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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标签: 南方都市报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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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南方都市报》吹捧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的原因初探
大庆商江 2015-3-21 07:27
《南方都市报》吹捧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的原因初探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被《南方都市报》吹捧为“教育问题专家”。举证如下： 2015 年 3 月 2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熊丙奇专栏：“误读”暂停篮球联赛折射“功利足球”焦虑》： 据山东省教育厅网站消息，山东省教育厅官方网站 3 月 19 日 发布《关于有关媒体报道山东暂停大学生篮球、排球联赛的说明》，《说明》称，近期有媒体报道山东省为了加强校园足球联赛，将暂停大学生篮球、排球联赛，此消息系误读。山东省教育厅、省体育局将整合原来分别举行的大学生篮球、排球联赛，加强合作，推进大学生篮球、排球联赛更好发展。这样的“误读”，有媒体对具体政策细节没弄清楚的因素，恐怕也与地方ZF教育部门想表达出重视足球的决心，而对政策语焉不详有关。在笔者看来，“误读”让地方教育部门感受到压力，这其实也是一剂清醒剂，重视足球，不能将其弄成“政绩工程”，如果学校体育教学，在重视足球的大旗下，其他体育项目却被挤压，这会适得其反，可以说，公众的“误读”，已经折射出对开展校园足球，可能出现的“功利足球”倾向的担忧。事实上，公众的“误读”是有一定的“情绪基础”的。对于国家高度重视校园足球，“教体合一”，社会舆论都持支持态度。但是，也存在担忧，包括，地方教育部门在推进校园足球，组队参加足球四级联赛时，是不是特别关注“出成绩”，大搞“政绩”和形象工程，会不会把足球作为重中之重，边缘化其他体育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有地方教育部门表示，要暂停篮球、排球联赛，这不是一下子点燃这种情绪吗？山东省教育部门的最新解释是，经“省体育局和省教育厅协商，决定今年暂停‘中国体育彩票杯’山东省高校三大球联赛，足球联赛并入‘校园足球’四级联赛，篮球和排球联赛将由省教育厅为主主办的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山东赛区比赛和省大学生排球比赛替代，调整赛制并适当扩大参赛范围，不影响各高校参加比赛。”这基本把问题说清楚了，就是篮球和排球联赛还是存在的，或许当初媒体报道时断章取义，或者教育部门在谈到调整时，为突出足球，把其他调整内容忽视了。究竟是媒体的报道还是ZF部门的疏忽导致“误读”，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包括山东教育部门在内的各地教育部门，都应该从中读懂民间情绪。即，公众愿意看到校园足球如火如荼开展，提高我国足球运动水平，又提高我国青少年的体质，但是，却不愿意看到校园足球功利化，走急功近利的道路。体教结合的学校体育，有两点极为关键，一是将传统体育教学，从一上课就训练学生跑跳，转变为项目制或俱乐部制，学生通过参加某一体育项目或某一运动队，在项目和运动队中，锻炼、提高体质，也学习到运动技能，并培养沟通能力、团队协作竞争意识，这会让体育课有更多乐趣，也磨练意志、品质，而不是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二是给学生充分的选择权，应推出各种体育项目，组建各类运动队、俱乐部，让学生自主选择参加，比如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游泳、网球等等，不能只有一两个运动项目，限定学生必须参加这一运动项目。只有这样的体教合一，才能让校园足球有健康发展的土壤，同时，也不会让其他项目感到“被边缘化”。不要说普通公众，就是一些体育工作者，现在也羡慕校园足球获得的好政策。而其实，这种“羡慕情绪”的产生，也暴露出校园足球在开展中可能会走偏的问题。更进一步说，发展校园足球，功夫在足球之外，应在构建体教合一的健康模式上着力，如果每所学校重视体育，根据各校自己的办学条件，在ZF政策的引导下，推出各种项目、俱乐部供学生自主选择，那么，各校会逐渐诞生出有特色的俱乐部、运动队，每个学生，到时都会既是学生，又是校运动队的运动员，离开了这样的环境，某个单一的体育项目要发展、壮大，将十分困难。这是推进校园足球必须重视的问题。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南方都市报》吹捧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 目前，吹捧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的媒体或许只有《南方都市报》，绝无仅有。值得探究。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吹捧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初步分析，有以下原因：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有善于发现教育问题的癖好。无中生有，小题大做，见缝下蛆。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上海市公民，在《南方都市报》个别编辑眼里形象高大得很，须仰视才见。 第三、或许广东省深圳市人才极度匮乏。把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视为难得的人才，举到头顶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 第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文章或许可读性很差，如果不冠以“ 教育问题专家”称谓恐怕被冷落。有时，即使 冠以“ 教育问题专家”称谓仍然被忽视。 第五、或许 《南方都市报》公信力比较差，指望给冠以“ 教育问题专家”称谓提升报纸人气指数，没想到可能适得其反。 唉，媒体真不容易。《南方都市报》吹捧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留下了话柄。可是，如果不冠以“ 教育问题专家”称谓，熊丙奇的文章有几个人看呢？难道白白给他发稿酬吗？ 《南方都市报》发表 熊丙奇的文章 冠以“ 教育问题专家”称谓，真的很糟糕吗？个别编辑就是不信。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 37 号 邮编： 100816 传真： 86-10-66097042 电话： 86-10-66097042 或 66020615 信箱： ncedr@moe.edu.cn 官网备案 / 许可证编号：京 ICP 备 12004038 号 http://www.ncedr.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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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自由撰稿人”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自称“教育学者”，羞！
大庆商江 2015-3-20 08:04
“自由撰稿人”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自称“教育学者”，羞！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自由撰稿人”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自称“教育学者”，是“自封”或者“吹捧”？ 2015 年 3 月 20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解决农村大学生“就业更难”的关键》：据媒体报道， 2014 年 3 月至 10 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 10 省市对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进行调研。调研显示，来自农村的毕业生未就业的比例是城市的 4 倍。课题负责人指出，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就业更难，会加大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这条路的难度，使得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通道进一步被堵塞，造成阶层固化。很多人把农村学生就业难，归于“父辈就业”、“户籍歧视”，这当然是一方面原因，农村学生由于户籍原因，可能失去在大城市就业的机会，没有社会资源、人脉关系的农村学生，也经常面临不公平的就业竞争。为此，必须推进公平就业，消除就业歧视、就业腐败。而在促进建立良好就业环境的同时，更需要从大学教育中寻找答案。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关于大学生就业的调查均显示，重点院校和高职院校的大学毕业生中，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就业有一定差距，但差距不大 ( 无论是就业率数据，还是就业岗位、行业流向 ) ，差距主要在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即二本和三本院校。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的农村学生就业率低，与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质量有明显关系。不客气地说，地方本科院校是当前毕业生就业最难的院校。不少学校的办学高不成、低不就，学生的就业也悬在空中。近年来，一些地方本科院校，都追求成为综合性、学术型院校，学校盲目增加学科、专业，扩大招生规模，结果导致人才培养质量缺乏保障，与社会需求脱节。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生比理工科专业毕业生就业难，而近年来新设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大多出自刚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另外，有一些二本、三本院校，以考研为学校的办学目标，新生一进校，就动员准备考研，学生的学习就围绕未来考研而展开，如果考研不成功，这些学生的就业就十分艰难，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接受完整的大学教育，不具备就业竞争力。而进一步的分析则发现，在二本、三本院校中，城市学生准备考研的比农村学生多 ( 农村学生有现实的家庭经济压力 ) ；在没有过硬的就业竞争力的情况下，用人单位选择农村学生还是城市学生，也就更在乎关系，而不是个体的能力，或者说，靠人情关系就业，更多发生在普通本科院校。由于自身能力不足，等靠要的思想也比较严重。这就需要这些地方本科院校改变办学定位，提高办学质量，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按理说，地方本科院校，大多应该以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和应用人才为目标，这些学校的学生就业率，要高于“以能力为导向”办学的重点本科院校，至少不输于高职高专，可是，地方本科院校是目前所有院校中就业率最低的，这就值得深思了。中国于去年提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战略，明确要引导 600 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但是，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意愿并不强烈，很多学校还想着成为综合性、学术性院校，认为办职业教育低人一等。因此，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让各类高等教育每所学校都有明确的定位，办出特色，才是解决所有大学生当然也包括农村学生就业问题的最重要举措。也就是说，解决农村学生就业难，打通所谓上升渠道只是一方面，更要从根本上消除各类教育的不平等，让学校安于本位、办出高质量，这才是教育的出路，也能给学生更多选择。 ( 作者系教育学者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自由撰稿人”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自称“教育学者”。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可能是“学者”。也不可能是 “教育学者”。 主要原因是： 第一、熊丙奇没有“学者”基础。熊丙奇四川省资中县人， 1972 年 7 月出生， 1990 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1994 年毕业留校任行政工作。没有出国留学经历。 第二、熊丙奇没有“学者”岗位。熊丙奇 1994 年参加工作以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 2009 年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熊丙奇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学术岗位。 第三、熊丙奇没有“学者”职称。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熊丙奇晋升新闻出版专业职称。熊丙奇先后两次不无遗憾的在博客里解释》“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第四、熊丙奇没有“学者”风度。学者通常胸怀宽广。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熊丙奇“小肚鸡肠”。芝麻点的小事，熊丙奇也能唠叨许多抱怨文字。 第五、熊丙奇没有“学者”常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发达国家模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跟在资本主义国家屁股后头亦步亦趋。熊丙奇企图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改造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愚不可及。 如果熊丙奇相当“学者”，请补齐短板，去掉恶习。请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们投票表决一次。 如果熊丙奇坚信自己有“学者”价值，可以采用网上销售方式待价而沽。起拍价为 1 元，看哪个单位接收 ( 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熊丙奇的人事劳动社保关系？！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有多少愿意配合熊丙奇“自封”的？有多少愿意“吹捧”熊丙奇的？恐怕越来越少喽。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 37 号 邮编： 100816 传真： 86-10-66097042 电话： 86-10-66097042 或 66020615 信箱： ncedr@moe.edu.cn 官网备案 / 许可证编号：京 ICP 备 12004038 号 http://www.ncedr.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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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南方都市报》把上海市熊丙奇顶礼膜拜为“教育学者”贻笑大方
大庆商江 2015-3-10 07:58
《 南方都市报 》把上海市熊丙奇顶礼膜拜为“ 教育学者 ”贻笑大方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职称是编审，不是教授，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教育学者”，鱼目混珠，欺世盗名。偏偏就有媒体大肆吹捧，简直是顶礼膜拜。举证如下： 2015 年 1 月 2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2015 年是教育改革方案落地的关键之年 》：从 2010 年开始的每一年，媒体展望新的一年教育改革和发展时，都将当年称为“教改元年”。这传递出社会舆论对教改的呼声，但遗憾的是，每到年终盘点时，大家都遗憾地发现，真正的教改动作并不多，诸多舆论期待的关键问题，比如高考改革、大学综合改革等，并没有实质性启动。 2015 年有望打破这一局面。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在 2014 年岁末被批准， 2015 年将启动改革；继 2014 年 9 月国家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颁布后，教育部在 2014 年底连续发布 4 个高考改革配套方案，这几个方案也将从 2015 年起开始实施。可以说，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到目前的四年半时间中，中国已基本完成从纲要到具体行动方案的设计，而具体行动方案落实得如何， 2015 年将是关键之年。以高考改革为例， 2015 年，上海将实行全新的春季高考改革，这一改革首次实现一名学生可以获得两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已经完成的春季高考报名看，情况十分火爆，这表明改革受到欢迎，也对教育部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包括促进高校完善自主招生面试考查、做到自主招生过程公开透明、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总结推广春考经验筹划增加春考招生学校、进一步扩大学生选择权等。如果能在这些领域交出令公众满意的答卷，上海的春季高考不但对上海高考改革来说是亮点，对全国范围内的招考分离改革也是很好的探索。在全国范围内， 2015 年将启动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各地教育部门、学校对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改革的态度将影响这两项改革的走向。客观而言，由于综合素质评价究竟在高考录取中能起多大的“参考”作用并不明朗，因此，对于推进综合素质评价，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并没有多大积极性。照此发展，综合素质评价就可能从一开始起，就步入“走过场”的轨道，这一改革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这是必须防范的。一方面需要在顶层设计上进一步完善，明确综合素质评价在高考录取中究竟怎么使用；另一方面则需要地方教育部门、中学从促进学生素质发展出发，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并在推进这一评价过程中发挥学校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以确保评价的公正、客观，没有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的，则借这一评价的推进着手建立。高校的自主招生也将在 2015 年调整到统一高考之后进行。这是中国自主招生试点 10 年后的重大调整。高考后的自主招生，能否让自主招生更规范、更公平，同时起到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促进中学重视学生个性、特长发展的作用， 2015 年的高校自主招生实际运作情况，必然会引起所有舆论关注。各自主招生高校应积极回应舆论的关切，避免高考前自主招生的老问题在高考之后的自主招生中再次出现。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综合改革，在完成设计之后，也将在 2015 年起步。从综合改革的方案看，师生共治、小班化教学、教师长聘制、授予学位改革等，都颇有价值，但舆论担心的是改革会不会停留在概念上，因为这每一项改革都提出一个明确要求，即要从行政治校转型为教育家办学，如果大学还是由行政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就是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也很难独立发挥作用，学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采用能体现近期办学业绩的行政指标，将难以扭转学校重科研、轻教学的惯性，设想中的小班化、探究式教学就难以实现。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参与。目前，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当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需要在接下来的改革实践中加以完善。千万不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对目前的改革设计也打折扣执行，甚至各取所需，扭曲地执行，假如出现这种情况，良好的改革初衷将走向反面，公众对改革的期待会变为对改革的抱怨。 ( 作者系教育学者 ) 2015 年 2 月 18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推进高考放权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招生腐败 》：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 2015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连续公布“ 26 个不得”禁令。包括各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教育行政部门不得出台含有违规“点招”录取等与国家招生政策相抵触的招生办法；不得超越职权制定招生办法或照顾优惠政策；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调整高校招生计划；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以“签订预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金”“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不得在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和新生入学报到环节更改考生录取专业；等等。这 26 个“不得”中，有相当部分是以前就发布过的招生禁令，只是再一次重申，比如，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以“签订预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金”“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这一禁令从 2012 年起就已发出，但是，部分高校并没有把这当一回事，而对于高校“违规”，教育部门也没有严惩。还有部分“不得”，是根据近年来的新形势、新情况新制订的，比如，“不得避开省级招办通过中介机构或学校教师等自行组织生源录取考生”；“不得在单独考试、综合评价等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中组织不符合本地高考报名条件的外省生源”；“高中教育阶段学校和教师不得代替考生填报高考志愿”。这很明显是针对近年来曝出的老师篡改学生志愿，以及学校借“对口本科”招生违规招收学生等而制订的，这也体现了监管的与时俱进，可也令人困惑，是不是新出现一个违规现象，就要用一个“不得”来约束？如此发展下去，“不得”清单还会越列越长。而“不得”的条文越多，某种程度表明，多年来教育部门发布的招生禁令，并没有令行禁止，反而又出现了新的违规手法。我国招生过程中的乱象，大致与三方面因素有关，一是招生权力滥用，如违反规定的招生程序降低标准录取考生、拒绝录取符合条件的考生；二是招生中的利益交易，如中学老师收取招收学校的好处篡改学生志愿；三是考试招生制度的弊端，如学校有招收优质生源的意识，想用国际上惯用的奖学金吸引考生，但在我国的集中录取制度之下，这反而可能破坏招生秩序，侵犯学生的权利。对于这些乱象，不可能靠一纸禁令解决，而必须从遏制权力，铲除既得利益，改革招考制度等多方面着手。对于招生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就由行政部门主导决策，而应该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将民意纳入决策程序。现在政策就由地方政府教育考试部门制定，因此，政策的制定颇为随意，虽有上级部门监督，但这种监督与来自民主决策的监督，是不一样的。假如上级部门也有具体的招生利益，来自上级的监督，就形同虚设。近年来，各地高考加分泛滥，就因加分政策决策权掌握在行政部门，而针对闹得沸沸扬扬的高考加分造假丑闻，处理时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也让各地对上级部门的“禁令”并不那么敏感。高校的招生事务也不应该由学校行政部门负责，而应该由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国各高校要成立由校长牵头的招生工作小组 ( 委员会 ) ，这与成立校长权力不能干涉的独立的招生委员会，正好相反。只有行政权力不得干涉招生，招生才可能摆脱利益纠缠，否则，行政领导可以干涉招生，招生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充斥着利益交换。如果这一土壤不变，那么，限制一种违规行为，在这一土壤上会生出另外的违规行为。维护招生秩序，发布禁令很重要，比发布禁令更重要的是铲除滋生潜规则、招生腐败的土壤。像教育部的禁令规定，“不得在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和新生入学报到环节更改考生录取专业”，那么，学校不在“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和新生入学报到”环节，而是在进校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更改专业，不就不违规了？另外，高校还可避开高考录取这一众人关注的“关口”，利用转学政策，让有权势背景的学生从录取分数低许多的高校转入好的高校，湖南前不久曝出的研究生违规转学事件，并不仅仅发生在这一所学校，也不仅仅发生在研究生转学中。总体看来，在目前教招考一体化的考试招生制度之下，行政主导的色彩过浓，依靠行政监管来消除招生腐败，只是进一步强调行政权威，治标而不治本。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不得”之下，学校的招生自主权，也就少得可怜，而如果在招考分离、学校自主招生制度下，有不少“不得”是完全可行的，比如学校自主调整招生计划，学校用奖学金吸引优质生源——— 在国外大学录取中，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所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因此，奖学金是选择学校的重要因素之一——— 学校按自己的招生标准评价、录取学生，而不采用单一的分数标准，在多元评价体系中，统一测试分数高而其他能力、素质不高的学生完全可能被学校拒录，而不是学校必须录取。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早已给出治理招生腐败的答案，该纲要提出高考改革的原则是“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必须按照这一原则，“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相比发布“不得”禁令来说，依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高考改革目标放权推进改革，构建新的招考秩序，是教育行政部门更应该做的事。 ( 作者系教育学者 ) 2015 年 2 月 25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农村年轻人的知识无力感如何消除》： 春节期间，一个上海大学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社交媒体疯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 80 后博士生王磊光，如今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上学。在这篇笔记中，他描述了自己返乡的见闻：交通没有以前那么拥挤，但家乡人与人之间联系渐渐疏远，而农村里年轻人的婚姻受到了物质的压迫，知识的无力感也十分强烈。 知识的无力感，可能比“读书无用论”更准确地反映出当前大多数农村年轻人对知识的态度——— 不像过去那样，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不读书，没有知识，也没有好的出路———而如果这种无力感进一步加强，就可能演变为“读书无用论”，事实上，在少数农村地区、农村青少年身上，已经出现了“读书无用论”思想。怎样让知识“有力”？一种思路是让知识具有改变命运的力量，因此，很多人强调要给农村学生上升的通道，可问题是，这种改变“命运”是和学生升学、获得学历，再用学历去敲响“命运之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精英教育时代是行得通的，能上大学的学生比例很小，因此，读书、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更贴切地说，是“升学改变命运”。而在大众教育时代，这却难以行得通，就是眼下，中国 18 — 22 岁的同龄学生中，已有 34.5% 的可以上大学，其中相当比例的大学生，注定不可能从事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所谓“精英”工作，读完大学后，很可能和高中毕业甚至初中毕业的学生一起抢工作。再强调读书升学的价值，知识的无力感会更强，直至出现“读书无用论”，只有强调知识改变生活、完善人生价值，就是不能升学，读书也会有价值。这就需要反思中国现在形成的升学教育模式。总体而言，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围绕升学设计的，学生从小学学习的知识，就在准备未来的中、高考。具体特点是，除中、高考科目之外的科目学习都被边缘化，生活教育、生存教育、心理教育这些对学生来说十分重要的教育都不被重视。升学教育模式之下，读完书能升学，就算成功，而读完书不能升学、考上大学，就会被视为失败———“书白读了”——— 以前是考上专科学校，在农村也被视为“鲤鱼跳龙门”，现在，则要至少考上二本 ( 甚至一本 ) 院校，才被视为“考上大学”，而能考上一本的学生，在每年的全国高考生中不到 10% ，农村地区则更低。如果上重点大学才能改变命运，那其余的学生怎么办？另外，由于在求学期间只顾学习升学的知识，而没有学习、掌握生活所需的技能，这些学生的就业十分艰难，如果没有上二本以上的学校，很多学生就觉得前途灰暗。只有打破升学教育模式，让基础教育不只是围着升学转，而是在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以培养自食其力、能改变完善自身生活的劳动者为目标，重新构建升学考试制度、人才评价体系、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内容，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重视生活教育、生存教育、人格教育，知识的无力感才会消除——— 这些知识不只是派升学的用场，而是服务于每个受教育者的生活、成长，对于农村来说，这也是改变农村的根本力量，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让农村成为青年人的事业舞台，而不是每年一度春节回去看看的一个被荒芜的地方。 ( 作者系教育学者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南方都市报》把上海市熊丙奇顶礼膜拜为教育学者贻笑大方。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过是一个“自由撰稿人”而已，何足挂齿。 假设“教育学者”是中国的最高荣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配得上这一高尚头衔吗？ 假设“教育学者”是海市蜃楼虚无缥缈，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佩戴这一光环有什么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两次通过博客向全社会告示：“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你可以想象：“连教师也不是”的人怎么可能称谓“教育学者”？滑天下之大稽。荒唐啊。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5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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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2 10:26
上海熊丙奇在《 南方都市报 》上自称“ 教育学者 ”令人啼笑皆非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在媒体上招摇，诟病中国教育制度。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25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农村年轻人的知识无力感如何消除 》： 春节期间，一个上海大学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社交媒体疯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 80 后博士生王磊光，如今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上学。在这篇笔记中，他描述了自己返乡的见闻：交通没有以前那么拥挤，但家乡人与人之间联系渐渐疏远，而农村里年轻人的婚姻受到了物质的压迫，知识的无力感也十分强烈。 知识的无力感，可能比“读书无用论”更准确地反映出当前大多数农村年轻人对知识的态度——— 不像过去那样，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不读书，没有知识，也没有好的出路———而如果这种无力感进一步加强，就可能演变为“读书无用论”，事实上，在少数农村地区、农村青少年身上，已经出现了“读书无用论”思想。怎样让知识“有力”？一种思路是让知识具有改变命运的力量，因此，很多人强调要给农村学生上升的通道，可问题是，这种改变“命运”是和学生升学、获得学历，再用学历去敲响“命运之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精英教育时代是行得通的，能上大学的学生比例很小，因此，读书、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更贴切地说，是“升学改变命运”。而在大众教育时代，这却难以行得通，就是眼下，中国 18 — 22 岁的同龄学生中，已有 34.5% 的可以上大学，其中相当比例的大学生，注定不可能从事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所谓“精英”工作，读完大学后，很可能和高中毕业甚至初中毕业的学生一起抢工作。再强调读书升学的价值，知识的无力感会更强，直至出现“读书无用论”，只有强调知识改变生活、完善人生价值，就是不能升学，读书也会有价值。这就需要反思中国现在形成的升学教育模式。总体而言，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围绕升学设计的，学生从小学学习的知识，就在准备未来的中、高考。具体特点是，除中、高考科目之外的科目学习都被边缘化，生活教育、生存教育、心理教育这些对学生来说十分重要的教育都不被重视。升学教育模式之下，读完书能升学，就算成功，而读完书不能升学、考上大学，就会被视为失败———“书白读了”——— 以前是考上专科学校，在农村也被视为“鲤鱼跳龙门”，现在，则要至少考上二本 ( 甚至一本 ) 院校，才被视为“考上大学”，而能考上一本的学生，在每年的全国高考生中不到 10% ，农村地区则更低。如果上重点大学才能改变命运，那其余的学生怎么办？另外，由于在求学期间只顾学习升学的知识，而没有学习、掌握生活所需的技能，这些学生的就业十分艰难，如果没有上二本以上的学校，很多学生就觉得前途灰暗。只有打破升学教育模式，让基础教育不只是围着升学转，而是在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以培养自食其力、能改变完善自身生活的劳动者为目标，重新构建升学考试制度、人才评价体系、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内容，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重视生活教育、生存教育、人格教育，知识的无力感才会消除——— 这些知识不只是派升学的用场，而是服务于每个受教育者的生活、成长，对于农村来说，这也是改变农村的根本力量，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让农村成为青年人的事业舞台，而不是每年一度春节回去看看的一个被荒芜的地方。 ( 作者系教育学者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在《 南方都市报 》上自称“ 教育学者 ”令人啼笑皆非。文章的缺憾是文不对题，答案似是而非，远水不解近渴。抱怨的病毒蔓延。恐怕只有熊丙奇之流才有此拙笔。恐怕只有《南方都市报》才发表如此酸腐的文章。 立论 “知识无力感如何消除”， 答案或可以正面释义：第一、应当不断学习，加大知识含量，克服知识恐慌。第二、应当使所学知识有的放矢，用对方向，用对地方。第三、知识分子应当密切合作，最大限度释放知识能量。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不可能是“学者”。主要原因是： 第一、熊丙奇没有“学者”基础。熊丙奇四川省资中县人， 1972 年 7 月出生， 1990 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1994 年毕业留校任行政工作。没有出国留学经历。 第二、熊丙奇没有“学者”岗位。熊丙奇 1994 年参加工作以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 2009 年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熊丙奇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学术岗位。 第三、熊丙奇没有“学者”职称。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熊丙奇晋升新闻出版专业职称。熊丙奇先后两次不无遗憾的在博客里解释》“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第四、熊丙奇没有“学者”风度。学者通常胸怀宽广。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熊丙奇“小肚鸡肠”。芝麻点的小事，熊丙奇也能唠叨许多抱怨文字。 第五、熊丙奇没有“学者”常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发达国家模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跟在资本主义国家屁股后头亦步亦趋。熊丙奇企图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改造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愚不可及。 如果熊丙奇相当“学者”，请补齐短板，去掉恶习。请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们投票表决一次。 如果熊丙奇坚信自己有“学者”价值，可以采用网上销售方式待价而沽。起拍价为 1 元，看哪个单位接收 ( 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熊丙奇的人事劳动社保关系？！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有多少愿意配合熊丙奇“自封”的？有多少愿意“吹捧”熊丙奇的？恐怕越来越少喽。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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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7 13:20
《南方都市报》发表上海公民熊丙奇的奇谈怪论是谁的问题？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教授，多指在大学或社区学院中执教的资深教师与研究员，但教授与研究员是有区别的。教授有教课的任务，而研究员则没有。教授为大学教师职称的最高级别。 《现代汉语词典》第 1468 页解释，职务：工作中所规定担任的事情。 《百度百科》解释，职称最初源于职务名称，理论上职称是指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以及成就的等级称号，是反映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就学术而言，它具有学衔的性质；就专业技术水平而言，它具有岗位的性质。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何种专业技术职称，表明他具有何种学术水平或从事何种工作岗位，象征着一定的身份。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问题专家”，不求甚解，不懂装懂，装腔作势，炒作“职务”与“职称”的概念，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歪理邪说《熊丙奇：教授应该是职务而不是职称》。举证如下： 2012 年 05 月 14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教授应该是职务而不是职称》：最近，两起围绕教授职称评审的事件，让大学职称评审再次引起社会关注。不少专家建言，大学要改革职称评审，尤其是调整教授评审的标准，要重视教育教学，而不是单纯看论文、经费等数据。但在笔者看来，高校职称评审的乱象，就出在“职称”上，教授不是“职称”，而应该是职务。把本应该是职务的教授按照“职称”进行评审，实质将职称作为一种行政许可，教授评审的异化也就不可避免。去年我曾和一名高职院校的校长交谈，他问我，“我这所学校，可不可以设立教授岗位，自主聘请自认为达到教授水平的教授？这个人在我这所学校是教授，离开我这所学校，到其他学校是不是教授，由其他学校决定。”我无法回答这名校长，因为我知道，按照现行的规定，这所学校是没有权力自己评审教授的，本校的教师要评教授，必须递交申报材料，到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这是这所学校校长最不满之处，他认为评职称那一套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全没有关系，很多人把精力用到评职称上，弄出一堆没用的垃圾文章，再四处托人交版面费发表，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这样被弄废了，还不如让他们踏踏实实搞教学，做点教育教学研究实在———而在国外，这是一个学校最基本的自主权，教授是本校设置的岗位而已，在岗是教授，不在岗也就不是教授了。我还了解到一所大学的学院，在推进一项人事制度改革，叫“院聘教授”。其操作是，本院教授聘任委员会看中了某个人，认为其有能力担任本院的教授，就将其聘为教授，给教授的薪酬，而这个人，在学校范围内，还不能称为教授，因为学校评教授，要一道道程序，先参加职称英语考试、再过中评委、高评委，通过评审后，获得教授资格。很多“院聘教授”对教授评审不屑一顾，可学校职称委员会认为“院聘教授”长不了，设置各种障碍，限制教育和学术活动。将教授作为职称，是我国采取行政管理方式管理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具体措施。按照职称评审的操作，教授被彻底地“行政化”，首先，不管你情不情愿，再有意见，也得参加职称英语等基础测试，过不了这一关，后面都免谈；其次，你想要评审成功，就必须按照评审的条件，发表多少论文、出多少图书，申请多少课题，获得多少经费，这些无一不是功利化的学术指标；再次，在现实环境中，公关是少不了的，评委们由于并不是教授们投票选出，所以，评价时不会有什么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只有利益标准和亲疏标准。由此可见，一个职称评审，“评出”多长的利益链，影响到多少人的饭碗。这样评出来的教授，由于具有行政许可性质，因此，能上不能下，这造成教授退出的困难，同时由于教授成为一种身份，且与各种待遇直接挂钩，引得大家争抢，几乎“性命攸关”，也带来流动的困难，在一所学校是教授，到了另一所学校完全可能是副教授，这在国外大学并不是问题，可在我国大学，却很难。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学校也在尝试进行教授评聘改革，其中比较典型的做法是评、聘分开，意图治理教授职称评审中的一些问题，可这种改革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评高于聘，所谓评、聘分开，是指职称评审委员会评资格，获得教授资格之后由具体单位聘任，其中评是聘的前提条件，这种做法，本想改变评聘不分的问题，但在操作中，评实际代替了聘，评上也就聘上，还是评聘不分；其二，聘任委员会通常由行政人员组成，这就带来行政权和学术权不分的问题，近年来我国一些大学教授沦为“学术民工”，就是由于一年一考核的“新评价机制”所致，而在国外大学，实行终身教授制度，副教授以上教席，通常就是终身教席，教育教学自主和学术研究自由不会受到外来因素干预，而健全的学术评价环境，促进每个教授有良好的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去做好自己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也许有人担心，教授成了职务之后，教授变得泛滥，问题在于，现在教授是“职称”，不已经泛滥了？另外，每所学校评教授，其形象只有靠自己树立，由社会进行评价，没有什么评审委员会为其背书，当其成为“职务”，学校反过来会珍惜教授的声誉，也由此建立起新的教师聘任、管理体系。让教授从职称回归到职务，一方面要摆脱教授资格的行政许可性质———现在在很多学校，教授人数都被作为是师资队伍建设的一项指标，进而摆脱行政对大学办学 ( 尤其是人事权 ) 的干扰，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每所学校有权根据自己的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需要聘任教授；二要大学内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对于教师的评价、考核这类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应由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负责，行政只是执行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决策。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南方都市报》发表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的奇谈怪论是谁的问题？ 查有关文件资料，可以得知有关“教授”职称、职务的历史演变过程。 第一、 1980 年 8 月 14 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关于确定和晋升科技管理干部技术职称的意见》 ：加速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科技管理队伍，按照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来进行管理，这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改革干部队伍结构，加强和改善党对科学技术工作领导的一项组织保证。对科技管理干部授予技术职称，是建设这支队伍的措施之一。 1980 年 8 月，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实验技术人员技术职称试行办法》的通知【 (80) 国科干字 203 号、 (80) 教干字 060 号】： 1979 年 3 月，教育部 (79) 教政字 003 号《关于高等学校实验技术人员职务名称确定与提升的暂行规定》，自即日起撤销。已按该文件精神确定为技术员、实验员职称者，如符合《高等学校实验技术人员技术职称试行办法》规定标准的，分别改称助理工程师、技术员；教授、副教授改称高级工程师。目前尚不符合规定标准要求的，暂保留原有职称。 1983 年 3 月 17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教育管理干部评定各级职称的考核标准 ( 试行 ) 》：高等学校各级从事教学等业务管理工作的干部，凡具有高等学校本科毕业学历或同等学力的，评定相应的教师职称，但在统计报表、档案材料、工作证明中应注明“教育管理”，以与专职教师相区别。在待遇上，科员同助教，正副科级干部同讲师，正副处级干部同副教授；个别正处级干部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可同教授。如果普通民众不知道教授是职称，有情可原。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没弄明白，玷污了“专家”称谓。媒体编辑乃至编辑部主任没弄明白，可以查阅资料弄明白。 第二、 1986 年 3 月 3 日 ，国家教委、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第二条高等学校教师职务是根据学校所承担的教学、科学研究等任务设置的工作岗位。教师职务设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各级职务实行聘任制或任命制，并有明确的职责、任职条件和任期。如果普通民众不知道教授是职务，有情可原。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没弄明白，玷污了“专家”称谓。媒体编辑乃至编辑部主任没弄明白，可以查阅资料弄明白。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 1998 年 8 月 29 日 通过，国家主席令第 7 号公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第四十七条：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职务制度。高等学校教师职务根据学校所承担的教学、科学研究等任务的需要设置。教师职务设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如果普通民众不知道教授是职务，有情可原。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没弄明白，玷污了“专家”称谓。媒体编辑乃至编辑部主任没弄明白，可以查阅资料弄明白。 第四、 1986 年 2 月 18 日，国务院关于发布《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的通知 ( 国发 27 号 ) ：“八、已获得职称人员的安排”对于过去已获得职称的人员，原则上应承认他们具备担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条件。 2011 年 9 月 27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扩大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人社厅发〔 2011 〕 96 号）统一职称（职务）等级和名称。初级设员级和助理级；高级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职务）名称依次为三级教师、二级教师、一级教师、高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职务”与“职称”这两个概念，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统一的概念。人们对“教授”一词的理解，几乎属于生活常识。一般民众也不难区分。教授，既可以是职务，也可以是职称。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人区分不开，非要说“ 教授应该是职务而不是职称”， 属于胡搅蛮缠。媒体编辑乃至编辑部主任区分不开，属于装聋作哑。 或许，在中国，只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才说出“ 教授应该是职务而不是职称”的弱智言论。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行政权不容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是博士，不应当如此弱智。 或许，在中国，只有《南方都市报》才发表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才所说“ 教授应该是职务而不是职称”的弱智言论。 2+2=4 2 × 2=4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记住，发表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文章前应当认真把关，以免闹出笑话，有损媒体社会形象，以免损害公信力。 以上内容约 4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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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6 15:20
我仿佛觉得《南方都市报》是上海市公民熊丙奇的练习册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3 年 11 月 10 日 ，《北京晨报》《中国 35 年培养硕士 420 万人博士 50 万人》：据新华社电 2013 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法学） 9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黄宝印在论坛上介绍，实施研究生教育 35 年来，已培养 420 万名硕士、 50 万名博士，近 500 万名高学历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就是全国 50 万名博士中的一员。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初步掌握了写关于教育方面的时评文章的技巧，把《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当作练习册，像涂鸦一般诙谐。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16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选拔去行政化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 15 日上午，北京大学举行全校教师干部大会。林建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免去王恩哥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对于林建华担任北大校长，舆论普遍关注两点，一是林不是院士，此前 4 任北大校长都是院士；二是王恩哥成为蔡元培后，任职最短的一届北大校长，自 2013 年 3 月接替周其凤后，他在任时间不足两年。这两点放在一起，前者传递出校长职业化的信息———按管理学校的能力选拔校长，而非按学术能力选拔校长；后者却有些背离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在校长岗位上干 2 年就离职，校长任期也太短了，林建华此前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间，甚至比王恩哥还短。这表明，我国正在努力推进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可是，在推进过程中，还没摆脱校长行政化，因此，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并不彻底，有关部门在选拔校长时，还受到行政思维的影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任命“ 985 ”高校校长，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必须是院士，坊间流传“院士出校长，校长出院士”，说的就是这种现象。但这种选拔校长的规定，并不符合校长职业化的要求，对于大学校长来说，选任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社会活动能力，把只懂学术研究不懂教育管理的院士，选拔到校长岗位，这既是对院士本人的浪费，也是对学校管理的不负责。有意思的是，由于有的院士并不愿意放弃学术研究去从事行政管理，有关部门为了说服院士出任校长，一边赞其为担任行政职务作出“牺牲”，一边为其创造条件，允许其一边做行政管理、一边做学术研究，这带来的问题是，行政和学术不分，影响整体的学术风气，在普通师生看来，这是行政权力通吃。院士是最高学术荣誉，还有人曾经把学校校长是不是院士，与学校的地位联系起来———如果校长不是院士，就感觉校长缺乏话语权，学校的地位也低不少。这显然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生态，一来说明我国的管理和学术管理体系，还看等级和头衔；二来说明大学关注的是校长有何身份，而不是他的治校能力。这种情况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后，有所改变，该纲要明确提到，我国要转变ZF管理学校的方式，建立新型的ZF与学校关系，逐渐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校长选拔任命制度。 2011 年年底，教育部开始推进公选校长改革的试点，公选校长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推进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和专业化； 2012 年 2 月，没有院士头衔的陈吉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这被认为是破除了清华、北大校长必须是院士这一不成文的“惯例”，朝校长职业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具体有两个做法，一是对校长实行任期制，明确要求一名校长在校长岗位上不得连续干 2 个以上的任期，并提出明确的年龄限制；二是对校长进行轮换，校长从一个学校校长岗位转任另一所大学。从管理干部角度，这并无不妥，这可防止校长在一个岗位呆得过久，形成自己的势力，滥用权力，但是从校长职业化角度来说，如果校长任期过短是会有一定问题的。只有坚定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推进校长公选，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才会首先按教育家，而不是按官员选拔校长，也才会真正做到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 ( 作者系教育学者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我仿佛觉得《南方都市报》是上海市公民熊丙奇的练习册。 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时评文章以涉及教育方面的内容为主，由于作者知识有限，就算是从幼儿园写到院士，也仅限于管理表层，挖掘不深，有时基本概念模糊不清，题材也比较单一。主流媒体一般不予采用。但是， 《南方都市报》并不嫌弃。 第二、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时评文章结构比较陈旧。前边有个由头，一般是新闻线索；中间无非是其一、其二、其三“甲乙丙丁”中药铺；结尾是几句套话。字数 1000 字左右。补天窗用。主流媒体一般不予理睬。但是， 《南方都市报》并不挑剔。 第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时评文章多少有点酸腐味道。一般是反对行政主导，错在ZF部门，必须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要去行政化，校长要职业化等陈词滥调，老生常谈。很难上头版头条。主流媒体一般不予看好，但是， 《南方都市报》并不厌烦。 第四、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时评文章缺少名气。一般自称“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提振读者注意力。狐假虎威。拉大旗作虎皮。主流媒体一般不予认可，但是， 《南方都市报》并不忌讳。 有时候，我想喊：熊丙奇，你别把 《南方都市报》当作垃圾桶，啥玩意都往桶里倾倒。请你珍惜爱护《南方都市报》。像《南方都市报》这样发表你破烂文章的媒体屈指可数，甚至是绝无仅有。如果没有《南方都市报》，你的大字报或许没地方贴。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不以为然。他太了解媒体了。 2010 年 6 月 1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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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1 04:49
《南方都市报》“吹捧”上海市公民熊丙奇举一反三不遗余力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为“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评论。《南方都市报》为熊丙奇设了专栏。 《南方都市报》吹捧上海市公民熊丙奇举一反三不遗余力。仅举几例。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09 年《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大学的“为我所用”人才观》：近日，网上一个题为《武汉大学对待功勋教授果真寡情薄义》的帖子称，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博士两年前患上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然而武汉大学今年竟派员到他病床前，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武汉大学宣传部门负责人 11 月 16 日 表示，确有与张在元教授终止合同一事，但网上内容片面，过度夸张。上述场景，确实有些“夸张”——— 但不知是网友的表述夸张，还是学校的做法确实夸张：对于一个病重的教授，哪怕合同到期，也不至于采取这么“夸张”的方式，在病床前宣布，或可以采取更“人道”的方式，告诉他的家人。对于这则消息，我想，接下来很多评论，将把武大对待病重教授的态度，和普林斯顿对待纳什联系起来——— 普林斯顿大学曾宽容地让长年患幻觉症的数学家纳什在那里生活了 30 年，给予他巨大的爱护。而最后，纳什恢复了健康，并且获得了 199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学要有大气、大爱，这样的论述已经很多了。将武大与普林斯顿大学一比，高下即现。但是，我更想说的是，这一件事反映出当下大学的另一个困境：引进人才的使用与管理。从武汉大学校方作出的《关于张在元教授终止合同问题的情况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张在元教授只是武大的兼职教授，按现在高校流行说法，是“柔性引进人才”，其人事档案关系不在学校，亦不享受校内教职工住房及公费医疗等福利。因此，按照聘用合同，武汉大学对张教授已经“不错了”：校方解释是， 2006 年，张教授重病入院后，虽然长期不能在岗工作，学校仍旧按原合同约定继续发放其薪酬用于其医疗和家属生活。对于这一次引进人才，武汉大学可能一直后悔“亏了”，人才刚引进不久，就生病“长期不能在岗工作”。也有一些网友，赞成武大的做法，总不可能由大学一直养“功勋教授”，法律也会支持武汉大学按合同办事。按照高校人才引进的目的来说，确实如此，因为引进人才，是“不为所有，但为所用”，你现在派不上用场了，当然也就没有价值了。但是，当一所大学要朝更高水平发展时，这样的“不为所有，但为所用”则注定了人才管理的短视与功利思维。分析近年来高校的人才引进，“功利”无所不在：看重“引进人才”的人脉资源，以期帮学校获得在各种评审、评奖中的话语权；看重“引进人才”的学术江湖地位，以期在课题申请、项目立项中，得到更优秀的表现；看重“引进人才”正在做的学术研究，以期望在很短时间中，就增加学校在这一学科领域发表高质量论文的数量……这样的“为我所用”，由于学校只在乎对方的人脉资源、江湖地位、在其他机构的成果，而不注重人才与学校环境的融合，不关心人才究竟在本校起到怎样实质的作用，很有可能当对方这些资源用光或者利益分配出现冲突之后，而走向“一拍两散”的结局。国外大学的终身教授制度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为我所有”。对于教授而言，终身教授制度意味着，学校没有充足的理由不可随意解聘教授，教授由此不受经济、研究方向、研究成果的影响，可以有教育自主权和学术研究自主权；而对于学校而言，则把教授真正作为发展大学的宝贵资源，尊重教授，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为教授服务。简单地说，就是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以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来评价教授的教育与学术贡献，促进教授做高水平学术研究。我国高校现在还普遍实行 ( 甚至推广 ) 对教授的合同聘任，一年一考核，以考核结果兑现工资，美其名曰是为了让教授们勤奋、不偷懒，但在这样的指标学术、功利学术之下，只见一批“学术民工”，却难见学术的从容。在这样的考核指标之下，教授们确实是不敢生病的。对于全职教授尚且如此，何况“为我所用”的兼职教授呢？武汉大学的声明说得条条是理，按照表格管理、指标管理来说，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是，以这样的管理思路来发展大学，不是在办大学，而是在办一个加工厂。如何以建真正的大学的理念，来规划学校的教师资源建设，这是比空说“大气”、“大爱”更现实的问题。没有这些，“大爱”、“大气”将止于空谈。 (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是民办非盈利机构，没有行政级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就是一个普通员工而已。】 2013 年 7 月 18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政府发展大学不要在意排名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加强高校“四重”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18 年，广东省高校在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在重点学科、重点人才、重点平台、重大科研项目等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有 1-2 所高校综合实力排名进入全国前 5 名，有 4-6 所高校综合实力排名进入全国同类院校前 5 名，高等教育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广东省教育部门希望提高高校办学水平的急切心情可以理解，可直接提出进全国前 5 之类的目标，也未免太功利了一点，这只会加剧教育的行政化、功利化，而不利于目标的实现。综合实力进全国第 5 ，这是依据哪一个排行榜？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行政评价要退出高等教育评价领域，因此，中国不可能有官方的大学综合实力榜出台，如此，只有依据民间排行榜了。可对于民间排行榜，近年来舆论诟病颇多，认为民间排行榜大多缺乏公信力，选择的指标不科学、数据也不客观。总体看来，这些排行榜，关注的是大学的规模，包括招生规模、教师规模、发表论文数量、成果数量等；另外，还存在花钱买排名的钱名交易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教育部门却提出要打进前 5 ，有教育人士就调侃道，有两种办法，一是将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合并，如果合并之后还进不了，再把华南农业大学等校也合并进去，直到进入前 5 ；二是搞定某个排行榜制作机构，把学校的排名弄上去。事实上，中国一些大学在某些排行榜上表现不错，就是靠的这两条“办法”。对于大学排名，理性的大学办学者都已经明确表示，不能成为“排行榜中的大学”，大学不能盯着排行榜办学，否则会迷失自己。很显然，广东省教育部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想着把大学办为排行榜中的大学。这对发展高等教育来说是很危险的。首先，大学在政府部门的要求之下，很可能办一些自己并不愿意办的学科、专业，而是完全按照排行榜的指标办学，这就不是学校在办学，而是政府在办学了，会加剧学校的行政化和功利化色彩。有意思的是，广东同时发布了有关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意见，称要把招生自主权、专业设置自主权等交给大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次，政府发展高等教育，关键在于给学校创造良好的办学环境，而不是追求学校办学的座次。这是教育锦标主义思想，会把办学资源集中在少数学校，并给予重点打造的学校政策优惠，这就制造了学校间的不平等竞争，反而不利于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由政府计划打造出来的，而都是通过自主办学和市场竞争生长出来的。其实，广东的这种做法，并非其独有。近年来，中国不少省市在发展高等教育时都提出了类似的目标，可以说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表明很多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思路还停留在传统的行政计划思路，追求的也是功利化的办学政绩。要提高高等教育水平，需要政府积极作为，但不是乱作为。政府的积极作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依法保障高等教育的投入，这需要转变目前由行政主导的教育拨款方式，建立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定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拨款，防止政府以教育拨款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以及以各种理由拖延拨款。二是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推进学校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具体包括，成立代表广泛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办学决策；推进校长公开遴选，实行校长职业化；发挥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作用，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简而言之，就是建立“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一流大学将很快出现。香港地区高校的发展经验值得广东借鉴，港校过去 20 多年的发展令人注目，就得益于现代大学制度。深圳在举办南科大时曾明确提到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模式，遗憾的是，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借鉴完全走调，自主办学、学术自治在南科大的改革探索很难推进，对于一所新建的大学来说，改革遭遇的困境都是如此，况何一些传统老校呢？广东真要提高高校的办学水平，必须拿出改革的勇气和实际行动。 ( 作者系教育专家 ) 2013 年 12 月 2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2014 年能成为真正的教改年吗 ？》： 临近岁末，有媒体盘点一年的教育改革，称 2013 年是教改年。有意思的是，媒体列出的教改恰是 13 项，包括异地高考破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考改革，文理不分科、英语科目一年多次考；研究生实行收费改革，建立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取消研究生报考年龄限制；六高校发布大学章程；教育部发布 10 条减负禁令；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制度，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等等。我不清楚媒体是用何标准来评价改革的。上述教改内容，有的属于对 2012 年改革措施的落实，且落实得并不彻底，比如异地高考，有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在 2013 年开放异地高考，但总共报考人数仅 5000 人，异地高考矛盾突出的北京、上海、广东，开放的门槛很高，其中，公众期盼的北京异地高考只开放了高职，没有涉及本科。有的仅属于改革设想或未来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实施，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高考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制度改革，北京从 2016 年开始实施的高考改革方案。考虑到 2010 年国家发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曾提出全面教改的举措，可过去三年中，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教改行动，大家是应该对纸面上的改革思路抱谨慎态度的，至于北京的高考改革方案，从改革角度分析，并没有触及考试招生分离的实质，仅仅是科目与分值调整，就是落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改革。具有同样性质的“改革”，还有研究生收费改革、建立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颁布减负令、制定大学章程等，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减轻学生负担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研究生收费改革应该是整体培养机制改革的一部分，而整体培养机制改革的核心是健全导师制，而完善导师制，根本在建立“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制订大学章程可视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重要举措，这样的章程应该通过立法机构讨论、审议，界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 ( 明确学校办学自主权 ) ，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 ( 做到学术自治、教授治校 ) ，可我国大学章程的制订却由行政部门主导，学校行政制订，再交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很难成为大学依法治校的宪章，极有可能只是摆设。减负令和师德处罚规定，也可能有同样的命运。导致基础教育学生负担重的原因是义务教育不均衡以及中高考实行单一的分数评价，不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不进行打破单一分数评价体系的中高考改革，发减负令最多能起到的效果是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家长和学生的负担和焦虑反而加重。另外，目前被教育部门视为“师德”的问题，说到底是法律问题，包括教师体罚、变相体罚学生，利用职务之便谋求利益等，将法律问题采取师德方式处理，必然是治标不治本。客观而言， 2013 年中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教改。判断教改是否有实质、动真格，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放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利是否增加。综观 2013 年的教育“改革”，有哪一项是政府教育部门切实放权的？能说得上的，恐怕只有取消研究生报考的年龄限制，但其实，设置报考年龄限制本就不合理。离开分析政府部门的权力和受教育者权利来评价改革，只会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也会使改革做表面和形式主义文章。对于我国教育改革来说，实质性的教改，一是教招考分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二是管评办分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这两方面教改都要求行政放权。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提到，改革的核心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这是对教改的清晰认识。但教改一落到现实，就变得很不清晰，这是因为放权改革，必定遭遇既得利益阻力。在既得利益阻挠下，大家期待 2011 年成为教改年的心愿落空——— 2010 年颁布教育规划纲要， 2011 年启动该是顺理成章，此后连续几年，舆论都高度关注教改，可进入大家视野的却是教育“老大难”问题依旧，择校热高热不退、学生负担沉重、校园暴力事件频频、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高发。把不是教改的举措定义为教改，可以看到社会对教改的渴求，但这时更需要有对教改的理性认识，不能把教改演变为行为艺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2014 年能否成为真正的教改年，对教改的走向极为关键，可以说， 2010 年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曾激发社会的教改热情，三年不尽如人意的教改实践，已影响大家的教改信心，今年教改的热情又被唤醒，不应该再让大家的期待变成空。 ( 作者系知名教育问题专家 ) 【注：中国有一个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的人，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由于独一无二，所以“知名”。】 2014 年 6 月 3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混乱的教育逻辑 》：去年以辽宁文科状元身份被港大录取的刘丁宁，在复读一年之后，再次参加高考重夺状元，圆了自己的“北大梦”。很多网友赞刘丁宁“彪悍”，让“学渣”们颤抖，并对其选择复读实现自己的梦想表示高度认同。可同样也是网友，却对专门让复读生有更好成绩表现以实现高考梦想的“毛坦厂中学”大加讽刺，质疑其是高考加工厂。如果按照赞扬刘丁宁的逻辑，这所中学也该得到赞扬才是，因为这所中学让复读的学生大幅度提高分数，而那些放弃录取 ( 二本或三本 ) 复读的学生，其表现与刘丁宁有什么不同吗？不得不说，这是混乱的教育逻辑———问题都一样，但却因人 ( 或机构 ) 的身份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似乎复读在“状元”、实现北大梦身上，就变为了美谈，而在普通学生身上，就成为了扭曲。这样混乱的教育逻辑，在今天的教育领域比比皆是。比如，对于“超级中学”，舆论普遍质疑，认为这破坏了教育生态，可是，在谈到一所学校的办学时，舆论又不由自主地把升学率、名校率，包括进北大、清华的数量作为评价这所学校的标准，这不是互相矛盾吗？还比如，对于高考制度，每年到高考之际，大家都会针对高考期间各类荒谬的做法加以质疑，包括批评高考地区不公，可是真要推进高考改革时，舆论又出来捍卫目前的高考制度，认为这是当前最不坏的制度———可高考制度真是最不坏的制度吗？在中国就找不到更好的选择吗？非也！只要政府部门能切实放权，并扩大学生的选择权，更公平、更合理的高考制度完全可以建立。中 国基础教育的根本问题是高考制度问题 ，舆论应聚焦在推进高考制度改革上，但目前，不少人似乎默认一个现实，高考制度改不了，因此，就只有把关注的目光对准具体的学校、具体的个体，把应试教育的问题，推给学校功利办学，以及社会培训机构逐利和家长不理性。认为只要学校和个体改变，在目前的高考制度框架下，应试教育的问题也是可以得到缓解的。不得不说，中国当前的大多学校都存在功利办学的问题，而家长也在择校、送孩子上培训班时多有盲目，但这不是教育严重应试化的根本原因，而是应试教育体系的结果———由于高考采用单一的分数评价选拔学生，因而教育被竞技化和功利化，把所有学生纳入一个分数评价体系评价，低一分也不能录取。再者，这样的选拔体系，还与高等教育的等级化紧密对应。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日益丰富，可高考焦虑却有增无减，除高考制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严重等级化，按目前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 包括国家投入、政策扶持、招生规定等 ) ，高校大致被分为 985 、 211 、一般公办本科、民办院校、独立院校、公办高职高专、民办高职高专等层次，学校在招生录取时被分别列为一本、二本、三本、高职高专批次，这给受教育者和整个社会传递的信息是，学校是被分为三六九等的，要成才就必须考上最高层次的高校。就这样，中国教育形成如下等式：“高分 = 好学校 = 国家优质资源 = 就业竞争中的学历优势”。更进一步说，当前整个教育生态的破坏，就是由这一等式造成的，而破解这一等式，最根本的途径在于消除高等教育的等级化管理体系，以及改革高考评价体系，如果国家的政策导向就是考出高分，进入国家重点投入的重点大学，获得更多教育资源，有着更好的前途，再去责怪家长为何不理性，学校为何搞应试教育，能多大程度改变现实？中国社会很多矛盾的教育观念，就是在根本制度出问题，又找不到出口情况下出现的。比如，人们质疑基础教育的超级中学，却赞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可国家集中经费办少数几所重点大学，惟北大、清华是尊，这不更是对教育生态的破坏吗？超级中学不是高等教育等级化的继续吗？比如，人们一直呼吁高考公平，却对把高校分为一本、二本、三本招生视为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所谓根据批次控制线低一分也不能录取，还被视为高考公平的表现，如果学校都不能平等招生，何来高考公平、教育公平？再比如，平时舆论一直质疑基础教育育分不育人，可每到高考，对“状元”的炒作却又极为狂热。整体看来，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人格分裂，在某些时候高喊大道理，以表示自身的正确，可在另外一些时候 ( 尤其是涉及切身利益的时候 ) ，又完全采用现实的功利主义原则。标准不同、原则不用，逻辑也就混乱。分析教育问题，必须针对其核心实质，应试教育的根在评价制度，不改革评价制度，要求学校个体改变，只是良好的意愿。 中国教育生态的破坏，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国家对教育的等级化管理 ，尤其是各类行政计划、工程把高等教育分为各种等级、层次，并带动形成超级中学、重点高中、重点初中、重点小学、名幼儿园这一教育食物链。近年来，纵有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置重点校、重点班，可各地依旧有重点校、重点班，根源就在食物链的最上层。只有彻底取消各类行政性计划、工程，从政府层面消除教育等级，不再搞什么 985 工程、 211 工程，才能给治理基础教育生态带来良好的环境。 ( 作者系教育学者 )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以“ 教育学者” 名义诟病“ 中国教育生态” ，就是诋毁中国政府 】 2014 年 11 月 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构建外语能力测评体系 关键在考试社会化改革》： 10 月 30 日 ，“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启动会暨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研制总体方案论证会”在京召开，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将研制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此举将改变当前外语教学与评价脱节、外语考试众多但各自为政的现状，意味着英语能力测试将有“国标”。据介绍，教育部将成立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和工作协调小组，体系建设预计于 2017 年初步完成。 ( 《人民日报》 10 月 31 日 ) 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类外语考试，就因行政主导，而使考试发生异化。 在高考中，外语是重要的高考科目，因此外语学习，演变为应试外语，考生学习外语，重要的目的是考出高的外语分数，而且，由于一次高考的成绩派一次集中录取用场，因此，每参加一次高考，就要重新考一次外语。考研与高考类似，不同的是，考研还专门提出外语单科成绩要求，达不到单科成绩要求，就会被挡在复试大门之外。大学四六级外语考试，是目前仅存的对全国大学生进行的科目统考，也正是由于如此，很多学校特别在乎学生参加四六级考试的成绩，有的还把学生的学位证书与四六级考试成绩挂钩，学生花了很多时间学外语，可到头来却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职称外语考试，从根本上说，成为了一道由行政设置的资格门槛，而围绕职称外语考试，已经形成从出版到培训再到考务的利益链。以上这些外语考试，共同的出路就是社会化，由社会中介机构组织考试，相关机构 ( 学校和用人单位 ) 自主认可，考生则根据自己申请的学校 ( 应聘的机构 ) 自主选择参加，如此，才能摆脱学习外语的应试倾向，同时也促进考试的竞争，提高考试评价质量。如果实行考试社会化，机构自主认可，那么，在申请大学时，有大学有的专业就可能不提出外语的要求，有大学则提出较高的外语成绩要求，还有的大学可直接认可 SA T 之类的社会化考试成绩。目前的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似乎没有涉及考试社会化的内容，反而有进一步强调行政主导的意图，因此，就是建立起统一的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学生要高考，必须考高考英语，大学要毕业，必须参加大学英语等级考，要考研，还必须参加研究生英语测试。因为高考实行集中录取，英语是计入高考总分的，每名考生要按总分从高到低排序，这不像美国的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学生可以据其社会化的考试评价成绩，自主申请大学，大学独立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招生标准对申请者进行综合评价。我国在设想高考改革时，也提到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考试，但这只是增加外语考试的次数，调整外语考试的时间，考试还是由教育考试部门主导，同时要求各大学必须认可这一成绩，把外语科目 ( 选择最好一次成绩 ) 纳入高考总分，这和真正的由社会机构组织考试评价，由大学自主认可，是完全不同的。只有以推进考试社会化为前提，外语能力测评体系的构建才会有价值，学生可以在高中就自由参加外语测评，并以此作为申请大学的依据以及找工作时对外语能力的评价。如果高考、研究生入学考、四六级考、职称外语考都被确定为资格考，调整之后的等级测试，也对应于高考、研究生入学考、四六级考、职称外语考，那么，这只是换汤不换药，我国的考生将无法摆脱繁杂的英语考试，英语的教学，也无法走出应试模式。总体看来，我国所有的考试，都面临着从资格考，转变为评价考的改革，尤其是学生升学考试，只有把考试的功能从资格考转变为评价考，才能让考试为评价教学服务，以及为招生机构提供人才评价服务，而不是成为教学的指挥棒。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以“ 教育问题专家” 名义给自己涂脂抹粉。】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南方都市报》吹捧上海市公民熊丙奇举一反三不遗余力。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觉得脸上无光，自封为“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欺世盗名， 《南方都市报》积极回应。全面认可熊丙奇的自吹自擂，甚至在 “教育问题专家”后面加上知名二字，称谓“ 知名教育问题专家” 。吹捧几乎到了极限。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教师资格证书，连教师也不是，更不是教授。熊丙奇能是“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吗？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谈论教育问题，充其量是一般评论员水准。远未达到“专家”程度。 以上内容约 9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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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3 04:51
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上自称“教育专家”大言不惭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专家，指在学术、技艺等方面有专门技能或专业全面知识的人；特别精通某一学科或某项技艺的有较高造诣的专业人士。 《百度百科》解释，中国教育专家网是国内第一家提供教育专家邀请服务的专业机构，致力于将培训资讯与专家服务相结合，为社会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服务。中国教育专家网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的高等学府，整合各种资源，努力打造国内教育培训第一品牌。 2005 年 9 月 28 日 ，新华网（记者吕诺）《教育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成立》：一个对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研究、咨询、评价和指导的专家组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２８日宣告成立。２５位长期从事心理科学和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咨询和研究以及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专家作为委员会成员，将在教育部领导下，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设和发展。 2011 年 3 月 22 日 ，人民网·天津视窗《天津师大教授受聘教育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日前，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调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院长沈德立教授再次被教育部聘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心理与行为研究院临床心理学研究所所长梁宝勇教授再次被教育部聘为该委员会秘书长。 3 月 18 日 ，教育部召开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全体委员会议，副部长杜玉波向各位受聘专家颁发了聘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是由教育部领导的，对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研究、咨询、评价和指导的专家组织。该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为天津、北京、上海三直辖市的教育工委副书记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成员包括有关省市的教育工委领导和北大、清华、北航、同济等相关院校的书记、校长以及全国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专家教授共 37 人。 2012 年 7 月 6 日 ，《中国教育报》《教育部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教育部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出席会议，向各位委员颁发聘书并发表讲话。主任委员：张民生　副主任委员：朱慕菊、虞永平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于立岿、王化敏、王小英、王芳、王菊兰、尹坚勤、冯晓霞、宁征、刘焱、刘占兰、华爱华、朱小娟、李季湄、何幼华、张海凤、宋丽玲、庞丽娟、周兢、周欣、郑健成、赵洁珺、侯莉敏、郭宗莉、黄琼、崔利玲、程秀兰、鄢超云　秘书长：姜瑾　 2013 年 01 月 09 日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师大张守臣教授被聘为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近日，经各级推荐和选拔，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学科带头人张守臣教授被聘为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任期为 2013 至 2016 年。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共在全国聘请 40 名专家担任委员，黑龙江省仅有张守臣教授一人获此殊荣。 2014 年 3 月 20 日 ，《中国教育报》 ( 记者 刘博智 ) 《教育部教育装备专家指导委员会成立》： 3 月 18 日 ，教育部教育装备工作领导小组在京召开教育部教育装备专家指导委员会暨教育装备协同创新研究机构成立大会。教育部教育装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出席会议。 读五年以上新闻，读者可以看出，教育部为教育专家发了聘书。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专业职称是编审（不是教授），先后两次在博客坦言“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教育部或省级教育行政机关办法的教育专家证书或聘书。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先后不少于三次在 在《南方都市报》上自称“教育专家”。举证如下： 2012 年 11 月 16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青年学者的学术困境 》：近日，中科院数学所一名导师在科学网上发博客“控诉”自己学生对科研的背叛。这名学生放弃在导师看来很有潜力的学术研究，转投到北京一所中学当教师，令他十分痛心。他在博文中写道，一天，他突然跟我说，毕业后他想去银行，或者到中学当教师。他还告诉我，他已经考过会计师。我大吃一惊，但以为是年轻人一时头脑发热。几次争辩后，我甚至义正辞严地对他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但学生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背叛科研”，导师这样的“定性”太情绪化了。没有人能安排别人的命运，每个人都有选择是从事科研还是去做其他工作的自由，这谈不上“背叛”。而这名青年学者放弃科研，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则反映出这其中的严重不正常，这有两方面问题，一是大学和大学教授们还以道德视角来看待科研，而不是尊重年轻人的选择；二是对于科研环境，社会弥漫着失望情绪，这名科研苗子的放弃再次触痛了公众的“脆弱神经”。在笔者看来，科研环境的恶化，某种程度就在于没有从年轻人的学术成长角度来关心他们的发展，给他们平等的学术发展空间，而是空谈科研理想和道德。不是这名青年背叛科研，而是科研背叛了学术尊严。或许这名导师确实爱才，觉得出一名科研苗子实在太难得，可他是否想过，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名学生做出放弃科研的选择？虽然这名导师自称曾对学生说：“我既不要你跟我做，也不要你做与我有关的题目。但你天生就是做科研的材料，不能自暴自弃。”但不容否认的现实是，有相当一部分教授是把学生当成“打工仔”的。此前就爆出过因学生选择出国留学而不选择呆在国内课题组，结果导致导师、学生反目成仇的新闻。这给人的感觉是，导师此前对学生的千般好，都是为了他来日为本人所在课题组做出贡献。而作为育人的机构，培养的人才，是应该为全社会所用的。在大学里，青年教师处于学术最底层，他们做最辛苦的研究，可是，却很难以第一申请者去申请课题，做出科研成果之后，也很难署名为第一作者，他们所需要做的是，在年轻时默默为导师、课题负责人作“嫁衣”，等待媳妇熬成婆，才能出人头地，同时在自己身上上演以前导师的故事。这种由导师出面张罗课题、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一心研究写论文，把课题组打造成制造“学术成果”流水线的模式，是很令年轻教师和学生对学术失望的，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学术利益，而非对学术的执着追求，进而也就容易放弃学术理想。也许在导师看来，这是他们自毁前程，可是，站在学生角度，说不定他们认为自己终于逃脱这种令人万分失望的学术环境，不再以学术为名干着利益交换的勾当是种解脱呢。这很大程度上是科研管理行政化、功利化的结果。由行政主导的科研资源配置体系，首先往往看重学者的头衔、身份，而不是一名学生的真实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这名导师也对自己进行了反思，在所有反思的内容中，我认同他的如下意见，“虽然近年来国家对教育与科研的经费投入不断增加，但目前高校与科技机构经费分配极不合理……国家应当更多关心那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小博士’们的疾苦，给他们创造安心工作的条件，他们才是科研的主力。”早在 2007 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上发表科技论文最多的国家，但这些论文有相当部分是为了应付评审职称、完成考核、对付课题验收的垃圾论文，几乎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甚至被一些院士也斥为“垃圾”。要改变这种现象，不能再给学生谈学术理想的大道理，而应该切实推进制度改革，建立以学术管理、教育管理为本的现代学校制度和现代科研制度，坚持以学术标准评价学者贡献，以学术原则处理学术问题。 ( 作者系教育专家 ) 2013 年 7 月 18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政府发展大学不要在意排名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加强高校“四重”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18 年，广东省高校在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在重点学科、重点人才、重点平台、重大科研项目等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有 1-2 所高校综合实力排名进入全国前 5 名，有 4-6 所高校综合实力排名进入全国同类院校前 5 名，高等教育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广东省教育部门希望提高高校办学水平的急切心情可以理解，可直接提出进全国前 5 之类的目标，也未免太功利了一点，这只会加剧教育的行政化、功利化，而不利于目标的实现。综合实力进全国第 5 ，这是依据哪一个排行榜？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行政评价要退出高等教育评价领域，因此，中国不可能有官方的大学综合实力榜出台，如此，只有依据民间排行榜了。可对于民间排行榜，近年来舆论诟病颇多，认为民间排行榜大多缺乏公信力，选择的指标不科学、数据也不客观。总体看来，这些排行榜，关注的是大学的规模，包括招生规模、教师规模、发表论文数量、成果数量等；另外，还存在花钱买排名的钱名交易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教育部门却提出要打进前 5 ，有教育人士就调侃道，有两种办法，一是将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合并，如果合并之后还进不了，再把华南农业大学等校也合并进去，直到进入前 5 ；二是搞定某个排行榜制作机构，把学校的排名弄上去。事实上，中国一些大学在某些排行榜上表现不错，就是靠的这两条“办法”。对于大学排名，理性的大学办学者都已经明确表示，不能成为“排行榜中的大学”，大学不能盯着排行榜办学，否则会迷失自己。很显然，广东省教育部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想着把大学办为排行榜中的大学。这对发展高等教育来说是很危险的。首先，大学在政府部门的要求之下，很可能办一些自己并不愿意办的学科、专业，而是完全按照排行榜的指标办学，这就不是学校在办学，而是政府在办学了，会加剧学校的行政化和功利化色彩。有意思的是，广东同时发布了有关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意见，称要把招生自主权、专业设置自主权等交给大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次，政府发展高等教育，关键在于给学校创造良好的办学环境，而不是追求学校办学的座次。这是教育锦标主义思想，会把办学资源集中在少数学校，并给予重点打造的学校政策优惠，这就制造了学校间的不平等竞争，反而不利于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由政府计划打造出来的，而都是通过自主办学和市场竞争生长出来的。其实，广东的这种做法，并非其独有。近年来，中国不少省市在发展高等教育时都提出了类似的目标，可以说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表明很多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思路还停留在传统的行政计划思路，追求的也是功利化的办学政绩。要提高高等教育水平，需要政府积极作为，但不是乱作为。政府的积极作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依法保障高等教育的投入，这需要转变目前由行政主导的教育拨款方式，建立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定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拨款，防止政府以教育拨款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以及以各种理由拖延拨款。二是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推进学校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具体包括，成立代表广泛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办学决策；推进校长公开遴选，实行校长职业化；发挥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作用，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简而言之，就是建立“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一流大学将很快出现。香港地区高校的发展经验值得广东借鉴，港校过去 20 多年的发展令人注目，就得益于现代大学制度。深圳在举办南科大时曾明确提到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模式，遗憾的是，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借鉴完全走调，自主办学、学术自治在南科大的改革探索很难推进，对于一所新建的大学来说，改革遭遇的困境都是如此，况何一些传统老校呢？广东真要提高高校的办学水平，必须拿出改革的勇气和实际行动。 ( 作者系教育专家 ) 2014 年 1 月 30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如何将烟草品牌逐出学校 》：中南海爱心小学、红塔希望小学……近年来，烟草企业通过捐资助学冠名希望小学，今后这种方式将被禁止。 1 月 27 日 ，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加强学校禁烟控烟工作，严禁烟草品牌冠名中小学、幼儿园。禁止烟草品牌冠名学校是有必要的，学生学习生活在以烟草品牌冠名的学校里，很难避免受烟草品牌的影响，不利于培养学生不吸烟的健康习惯。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不履行投入责任，烟草冠名现象将很难从学校消除。中国之所以存在以烟草品牌冠名的学校，源于烟企向教育捐资，建立希望小学之类，而地方政府也为此节省一笔教育投入。从企业行为分析，企业如果捐资助学，不要求有任何回报，这值得赞赏，而如果企业要求回报，比如冠名，也无可厚非。但烟草企业要求冠名，显然与学校形象不符，教育部门和学校是不能以冠名回报烟草企业的。怎样处理这一问题？在笔者看来，根本不应该还有希望小学，依照《义务教育法》，政府有责任保障义务教育投入，希望小学的存在，是政府部门教育投入不足的历史产物。换言之，如果某地还有新建的希望小学，则意味着当地政府没有保障义务教育资源，还利用民间捐资建设校舍，以此推卸政府的投入责任。如果政府履行投入义务，也就不会再出现企业捐建希望小学，由此产生的冠名问题也就不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保障学校校舍建设、日常运行经费的同时，并不排斥社会资金向学校捐赠图书馆、实验室、奖助学金等等，那么，该如何处理捐赠过程中的冠名问题呢？教育部的规定禁止烟草品牌冠名中小学、幼儿园，但并没有禁止冠名校内的图书馆、实验室以及以企业名义捐赠的奖助学金，对此，需要学校建立接受捐资助学的民主决策程序，就是否接受捐赠、捐赠资金的用途、接受捐赠要回报给企业什么，如果企业要求冠名是否同意、冠名期限多久、冠在什么地方等进行讨论，听取师生的意见。学校在冠名问题上，一直遭遇争议和质疑，就与冠名缺乏民主决策程序密切相关，由于一般由行政领导拍板，师生事先不知情，加之捐赠费用开支不透明，有些企业冠名学校没有成为捐资助学美谈，却变为对学校形象的矮化。因此，要规范解决学校冠名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履行投入责任，同时建立学校现代治理结构。中国于 2012 年已实现财政性教育投入达 G D P 的 4% ，教育投入紧张的问题已得到有力缓解，但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还刚起步，由于教育决策缺乏民主程序，基本还由行政领导说了算，偏离教育轨道的问题也就难以根治，行政和利益因素纠缠让本来简单的社会捐赠、校企合作也变得复杂。这是比禁烟草品牌冠名更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 ( 作者系教育专家 ) 2011 年 12 月 16 日 ， 网易教育频道专稿《熊丙奇获年度教育时评家奖 称不想当“劳模”》：“金翼奖” 2011 网易教育年度大选颁奖典礼在中国大饭店举行。 18 个奖项在颁奖典礼上一一揭晓。其中，熊丙奇获得年度 教育时评家 奖。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上自称“教育专家”大言不惭。主要理由是：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没有国家教育行政机关或省级教育行政机关发给的教育专家证书或聘书。“ 教育时评家” 不是 “教育专家” 。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的文章体裁为评论，不属于教育专家的学术论文。内容不够专业。“杂”牌化。 第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的文章写作水平仅为一般新闻评论员水平，给付的稿酬也没有执行千字千元的专家水平。 第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的文章社会影响力不强，难以引起读者重视，只好 用 ( 作者系教育专家 ) 吸引读者眼球。 2015 年 1 月 7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6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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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2 05:16
熊丙奇利用《南方都市报》诟病我国教授聘用制度不合时宜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0 年 6 月 2 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人发〔２０００〕５９号）附件《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是，通过规范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高等学校主管部门与高等学校的职责权限，理顺政事关系，下放管理权限，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为高等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逐步建立符合高等学校特点的学校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政府依法监督、配套措施完善的人事管理新体制；进一步健全高等学校内部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转换人事管理的运行机制，搞活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 ９、进一步强化竞争机制，改革固定用人制度，破除职务终身制和人才单位所有制，按照“ 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 的原则，在高等学校工作人员中全面推行聘用（聘任）制度。学校根据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任务的需要，科学合理地设置教学、科研、管理等各类岗位，明确岗位职责、任职条件、权利义务和聘任期限，按照规定程序对各级各类岗位实行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学校和教职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签订聘用（聘任）合同，确立受法律保护的人事关系。１０、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务聘任制。把教师职务聘任制和教师资格制度结合起来，坚持从具有教师资格的人员中聘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要理顺评审与聘任的关系，淡化“身份”评审，强化岗位聘任。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蓑衣， 利用《南方都市报》诟病我国教授聘用制度。举证如下： 2009 年 11 月 18 日 ，《钱江晚报》据《广州日报》《武大病床前解聘病危教授惹争议》： 16 日，网上一个题为《武汉大学对待功勋教授果真寡情薄义》的帖子称，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博士两年前患上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然而武汉大学今年竟派员到他病床前，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网帖在网上引起很大争论，有网友认为武汉大学此举是狡兔死，走狗烹。武汉大学宣传部向报社发来情况说明，称按照聘用合同约定，张在元的医疗费用应由个人支付，但学校除补贴 16.5 万元，已垫付医疗费用 68.6 余万元。学校表示对张教授的病情深表同情，但建议张教授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关劳动争议问题，出于人道主义，武汉大学仍会尽可能协助张教授渡过难关。【张教授学生发帖：武大对功勋教授寡情薄义】帖子《武汉大学对待功勋教授果真寡情薄义》最先是发在一私人博客上，后来被不断转载至各大论坛。帖子称，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博士是该校建筑系创办人，但两年前得了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然而武汉大学今年竟然派员到他的病床前，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博士宣布：终止他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发帖人表示，他是不忍心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下场竟然如此之惨不忍睹，才发帖求助。帖子最后还留有实名及联系方式。记者电话联系上身在北京的发帖人戚非子，他自称是张在元教授第一届学生。戚非子表示：“虽然他不是直接教我的，但偶尔回来上课或者讲话，经常能给我们以鼓舞，我毕业后与张教授也有私人联系，他对我们学生也算是关怀备至。” 戚非子称，张教授的遭遇是他从张教授夫人处听回来的，“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后，先是觉得学校实在不太人道，然后我们也私下组织了一些毕业的同学，给张教授捐款。”【张教授委托人：危榻前宣布解除合同实难以理解】“当时张教授只有老伴在身边……张教授当时就面色大变，老泪纵横。”随后记者拨打了张在元教授的亲戚兼委托人陈四平。陈四平称，解聘一事发生在 2009 年 4 月 30 日 。“当时张教授只有老伴在身边，学校方面派了人事、组织、学院、校医院 4 个方面的人来过，当着面宣布与张教授解除合同，张教授当时就面色大变，老泪纵横。” 陈四平说：“实际上，张教授当时气管割开，仅靠机器呼吸，属于病危状态，学校在这个时候来宣布解除合同，实在难以理解。”陈四平还称，实际上当时聘任合同还没到期，“但学校为了尽快解除合同，居然擅自更改合同时间。”陈四平还坚称，他手上拥有合同证据，但当记者多次索要电子版副本，陈则表示暂时未能提供。【网友争论：“狡兔死，走狗烹” PK 学校仁至义尽】“狡兔死 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是不少网友的一句话评论。不少网友对于高校人情淡薄，有一番感慨，大旗网友 jessysd ：“作为一个在武大待过四年的人，我觉得很丢人！”也有网友认为，学校尽了自己的责任，不该过分斥责。大旗网友 shire 说：“武汉大学有义务为每个老师养老送终吗？医保去哪里了？要用纳税人的钱养活某‘功勋卓著’的人吗？单位要尽自己分内的义务，个人同样有自己的职责，别什么都往单位头上推。” 2009 年《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大学的“为我所用”人才观 》：近日，网上一个题为《武汉大学对待功勋教授果真寡情薄义》的帖子称，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博士两年前患上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然而武汉大学今年竟派员到他病床前，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武汉大学宣传部门负责人 11 月 16 日 表示，确有与张在元教授终止合同一事，但网上内容片面，过度夸张。上述场景，确实有些“夸张”——— 但不知是网友的表述夸张，还是学校的做法确实夸张：对于一个病重的教授，哪怕合同到期，也不至于采取这么“夸张”的方式，在病床前宣布，或可以采取更“人道”的方式，告诉他的家人。对于这则消息，我想，接下来很多评论，将把武大对待病重教授的态度，和普林斯顿对待纳什联系起来——— 普林斯顿大学曾宽容地让长年患幻觉症的数学家纳什在那里生活了 30 年，给予他巨大的爱护。而最后，纳什恢复了健康，并且获得了 199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学要有大气、大爱，这样的论述已经很多了。将武大与普林斯顿大学一比，高下即现。但是，我更想说的是，这一件事反映出当下大学的另一个困境：引进人才的使用与管理。从武汉大学校方作出的《关于张在元教授终止合同问题的情况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张在元教授只是武大的兼职教授，按现在高校流行说法，是“柔性引进人才”，其人事档案关系不在学校，亦不享受校内教职工住房及公费医疗等福利。因此，按照聘用合同，武汉大学对张教授已经“不错了”：校方解释是， 2006 年，张教授重病入院后，虽然长期不能在岗工作，学校仍旧按原合同约定继续发放其薪酬用于其医疗和家属生活。对于这一次引进人才，武汉大学可能一直后悔“亏了”，人才刚引进不久，就生病“长期不能在岗工作”。也有一些网友，赞成武大的做法，总不可能由大学一直养“功勋教授”，法律也会支持武汉大学按合同办事。按照高校人才引进的目的来说，确实如此，因为引进人才，是“不为所有，但为所用”，你现在派不上用场了，当然也就没有价值了。但是，当一所大学要朝更高水平发展时，这样的“不为所有，但为所用”则注定了人才管理的短视与功利思维。分析近年来高校的人才引进，“功利”无所不在：看重“引进人才”的人脉资源，以期帮学校获得在各种评审、评奖中的话语权；看重“引进人才”的学术江湖地位，以期在课题申请、项目立项中，得到更优秀的表现；看重“引进人才”正在做的学术研究，以期望在很短时间中，就增加学校在这一学科领域发表高质量论文的数量……这样的“为我所用”，由于学校只在乎对方的人脉资源、江湖地位、在其他机构的成果，而不注重人才与学校环境的融合，不关心人才究竟在本校起到怎样实质的作用，很有可能当对方这些资源用光或者利益分配出现冲突之后，而走向“一拍两散”的结局。国外大学的终身教授制度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为我所有”。对于教授而言，终身教授制度意味着，学校没有充足的理由不可随意解聘教授，教授由此不受经济、研究方向、研究成果的影响，可以有教育自主权和学术研究自主权；而对于学校而言，则把教授真正作为发展大学的宝贵资源，尊重教授，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为教授服务。简单地说，就是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以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来评价教授的教育与学术贡献，促进教授做高水平学术研究。 我国高校现在还普遍实行 ( 甚至推广 ) 对教授的合同聘任 ，一年一考核，以考核结果兑现工资，美其名曰是为了让教授们勤奋、不偷懒，但在这样的指标学术、功利学术之下，只见一批“学术民工”，却难见学术的从容。在这样的考核指标之下，教授们确实是不敢生病的。对于全职教授尚且如此，何况“为我所用”的兼职教授呢？武汉大学的声明说得条条是理，按照表格管理、指标管理来说，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是，以这样的管理思路来发展大学，不是在办大学，而是在办一个加工厂。如何以建真正的大学的理念，来规划学校的教师资源建设，这是比空说“大气”、“大爱”更现实的问题。没有这些，“大爱”、“大气”将止于空谈。 (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利用《南方都市报》诟病我国教授聘用制度不合时宜。 第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发表评论的依据是 网上一个题为《武汉大学对待功勋教授果真寡情薄义》的帖子。非官方消息不宜作为立论依据。 第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发表评论的由头是 《武汉大学对待功勋教授果真寡情薄义》。以没有定论的传言为由头 发表评论是非理性的。 第三、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发表评论延伸指向是国家教授聘用制度。对依法实施的制度进行抨击是不明智的表现。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通知（中发〔 2004 〕 19 号）附件《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第二章 党员权利 第七条 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党员有权在党报党刊上参加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组织的关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党员在讨论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应当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得公开发表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相违背的观点和意见。 2010 年 12 月 7 日 ，特训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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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 08:47
熊丙奇企图借助《南方都市报》与政府博弈实属螳臂当车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4 年 08 月 2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8 月 29 日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配套文件，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要充分考虑教育的周期性，提前公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措施，逐步推广。 2014 年 9 月 3 日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 2014 〕 35 号）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作出全面部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明确要求。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考试招生制度不断改进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试招生体系，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对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纵向流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制度总体上符合国情，权威性、公平性社会认可… 按常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确定的事情，需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贯彻执行。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 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 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竟然提出对政府“博弈”。举证如下： 2014 年 9 月 8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新高考改革还缺少最重要的博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此次高考改革有学科博弈、地方博弈、学校博弈、考生博弈，但学校、受教育者和政府行政权力的博弈不足，导致政府放权的改革极少，或者十分模糊。学科博弈体现在文理不分科，以及高考成绩分两部分上。按照方案，考生的高考成绩由“ 3+3 ”组成，前一个“ 3 ”是语数外，后一个“ 3 ”是考生从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6 科中自主选择 3 个科目的成绩，计入高考总分。如果高校在录取时，可由学校自选 3 门科目，那意味着高中将消除之前的副科，学生可自由组合自己的高考科目。这是学科博弈获得的学科平等地位。当然能否真正落实，还要看学校的办学理念以及办学的现实条件———学校会否主要开设几门科目让学生选择？所有高中有条件开设出那么多的课程，组合成不同的小班吗？地区博弈体现在调整各地的高考录取计划上，方案要求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在东部地区高校安排专门招生名额面向中西部地区招生，同时部属高校要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力争到 2017 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至 4 个百分点以内。这是调整各地的录取计划，以使全国录取率趋于均衡，这也是各地尤其是高校资源相对匮乏地区争取高考利益的结果。虽然这还受制于分省按计划录取体系，只能在原有框架上调整，但让贫困地区看到缩小与发达地区高考录取机会的希望。学校博弈体现在取消录取批次上，方案明确，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改进投档录取模式，推进并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增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众所周知，高考的录取批次，制造了高校间的不平等竞争，学校被分为三六九等，取消录取批次这一措施究竟能得到多大程度上的落实，还要看各地的具体实施，也需要二本院校、三本院校持续争取自身的权利。考生博弈则主要表现在大幅减少、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上，从 2015 年起，将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高考加分腐败已经严重伤害高考公平，一名学生加分造假，就会改变整个高考录取格局，因此，在当前取消腐败丛生的高考加分，可让考生更加公平地参加高考。以上这些博弈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零和博弈”的色彩，一方利益增加，另一方利益减少，高考改革难道就是“零和博弈”吗？非也！这主要是因为改革缺乏最重要的博弈，即学校、受教育者和政府行政权力的博弈，更进一步说，目前这些“博弈”，都是由行政主导进行的，但真正应该推进的政府放权———把自主权给学校、把选择权给学生却鲜见。只有推进政府放权，让学校获得更多自主权、学生获得更充分的选择权，改革才能避免“零和博弈”，而对所有地区、学科、学校、学生都有利。推进政府放权，主要在打破目前的集中录取制度，实现考试社会化、学校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如果高校能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那么，分省按计划录取制度将不复存在，各地考生可在任何地区自由报考，以高考成绩申请大学，大学独立录取，在录取时，采用多元评价，这就解决了录取批次问题 ( 学校独立自主招生，不存在批次一说 ) ，高考按户籍报名问题 ( 考生自由报考 ) 、学生的自由选择问题 ( 学校实行多元评价，学生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以统一成绩和中学学业成绩申请大学 ) 以及个性、特长发展问题 ( 将特长纳入多元评价体系中 ) 。而解决这些问题，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教育公平，保障了每个受教育者的权利，让学校获得了充分自主、平等的办学空间。在新高考改革方案中，录取制度改革着墨不多，是因为与权力的博弈甚少。而之所以与权力的博弈没有进行或者很少，是因为整体改革本身由行政部门自身主导，因此， 如果希望高考改革深入推进，就必须启动与权力部门的博弈，应由全国人大讨论、审议高考改革方案，并广泛听取公众意见，甚至可发动民间机构、社会组织提出高考改革方案，一同参与讨论、审议，这才能有效博弈，推进政府放权，带来新的高考改革局面。 （ 熊丙奇 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借助《南方都市报》与政府博弈实属螳臂当车。 ( 如果他精神有问题可以不怪罪他 )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通知（中发〔 2004 〕 19 号）附件《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第二章 党员权利 第七条 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党员有权在党报党刊上参加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组织的关于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党员在讨论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应当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得公开发表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相违背的观点和意见。 2003 年 12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通知（中发 18 号）附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章 “ 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 第四十五条　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其他参加人员或者以提供信息、资料、财物、场地等方式支持上述活动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第四十六条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改革开放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违反党和国家有关规定，播出、刊登、出版第一款、第二款所列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对主要责任者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2010 年 12 月 7 日 ，特训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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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25 06:13
《南方都市报》认定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属于荒唐行为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说起“教育问题专家”，首先说“教育”“问题”“专家”三个词。 《现代汉语词典》第 564 页解释，教育：①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主要是指学校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②教导，启发。 《百度百科》解释，问题： 1. 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 2. 需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 3. 关键；重要之点。 4. 事故或意外。 《百度百科》解释，专家：在学术、技艺等方面有专门研究或特长的人。 “教育问题专家”是复合名词。请问：谁能给““教育问题专家”下个定义。在没有弄清楚“教育问题专家”的内涵和外延之前，滥用“教育问题专家”是不够严肃的。 2011 年 12 月 11 日 ，《天府早报》（记者吕澜希）《“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熊丙奇：我们应该有成千上万个韩寒》：“一向爱针砭教育时弊的熊丙奇”是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因所写文章只谈教育，故而成为“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自称“教育问题专家”，在网络上传播以后或许误导了媒体。个别媒体或许真的相信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教育问题专家”。目前，中国大陆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的恐怕独一无二。太神经质了。玩笑开得过分了，产生了负面影响。举证如下： 2 万字。如有感兴趣者可自行搜索续补。 2010 年 10 月 28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从“禁补令”谈学校民主管理和政府教育责任 》：湖南省教育厅 21 日发出通知，明确要求从 2010-2011 学年寒假起，全省任何普通高中学校不得组织三年级学生成建制补课或变相补课，也不得为各种社会机构举办的复习班、辅导班等提供场地和条件。将高中毕业班也纳入禁止补课范围，这是目前全国下达的最严“禁补令”。需要注意的是，教育部门的禁令，只对学校补课管用，对社会培训班却无用。只要学生有补课的需求，禁了学校的补课，带来的必定是社会培训班的红火。自掏大笔培训费，去上社会培训班，这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学生除了支付交通费、更高的伙食费，也增加安全隐患，甚至可能面对培训纠纷。今年夏天，笔者曾在江苏部分地区进行调查，发现学校取消补课后，学生的暑假过得比以前学校补课还累，而家庭的经济支出也更大。 教育部门严禁学校补课的禁令，貌似推进素质教育，实则是“鸵鸟政策”，装着对学生的补课需求和社会培训机构的“补课热”，视而不见，以为管住学校补课，就没有了教育部门的责任。这实质是不负责的做法。对于学生的补课，不妨看看日本学校的做法。在日本，几乎所有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一周上课六天，学校上六天课的理由是，家长反映学生学五天不够，而一些私立学校明确表示，学生已经缴了那么多学费，不应该还让他们额外为校外补课掏钱。这是针对学生补课的务实态度——— 如果现实的教育，无法让学生不补课，那么，学校就应该考虑，怎样服务学生的这一需求，学校的集体补课，不但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也减轻学生选择培训班的焦虑，也便于统一管理。根据日本《地方公务员法》第 35 条，公务员有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之义务，教师属于公务员，平常辅导学生、给学生补课自不必说，就是寒暑假等开设辅导班也不另收费。有意思的是，日本学校的做法，并没有招来“炮轰”。因为，日本的学校管理有家长参与决策，换句话说，上六天课为学生补课，是家长和校方的共同决定。因此，政府部门和学校不必承担指责，家长和社会也就理解这种民主决策的结果。这是我国教育管理的最大差距之处。在学校管理中，由于只有行政说了算，所以行政对决策负全责，这种情况下，行政部门就会选择最不负责的方式免责。主管部门喜欢下禁令、一刀切，就是出于这一原因。最终，执行禁令的效果，与初衷相去甚远。这几年教育部门下发的禁令不少，但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应试教育风气加重，学生负担加重，催生了学科培训业的蓬勃发展，造成家庭更大的培训支出，也制造新的教育不公。就学生补课来说，从实事求是、对学生负责出发，学校应该提供相应的服务，但做决策的不该是政府部门和校方行政，而应该是社区教育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据此，我国中小学管理，应该启动这两个管理决策机构的建设，这实质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重要改革内容，当学校的具体办学行为，由民主决策确定，这就让学校办学摆脱行政干扰，也使学校办学更注重现实需求。在这种决策机制之下，就不会出现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张皮”，说一套、做一套。 另外，减轻学生的负担，政府部门的真正责任，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尤其是高考升学制度。一边是强调学科成绩、完全依照学科成绩高低进行录取的游戏规则，另一边则劝诫学生不要去追求高分，这不是神经分裂吗？其实，这样的教育制度与教育管理，也在给学生“教育”，即说谎、虚伪、不诚信。 所以，我难以对“最牛”禁令叫好，事实上，对所有教育法规之外的、由政府部门下发的教育禁令我都不看好。一方面，这些禁令，超越了行政权力，有关办学措施，当由学校民主管理做出；另一方面，这些禁令，让大家忽视了教育部门该做的事，甚至可能将教育管理引向歧途。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2 年 2 月 5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教育必须随受教育者的变化而变化 》：据美国《侨报》报道，来美中国留学生人数的逐年增长，其中本科和高中的小留学生人数增长幅度加大引起关注，来自全美各地的教育界人士日前在洛杉矶举办研讨会时指出，教育工作者已经注意到国际学生人数增长增加了改革本土课程设置的需求，同时也为校方各方面的服务带来挑战 ( 中新网 1 月 23 日 ) 。 受教育者群体发生变化，教育要随之发生变化，这是教育的基本要求。从这一角度分析，美国大中学校随着国际留学生的增多，根据这一群体的特点，改革课程设置，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管理与服务措施，是十分正常的。 但这很正常的做法，在我们这里却很难看见。比如，从 1999 年起，高等学校实行大扩招，学生规模变大，可有多少大学改革了课程设置、调整了对学生的管理和服务方式？从 2003 年起，我国高校开始尝试自主招生，可对于自主招生进高校的学生，有大学采取与传统高考方式进学校的学生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并跟踪这些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状态了吗？还比如，近年来随着大城市生源数减少，发达地区的高校 ( 包括省属高校 ) 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学生的招生规模，学校的生源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可有多少大学认真分析生源结构，调查学生的需求呢？再比如，我国加大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力度，在启动中外合作办学时，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设想是，通过相互交流，提高师资素质、转变教育理念，可结果如何呢？事实上，相比 10 年前，甚至 20 年前，我国高校的课程体系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教师教学方式也基本上维持“灌输式”，对学生的服务体系，也没有多大调整。而且，从对教学的重视看，教学的地位比 10 年前更低，由于学校偏爱制造科研数据，对人才培养不重视，很多大学管理者和教育者并不能说出学生群体的变化，时常挂在大学领导嘴里的只有诸如“ 80 后”、“ 90 后”等概念化的学生认识，根本不像美国大学那样，分析学生的结构变化，深入调查学生的需求，而是基本上“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对待“流水般”的学生。这可以视为中美学校对待学生的不同，这种不同，正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我国留学热持续升温。在美国，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大学，人才培养都是学校不可动摇的核心，获得终身教席的教授，可以几年不写论文、不出专著，但每个学期必须跟本科学生上课。学校明白一点，如果不提高教育质量、不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学生们就会抛弃大学。我国学生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以脚投票”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不参加国内高考，而参加“洋高考”，不选择内地高校，而选择港校、国外大学，已传递出对内地学校教育的不满。但是，大学和中学，并没有针对这种现象进行调整。原因有三。其一，在内地高校之间，还没有形成自由竞争，目前 985 高校、 211 高校和一般公办本科院校，尚未感受到生源流失的压力，因为他们被安排在第一批、第二批招生，总比民办的三本院校和高职高专有招生优势；其二，我国大学的招生和管理，采取的是计划模式，在大学升学中，一名学生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大学学籍管理中，学生很难换专业，更难转学，因此，学校在完成招生后，并不在意学生对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再怎么“差评”，绝大多数学生都会坚持“学”到底；其三，就是学校认识到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严重落后，教育教学方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需要，可却没有能力进行改革，因为学校并没有这些权力，专业、课程设置是经行政部门审批、听行政的部署的。以这样的教育管理和学校教学状态，显然难以与国外灵活的教育模式竞争，继续发展下去，将有更多有条件的学生，选择接受海外教育。已经落后却不思进取的内地教育，与已经处于竞争优势地位却还在求新求变的国际教育相比，将进一步拉开差距。对此，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能再不顾教育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还对学校的管理和学生的教育，采取一成不变的方式。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2年10月13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从莫言的教育经历反思现实中国教育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媒体将其与中国文学得到世界认同、文艺复兴等联系在一起，还有的在找其与我国教育的关系。强烈“诺奖情结”的一大表现，就是想用一次获奖，来证明什么。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能证明的只是他的作品得到了诺奖评审委员会的认可，其他的却很难证明。通常，一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情况，可以用来分析这一国家的教育环境、科研环境，因为要取得学术创新，离不开学校教育和科研环境———没有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在缺乏创新的学术环境中，想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是十分困难的。且总体看来，这些奖项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而诺奖的其他奖项则不然，获奖与教育、学术关系不密切，更多与社会环境有关，并加上个人的奋斗。莫言的教育经历，也正说明这一点。虽然在其获得诺奖后，北京师范大学马上发布消息，称“我校校友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查阅其简历，出生于1955年的莫言，在上了小学五年级之后就辍学、务农了，21岁入伍，26岁开始发表作品，之后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91年，36岁的莫言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从莫言的教育经历，可以看到，他只接受了五年的基础教育，以小学毕业生的身份，开始创作、发表作品，而了解我国大学教育的人，大约也会明白，其之后接受的大学教育、硕士教育，更多是“镀金性质”。对于在北师大读硕士的经历，莫言就曾笑言：“我的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是滥竽充数”。这也许是莫言自谦，但我国不少大学举办的研究生班，后来被舆论质疑为贩卖文凭，国家也对此加以治理，却是事实。我想说的是，要通过莫言获得文学奖，来证明中国教育的成功，是证明不了的。莫言的教育经历更说明，作家获得诺奖，与其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关系并不大，那些指望通过办作家班来培养作家的想法，是不符合作家成长的规律的，这与办画家班来培养画家一样，都是灌输教育思维。培养作家和画家，主要在于给他们自由创作的土壤。另外，莫言支离破碎的基础教育，却让其走上创作之路，反过来倒值得对当前的教育深思：按照我国当前的教育方式，一名学生完整地接受了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后，他们还有多大的创造力、想象力呢？需要注意的是，莫言接受的基础教育，还是40多年前，而近20年的基础教育，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走出了一个同样辍学(不同的是在高中主动辍学)的作家韩寒，而他一直被贴着“反叛”的标签。换言之，如果不“反叛”，就可能在教育环境中“泯然众人”。所以，如果真要找莫言和教育的关系，不要想着怎样贴金，“消费”莫言，而应该从其成长经历中，思考怎样创造有利于优秀作家成长的环境，以及反思我国当前基础教育在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方面的缺失。如果没有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中国本土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而即便文学奖之类的奖项与教育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获奖也只能是偶然事件。(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3年2月17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美国教育发展的“1美元和7美元”思维 》：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后的第一份国情咨文，花不少笔墨谈到了美国的教育———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其发展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思路和举措，对正在谋求改革的我国教育不无启迪。在谈到发展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时，奥巴马提到，“我们在高质量学前教育领域投入的每1美元，可以为我们节省以后在提升毕业率、降低未成年人怀孕率，甚至削减犯罪率的地方将会用到的7美元。”“在那些以教育最小的儿童为优先任务的州，比如佐治亚州或者亚拉巴马州，研究报告称学生长大后会更加有能力阅读和做数学、从高中毕业、找到工作、建立他们自己更稳定的家庭。”这充分说明高质量学前教育的重要性———不是提空泛的概念，而是有跟踪调查数据做支撑。与美国相比，我国在发展各类教育时，却很难拿出详实的数据，因此，很难说服人，也很难做出科学的决策。奥巴马1美元和7美元的比较，也颇有意思———1美元是现在投入的，7美元是孩子们10年、20年成人之后才发生的。从政府任期来看，完全是本届政府栽树，之后3、4届政府乘凉了。如果按照政绩思维，政府对学前教育是不必那么重视的。但奥巴马却对此很在意，道理很简单，政府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而纳税人关注的不是一届政府，而是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这种思维，确定了美国教育发展的基调。我国的学前教育发展，就某种程度遭遇“政绩思维”之困，各级政府关注的是马上就能出政绩的高中教育———同样是非义务教育，地方政府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投入远低于高中教育———虽然2010年我国国务院要求各地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但还是有一些地方对学前教育的重视、投入不够，有着大量的不合格幼儿园和不具资质的师资。学前教育仍旧是我国教育的“短板”。在谈到高中教育时，奥巴马宣布“重新设计美国的高中，让他们能更好地提供给毕业生一种满足高科技经济需求的机会。我们将奖励和新大学及新雇主建立伙伴关系的高中———这些技能是当今和未来的雇主正在寻找的”。这服务于政府引导高中发展智能课程表和提高培养标准，在这里，看不到“创新人才培养计划”，也看不到政府“要求高中开设创新课程”，也没有所谓“实现高中和大学的对接”。高中如何设置课程，是高中自己的事，政府不得干预，但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奖励基金的方式，引导高中结合政府的资助政策更新自己的课程体系，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政府管理学校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就是美国，也在发展教育时借鉴他国的经验，在谈到“让我们确保高中学历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走上一条拥有好工作的道路”时，奥巴马就提到了德国高中的技术(职业)教育模式，这表明，美国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存有危机意识和学习心态。记得两年前，奥巴马还针对我国上海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中的优异表现，发表演讲称美国基础教育面临严重的危机，要求推进改革。这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更为明显。客观而言，美国高等教育领先世界，但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却指出其问题所在，即“我们看到，飙升的学费让太多的年轻人上不起大学，或者让他们欠有不可持续的债务”。“通过税款减免、补助及更好的贷款，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使大学变得让数百万的学生和家庭能够承担得起。但是纳税人不可能继续支付越来越高的高等教育的经费。大学必须想办法控制自己的经费，而这也是我们的职责以确保他们这样做”。在美国，大学完全自主办学，政府对发展高等教育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一定的投入(教育经费投入和科研经费资助)，帮助、救济贫困学生推进教育公平，调查、发布教育数据，为学校发展和学生选择学校服务等方面，所以，奥巴马关心大学的学费和年轻人上大学的负担，就体现了这种责任。而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借助于修改高等教育法案。时刻保持“危机意识”，看到问题而不是一味满足于取得的成就;恪守政府的职责，不越权干涉学校自主权，却通过法律、资助、信息服务等手段，推进教育变革，这些都是值得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学习的。目前我国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可是各级政府却满足于教育已经取得的成就;虽然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求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总体而言，教育主管部门还是采用传统的行政办学方式直接介入办学，学校的办学灵活性、自主性严重缺乏。如果这一局面不改变，我国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将难以应对未来世界激烈竞争的挑战。（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3年3月9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高考改革本来就不是取消高考 》：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袁贵仁表示，目前高考还不能取消，“完全取消了谁占便宜？当官的有钱的占便宜，穷人占不到便宜，所以不能取消，但要改革。”(《新京报》3月8日) 把高考改革认为是取消高考，这是近年来不少公众的认识，而对于取消高考，很多人担心这会制造新的不公，进而反对高考改革。有意思的是，教育部门也利用了公众对此的认识，迟迟不启动高考改革，还称是为了保障公平，即便推进“改革”，也是在保持现有高考制度基本框架之下进行。我国高考制度的根本问题，不是统一高考，而是集中录取制度——— 学校结合考生的分数、志愿，依次投档录取，每个考生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种录取制度，不但限制了学生的选择权，还把高考分数作为几乎唯一的录取标准，导致应试教育很大的不公平。具体包括各地录取指标的不公平、分数单一指标对人才评价的不公平。其结果是，恢复高考制度30多年来，农村生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越来越低——— 按照卷面分数选拔学生，貌似对学生很公平，可教育起点薄弱、无法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农村学生，怎可能和城市学生在同一张试卷上比高低？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可公众担心，如果考试取消了，农村、贫困生这仅剩的机会不是也没有了吗？不得不说，这是不愿意推进真正的高考改革者放出的烟幕弹。首先，真正的高考改革，不是取消统一考试，而是打破集中录取，简单地说，就是把目前的高考功能从选拔到评价都不变，学生照样参加高考，只是高考成绩在录取中的功能发生改变——— 以前是用高考成绩填报志愿，接受学校录取，改革后是学生以高考成绩去申请大学，同时可申请若干所大学，学校独立录取，考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就是“统一高考+自主招生”，在这种考试录取方式中，统一高考保障了基本的公平(考试部门可以划出基本的分数要求，每所学校会自主提出申请成绩门槛)，而大学可结合统一高考成绩、学生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进行综合录取，这就扩大了学生的选择权，也实现学校自主招生，有利于促进多元评价体系的建设。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考试的方式、内容都可以进行调整，包括一年多次考。其次，实行真正的高考改革，不但不会侵占穷人的机会，反而会扩大机会。其一，“统一高考+自主招生”将打破以前的分省份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将不再享有高考指标特权，全国各地平等竞争。其二，“统一高考+自主招生”给政府、学校校正招生公平更大的空间，一方面政府完全可以要求全国大学招收的农村生比例不低于某个比例(比如30%)，另一方面，学校也可在评价指标中设置多元化指标，对来自不发达地区、贫困家庭的学生实行多元化评价，美国大学在招生中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校正公平的(我国在过去高考中，也用少数民族地区加分等方式来校正公平，但校正的作用有限，而且也由于分数是单一的录取指标，加分权掌握在行政部门而出现了加分腐败问题)。其三，“统一高考+自主招生”完全改变了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在传统高考中，学生被学校选择，而在自主招生体系中，学校和学生双向选择，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这会迫使大学重视受教育者权益，由此启动学校的全面改革，试想，如果北京大学发出100张录取通知书，只有五六十人去报到，北大还会漠视受教育者的权益，还会大搞招生潜规则吗？如果这样，等待学校的，会是很快沦落，被学生抛弃。而在当下，很多学校是靠制度保护，即使声誉不佳、质量下滑，也不影响国内招生——— 在与国外高校的竞争中，这些学校已处于劣势，但毕竟海外招生规模有限，从招生数量上来说还构不成对这些学校的冲击。过去10年中，我国也推行了自主招生改革，可遗憾的是，这是伪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还与集中录取制度嫁接在一起，学生的选择权没有任何增加，如此自主招生，就演变为学校抢生源的手段，学生的考试负担加重，家庭和社会的焦虑情绪也增加。分析我国的高考改革，很少在录取制度上做改革，而都是在考试上做文章(包括自主招生，也是高考录取加分优惠)，这样改革，说实在的，只是折腾，而有关部门却从中“受益”：“改革”也没有好效果，还不如不改，而不改就意味着把原来的权力(考试评价权、招生计划审批权、投档权)依旧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是从教育的未来发展考虑，而只是从部门权力考虑。为何高考改革变为了只有考试改革，根源在于打破集中录取需要放权——— 政府部门放权给高校自主招生，学校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而考试改革却不需要放权——— 还是把权力掌握在政府部门，甚至可增加行政部门的权力，就这样，高考不断在改，但却不触及实质问题，包括多年前的春考，说是给学生多一次机会，却把这界定为落榜生的考试，不冲击秋季高考；教育部前不久提出英语一年多次考，也是考试改革，集中录取制度纹丝不动，要把这多次考的分数用于一次集中录取。对于高考改革，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指明高考改革的方向———“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就应该告诉大家正确的高考改革理念，并按这一理念去推进改革。目前高考改革最大的问题是，掌握着权力的教育行政部门，是很难主动推进放权的高考改革的，建立新的改革机制，推进教育行政部门放权，是改革的当务之急。(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3年10月4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上海自贸区能否给教育开放更大的空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令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采取的 “ 负面清单 ” 管理方式也令人耳目一新。教育系统人士对自由贸易区的关注也不例外。而根据自由贸易区公布的 “ 负面清单 ” ，在自由贸易区，投资教育的模式，与当下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并无二致。简而言之，如果国外大学想在自由贸易区办分校，将是不允许的，只能采取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在笔者看来，中国高等教育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加大开放力度，以开放促改革，而开放不能停留在中外合作模式，完全可以允许外国大学直接到内地办分校。负面清单明确规定， “ 投资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限合作；投资非经营性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教育机构，以及非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限合作，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禁止投资义务教育。 ” 可以说，自由贸易区，留给教育投资的自由空间是十分狭窄的。一直以来，不少舆论把海外大学到内地办学，称之为在中国内地办分校，这是对海外大学内地办学的良好期待，但实际上，海外大学到内地办学，按规定，都只能采取合作办学模式，并不是建分校，诸如上海纽约大学，不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其中方合作机构为华东师范大学。采取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和建分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 建分校，是完全按照母体校的办学理念、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办学，而采取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则是把母校的办学模式与内地高校嫁接，要根据内地的教育管理体制，对学校的招生，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进行管理。表面上看，海外大学内地办学，采取合作模式，可以起到 “ 1+1大于2 ” 的效果，但客观而言，这只会把合作办学的教育机构，又纳入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从而使这一教育机构对内地高等教育的竞争推动十分有限。目前的中外合作大学招生，都纳入计划体系，实行集中录取，包括上海纽约大学，也放在集中录取的提前批，这意味着学校的招生，不会给内地其他高校带来多大压力 ——— 在集中录取制度中，一名学生只能获得一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不能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作选择。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近年来饱受诟病，根源就在于高等教育缺乏市场竞争。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引进海外大学直接到内地办分校，实行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这有两方面好处：其一，可以通过自主招生，促进内地高校竞争，如果允许海外大学在内地完全自主招生，一名学生可以同时获得海外大学内地教育机构的录取通知书和内地大学录取通知书再作选择，这就会逐步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其二，可以在我国内地尽快出现以现代大学制度举办的高水平大学，我国教改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推进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如果允许海外大学在内地直接办分校，不是马上就可以拥有这样的大学吗？这样的大学，将给我国内地大学的改革提供参考、借鉴，也会在彼此竞争中，为内地学生提供更大的高等教育选择空间。我们理解有关部门在开放高等教育时所采取的谨慎态度，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内地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缺乏，我国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已接近40万，而且低龄出国留学的趋势明显，这些出国留学者不是直接到海外接受海外学校的全面教育吗？而且，对于这些全面接受海外学校教育的留学生，我国内地是按照优秀人才进行 “ 引进 ” 的。那么，为什么就不可以让海外大学直接在内地办分校呢？作为自由贸易区，有必要在各领域加大探索开放的力度。近年来，有不少教育人士呼吁设立教改特区，以笔者之见，不必设立专门的教改特区，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教育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的上海，如果能发挥好自由贸易区的作用，打破教育开放的诸多限制，在中外合作模式之外探索直接办分校模式，将是对教育改革十分重大突破，会加快我国高等教育融入世界高等教育竞争的程度，也推动我国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建设。期待自由贸易区在来年的负面清单中，减少有关教育的限制管理条款。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欢迎回应：shelun@188 .com 2013年10月5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文明养成教育应从小抓起 》：国庆长假来临，全国有大量学生外出旅行，9月30日，教育部发布文明旅游出行提示，提醒学生在旅途中要做到个人举止文明，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废弃物，公共场所不喧哗嬉闹，自觉保护文物古迹，不乱刻乱画(10月1日《北京日报》)。教育部的提醒是很有针对性的，可这样的提醒，能起到怎样的效果呢？据媒体报道，10月1日11万人冒雨观看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后，天安门广场满地垃圾，最密集处甚至看不到地面，初步估计，清扫的垃圾多达5吨左右。这一事实表明，对于文明旅游，仅有提醒，包括对缺乏公德心的不文明行为的批评，是远远不够的———几乎每年国庆期间，都会有类似新闻报道，比如去年就有媒体批评高速公路变成了垃圾场，可是，大人、学生们还是控制不住随地扔垃圾的手。你让他们用镜子好好照照自己，他会把镜子也扔在一边。有人会把这与我国的文化和现实的资源联系起来，认为这与传统文化有关，也与国家资源紧缺有关，诸如广场上是不是配备了足够的垃圾箱等，这是给不文明行为找借口———不文明行为就是不文明行为。不文明的陋习改不了，与每个公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教育部门与其发文明提示，不如认真反思文明教育，为何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没有落地。我国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其实从孩子懂事、上幼儿园开始，就开始培养孩子爱卫生、讲文明的习惯，所谓“五讲四美三热爱”，可为何学生们长大成人后还会随地吐痰、扔垃圾，连基本的文明习惯也没有，甚至把粗陋当时髦呢？这是因为所谓文明教育，只是告诉学生一些讲文明的概念，还有的学校会通过考试来“检验”学生接受文明教育的成果，但只记住知识、概念，却没有养成文明的习惯，结果是一边能说出大通文明的理由，一边却做不文明的事。文明习惯的养成，说到底是“养成教育”，这需要长时间的熏陶、感染，不是讲一些基本的知识和概念就解决的问题。首先，老师、家长应该以身作则，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这方面，很多家长的行为，没有以身作则，倒是起到反作用，比如，这次天安门广场上大人们的行为，就会给孩子反教育，如果每个人把随身携带的垃圾全部带走，广场上干干净净，这是多么大的道德感化力量？其次，学校、家庭应制定一系列文明规则，加强学生的规则教育，要求孩子必须遵守，一旦不遵守，就必须接受相应的惩罚，比如，教育孩子不乱扔东西，有的孩子不把垃圾扔在自家车内，却把车窗摇下扔到车外，这就是乱扔垃圾的行为，家长必须制止，并对孩子进行教育，可有的家长却不以为意，还认为孩子很懂事，没把自家的车搞脏。文明行为的养成，属于生活教育的内容，而生活教育正是我国教育的薄弱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关注孩子的知识教育，并以分数“一俊遮百丑”。比如，如果学校举行一次大型的颁奖晚会，晚会结束后地上全是垃圾，有多少学校会以此狠抓学生的文明教育？其实，要让学生意识到文明的重要，就必须“小题大做”，比如，让学生养成上厕所冲大便的习惯，就必须检查学生这一行为，并将其指出来，我国有的大学生连这方面的基本习惯也没有，可见在他身上究竟有怎样的文明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的提醒中，专门提到“不乱刻乱画”，据说，这针对的是前段时间有旅游者在国内外景点乱涂乱刻的现象，这是十分“应景”的文明教育，可无法深入学生内心，真正重视生活教育、文明教育，就要把文明作为日常学习生活的基本要求，完善每个教育细节，这才能让文明意识和习惯，根植于每个学生的心中，也才能整体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3年12月21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2014年能成为真正的教改年吗 ？》：临近岁末，有媒体盘点一年的教育改革，称2013年是教改年。有意思的是，媒体列出的教改恰是13项，包括异地高考破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考改革，文理不分科、英语科目一年多次考；研究生实行收费改革，建立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取消研究生报考年龄限制；六高校发布大学章程；教育部发布10条减负禁令；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制度，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等等。我不清楚媒体是用何标准来评价改革的。上述教改内容，有的属于对2012年改革措施的落实，且落实得并不彻底，比如异地高考，有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在2013年开放异地高考，但总共报考人数仅5000人，异地高考矛盾突出的北京、上海、广东，开放的门槛很高，其中，公众期盼的北京异地高考只开放了高职，没有涉及本科。有的仅属于改革设想或未来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实施，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高考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制度改革，北京从2016年开始实施的高考改革方案。考虑到2010年国家发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曾提出全面教改的举措，可过去三年中，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教改行动，大家是应该对纸面上的改革思路抱谨慎态度的，至于北京的高考改革方案，从改革角度分析，并没有触及考试招生分离的实质，仅仅是科目与分值调整，就是落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改革。具有同样性质的“改革”，还有研究生收费改革、建立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颁布减负令、制定大学章程等，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减轻学生负担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研究生收费改革应该是整体培养机制改革的一部分，而整体培养机制改革的核心是健全导师制，而完善导师制，根本在建立“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制订大学章程可视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重要举措，这样的章程应该通过立法机构讨论、审议，界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明确学校办学自主权)，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做到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可我国大学章程的制订却由行政部门主导，学校行政制订，再交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很难成为大学依法治校的宪章，极有可能只是摆设。减负令和师德处罚规定，也可能有同样的命运。导致基础教育学生负担重的原因是义务教育不均衡以及中高考实行单一的分数评价，不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不进行打破单一分数评价体系的中高考改革，发减负令最多能起到的效果是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家长和学生的负担和焦虑反而加重。另外，目前被教育部门视为“师德”的问题，说到底是法律问题，包括教师体罚、变相体罚学生，利用职务之便谋求利益等，将法律问题采取师德方式处理，必然是治标不治本。客观而言，2013年中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教改。判断教改是否有实质、动真格，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放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利是否增加。综观2013年的教育“改革”，有哪一项是政府教育部门切实放权的？能说得上的，恐怕只有取消研究生报考的年龄限制，但其实，设置报考年龄限制本就不合理。离开分析政府部门的权力和受教育者权利来评价改革，只会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也会使改革做表面和形式主义文章。对于我国教育改革来说，实质性的教改，一是教招考分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二是管评办分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这两方面教改都要求行政放权。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提到，改革的核心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这是对教改的清晰认识。但教改一落到现实，就变得很不清晰，这是因为放权改革，必定遭遇既得利益阻力。在既得利益阻挠下，大家期待2011年成为教改年的心愿落空———2010年颁布教育规划纲要，2011年启动该是顺理成章，此后连续几年，舆论都高度关注教改，可进入大家视野的却是教育“老大难”问题依旧，择校热高热不退、学生负担沉重、校园暴力事件频频、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高发。把不是教改的举措定义为教改，可以看到社会对教改的渴求，但这时更需要有对教改的理性认识，不能把教改演变为行为艺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2014年能否成为真正的教改年，对教改的走向极为关键，可以说，2010年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曾激发社会的教改热情，三年不尽如人意的教改实践，已影响大家的教改信心，今年教改的热情又被唤醒，不应该再让大家的期待变成空。( 作者系知名教育问题专家 ) 2014年2月2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春晚创新不能靠刷微博搞创作 》：春晚开唱，歌手大张伟（微博） 打扮得“花枝招展”，以一首动感欢快的《倍儿爽》带high现场气氛。不过，很多网友却纷纷感觉这首歌似曾相识，“难道不是鸟叔的江南思戴儿吗？” 这是春晚节目再一次陷入抄袭质疑。2012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郭冬临主演的小品《超市面试》刚一结束，就有微博网友发帖称，该小品涉嫌抄袭日本搞笑组合UNJASH的小品《打工面试》，从设定、结构到包袱几乎都一样。如果说上一次涉嫌抄袭，抄袭的还是大家并不特别熟知的节目，而这一次《倍儿爽》曲调与风靡全球的《江南style》雷同，则是不少网友一听就发现了的。抄袭质疑一再出现，表明有关部门和春晚节目制作方并没有对这一问题引起重视。在上一次发生抄袭质疑后，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启动调查，结果是不了了之，此后连续两年的春晚，郭冬临继续出现在春晚舞台，大家也似乎忘了这一茬。对于上一次涉嫌抄袭，和这一次抄袭质疑，也有一些网友有另外的意见，即“不管抄袭与否，好听才是硬道理”，还有网友称，只要被抄袭方没有提出不满意见，或者向法院起诉维权，其他人没有必要为这操心。前者完全是功利主义，后者则把抄袭纯粹视为个体间(或机构间)的权利纠纷，按照这种理解，对于抄袭事件的当事人，只要被抄袭方不维权，怎么抄袭都可以，不必追究抄袭者的抄袭责任，抄袭者也就不必为抄袭付出代价。如此，教授抄袭他人成果，只需向对方赔礼道歉，不要取消其学术头衔，解聘或开除了。这与抄袭是严重的创作污点的常识相背离，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影视作品创作，都不能有任何的抄袭行为，这既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对每个创作者的基本底线要求。只有如此，才会激励原创。很难想象，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最终登台的春晚节目，会存在明显的抄袭。为此，央视应该启动对春晚作品涉嫌抄袭的调查，并向公众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如果对抄袭质疑不闻不问，这向社会传递怎样的诚信思想？给所有观众怎样的诚信教育？而在公众关注的春晚中都堂而皇之地任凭抄袭存在，何来对学术不端、创作不端进行“零容忍”———众所周知，我国的抄袭、造假问题，已成为创新创造的毒瘤。其实，我国春晚节目近年来之所以被网友“吐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创新，节目没有新意，陷入平庸，就像今年唯一的相声节目———曹云金和刘云天的《说你什么好》，很多段子都来自微博，被网友戏称为《年度微博段子集合》，严格说来，这也是抄袭，编剧只是做了一回“搬运工”。而蔡明的小品《扰民了你》，也是延续去年的“毒舌”路线，对人进行侮辱和人身攻击，诸如“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你，不怕开水烫！”“冲冲冲冲，你是马桶？”，这足可见除了损人之外，已经找不到创新点了———这和抄袭的共同点是，都是对他人权利的不尊重。创新需要鼓励创新的环境，这除了给创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之外，还要求创作者坚守创作的底线，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不能急功近利地追求成功，更不能闭门造车上网刷微博搞创作。今年的春晚以“接地气”为品牌，本意是尊重观众、服务观众，但说实在的，不见有多少节目接地气，接的更多的是俗气和浮躁之气。( 作者熊丙奇 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4年2月5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注重教育公平的每一个细节 》：奥巴马新一年的国情咨文，被舆论评价为主打“公平牌”。对于教育，公平也是主题，但其所谈到的教育公平，并不是高调的空话，而是有切实的行动。有很多做法值得借鉴。奥巴马称，“去年，我呼吁在未来4年里实现99%的学生能够接入宽带。今天，我宣布，我们已经获得了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和像苹果、微软、斯普林特、威瑞森电信等公司的支持，在不增加一分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在未来两年内让1.5万多所学校和2000多万学生用上宽带。”学生使用宽带，这和教育公平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这只是对学生提供信息服务，但其实，能让学生自由使用互联网，直接关系到他们获取学习资源的渠道和学习方式的转变，也是扩大教育公平的重要措施。我国大多数高校，学生在校园里接入宽带，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受到学校有关规定的限制，比如只能接入校园网入口，这便于学校管理；二是需要付费，而且有的付费比接入公共网还要贵，学校的理由是要付一笔初装费。另外，还有不少学校对学生上网的态度很不积极(即便在倡导慕课的高校也是如此)，认为上网可能导致学生染上网瘾，浪费时间，以及可能浏览不良网站，因此对大学低年级学生实行“禁网令”——— 不准使用手提电脑，不准在宿舍里上网。这显然不适应网络学习时代。在建设网络资源与开放网络资源问题上，中国教育部门、高校的做法，显得很纠结，大家已经意识到网络学习的重要意义，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开发网络精品课程，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在原网络教育国家精品课程建设成果基础上，支持建设400门国家级网络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都加入了全球在线教育平台，并开发相应的课程可是，对于学生利用网络学习，却没有开放的心态。诚然，学生上网确实可能染上网瘾，也可能接触不良信息，但这不是限制学生上网的理由。在美国，绝大多数家庭、学生有个人电脑，但网瘾情况并不严重，原因在于家长被要求与学生一起上网，以此培养学生上网的健康习惯，比如控制上网时间，告诉孩子不得浏览哪些网站。我国不少家庭对学生采取禁网的方式，结果却适得其反，对电脑、网络充满好奇的学生一旦离开监控的环境就失控，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中20%有网瘾现象。而付费上网，也制造新的教育不公平，这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影响更大。一直以来，政府在发展远程教育时都有一个初衷是，以此辐射优质教育资源，让贫困学生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可是，如果使用网络是需要付费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就会出于费用的考虑，不用或少用网络，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则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网络，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去年笔者去杜克大学考察，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方便地使用免费的W i-Fi，这在国内任何一所高校都找不到。由于学生可方便使用网络，因此学校的网上图书馆使用率很高。教育公平需要注重每一个教育细节，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到，去年白宫刚刚举办了“大学教育峰会”，会议期间，150所大学、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已作出具体承诺，以减少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均等状况，帮助每一个勤奋的孩子去上大学，确保他们上大学后能够获得成功。我国其实也有类似的会议，也提出扩大教育公平，但具体落实到现实，却有很多制度安排与之背离，比如，从制度设计上，就把教育等级化，高校被各种工程、计划分为985高校、211院校、一本院校、二本院校、三本院校等等，细节也就更经不起深究，对于贫困学生的帮助还极为有限，就是国家助学贷款，因贷款门槛和贷款年限限制，覆盖的学生并不多，而在美国，却给上百万学生提供了只需支付自己每月收入10%的贷款机会。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清理一系列造成不公平或者影响公平的制度、做法，整合政府、企业、社会公益组织的力量，以扩大公平来重建制度、完善教育服务，才能给所有学生提供公平的求学和发展环境，夯实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石。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4年3月27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体制外的修补难以解决乡村教育的根本问题 》：据央视报道，四川凉山州四季吉村一共603人，6岁到18岁应该上学的总计122个。其中，6到7岁，已经读书的11个人，没有读的是26个；8岁到9岁，已读的20个人，未读的13人；10到12岁，已读的16个人，未读的18个人。到了13到18岁，辍学的人数更明显增多，读书的仅有7人，没有读书的为21人。入学率低、辍学率高，这是这组数据所反映的凉山地区的基础教育现实。对于这落实到每个人头上的数据，教育部门该不会再否认了吧？此前，对于有关调查显示辍学率回潮，教育部门回应称只是统计口径不同———那些辍学的学生到哪里去了？无外乎外出打工。媒体聚焦的凉山童工现象，是与高辍学率联系在一起的。很多人会把学生辍学打工归结为当地的贫穷，我不赞成这种归因———就是贫穷，也不是不保障九年义务教育，放任学生辍学的借口，对照《义务教育法》，不得不说，当地政府在保障贫困地区学生的受教育权方面，是没有尽到责的。据报道，凉山美姑县全县有接近十万在校生，可老师只有1578个，缺口接近600人，也就是说缺口达到30%。而且教师的收入很低，有的代课教师每月收入400元，公办老师工资也就两千到三千元。一个村的村干部说，全村120多名学龄儿童，有一半多处于未读书状态。学校唯一的村小三年才招一次学生，只有一名老师，十几名孩子。别的学校早都已经开学了，但这个学校到3月初才开学。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放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老师工资这么低，都不可能办好学，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教育投入严重不够，导致教师待遇低、招不满教师，保障不了办学条件。另外，考虑到当地学生上学交通的实际困难，应该完善学校的寄宿条件，但目前的办学条件无法满足寄宿的需求，有一些孩子因上学路太远而辍学。如此办学条件，能让学生和家长看到教育的未来吗？能留住学生在校读书吗？哪怕国家推出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增加贫困地区农村生进重点高校的机会，但这对基础教育薄弱地区的影响甚小，教育起点差距这么大，怎么补偿出公平来？对于不发达地区，发展教育、办好学校，最根本的逻辑是，应该拿出比城市地区更高的工资待遇，去吸引教师，现在却完全颠倒，越是没人愿意去的地区，工资待遇越低。虽然教育部曾反复强调教育投入要向不发达地区、薄弱地区倾斜，但现实却很不乐观，地方政府在发展教育时，还是乐于做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事。当然，地方政府也有“苦衷”，资源就这么多，眼下的任务是要在当地办出一两所示范性的好学校展示政绩，而不是解决薄弱学校的问题。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全面改革教育拨款体系。首先，应该以县级财政为主保障基础教育经费，转向省级财政统筹，对于不发达地区，更要强化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这样，在省区内才能实现办学标准一致，同时结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上对不发达地区、薄弱学校的欠债。其次，应该调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模式，不能再按现在的层层拨付方式拨款，而应该实行直接把拨款打进学校、教师和要补助的学生账户，这可防止转移支付被挤占、挪用，也避免地方政府再对转移支付进行“重新分配”，比如，本应该给乡村教师的钱，被政府部门用于其他地方，发给了城市地区教师。乡村教师的待遇问题说了多年，但多年说下来，整体收入状况并没有改变，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时，还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的问题，改造校舍、完善教育教学设施，这当然有必要，但建一支好的教师队伍更重要；另一方面，不发达、贫困地区的官本位意识更浓，乡村教师的权利得不到尊重，以前乡村教师工资时常被打白条对付，大量聘任代课教师只付公办教师三分之一不到的工资，就是明证。目前这种教育管理模式并没有改变，学生可以辍学出走，教师也一样，谁愿意接受这么低的待遇，做如此辛苦的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凉山地区的教育现状，只是贫困地区教育的冰山一角，近年来，中国在改善农村教育现状方面，没有少花功夫，包括推出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免费师范生计划、支教计划等，但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而只是在现行体制之外进行修补，难以治理根本问题，有多少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上级布置的计划，把计划引来的人才当人才使用，又有多少计划中的人才，有扎根乡村教育的长远规划？选择像凉山这样的贫困地区深入分析，或可找到真正攻克乡村教育难题的药方。(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4年8月12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背后的身份教育困境 》：日前，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与赶集网联合发布了《90后毕业生饭碗报告》。这份来自35万余份有效问卷的报告显示，今年应届毕业生平均起薪每月2443元，仅够买半部苹果手机，其中北京地区平均起薪也仅为3019元，同时，三成以上应届毕业生仍“啃老”，近四成过着“月光”生活。(8月4日《北京青年报》)针对大学生平均起薪低，一个老话题又被提出———“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继而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大学教育的吸引力———近年来，经常有父母劝阻子女上大学的新闻爆出，其理由就是上了几年大学之后，出来拿的工资还比农民工低，这大学有什么读的价值？在笔者看来，如果用“大学生”身份来看待“大学生起薪问题”，那么，这种追求“身份”的教育，在“身份”变得不值钱之后，就可能会引发读书无用论，而突破“身份教育”，恰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必须面临的挑战。所谓身份教育，就是指，读书是为了获得身份的转变，随着身份的转变，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转变，一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就是“身份教育”，考上大学获得一个大学生身份，被社会称之为“改变命运”，这在大学生人数比较少时，还有一定的价值，可随着高等教育走进大众化时代———20 13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3300多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30%———再实行这样的“身份教育”，就会陷入麻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当同龄人大多是大学生时，凭大学生身份能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吗？“身份教育”，说到底就是学历社会中的教育，不少人上大学是为了获得一张大学文凭，通过文凭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但很显然，在现实社会中，文凭虽然还可能是某些单位的敲门砖，但是，一个人的职业发展，获得的薪酬回报，更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质。如果一名学生把读大学的价值，定位为获得一张大学文凭，获得一个大学生的身份，那么，他在大学毕业时，只能找到一份比较差的工作，拿的薪酬比没有读大学的同龄人还要低，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只是白白地荒废了大学四年时间，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遗憾的是，我国一些大学现在干的正是只回报给学生一纸文凭的事，没有给学生多少货真价实的教育，而我国不少大学生，一进大学之后就混日子，这样的大学生活并无多大意义。这样的大学生，空有大学生身份。反之，如果一名学生把读大学的价值，定位为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不在乎文凭，而在乎自己学到的知识、提高的技能，培养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等等，那么，读大学是富有价值的，这会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同时也会获得长远的事业发展，即便最初的起薪低，却具有很强的发展后劲。抱着这种想法的学生，不会被一张文凭蒙住双眼，而会根据自己的个性、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同时对学校教育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在选择大学时，就会更关注自己能获得什么真本事，而不是图虚名，适合职业教育的学生，不会盲目去选普通教育；不像现在，为了获得一张所谓的名校文凭，学生们根本不考虑自己的个性、兴趣，似乎只要进了名校，就获得了所有的一切。等待这些学生的，只会是梦想破碎。另外，当不受身份的约束和局限时，读完大学的学生，求职面也变得更加宽广，在很多人的传统意识中，大学生要干适合自己身份的工作，认为大学生去开出租车，去做装修工，是对自己和对教育的双重浪费，可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来越高之后，周围的人都是大学生，如果大学生只干符合自己身份的事，谁来干不符合身份的事？再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价值在于，让各行各业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由此提高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其实，在今天的大学生就业中，已有一些大学生选择做以前农民工做的活，比如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帮他人做房屋装修的水电工、木工，他们的收入远比选择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高，而且，他们的介入，也提高了传统行业的服务水平。对于这些大学生，是将他们的收入统计为农民工收入，还是统计为大学生收入？在未来社会，评价一个人，必定会打破传统的学历标准，而转向用能力标准评价人，这要求学校教育不要只回报给学生文凭，而应该是能力、素质的真实提高，也要求所有受教育者，是以提高能力为追求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如此，大学教育才会有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读书无用论，假如学校只聚焦学历教育，读书只追求文凭、身份，我国的大学教育将严重贬值，大学身份很可能一钱不值，在这种情况下，读大学无用，会演变为读高中无用，读初中亦无用。这是身份教育的严重后果，整个社会和教育部门、学校，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4年9月27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裸测”大学女生问题出在哪里 ？》：近日，安徽大学正在开展的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活动引来学生吐槽。“不明白为什么体测要脱到只剩一条内裤，测量形体、皮下脂肪和三围是不需要脱到这种程度的，据我们所知，安徽只有安徽大学使用了这种方式，请学校给个说法！”“十几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脱光了将近二十分钟，有点尴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安徽大学很多学生质疑，体测脱掉衣服是否存在科学依据，有无必要(京华时报（微博）9月26日)？这一则报道，在网上引来很多“吐槽”。在笔者看来，“吐槽”有学校工作做得不仔细、不尊重学生隐私的原因，也有网友不明原因的上纲上线，这折射出大学育人形象的模糊，公信力的严重不足。安徽大学对学生进行体质和健康测试，是按照《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实施方案》进行的，学校希望通过“裸测”来准确测量学生的体质情况，无可厚非。但是，实行“裸测”，必须尊重学生的隐私。近年来，在中高考体检中，“裸检”就普遍遭遇质疑，尤其是女生，对集体裸体测试多有不适、不满，媒体对此也有报道。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如果确需“裸测”，应该一人一室，而不能集体裸体接受检查，虽然工作人员可能对此不以为意—就如媒体报道，工作人员劝说不愿意脱衣的女生：“我们平时在外洗澡不是都一起脱光衣服嘛，我们测量的房间内都是女的，没关系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让学生裸体20分钟接受体检，是不尊重学生隐私的。如果学校把工作做细，一人一室进行检查，就可以既做好检测，又保护学生隐私，不至于让学生觉得不好意思，引发争议。据媒体报道，该校为准备这次体测，花了很长时间，那么请问，学校是否考虑到这一问题？还是根本就没有想到学生还有隐私？其实，早在2010年，针对高考体检中的裸体检查质疑，福建省教育厅和卫生厅就曾明确要求，高考体检必须尊重考生隐私，个别确需全裸检查的，需做到一人一室。此后，不少省市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加以改进。假如高校有尊重学生隐私的意识，会完善体测的细节。另外，从网友对此的反应看，大多对大学冷嘲热讽，甚至认为学校是专门针对女生，不怀好意。这和媒体报道突出女生裸测有关，标题就是《安徽大学要求女生裸测》，但这次测试，对男女生的要求完全一样。对于学校裸测，笔者认为，裸测没有问题，但学校要保护学生的隐私。而一些网友连裸测也反对，觉得学校动机不良，这并非科学、理性的态度。这让笔者想到去年在北大发生的招募“处女”大学生提供静脉血用于课题研究的风波，当时，有人质疑为何做实验“非处不可”，而从学术研究角度，这并无不当，北大校方解释，因为性传播是H PV病毒感染的主要渠道，在18至24岁且未经性生活的女性群体中，感染该病毒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她们非常适合做阴性对照，招募本身符合研究的需要。可为何网友一看到大学招募“处女”，就质疑，而且并非专业的质疑，却引来众多关注、支持，原因就在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公信力在丧失，以至于让公众怀疑，大学在做一些不正经的研究。对大学裸测学生的质疑，与此很类似。如果大学具有信誉，有良好的教育和学术声誉，对学生采取裸测的方式进行体检，不会让公众敏感—毕竟，全裸或者让学生只穿内裤接受检测，可以更准确地获得身体检测数据，有利于评估学生的体质，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现在这之所以变得敏感，除了集体检测方式有不当之外，更重要的是，有的网友认为大学那么精准测量学生的胸围、腰围多少没有价值，学校平时不重视学生的体质发展，却要那么精准地测胸围、腰围，让他们对本来科学的检测充满排斥。这提醒我国的大学，必须转变办学理念，重树形象。也许针对安徽大学的“裸测”风波，教育部门会要求各参与体质检测的学校，重视采取更合理的体测方式，尊重学生的隐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学校回归育人形象，让公众能感受到，大学确实在做育人的事，在尊重学生，也是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办学。(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4年10月2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才能避免倒下一人就死掉一校 》：近日，媒体曝出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校长荣兰祥持有3张姓名、住址、出生日期均不相同的身份证，其中一张身份证显示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顺义区。北京警方表示，正会同户籍迁出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工作，如发现问题坚决依法处理(新华社9月30日)。作为一家民办高级技工学校，蓝翔此前一直有很不错的声誉，最近却由于举办者的家庭纠纷，接连曝出跨省打架、20年家暴、多张身份证丑闻，让这所学校陷入“危机”之中。甚至有舆论称，该校呈现出瞬间崩塌的迹象。媒体也跟踪报道挖出学生试学一个月不准出校门，校区外开掘水沟，学生跳墙被抓重罚，退学不退学费，毕业要“服从分配”等新闻。举办者的家庭问题，居然演变为学校的危机，这折射出我国民办学校管理的严重问题。学校实行家长制管理，因此，举办者可把教师、学生当做家庭成员使唤，而学校的兴衰也取决于“家长”。蓝翔打人事件，如果属实的话，是很典型的家长式管理。在一所实行现代治理的学校中，举办者可能担任董事长，但只负责重大战略决策，不能直接指挥教师和学生;也可担任校长，但只能履行行政权，不能越权调动学生为自己干私事，也不能布置行政下属参与解决家庭纠纷。举办者直接布置副校长带学生去处理家庭纠纷，这不该是一所学校的作为，人们难免质疑，学生到学校真是学技术吗？以前的宣传可信吗？学校的办学、管理，难道就听一个人的？ 抛开家庭纠纷，过分依赖举办者的学校管理模式，也会让学校的发展，受举办者个人问题的影响。近年来，有的民办学校，就由于举办者的原因，比如违法犯罪，面临灭顶之灾。如果学校实行现代治理，举办者的个人问题，可能会对学校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不会那么大，学校通过董事会决策，校内教育事务由教师委员会负责，学校会照常运转，保持原有的办学传统和定位。民办学校的家长式管理和公办学校的行政治校是同样的问题，都因学校没有明确的章程，没有建立现代治理结构，这对学校的长远发展，办成百年名校是很不利的。就像蓝翔，经过举办者多年的奋斗，积累了一定声誉，可如今据媒体报道举办者把重心从办学逐渐转移到其他行业，以及闹出家庭纠纷，很可能让这所学校由此走下坡路。而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学校就是举办者个人的，举办者出了问题，学校也会有问题。这无疑对所有学校，都有启示。要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不能寄望于举办者的英明，高度依赖某个个人，而必须建立可以让学校保持特色，长期传承的制度。民办学校的办学和教育事务不能就由举办者个人说了算，学校管理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这也是增强学校风险防范能力的基本制度。眼下，蓝翔的举办者，不仅要处理个人的问题，更要思考蓝翔的制度建设。倒下一人，就死掉一校，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办学的悲剧，现代社会应该避免这样的悲剧。( 作者系知名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至少有四个特点。一是“杂”，五花八门，啥都写。二是“浅”，泛泛而谈，不深刻。三是“虚”，强调作者，突出个人。四是“邪”，赞美美国，贬斥中国。《南方都市报》屡次“认定”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明显不当。有一篇谈春节晚会的文章，也缀上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有必要吗？ 2011 年 05 月 23 日 ，新华网（记者赵超、徐博）《我国累计评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6.2 万人》： 2010 年，我国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２３日发布的《 2010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 2010 年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已累计评选出 16.2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786 人。 2013 年 05 月 28 日 ，人民网《全国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累计评选 16.7 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今日发布《 2012 年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称，截至 2012 年底，全国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累计评选出 16.7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1286 人，累计选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5200 多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4100 多人。 2015 年 1 月 20 日 ，《北京日报》《 4914 人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为营造促进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激励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积极投身国家发展和建设事业，会议批准 4914 名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享受 2014 年政府特殊津贴，使人才的贡献和回报相匹配，让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第一、目前，中国大陆没有明确“教育问题专家”的评定标准。 第二、目前，中国大陆没有鉴定“教育问题专家”的权威机构。 第三、目前，中国法律未授权和许可新闻单位开展鉴定“教育问题专家”的业务。 第四、目前，南方都市报没有鉴定“教育问题专家”的资质。 第五、目前，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国家权威机关发给的“专家”证书。 结论：《南方都市报》发表熊丙奇的文章后缀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属于荒唐行为。 建议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要再开涉嫌“沽名钓誉”的玩笑。丢人啊！ 建议全国新闻媒体以《南方都市报》随意认定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的事件中汲取教训，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 以上内容约 2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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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23 07:34
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毫无价值的”评论文章 《百度百科》解释，南方都市报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属系列报之一，正式创刊于 1997 年，主打广州、深圳两大中心城市，全面覆盖汕头、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江门等地区，并在香港、澳门公开发行，是面向珠三角地区主流人群所创办的综合类日报。作为南中国一份旗帜性媒体，南方都市报拒绝平庸，追求卓越，体现出了难得的传媒责任感和行动力。在新闻报道上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其时评版成为中国媒体舆论一面旗帜。经营上，以娴熟到位的营销策划，精耕细作的服务态度见长。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教育学者”的外衣，“基本上自己养活自己”，给报纸写稿获得稿酬或许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谋生手段之一。《南方都市报》或许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提款机”之一。对“毫无价值的”话题进行“毫无价值的”评论有事是有价格的。（一篇文章稿酬 500 元？） 2015 年 01 月 2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一份毫无价值的高校就业率排行》：近日，一份名为“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就业率排行”的榜单，被网友们转发且评论得相当火热。这是人民网教育频道根据教育部直属的 75 所高校相继发布的 2014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整理汇总出的 75 所部属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排名。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份排行榜并无多大价值。首先，单从就业率统计本身看，各高校的就业率就无可比性。把统计时间不同、统计口径不同，且可能有注水成分的数据，放在一起比出高下，容易闹笑话。这次各高校公布的就业率，统计截止时间各不相同，比如，北大截至 2014 年 11 月 15 日 ，复旦截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 ，清华截至 2014 年 12 月 1 日 ，而排在第一的中国药科大学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众所周知，统计时间的不同，对就业率数据的影响很大。在每年 6 月 31 日毕业生离校时，全国的平均就业率只有 70% ，而到了年底，平均就业率则要高 20 个百分点。各高校就业率统计的口径也不同，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就业率统计是用就业人数除以毕业生总数，而就业人数则包括签约就业、灵活就业、自主创业、三支一扶、出国留学、升学人数等。有的高校在统计时，就业人数为签约就业、灵活就业、出国留学、升学，而有的高校则为签约就业、灵活就业、出国出境、暂缓就业、升学。不同的统计方式，会导致统计结果不同。其实，对于目前把出国留学和升学也计算为就业的统计方式，是有争议的，反映学生真实就业情况，应从毕业总人数中减去升学、留学的人数，即有意愿就业的人数，再统计这些学生群体就业的实际情况。另外，在统计灵活就业时，如果由学校自行统计，再进行发布，那么，这很有可能出现弄虚作假。近年来，不要说统计灵活就业，就是统计签约就业也出现高校为提高签约就业率要求学生就业和学生“被就业”的问题。因此，在就业率统计时，应该用第三方数据，而不是由学校统计的数据。其次，就业率无法反映一所学校的就业质量，更无法反映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平，对于实行通识教育的学校来说更是如此。就业率只是就业的数据统计，就算是统计真实，也只能反映有多少学生已就业，却无法反映出就业的质量，包括薪资待遇、行业岗位、用人单位评价、职业发展空间等，而这些是就业质量报告更重要的部分。只关注就业率而忽视就业质量，会引导学校比拼数据而不重视质量。再者，不同高校应该有不同的办学定位，对于教育部直属的 75 所高校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实行通识教育，以能力为导向办学，而非以就业为导向办学，用就业率指标来评价学校，会让这些学校转而关注就业，围绕就业开展教学，如此一来，这些学校与实行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有何差异？这些问题，是媒体在进行相关排行时必须注意的，不能为吸引眼球而忽视常识，更不能以功利视角关注学校办学，加剧学校功利化。当然，这也对高校编制高质量的就业质量报告提出了要求。 ( 作者系教育学者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感觉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毫无价值的”评论文章。主要理由是：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是针对“ 一份毫无价值的高校就业率排行”写的的评论。为“毫无价值的”事情写的评论能有多大的价值？ 第二、《南方都市报》拒绝平庸，追求卓越，体现出了难得的传媒责任感和行动力。发表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为“毫无价值的”事情写的评论能有多大的价值？ 第三、《南方都市报》 特意标注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说明《南方都市报》不愿意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毫无价值的”的观点负连带责任。 可以想象，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南方都市报》破格发表熊丙奇“毫无价值的”文章多少有点“施舍”的味道。不是吗？要饭不嫌馊，将就着吧。 建议《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少发表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毫无价值的”文章。给媒体的“老板”节省点经费。 阿弥托佛。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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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10 13:05
《南方都市报》认定上海市公民熊丙奇“ 知名教育专家” 属于无效行为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介绍，南方都市报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属系列报之一，正式创刊于 1997 年，主打广州、深圳两大中心城市，全面覆盖汕头、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江门等地区，并在香港、澳门公开发行，是面向珠三角地区主流人群所创办的综合类日报。作为南中国一份旗帜性媒体，南方都市报拒绝平庸，追求卓越，体现出了难得的传媒责任感和行动力。在新闻报道上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其时评版成为中国媒体舆论一面旗帜。经营上，以娴熟到位的营销策划，精耕细作的服务态度见长。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似乎胆大包天，没心没肺，啥话都敢说，对国家教育部部长也敢批评。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领导更不放在眼里。对中国官员学者，毫不客气地冷嘲热讽。以解心头之痒。 2013 年 7 月 3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熊丙奇：如何理解袁振国主。动辞职》： 7 月 29 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工大会上，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人员宣布，袁振国不再担任教科院院长等相关职务。纪检人员还在会上通报，有关部门已了解袁振国存在违反出国 ( 境 ) 团组规定、出差报销违规等行为，教育部同意其辞职。教科院有关领导证实，袁振国系主动辞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是直属教育部的正厅级研究单位，其性质应该是学术研究机构，袁振国作为院长，有正厅的行政级别，但也有学者身份。在国外，学者涉嫌学术不端 ( 包括课题经费违规、学术造假等 ) ，一旦事发，有关机构尚未启动调查或者调查正在进行中就提出主动辞职者十分普遍。这是对学术规则的敬畏，也是给自己一点脸面的体面做法。比如， 2007 年麻省理工学院前招生部部长琼斯因学历造假 ( 只有高中学历，却伪造本科、博士学位 ) 丑闻曝光，虽然她本人的能力完全胜任其职位，而且还得过不少奖励，但事发之后她主动辞职。再比如， 2010 年哈佛大学知名心理学家 MarcHauser 因学术不端遭到校方调查，校方给其的处罚是“离职一年”， Marc Hauser 选择了辞职，而不是继续赖在哈佛。 中国的官员学者们却很不同 ，过去几年中，先后有多所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爆出学术抄袭、造假、违规丑闻，可是没有一个校长、副校长主动提出辞职，甚至在学术不端行为被查实之后还百般狡辩。比如，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系抄袭，查实之后，学校对其的处理是，“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认真反思，深挖思想根源”，而他本人只是“请求上级组织给予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后有多名学者发公开信要求其引咎辞职，可陆杰荣不为所动。在用公款携妻出国旅游、出差违规住宾馆、报销的消息爆出后，袁振国进行过回应，他称，妻子同行出访经费非教科院出，同行为省翻译费，并否认豪华酒店的消费单，但回应均被舆论指责不诚恳。针对这种情况，如果违规事实确实存在，袁本人与其辩白，不如请辞，可为自己留住一丝脸面。相比那些丑闻曝光死不认错拒不辞职者来说，袁振国这一点值得肯定。而从 7 月中旬媒体报道袁振国涉嫌违规，到 7 月底教育部接受其主动辞职，教育部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中也表现出了难得的高效率，如果教育部能以此态度对待教育系统内的教育腐败、学术不端，当前的教育风气、学术风气或会有一定程度的好转。当然，主动辞职不意味着问题就不再追查，有关部门应继续追查问题，并根据违规性质给予当事人进一步处理。 2010 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古德温副教授，因伪造数据而被判归还美国卫生部和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基金各 5 万美元，缓刑 2 年，外加象征性的罚款 500 美元。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提出主动辞职。主动辞职是对学术尊严、职业操守的救赎，却不能豁免其应当承担的罪责。 ( 作者熊丙奇系知名教育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我觉得， 《南方都市报》认定上海市公民熊丙奇“ 知名教育专家” 属于无效行为。主要理由是： 第一、目前，中国大陆上没有开展“教育专家”认定的工作。全国尚没有认定“ 知名教育专家” 的权威机构。 第二、《南方都市报》 是面向珠三角地区主流人群所创办的综合类日报。或许无权开办 认定“ 知名教育专家” 的业务。 第三、《南方都市报》是广东省境内的媒体，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上海市公民。 《南方都市报》认定 上海市公民似乎越界。 希望全国主流媒体以此为戒，不要轻易草率认定“教育学者”“著名教育学者”“教育专家”“知名教育专家”之类的资格。 特别提醒全国主流媒体：《南方都市报》认定上海市公民熊丙奇“ 知名教育专家” 属于无效行为。请勿效仿。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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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7 07:05
《南方都市报》凭什么认定熊丙奇为“教育学者”？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学者，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区分。广义“学者”：系指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学识水平、创造能力，能在相关领域表达思想、提出见解、引领社会文化潮流的人。狭义“学者”：”“学”者，觉也《说文解字》。系指通过学问觉悟之人，即专门从事某种学术体系研究而通达智慧的人。代表者包括：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和各类文化专家。 “教育学者”是指对学者进行教育的人。比“学者”还高出一截。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瞧不起个别媒体的过度吹捧。 2006 年 10 月 20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 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正高”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默许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 。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 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006qt.html http://xiongbingqi.blog.sohu.com/307313123.html 八年前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2015 年 1 月 2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2015 年是教育改革方案落地的关键之年 》：从 2010 年开始的每一年，媒体展望新的一年教育改革和发展时，都将当年称为“教改元年”。这传递出社会舆论对教改的呼声，但遗憾的是，每到年终盘点时，大家都遗憾地发现，真正的教改动作并不多，诸多舆论期待的关键问题，比如高考改革、大学综合改革等，并没有实质性启动。 2015 年有望打破这一局面。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在 2014 年岁末被批准， 2015 年将启动改革；继 2014 年 9 月国家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颁布后，教育部在 2014 年底连续发布 4 个高考改革配套方案，这几个方案也将从 2015 年起开始实施。可以说，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到目前的四年半时间中，中国已基本完成从纲要到具体行动方案的设计，而具体行动方案落实得如何， 2015 年将是关键之年。以高考改革为例， 2015 年，上海将实行全新的春季高考改革，这一改革首次实现一名学生可以获得两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已经完成的春季高考报名看，情况十分火爆，这表明改革受到欢迎，也对教育部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包括促进高校完善自主招生面试考查、做到自主招生过程公开透明、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总结推广春考经验筹划增加春考招生学校、进一步扩大学生选择权等。如果能在这些领域交出令公众满意的答卷，上海的春季高考不但对上海高考改革来说是亮点，对全国范围内的招考分离改革也是很好的探索。在全国范围内， 2015 年将启动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各地教育部门、学校对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改革的态度将影响这两项改革的走向。客观而言，由于综合素质评价究竟在高考录取中能起多大的“参考”作用并不明朗，因此，对于推进综合素质评价，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并没有多大积极性。照此发展，综合素质评价就可能从一开始起，就步入“走过场”的轨道，这一改革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这是必须防范的。一方面需要在顶层设计上进一步完善，明确综合素质评价在高考录取中究竟怎么使用；另一方面则需要地方教育部门、中学从促进学生素质发展出发，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并在推进这一评价过程中发挥学校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以确保评价的公正、客观，没有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的，则借这一评价的推进着手建立。高校的自主招生也将在 2015 年调整到统一高考之后进行。这是中国自主招生试点 10 年后的重大调整。高考后的自主招生，能否让自主招生更规范、更公平，同时起到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促进中学重视学生个性、特长发展的作用， 2015 年的高校自主招生实际运作情况，必然会引起所有舆论关注。各自主招生高校应积极回应舆论的关切，避免高考前自主招生的老问题在高考之后的自主招生中再次出现。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综合改革，在完成设计之后，也将在 2015 年起步。从综合改革的方案看，师生共治、小班化教学、教师长聘制、授予学位改革等，都颇有价值，但舆论担心的是改革会不会停留在概念上，因为这每一项改革都提出一个明确要求，即要从行政治校转型为教育家办学，如果大学还是由行政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就是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也很难独立发挥作用，学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采用能体现近期办学业绩的行政指标，将难以扭转学校重科研、轻教学的惯性，设想中的小班化、探究式教学就难以实现。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参与。目前，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当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需要在接下来的改革实践中加以完善。千万不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对目前的改革设计也打折扣执行，甚至各取所需，扭曲地执行，假如出现这种情况，良好的改革初衷将走向反面，公众对改革的期待会变为对改革的抱怨。 ( 作者系教育学者 ) 读完以上文字，弄不懂 《南方都市报》凭什么认定熊丙奇为“教育学者”？ 2011 年 06 月 11 日 ，南方网（熊丙奇 教育学者）《熊丙奇：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南方都市报》认定熊丙奇为“教育学者”，难道是脑袋进水了，还是喝了迷魂汤了？ 提醒全国主流媒体注意：熊丙奇“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怎么可能是“教育学者”呢？ 以上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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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利用《南方都市报》易如反掌手段高超
大庆商江 2015-1-3 15:55
熊丙奇利用《南方都市报》易如反掌手段高超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南方都市报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属系列报之一，正式创刊于 1997 年，主打广州、深圳两大中心城市，全面覆盖汕头、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江门等地区，并在香港、澳门公开发行，是面向珠三角地区主流人群所创办的综合类日报。作为南中国一份旗帜性媒体，南方都市报拒绝平庸，追求卓越，体现出了难得的传媒责任感和行动力。在新闻报道上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其时评版成为中国媒体舆论一面旗帜。经营上，以娴熟到位的营销策划，精耕细作的服务态度见长。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以 “ 21 世纪教育研究所副院长”的名义竟然把《南方都市报》轻松“搞定”。《南方都市报》帮了熊丙奇的大忙。一是证明熊丙奇在教育研究院就职，是个有身份的人。二是证明熊丙奇在教育研究院是“领导”，是个有地位的人。三是证明熊丙奇在教育研究院有发言能力的人，是个有品味的人。四是证明熊丙奇在中国教育界是“专家型”人才，是个有发展潜力的人。《南方都市报》“审定”“确认”熊丙奇是“教育问题专家”“教育学者”，还设了“熊丙奇专栏”。 聪明的标注：“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2011 年 06 月 11 日 ，南方网（熊丙奇 教育学者）《熊丙奇：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请耐心阅读《南方都市报》发表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企业员工）的“科研”“学术”论文。我们不能说《南方都市报》与熊丙奇“臭味相投”。以下摘录的 3 万字只是一部分。 2009 年 10 月 10 日 ，《南方都市报》（知道分子 之熊丙奇专栏）《 熊丙奇：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背景耐人寻味 》： 10 月 6 日 揭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华裔高锟榜上有名，这让华人再次扬眉吐气。至此，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的华人已有 8 位。 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一直是分析家关注的重点。而分析这 8 位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或可对我国内地的教育改革产生某些触动。 8 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只有一位，即 199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曾接受过十分短暂的两年时间的新中国基础教育，崔琦 1939 年出生于河南宝丰， 1951 年只身远赴香港，之后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金文泰中学修读一年预备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学，但是他选择了教会的奖学金，赴美留学。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 1933 年出生于上海， 1944 年随父移居香港，入读圣约瑟书院，之后考入香港大学，但由于当时港大还未有电机工程系，他只好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 1997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 2008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1957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之后赴美求学； 1976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的中学时代在台湾度过； 1986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的本科为台湾大学，硕士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概而言之，虽然媒体总想寻觅这些华人科学家们与中国教育和学术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报道高锟获奖时，说他 1996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但 8 位华人诺奖获得者，与我们的教育与学术其实都没啥关系，有两位为西南联大毕业生；有两位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有两位在香港接受完高中教育；有两位接受台湾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如果说，华人诺奖获得者的这种教育经历分布有诸多偶然，那么，不妨再看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在总共 12 位获奖者中，只有袁隆平 (1953 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 ) 、王选 (195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 、王永志 (1952 年考入清华大学 ) 、李振声 (1951 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 )4 位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的大学生。新中国教育发展 60 周年，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世界第一，达到 2907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23.3% ，但是，在杰出人才的培养上，我国内地教育必须承认存在严重的不足——— 不仅与美国相比如此，与当年西南联大的办学，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办学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表现在产生少数几位顶尖人才，以及内地几所著名大学的排名要低于香港和台湾地区几所大学的排名上，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教育管理制度上，我国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格局始终难以突破，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浓郁，教育与学术都趋功利化，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培养创新人才，是一个综合体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用人制度与环境，缺一不可。基础教育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与学术规范训练，可培养一个人的科研精神与正确的学术习惯；而良好的用人制度则鼓励每个人发挥各自所长。以现实情况而论，在国内求学、工作者这三者都有缺失；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部分高等教育，再出国求学、工作者，前两者缺失；在国外求学，再回国工作者，社会用人制度 ( 也谓学术环境 ) 缺失。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是，从新中国 60 年教育体系中，尚未走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在 2006 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温总理所谈到的“非常焦虑”的问题，到今天并没有解决。欲解决这个问题，以笔者浅见，有必要正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实事求是地反思教育基本制度，这方面，可从学习借鉴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教育经验做起。我国深圳地区，已启动借鉴香港地区办学经验，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高等教育改革尝试，但愿这种尝试能为我国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积累有益的经验，从而为我国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环境。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注：《南方都市报》从业人员做梦都想不到“ 2 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真实身份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一名招聘的普通的企业员工；只是借用 “ 2 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躯壳”而已。】 2009 年 11 月 14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乱收费”已经得到解决？ 》：前两天，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做客人民网，围绕“如何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王副司长说，“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保障力度的加大，学校也失去了进行不合理收费的土壤，再加上我们依法加大规范的力度，所以‘乱收费’问题现在逐渐地淡出教育发展的历史舞台。”“乱收费”现象已经解决的消息迅速传开，舆论哗然，或说这是“自欺欺人”，或说这是漠视老百姓疾苦。去年两会期间，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也曾接受人民网记者的采访，就教育不公平、上学难上学贵以及如何使老百姓满意谈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他说，现在老百姓所反映的“上学难、上学贵”的论调是不对的，我们从来没有过“上学难”，也没有过“上学贵”，我国也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当时也是舆论哗然，有人指出，或许在陈副省长的经历中，确实没有“上学难、上学贵”，只是陈副省长把自己的感觉等同于老百姓的认知了。官员当然可以有自己的亲身感受，可如果把自己的感受，轻易地就等同于整个中国老百姓的感受，而且依据这样的感受，来制订政策，则是一个大问题。思考这种问题为何会发生，是比指责个别官员脱离群众、工作作风不踏实更迫切的事。本来，在决策体系与监督、评价体系中，老百姓应该拥有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的各项权力，但是，具体到现实之中，没有基本的知情权；有知情权，却没有表达权；有表达权，却无参与权；有参与权却无监督权，比比皆是。在教育决策中，任墙外怎样的喧嚣，权力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依据自己的想象，制订政策，它不管这样的政策，是否在墙外引起新的喧嚣，是否对现实有任何改变——— 因为他自己所处的现实一直美妙而美好。中国青年报 11 月 12 日 公布了对全国 31 个省 ( 区、市 )14081 名公众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多达 98.5% 的公众表示身边存在择校现象，从幼儿园到高中，择校几乎已无处不在。这样的数据，几乎每年都有不同机构公布，警示择校的情况不容乐观。可这样的调查数据，能放在参与决策的人员的办公桌上，成为他们的决策依据吗？又能成为监督决策者的依据，对他们治理择校问题不力进行问责吗？更可能的现实是，负责治理择校的官员们，并没有感受到择校的问题，甚至可能觉得择校没有什么不好——— 他们的孩子可以随意上好学校，而且还有人托他们去解决上学的问题。与其让官员有体谅民众疾苦的自觉，还不如构建民意能得到表达、并参与决策、监督的基本制度。就教育决策而言，如果教育的管理、办学、评价都集中在政府部门手中，决策也由政府官员主导，那么，任由教育问题怎样恶化，可能在官员们那里，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上一轮教学评估得到高达 70% 以上的优秀率、大学生就业率一直走高、中国教育成功论、我国科研能力已经列世界第五等等这些事件，都体现出这样的教育管理与发展痕迹。不根本改变这种教育管理制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诸如“我国已经有几所大学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教育已经全世界领先”等等惊人之语出现。 2010 年 1 月 2 日 ，《南方都市报》（中国观察之熊丙奇专栏）《 熊丙奇：“允许”择校为何受追捧 》：据央视《焦点访谈》近日报道，在河南开封，初中学校存在冰火两重天的情形：按照义务教育划片就近入学的原则，一二年级原本应该分别有 300 多名和 500 多名学生的开封十二中，初中部三个年级只有四个班，而在开封第十四中学，原来每届只有 8 个班，后来发展到每届 10 个班。从 2008 年开始，每届招到了 14 个班。毫无疑问，央视揭示的是开封十分严重的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分析各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举措，大致包括三类，一是“禁止”，包括禁止择校，禁止小学入学测试、小升初测试，实行按划片就近入学；二是“合并”，由办学质量高的学校发展学校集团，期望用强校品牌扶持弱校；三是“对口共建”，由政府出面，组织强校和弱校结对发展，包括由强校输入管理经验，并交换一定师资。可是，在严格的禁令之下，校际差异巨大，择校暗流涌动，成为公开的潜规则，实则加大了老百姓的教育焦虑，禁令之下的择校，比拼的是权势和金钱。相对这种“乱作为”而言，一些地方的“不作为”、放开择校，却受到“追捧”。笔者还曾听到一名专家建言，希望恢复“小升初”统考，根据考试成绩决定进入哪所学校，将择校阳光化，对此建议，附和者众。就如人们对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失望之后，呼吁政府部门还不如老老实实搞应试教育，对自主招生试点失望之后，要求高考干脆回到全国一张试卷统考——— 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采取的均衡思路，甚至是“以择校养均衡”，均衡的效果实乃南辕北辙。何谓“以择校养均衡”，简单地说，政府部门并不为教育均衡发展增加教育投入，而是通过择校收来的钱，来推动强校扶持弱校、师资交流，甚至以择校的费用来抵充政府部门本应该承担的教育投入，这在一些地方被称为是“给政策”。在“给政策”的均衡思路导向下，一些地方政府并不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取消重点校，而是变相举办示范校、实验校；并不严查学校举办重点班，而是鼓励学校举办创新班、实验班；并不检查各类变相的择校费、借读费，而是统一将其纳入捐资助学范畴，并认定家长是“自愿捐赠”。如此治理择校，必然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只是装装样子，引起老百姓的反感是必然的。可是，“不作为”与之相比，也是半斤八两，也是与《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以及我国推进教育公平的战略完全背离，唯一的差别是比前者“真实”，“不虚伪”。在笔者看来，均衡义务教育发展，防止均衡的异化，首要任务应检讨政府治理择校的行为，监督政府采取真正有作为的举措，而不能让老百姓宁愿选择接受不作为。首先，应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严查当地政府部门是否依法履行教育投入责任与均衡责任，如果没有保障规定的教育投入，还纵容举办各类变相的重点校、重点班，需依法问责。拿河南开封来说，当地明显存在重点校，应依法对教育部门官员问责。其次，应调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经费保障机制，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至少在发达地区，已经具备用省级财政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条件，应以省级统筹来推进省内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因为在省级统筹之下，各地的师资待遇才可能趋于一致，由此为教师轮换创造条件。最后，应推进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让办学公开透明，建立维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权益的社区教育委员会、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以此参与教育决策，杜绝办学中的权势交易，以及学校的乱收费、乱摊派行为，如果有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办学评价与监督，择校费、借读费以及其变种，将很难最终实施。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 2010 年 4 月 9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令人纠结的幼儿入园“积分制” 》： 上海市教委日前透露， 2009 学年度本市幼儿园有 35.2 万名入园生，其中非户籍幼儿占到 28% 。在公办学前教育资源紧缺情况下，上海正考虑采用“积分制”对非户籍的幼儿家长进行评估：即根据家长在上海居住时间、职称等级、纳税情况、计划生育情况、有无犯罪记录等项目进行打分，分值高的将优先获得子女进入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机会。根据上海市教委负责人的解释，上海出台“积分制”管理非上海市户籍人士子女申请入读公办幼儿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申请进入的人很多，僧多粥少，遴选必须有一定标准，这就如进沪指标，也要实行“打分”。客观上说，相比幼儿园根据“条子”的分量来进行招生，家长们暗中较劲，这种公开的“打分制”，要透明得多。不然，入园就成了走后门和权势比拼。另外，由于学前教育为非义务教育，本地区的公办幼儿园用的是当地纳税人的钱举办的，因此首先必须满足本地居民子女的入园需求，同时也要注意本地居民对公办幼儿园招生、发展的意见。对非上海户籍人士子女进入公办幼儿园实行这种管理，某种程度说，也是在平衡这种关系。打分制中的“纳税情况”，更充分说明，地方教育为当地纳税人服务的性质。可是，这样的“积分制”，也令人纠结。这首先就与《宪法》与《教育法》赋予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抵触，《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里的教育，自然包含学前教育在内。按照幼儿家长纳税情况，不是区分财产状况吗？按照幼儿家长技术职称及技术等级，不是区分职业吗？也就是说，上海的做法虽然合理，但却不合法。孔夫子云，“有教无类”。在笔者看来，除此之外，还有更令人纠结之处。从教育每一个人成为合格公民的教育本质出发，家庭贫困、父母有犯罪记录者，其实更需要得到教育的关注，因为教育具有社会公正调节器的作用。从现实情况看，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父母学历高者，是有更多途径送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的，而那些家庭贫困、父母学历低者，获得的教育机会本就很少。假使公办教育抛弃他们，这些孩子就很有可能根本无法接受学前教育。当然，这不是上海一地的纠结，而是全国发达地区和城市都面临的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一纠结问题，仅仅依靠地方的力量是很难的——— 从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现实推论，哪个地方解决得好，哪个地方涌入的外地户籍求学者就越多，当地政府就将承担更大的教育保障责任———途径有二，其一，从全国范围内考虑将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此前，在国家教改《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时，有关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建议最多，可见，这是一个全国关注的话题。其二，实行义务教育经费的省级统筹，并建立教育经费随学籍走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行省级统筹，可使同一省内生均培养标准一致，而经费随学籍走，则保护了流入地政府的积极性，这是解决流动儿童学前教育以及目前九年义务教育的长效机制。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0 年 5 月 3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为何没有一个校长敢反对？ 》：安徽舒城这个小县城，最近红爆网络。该县让万余名学生放假两天为 400 余位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让道”的消息引来议论纷纷。舆论比较一致的评论是，权力太霸道与嚣张。单从领导的做派看，确实如此。但是，估计舒城县领导不会认为这有多霸道，而且全国各地所有教育部门的官员，也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舒城县的领导，作出放假两天的决定，遭遇当地中小学校长的强烈反对了吗？如果遭遇一些中小学校长的反对，而领导强推，那才配得上“霸道”。现实的情形是，领导作决定，教育局发通知，各校也就响应了——— 至少从媒体的报道看，当地没有任何中小学校长提出异议——— 在领导看来，这可能是一件“很正常”的工作。其实，舒城县的这种做法，在教育系统中，普遍存在。不说地方政府每逢办事，都要组织教师、学生去捧场，做礼仪或者志愿者，有的地方政府还直接安排学校课程——— 河南漯河市委宣传部等六部门，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在全市深入开展“读 说文 、识繁体、解汉字”活动的通知》，该《通知》要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推动《说文》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组织学校利用广播、板报等载体，宣传《说文》和许慎文化 ( 大河网 4 月 30 日 ) ；就是大学，给重要会议放假或者给重要接待“让道”，也不鲜见：校长一声令下，某个学院全体放假不上课去听某位领导的讲座，那是家常便饭。而中小学校领导，也游刃有余地动用手中权力，最近有新闻报道，广州市荔湾区博文学校为了升学率，竟然不让成绩差的初中毕业生参加中考。学校威吓学生，“只要你不报名参加中考就能拿到毕业证，但要是报考就不一定能拿到毕业证。”一些学生已打算提前告别初中生活，有的自暴自弃逃学沉溺于网吧玩游戏。据悉，该校 150 名毕业生仅有 25 名赴考 ( 4 月 29 日 《信息时报》 ) 。 权力总是要给自己行方便，找感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就是美国总统，也想在大学里谋得一个荣誉博士或荣誉教授头衔——— 问题是，权力给自己行方便“方不方便”，以及他人给不给方便。看看民国时期的教育史，一帮办学者、教育者和学生，是经常不给权力方便 ( 办学者和教授不给政府官员方便，教授不给办学者方便，学生不给办学者和教育者方便 ) ，温家宝就曾谈到张伯苓，称他“是个教育家，他宁可做校长，不当部长”。也许要我们的中小学校长，不给权力方便，在现实环境中是奢谈——— 学校是政府部门“治下”的机构，校长由政府部门任命，不听话就会被免职查办——— 但是，如果每所学校的校长，都在政府部门的命令、通知下，不能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家治校：教育家治校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不受权势的干扰，只做有益教育、符合教育规律的事。同样，要让我们的学生，据理力争自己的权益，不理睬学校的违规做法，恐怕也不现实——— 自己的毕业证被掌握在学校手中，怎能得罪——— 可是，如果学生在明知自己权益受损时，却无法捍卫自己的权益，学校也就不可能真正重视受教育者。改变这种状态，调整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包括建立新的财政拨款体系、取消校领导的行政级别、改革校领导的任命机制，这是必须的。如果有这样的教育管理制度，政府再想通知学校放假、在学校安排某些课程，那基本上毫无可能。可是，实现这种关系的调整，单靠政府的觉悟，显然不可能。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是不愿意看到指挥、管理权旁落，权力不能再行方便的。推动这一关系调整的重要力量，除了至上而下的改革，就在于办学者教育家办学情怀的复苏，以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维护。不妨设想，假使在舒城有 10 多所学校校长联名反对政府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假很难放下来；在广州市荔湾区博文学校，如果同学努力争取自己的考试权利，学校的规定也难见效。其实，这两起新闻事件，正说明办学者和教育者、受教育者权益意识的觉醒，他们可能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反对当权者的规定，却可借助网络与媒体的力量，现在，舒城县政府已经道歉，表示“虚心接受广大网民的批评，吸取此次教训，今后坚决做到会议不扰民，恳请社会各界谅解”，不管诚心不诚心，至少他们下次是不会再这么一声令下让学生放假了。这才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所副院长 ) 2011 年 10 月 7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大学该有怎样的“质量观”》 ：人才培养质量如何？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名校已公布 2010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今年 7 月，教育部高教司发文，要求“ 985 工程”高校率先公布 2010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并称“我部将在教育部网站公布各校《报告》，有关高等学校须在本校网站同步公布”。截至前日，还有十余所高校没有公布 2010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已公布《报告》的高校中，有的给自己做出满分评价，几千字的自我评价中没有不足之处。 ( 《长江日报》 9 月 30 日 ) “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是去年 7 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对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提出的要求。此举被普遍认为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促进高校信息公开。二是促进高校建立教育教学质量内部监控体系，上一轮本科教学评估，由于过分强调行政评价，被指存在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问题，由学校自主发布质量报告，强调学校的自我管理、自我评价，有助于学校自主办学，形成特色。但从目前高校发布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看，总体上更像是工作总结，与本科教学质量成果宣传，质量观也存在严重偏差。以北大为例，涉及招生质量的，用的全是竞赛数据———“我校本科生源质量优秀，例如，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大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的 19 名队员中， 15 人选择北大，其中 14 人获得国际金牌， 1 人获得银牌。物理、化学全国决赛前十名中，我校各包揽 9 人。数学全国决赛一等奖 35 人，我校录取 25 人。生物全国决赛一等奖 18 人全部被我校录取”。涉及教学质量的，用的全是参与行政评奖、评审获奖情况———“ 2010 年，北京大学重点组织了质量工程中特色专业、教学团队、教学名师、精品课程、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5 个子项目的遴选推荐工作，并在北京市和国家评审中取得优异成绩。”查阅其他学校，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此一来，这些高校为提高生源质量，就要去抢各种竞赛获奖者？提高教学质量，就是组织力量去参加各级政府部门的评奖吗？从中根本看不出学校的特色和差别。而迎合高校的这种“质量需求”，基础教育打造“拔尖生”，就是十分重视学科竞赛？而各类行政评奖、评审，也就越多越滥。在目前的教育管理、评价体系中，大学的这种质量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似乎除了行政指标外，目前还难以找到测评质量的更好的指标。但从形成学校办学特色，真正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看，学校的质量报告，不能是一些外在数据的归总，而应该关注教育过程和受教育者的成长。其中的内容可包括：学校的投入，学校全年的财政收入多少，用于教育教学的开支多少，占多大比例；学校的课程，开设了多少门课程可供学生选择，选修的比例达多少；学校的师资，有多少本科课程是 20 人一堂课， 30 人一堂课、 40 人一堂课；学校的图书，新购买图书多少，新购图书借阅率多少；学校的服务，有多少本科生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奖学金、助学金的比例达到多少；淘汰率，有多少学生因何原因退学、淘汰。这些内容，只要学校深入办学，重视教育教学，不难获得。另外，作为质量报告，应该是全面、客观的，包括教育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而不能只选择性公开光鲜的数据。高等学校质量报告出现的问题，实质是大学内部管理的问题，这就是行政主导学校的全部内部事务，因此，教育质量报告怎么写就属于行政权力范畴。而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教育事务 ( 包括教育质量评价和教师评价 ) 是由教授们管理的，质量报告是由教授会负责，并要广泛听取教师和学生的意见的。所以，要完善高校教育质量报告制度，必须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实际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形成大学办学特色的基础，离开了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的内外部治理，都难以摆脱行政干扰，再好的做法也会变异，没有教育观、质量观，有的只是政绩观。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2 月 12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大学学术决策的最高权威 》：因博士论文造假被剥夺博士学位后，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长沙范 2 月 9 日 迫于压力宣布辞职。沙范当天与总理默克尔共同面见媒体，宣布辞职决定。沙范再次明确否认对她博士论文的剽窃指控，不接受杜塞尔多夫大学取消她博士学位的决定。不过，“否认”、“不接受”也难以改变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大学的决定，即便她本人是教育部长，得到总理的支持。这起博士论文造假调查显示，学术独立对于大学是何等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杜塞尔多夫大学宣布“初步认定沙范 1980 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存在一定程度的蓄意隐瞒引文出处及剽窃事实”之后，沙范还是有不少支持者，其所在的执政的基民盟秘书长赫尔曼·格罗赫表示，此项针对沙范学生时代论文的调查不应仅限于杜塞尔多夫大学内部，而应引入一个由德国全国科学学术协会组成的专家组，按照更加公开、透明和客观的标准来展开，同时也需要更多持中间立场的鉴定者参与。与此同时，德国一些学术机构和研究所也公开质疑杜塞尔多夫大学的调查结果并联名谴责该大学的调查不够严谨、不够规范。但是，杜塞尔多夫大学并不为所动，也没给部长校友“面子”。该校的学位认证委员会于 1 月 22 日 以 14 票赞成、 1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决定启动主程序，审议是否最终剥夺沙范于 1980 年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的议题。随后，由该校 8 名教授、两名学术成员、两名非学术成员及 3 名学生组成的学位认证委员会，最终以 12 票赞成、两票反对及 1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取消沙范博士学位的决定。学位认证委员会的决定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必须得到执行，这是“学术独立”的基本原则。否则，如果大学学术机构的决策不具权威性，可以被左右，学术独立也就无从谈起。对于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决定，沙范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该调查存在“程序上的不合理和引用证明材料的违法性”。按理，她可就此向学校的学术仲裁委员会申诉，也可就学校的做法到法院起诉，但从学术独立的角度审视，这很难“翻盘”。首先，此前学位认证委员会的调查是很严谨的，完全按照学术决策的程序进行；其次，正如媒体分析所说，沙范虽然有权起诉杜塞尔多夫大学，但德国大学的科研是独立的，法庭很难裁定一个专业科研机构的决定是否违法。提起诉讼能为沙范赢得一些时间，但诉讼过程旷日持久，对处于大选年的执政党来说，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学术独立是大学自治的重要方面，这要求，对于学者的学术评价 ( 包括学术不端的调查、处理 ) ，只能基于学术原则，学术评价不能被媒体评价、司法评价所替代。中国近年来也屡屡爆出学术不端丑闻，但是，对于学术不端的调查、处理却往往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原因在于，没有办学自主权的大学，学术并不独立，所以，学术调查、评价会受各种现实利益因素的干扰，不要说很难对沙范这样的政府高官启动调查，就是对略有一点身份的学者，调查都迟迟难以启动。即便启动调查，学校的学术委员会 ( 或学术规范委员会 ) 也不独立，得到的调查结果缺乏公信力。如此一来，对学术不端的“揭露”就只有走非学术路径，实行媒体评价和司法评价了——— 所谓媒体评价，就是当事各方在媒体上打嘴仗，指望以舆论左右事件走向；所谓司法评价，就是将学术不端争议诉诸法庭，希望法庭判决。更离奇的是，即便造假抄袭被认定属实，处理结果也往往轻描淡写，前些年，中国有几所大学的副校长、校长涉嫌抄袭被认定属实，但涉事的副校长、校长居然全身而退，仍担任相应行政职务，只有个别被调离岗位，学术尊严荡然无存。学术不端是大学的毒瘤，必须彻底铲除，大学和学术才能得到健康发展。沙范获得博士论文已经 32 年，但她最终还是为自己当年的错误付出代价，在我们这里，会不会又惹出“能力重要，还是诚信重要”的大讨论，抑或“当年的学术规范不严格，既往不咎”的各执一词呢？这样的“大讨论”只会发生在学术不独立、学术异化为工具的环境中，越是“讨论”，大学、学术越是一地鸡毛。 ( 作者熊丙奇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3 年 3 月 1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大学的自主边界在哪里 》：中央音乐学院一名 70 岁知名博士生导师、教授自爆曾与一名报考该校博士研究生的女学生发生肉体关系，并收受该生 10 万元贿赂，以便帮助其顺利考博。最终因女学生并未如愿上博，老教授担心女生将此事曝光，自己抢先向学校纪检部门坦白并退回赃款。事发之后，校方对该教授作出“取消所有招生、教学和学术权力”的处罚，并立即向北京市教委等相关部门进行了报备。 ( 《新京报》 8 月 15 日 ) 校方根据老教授的坦白进行处罚，这属于学校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但是，对于老教授与考博女生之间的交易，处罚并不能到此为此，司法机关应介入调查，严肃查处。根据学校所介绍的“案情”，老教授虽坦白、退回赃款，但受贿的事实已经成立，而且，另据学院对考博女生的各项考试成绩进行调查，发现除了老教授打分“过高”，其他参加考核的 4 名教授打出的分还是公正、客观的。也就是说，老教授本人已经在收钱之后“办事”，只是没有让女生如愿以偿。上述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加上校方表示“老教授和女学生之间究竟是谁主动，谁被动学校也不清楚”，司法机关介入责无旁贷。 2006 年，由武汉赴港入读香港城市大学的 25 岁女博士生，为求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竟将一万元现金放在教授的信箱，意图行贿老师取得试题和答案。香港廉政公署在接获城大举报后，安排该教授与女生见面交易，当场把正抄写试题答案的女生拘捕。该女生被判入狱六个月及充公一万元贿款。此事曾在内地引起轩然大波，不少论者议论两地制度文化的差异，而事实上，在制度文化差异之外，对于大学自主权的模糊认识，也是内地对大学校内各类腐败、纠纷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处理的原因。一方面，本学校自主管理的教育与学术事务，学校不能“自主”。举例来说，近年来，针对学生被开除、退学事件，屡屡有学生将学校告上法庭，而法院也受理了此类诉讼，还有一些案件，法院判学校败诉，比如， 2005 年，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撤销被告郑州大学对原告大学生董某因考试作弊作出的“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这在推行现代大学制度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学校按照校规 ( 校规根据大学章程制订 ) 开除严重违规、淘汰不合格学生，完全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范畴，被处理学生可以在校内依据校规进行申诉，然后学校的调查委员会、申诉委员会接受申诉、展开调查，而法院是不会接受此类申诉的。因为这意味着行政和司法权直接干涉本应属于学校的办学权力，会让学校的大学章程失去法律效应。另一方面，不该学校自主管理的，学校“越界”管理。这在处理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中十分明显。拿教育腐败来说，近年来，发生在基建、后勤、教材订购中的收受回扣，已经列为商业贿赂加以打击，而在招生领域、考试领域的权钱交易，却很少被学校移送司法机关查处，往往是内部处理；拿学术腐败来说，虽然对于学术抄袭、造假事件中可能出现的学术欺诈 ( 骗取国家课题经费 ) ，以及挪用、贪污课题经费的行为，舆论借鉴国外处理学术欺诈的通常做法，一直呼吁引入司法程序，加大问责力度，让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但迄今为止，司法还未进入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领域。还有一种情况是，学校不愿意自主却不得不自主。包括学生在校外租房，出现安全事故，这需要学校出面处理；学生在校外的道路上发生车祸，也要学校进行处理；学生假期在外打工引发纠纷，同样需要学校去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不是社会人，而是“单位人”，很多高校每年用大量的时间，处理这些与办学无直接关系的各类事件，学校、个体与社会的权责界限十分模糊。学校该自主的不能自主，不该自主的却越界自主或不得不自主，表明我国大学的办学主体地位并没确立，而依法治教的现状不容乐观。在模糊与混乱的权界之下，大学陷入无办学自主空间，同时却有让一些行为不端者逍遥法外的特权的尴尬——— 办学不能坚持教育规律，违规无法按法律严惩，公信力持续走低。改变这种情况，应建立大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赋予大学办学自主权，同时每所大学应有由全国人大 ( 对于国立大学 ) 或地方人大 ( 对于省立和市立大学 ) 审议通过的大学章程，严格界定学校的办学权力与责任，不越位、不越界，同时自主权力也不受外界的干涉。就老教授“潜规则”女生，并收受贿赂来说，合理的处理是，在校内，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应依据其行为，做出取消其学术权力的处理；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应按法律规定，对事件进行调查、审理，依法处理。对于其他教育腐败与学术腐败的处理，也应如此，这才是自主办学与依法治教的同步推进。 2013 年 7 月 31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如何理解袁振国主动辞职 》： 7 月 29 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工大会上，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人员宣布，袁振国不再担任教科院院长等相关职务。纪检人员还在会上通报，有关部门已了解袁振国存在违反出国 ( 境 ) 团组规定、出差报销违规等行为，教育部同意其辞职。教科院有关领导证实，袁振国系主动辞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是直属教育部的正厅级研究单位，其性质应该是学术研究机构，袁振国作为院长，有正厅的行政级别，但也有学者身份。在国外，学者涉嫌学术不端 ( 包括课题经费违规、学术造假等 ) ，一旦事发，有关机构尚未启动调查或者调查正在进行中就提出主动辞职者十分普遍。这是对学术规则的敬畏，也是给自己一点脸面的体面做法。比如， 2007 年麻省理工学院前招生部部长琼斯因学历造假 ( 只有高中学历，却伪造本科、博士学位 ) 丑闻曝光，虽然她本人的能力完全胜任其职位，而且还得过不少奖励，但事发之后她主动辞职。再比如， 2010 年哈佛大学知名心理学家 MarcHauser 因学术不端遭到校方调查，校方给其的处罚是“离职一年”， Marc Hauser 选择了辞职，而不是继续赖在哈佛。中国的官员学者们却很不同，过去几年中，先后有多所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爆出学术抄袭、造假、违规丑闻，可是没有一个校长、副校长主动提出辞职，甚至在学术不端行为被查实之后还百般狡辩。比如，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系抄袭，查实之后，学校对其的处理是，“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认真反思，深挖思想根源”，而他本人只是“请求上级组织给予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后有多名学者发公开信要求其引咎辞职，可陆杰荣不为所动。在用公款携妻出国旅游、出差违规住宾馆、报销的消息爆出后，袁振国进行过回应，他称，妻子同行出访经费非教科院出，同行为省翻译费，并否认豪华酒店的消费单，但回应均被舆论指责不诚恳。针对这种情况，如果违规事实确实存在，袁本人与其辩白，不如请辞，可为自己留住一丝脸面。相比那些丑闻曝光死不认错拒不辞职者来说，袁振国这一点值得肯定。而从 7 月中旬媒体报道袁振国涉嫌违规，到 7 月底教育部接受其主动辞职，教育部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中也表现出了难得的高效率，如果教育部能以此态度对待教育系统内的教育腐败、学术不端，当前的教育风气、学术风气或会有一定程度的好转。当然，主动辞职不意味着问题就不再追查，有关部门应继续追查问题，并根据违规性质给予当事人进一步处理。 2010 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古德温副教授，因伪造数据而被判归还美国卫生部和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基金各 5 万美元，缓刑 2 年，外加象征性的罚款 500 美元。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提出主动辞职。主动辞职是对学术尊严、职业操守的救赎，却不能豁免其应当承担的罪责。 ( 作者熊丙奇系知名教育专家 ) 【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是直属教育部的正厅级研究单位，其性质应该是学术研究机构，袁振国作为院长，有正厅的行政级别，但也有学者身份。 熊丙奇或许进不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当副院长】 2013 年 12 月 4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一年多考就是社会化考试改革吗？ 》：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改革，外语考试不再在统一高考时举行，这是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也引起很多人对“社会化考试”这一概念的兴趣。我不认为外语科目不放在统一高考时举行，以及一年考多次，就成了“社会化考试”。真正的社会化考试，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特点。其一，考试不由行政部门组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高考改革要推行考试、招生相对分离，政府在考试招生中的职能是“宏观管理”，就是希望考试不再由政府主导，而应该由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因此，社会化考试，不能再由目前的国家教育考试中心和地方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而该由社会专业机构组织。国外的社会化考试，均由公益性质的专业中介机构组织。其二，考试通过市场竞争获得信任。目前的考试评价，基本上都是由行政部门赋予考试的权威，更进一步说，考试是被行政垄断的。这样的考试机制，导致我国考试评价质量并不高，考试安全问题频频——— 由于考试只此一家，即便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泄题漏题，来年所有考生还必须参加这一考试。而社会化考试，则完全靠市场竞争赢得生存空间，一家考试机构的考试评价，如果质量高、服务好，有更多的学校认可这一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依据，就会有更多学生选择这一考试。反之，这一考试则会被淘汰。在市场竞争中，考试机构必然专注考试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在美国， SAT 考试就是由中介机构组织实施，而在 SAT 之外，还有 ACT 考试、 AP 课程等，这就是考试竞争的结果。其三，考试的功能不是选拔而是评价。社会化考试，与行政主导的考试不同，它只为教学、招生提供评价依据，而不是教学的指挥棒、招生的唯一依据。简单地说，考生可以选择参加这一考试，用这一考试成绩去申请大学，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只把考试成绩作为一方面的评价指标。实行考试的社会化，学生是否参加这一考试、考试的成绩，就与中学教学无关，中学完全自主教学，与此同时，每一次社会化考试成绩，对于学生申请大学来说，都是有效的。按照上述三个基本特点，分析英语考试社会化改革，如果要真做到社会化，就应该由社会机构组织、考试间自由竞争，更重要的是，每次考试成绩均有效，可作为申请大学的依据。举例来说，学校可认可内地某个考试机构的英语考试成绩，也可认可 SAT 或 TO EFL 成绩，学生拿着这些成绩来申请也有效 ( 就如国外大学认可内地高考成绩一样 ) ，内地考试机构由此与国外考试机构竞争，在竞争中为大学和学生提供更好的评价服务。做到这一点，考试与招生分离是关键，如果考试与招生不分离，就不可能做到考生拿成绩去申请大学，而是会按一定规则对考生的成绩排序进行投档、录取。按照目前的高考改革方案，虽然英语改革号称社会化、一年多次考，但改革之后的英语考试，很可能还由目前的国家教育考试中心和地方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如果如此，考试的性质并没有变，还是行政主导的考试，而非社会专业机构组织的考试。由于考试还是由行政部门主导，考试并没有竞争，而且考试的成绩，是从多次中选择成绩最好的一次，计入总分参加集中录取，这本质不是社会化考试，而是分散的行政考试，这并不会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也不会引导学校的教学方式发生转变，中学英语教学还将围绕这一考试进行。当然，对于考试交给社会机构组织，也有人担心，把考试交给社会机构，社会机构能胜任吗？要是出现更多的作弊、漏题、泄题问题怎么办？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家考试，都是由行政部门主导的，为此，培育合格的专业中介机构，就成为考试社会化的一大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行政部门从考试评价中逐渐退出，如果行政机构一直处于考试的主导地位，社会中介机构何来生长发育的空间？其次，可对目前行政色彩很强的国家教育考试部门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让它们逐渐变身为公益性质的专业机构，在推进其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引进竞争机制，比如各地的考试中心进行竞争，由学校自主认可其考试评价。再次，国家要出台《考试法》，明确政府部门和考试机构的关系、专业考试机构的资质——— 不是任何社会机构都可以提供考试评价服务，监管部门根据资质要求，对专业考试机构进行审批，同时依法监督其提供合法的教育考试评价服务，严查违规的考试评价。只有按正确的概念理解考试社会化，才能推进考试社会化改革。考试社会化改革，本质是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放权，不然，仅仅调整考试的时间和形式，就认为是考试社会化，这会误导社会化改革，也会令社会公众误解社会化考试，从而不相信社会化考试改革。 2014 年 2 月 4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红包负担”怎样才能减轻？ 》：发红包，是中国春节的传统之一。然而，如今这却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大负担。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了 102 名市民。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今年共发出了超过 1000 元的红包，单个红包里最多放入超过 500 元的人也占了 1/4 。而红包的流向主要是家族晚辈。 ( 《新京报》 2 月 3 日 ) “红包负担”，已成每年春节的一个老问题，舆论多有关注，但红包的厚度还是年年增厚，不仅成为年轻人过年的负担，也是很多家庭过年的负担，可以说，带有喜庆和祝福色彩的“红包”已经变味。拿孩子的压岁钱来说，其实， 10 元、 20 元的红包，其“压岁”的意义一点也不少，可是，现在不论是孩子，还是孩子父母，收到这样的红包，可能会觉得是“羞辱”，恨不得扔进垃圾桶，给出这样的红包，也是要有勇气的。给孩子的红包，掺杂了很多人情世故，有的可能是借给红包，给孩子一笔上学的费用，但这会让孩子产生误解，认为就是给自己开销的，也制造孩子和父母的矛盾。有一些孩子就认为红包该归自己，并在同学中对收到多少红包进行攀比，拿到红包后大手大脚，一下子花几千元请同学聚会的不在少数。针对这一问题，还有人士呼吁对孩子进行理财教育，把一年一度的“红包收入”管好、用好。有的可能借给孩子红包，拉近长辈间的关系，但一来二往中，这成了很大的人情负担，你给我的孩子多少，我必须也得给 ( 就是因对方没孩子不给，也要记得今后补给 ) ，而且给的不能比你给的少，否则就没面子。那些有孩子的家庭，春节期间孩子的红包收入与自己的红包支出估计能打平，苦的是没有孩子的年轻人———自己已经拿不到红包，只有支出，当然，他们也是为过去自己收红包“还债”，以及为未来自己的孩子收红包“预支”。这样代代相传，也就积下了“人情债”。而随着物价上涨，红包也就水涨船高。往年所送红包中，还有一类是“腐败红包”，就是借给官员子女红包之机，进行行贿，这类红包的厚度是远非普通红包所能及的。有的贪官的孩子，红包收入高达几万元。当然，今年这种情况似乎有很大的转变。据《北京晚报》报道，中央“反四风”今年影响了一些孩子的红包收入。这几天，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处理了不少“红包纠纷”：孩子因为压岁钱锐减，要求家长给予补偿 ( 《北京晚报》 2 月 2 日 ) 。这些孩子主要是官员子女，而他们收红包少，甚至没收到红包，是父母严禁他们收红包，因为收红包要被处分。而有意思的是，孩子对此不买账，认为过去很威风的父母，现在变得很窝囊，收个红包都要被管。对这些孩子进行“心理疏导”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借此对他们进行公民教育，告诉他们父母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权力不能滥用，不能借权力敛财，那些钱财是不能乱收的，如果收取，则可能成为父母违法犯罪的帮凶。而不能告诉他们现在在“风头”上，父母这样也是“避风头”，要给予理解。不独对这些孩子要进行教育，“红包”、压岁钱都需要全面正本清源。一方面，红包和压岁钱，要回到 10 元、 20 元这样的象征意义上，不要比拼厚度，重要的是情谊，这才能把大家从“红包负担”、“人情债”中解放出来，如果要资助学生读书，那就正大光明地资助，但这不是给孩子，而是给其监护人——— 在香港，利市就是 10 元、 20 元，这没有影响过节氛围，但讨吉利、送祝福的意义一点没有少。另一方面，要给所有孩子健康的财富观和消费观，现在有不少孩子把收红包作为自己“致富”的途径，很多孩子手中的钱基本来自春节的大红包，要让他们知道，这些钱绝大多数其实是父母的钱，只是以红包的形式到了他们手中，他们拥有使用权，可应该珍惜，要用到学习之上，而不是挥霍，在使用时要和父母商量。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不是来自红包，而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年初三，我在肯德基店遇到一朋友正在读中职的孩子在这里打工，她告诉我，春节在家也没事，在这里实习打工感觉很好，她收到的压岁钱都交给了父母，“打工挣来的钱，才是我自己的钱”。 在国外，一些富豪也很少给孩子零花钱，而是让他们自己打零工挣零花钱，我国很多人认为这在国内没现实可行性，哪有那么多机会给孩子打零工？就是有又有多少父母舍得让孩子去打那些让人看不起的零工？等等。不得不说，这是我国的教育观出了大的偏差，大家于是作茧自缚。很多传统、过时的观念，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2014 年 6 月 30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熊丙奇：混乱的教育逻辑 》：去年以辽宁文科状元身份被港大录取的刘丁宁，在复读一年之后，再次参加高考重夺状元，圆了自己的“北大梦”。很多网友赞刘丁宁“彪悍”，让“学渣”们颤抖，并对其选择复读实现自己的梦想表示高度认同。可同样也是网友，却对专门让复读生有更好成绩表现以实现高考梦想的“毛坦厂中学”大加讽刺，质疑其是高考加工厂。如果按照赞扬刘丁宁的逻辑，这所中学也该得到赞扬才是，因为这所中学让复读的学生大幅度提高分数，而那些放弃录取 ( 二本或三本 ) 复读的学生，其表现与刘丁宁有什么不同吗？不得不说，这是混乱的教育逻辑———问题都一样，但却因人 ( 或机构 ) 的身份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似乎复读在“状元”、实现北大梦身上，就变为了美谈，而在普通学生身上，就成为了扭曲。这样混乱的教育逻辑，在今天的教育领域比比皆是。比如，对于“超级中学”，舆论普遍质疑，认为这破坏了教育生态，可是，在谈到一所学校的办学时，舆论又不由自主地把升学率、名校率，包括进北大、清华的数量作为评价这所学校的标准，这不是互相矛盾吗？还比如，对于高考制度，每年到高考之际，大家都会针对高考期间各类荒谬的做法加以质疑，包括批评高考地区不公，可是真要推进高考改革时，舆论又出来捍卫目前的高考制度，认为这是当前最不坏的制度———可高考制度真是最不坏的制度吗？在中国就找不到更好的选择吗？非也！只要政府部门能切实放权，并扩大学生的选择权，更公平、更合理的高考制度完全可以建立。中国基础教育的根本问题是高考制度问题，舆论应聚焦在推进高考制度改革上，但目前，不少人似乎默认一个现实，高考制度改不了，因此，就只有把关注的目光对准具体的学校、具体的个体，把应试教育的问题，推给学校功利办学，以及社会培训机构逐利和家长不理性。认为只要学校和个体改变，在目前的高考制度框架下，应试教育的问题也是可以得到缓解的。不得不说，中国当前的大多学校都存在功利办学的问题，而家长也在择校、送孩子上培训班时多有盲目，但这不是教育严重应试化的根本原因，而是应试教育体系的结果———由于高考采用单一的分数评价选拔学生，因而教育被竞技化和功利化，把所有学生纳入一个分数评价体系评价，低一分也不能录取。再者，这样的选拔体系，还与高等教育的等级化紧密对应。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日益丰富，可高考焦虑却有增无减，除高考制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严重等级化，按目前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 包括国家投入、政策扶持、招生规定等 ) ，高校大致被分为 985 、 211 、一般公办本科、民办院校、独立院校、公办高职高专、民办高职高专等层次，学校在招生录取时被分别列为一本、二本、三本、高职高专批次，这给受教育者和整个社会传递的信息是，学校是被分为三六九等的，要成才就必须考上最高层次的高校。就这样，中国教育形成如下等式：“高分 = 好学校 = 国家优质资源 = 就业竞争中的学历优势”。更进一步说，当前整个教育生态的破坏，就是由这一等式造成的，而破解这一等式，最根本的途径在于消除高等教育的等级化管理体系，以及改革高考评价体系，如果国家的政策导向就是考出高分，进入国家重点投入的重点大学，获得更多教育资源，有着更好的前途，再去责怪家长为何不理性，学校为何搞应试教育，能多大程度改变现实？中国社会很多矛盾的教育观念，就是在根本制度出问题，又找不到出口情况下出现的。比如，人们质疑基础教育的超级中学，却赞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可国家集中经费办少数几所重点大学，惟北大、清华是尊，这不更是对教育生态的破坏吗？超级中学不是高等教育等级化的继续吗？比如，人们一直呼吁高考公平，却对把高校分为一本、二本、三本招生视为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所谓根据批次控制线低一分也不能录取，还被视为高考公平的表现，如果学校都不能平等招生，何来高考公平、教育公平？再比如，平时舆论一直质疑基础教育育分不育人，可每到高考，对“状元”的炒作却又极为狂热。整体看来，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人格分裂，在某些时候高喊大道理，以表示自身的正确，可在另外一些时候 ( 尤其是涉及切身利益的时候 ) ，又完全采用现实的功利主义原则。标准不同、原则不用，逻辑也就混乱。分析教育问题，必须针对其核心实质，应试教育的根在评价制度，不改革评价制度，要求学校个体改变，只是良好的意愿。中国教育生态的破坏，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国家对教育的等级化管理，尤其是各类行政计划、工程把高等教育分为各种等级、层次，并带动形成超级中学、重点高中、重点初中、重点小学、名幼儿园这一教育食物链。近年来，纵有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置重点校、重点班，可各地依旧有重点校、重点班，根源就在食物链的最上层。只有彻底取消各类行政性计划、工程，从政府层面消除教育等级，不再搞什么 985 工程、 211 工程，才能给治理基础教育生态带来良好的环境。 ( 作者熊丙奇系教育学者 ) 2014 年 7 月 2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改革高考加分机制才能遏制加分腐败 》： 教育部小结清理高考加分的成绩刚传出，辽宁就曝出体优生加分“涉嫌造假”的丑闻——— 2014 年高考结束后，部分辽宁考生和家长发现，全省因体育特长学生身份得以加 10 分的考生共有 1072 人。有细心家长发现，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等级查询系统显示，辽宁省本溪市体育局审批的二级运动员材料中，一名标注为男性的考生，参加的项目是女子乒乓球单打，而附在一名女生照片后的文字资料竟然写着性别男。出现这样的造假丑闻，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对于高考加分的清理，只是项目的清理 ( 减少项目和分值 ) ，而没有进行加分机制改革。只有改革高考加分机制，才能有效遏制加分腐败。首先，对于高考加分项目、加分分值，不能由行政部门决策，而应该由地方人大讨论、审议，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各地高考加分泛滥，根源在行政拍板决策，很多与行政利益挂钩的因素都变成了高考加分，加分由此成为一种特权和福利。其次，对于高考加分，应把是否认可的权力交给高校，不能由行政部门强加在高考总分上，按照高考总分排序投档，要求高校必须接收。这在目前的高考投档录取规则中有一定难度，比如如果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学校接收学生档案，学生服从专业志愿调剂，学校就必须录取这名学生，不得退档 ( 退档之后这名学生将只有等待征求平行志愿 ) ，但如果把是否认可加分的权力交给高校，局面还是会有改观。一方面，在实行传统志愿 ( 等第志愿 ) 的地区，高校可不认可加分，因为这是按志愿优先投档，结合分数录取，香港中文大学在内地的提前批招生就不认可高考加分。另一方面，高校可对投档进来的学生，在录取前进行复核或复测，对于达不到复测条件的学生，无条件退档，被退档的学生自己承担相应代价———这就为弄虚作假的学生提出警示：不要以为搞定了行政部门拿到了加分资格就一路绿灯，露馅事败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再次，对于高考加分涉嫌权钱交易的质疑，应由司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调查，而不应该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调查。由于高考加分由行政部门主导，所发生的权钱交易、权势交易，与行政部门 ( 及其负责人 ) 脱不了干系，加之加分丑闻曝光将影响地方政府的形象，因此，如果由行政部门自身调查加分腐败，结果会不了了之。加分腐败与其他腐败，领域不同，但实质一样，都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在目前的高考制度框架内，人大决策、司法监督，会对行政权力形成一定的制约力量，但要真正规范高考加分，让高考加分对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当初推出高考加分，是为了校正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关注学生在高考分数之外的艺术特长、体育特长、学科特长和综合表现，按照目前高考加分被异化为加分教育和加分腐败的趋势，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全部取消加分实行“裸考”，高考评价体系将又回到单一分数评价，这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还得推进高考制度改革，这就是落实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推进考试招生分离，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这一改革的核心是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实行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只有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做到一名学生可以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才能把目前的行政主导投档转变为学生自由申请、学校自主招生，也才能真正落实社会的监督权和评价权，让被选择的大学转变办学理念，尊重受教育者的权利，以招生的公开、透明、公正，树立学校的公信力和教育声誉，吸引优质生源———在目前的计划录取制度中，制度保护了劣质教育，学校并不担心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影响招生。而在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中，学校也就会形成多元评价体系，关注学生的个性、特长表现。 ( 作者熊丙奇系教育学者 ) 2014 年 8 月 12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背后的身份教育困境 》：日前，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与赶集网联合发布了《 90 后毕业生饭碗报告》。这份来自 35 万余份有效问卷的报告显示，今年应届毕业生平均起薪每月 2443 元，仅够买半部苹果手机，其中北京地区平均起薪也仅为 3019 元，同时，三成以上应届毕业生仍“啃老”，近四成过着“月光”生活。 ( 8 月 4 日 《北京青年报》 ) 针对大学生平均起薪低，一个老话题又被提出———“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继而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大学教育的吸引力———近年来，经常有父母劝阻子女上大学的新闻爆出，其理由就是上了几年大学之后，出来拿的工资还比农民工低，这大学有什么读的价值？在笔者看来，如果用“大学生”身份来看待“大学生起薪问题”，那么，这种追求“身份”的教育，在“身份”变得不值钱之后，就可能会引发读书无用论，而突破“身份教育”，恰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必须面临的挑战。所谓身份教育，就是指，读书是为了获得身份的转变，随着身份的转变，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转变，一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就是“身份教育”，考上大学获得一个大学生身份，被社会称之为“改变命运”，这在大学生人数比较少时，还有一定的价值，可随着高等教育走进大众化时代——— 20 13 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 3300 多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30% ———再实行这样的“身份教育”，就会陷入麻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当同龄人大多是大学生时，凭大学生身份能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吗？“身份教育”，说到底就是学历社会中的教育，不少人上大学是为了获得一张大学文凭，通过文凭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但很显然，在现实社会中，文凭虽然还可能是某些单位的敲门砖，但是，一个人的职业发展，获得的薪酬回报，更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质。如果一名学生把读大学的价值，定位为获得一张大学文凭，获得一个大学生的身份，那么，他在大学毕业时，只能找到一份比较差的工作，拿的薪酬比没有读大学的同龄人还要低，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只是白白地荒废了大学四年时间，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遗憾的是，我国一些大学现在干的正是只回报给学生一纸文凭的事，没有给学生多少货真价实的教育，而我国不少大学生，一进大学之后就混日子，这样的大学生活并无多大意义。这样的大学生，空有大学生身份。反之，如果一名学生把读大学的价值，定位为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不在乎文凭，而在乎自己学到的知识、提高的技能，培养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等等，那么，读大学是富有价值的，这会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同时也会获得长远的事业发展，即便最初的起薪低，却具有很强的发展后劲。抱着这种想法的学生，不会被一张文凭蒙住双眼，而会根据自己的个性、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同时对学校教育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在选择大学时，就会更关注自己能获得什么真本事，而不是图虚名，适合职业教育的学生，不会盲目去选普通教育；不像现在，为了获得一张所谓的名校文凭，学生们根本不考虑自己的个性、兴趣，似乎只要进了名校，就获得了所有的一切。等待这些学生的，只会是梦想破碎。另外，当不受身份的约束和局限时，读完大学的学生，求职面也变得更加宽广，在很多人的传统意识中，大学生要干适合自己身份的工作，认为大学生去开出租车，去做装修工，是对自己和对教育的双重浪费，可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来越高之后，周围的人都是大学生，如果大学生只干符合自己身份的事，谁来干不符合身份的事？再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价值在于，让各行各业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由此提高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其实，在今天的大学生就业中，已有一些大学生选择做以前农民工做的活，比如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帮他人做房屋装修的水电工、木工，他们的收入远比选择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高，而且，他们的介入，也提高了传统行业的服务水平。对于这些大学生，是将他们的收入统计为农民工收入，还是统计为大学生收入？在未来社会，评价一个人，必定会打破传统的学历标准，而转向用能力标准评价人，这要求学校教育不要只回报给学生文凭，而应该是能力、素质的真实提高，也要求所有受教育者，是以提高能力为追求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如此，大学教育才会有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读书无用论，假如学校只聚焦学历教育，读书只追求文凭、身份，我国的大学教育将严重贬值，大学身份很可能一钱不值，在这种情况下，读大学无用，会演变为读高中无用，读初中亦无用。这是身份教育的严重后果，整个社会和教育部门、学校，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 作者熊丙奇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4 年 9 月 20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招考分离改革地方难有作为 》：作为全国进行高考改革试点的两个省市，上海、浙江于 9 月 19 日 同时公布了《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 下文简称《方案》 ) 。由于这是高考改革实施意见颁布后，地方首次按部署进行改革试点，因此，两地方案的颁布引起舆论的关注。此前，笔者曾对这两地的《方案》在推进招生考试分离方面有一定期待，但两地方案在这方面涉及得并不多，只是在《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基础上有进一步推进。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在录取制度改革上，浙江和上海都明确取消录取批次限制，浙江《方案》明确，“录取不分批次，实行专业平行投档。填报志愿与投档按考生成绩分段进行。”上海则从 2016 年起，就合并本科第一、第二招生批次。虽然“实施意见”指出有条件的省市要探索取消录取批次，但原来设置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三个录取批次的浙江能融合所有批次，一步到位，显示出取消批次的坚定态度。另一方面，在局部试点学校充分自主招生。浙江在高职提前招生中，“实行考生自主报考。考生可报考多所高校，并可同时被多所高校拟录取，考生选择确认 1 所录取高校。已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其他考试招生。”上海则在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中，率先探索学生多次选择、被多所专科高职院校录取的方式，同时对原来的春考进行改革，方案指出，“ 2015 年起，将本市本科院校需要通过面试等方式考核学生能力的部分特色专业招生计划投放到春季考试招生中，设立面试 ( 或技能测试 ) 环节。春季考试招生范围由历届生扩大到高中应届毕业生，依据统一考试成绩、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面试 ( 或技能测试 ) 情况进行录取。”笔者多年来一直建议春考应该向应届学生开放，可尝试学生申请多所大学，学校和学校双向选择，上海这次有可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除此之外，两地方案在录取制度方面的改革并不多，包括已经实行的高水平高校自主招生，也没有明确说法，上海只提到，“根据国家统一部署， 2015 年起，推行自主招生安排在统一高考以后进行。相关高校依据高考成绩和学校自主考核情况，并参考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高校要规范并公开自主招生办法、考核程序和录取结果。”自主招生改革的走向依旧不明朗，依旧需要国家拿方案。出现这样的局面，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录取制度改革，是对高考权力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包括考试组织、考试评价、学生投档、计划审批等，很显然，只有国家层面才能作出这方面的调整，地方就是想有所作为也十分艰难。最多在近年来招生已陷入困境的高职高专层次进行尝试，而在本科院校招生尤其是 985 和 211 院校的招生方面，地方没有什么话语权。因此，要在考试招生方面有较大突破，还需要国家层面出方案。对于上海、浙江的方案，不少舆论关注科目组合、科目分值，但其实，按照 3+3 组合、总分录取，大家可以想出很多方案来，但这些方案说到底都只是科目调整，不涉及核心权力和利益，无法对整个高考格局带来多大改观。国家要密切关注两地改革的走向，并针对改革中的问题，进行整体改革思路的调整。 ( 作者熊丙奇系教育学者 ) 2014 年 9 月 27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裸测”大学女生问题出在哪里？ 》：近日，安徽大学正在开展的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活动引来学生吐槽。“不明白为什么体测要脱到只剩一条内裤，测量形体、皮下脂肪和三围是不需要脱到这种程度的，据我们所知，安徽只有安徽大学使用了这种方式，请学校给个说法！”“十几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脱光了将近二十分钟，有点尴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安徽大学很多学生质疑，体测脱掉衣服是否存在科学依据，有无必要 ( 京华时报（微博） 9 月 26 日 ) ？这一则报道，在网上引来很多“吐槽”。在笔者看来，“吐槽”有学校工作做得不仔细、不尊重学生隐私的原因，也有网友不明原因的上纲上线，这折射出大学育人形象的模糊，公信力的严重不足。安徽大学对学生进行体质和健康测试，是按照《 2014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实施方案》进行的，学校希望通过“裸测”来准确测量学生的体质情况，无可厚非。但是，实行“裸测”，必须尊重学生的隐私。近年来，在中高考体检中，“裸检”就普遍遭遇质疑，尤其是女生，对集体裸体测试多有不适、不满，媒体对此也有报道。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如果确需“裸测”，应该一人一室，而不能集体裸体接受检查，虽然工作人员可能对此不以为意—就如媒体报道，工作人员劝说不愿意脱衣的女生：“我们平时在外洗澡不是都一起脱光衣服嘛，我们测量的房间内都是女的，没关系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让学生裸体 20 分钟接受体检，是不尊重学生隐私的。如果学校把工作做细，一人一室进行检查，就可以既做好检测，又保护学生隐私，不至于让学生觉得不好意思，引发争议。据媒体报道，该校为准备这次体测，花了很长时间，那么请问，学校是否考虑到这一问题？还是根本就没有想到学生还有隐私？其实，早在 2010 年，针对高考体检中的裸体检查质疑，福建省教育厅和卫生厅就曾明确要求，高考体检必须尊重考生隐私，个别确需全裸检查的，需做到一人一室。此后，不少省市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加以改进。假如高校有尊重学生隐私的意识，会完善体测的细节。另外，从网友对此的反应看，大多对大学冷嘲热讽，甚至认为学校是专门针对女生，不怀好意。这和媒体报道突出女生裸测有关，标题就是《安徽大学要求女生裸测》，但这次测试，对男女生的要求完全一样。对于学校裸测，笔者认为，裸测没有问题，但学校要保护学生的隐私。而一些网友连裸测也反对，觉得学校动机不良，这并非科学、理性的态度。这让笔者想到去年在北大发生的招募“处女”大学生提供静脉血用于课题研究的风波，当时，有人质疑为何做实验“非处不可”，而从学术研究角度，这并无不当，北大校方解释，因为性传播是 H PV 病毒感染的主要渠道，在 18 至 24 岁且未经性生活的女性群体中，感染该病毒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她们非常适合做阴性对照，招募本身符合研究的需要。可为何网友一看到大学招募“处女”，就质疑，而且并非专业的质疑，却引来众多关注、支持，原因就在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公信力在丧失，以至于让公众怀疑，大学在做一些不正经的研究。对大学裸测学生的质疑，与此很类似。如果大学具有信誉，有良好的教育和学术声誉，对学生采取裸测的方式进行体检，不会让公众敏感—毕竟，全裸或者让学生只穿内裤接受检测，可以更准确地获得身体检测数据，有利于评估学生的体质，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现在这之所以变得敏感，除了集体检测方式有不当之外，更重要的是，有的网友认为大学那么精准测量学生的胸围、腰围多少没有价值，学校平时不重视学生的体质发展，却要那么精准地测胸围、腰围，让他们对本来科学的检测充满排斥。这提醒我国的大学，必须转变办学理念，重树形象。也许针对安徽大学的“裸测”风波，教育部门会要求各参与体质检测的学校，重视采取更合理的体测方式，尊重学生的隐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学校回归育人形象，让公众能感受到，大学确实在做育人的事，在尊重学生，也是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办学。 ( 作者熊丙奇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4 年 10 月 2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才能避免倒下一人就死掉一校 》：近日，媒体曝出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校长荣兰祥持有 3 张姓名、住址、出生日期均不相同的身份证，其中一张身份证显示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顺义区。北京警方表示，正会同户籍迁出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工作，如发现问题坚决依法处理 ( 新华社 9 月 30 日 ) 。作为一家民办高级技工学校，蓝翔此前一直有很不错的声誉，最近却由于举办者的家庭纠纷，接连曝出跨省打架、 20 年家暴、多张身份证丑闻，让这所学校陷入“危机”之中。甚至有舆论称，该校呈现出瞬间崩塌的迹象。媒体也跟踪报道挖出学生试学一个月不准出校门，校区外开掘水沟，学生跳墙被抓重罚，退学不退学费，毕业要“服从分配”等新闻。举办者的家庭问题，居然演变为学校的危机，这折射出我国民办学校管理的严重问题。学校实行家长制管理，因此，举办者可把教师、学生当做家庭成员使唤，而学校的兴衰也取决于“家长”。蓝翔打人事件，如果属实的话，是很典型的家长式管理。在一所实行现代治理的学校中，举办者可能担任董事长，但只负责重大战略决策，不能直接指挥教师和学生 ; 也可担任校长，但只能履行行政权，不能越权调动学生为自己干私事，也不能布置行政下属参与解决家庭纠纷。举办者直接布置副校长带学生去处理家庭纠纷，这不该是一所学校的作为，人们难免质疑，学生到学校真是学技术吗？以前的宣传可信吗？学校的办学、管理，难道就听一个人的？抛开家庭纠纷，过分依赖举办者的学校管理模式，也会让学校的发展，受举办者个人问题的影响。近年来，有的民办学校，就由于举办者的原因，比如违法犯罪，面临灭顶之灾。如果学校实行现代治理，举办者的个人问题，可能会对学校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不会那么大，学校通过董事会决策，校内教育事务由教师委员会负责，学校会照常运转，保持原有的办学传统和定位。民办学校的家长式管理和公办学校的行政治校是同样的问题，都因学校没有明确的章程，没有建立现代治理结构，这对学校的长远发展，办成百年名校是很不利的。就像蓝翔，经过举办者多年的奋斗，积累了一定声誉，可如今据媒体报道举办者把重心从办学逐渐转移到其他行业，以及闹出家庭纠纷，很可能让这所学校由此走下坡路。而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学校就是举办者个人的，举办者出了问题，学校也会有问题。这无疑对所有学校，都有启示。要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不能寄望于举办者的英明，高度依赖某个个人，而必须建立可以让学校保持特色，长期传承的制度。民办学校的办学和教育事务不能就由举办者个人说了算，学校管理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这也是增强学校风险防范能力的基本制度。眼下，蓝翔的举办者，不仅要处理个人的问题，更要思考蓝翔的制度建设。倒下一人，就死掉一校，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办学的悲剧，现代社会应该避免这样的悲剧。 ( 作者熊丙奇系知名教育问题专家 ) 2015 年 1 月 2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2015 年是教育改革方案落地的关键之年 》：从 2010 年开始的每一年，媒体展望新的一年教育改革和发展时，都将当年称为“教改元年”。这传递出社会舆论对教改的呼声，但遗憾的是，每到年终盘点时，大家都遗憾地发现，真正的教改动作并不多，诸多舆论期待的关键问题，比如高考改革、大学综合改革等，并没有实质性启动。 2015 年有望打破这一局面。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在 2014 年岁末被批准， 2015 年将启动改革；继 2014 年 9 月国家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颁布后，教育部在 2014 年底连续发布 4 个高考改革配套方案，这几个方案也将从 2015 年起开始实施。可以说，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到目前的四年半时间中，中国已基本完成从纲要到具体行动方案的设计，而具体行动方案落实得如何， 2015 年将是关键之年。以高考改革为例， 2015 年，上海将实行全新的春季高考改革，这一改革首次实现一名学生可以获得两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已经完成的春季高考报名看，情况十分火爆，这表明改革受到欢迎，也对教育部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包括促进高校完善自主招生面试考查、做到自主招生过程公开透明、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总结推广春考经验筹划增加春考招生学校、进一步扩大学生选择权等。如果能在这些领域交出令公众满意的答卷，上海的春季高考不但对上海高考改革来说是亮点，对全国范围内的招考分离改革也是很好的探索。在全国范围内， 2015 年将启动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各地教育部门、学校对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改革的态度将影响这两项改革的走向。客观而言，由于综合素质评价究竟在高考录取中能起多大的“参考”作用并不明朗，因此，对于推进综合素质评价，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并没有多大积极性。照此发展，综合素质评价就可能从一开始起，就步入“走过场”的轨道，这一改革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这是必须防范的。一方面需要在顶层设计上进一步完善，明确综合素质评价在高考录取中究竟怎么使用；另一方面则需要地方教育部门、中学从促进学生素质发展出发，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并在推进这一评价过程中发挥学校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以确保评价的公正、客观，没有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的，则借这一评价的推进着手建立。高校的自主招生也将在 2015 年调整到统一高考之后进行。这是中国自主招生试点 10 年后的重大调整。高考后的自主招生，能否让自主招生更规范、更公平，同时起到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促进中学重视学生个性、特长发展的作用， 2015 年的高校自主招生实际运作情况，必然会引起所有舆论关注。各自主招生高校应积极回应舆论的关切，避免高考前自主招生的老问题在高考之后的自主招生中再次出现。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综合改革，在完成设计之后，也将在 2015 年起步。从综合改革的方案看，师生共治、小班化教学、教师长聘制、授予学位改革等，都颇有价值，但舆论担心的是改革会不会停留在概念上，因为这每一项改革都提出一个明确要求，即要从行政治校转型为教育家办学，如果大学还是由行政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就是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也很难独立发挥作用，学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采用能体现近期办学业绩的行政指标，将难以扭转学校重科研、轻教学的惯性，设想中的小班化、探究式教学就难以实现。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参与。目前，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当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需要在接下来的改革实践中加以完善。千万不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对目前的改革设计也打折扣执行，甚至各取所需，扭曲地执行，假如出现这种情况，良好的改革初衷将走向反面，公众对改革的期待会变为对改革的抱怨。 ( 作者熊丙奇系教育学者 ) 读完以上文字，或许有读者确信，熊丙奇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在网上可以搜到，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办主任。按惯例，这至少是一个处级干部岗位。谁能想到，不知什么原因什么时候，熊丙奇不再担任这一职务。 在网上可以查到，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是企业。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总裁曾由副厅级干部担任。出乎意料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是招聘的。没有行政级别。按一般员工管理。 在网上可以查到，熊丙奇曾担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在网上可以查到，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民办非营利组织，没有行政级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甚至连科级股级都不是。 熊丙奇是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人，他靠什么赢得尊重。恐怕只有一条路。靠“学术”。 熊丙奇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办主任期间，“近水楼台先得月”弄了一个专业技术职称，叫做编审，相当于教授。但是，就是这个职称，使熊丙奇陷入苦恼之中，难以自拔。茄子不是辣椒。编审不是教授。他没有教师资格证书，上不了课堂。不能给本科生讲课。不是教师，就不能称作教育家。这个鸿沟不好跨越。 熊丙奇自有妙计。他要通过媒体给自己“验明正身”。先是以教师的名分发表文章。然后以学者的身份登台，再以“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的姿态讲话，接着再以“著名教育学者”的旗帜向“教育家”靠拢。 但是，世界上的假话总是不能自圆其说。纸里包不住火。沙滩上难以建高楼。 一旦人们知道熊丙奇的专业技术职称是编审而不是教授，那就意味着春风吹拂下的冰消雪化。化为乌有。 主流媒体应当从熊丙奇巧妙利用《南方都市报》的事件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培养自己的教育评论员，或是从各级政府教育行政机构特约教育评论员，以免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夫（妻）。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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