了：财赤与信贷放缓了，旧城改造与新区扩建放缓了，人口增长放缓了，新房需求放缓了。与之相反的却是：住宅保有量暴增了，对冲高价的保障房入市了，房产的投资价值丧失了，税费负累加重了，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高铁、轨交、地铁等速度换空间的交通网密集了，城际差距缩小了，内地向沿海城市的移居减少了，远郊的居住便利性接近了市中区，市中区的宜居性下降了，等等。总之一句话，房地产“物以稀为贵”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得不滑落入白银时代甚至黑铁时代了。你已不难看出，房价的回落已成定局，谁也无力回天。物有不值但价值却被大大虚估。按理说，城市住房从公有实物分配制度转换为货币化私有交易制度，不可避免地要重估价值，要大幅升值。但满城楼宇一夜间翻着跟斗升值，虽是个财富暴增过程，却是个靠注水、充气升值的过程。这个非常态的财富暴增过程，充斥着自欺欺人的虚妄。事实上，房价泡沫是靠以下这个逻辑吹大的：房价只涨不跌→ 炒房强于炒股→晚买不如早买→凑够首付不难→便捷代办房贷→房贷加速扩张→银行优质资产→资产保值增值→又因为房价不跌只涨——不难看出，整个链条是靠一把“房价只涨不跌”的锁头锁住的。一旦这把锁头解锁，整条利益链就会崩解。这个千钧系于一发的惊险链条，与日本、美国房价泡沫的形成并无二致。今天一线城市的房主们全已梦想成真，满大街走的全是百万富翁。但你发现，他们真实的消费并没有穷汉乍富、大幅度提升，还得省着菜金过每天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没法卖了房子住到大街上去！财富为什么难以变现？因为房子是你仅有的必需消费品，尚不属投资品。也就是说，你只有坐拥两套以上房子才算有了投资品，也才能或租或卖地受益。区别住宅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就这么重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房子只是个价格越高越消费不起的消费品。只有对于少数投资者来说，房子才是个越涨越赚钱的牟利工具。所以，消费者跟着投资者起哄窜秧子地追捧高房价，实在是一件蠢得不能再蠢的事情——房价变高，投资者变富，消费者变穷，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所谓通胀加剧贫富分化，对穷人更加不公，这就是个现成的例子。房价飙涨，不但拉大了多房户与少房户、无房户的贫富差距，也拉大了东部城镇与中西部城镇的贫富差距。房价助推了贫富分化，不是个难遮难掩的事实？眼下一线城市的1套小房子，约合1个工人100年的工资或30辆轿车或1000台液晶电视，但也没人给你支招说：干脆别买房了，把这笔巨款存入银行吧。坐吃低息每月收入都接近白领，一生自由自在地换地方租房。玩个多样化不说，临死前这笔巨款仍分文未动，作为遗产想分给谁就分给谁，多爽。为什么没人给你支招？因为除非向银行借来，你自己其实并没有那笔巨款。但要?跟银行借来巨款，又非办房贷不可。可这房贷与任何借贷消费一样，借入的实质不是货币而是消费品。于是，机会成本的问题来了：你借到的只是房子而不是钱，也就失去了灵活性，一步一步地丢失了许多可选择性。比如说，你借贷来了房子，本身透支了20年的收入，这20年你得替银行打工还债，对不？这个透支来的人生最大财产，又被绑定在房价上无法逃脱，像鸡蛋全在一个篮子里，风险变得无穷大，对不？这样一分析，分析出了问题：原本最能保值的房产投资，怎么会成为风险投资？原本是寻机致富的灵活投资，怎么会不知不觉地变成没了选择余地的?套？种下龙种，怎么会收获跳蚤？你追涨买房的动机无可厚非，但后果可能颇为不妙。为什么？还是因为“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由于信息失灵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斯蒂格利茨语)。你细想想就能想开：你有追求满足动机，却缺乏避免牺牲动机(马歇尔语)；你有投机动机，却缺乏预防动机(凯恩斯语)。同是投机，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足以导致其后果相去甚远。其实，之所以甘愿高价买房，是因为买房者的想象力钻进了一个牛角尖：认为每月的房租是白付的，到头来房子还是房东的，不划算。正是这种名义产权一定要归自己的价值偏好，导致了?奴们以为按揭买房不是租房，以为自己每月的月供款，不是向房东银行支付的使用权租金。我这样盘算高房价下买房不如租房，其实也属于投机，但自认为属于理性投机。敢说自己理性，是因为我知道，按揭买房是赊购，是预支购买力，是你在透支未来——按照国际惯例，你的月供不应当超过月收入的28%——超过了，就不是你在“拿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而是你在“拿青春赌明天”。但房租却需现付，是你现有的支付能力。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并不是任何投机都催生价格泡沫。理性战胜贪婪的合理投机，派生的不但不是价格泡沫，反倒派生了相对?廉的选择。催生价格泡沫的投机，全是贪婪压倒了理性的投机。当年投身英国南海公司股价泡沫的，除了全民，还包括了国王、大臣、议员、贵族和科学家牛顿，可见人性的一时贪婪，足以压倒任何人的理性。英国为此次的全民丧失理智，矫枉过正，相当于自我惩罚：此后100年内，英国再未发行过股票，更无人炒股。不仅想象力容易爆掉，即使真实的气球，飘得太高也只能爆掉。我用探空气球不断升高必然爆裂来比喻泡沫价格，就很贴切：气球内压太大，离地太高后一旦外压降低，它就会爆裂。内压太大，是指畸高价格虹吸的资金密度太大，像高密度黑洞的膨胀。离地太高，是指高价格脱离现实购买力太远，消费者望洋兴叹。一旦外压降低就会爆裂，是指超高密度的资金难以为继时，也就是高空缺氧缺压时，黑洞坍缩的反向吸力，会吞噬所有来不及逃脱者。股市、楼市的崩盘类似气球的爆掉，IT、网络、新技术、新能源、新经济、金融衍生品的泡沫，也有过类似气球的爆掉。经济史上的泡沫，无论是炒实物的，如荷兰郁金香、佛罗里达土地，还是炒股票的，如法国密西西比、英国南海等，价格泡沫无一不是人的主观估值高高飘离了真实价值。主观估值过高，完全受投机心理的支配，只不过支配过高估值的，不是理性投机，而是贪婪压倒了理性的投机罢了。无一例外，人的致富奢望，无异于贪婪的同义语。合理投机没有过错，合理投机就是市场行为本身，无可厚非。合理投机，无非就是盘算怎样投入最小/收益最大，符合市场法则，没有过错。但我又要问了，你把投机分成理性与非理性有什么根据？谁能当裁判？信息失灵→知识不足→理性不够→判断有误→市场惩罚，是个必然过程，谁能当“事前诸葛亮”？所以，我们所谓非理性投机，只能指知错犯错的恶意牟利。也就是说，有过错的不是投机，有过错的是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才是过度投机的正确定义。?这其中，是否“不当得利”，一向是法院判案时最难界定的难点，自然地，也就成了辨别投机性质的焦点。同是投机，谁的投机“荒谬、妄为和极度违背常理”(斯密语)，成了谁都难以拿捏分寸的研判节点。怎么办？人的任何行为，动机可能暧昧但后果肯定清晰。因而，凡是难用动机定性的人类行为，都得拿行为造成的后果追责。韦伯把人的经济行为动机分为3种：(1)无产者把经济活动当成生活方式，是出于随时有衣食之忧的危险；(2)资产者、特权者的动机是丰厚获利和虚荣心，以及将自身活动“使命化”；(3)对于赢利性投机者来说，风险与机的对比度，决定了他以赢利心态作为检验自己获益的标准。由此来看，无疑地，牟利的投机者属于第3种人。就是说，他们是在社会约束与个人利益的博弈中，以自我赢利检验成功与否的那部分人，别指望他们能为自己投机行为的社会后果担责。虽然在斯密看来，自利与贪婪完全不同。自利需要合作自律，而贪婪源于弱肉强食的恶性竞争。靠炒股、炒房的炒作经济方式谋生的群落，以中国社会层次划分来看，大致居于无产者和资产者、特权者之间的过渡，可称为风险生存一族。指望他们的炒作行为理性化，并能顾及社会后果，比指望雄蜂能变成工蜂还难。这样，对于投机与泡沫的研判，也就成了“事后诸葛亮”——只能以后果评价行为，而不能事前一味谴责投机者动机贪婪。譬如股价、房价畸高，谁都不能否认它后果极其严重，但又不能怨恨投机者的赚钱动机，更别指望炒股、炒房炒出泡沫的群体会有负罪感，会悔改，会把吃下去的暴利吐出来。王石不说房价民愤极大，只说它激起了民怨，还说如果民怨转为民怒，当事者将“不自律，必自毙”，潘石屹也有类似的表达。放出重话，我们只能判断他们有划清界限、撇清自己的动机。只有当他们主动降房价时，才能认为他有主动让利的行为后果，对不？以结果评价楼市，谁也无法否认楼市大病缠身，就像以2008年股灾的后果评价股市，中国股市肯定存在过度投机。推而广之，以一哄而上办网站又一哄而散的损失后果评价，IT业也有过泡沫。以某地满荒滩风机却并未发电、满大街纳米产品但无功效的后果评价，新技术、新能源也吹过泡沫。以追捧许多基金却血本无归的后果评价，许多金融投资品种更像个“涂上了口红的猪”。“涂上了口红的猪”，是次贷危机后美国人对房地产信托产品的概括。国内主营房地产信托投资的公司，早已随1992~1994年那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而破产了。当年王岐山“揭房顶、开窗户”地加大透明度，成功主持了广东国投的破产清算。“中国第一拍”拍了3次，才拍掉了63层的大厦，就是一例。荷兰人有一天突然想到，这郁金香根茎除了种在花园里之外，其实并没有其他用途，价格也就随着想象力的跌落而跌落了。跟当年荷兰人终于想通了郁金香的用途一样，中国人也会终于想通房子的用途。等到中国人有一天突然想到，这房子除了自己住或租给别人住外，其实并没有其他用途时，突破了这个发财迷思，也会促成房价泡沫的破灭。说会促成，是指突破了致富迷思，会回归理性。但理性不能当饭吃。理性苏醒了，还得解决利益需求才行。譬如当下，谁都知道，不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源匮乏，不解决土地财政问题，也就解决不了高房价。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房价其实不是房价，是变相的政府征税。买房跟加油一样，也跟吃盐、抽烟、喝酒一样，都是在被强制征税。我的同龄人都忘不了，当年5元成本的上海全钢手表卖120元，娶媳妇也得买。5厘成本的香烟卖2角，上瘾的也得抽。一直以来你抽的“爱国烟”，与你今天买的“爱国房”一样，都属于变相纳税；跟不足1元成本的汽油卖6元，不足1角成本的电力卖1元/千瓦时一样，都是政府在回收民间财富。说实话，房地产领域，属于国内独占性最强、垄断最严格、交易最不公平的计划管制经济的残留领域，但还是装得像个真市场似的。房交会也办，广告促销也有，但那都是营?手段。骨子里，房地产市场上没有交易双方的对等平权，更没有消费者主权。谁的绝对主权？地方政府透过支配开发商来支配市场的绝对主权。市场交易双方协议价格，自由成交、互利互惠、愿打愿挨的一般规则，在这个市场上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不存在讨价还价的市场法则，就存在不可抗拒的强征强拆。带红圈的“拆”字一上墙，权力转化为资本的戏码就会重复上演。按照韦伯界定权力的说法：“这一状态意味着群众毫无疑问和毫无反抗地顺从”，“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无须顾忌他人意愿，总能贯彻自己意志”。因而，征?拆迁的一幕幕令穷人又盼又怕的悲喜剧情，上演的仍是“民有冤情盼青天”的古装戏。诚然，拆字上墙，合家几代人无力告别的蜗居陋室告别了，有生以来想都没敢想过的大笔补偿款到手了。但毋庸讳言，财产权的强迫交易也开始了。斯密揭示出财产权是排他性权利，进而揭示出穷人千百年来之所以穷的根源“在于穷人的财产权得不到保护，甚至性命也没有保障”。维权抗争，1866年“旧磨坊VS皇帝行宫”的剧情，只是这个戏码绝不会在国内上演。为什么？因为国内财产权的排他性不够，私有财产还没有进化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工薪阶层希望房价能降?来，但总有任志强们出面劝告大家，说：“别抱幻想，该买就买吧！”为什么？因为承载着天量土地税费、银行放贷与垄断企业暴利的房价不容你讨价还价。你想讨价还价等于在与虎谋皮。2009年11月28日，兰州市车主们的一次变相游行，就是在与虎谋皮。隐忍无奈的50多个私家车主，车上贴着“路桥费不合民意”的贴纸结队出行，期望取消越设越多的拦路收费站。对此民意请愿，你猜官员怎么回应？当地官员的回应是：“想取消收费？别抱幻想！” 消费者主权被剥夺，只是个结果，官商结合的高度垄断，才是原因。所以，利益共存的“坚钢”(陕西话：?哥儿们)搭档、顽固堡垒，绝不是理性苏醒、观念转换就能轻易攻破的。当年从海南、北海、惠州孕育出来，又遍地春笋的中国式房地产开发模式，从胚胎里就是个商人高度依附官员的模式，开发商像个代理政府部门事务的掮客，也像个代理银行事务的掮客。西方的开发商就是建筑商，中国的开发商近乎是政府行为的代理人。说得更通俗一些，政府才是真正的开发商，房地产公司不过是替政府打工的。打工的不应冒充老板，事实上，他们也不敢冒充，只敢时不时地表达一点不满，冯仑与任志强的言论就是证明。按理说，各地原有的建筑公司最有资格盖房子，对不？由他们来当开发商不就得了，哪儿用得着现在这批掮客般的房地产公司？然而中国的房地产不同于西方，盖房子不难，难在审批。国内离不了这批专业于服侍权力、熟练于斡旋官员的开发商，是由于费正清所说的“中国的企业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也就是说，开发商的业务核心不是怎么盖房子，而是怎么搞到盖房子的专利。为什么？因为这个行业的资源要素，如土地批租，银行批贷，税费征缴，规划报建，等等，全是地方政府掌控最严格的核心权力。20年下来，房地产一直就是个官商、准官商垄断定价权也垄断信息权、话语权的领域。换言之，这个土地资源的资本化过程，就是一个权力资本由绝对剩余价值率的升高，带动含金率、设租率、寻租率不断升高的过程。中东各国曾被称为“食租国家”，是指国家财政主要依赖石油收入而不是民众纳税。俄罗斯也有类似食租的特点，可以靠丰厚的石油天然气获利，为本国居民提供廉价住房与水电油气供应。全靠地租生存的叫地主，似乎不是个多么光彩的称号。排除它在历史上被大泼污水的因素，地主的不光彩来自不劳而获。什么叫不劳而获？不仅指它的食租剥削了穷人，更指它的食租剥削了大自然——土地矿产是不可再生的天然物，是大自然慷慨赐予给人类的，无须谁花钱向它购买——不劳而获，是指食租者无本万利。说土地不可再生，不是指人的居住空间不可再生。冯仑认为中国的土地可以无限供给，因为政府的规划几年一变。原先只能建低层的片区，可以改成高楼林立，海南就是例子。三亚海滨已经高楼林立了，海口的滨海区与海甸岛，早先规划全是低密度社区，如今也全变成了高楼林立。说房地产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太过模糊，颇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房地产是中国城市人口扩张和梯级迁徙的产物。一般来说，进城农民大多无力购房，都租住在城郊、城中村等低端社区。真正有能力购房用于搬迁移居的，主体不是农民，而是原本是城镇人口的婚房和先富一族的选择性移居。怎么移居？就是乡镇人口中先富起来的，一般会移居进县城。县城里有条件的家庭，会选择搬进省城。经济洼地的省会有购房能力的，会移居中心城市。而这些大中小城市的移民，大多首选进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这个梯级移居，并不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城市化进程，而是先富的官员、商人由小城市向大城市聚居的过程，当然，也是珠三角、长三角城市链式、矩阵式崛起的过程。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流向，就是打工族流向两个三角地带，中西部人口“孔雀东南飞”，中小城市的大中专学生毕业不返乡，飘在大城市，等等。这个过程，既表明财富随移民流向而流动，又表明购房消费不但与农民进城相关性不大，也与中低收入阶层不大相关，干脆就是官员、商人为主的先富一族由小城市往大城市聚居。这也解释了北、上、广、深为什么能靠抽取各地的财富而先富。对这种“马太效应”，温总理的解读就是，“上海和北京的发展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上述迁徙的特定局限性，解构了房价将伴随城市化进程长期高涨的神话。为什么？因为随着城市之间经济落差的缩小，这类迁徙已大幅度放缓了。事实上，近年的返乡潮已经露出了征兆。真正的城市化过程，是工业化的派生物，是农民稳步变身市民的不可逆过程。显然，国内进城的农民不具备这个特性。有报道称，国内2.11亿流动人口集中在低薪、高危、过劳行业，多是随机的、临时的、多变的职业，也是与市民身份无缘的职业——农民工接替了市民不愿干的活儿，不是出于他们能变身市民，反倒是出于“城贵乡贱”的身份区别，出于他们无法变身市民，不是吗？其实，近年的高房价，除了抬高了农民进城的门槛之外，不可能助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但毫无助益，反倒给工业化、城市化设置了壁垒。为什么外资工厂大多设在远离城市的郊区？因为进城的门槛太高。而远离城市的封闭环境，无疑是导致富士康员工连串自杀的重要成因。张三说，高房价阻遏了农民进城，阻遏了穷人迁徙，阻遏了城市化进程；李四说，房地产的高涨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这两种说法，你信哪个? 前边所说土地不可再生，实质是指人类居住不可挤占生态空间。满地盖楼已失序、失控，过剩率、空置率节节攀升。扩路、扩城的过度开发，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国土生态恶化。海口滨海区与海甸岛多年来大举抽沙填海造地，看似再生了土地，其实破坏了海洋生态，最终还是挤占了人的生态空间。日本也填海造地，但特别注重保护生态。我看过神户的填海工程，掏洞都是边做支撑边从洞里挖土，淘空的山体也不塌陷，地表仍郁郁葱葱。土地本身由大自然无偿供给，地主靠专权垄断食租，显得像是无本万利，但其实不然。作为最稀缺的要素，土地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最大的投资偏好。购置土地是获利后士绅财产保值增值的首选，“有土斯有财”的传统观念令土地私有化程度颇高。有数据显示1900年后的20年，全国土地的97%已私有化，只有不到3%的国有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即土地100%国有化、准国有化(集体所有土地其实是预备役国有土地)，是上个世纪后半叶一连串铲除私有财产的国有化政治运动的产物。你知道30年来的变革，实质是国内去私有化之后的再私有化，去资本化之后的再资本化，去市场化之后的再市场化，去国际化之后的再国际化。因而，也是我们悔过改错似的对于市场经济生态的平反、恢复与补课。但国家已经成为唯一的地主，并通过专权垄断食租，是现行经济体制的核心资源与核心利益所在。改变土地资源一统天下的垄断，作为敏感的争议话题时起时落。但土地重新私有化的产权改革从未启动，也就谈不上触礁搁浅了。为什么？还是因为土地作为首要资源要素，在资本化过程中变得绝对剩余价值化，变成核心资源与核心利益。要食租人把已经吃下去并开始消化吸收的食物吐出来，你认为可能吗？面对记者追问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的回答是：“事实上承认一个国家为市场经济，需要这个国家满足一些具体的条件：政府是否控制土地？是否控制工业总产值？是否控制劳动力和劳动力的价格和薪酬？政府是否控制一整套领域？”这其中，政府控制土地，成了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首要理由。非市场经济国家往往被称为“食租国家”。国内的地方财政如果过度依赖土地收入，也会染上食租国家的色彩，类似靠出卖自然资源维持财政的国家。各地有“砍树财政”、“挖煤财政”、“虫草财政”，甚至有“门票财政”——靠把山水景区圈起来卖门票的地方财政。各地更有样学样，全都学到手了“卖地财政”。这类财政，其实就是建立在不可再生资源上的不可持续财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他食租国家坐拥丰厚资源，有租可食。国家食租后，可以降低本国居民的税负并提升社会福利。而国内地方财政食租的同时，并未降税减费，也未能大幅提升居民福利。中国式食租的不可持续性在于，我们是个巨型人口拥挤在过于狭小的生态基座上，土地资源高度稀缺的国家。靠不可再生的土地食租，能不坐吃山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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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专家：“9天打通任督二脉”只会毁了中医: insight 2012-6-5 14:54; 星岛环球网消息：《中国经济周刊》刊发署名温建民的文章称，从中医角度讲，打通任督二脉不无可能。但甘肃省卫生厅的学员用9天时间就达到近90%的成功率，实在令人大打问号。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全文如下：　　千万不要以推广中医之名夸大效果，不实事求是，使中医失去了“见疗效”的生命。　　甘肃省卫生厅网站5月22日发布了一条消息，称9天时间，47名学员中有41名打通了任督二脉，学员普遍感到“精力充沛”、“疾患明显减轻或痊愈”。　　当天，这条“九天打通任督二脉”的微博被疯狂转载2300余次，质疑声无数。“太有效率了吧？看了《葵花宝典》？能否飞檐走壁？还是打通后包治百病？”网友评论说。　　其实，从中医角度讲，打通任督二脉不无可能。任脉，行于腹面正中线，总任一身之阴经，主血。督脉，行于背部正中，总督一身之阳经，主气。任督二脉为人体经络主脉。　　古代医书曾说，“任督二脉若通，则八脉通；八脉通，则百脉通。”所以打通任督二脉可以改善体质，强筋健骨，促进循环。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锻炼打通任督二脉，每人身体情况不同，是否适用也因人而异。我曾有一位大学同学，用八九年时间坚持锻炼，打通任督二脉，打通的过程漫长而艰苦。　　根据报道，甘肃省卫生厅的学员用9天时间就达到近90%的成功率，实在令人大打问号。速成法是否可行？是否有效？这需要科学验证，如果没有亲眼所见，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打通任督二脉的主要功效在于促进循环，属于养生保健功能中的一种，如学员所说“疾患明显减轻或痊愈”是不合理的，打通任督二脉不能起到治疗作用，这是片面夸大锻炼效果。　　甘肃省卫生厅还推广“真气运行法”，办培训班、建基地、设训练室，这令人十分担忧。　　气功确实由来已久，是中医中的一个分支，但至今，气功的实际功效都备受争议，没有得到充分的科学论证。有观点认为，从现代行为医学的角度看，气功锻炼是一种有利于心身健康的良性行为训练，最终以条件反射方式固定下来的行为疗法，简而言之，就是运动锻炼法。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气功主要是通过使用自我暗示和催眠调整心身平衡的自我锻炼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心理作用。　　因为涉及心理学，所以气功有走火入魔的说法，容易导致精神疾病。如此看来，气功是不宜广泛推广的，地方官员更不能因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就利用行政手段强行推广。　　这一事件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有“打鸡血”风潮，医学知识的缺失和盲目跟风的推动导致“打鸡血”这种荒唐举动成为“热门保健疗法”，名噪一时。　　上世纪90年代，各种气功也曾在全国遍地开花，甚至沦为骗子、邪教的利用工具，根本原因在于组织及推广者乐于无限夸大气功的效果，导致气功与武侠小说、封建迷信、诈骗行医、邪教组织紧密相连，扭曲了气功强身健体的本来面目。　　近年来，中医备受质疑，因为其无法通过准确的化学分子式等方式解释治疗原理，“见疗效”成为证明中医科学有效的唯一方式。因此，千万不要以推广中医之名夸大效果，不实事求是，使中医失去了“见疗效”的生命。　　谈及推动中医发展，燃眉之急在于中医人才匮乏，所以我并不怀疑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提出的“推动甘肃中医的发展，让更多患者受益”的初衷，但方式方法有待斟酌。　　中医并不是玄学，现代中医发展至今已经有了更为明确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相关的教材、学校、资格证书都有明确指定，包括已经经过论证，较为成熟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以及中药、针灸、推拿、按摩等多种治疗手段都是可以使用和研究的。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本文由本刊记者李妍采访整理); 1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陈思进：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阳谋: a20502010 2012-6-3 15:05; 上周的专栏中谈到，在“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论坛”上，有鉴于当前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汇率问题成为交流的焦点。美国再次急切地敦促中国：人民币必须加速升值的步伐。但是，如果人民币再进一步升值的话，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由于目前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出口美国的商品只能用美元结算，加上定价权在美国手中，于是，人民币升值的显著结果就是同一商品在两国间产生了不同的价格。其实，美元只是对外贬值，而人民币实际上是对内贬值，所以一进一出，自然就形成了美国物价低的现象。这个情况在其他国家也类似。而粮食、水资源以及发展经济所需的石油、钢铁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也都掌控在美国华尔街的手中，保证了美国人长期享受低通胀的美好生活。而其实美联储最大的任务就是将美国核心通胀率控制在2%的范围内。近二十年来，美国物价波动极小，可以说是很平稳。但反观中国，近些年来通胀率已达5%到6%的水平，而民众普遍感受到的物价升幅则更高。在过去的2011年中，人民币兑美元大约上升了5%左右。这一汇率波动使我们的决策者面临两难的境遇：人民币太强的话，出口将变得更昂贵；如果人民币太弱了，进口导致的通胀上升就会削弱本币的购买力。新加坡和韩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使全球需求下降抑制了出口的增长，新加坡元和韩元兑美元在2011年还是下滑了。其次，我们必须要警惕，美国每一次发生经济危机后，最终都是依靠向外转嫁而度过的，特别是这几十年，一般都先从汇率下手，逼升想转嫁危机国家的货币汇率，如二三十年前的日币，然后以通缩来休养生息。而在短期内，由于失去了美国这个经济火车头，全球经济难免步入低增长和衰退，特别是倚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比如中国，必定会头痛不已。由于中国出口产品普遍属于劳动密集型，利润本来就不高，这些年人民币升值已经导致出口业成本增加，利润被进一步削薄，使出口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许多企业已处于倒闭的边缘、甚至已经倒闭。因此中国出口业已“被逼”到了转型的关键时刻，必须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服务型，甚至高科技服务型产业。但这种转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未来10年对中国来说，肯定是异常痛苦的转型期。而高通胀又使得人力成本和地价随之提高。在这儿我特别要提一提上海英特尔。英特尔是 1994 年11 月进驻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是第一家开设大型生产企业的外资公司，而 2010 年第一季度，英特尔决定彻底关闭上海工厂，全厂搬迁成都。英特尔为何要搬迁？因为上海地价太高了！成都的人力成本、土地使用都比上海便宜，外国资本原本就是冲廉价劳力而来的，你的廉价优势不在了，我为什么要待在原地死守呢？英特尔西进成都后，至少有上百家英特尔的相关企业要迁出浦东。这些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英特尔的全球供应商，英特尔到哪儿，它们就跟到哪儿；另一类是上海的本地企业，它们专做英特尔的供货商或物流，英特尔西迁之后，它们只能关门大吉。由于半导体是密集型产业，英特尔这一巨头撤离而去，其他企业肯定陆续迁出。上海英特尔所反映的，是中国经济面临问题冰山一角。而与此同时，欧美国家政府则积极鼓励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回归故土，以提高本国的就业率。比如去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宴会，要求每位来自硅谷的杰出企业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然而当苹果的CEO乔布斯提问时，奥巴马却打断了他而反问道：要怎样才能使iPhone在美国生产？当时乔布斯不置可否，顾左右而言它。不过，苹果并不是没有行动，除了最近斥资5亿美元在北卡罗来纳州建立数据中心，还将iPhone 4和iPhone 4S的内部芯片放在三星的得州工厂制造。而对许多在中国设有“生产车间”的德国企业来说，向中国转移的时代也已经过去，由于中国日渐上升的成本，特别是大幅上升的土地成本，中国已不属于价格优势地区。更由于法国政坛的“变天”，将导致欧元区两大经济巨头产生巨大的分歧，法国新总统奥特朗不赞成财政紧缩，而德国则坚持财政纪律下促增长，看来要不了多久，将不是希腊等南欧国家退出欧元区，而是要谈德国是否会退出欧元区了。多年来，欧元、人民币都是美国的打击对象，欧元贬值或消失将使美元恢复强势，而逼人民币升值可使美国制造业回归……这些都是美国乐于见到的事。下篇将再详谈欧债危机对欧元致命的冲击。; 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从快三到慢四中国经济将继续领舞: 黄金交叉 2012-5-14 08:23;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对政策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IC/供图）编者按：如果把经济比作田径场上的运动员，那么中国更像是牙买加短跑选手博尔特和埃塞俄比亚长跑选手格布雷西拉西耶的结合体，无论是百米冲刺所需的爆发力还是马拉松所需的耐久力，我们都是长期独步全球。但长期领跑，即便勇猛如两位黑旋风，也有喊累的时候。正如运动员要调整状态一样，中国经济也需歇歇脚，对此完全不必大惊小怪。请相信，状态欠佳的博尔特，仍能跑进10秒。 “如果是因为内外部冲击造成经济增速回落，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加大刺激力度，以最快的速度拉动经济走出低谷，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非常纯熟；如果经济回落反映的是长期增长能力下降，则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调整策略，而非一味刺激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贾壮今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运行的几乎全是坏消息。一季度经济增速回落至8.1%，连续四个季度回落，如果忽略小的波动，其实经济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已经连续八个季度回落。反映需求的各项指标也都呈现疲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萎缩、出口增长乏力。微观层面上，企业经营普遍面临困境，除了旱涝保收的银行业，其他非金融企业的经营业绩全面下滑。还有一个证据，或许难登大雅大堂，但很有说服力。有商家表示，今年入春以来长裙销售量明显高于往年，短裙销售量则低于往年。有西方研究者认为，女士裙边长度与经济景气度负相关，称为“裙边指数”。经济回落，裙边增长，“登徒子”也只能徒呼奈何。潜在增长率回落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这对政策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是因为内外部冲击造成经济增速回落，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加大刺激力度，以最快的速度拉动经济走出低谷，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非常纯熟；如果经济回落反映的是长期增长能力下降，则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调整策略，而非一味刺激增长。判断的难度在于，中国经济的确面临严重的内外部冲击，很难分清经济回落是“真跌”还是“假摔”。这里涉及到一个专业的经济学术语——潜在增长率，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从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的拐点，也就是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潜在增长率有着非常拗口的定义，它是指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可供利用的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所能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简单地说，潜在增长率可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最大经济增长能力。如果潜在增长率下降，而调控政策却在持续刺激，其后果可能是通胀上升。从中国政府去年以来的表态来看，决策层已经接受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现实。一个最为有力的证据是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设定在7.5%左右，整个“十二五”期间平均增速预期为7%。对于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中国央行在刚刚公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表示，总体来看，目前经济增长、就业相对平稳，国际收支继续趋向平衡，物价相对处于不稳定回落状态，对经济回升较为敏感，宜保持住目前较为均衡的经济运行状态。需求和供给双重抑制衡量经济增长能力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入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着重从总需求层面来分析，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块。在他看来，消费在总体上比较稳定，净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影响最大的还是固定资产投资。投资主要是看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三部分，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低位运行，制造业投资也是下落态势。刘世锦介绍，根据国研中心的测算，中国经济下一步要经历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时间窗口在2015年左右。他认为，增速转换的主要原因是高投资难以为继。“我们看到基础设施投资速度已经下降，和10年前相比，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空间已经大大压缩了，需求的空间不大，这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更多的研究者喜欢从总供给的角度考察潜在增长率的变动。根据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可以用三部分力量来解释：劳动量变动、资本量变动和技术进步，即增长的源泉可归结为生产要素的增长和技术进步。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由于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从国外转向国内，而内部市场的竞争环境没有外部市场那样激烈，会影响到效率的提升；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减少，现在农村可供转移的青壮年劳动力不足3000万，过去靠转移劳动力来提升生产率的模式也不可复制了。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也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中枢在下移。若将经济增长的速度分解，可发现其由三部分构成：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其中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它们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不可抗拒的增速和减速因素。“按照目前已公布的数据测算，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不再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这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 平静接受并冷静应对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多年里的年均增速超过了9%，这是世界经济舞台上最为优美的舞步。在不得不面对潜在增长能力下降的今天，中国经济面临方向选择，但再悲观的研究者也承认，中国经济的相对高增速增长还会保持较长时间，只不过其中的政策调整尺度需要小心拿捏。如果舞步从快三顺利切换成慢四，这位舞者依然可以轻抖罗衫、款摆腰肢，继续领舞世界经济。首先需要平静接受增长能力下降的事实。国研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一方面要认识到增长阶段的变化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从国际经验来看，增长速度自然回落是顺利度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的标志；另一方面不能将增速下降简单归因于政策调控，并且认为只要政策调整就能快速回升，用特殊手段推升增长率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接下来可能会跌得更惨。即便是增长能力回落，中国经济仍能保持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刘煜辉分析说，城市化率是一个关键因素。按照官方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世界其他国家在人均GDP 3000美元的时候，平均城市化率是55％，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是75％，但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之时，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偏低。完全可能的场景是，中国人均收入达到1.7万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城市化进程还在进行之中。彭文生认为，从供给面来讲，经济增长放缓原因有三：一是内部市场竞争不够，二是富余劳动力减少，三是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所以他建议，中长期要防止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首先是要推动结构改革，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其次是通过土地方面的改革来增加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包括政府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使未来的劳动力转移成本更低一些；第三是坚持房地产调控，一是控制不合理购房需求，二是满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要。; 4 次阅读|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