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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柳传志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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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倪光南和张祖详争当董事　　倪光南首次接触上市是1993年10月8日，马雪征叫他提供作为上市公司执行董事的英文简历，给他看了招股书第三版，这是倪光南首次接触上市材料，但重要的数字都打着***号，看不出什么名堂。马雪征曾是当时中科院院长，现在科协主席周光召的秘书，到联想后一直担当重任，至今也是联想集团董事，主管财务。　　招股书P40到P41上所写，公司执行董事依次是：柳传志、吕谭平（港）、吴礼益（港）、李勤、倪光南、张祖祥、张立基（港）共7人。在文件上，其他6人包括张祖祥的简历已写好，只有倪光南的简历还空着，等待倪光南写，这说明7人董事会本是既定事实。7人中北京联想4人，为柳传志、李勤、倪光南、张祖祥；港商3人，为吕谭平、吴礼益、张立基。对比香港联想成立以来的五人决策层，即柳传志、吕谭平、吴礼益、张祖祥、倪光南，其中北京联想3人，为柳传志、张祖祥、倪光南；港商2人，为吕谭平、吴礼益。显然，在新的执行董事中柳传志在北京方面加入李勤，在港商方面加入张立基。本来李勤是只管北京联想的，加进来没有什么道理，但既然柳传志一人说了算，倪光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不料到了11月，柳传志突然对倪光南说，上市公司董事会只能有五人，北京方和香港方的执行董事都要拉下一人，问倪光南是他下还是张祖祥下？倪光南觉得很奇怪，董事会名单不是早就定下了吗，怎么又要变呢？尽管倪光南对上市不了解，但上市公司董事会不能有7人的说法显然只能骗小孩，倪光南不理解，就对柳传志说，7人董事会为什么不行？柳传志说港方不同意。倪光南说，这样没有道理，要说服香港人。倪光南说，张祖祥和他都不能下，因为都要代表联想在香港工作，应该维持原来的7人董事会。柳传志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就说你到底下不下？倪光南坚持说，张祖祥和他都不能下，应该维持原来的7人董事会，结果不欢而散。　　后来，董事会变成5人。2000年1月以来，媒体报道“柳说”一直公开指责，说都是因倪光南非要进董事会，才造成张祖详被拿掉。可事实上，倪光南、张祖详本就是原版香港联想5人董事会成员。在“5变7，再变5”花样中，倪光南坚持认为自己和张祖详都不应下，既然变“7”就保持“7”好了，是柳传志硬把张祖祥拿下，然后再对张说，都是倪光南造成。倪认为，这说明柳传志蓄意制造问题，生出矛盾，挑拨倪光南和张祖详从1962年以来，长达30年的友好关系。 2、贸促会股权缩水　　现在联想几乎没有人知道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但在香港联想创建初期它却是不可或缺的“财神爷”。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是中国贸促会下属公司，香港联想初创，柳传志对它评价很高，说它有资金实力，贡献很大。技术转让公司是创建香港联想中方股东之一，当时，港方吕谭平等四人是平民，北京联想（1988年创建香港联想时还叫计算所公司）规模也不大，在香港借不到钱，全靠贸促会方面提供成亿元贷款，扮演了风险投资者角色，柳的父亲柳谷书先生就是技术转让公司董事长。　　柳传志曾说，不但香港联想的贷款要靠贸促会方面提供，就是那十几个多次往返香港的签证，如果没有他们提供，香港联想也办不起来。象柳传志、张祖祥、倪光南等北京联想骨干，经常要往返大陆和香港之间，没有这种签证根本无法工作，而这种签证是很难得到的，这确实是香港联想能办起来的重要条件。　　香港联想初期，技术转让公司派有财务经验的一位同志掌管公司财务。1992年左右，柳谷书先生被贸促会撤回了。柳传志认为，自己父亲功劳很大，客观上也的确如此。柳谷书先生的确是一个传奇人物。　　可是说下就得下，不公平。柳传志还说，技术转让公司也有香港黄金富先生（星光集团董事长）的股份。但因为不重视香港股东，开董事会也不大请黄先生参加，日子一长，就忘记是合资公司了，所以可以用一个行政命令就撤掉，如果是合资公司，只有董事会才能决定撤，就不会这样了。　　倪光南后来想，也许这也是柳传志在香港联想一定要突出吕谭平等人的理由吧？柳谷书先生撤回后，技术转让公司派来掌管公司财务的同志也因故辞职回了本单位，柳传志再也不叫技术转让公司派员接替工作，而叫港方郑国立做财务总监，执掌财务大权。此后，技术转让公司在香港联想中就没有任何工作人员，柳传志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向贸促会方面频繁地通报情况，在各种场合也不再说技术转让公司贡献很大，而改口说技术转让公司贡献不大。　　客观地说，当时，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产权机制畸形，的确不公平。柳传志的这种做法，应当也是正常的。但在那个年代，倪光南不能理解。　　在香港联想上市前，需要进行增资扩股，由于上市前的准备工作是柳传志一人领着港方在做，技术转让公司没有任何参予（或根本不知道），以致于贸促会方面对于增资扩股采取了既不增资也不撤股的做法（尽管他们实际的钱比北京联想多得多）上市后，尽管技术转让公司和吕谭平等的实际投资额相同，但只得到了0．15亿股，而吕谭平等港商却得到了2．08亿股。 3、“倪看”吕谭平。　　吕谭平从小清贫，在英国读大学是勤工俭学，一边在餐馆打工、一边读书，因此吕谭平会炒一手好菜，他那时常引以为傲。吕谭平在帝国理工大学毕业后到香港经商，和吴礼益、张立基等开了一个导远公司，做微机代理等业务。　　导远公司是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公司，1987年倪光南为检验他们的微机能否用上联想式汉卡，去过导远公司，它只有一百多平米的办公面积。和计算所公司（联想前身）合作后，导远公司在计算所车库边上的小房子里开了个办事处，只有张立基一个人。　　和计算所公司（联想）合作时，他还没有什么钱，汽车也是旧的。倪光南听说，一次柳传志到香港，吕谭平开车去接，半途车抛锚了，弄得十分狼狈。吕谭平喜欢汽车和游艇，当了香港联想总经理后，慢慢富了起来，他和吴礼益二人就比谁的车好，于是二人的奔驰、法拉利等等名牌车不断换。不过游艇还是太贵，又想乘着玩，怎么办？吕谭平就借香港联想的钱买了一艘游艇。　　1993年中科院领导到香港，吕谭平接待领导同志上游艇，开到维多利亚海湾转了一圈。游艇出一次海，得雇二个工人，化数万港元。后来，倪光南听说，没想到吕谭平很精明，接待领导同志后，又到香港联想报销了，既做了人情，又一毛不拔。对他这种做法，北京联想在香港的员工很不满意。其实倪光南觉得乘游艇没有什么好玩，游艇开起来，速度高时噪音震耳欲聋，艇身剧烈震抖，很难受，但吕谭平极其喜欢，大概因为很刺激吧！　　和联想合作使吕谭平名利双收，1992年吕谭平获得香港青年工业家奖。香港联想上市后，吕谭平更风光了。但1996至1997年的亏损使他暂时收敛了些，直到北京联想整合，吕谭平辞去香港联想职务，将股票兑现后，他才变成名符其实的亿万富翁。　　吕谭平跑到美国，摇身一变，做了投资公司老板。过去他虽然做总经理，有行政大权，但毕竟不是真正的老板，还要听柳传志的，所谓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依然不能十分舒畅。现在吕谭平自己当老板了，他在自己的华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做了主席兼行政总裁，所有事终于可以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也圆了他多年爱大海的梦，据说他买了一艘大游艇，这艘大游艇要五个工人维护，这种排场连美国人都很羡慕。别人打听吕谭平钱是怎么赚来的，据说吕谭平就矢口不提当年在英国勤工俭学，曾在餐馆打工炒菜、以此谋生的往事了，吕谭平回答说：我的钱是祖上传下来的！　　究竟吕谭平的钱是从祖上传下来，还是从香港联想赚来的，大约有赖有关部门的调查了。反正，在倪光南看来，当年，吕潭平是很穷的。是柳传志帮他成了数十亿港币的富翁。 4、上市：北京联想员工争购股票　　1993年年底，随着香港联想上市日期迫近，外界消息逐渐多了起来，公司员工们议论也愈来愈多了。谁都知道，公司上市可以使员工得益，特别是北京联想创始人们奋斗了近十年，心想这次总算盼到了！纷纷筹钱准备买公司的股票，并打听对员工有什么优惠？　　后来，1993年11月在北京联想的会上，公司专门介绍了香港联想上市买股票的问题，说可以帮助北京员工买股票和管理股票。出于对公司信任，很多员工都拿出积蓄买香港联想的股票。按照上市股价，每股1．33港元，但因为有所谓“超额认购”，最后实际化的成本是每股2．2港元。　　所谓“超额认购”：就是股民想买的股票超过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这时，股民就只能买到一小部分，而且股票的成本要升高。例如一个公司上市发行一亿股，而“超额认购”是一百倍，那就是股民认购的有100亿股，这100亿股的钱在银行中要存一星期左右，上市公司可以得到这一星期的存款利息。另一方面，如果股民是从银行借钱认购，他们最后只买到1亿股，但是要付100亿股、一星期的借款利息。所以“超额认购”倍数愈大，上市公司得益愈大，股民买到的股票成本也愈高。当时香港联想的股票很热，上市时“超额认购”达405倍，因此最后的成本是2．2元。　　为买股票，有的北京联想老员工把多年的积蓄取出来，带到香港，叫香港联想的北京员工代买，倪光南就为同事带过一些钱。另外，上市时，公司可以配给一定比例的原始股，也叫“粉红股”因为这种股票是粉红色的，而普通股票是白色的。“粉红股”可以用上市的股票底价买到，与“超额认购”倍数无关。对当时香港联想来说，也就是1．33元买1股。这是对员工的一种优惠，可惜数量很少，一般员工能分到几千股就不错了。　　据倪光南回忆，柳传志决定用南明公司（北京联想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的钱专门为北京的领导层买若干万股的原始股。除了这类优惠以外，柳传志说，领导层还可以帮亲戚、朋友登记购买股票。因为有“超额认购”因素，到银行认购只能认购到一小部分，如果登记购买，就可以保证买到。于是倪光南就告诉了他的一个亲戚，还有一位香港的黄先生。这位黄先生技术很高，特别是乐于助人，他曾经帮助倪光南开发联想式汉卡，还帮助香港联想的科技人员掌握布线技术。倪光南觉得不能忘了黄先生的功劳，也叫黄先生登记购买股票。　　可惜后来这些人大概都没有从联想的股票中得益，因为直到北京联想整合到香港联想之前，香港联想的股票一直没有起色，除非是知道要把北京联想注入香港联想的计划，否则从香港联想本身的嬴利能力来看，它的股票是涨不起来的。 5、港商成大股东，柳倪裂隙初现　　1994年春节后，倪光南回到香港联想，这时，香港联想已于一周前，年初四（2月14日）挂牌上市。那时究竟香港联想上市后股份比例如何，倪光南心中没有数。　　到了香港联想公司，时任香港联想总经理的港商吕谭平满面春风来见倪光南，在倪光南办公室里二人谈话，寒喧几句后，吕谭平就得意洋洋地对倪光南说：倪总，现在我们和你们是并起并坐了。香港联交所有个规定，股份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就是大股东，现在我们也是大股东了。　　倪光南听了很不舒服，立刻找公关部拿到了上市招股书，招股书很厚，一下子看不明白，倪光南又问公关部要公司介绍材料，在这个材料上倪光南看到，在上市公司中，北京联想（Beijing Legend Group）占38．785％港商（Hong Kong Partners）占34．214％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没有了。这种情况倪光南不曾预料，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接着，他到深圳去看胡靖宇，当时胡靖宇是北京联想的财务总监，人在深圳，住在原深圳联想买下的“振华花园”一套单元中，张祖祥也在那里。三人谈话，当然要谈香港联想上市的事。倪光南告诉他们，吕谭平变成大股东了，和北京联想差不多了。其他二人所知比倪光南更少。说着，倪光南就问，现在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属于谁了？　　说到“振华花园”的房子，当年深圳联想是用1500万元人民币买下的，共有27套单元，不久后因房价上升，升值到4000多万元人民币。张祖祥很高兴，说这是联想做房地产做得最成功的。　　倪光南问这个房子属于谁？张祖祥就说，属于香港联想。倪光南说，那你说我们赚了几千万，现在不是只存1／3（指38．75％）了吗？大家都说不出话。这些人从来没有听人介绍过有关上市的知识，究竟香港联想上市后港商一跃变为大股东意味着什么，他们还不大明白，但仅就这4000多万元房产所有权的变化，他们已经感到，吕谭平他们几个港商得了大便宜！至于其他的利益问题他们当时还搞不清楚。从深圳回来，倪光南开始感到迷惑和一些愤怒。 6、倪光南在香港银行个人贷款　　上市前，张祖祥和倪光南商量，是不是我们用自己的钱也买些，再帮胡靖宇买一些。张祖祥说，老胡没有什么钱，我替他买些放着，将来股票涨了，也让他赚些钱。倪光南在香港恒生银行里有5万元的定期存款，还有一个多月才到期，他就到银行去取钱。恒生银行的服务员服务态度特别好，很替顾客着想，见倪光南要提前取出定期存款就对他说：倪先生，你的存款提前取出不但没利息，还要倒扣利息，损失好大。我替你着想，你不如借我们银行的个人贷款，你可以用你的定期存款作抵押，借出同样数目的钱。你只要借二个月，你的定期存款到期就可以还掉了，这样做比你提前取出定期存款划得来，你看行不行？　　仔细一算，果然是这样。虽然借银行个人贷款的利息很高，大约折合到年息是20％左右，不过只借二个月，比起提前取出定期存款的损失来还是小得多。于是倪光南就接受了这位服务员的方案，借了个人贷款和张祖祥一起买了股票。这件事也使倪光南增进了一些知识，第一，知道了个人借香港银行的钱是需要等量的财产作抵押的，抵押可以是存款，可以是房产，否则的话一分钱也借不到；第二，借个人贷款的利息高得惊人，和存款的利息不能相比，大概和信用证透支的利息差不多。后来吕谭平为负债持股分辩说，他也可以向汇丰银行借到钱，但倪光南认为，即使把1993年吕谭平的全部家产作抵押，他最多大概也只能借到几十万美元，而且这个利息他是付不起的。 7、柳传志从不轻易借贷　　其实吕谭平等借联想的552万美元的钱是没有任何财产抵押，没有任何机构担保的，这在商界难以想象。不要说借钱，就拿担保来说，柳传志也从不轻易为人担保。北京太阳能研究所是北京市一个优秀的单位，为了开发高技术产品，申请了一笔100万元的贷款，但它的资产小，需要别人担保。1995年3月人大期间，该所所长向倪光南求助（两人同为北京团代表），倪找了当时北京联想财务总监刘金铎（这时胡靖宇虽仍是副总裁，但已被免去了财务总监职务），刘也觉得应该帮忙，但刘不敢擅自决定，就请示了柳传志，柳以不了解该单位经营情况为由不愿担保，后来这位所长只能另找别的公司帮忙。　　这说明柳传志的精明，对担保十分慎重，很难解释同样是柳传志这个人，怎么会那么容易地借给吕谭平等港商552万美元贷款呢？而且还不要任何担保呢？倪光南认为，吕谭平等的全部家当不过几十万美元，假如香港联想垮了，吕谭平等一走了之，谁来还这笔贷款呢？　　联想创建初期，1986年联想叫香港一位蔡先生给联想式汉卡供应200套元器件，那位先生用次品充数，到货后一看，接插件都生锈了，怎么办？当时信用证已开出，一般是不能不付款的，柳传志请教了一些行家，说是如果合同文本有文字错误，可以不付款，于是在合同中找出一个毛病，把货款扣住了。　　蔡先生是小本经营，货款被扣后急得不得了，为了取得同情，就叫他母亲出马，到北京来找联想求情。柳传志避而不见，叫一个只会讲山东话的女同志在办公室接待，二个人一个南腔，一个北调，“谈判”了半天，一事无成。没办法，蔡先生的母亲灰溜溜地回去了，最后蔡先生只好赔偿联想了事。通过这件事，大家觉得柳传志很精明能干，能为联想的利益着想。事隔8年，倪光南回忆柳传志当年对港商的作为，对比他现在对吕谭平的作为，觉得很难理解他的180度大转变。 8、倪光南他们“炒股”结果　　倪光南和张祖祥、胡靖宇等买到的都是2．2元1股。很不幸，张祖祥想叫胡靖宇赚些钱的善良愿望落空了，香港联想上市后当天股价虽然达到了2．2元，但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到1995年时，张祖祥对倪光南说，这几天联想股票还可以，我看我们把这些股票卖了吧，这样亏得不多。老胡的就算是我买的，不和他说了。张祖祥确实是个好人，没有做成好事，自己承担损失。　　所以，连倪光南、张祖祥等也不知道北京联想会注入香港联想，如果他们知道有这个计划，他们也绝不会卖掉他们的股票。　　上市前北京联想的老员工以为，香港联想上市总能发些“小财”，不幸他们的愿望全部落空了。表面上似乎柳传志也为北京联想的领导层和老员工着想，但谁也没有想到他私下却把2亿股股票用每股0．22港元的价格卖给了吕谭平等四人，而且连这样低的价格都不要他们掏一分钱！由联想垫着钱，一垫、垫了五年，等股票飞涨，吕谭平等能赚大钱时再叫他们还钱，这样的好事为什么北京联想的人没有份呢？难怪当倪光南看到借款给吕谭平等的文件时，很生气，就对胡靖宇他们说，为什么柳传志不和我们商量就把这么钱借给吕谭平？这不是出卖我们吗？　　1995年倪光南曾推进在北京联想组建程控交换机和激光打印机二个子公司，除了联想作为控股者投入资本外，由员工投资占部分股。当时因股份有限，需要分配员工股的份额，大家都涌跃认股，希望超过分配的额度。所以，如果香港联想上市前，吸收员工投资，按每股0．22的股价，那么联想的员工将会涌跃投资。试想，连每股2．2元的价格大家都要争先恐后地认购股票，更何况是0．22元一股价格呢？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筹集几千万元资金投入香港联想。　　倪光南承认，这在当时政策条件下如何运作，当然是需要研究的，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运作，将员工实投的钱注入香港联想，总要比借钱给港商占股的合法性好得多，如果当时柳传志和大家商量，大家一定会提出这样的方案来，也许联想员工的持股权早就解决了，这应该比现在的“认股权”（分红权）强得多。 9、上市：院长签字　　1993年底，柳传志、张祖祥、倪光南都到深圳参加深圳联想联欢会，他们都坐在第一排看节目，柳传志手机响了，他到会场门外接电话。一会工夫，柳传志招呼张祖祥、倪光南出去，在门外，柳传志表情非常严肃地说，上市可能要出问题，上市文件严义埙副院长不肯签字，说没有看过报表不能签。现在时间非常紧急，他需要立刻回北京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柳传志匆匆走了。后来听说，是柳传志叫周光召院长写了个条，严义埙副院长才签了字。 10、揭开“负债持股”谜团　　倪光南回到北京后，胡靖宇已回来了，当时胡靖宇是北京联想财务总监，于是倪光南去找他，叫他查有关香港联想的财务文件。胡靖宇是70年代从十院调到中科院计算所的，他来后到六室输出组工作，和倪光南同一个室。　　由于胡靖宇和倪光南家都住在和平里，二人都骑车上下班，路上经常碰到，有时还约好一起回家。一路上要骑45分钟左右，二人有很多时间谈话。胡靖宇虽然在机关工作过，但基本上还是保持着知识分子样子，和倪光南很谈得来。　　在六室时，有时胡靖宇翻译文章，就叫倪光南校，二人还经常讨论技术问题。胡靖宇到联想后，当上了副总裁，不久后做财务总监，主管资金部。由于倪光南、胡靖宇二人关系很好，再加上倪光南的特殊地位（董事兼总工程师，当时又是八届全国人大和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倪光南叫胡靖宇查有关香港联想的财务文件，胡靖宇二话没说就查开了，很快就找出有关文件，主要是1993年中国银行给北京联想的3000万美元“机电产品专项外汇贷款”，和1993年6月28日柳传志主持的北京、香港和深圳三地联想财务工作会议记要（即决定借贷给吕谭平等552万美元的会议）。看到这二个文件，香港联想上市的疑团就清楚多了。　　这二个文件表明，柳传志借给港商552万美元用来对香港联想增资扩股，而这笔钱来自中国银行的3000万美元贷款，究竟港商会得多少利？一时倪光南还搞不清，但是借那么大的一笔钱给港商，让他们变成大股东，肯定是个问题。　　倪光南看到那个会议记要上，在柳传志签名后还有张祖祥、胡靖宇的签名，就问：你和张总怎么也签了？胡靖宇说，我们不清楚贷款给吕谭平是为了什么，我们还以为你们董事会讨论过了。　　确实，这事不能怪张祖祥和胡靖宇，他们只是跟着柳传志签的，他们都不是北京联想董事会成员，只是执行者。这里，只有柳传志是北京联想的副董事长。　　当时，曾茂朝是北京联想董事长，倪光南是董事。因为联想董事会从不开会，董事长曾茂朝形同虚设，柳传志实际掌权，一人说了算，倪光南意识到，这事只能由柳传志负责。　　看了文件后，当时倪光南很气愤，对胡靖宇说，柳传志从未开过董事会讨论过，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给我们说？这不是背叛大家吗？从这时起，倪光南觉得柳传志不可信任，谁知道他和吕谭平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大家一起创业，一起奋斗，但到了摘桃子的时候，柳传志就背着大家和港商搞在一起，他们究竟搞了什么名堂倪光南当时还不大清楚，但倪光南认定一点：柳传志背叛了大家！ 11、倪光南觉得被愚弄　　倪光南从胡靖宇那里拿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出来，心情十分沉重，一方面他为联想利益的损失（尽管那时他还算不清究竟损失多少，但肯定是一笔很大的数字）而痛心，另一方面，又感到非常为难。在联想，长期以来谁也不能与柳传志有任何的不一致，似乎反对柳传志就是反对联想，倪光南不知如何是好。　　倪光南还查到1993年6月14日总裁室会议记要，这次会议专门讨论过香港联想问题，时间上和那个决定借钱给港商的财务工作会议只差二星期，会议记录：“柳总工作重点放在香港，主抓香港联想战略方向调整，如收购芯片公司、惠阳房地产”等等。倪光南不明白：香港联想上市比收购芯片公司、惠阳房地产这些事重要得多，可是，那么大的事为什么在总裁室会议上只字未提呢？何况，这个总裁室会议上，柳传志还特别讨论了在美国做房地产的问题，提出，“准备从香港拿出一百万美元”，由他的妹妹负责，到美国做房地产。而“关于与香港联想关系”的讨论，不但不提上市，还假惺惺地说要对香港联想，“加强财务监控”。这更使倪光南感到柳传志不可信，他可以将委托他妹妹做房地产这样的事拿出来讨论，为什么贷款给港商552万美圆，数目大得多，让他们占那么大的股权，如此大的利害，反而要对大家隐瞒呢？　　倪光南认为柳传志愚弄了北京联想所有的创始人，董事会和员工，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厉害关系。　　很多年后，据说董事长曾茂朝对媒体表态，给港商负债持股的事柳传志在长途电话里和他说过。姑且不说这样重大、这样复杂的事是否可以在长途电话中说清，问题在于，当时北京联想董事会有8个成员，这样重大的事情，不经过董事会决议，少数董事暗箱操作，直接涉嫌违法。　　更何况，1995年11月28日，曾茂朝还曾和倪光南、张祖祥三人签名，声明不知此事，同一件事情，曾茂朝给出了二个彼此矛盾的回答。　　胡靖宇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当胡靖宇给倪光南找出这些关键文件时，他没有意识到他已得罪了柳传志，做了“傻事”。长期以来，联想是柳传志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敢对柳传志提出异议，在技术方面、开发工作方面，过去柳传志采取完全听倪光南的方针，所以倪光南对非技术方面的问题从不干预。正因为如此，在香港联想上市过程中，倪光南虽然认为柳传志只靠港商，不和大家商量做不大对，但也没有直接站出来反对。他还相信，柳传志应该会维护北京联想的利益。 12、“创业分” 　　过去，北京联想虽然没有什么“认股权”方案，但在联想领导层中，对于老员工，应该以某种方式给以利益保障这种宗旨是很明确的。倪光南在国外工作过，了解国外公司的做法，他多次和柳传志说，高技术公司一定要让员工有股权。柳传志总是说，这不大好搞。　　后来，柳传志在公司内定了一个“创业分”对于老员工，记一个分值，由柳传志一人定，他自己最高，是14分，倪光南和李勤比他低一分，是13分，其他老员工依次类推，各有不同的分值。虽然这样做未必很科学，由柳传志一人定也不合理，但总比没有好。倪光南从不计较自己的待遇，对此没有发表过意见。这说明联想当时至少已有某种“认股权”萌牙了。柳传志把联想的利益送给港商，倪光南认为他背叛了联想员工。 13、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评论　　1995年1月25日，柳传志请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访问公司，和总裁室一些成员一起，在联想总部会议室接待。柳传志向他介绍了香港联想上市的情况，先说如何三家股东（北京联想、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港商）各出30万元合资成立香港联想，然后如何依靠“瞎子背瘸子”发展壮大，最后如何在香港上市。他用了公司的介绍图片，其中有一张表明上市后，北京联想的股份只有38．785％了，而“香港股东”却达到了30．819％柳传志介绍香港联想上市满心希望听到吴教授的夸奖，没想到吴教授立刻批评说：你们为什么要上市？这样，上市以后北京联想就控制不了了！柳传志一时十分难堪，只好讲其他话搪塞过去。　　后来，倪光南听说，柳传志怕吴敬琏教授将这事说出去，就打电话给吴敬琏教授解释，说那家股东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不好合作，所以上市时就不让它占股份。 14、倪光南从不计较待遇　　在香港联想初期，所有人员都拿每天30港元的补贴。后来按照新华社的工资标准发钱，倪光南得到的工资从二、三千元逐渐升到5000元左右，最多时约比柳传志高几百元，这是柳传志定的，不是倪光南要的。这些是明的待遇。　　但实际待遇呢？例如柳传志办了金卡，是主卡，他给倪光南的是他的附属卡，倪光南基本上不用。在住房上柳传志最好，例如上市后他一人住绿杨阁的一套价值近千万港元的豪华单元，而倪光南与贺志强仍合住一套价值二百多万港元的普通单元。柳传志在香港联想有一辆奔驰600专车，倪光南则仍和员工一起走路上下班。1993年，联想拿到一个进口汽车指标，倪光南、张祖祥等都主张买一辆大客车给员工坐，显示公司的气派，柳传志不同意，后来他买了一辆奔驰600轿车，作为他在北京的专车。倪光南的专车是桑塔纳。　　不过倪光南对这些事从不在乎。作为联想中最老的知识分子，倪光南还保持老一代的艰苦奋斗作风。1991年10月倪光南到美国去，先到美国硅谷的Trident公司，了解由RD部总经理陈俭带队与美方合作的进展情况，然后到西雅图微软总部与微软商讨Windows 3．1中文版的本地化问题。与微软约定的会谈日期是10月28日星期一，一打听从硅谷飞到西雅图的飞机票要800美元，倪光南想，反正周末公司都不办公，没有什么事可做，与其玩不如利用周末时间，搭“灰狗”巴士去，巴士票价只要几十美元，可以为公司省些钱。　　于是倪光南和陈俭等三人在星期六搭上“灰狗”巴士，坐了近20个小时，长途跋涉一千几百公里，在星期日傍晚到了西雅图，次日，如期与微软进行了会谈。年轻人觉得很累，倪光南就对他们说，这比坐火车硬席强多了，虽然累些，沿途可以看到不少风土人情，也有收获吧！　　1993年联想总部大楼落成，柳传志等搬进豪华的办公室，负责房产的助理总裁王平生问倪光南，要不要搬进新办公室。倪光南说：RD的人员大多在计算所，我还是留在计算所吧。　　这样，倪光南还在他的老办公室里工作。这是在计算所北楼二楼半，是倪光南向所图书馆借的，原来是书库。从北楼门口进去后，楼梯走到二楼半，向前走20米，再通过一道小门，走二段小楼梯，就到了。这是倪光南告诉来访者如何找他的“总工办”，难怪来找的人说，“这象走地道似的”。倪光南经常要到北楼门口去接来访者，以免人家找不到。似乎倪光南有一点远见，当1995年他被联想免职后，他可以原位不动，不致于被逐出总部大楼。　　在领导层权力很大的联想，高层领导人中，倪光南是在十年多里始终不用公车办私事的一个。他开会从不迟到，不被罚站，并不是得到了什么特别照顾。凡收到通知要开的会，他如不出席（象布置打扫卫生之类的会）必先请假，由总工办办公室主任或他自己打电话请假，有时还专门写请假书。 15、人事矛盾　　周晓兰是计算所公司创建者之一，早期做RD部经理，帮助倪光南搞产品开发，二人合作不错。在香港联想创建阶段，周晓兰也是做RD经理，帮助倪光南搞微机开发，合作也不错。当时人手少，周晓兰还负责采购。初期，生产是个难题，香港联想设备条件差，经验不足，供货渠道也没有建立好，因此，初期在产品质量方面出现过一些问题，通过大家的努力，很快解决了问题。过程中，生产和销售，张祖祥和吕谭平之间的矛盾最多，RD、生产和采购之间也有矛盾，这是很正常的。由于周晓兰本人是RD经理，所以RD和采购之间的矛盾反而很小。　　初期曾经发生过印制板质量问题，为此张祖祥和倪光南对周晓兰有过意见。一方面这是因为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公司也缺乏对PCB进行IQC（来料质量检验）的标准。当时问题牵涉到的不过是一千块左右的板而已，张祖祥、倪光南等都没有想到要为此把周晓兰调回北京。　　但后来柳传志提出，要用曹之江换周晓兰，倪光南等很惊奇，因为曹之江此前一直因身体不好在家休息。柳传志说，老曹的身体没有问题。这样，曹之江就替换周晓兰到香港联想担任RD经理了。从倪光南的角度看，与周晓兰合作更熟悉、更容易，倪光南在主观上并不想换掉周晓兰，只是服从柳传志的决定罢了，至于柳传志借机对周晓兰怎么说，就更不得而知了。　　在1992年冬，香港联想RD发现一种206芯片有质量问题，当时这种芯片已焊在主板上。通常，一个问题发生在RD环节需要化一元钱来纠正的话，发生在生产环节就需要化十元钱来纠正，而发生在销售环节就需要一百元钱来纠正。所以，RD立即发文件，要求停止出货，更换器件。　　这时，帮助吕谭平做销售的马雪征不同意，认为顾客没有投诉，现在正是销售旺季，应该继续出货。结果这批货到了海外，最后还是被顾客退货了。为了节省维修的开支，由维修部的经理化了近一年的时间到海外各分公司去修理这批板。这批主板的量不是1000块，而数万块，为这件事倪光南和马雪征的矛盾要比当初为1000块板和周晓兰的矛盾大得多，但即使这样，倪光南等也没有人提出要更换马雪征，柳传志也没有因为倪光南有很大意见，去批评马雪征，去换马雪征。　　倪光南认为，这充分说明，想换周晓兰只是柳传志自己的意思，他的巧妙之处是，不但掩饰自己的意图，还借机挑拨了周晓兰和倪光南的矛盾。　　柳传志对张振强也采用了类似做法。当时北京联想在香港联想工作的柳传志、张祖祥二人住在靠海，绿杨阁的大单元里，倪光南则和徐非、李进和三人住在燕山阁一个小单元里，中间隔着一条马路。公司请了一个保姆在绿杨阁给柳传志等做晚饭，因此他们常在一起吃晚饭。有一次饭后闲谈，柳传志愤愤不平地说：真倒霉！这次去深圳忘了带健康证明，结果被当场抽了一管血化验。　　倪光南觉得抽血也没什么，过去他曾经献过二次血，每次200CC．，抽血化验大概是1CC吧，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倪光南不该随口说了一句，那我就慢些去深圳，等新的健康证明换下来再去吧。当时，香港联想这些人的多次往返签证、健康证明等，都需要由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办理，这也是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重要贡献。自方伟乔回北京后，张振强负责北京联想在香港人员的后勤工作，这些事都由他送交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去办。　　没想到柳传志一听倪光南的话就来劲，问：张振强办了多久了？倪光南说，大约有一个星期吧。柳传志立刻很生气地说：办得太慢了！于是，他拿起电话就叫张振强过来，当着大家的面，严厉训斥张振强说，“你是怎么搞的，换个健康证明都换不下来，如果倪总没有健康证明，过关给抽了血，你负得起责任吗？”张振强一个大男人居然被柳传志训斥得流了泪。　　倪光南在一旁如坐针毡、十分尴尬，不知说什么好，直后悔说话连累了张。实际上，换健康证明要靠技术转让公司去做，时间上由不得张振强，柳传志完全是借题发挥。几年以后，倪光南和张振强谈心，重提这件事他仍十分委曲，倪光南也十分内疚，可见柳传志的训斥伤人之深，而他却是以“倪总”的名义这样做的。　　到1994年，倪光南对柳传志已产生戒备之心。一次，柳传志要倪光南找一位骨干谈话，说群众对那位骨干有意见，你给他说说，叫他注意。那时倪光南已有警惕了，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找他谈？我只管技术，这事不应该由我谈。柳传志见倪光南没有中计就作罢了。 16、圈套？　　倪光南的女儿和柳传志儿子都在1993年大学毕业，1993年下半年柳传志曾经问倪光南，他女儿毕业后的情况，倪光南说，在学GRE，准备出国。当时柳传志不以为然，说他不主张他儿子出国，出国了不是白培养一场吗？事情过了半年左右，1994年3月间，倪光南已经向上举报了负债持股的严重问题，一天，公司人事部的小刘突然来找倪光南，说是柳总叫人事部帮助倪总的女儿办出国手续，当时把倪光南弄得莫名其妙。　　倪光南一想，觉得这事很蹊跷，为什么柳传志不征求我的意见就布置人事部做呢？如果自己答应叫人事部做，别人会说倪光南借公济私；现在即使不叫人事部做，别人也会说，是倪光南要求过，但没有做成而已。所以倪光南觉得一定要说清楚。于是他立刻就叫小刘把人事部总经理唐旭东也找来，当着二个人面，很严肃地说：他本人从来没有对柳总提出过这种要求，他们当然也不必去做；倪光南说，公私要分明，不论是谁说的，违背公司制度的都不能做！ 17、“公了”还是“私了”？　　1994年4月柳传志在海军总医院休养，一天，他叫他的司机开着奔驰600接倪光南到钩鱼台公园谈话，司机带倪光南进去后就退出来了，两人走到一个亭子里坐下谈话。　　柳传志单刀直入地说：老倪，你不要再提香港联想上市的事了，今后我可以把你放在李勤的上面，这个事就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倪光南也很干脆地回答说：老柳，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做董事是代表大家的，香港联想上市的事你要对大家有个交待，如果大家说可以，我个人没有意见！柳传志见倪光南没有一点接受条件的意思，就说：好吧！这事就谈到这里！　　接着，二人随便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柳传志就叫他司机进来，又把倪光南送回去了。后来，二人在柳传志办公室里又有几次交锋，有一次谈得很激烈，倪光南对柳传志说：香港联想上市的事我一定要弄个明白，什么我都不怕！通过这几次摊牌，倪光南和柳传志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只是外人表面还看不出来而已。 18、司机小侯　　1994年5月初的一个深夜，倪光南的爱人老赵突然打电话给正在香港的倪光南，着急地说：小侯（倪光南的“专车”司机）在车队里喝了很多酒，情绪很坏，说是不要他给倪总开车了，他要…… 　　这时，倪光南才意识到前不久他的专车司机突然换了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时联想副总裁以上有专车，在确定倪光南的司机时，负责管后勤的蔡树永副总裁向倪光南征求意见，问是否同意由小侯做他的专车司机？倪光南欣然同意。此后倪光南和小侯相处一直很好，小侯人很机灵，技术好，有时倪光南出去开会，遇到塞车，小侯总能想法绕路走，准时到达，倪光南为此夸奖过他。　　总之，小侯服务是尽心的，在为倪光南开车中从未出过问题；倪光南对小侯也只有表扬，从未说过一句重话。1994年5月，倪光南从香港回到北京，在总裁室会议上，柳传志突然说：车队最近出了不少事故，尤其是小侯，他是给倪总开车的，如果给倪总开车出了事故，伤了倪总怎么办？车队要好好整一下。　　倪光南听了觉得很奇怪，小侯出事故，我在香港，也没有伤着，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你做总裁的，从来不管谁给谁开车这种小事，为什么突然关心起我的司机来了。这种情况倒使倪光南联想起当年柳传志在香港借故斥责张振强的情景。当然，会上倪光南什么也没说。　　会后不久，倪光南发现换成小刘来给他开车了，可那时倪光南以为也许小侯是请假了，没有在意。倪光南没有意识到，这是换了他的司机，而且可能还借着倪光南的名义，对小侯说了许多伤害小侯的话。　　等到倪光南深夜在香港接到老赵的电话才悟出，这里有鬼。当初车队把小侯定为他的“专车”司机时，老蔡（联想分管后勤的副总裁，公司党委书记）专门征求过他的意见，但现在撤换他的专车司机，老蔡居然不征求他的意见就做了，在等级严格的联想，如果是老蔡自己的主意，按蔡书记很强的“组织性”一定会来征求他的意见，而且老蔡主意本来不多，他绝不会主动想出给倪光南换司机，倪光南联系到那次总裁室会议上柳传志的讲话，感到这件事后边有柳传志的影子。　　为平息事态，倪光南当即往车队打长途电话，找了小侯，进行安慰。倪光南说：“小侯，这些年我说过你没有？”小侯说：“没有。”倪光南说：“小侯，我从来没有说你开车不好，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要你开车，我没有说过要换掉你，你相信我的话吗？”小侯说：“倪总，我相信。”倪光南说：“好，既然这样，你就要听我的话！现在，你不要再喝酒了，赶紧睡觉去！”小侯听了倪光南的话，很快就平静下来，这事没有闹大。　　倪光南从香港回来后想，阴谋就怕公开，让大家都知道事情真相，车队就不会再出什么事了。于是就给总裁室写了封信。柳传志也复了一封信。倪光南写信没有留底，柳传志复信却留了底。信中，柳传志情真意切，说自己就“像你自己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倪光南看到后觉得柳传志写得太假。心想，如果你真的对我这么好，那我岂不“吕谭平了”倪光南认为这信根本不是写给自己，而是写给别人看的，并预料柳传志一定留有复印件以便什么时候发表，结果不出所料。 19、没有财权的总工　　每年，联想的财务部都要求各部门经理将自己的签字备案，以便审查他们批准的财务单据。倪光南的签字则从未备案，因为柳传志不给倪光南任何财权。但倪光南从不争权，并不计较（他唯一签字的财务单据是和胡靖宇一起，批准奖励程控交换机部2万8千元，在“失去联想”书中有描写），他相信正确的主张总会得到支持，只要工作能开展，请企划部或者其他副总裁以至总裁签名都可以。因此，1994年后，柳传志一“卡”财务，他就束手无策了。　　不过，这也救了倪光南，柳传志想抓他的“把柄”也就非常困难。否则，倪光南如果批过很多、很大的财务单据（每年总共三百万左右的研发经费都不是由倪光南签字下发的）谁能担保他不落到孙宏斌那样下场呢？成立 20、吕谭平的管理　　吕谭平的管理还有一个缺点是将公司当成家庭作坊，除了叫他的太太Elsa做行政部经理以外，还安插他的二个小舅子到美国圣何塞分公司负责财务和销售。那个分公司原来的总经理是个博士，很有才能，但是有吕谭平的亲戚负责财务和销售，她觉得很难管理，后来就辞职了。　　倪光南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有的分公司总经理也仿效吕谭平公私不分的做法，有的分公司总经理在分公司的对面开了自己的私人公司，他从香港联想拿到微机主板等货物后，立刻转手用低价卖给自己的私人公司，这样，分公司没有什么利润，而他的私人公司却能得到较好利润。所以香港联想的海外市场做得不大好，吕谭平管理不善是重要原因。　　作代理算是吕谭平强项，在香港联想，这块业务早些年是做得比较好的，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北京联想的“保底市场”以及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贷款能力。因为有北京联想的“保底市场”香港联想可以向AST公司订购数以万计的微机，拿到很优惠的价格，而不怕积压。然后一方面，把微机转销给北京联想得到丰厚利润，另一方面，还可以再销售给小代理或别的客户，为此需要的大笔贷款则由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解决。　　后来从1990年起，北京联想开始销售自有品牌的联想微机，使AST微机的销售量逐年下降，缺少了这个“保底市场”香港联想的AST代理业务也一蹶不振。这说明吕谭平等代理业务做得较好，主要还是依靠北京联想的“保底市场”实际上，北京联想有自己巨大的“保底市场”也可以自己在香港开一个办事处，直接向AST进货，同样可以得到很优惠的价格。　　做代理最重要的是有市场、有钱，而这全是靠的北京联想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本来北京联想自己有市场和钱，却让香港联想去进货，北京联想再向香港联想进货，就是让利给香港联想的做法。　　北京联想对香港联想的这种让利做法很多。例如在北京联想销售自己品牌微机后，香港联想负责联想微机的部门（BD1），也依靠北京联想的让利，因为根据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的约定，在销售联想微机中，双方成本摊销后，利润平分。大家知道，北京联想为销售联想微机投入了上千人和几乎整个公司的资源，而香港联想的BD1不过只投入一、二十人，这种合作方式显然是让利给香港联想。详细内容敬请阅读西部网 http://blog.cnwest.com/space-uid-378286.html 沈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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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左大培与柳传志: 阮汝辉 2013-2-20 15:39; 补充证据材料已传送至MSN中文网 https://skydrive.live.com/?cid=e12c481e36428d68group=0sc=documents 敬请点击下载和按照《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支付奖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左大培老师讲座简讯一、反思民族产业走过的路――看一个鲜为人知的联想 1、怎样发展民族产业呢？左老师提出主张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科技立国”“科技强国”他认为，发展高科技企业，不能搞私有化，把原本搞高新技术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毁灭一个国家的民族产业。 2、左老师讲述联想集团故事，力主打破柳传志编造神话，认清联想集团成功与失败经验教训，走好民族企业发展之路。左老师研究认为，联想集团实际上所走道路与柳传志神话中“联想之路”并不相同，它最初是正确的，后来走上错误邪路――就是柳传志神话中“联想之路”，其标志就是通过损害国有资产方式来实行权贵私有化，而其进一步发展，则与打击倪光南院士有关。 3、左老师指出，柳传志神话中“联想之路”错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对联想实际走过发展道路做了错误描述，歪曲了联想集团发展中许多基本事实；另一方面，它的主张是一条错误的高科技企业发展道路，按照这样的道路发展，只能将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导向歧途。这两个方面的错误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有关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错误主张正是以对联想集团实际发展道路的歪曲描述来论证的。这互相结合的两方面错误集中在三个要点上：　　第一，把联想集团成长归功于以商业销售为基础“贸工技发展路线”，主张走“贸工技”炉子来发展联想集团这样高科技企业；　　第二，宣传变为私人大股东“民营化”促进联想集团快速发展，主张强行对高科技国有控股企业实行“国退民进”“民营化”；　　第三，宣扬联想成长离不了香港商人销售和筹资，主张靠境外商人销售和筹资渠道来发展高科技企业。 4、左老师回顾了联想集团所走过的道路。　　1984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成立，王树和任总经理，柳传志任副总经理，倪光南任总工程师。公司成立初期依托计算所，转化该所的科技成果，当时主要产品是LX－PC联想汉卡。　　1988年3月，柳传志说计算所公司以“联想汉卡作为拳头产品，作为龙头，带动起整个销售”。　　1989年11月14日，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在成立大会上说：“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得名”集团前身“已经形成了技工贸立体结构”；计算所公司“在北京新技术开发实验区700多家高技术企业内……成为拳头产品最多，也是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最高奖的公司”柳传志当年这些话本身就说明，联想集团是靠“技工贸”而非“贸工技”起家。　　1990年，联想集团推出了由倪光南主持自主开发研制联想微机，获得了市场成功，造就了联想今日成就根基。　　1992年，倪光南开始组织研制程控交换机，1994年取得入网证。　　1995年，柳传志撤消倪光南总工程师职位，不断刁难联想内部程控交换机和芯片研制，迫使这些技术骨干离开联想，导致联想技术研发速度放慢。　　1999年，柳传志把他的做法上升到路线高度，说设总工程师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流毒。联想局限于十几年前就开始微机生产和销售，竞争惨烈，失去发展后劲，现在已沦落到靠ZF采购支撑业绩地步。　　2002年，杨元庆任联想集团CEO之后，想重新回到“技工贸”发展路线来，提出要做“国际的联想、服务的联想、技术的联想”，再把技术的研发搞上来。但由于7年延误，本企业技术积累不够，最近又只好把发展重点放到生产和销售联想微机上。实践证明，“贸工技”路线是使企业衰落之路。 5、关于私有化和依靠港商的故事，左老师也讲述了这个骗局。柳传志主持联想集团把钱借给一个没有信誉的港商而后入股联想，经过1992年的扩股成为私人大股东，既不承担风险，也没有发展技术的实力，完全是坐地白赚北京联想的钱。 6、做完讲座，左老师跟热心朋友进行了继续交流，并表示考虑写文章公开发表，揭破柳传志谎言，要大家认清民族产业该怎样走路，怎样应对跨国资本的竞争。　二、“联想的路”走错了（一）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随着联想集团在整个经济中地位日益突出，联想集团当时领军人物柳传志名声也逐渐攀升。围绕着柳传志个人一系列神话随之逐渐散布开来，这些神话在把柳传志描绘成有非凡经营才能传奇式人物同时，也按照柳传志定下口径而描述了一条神话中“联想的路”。（二）“贸工技”发展路线谬误。 1、首先看“贸工技”发展路线。　　所谓“贸工技”发展路线，就是以经营商业转手买卖为基础，以销售其他企业产品来带动本企业产品生产和技术开发。“贸工技”与“技工贸”发展路线是根本对立的，“技工贸”发展路线是以本企业自主技术开发来带动产品生产和销售。联想集团这样高科技企业当然应当走“技工贸”发展路线。但是在1998年以后，柳传志却公开鼓吹联想要走“贸工技”发展路线，而围绕着柳传志神话更把联想集团成长说成是走“贸工技”发展路线成功范例，媒体上炒作说联想靠20万元资金卖旱冰鞋、卖彩电起家。　　这首先是对联想集团实际成长过程歪曲。联想集团是1989年由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改名而来，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成立于1984年11月。熟知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情况的人都知道，那时转手买卖商品虽然还有赢利空间，但是靠倒卖旱冰鞋已经不可能发大财。说联想在那样的环境下靠20万元资金卖旱冰鞋、卖彩电急剧发展壮大，是为了把柳传志描绘成一个有着超常经营才能的传奇式人物。　　其实联想集团成长是“技工贸”发展路线成功典型。计算所公司最初总经理是王树和，公司刚成立时确实有人想卖旱冰鞋，还在门市部挂了一双作招徕，而王树和立即开会批评，旱冰鞋只挂了一天就取下来了。计算所公司是由计算所11名科技人员组成的，成立后一个月，王树和等请倪光南担任总工程师。公司成立初期依托计算所，转化该所的科技成果。1985年上半年计算所公司销售产品目录中第一项就是LX－PC联想式汉卡，其它28项也都是计算所成果。当时，这个联想式汉卡使微机拥有强大的汉字处理功能，满足了市场的迫切需求。1988年底联想式汉字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计算所公司成立后的头3年产值以年平均500％的速度递增，1987年就产值近亿元，进入中关村大公司的行列。而在计算所公司成立后的这头3年（1985－1987）中，光联想汉卡本身就占了公司总产值和利税的38．1％和45．6％。　　1988年3月，柳传志自己说，计算所公司以“联想式汉卡作为拳头产品，作为龙头，带动起整个经销”。　　1988年，计算所公司开始代理销售AST微型计算机，但是这个商业“贸易”是靠附加的联想汉卡带动的。　　1989年11月14日，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在成立大会上说：“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集团前身“已经形成了技工贸立体结构”；计算所公司“在北京新技术开发实验区700多家高技术企业内……成为拳头产品最多，也是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最高奖的公司”。柳传志当年的这些话本身就说明，联想集团是靠“技工贸”而非“贸工技”起家的。　　1992年，中科院发文重奖联想集团及其总工程师，也肯定了联想集团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发展“成为一个技工贸一体化的外向型产业集团”道路。就在改名为联想集团前后，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主持研制了联想微机。这个研制从1988年开始，1989年3月推出联想Q286微机（主板）1990年在国内推出联想系列微机，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自主开发微机成功，造就了联想今日成就根基。没有“技工贸”发展路线，就不会有今日联想。我们可以仅仅从联想集团销售业绩角度来说明技术进步对联想发展决定意义（联想集团的销售额）。　　1985年为3百万元人民币；1988年为1亿9千万元；1989年为4亿元；1990年为4亿9千万元；1991年为7亿5千万元；1992年17亿67百万元；1993年30亿15百万元；1994年47亿6千万元；1995年67亿元；1996年77亿4千万元；1997年125亿元；1998年176亿元；1999年203亿元；2000年284亿元　　2000年，联想集团拆分为“联想”和“神州数码”两个在香港股票上市公司，统一由“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控股。这个联想控股集团的销售额，2003年大约为380亿元人民币。结合联想集团技术发展考察它销售额增长路径，我们可以看到，每当联想集团在技术成长上出现重大突破，它就会进入销售额增长一个高峰；每一个技术成长上重大突破都可以使集团销售额出现5年左右高成长。联想创业之后不久就引入了联想汉卡并以它带动AST微机销售，这使1986年和1987年联想销售额每年增长4倍；但是以后增长速度就开始衰减：1988年和1989年销售额分别只增长1倍左右，1990年销售额增长更是只有不到25％。在这个时候，联想集团于1989年开始自主生产、销售和出口微机板卡，1990年推出了联想系列微机。这两个重大的技术突破，特别是联想系列微机的推出，重新大幅度提高了联想集团销售额的增长率：联想集团销售额增长率1991年回升到50％以上，1992年更达到一倍多，1993年和1994年也都在50％以上，只有到1995年才降低到40％多。在联想集团成长历史上，能与这些技术突破相比的对销售额增长率的重大刺激只有一次，那就是杨元庆主持联想微机销售所带动整个集团销售额增长。杨元庆1994年主持联想微机销售之后，1995年到1999年联想电脑销售台数每年都增长1倍左右。电脑销售量高增长，很快使电脑销售收益成为联想集团销售收入的主要来源，还一度使1996年下滑到不断20％销售额增长率提高到1997年60％以上。也许正是由于杨元庆主持联想微机销售成功冲昏了柳传志头脑，也许是由于柳传志要神化他自己、抹煞中科院计算所和倪光南等科技人员贡献，才使他于1998年提出“贸工技”企业发展路线。但是，联想集团成长全部历史还是说明，高科技企业创业和发展，必须走“技工贸”道路。中关村成功壮大高科技企业，靠的都是自己特殊技术，走的都是“技工贸”路线。如四通崛起靠中文打字机，方正成长靠中文排版系统，巨人经营靠汉卡系统，金山和用友成长靠中文应用软件。对于高科技小型企业来说，没有科技成果支持，想单纯地以“贸工技”途径把企业作大是不可能。上世纪80年代中期信通公司比联想集团大，但是它缺乏科技成果支持，企图仅仅用销售微机利润来开发“小巨型机”，不久出现问题退出了市场。四通公司迷恋于“多角化经营”，不肯下力气进一步开发自己特有新技术产品，结果沦为中关村3流公司。柳传志“贸工技”路线也同样害了联想。本来倪光南已经在1992年开始组织研制程控交换机，1994年联想程控交换机已取得入网证，该部发展成为仅次于微机部的联想第二大部。倪光南也早已组织设计芯片，在联想的汉卡、微机和激光打印机等产品中大量应用。但是，1995年柳传志撤销倪光南联想总工程师职位，同时就在联想集团中撤销总工程师职务岗位。此后他就不断刁难联想内部的程控交换机和芯片研制，使这些研制项目无法正常进行，结果迫使研制这些项目技术骨干不得不离开联想，从此联想集团技术发展放慢。1999年柳传志竟把他的作法进一步上升到路线高度，说设总工程师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流毒。联想局限于十几年前就开始微机生产和销售，竞争惨烈，失去发展后劲，现在已落到靠ZF采购支撑业绩地步。 2002年，杨元庆任联想集团CEO之后，想重新回到“技工贸”发展路线上来，提出要作“国际的联想、服务的联想、技术的联想”再把技术研发搞上去，并把联想技术研发投入增加到每年十亿元以上。但是由于7年延误，科技骨干流失，本企业技术积累不够，最近又只好把发展重点放到生产和销售联想微机上。联想微机生产也不再象十几年前那样靠自己独特设计，而是把生产外包给台湾厂家，再贴上联想牌子销售。而消费者则对联想微机和手机性能甚至质量都评价很低，有人甚至把联想最新开发两款微机称为“农民微机”或“乡镇微机”。 2、联想集团经营业绩，只能证明“贸工技”发展路线不成功。联想集团走向“贸工技”路线，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1995年撤销倪光南联想总工程师职位，另一个是1998年柳传志公开提出“贸工技”是联想应当走发展道路。但是以这两个时间作基点来检验联想集团销售增长，我们只能得出不利于“贸工技”发展路线的判断。柳传志1998年正式提出“贸工技”发展路线之后，联想集团在从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中年销售额只增加了1倍多一点，而在这之前从1993年到1998年的5年间，联想集团年销售额却增加了将近5倍。这两个5年联想集团的年销售额增加的数值相差不大，但是1998－2003年那5年基数值却几乎是1993－1998年那5年基数值6倍。 1995年，倪光南被撤销联想总工程师职位标志着联想开始抛弃“技工贸”发展路线。在这之后到2003年的8年间，联想集团年销售额增加了不到5倍，而在这之前8年里，1987年到1995年联想集团年销售额却增加了至少60倍！在1995年之前十年间，联想集团年销售额增长率只有在1990年和1995年两年低于50％，而在1995年之后8年里，却只有在1997年那一年中超过50％。而且这一切还都是在杨元庆接管了联想微机销售、大大改进了联想微机销售管理的背景下发生的！确实，1995年之后联想企业规模比过去大得多、成长基数高得多，这使联想集团销售额继续高速增长变得困难。但是，以此来解释联想集团销售额增长率急剧放慢理由并不充分。同为中国人经营的台湾鸿海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切入计算机用线缆装配领域，1992年投资广东精密组件厂，1999年才迈入整机生产领域，而它2003年营业收入突破120亿美元。如果联想集团2003年能达到鸿海公司近千亿元人民币营业收入，联想集团1998年之后5年的年销售额增长率不会显著低于那之前5年的年销售额增长率。 3、而从赢利变动个案看，“贸工技”发展路线更是给联想集团带来了明显伤害。　　1996年和1997年联想集团控股香港上市公司（香港联想）连续亏损近2．5亿港元，其原因在于主持香港联想经营的吕谭平购入并积存了过多集成电路存储器，而这两年半导体原器件价格又暴跌（这次暴跌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先兆之一）吕谭平这样作，是因为当时香港联想从事计算机板卡的出口业务，他想在销售板卡的同时搭卖从别的企业采购来的存储器以增加赢利。这是典型的想靠转手买卖赚钱却赔了大钱的例子。近年联想控股下属的神州数码又出现上亿元的巨额亏损。信息产业界的业内人士都认为，神州数码没有自己拿得出的核心技术，只是为其它大企业作分销代理业务，到目前为止分销代理业务仍占其总收入的80％以上，是个典型的作转手买卖“大”公司。这样的高科技贸易公司又追求高成长，出现巨额亏损并不奇怪。恰恰是联想集团自己实践经验证明，“贸工技”路线是使高科技企业衰落之路。（三）私人大股东的持股是搞坏联想之路。　　北京联想集团本来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国有公司。但是1988年4月，它与国有贸促会下属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技转公司）和香港导远公司成立了这3家公司合资的公司――“香港联想”公司，其中3家公司各出资30万港币，各持有香港联想三分之一股权。香港导远公司是由吕谭平等4位港商合股成立私营公司。香港联想公司名义上是AST微机中国总代理，但是它依靠的是北京联想在内地大量销售AST微机以保障其销售业绩。 1992年，香港联想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股本金增至1亿港元，1994年其股票在香港上市。1992年，香港联想增资扩股中，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拒绝增资，结果增资后香港联想股权结构变为北京联想占股份53．3％，香港导远占43．3％，技转公司只占3．3％。而在1994年香港联想在香港上市之后，香港联想总共发行了6．．5亿股，其中北京联想持有2．．18亿股，占38．785％，吕谭平等4位港商持有2．08亿股，占30．819％。　　显然，吕谭平等4位港商之所以能在上市后香港联想占有足以与最大股东北京联想集团相抗衡股份，是因为他们在1992年香港联想增资扩股中已经得到了与北京联想集团相差无几股权。但是在这次增资扩股中，北京联想集团投入了9，890万港元，而吕谭平等4位港商却仅仅投入了象征性10万港元。如果只按实际出资比例，增资扩股后北京联想集团本应占香港联想股权的93％，吕谭平等4人则只能和技转公司一样占3．3％股权。而吕谭平等4人之所以取得了与北京联想集团相近股权，只是因为北京联想通过其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南明公司）于1992年10月15日借给了这4位港商4，310万多港元（552万美元），其中吕谭平一人即借得1，680万港元，这4位港商就是利用北京联想集团借给他们的钱向香港联想增资扩股，一转眼而成了上市公司香港联想大股东、亿万富翁！　　北京联想集团是国有公司，它借钱给4位港商购买香港联想股权，等于将国有资金借给私人购买国有控股公司的上市原始股（每股成本只有上市发行价1．33元的1／6）这种行为稀释了香港联想股权，一方面使香港联想中国有股减少了将近一半，另一方面也使国有财产每年可以从香港联想得到股息减少了将近一半。这是地地道道国有财产流失，而且是白送国有财产。而从这种白送中获利只是4个港商，特别是吕谭平，他们由这种借钱买股中一下子变成了亿万富翁，靠牺牲国有财产而致富！　　柳传志（甚至中国科学院官方）为借钱给港商买股作辩护，说这样可以实现“北京联想与港方优势互补，密切合作”可以“借助港方熟悉国际市场和有国际市场营销经验的优势，把自行研制开发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实现以国际化带动产业化发展战略”时任北京联想集团董事长曾茂朝在1999年甚至说，北京联想与吕谭平等港商是“瞎子背瘸子”互补关系。这就是歪曲事实、伪造历史之处。其实借钱给港商买股份不只是损害了国家财产，而且对联想集团造成了巨大伤害，妨害了联想以后发展。伤害之一，是联想集团主要支柱之一、总工程师倪光南不同意柳传志上述作法，并按组织程序逐级上告，使倪光南与柳传志关系由此破裂。柳传志虽然（在上级支持下）压倒了倪光南，于1995年免去了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并于1999年将倪光南由联想解聘，但是却由此对联想技术研发造成了巨大损害。特别是倪光南去职之后，柳传志为抹煞倪光南而采取了一系列打击与倪光南有关系项目和人行动，这在客观上变成了消灭联想技术研发力量行动，其最终后果是扼杀了联想技术升级，降低了联想发展后劲。　　更重要的是，港商吕谭平在靠柳传志借钱扩股之后，成了以个人名义在香港联想持股最大私人股东，又是董事会成员、年薪最高经理，并且是与柳传志平起平坐大股东。他得志后看不起北京联想集团派来管理人员，为所欲为。除了记得借钱给他持股的柳总之外，根本不把国有资产股东委派代表放在眼里。1995年倪光南下台之后，香港联想基本上由吕谭平一个人说了算。但是吕谭平这样港商只是熟悉香港投资环境和市场规则，在管理和营销方面有些经验而已。他对于香港联想主要业务――微机板卡业务并不熟悉。有人评论说，如果请个台湾作主板公司的经理来管理，肯定会比吕谭平干得好。吕谭平主宰香港联想业务结果，就是香港联想在1996和1997连续两个年度出现巨额亏损，亏损额达2．45亿港元，使香港联想由历年累计赢利变为历年累计亏损5千万港元。香港联想股价一度跌到0．29港元一股。只是后来柳传志将北京联想集团优质资产和无形资产都注入了香港联想，才挽救了香港联想颓势。这就是培植私人大股东最主要害处：使不懂业务私人大股东控制了公司经营，结果是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害。　　以后，北京联想集团还进行过另一次产权界定，并由此产生了另一批私人大股东。这次是将北京联想集团一部分股份认股权分给集团元老和骨干，实际兑现认股权的买股票价格为每股0．25元。最初中国科学院和计算所曾与联想集团约定，北京联想集团35％认股权归联想员工。1999年柳传志将倪光南解聘后，就在联想集团内部将这部分股份认股权分股到人，共有一百多人分到了认股权。柳传志、马雪征都因为这次分配认股权而成了亿万富翁、富婆。但是，同为联想集团创业元老原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却连一点认股权都没有分得，而倪光南对联想创业贡献仅次于柳传志（这样制造私人大股东对联想集团发展有什么好处？至少是至今为止没有看到什么好迹象。联想扩张并不比过去快，而且还享受了许多ZF采购之类的策性好处。最致命的是，联想集团的发展不再有厚实技术根基）那么，柳传志搞“国退民进”究竟是推动了联想发展还是损害了联想发展？倪光南院士在2004年9月17日给我的信中说：“联想作出的重大创新大多是在企业100％国有时取得的，而变成‘民营’后反倒缺乏重大创新。我在联想任职的前10年（1984－1995），企业100％国有时，我们自主开发了联想式汉卡、联想系列微机等拳头产品，得了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国退民进’后，联想的重大创新反而很少了，后10年只得过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实践表明，柳传志搞‘国退民进’除了造就了吕谭平等几个数十亿元等级的超级富翁之外，并没有帮助联想高技术发展”。由于新的利润增长点找不到，联想只好在10多年前就开辟了微机战线上与其他企业拼成本，竞争形势越来越险恶。　　还有许多高科技公司也陷入了类似困境。例如四通公司本来是靠中文打字机这种当时新技术产品发展起来，但是后来在技术开发上也陷入停滞。而主持设计中文打字机的王辑志本应算作四通创业功臣，却被排挤出四通，在四通的产权改革中没有得到任何股权。有学者称，经过了所谓“经营者持大股”改制，四通公司已经从中关村一流公司变为三流公司。一位参与过联想集团和其它中关村高科技企业“改制”政策制订的北京市干部曾经亲口对我说，中关村的那些公司是越改制就变得越小。实际上，仔细审视中关村任何一个著名高科技公司都可以发现，它们成长都是依靠了国家巨大帮助。这些公司最初创业时所凭借特有技术，几乎都是原来在国有研究所和大学（特别是中科院、清华和北大）已经开发出来，甚至是已经完成了开发工作。即如联想最初凭借联想汉卡，就是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成果转化而来。该所六室输入组从1974年起就在微机汉字显示技术基础上进行汉字信息处理研究，他们开发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解决汉字输入、输出、显示等技术难题，该系统后来就转化为“联想汉字图形微型机LX－80”，并进一步发展为联想汉卡。而在民营化之后，这些技术继承者公司倒似乎都陷入了后续技术开发乏力困境。回顾这段历史，证明了一条原理：对我们这样国家来说，国有经济和其它国有资源是高技术创新的最大支撑。（四）依靠港商错误思维　　柳传志神话中“联想之路”宣扬联想成长离不了香港商人销售和筹资，主张靠境外商人销售和筹资渠道来发展高科技企业，这也是极其荒谬，它又是对联想实际成长历史歪曲。　　在联想创业初期，1988年在香港成立合资企业――香港联想，确实对联想当时发展起了不小作用。但是对联想起了这些积极作用的，不是正常的香港商人，而是一个中资国有公司――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该公司当时董事长柳谷书先生正是柳传志父亲。该公司不仅给了香港联想巨额贷款，还为柳传志、倪光南往返香港提供了十多个极为难得多次往返签证。但是香港对联想这些“积极作用”，与其说是香港商人作用，还不如说是国有企业和个人关系作用。而与联想在业务上打交道的另一批香港人――导远公司的吕谭平等4位港商，则与其说他们帮助了联想发展，还不如说他们是联想累赘。吕谭平等港商确实熟悉香港投资环境和市场规则，在管理和营销方面有些经验，但是他们对于香港联想主要业务――微机板卡业务毫无经验。说“如果请个台湾作主板公司的经理来管理，肯定会比吕谭平干得好”是很有道理。在合资初期，香港联想就是靠北京联想集团赐予它AST微机总代理地位，通过北京联想在内地巨量销售来赢利。北京联想一推出自主品牌微机，其代理业务就完蛋了。而在香港联想上市之后，吕谭平尽管靠北京联想借款买股而成为大股东，仍然把香港联想搞成了巨额亏损，最后只好离开了联想经营岗位。这样的香港商人，其实是只能占国有资产便宜而不能为任何大企业创造财富。连柳传志也公开批评说，吕谭平没有管理大公司能力。　　为了挽救香港联想颓势，柳传志在1997年将北京联想集团“整合”进了香港联想，向香港联想注入了北京联想的优良资产和无形资产，而没有改变香港联想股权结构。此后香港联想的股票价格在2000年曾达到每股70港元，吕谭平等人以借入4千万港元买入2亿股可以赚到多少，一望可知。　　其实国有北京联想集团本可以在香港联想股价只有0．3港元时买入其全部股权或收回早已到期给吕谭平等人的552万美元贷款，从而将香港联想整合进北京联想。但那样就会使两个联想都重归完全国有。北京联想集团也可以争取在1997年内地股票市场上市，那时中国股市正处于一个大牛市，北京联想可以借内地上市筹得更多资金，股民们也可以获得长远来说有更好回报的优良资产。但是这样明明双赢道路柳传志也拒绝走，而是坚持让香港联想来整合北京的联想集团。这只能解释为要救香港联想股票价值，在联想集团中维持私人大股东决定性股权。至少可以说，这是为了救香港商人而牺牲内地人民利益。也就是说，不是内地企业要靠港商救活，而是港商要靠内地国有企业牺牲国有财产救活！　　北京联想集团为什么在1997年能有那么优良资产？首先有倪光南时代留下自主开发系列微机，更重要是1994年临危受命的杨元庆领导着北京联想集团微机部，改善了联想微机销售和生产经营管理。杨元庆用“完全由代理销售”新策略取代了柳传志“行业直销和代理分销相结合”老策略，大刀阔斧地实行销售、管理等方面创新，推行信息化管理，实行ISO9000认证，强调服务，强调新机型开发和软件开发，将销售、开发、生产、服务等环节紧密结合。在杨元庆卓越领导下，短短几年，联想微机就登上了亚太第一宝座。联想微机成长事实说明，就是在联想这样大企业的管理和销售上，也是内地高科技人才胜过香港商人，不是内地企业要靠港商救活，而是港商要靠内地企业管理人才救活！综述，柳传志神话中所说“联想之路”都既对高科技产业发展极为有害，又歪曲了联想集团实际上所走过道路。我们当然有理由质疑，柳传志神话中所说那条“联想之路”是如何编造出来，是谁、又出于什么目的编造了柳传志神话中所说那条“联想之路”？（五）我们并没有完全否定联想集团实际上所走过道路，而是还联想集团发展道路以本来面目。本文否定柳传志神话中那条“联想之路”。而我们应当走高科技产业发展道路，应当是正好与柳传志神话中“联想之路”相反道路： 1、――必须发展技术开发、产品生产和销售一体化的公司化经营，重视推销和营销，但是这些都必须以高水平技术开发为中心、为基础，必须坚持“技工贸”高科技产业发展路线； 2、——国家必须大力扶持高技术产业，以足够资金和组织力量来培植高科技的技术力量，开发先进技术，并且加强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杜绝浪费，特别是防止和严惩任何形式侵吞国有财产行为。在对国有高科技企业实行私人持股的股份化改造时，必须注重按技术贡献持股，让科技人员按贡献公平持股以激励技术进步，严禁任何形式“经营者持大股”； 3、——必须禁止以任何形式向外资白送股权，防止外资对中国高技术企业控股，只允许外资和外资企业对中国高技术企业投资入股、投入技术折价入股，注重以足够薪资从外国和外资企业聘用高技术人才。 4、正是为了贯彻这样一条发展高科技企业正确路线，我们才必须批判柳传志神话中“联想之路”。我们批判柳传志神话中“联想之路”，是为了肃清这条道路流毒，走上自主创新的高科技企业发展大道。详细内容敬请阅读四川在线 http://www.scol.cn/space-uid-1247213.html 中吴网 http://www.zhong5.cn/space-uid-518153.html 博客; 个人分类: 教育|0 个评论

分享郎咸平与柳传志: 阮汝辉 2013-2-20 15:37; 补充证据材料已传送至MSN中文网 https://skydrive.live.com/?cid=e12c481e36428d68group=0sc=documents 敬请点击下载和按照《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支付奖金。郎咸平做节目，柳传志为何吓得要死？――国有企业的MBO之父柳传志的资本运作故事　　今天看来，当年反对“科技自主创新”，鼓吹“贸工技”路线的柳传志的真实动机是要掩盖其严重的犯罪事实。 1、故事的源起　　2005年9月，久未掀起波浪的郎咸平教授再次发威，指责四川长虹的倪润峰和赵勇内外勾结，盗窃公司财产。演讲之中的细节性话语很是耐人寻味。“我在上海做节目的时候，除了王石外，谁都不敢来。我打电话给柳传志，让他到上海来，柳传志听了吓得要死，说：“有什么事情啊？哎呀，我就别去啦，你千万别讲我的事情。” 看到此处，着实让人生疑。众多周知，郎咸平先后曾经指责过唐氏兄弟的德隆系，科龙的顾雏军，海尔的张瑞敏以及TCL的李东生。前二者已经是东窗事发了，后两位虽然还不能说触及刑律，但至少也属道德上有些暇疵。此次指责四川长虹，话外还带出个柳传志。真不知郎教授葫芦里卖得什么药。　　要知道柳传志一向是很喜欢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就在7月份还在中央电视台的二套《对话》节目做秀，在记忆中应该是第五次在这个节目中出现了。媒体圈的很多朋友说，中央电视台都快成他们家开得了，本来又是一次展现自己的大好时机，何以“听了吓得要死”？　　抱着猎奇的心态和对学术性研究的热情，在网络上搜寻关于柳传志先生的公开资料。不看不知道，一找居然有了重大发现――原来柳传志先生称得上中国国有企业实践上的MBO之父。更何况“听了吓得要死”，原来柳传志先生头上已经有至少“挪用公款”，“证券虚假陈述”和“操纵股票价格”三项罪名。 2、香港的资本运作，使港商身价35亿　　10年前，也是在国有企业畸形的机制下，深恐像自己的父亲柳谷书一样，为国有企业做了重大贡献而又下场悲惨，柳传志开始谋划企业改制。能够看得出，柳传志虽然没有什么经营才能（联想的汉卡事业是倪光南的贡献最大，PC事业似乎是杨元庆的贡献最大，干各种为公司堵枪眼的事情是郭为的贡献最大），但绝对是个资本运作的高手。首先，为了取得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以确保自己在公司的地位，与港商吕潭平等联手。为了让港商成为香港联想的大股东，使国家不再绝对控股，在增资扩股过程中，未经董事会讨论批准，私自将500万美元借给港商，使港商构成对香港的联想的“负债持股”。并在随后的上市IPO中，未就这一重大事实做任何披露。　　其次，香港联想上市后，几个港商没有经营才能，公司股价接连下跌，影响了港商“套现还债”。柳传志再次以北京联想的优质资产注入香港联想，其中包括中科院计算所在中关村80000平方米寸土寸金的土地，以至于这些地皮今日市值几十亿，而计算所成为中科院唯一在北京没有自己土地的研究所。至于后来的故事，也就更加简单了。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的IT行业进入一个爆发增长时期。香港联想的股价也由最低两毛钱上升到最高七十元。港商们最终还清那当初的500万，但也因缺乏经营才能被柳教父干下了台。不过，套现之后吕潭平已经坐拥身价35亿港币。当然，柳传志究竟再其中赚了多少，还不可而知。也真不知参观了吕潭平的豪华游艇后的杨元庆心中有何感想。　　香港的报纸也曾刊登过柳传志、曾茂朝、李勤、马雪征等人，在香港股市持股套现的数额。如果所报属实，他们个个都是千万富豪。柳传志还无意中透露了他们柳家炒卖联想股票的秘诀，声称攒了很多钱。 3、并购IBM PC，却为杨元庆做嫁衣　　其实早些时候，郎咸平教授已经指出联想公司在多元化战略上的失败。这似乎也成了让柳传志决定最终收购IBM PC的动因。2004年底，柳传志孤注一掷决定进行收购三年前就已经找上门的IBM PC，继续抗民族品牌和国际化的大旗。想必柳传志的真实想法是有了这面大旗，即使有些“历史问题”也应该能盖住，即使并购后不成功，也是杨元庆无能，到时候还是得我出场收拾局面。　　可没曾想到，2005年5月3日，香港联想992发布公告，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先生不再担任“联想电脑“董事长，转任非执行董事。从股权结构看，联想控股（北京的联想集团）是联想电脑992（香港联想）的最大股东，但最大股东的董事长却只是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说到底，柳传志应该是已经“被拿下”了。而据内部知情人消息，柳传志不再担任香港联想董事长的决定都不是中科院的决定，虽然中科院是联想控股和联想电脑的最大股东。根据一般常识，柳传志能在实践中开MBO之先河，想必在中科院也收买了不少人，包括前中科院院长周光召。而中科院的下属企业目前不归国务院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管。那这么重要的决定又能是什么人做出的呢？ 4、公众分不清联想控股和联想电脑，柳传志继续在媒体上呼悠　　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联想5月份的这次人事变动，并没有引起大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这也好解释，汉语口语使用词汇多是两个字，有几个人能分清“联想控股”和“联想电脑”。试看媒体的以下报道：中国企业家：另一联想柳传志能否续写传奇2005－07－06 16：16：17 IT经理世界特别报道：柳传志上演老兵新传2005－07－05 18：04：42 柳传志首曝购IBM PC内情：妥协是指导思想2005－07－04 10：03：44 柳传志要一直干到2010年首次披露联想大家长接班人标准2005－06－27 07：21：31 柳传志仍无引退之意（人民网－江南时报）　柳传志此次在香港的张扬之旅，向外界传达了两个信号：第一，作为联想“大家长”的柳传志并没有引退之意，因为联想控股的品牌塑造刚刚启动，他已把自己的使命排到了2010年；第二，五大少帅座次未定，“联想系”第二代掌门仍需角逐。　　“联想系”在内部被称为“联想大家庭”，是控股旗下五大子公司的总和，其代表人物分别是：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元庆、神州数码总裁郭为、联想投资总裁朱立南、融科智地总裁陈国栋与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柳传志完全放弃了中国企业传统的中央集权架构，控股的主要职能被局限在定方向、选人才、配资源、监督和考核，不介入子公司具体业务。虽然杨元庆与郭为早已名声在外，可在“大家长”柳传志看来，在联想第二代接班人的遴选中，五大少帅仍旧不分远近亲疏。柳传志：我目前并不准备交班退休了会再出来2005年07月22日15：33 CCTV《对话》柳传志两次笑着强调：“我暂时还不准备交班。”“其实当时我们在分拆的时候就想好了，我从联想集团退休了，我会从别的地方再出来。” 详细内容敬请阅读金黔在线 http://club.gog.com.cn/home.php?mod=spaceuid=609143 新文化网 http://bbs.xwh.cn/space-uid-907809.html 博客 “联想教父”柳传志之误本文摘录自彭雅青的著作《伪相：10商界名家批判书》该书已经由珠海出版社出版 1、人物回放―18年前那场病　　18年前，中央政府把计算机列为应用科学，其财政拨款将在1985年削减20％，还将在5年内全部取消。计算机所长曾茂朝决定先谋而动，拿出20万元成立一家公司，为所里未来“埋伏一支精兵，也许能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柳传志被“圈定”去组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1984年12月4日，公司第一批任命名单确定，王树和为公司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为副总经理。王当时是科技处处长，张是计算所第八研究室的副主任。为让这些体制内的人员放手去干而又无后顾之忧，曾茂朝一方面把三项关键性的权力交给公司－－掌握财产的权力，人事任免的权力，经营决策的权力，一方面又特别承诺：所有为公司工作的人，可以不必脱离计算所的人事名册，继续由国家财政拨付公司。王、柳、张的任命后面还全都附加了一个括号，王的括号里为“正处”，柳、张的括号里为“副处”。　　1985年年初，柳传志发现倪光南手里有种被人们叫做“汉卡”的“神奇东西”，闻讯找到了倪光南。倪光南的“神奇东西”与众不同的在于他的“联想功能”。它利用了中国文字中词组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汉字系统。譬如操作人员打出一个“记”字，屏幕上迅即出现“记者”、“记录”、“记载”等一连串联想出的词组，再按一下键盘，就输出一串汉字。当时，倪光南已将这一技术以“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命名，并迫切希望变成产品卖出去。柳传志告诉倪光南，自己正是来帮助他实现梦想的，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倪光南开出不做官、不开会、不理睬记者的三个条件后，带着他的“LX－80”毅然投入到了公司当中。　　1985年6月25日，第一批生产出的汉卡被送到北京市计算机展览会上，当天就收获3500元现金和55万元汉卡定单，这让公司上下兴奋不已。在这种喜气中，柳传志不仅威望与日俱增，而且于1986年7月取代王树和的位置全面执掌公司，王则回到计算所做所长助理。与此同时，柳传志挖来的李勤出任副总经理。　　自1987年开始大规模生产汉卡以及代理AST微机以来，公司就不断地和海关打交道。柳传志默许进出口部的总经理和走私者打交道，购买他们手里的“私货”而不问来路。2年之后，柳传志用自己的“联想微机”成功取AST微机而代之，实现了自己的“曲线救国”愿望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广东高要马安科学器材服务公司”被工商局查封，其总经理宋哲也因涉嫌走私被广州公安局越秀分局拘留。警方顺藤摸瓜，查明宋的货物中有相当部分被柳传志的手下人买去，进而成为“联想式汉卡”以及“联想微机”的配件，总额超过1000万元。　　柳传志似乎听到了监狱的召唤。这些年他肩上的“劣迹”不算少：为了打通给产品销售的障碍，给关系户送礼，这责任他担了；为了逃避奖金税，拿支票套取现金来给员工发奖金，这责任他也担了；为了躲开国家的外汇管制，拿人民币到黑市上去换外汇，这责任他又担了。但这一次，他怀疑自己陷入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危机，也许真的担不起了，柳传志提笔给中科院领导周光召、胡启恒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幸运的是，周光召、胡启恒不仅很快回了信，而且都不认为柳传志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至少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即将走进监狱的罪犯。也许事情本身就没有那么严重，也许法律意识到当日国家的实情而对他网开一面。很多年后，柳传志在公开场合坦言曾经赖过账、走过私，逃过税、偷漏税，因为当时如果不这样做，企业根本就无法生存。 2、“贸工技”是挥刀自残？　　在柳传志对外大谈特谈“贸工技”时，联想在国内的市场份额正遭到戴尔的无情蚕食，许多原有的客户开始转投他处，原因是，“我们感觉联想电脑的品质在下降”，“没有技术的联想”一再成为对手攻击的靶子。“显然，根本的原因在于联想自己，是柳传志的‘贸工技’路线存在着问题。它不仅歪曲了联想历史，更给联想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直言不讳。 1984年11月，中科院计算所高级工程师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等11人创办计算所公司（联想前身）后，王树和与柳传志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线生机：“开发销售倪光南的联想式汉卡！”一个月后，倪光南担任联想总工程师。此后的3年内，以倪光南为主连续研制出8种型号的“联想汉卡”，更新了3个版本，形成了一套功能齐全的“联想式汉字系统”，公司产值以年平均500％的速度递增，1987年就近亿元，进入中关村大公司的行列，而联想汉卡则占了公司总产值和利税的38．1％和45．6％。1989年11月14日，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在成立大会上说，“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集团的前身“已经形成了技工贸立体结构”。　　倪、柳后来不仅彻底反目，倪光南还曾发誓要把柳传志“告进监狱”。至于争斗的原因，中科院在《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如此解析：“1994年初，倪光南同志认为联想集团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关于决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见。1994年夏，倪光南同志把公司改变财务总监职务人选的决定，认为是一种对年初提意见人的打击报复，进而对资金运营等问题提出了怀疑，这样一来，客观上使柳传志同志和倪光南同志二人分歧的性质有所变化，并日趋尖锐……”当然，这只是官方的结论，真正的原因也许并不这么简单，重要的是争斗的结果——倪光南1995年被撤销总工职务，1999年被赶出联想，并没得到一分股权。倪光南被剥掉股权扫地出门，让人见识了柳传志整人的狠辣，异变结果便是提了10年的“技工贸”路线被完全否决，取而代之的是“贸工技”口号。免去倪光南总工职务后，联想不再设总工职务，原倪光南领导的研发中心的人员全部下放到事业部的研发部门，由事业部总经理领导。1995年在广东惠州的一次会议上，柳传志正式提出了“贸工技”的说法。1998年，柳传志在《计算机世界》上发表“贸工技三级跳”，同年，联想外宣的手册上也出现“贸工技”口号，“贸工技”被提至联想的战略高度。柳传志在收购IBM后也公开提出，“贸工技路线到现在已经告一段落。”“IBM的技术正好可以弥补联想的短板……当初我们选择收购，主要是冲着IBM的笔记本去的。”只是花那么多钱去买别人不要的产业和技术，其间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3、“分拆”分掉了“联想未来”？　　2000年，柳传志把联想的PC和分销代理业务一刀两断，分别成立新的“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2001年6月，神州数码从联想股票中分拆出来，单独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郭为做神州数码的总裁兼CEO，杨元庆做联想集团总裁兼CEO，柳传志退位为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分拆之后，神州数码是中国最大的IT分销企业，联想仍保持着中国PC市场冠军之位。然而，联想向多元化转型全面失败，股价一落万丈；神州数码2003年第一财季竟曝出1．49亿港元的亏损，郭为费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填平。更让人大跌眼睛的是，“分拆”不久，就开始“兄弟相残”――联想收购汉普，牵手智软，全面进军IT服务；神州数码推出网络电脑，借道长城电脑，纵身杀入PC业务。一方面是各自在主业上的竞争力疲软，另一方面双方都歪着脖子，狠不得从对方的碗里多扒点食。两少帅似乎早把柳传志“不在改革中犯错误”的教导忘了个一干二净，不断地在各个领域试错，试错，再试错。著名企业战略专家姜汝祥看到了这种战略设计的危险和被动。但在姜汝祥看来，“当神州数码被分出去后，联想就没有了未来，它不知道该走向何方，而神州数码也没有了现在，它不知道现金流从何而来。结果是双方越来越靠近，联想必须通过兼并汉普这样的公司来进入IT服务领域，神州数码也要通过与长城合作来进入计算机制造领域。一句话，分拆后的联想和神州数码的产业链是断裂的。” 杨元庆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联想得了大企业病”；原北京麦当劳训练与运营经理、曾任联想电脑市场副总监的章以伍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空降”联想不到一年就离开了，原因是“感到很难被联想文化所接受”，“那是一种自以为是、相对封闭的文化”。而柳传志，这位一向主张“以自己培养人才为主”的“联想教父”不知道是否看到了这一点？或者看到了，却因为深陷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联想，便不得不为当初的“分拆”而付出代价。 4、“杨柳依依”只是虚晃一枪？　　2001年，57岁的柳传志毅然传位37岁的杨元庆，自己则退到幕后，担任联想集团董事长的“虚职”。此举被视为柳传志辉煌时代的最有力“结尾”――杨柳依依，完美交接。尤其在杨元庆遭遇“IT寒冬”，业绩出现下滑之时，柳传志仍不改对他的肯定，多次出面为他“辩护”。杨元庆对自己没能“达标”，曾在2004年2月有一番深入的“检讨”：一是“对市场预期偏于乐观，致使目标定得太高”，二是“对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市场竞争局面变化的估计不足”，三是“自己对多元化业务的拓展和管理能力还很稚嫩”，“对复杂性估计不足”。杨随后大谈中国经济……民营与外资企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大谈跨国公司如何重视中国市场，WTO以后……国内企业完全没有任何屏障可以依赖……如此宏观如政治家的语言，所指何意？杨的意思其实非常明了：游戏规则变了，以前的套路起不了作用了。杨元庆主导联想向技术挺进，试图改变联想“没有技术”的公众形象。因为不好公开否决“贸工技”，杨元庆提出了新的口号：技术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把技术摆到了战略转型的第一位。联想的技术投入，2002年时处于8－10亿元水平，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4—5％。2002年12月推出的“Legend World”也不但未取得明显成效，反遭业界嘲弄：“联想那东西也叫技术？” 杨元庆上任之初曾一再强调：“不要让3年之后，人们提起联想时只想到PC。”由此驱动联想向多元化全面转型。杨元庆不惜与郭为“打架”，高调向IT服务领域挺进，并在2001—2002年实施了数起较大规模的并购行动，但IT服务之路上的IBM、HP早已是虎狼之师，跟在后面“吃土”的联想苦苦折腾了两三年，IT服务的收入还只占总收入的1％。2004年7月28日，联想一气之下，作价3亿将IT服务业务彻底出售给了亚信科技——这项“寄托了联想未来”的业务就这样在联想“没了未来”。杨元庆还杀入手机业，但联想早已错过了本土手机业向跨国公司“夺食”大好时机，“后来”杨元庆只能站在战场的边缘看着TCL、波导等本土之师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跨国巨头的激战正酣，然后喊几句联想式的口号。杨元庆还进军保险业软件，电信业系统集成，但均无建树。而此时，联想的PC根据地，戴尔挟其全球规模优势，一举崛起为中国PC老二，锋芒直指联想，其后的IBM、宏基等亦重兵云集。杨元庆陷入了“前临重围，后有重兵”的作战困境。此时的杨元庆，一定想到了联想2000年大手笔推出互联网门户FM365。因为机会主义思想的主导，在随后到来的“互联网寒冬”里，联想并没像新浪、搜弧、网易等坚守下去，选择了抽身而退，而待互联网转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大口吃肉”了。杨元庆不得不全线撤军，回归PC主战场，以应对戴尔异常凌厉的攻势，巩固后方根据地。于是，杨元庆不得不向香港投资者检讨自己的“战略失误”，不得不看着身后的“一地鸡毛”而无力回天，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地裁员，忍受员工离去时的哭泣和漫骂……但就在员工质疑联想“公司不是家”时，杨元庆“失语”了，柳传志反而出场了――对杨元庆“有三句话传递”，希望其对于战略裁员的员工，从内心说声“对不起”。柳传志这番“好意”看似给杨元庆帮忙，但反而让杨元庆遭受了更大的质疑――做为CEO的杨元庆为什么不亲自出来说话？是不敢承担责任还是为什么？杨元庆的高大形象开始矮化。随后，杨元庆提出削减自己工资的一半，以示担当。但面对外界，依旧是杨元庆“失语”柳传志“出场”。柳还大谈联想需要国际化的CEO。此语一出，猜测四起：柳要拿下杨元庆了！而香港、美国的传媒，开始曝出柳传志、杨元庆、马雪贞等联想高层的战略分歧和矛盾。有一种声音更是被传得沸沸扬扬：“杨柳依依”只是柳传志故弄权术的“虚晃一枪”：把杨元庆推到前台，自己幕后操控，杨元庆只有9000万以下的事务决策权――收购厦华手机部分就是一个例子。联想这几年一路不顺是因为柳传志“退位”带来的主体缺失和他的“占位”而形成的管理真空，从而使得联想战略无形中“走调”。 5、IBM是联想的地狱还是天堂？　　2004年12月8日，联想竟以17．5亿美元拿下了IBM的全部PC业务――包括台式、笔记本电脑及其研发、采购业务并负担其债务。收购后联想年营业额将一举突破百亿美元，迅速窜升为世界第三大PC制造商。但香港的投资者却不买账了――宣布交易的第二天，联想的股价下跌3．74％，此后一连几天下跌。IBM在纽约股票市场的股价则上升了好几个点。这一降一升间，联想的前景可想而知。柳传志在奋力把联想推上世界的舞台时，其实也把联想推到了地狱和天堂的门口，推到了生与死的危机关头――成则一步登天，败则全军覆灭。尽管未来还需要时间来证明，但凭联想现有的素质、能力和基础，显然离地狱更近，离天堂还远。　　IBM之所以舍弃PC业务，是因为PC已成了它的沉重包袱――IBM2004年12月31日向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提交的财务状况报告显示，其个人电脑部门2001年亏损3．97亿美元，2002年为1．71亿美元，2003年为2．58亿美元。而2004年上半年已亏损1．3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扩大了43％。小小的联想拿什么去给IBM如此庞大的PC业务填亏、止亏？接管IBM全球的PC业务后，主体业务搬到了海外，据悉，联想的计划是IBM现有分支机构人员不变，由联想派部分员工分驻海外，参与当地分支机构的运营与管理，这无疑需要比IBM更高的开支。联想现在由高级副总裁乔松主管海外业务，但乔松及其他高级副总裁（分别为刘军、马雪征、贺志强、俞兵、王晓岩）均没有主管海外业务的经验。明基公司副总裁洪宜幸甚至担心：“我怀疑联想这种人才结构能否支撑起新公司的庞大业务。”这种通过花钱买来的“大跃进”能否买来用户的心？因为用户可能会认为，这是联想的东西，而不是IBM的东西。美国一家市场调研厂商在12月9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几乎约半数的美国企业称，在IBM出售其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业务后，它们准备考虑购买HP和戴尔的产品。更难的还有高层整合。收购后，杨元庆出任新联想的董事长，IBM个人系统事业部高级副总裁及总经理史蒂芬·沃德（StephenM．Ward）出任CEO。不妨听听史蒂芬·沃德的声音：“大家都说‘美国的竞争对手太强大，你打不过的’，但重点是美国已经是一个饱和而没有增长空间的市场。我们所处的（中国）市场是一个尚未饱和而在疯狂增长的市场……（记者问：因此未来不会看到联想推出400美元的桌面PC？）不会，我们不会走大众商品化市场……联想公司的总部位于纽约……高层的管理团队将在这个地方，包括我自己，还有非管理职位的董事长杨元庆。”杨元庆着眼全球，沃德则把希望都寄托在中国市场上，但却不愿面对PC正在成为大众商品的现实（也正是IBM的PC业务之所以遇到困难和被抛弃的原因），且着重向媒体强调“非管理职位的董事长杨元庆”，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而若一味以“妥协”求融合，联想则很可能丧失对未来的控制权。到那时，与其说联想“蛇吞象”，不如说IBM参股联想。因为作为总交易额的分割，IBM将获得价值6亿美元的联想集团普通股，从而成为联想的第二大股东，持有18．9％的股份。有些偏执的美国未来派学家克伦茨认为，“排名前两名的企业将最终统一整个行业”，对于好不容易挤进第三名的联想，这无疑是个该死的说法。何况联想面对的，不仅是人员、渠道、文化、资金、供应链等一系列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可能翻了盘子的整合难题，而且是一个利润越来越低，已触到“天花板”的PC行业。联想何去何从？没有人敢于乐观。柳传志说，在决定收购前，紧张得睡不着，“做企业就像打仗一样”。其实，收购之后，柳传志又何尝睡得着觉？问题是，这个一向谨慎、现实，甚至有几分保守的“联想教父”，此刻为何甘冒如此风险推动联想去“赴蹈趟火”呢？超越并冲顶世界500强，早已是他们骨子里最快意的梦想。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挥手而去的柳传志。我们感叹他“大手笔”的“功成身退”，却似乎淡忘了他仍是联想控股的总经理，联想只是其旗下数家子公司中的一员。联想的未来，仍将牢牢掌控在中关村融科资讯中心十层的联想控股的手心，只是风暴，将更加集中地向着已身居董事长的杨元庆。20岁的联想以“蛇吞象”的方式完成了盛大的“成人之礼”――以1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第一台个人电脑的发明者IBM的PC业务，一步迈过世界500强的门槛，坐上了全球PC业的第三把交椅。2004年12月8日，柳传志亲自和IBM签下合作协议，但他以一场近乎偏激、疯狂的收购豪赌来“增高”联想却让人无不为他捏一把汗――近年来频频检讨战略失误的联想哪来足够的国际消化能力？IBM一再亏损巴不得早就割掉的“PC盲肠”将是联想的“救命稻草”还是“亡命鸡肋”？补充证据材料已传送至MSN中文网 https://skydrive.live.com/?cid=e12c481e36428d68group=0sc=documents 敬请点击下载和按照《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支付奖金; 个人分类: 文学|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