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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标签: 研究院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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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利用《新闻晨报》卖弄什么？
大庆商江 2015-2-28 04:55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利用《 新闻晨报 》卖弄什么？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7 月 1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根叔”走红启示 做好校长其实很容易》：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金斯说，“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对话，而对话本身就要求有不同的观点” 从哈金斯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是大学精神 。既然如此，我们与熊丙奇有不同的观点属于大学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利用媒体卖弄自己。举证如下： 2014 年 3 月 20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 完善大学治理离不开社会力量 》：日前，一份 10 人名单在中国人民大学纪委办公室、监察处网页上进行公示，内容是“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招生社会监督员”的拟定人选，从社会各界公开征选而来，任期 2 年，可以连任。笔者也是拟定人选中的一个，对于此举能否起到监督大学招生公开透明的作用，目前还不能回答。总体而言，这是弥补现在制度缺失的权宜之计，从长远看，要遏制大学招生腐败，关键还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现代治理。社会监督员的作用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学校究竟给监督员怎样的监督权力，二是监督员是否真把监督权当回事。人大此次聘请的社会监督员，来源比较广泛，但要说“代表”社会各界却很难，因为监督员是学校主导聘任的，并非通过选举产生，监督员也就只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对大学的招生过程进行监督。这当然不是说监督员毫无作用，相比没有外部监督来说，引进社会监督员，一定程度上可促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如果社会监督员能尽力履职，指出学校招生中不规范之处，对推进信息公开，做到教育部要求的“十公开”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社会监督员还可成为招生违规举报的一个途径，这需要监督员不怕得罪校方，而 校方如果真希望监督员发挥作用，就应该给监督员自由监督的空间 。鉴于招生工作的专业性，大多社会监督员只能看个热闹，真正有利于学校招生公开、透明的制度，应是学校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由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标准，并监督招生工作部门执行、落实，而这样的招生委员会，是大学现代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在现代治理结构中，招生属于教育事务，学校行政权无法干涉招生事务。大学现代治理结构，并不是学校完全实行内部治理，也包括社会参与治理。但社会参与治理，不是介入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层面，而是学校重大战略决策层面、整体办学监督、评价层面。具体而言，就是学校成立理事会或董事会，实行理事会或董事会治理，公立大学的理事会成员由立法机构成员、ZF官员、校领导、师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组成，其中，师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由选举产生，共同参与学校管理、决策，对于招生，理事会的职责就包括制订招生战略（招生规模、招生对象），要求招生委员会根据本校办学定位确定招生标准，并对招生的过程进行监督。由于招生委员会必须对理事会负责，而理事会代表公众的利益，因此，招生信息公开是一项基本工作，而不是学校想做就做，想不做就不做的事。由此看来，人大聘请校外监督员，是在目前的大学运行体制外，为社会参与监督开了个口子。真正实现大学的现代治理，就有必要把社会力量纳入大学管理体系。（ 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利用《 新闻晨报 》卖弄什么？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穷棒子得了狗头金”“拿着鸡毛当令箭”。 第一、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利用《 新闻晨报 》卖弄自己是 “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招生社会监督员”的拟定人选。 第二、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利用《 新闻晨报 》卖弄自己是 中国人民大学纪委办公室、监察处网页上进行公示的 10 人中一个。数量有限或许是精品？并且可以连任。 第三、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利用《 新闻晨报 》卖弄自己是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 相当于领导职务。读者或许不知道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是民办非营利组织，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没有行政级别。 众所周知，货真价实的不用卖弄。卖弄的都有瑕疵。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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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不是教师没有教师的灵魂
大庆商江 2015-2-24 05:38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不是教师没有教师的灵魂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灵魂工程师，这句话是前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说的。由于教师在塑造年轻一代的品格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影响年轻人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因此称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对中国教育事业抹黑，对中国教师涂炭。举证如下： 2011 年 9 月 12 日 ，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教师就是一个职业》：每年教师节，有关教师的师德问题，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重要内容，出现在报端的，不是令人敬仰的教师楷模，个个学生感念师恩，而大多是对教师的讨伐，甚至是控诉。一时之间，教师节成了“伐师节”，很多老师，已经不敢过这一个“节日”——哪有节日，是专门为“抨击”某个群体而设计的？ 我不愿意再附和批评今日师风不再，倒是想探讨，社会究竟怎么定位教师。与其他职业相比，今日教师群体的职业操守，究竟是怎样的水平。一直以来， 我们把教师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 ，人类灵魂难道需要像“工程”一样构建，还需要专门的“工程师”吗？这是工程思维在教育中的体现，而教育需要破除的正是这种工程思维，需要对每个个体的人文关怀，需要回归本质——教育是让每一个人的生活更美好。那么，从教育本质角度，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教育让教师生活更美好了吗？同样，长期以来，对于教师的形象定位，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强调的是牺牲与奉献。这从精神层面来说无疑可嘉，然而，哪一个教师，不是普通人，没有物质需要与现实生活？这种对教师群体的形象定位，让教师这一职业处于空前的尴尬。它与其他行业的职业其实一样，可在其他职业可以提出高薪要求、加班需要付加班工资时，教师却不敢提出自己的主张，一提就似乎与奉献、牺牲的形象相违背，就认为充满铜臭。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社会对教师这一群体，是高道德要求，低物质待遇，教师的地位是“臭老九”，就是现在国家增加教育投入，但总体而言，基础教育的教师，工资收入还远低于公务员、国有企业的员工，而且，在教师群体中，贫富差距也十分严重。由于待遇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教师这一岗位对优秀青年并没有吸引力。包括国家推出的免费师范生政策以及农村特岗教师计划，都遭遇教师职业吸引力缺乏的现实困境。与之相反，在我们周边的韩日等国家，早就实行国家教育公务员制，纳入公务员系列，享有和公务员同等的待遇；而在 美、英等国，教师的收入待遇，是所有职业中较高的 。这是从职业本身角度来审视教师——既然要高素质的人，来承担教育的任务，那么，就应该按照职业本身的规律，用薪资待遇、工作环境、事业发展空间、个人成就感等来打造教师队伍，而不是只停留在虚幻的道德教育上。如果职业的待遇极低、工作压力十分沉重，纵有再多宣传称教师是阳光下最崇高的职业，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崇高”——这一宣传其实也大有问题，职业无高低贵贱，凭什么说某一职业就崇高？教师就是一个职业。由于长期来其“职业属性”被忽视，所以，近年来，就是教师待遇逐渐提高，有关这一职业的道德建设，也误入歧途，导致教师群体的道德出现严重问题。我国ZF制订的师德规范，都谈的是大道理，却不是从职业角度要求教师，而从职业角度出发，在确保教师待遇（甚至纳入教育公务员体系管理）同时，再规定教师不得兼职；在明晰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权责的同时，规定行政管理人员必须利益回避不得从事学术等等，教师的职业定位就不至于模糊，而治理师德、师风，就不再是靠思想教育，而是职业的规范、基本的制度。当待遇有保障，各种规则严密，教师既不需要，也不敢再靠山（学生）吃（学生），靠水（学生）吃（学生）了，那些令人愤慨的教师主动索礼，不好好上课却让学生去参加他的家教等行为，就很难再发生了。当然，这一职业相比其他职业，有其特殊性，所以，会具有其他行业的不同特点。比如，在欧美大学中，就普遍实行终身教育制度，一名教师被聘为终身教授之后（一般副教授即为终身教授），学校没有特殊理由，就不得解聘，这一制度类似我国的“铁饭碗”，而之所以推出这一制度，是为了推进学术自治，保障学术自由，避免教授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干扰，不能做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而实行这一制度，既要强调教授本身的职业操守（学术操守），又要有全新的学术管理体系，不然，在我国，就可能成为养懒汉的制度。“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导致今日师者，既不传道，又不授业、解惑，原因无他，是师不师，生不生。只有按照教师职业的特点，让教师首先是教师，这才能重树这一职业的形象。也才能过教师节的教师们，感到劳动光荣。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不是教师没有教师的灵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索取者的内心深处难有奉献者的情操。 熊丙奇曾经两次在博客里宣称：“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不能指望熊丙奇有教师的情怀。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熊丙奇说：“在 美、英等国，教师的收入待遇，是所有职业中较高的” 。没有依据。 2010 年 09 月 09 日 ，《新闻晨报》 ( 庄晓英 ) 《晒年薪：美国教师平均年收入近 5 万美元》：美国是一个教育大国，因此从事教师职业的人数不仅多，而且教师的待遇也很不错。根据美国有关部门去年 5 月发布的 2008 年美国各行业雇用人员及薪水统计报告，美国目前 22 个大的行业中，共雇用人员 1.35 亿人。而教育行业雇用的从学前班到大学的教师以及相关人员人数为 845.125 万人，是美国雇用人数第六多的行业，雇用人数约占美国全部受雇人数的 6% 。在美国 845 万名教师中，他们的平均小时收入为 21.26 美元，平均年收入为 4.846 万美元。 2012 年 9 月 18 日 ，《潇湘晨报》（据南风窗）《拿着高工资美国教师为何罢工》：从 10 日起，美国芝加哥当地教师由于与ZF有一系列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举行了 25 年来的首次大罢工。这场持续至今的大罢工有多达 2.9 万名教职员工参与，约 35 万名学生无课可上。 芝加哥教师人均年收入为 7.6 万美元，与美国其他地区同行相比属高收入。芝加哥教师人均年收入为 7.6 万美元，属于较高收入的行业。美国有那么多低收入的雇员，为什么不见他们罢工，反而总是一些收入待遇看上去还不错的工人在罢工呢？答案是：因为只有他们才罢得起工。 2013 年 9 月 10 日 ，搜狐教育社区（本文作者姚鸿恩）《美国中小学教师拿多少薪水？年薪 5 万没外快》： 最近，美国联邦ZF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缩写简称 NCES) 公布的资料显示， 2011 至 2012 学年，公立中小学全职教师的平均基本工资为 $53,100 。再细分一点，小学 (Elementary school ，包括 1 年幼儿园 ) 教师， $52,800 ; 中学 (Middle school ，类似国内的初中 ) 教师， $53,400; 高中 (High school ， 9 到 12 年级 ) 教师， $54,500 。这个，差别不是太大。 2013 年 10 月 16 日 ，《东方教育时报》（作者：罗朝猛）《英国部分中小学教师年薪突破 10 万英镑》：英国教育部官员说，另外还有 101 名小学和特殊学校顶尖教师年薪超过了 10 万英镑。薪酬调查数据还表明，英国ZF直接拨款中学教师平均年薪为 36100 英镑，比“学院式”学校的同行高出 900 英镑；各地教育当局公立小学教师年薪平均为 32200 英镑，要比在“学院式”学校工作的同仁高出 1100 英镑。 2013 年 6 月 26 日 ，环球网《调查显示英国教师薪资高工时少令人羡慕》：据台湾“中广网” 6 月 26 日 报道，在英国的英格兰地区，小学教师的平均薪水约 2.8 万英镑 ( 约合 26.5 万元人民币 ) 。苏格兰地区的小学教师薪水更高，约 3 万英镑 ( 约合 28.4 万元人民币 ) 。更让人羡慕的是，他们一年只要工作 684 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们的平均时薪是 40 英镑 ( 约合 360 元人民币 ) 。 2014 年 3 月 5 日 ，《中国教育报》（作者：凤智）《英国：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新政“回头看”》：近日，英国的智库机构“政策交流” (Policy Exchange) 发布了其对英国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这一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报告，报告显示，新的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改革以来，英国从业教师的最低收入年均 21804 英镑，伦敦地区略高，为 27270 英镑。资深教师的年均收入达到了 57520 英镑，伦敦地区为 64677 英镑，校长的收入则根据地区及学校规模的不同从 42803 英镑至 113303 英镑不等。那些在教育教学工作上表现优异且长期从事课堂教学的教师，年收入可以达到 70000 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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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21 07:03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独特的怪诞思维模式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量与质统一的概念，量的增长指的是适龄青年高等学校入学率要达到 15% ─ 50% 。质的变化包括教育理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变化。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研究，如果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则可以将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他认为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5% 时，高等教育就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熊丙奇原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2008 年以后披上了民办非营利组织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似乎有了独特的怪诞思维模式。对同一事物，有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他在似乎没有弄明白 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的情况下，敢于侈谈高等教育公平。把绝对平均主义概念混同于公平。简直不可思议。 举证如下： 2014 年 11 月 26 日 ，新浪网（熊丙奇）《歧视性的 211 门槛怎能给寒门子弟带来公平？》：　针对 985 、 211 工程的存废问题，近日有媒体评论称，“ 985 、 211 等工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能力和信誉的保障，是一种新的标杆。若无 985 、 211 等门槛，用人单位可能面临着更大的选人公平问题。若无门槛限制，‘拼爹’现象恐怕更烈，最终受损的必定是除了努力学习考上名校而无爹可‘拼’的寒门子弟。” ( 新华每日电讯 11 月 22 日 ) 这貌似是为了公平，且拿出大家反对的“拼爹”、关注的“寒门子弟”说事，可这用到 985 、 211 工程项目上，完全是胡扯。 谈论教育问题，必须有基本的教育常识和公平原则。 就业中有 985 、 211 工程门槛，是为了就业公平？这还是 笔者第一次听闻 。就业学历门槛的存在，就是歧视，我国《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在就业中对不同学校毕业的学生，实行差别对待，就是就业歧视。就业歧视就破坏就业公平，可居然有人为就业歧视赋予公平的价值。或许在某些人看来， 985 、 211 高校门槛的存在，可以挡住一些没有进入 985 、 211 高校的官员子女被招录进单位，这完全是想显然，一方面，现在哪个用人单位对外明确提到非 985 、 211 不录用？教育部早已发文明确要求直属高校在招聘用人时不得提 985 、 211 要求，其他的单位公开提及，必然因就业歧视遭到质疑，进而被查处，因此，这些用人单位最多执行 985 、 211 “潜门槛”，而这就带来问题，对于有关系者，根本不会考虑是不是 985 、 211 毕业，对于没有关系者才用 985 、 211 这一标准。用人单位对外还可称，根本不存在学历歧视一说，你看不是也招有 985 、 211 高校毕业学生吗？ 985 、 211 卡的只是没有关系的寒门子弟，而非有父辈关系的学生。另一方面，就是 985 、 211 成为严格的就业门槛，拼爹者，在大学入学时，不可运作进 985 、 211 高校吗？今年国家对实行多年的高校自主招生进行改革，就因“自主招生”中出现腐败，很多“官一代”、“富一代”，盯着的就是进 985 、 211 高校，如果这种行政划分的学校等级不取消，对 985 、 211 高校的追逐就不可能消停。当然，现在已经进入 985 、 211 高校的学生，对废除 985 、 211 肯定会有不满——自己失去“身份优势”，可这种优势，本来就不应该有，应该用自己的实际能力去竞争，在有更多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学校求学的学生，担心离开了身份，就失去优势，这不恰恰反映出学校身份对教育的破坏吗？同样，一所办出质量、特色的大学，也根本不应该在乎所谓的身份。其实，我国 985 、 211 高校每年的总招生计划，不足 50 万 (75 所部属院校的本科招生人数在 35 万左右 ) ，占所有招生计划的 7%(2014 年全国招生计划 698 万 ) ，这其中，被录取的农村生，不到 30% 左右 ( 北大的录取比例一度只有一成，清华不到 20%) ，最多 15 万，我国绝大多数学生是进入非 985 、非 211 院校，而大家关注的“寒门学子”，不管 985 、 211 怎么扩招，能进入 211 的只是极为少数，更多的要进入二本院校、三本院校、高职高专，如果只有进入 985 、 211 ，才是“贵子”，请问，进入二本、三本、高职高专的学生，算什么？退一步说，就是 211 门槛给了“寒门子弟”改变身份的机会，可这是以让其他 95% 的寒门子弟被歧视，出路渺茫来换来 5% 的特殊身份。这是国家办教育需要的局面吗？在这种情况下，把 985 、 211 作为就业门槛，挡住了多少学生的就业路？一个农村学生因接受的基础教育薄弱，只能进普通本科院校，由于没有 211 学校的身份，在考研、就业一直遭遇歧视性对待，这公平吗？这就无怪乎在我国农村地区，形成考不上一本就不算上大学的观念，以及“新的读书无用论”——既然考不上 985 、 211 ，上不了一本，读大学就没有价值，那么读高中干什么，既然不读高中，还不如初中就辍学。分析教育问题，不能想当然，要依据专业的数据调查。近年来，我国一些舆论对教育改革的分析，有不少根本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就发表看法，包括和国外教育的对比，也似是而非，比如，国外的教育发展计划，和我国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国外ZF制定战略，但学校自主办学，平等竞争，我国则是ZF制定战略、实施战略、对战略实施情况进行评价；还比如，国外大学也有联盟，类似常青藤联盟，可联盟，就是民间组织，哪是我们这里的利益共同体？就业的学历歧视、学校的等级划分，已经堵死了我国教育的发展道路，这对教育发展和学生求学来说，是最大的不公平。有人会说，取消 985 、 211 ，学校也还会有名校和普通校，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985 、 211 是ZF给学校的身份、划分的学校等级，且给不同学校不同的资源和政策，简单地说，是 ZF制造的不公平 ，而在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名校，是自主办学、自由平等竞争的结果。把国家优质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只有百分之几的学生身上，这是培养精英的思路，而非大众化教育思路。我国高等教育早在 2002 年就进入大众化教育时代，但我国的教育发展战略却没有调整，于是出现严重的教育问题。要让中国教育摆脱现在的困境，只有消除学校间的等级、歧视以及与之对应的就业学历歧视，这样才能让教育回归让每个人生活更美好的本质。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有独特的怪诞思维模式。我们不说他有反对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偏激”认知。也不说他忘记了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 10 年的现实。只说他愚昧无知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就是全体人民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很明显，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教育基本知识方面处于朦胧状态。 第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就是高中毕业生都能接受大学本科教育。很明显，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高等教育基本知识方面处于启蒙阶段。 第三、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就是大学生都进入大学读本科。然后读研究生。很明显，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属于一无所知的群体。 第四、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就是所有大学都是世界一流的的办学条件。很明显，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专家”“学者”的傲慢人群里属于滥竽充数的一员。 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实在是有损于“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名声。“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如此一知半解，“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成员莫非都是乌合之众？“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绝对不是智障群体，也不是精神病院。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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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21 05:10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辩护显得胡搅蛮缠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介绍，重庆市 2009 年高考文科状元，由于少数民族身份造假而倍受争议。 2009 年 7 月 2 日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介绍，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北京大学在核实全部事情之后决定：放弃录取重庆考生何川洋，希望所有考生以此为戒，做诚信之人，行正义之事。 2010 年，终于梦圆北大，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读完以上文字，读者会看出， 2009 年放弃录取重庆考生何川洋，希望所有考生以此为戒，做诚信之人，行正义之事。 2010 年重庆考生何川洋终于梦圆北大。应当说，重庆考生何川洋对北京大 2009 年学放弃录取重庆考生何川洋没有异议。 原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未经当事人何川洋的邀请或同意，对何川洋进行了歪曲式的“辩护”。“肚子疼埋怨灶王爷”。举证如下： 2009 年 7 月 6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何川洋事件提示改革高考录取制度》：据媒体报道，对于重庆文科状元何川洋，北京大学依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在核实全部事情之后决定，放弃录取；而香港大学也在对何川洋进行面试后，没有录取他。对于北京大学“依据规定”放弃录取何川洋，不少舆论赞扬北大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还有不少网友认为这是网络监督的胜利。而对于香港大学没有录取何川洋，网友的看法是———你看，香港大学也不录取他，证明他的“状元”不那么货真价实。用香港大学的不录取来“反证”内地大学不录取的合理性，显然不知两地大学的录取规则之别。香港大学实行自主招生，录取看的不是高考分数高低，内地“状元”申请香港大学不被录取十分正常，往年就有多起这样的新闻。香港大学不录取何川洋，只能表明该校觉得他不符合自己的招生标准，并不能说明其他什么。而北京大学决定放弃录取何川洋，则恰恰体现了学校没有自主招生权。从北京大学招办的解释看，他们放弃录取，是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也就是说，学校的招生是听命行政的。而且，北京大学的这种解释意味着，内地任何大学也不得录取何川洋，否则将违背教育部有关规定。何川洋剩下的出路，就是继续寻找境外高校以及选择复读。而这复读的一年，对他来说有知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吗？他不过是努力维持自己的考试水平而已。有很多网友说，真金不怕火炼，有种的就复读一年。不得不指出的是，在父母受处罚，自己被取消录取资格的压力下，一个 18 岁的孩子能挺过来吗？而且，复读本就是我国教育的问题之一———我国的高考成绩只是一次性用品，两个月内有效，完成当年集中录取，就不能在其他录取中派上用场，所以有高四、高五、高六，一次次考试，谋求在某次录取中走运。分析近来要求严惩何川洋父母，同时要求取消何川洋高考成绩和录取资格的言论，其核心点都是要依法治国，依法治教，因为早有法规，明确要求对违规变更民族成分的考生取消考试资格、录取资格和学籍，如果不取消何川洋考试成绩和录取资格，规则的严肃性何在？法律岂不就成了儿戏？这些言论持有者还拿此前的“罗彩霞事件”中的王佳俊作对比，认为如果可以宽恕何川洋，那也可以宽恕王佳俊，因为他们都是父母所造之孽的受害者。笔者从来不反对依法治教、严肃执法，但前提是ZF部门所制定的政策本身首先必须合法。在笔者看来，赞成维护规则严肃性的论者，他们是被加分政策中的不公所激怒而蒙蔽了双眼，其逻辑是ZF部门的行政规定是不容讨论的，那么，试问同样是ZF部门出台的高考加分政策，为何舆论要质问其是否合法，是否公平公正，为何要求取消这种加分政策？为什么在谈论加分政策的时候，大家就没想到要维护这种规则的严肃性？另外，几年前要求大学生不得在校外租房的规定，为什么舆论普遍反对并嘲弄这一规定，而在舆论的质疑中，这一规定不久之后也取消了？就《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分有关规定的通知》而言，笔者认为其中关于剥夺考生考试资格、录取资格的处罚规定，涉嫌违法。就如当年的禁租令涉嫌侵犯公民的自由居住权一样，剥夺考试资格和录取资格的处罚，涉嫌侵犯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基本受教育权利。众所周知，随着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我国已经允许服刑犯人参加成人高考，接受高等教育，也就是说，大家已经逐渐认识到，接受教育是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不能随意剥夺。行政部门无权制订行政规定去剥夺考生的考试资格、录取资格，任何公民都有参加考试的权利、被学校录取的权利，至于能不能录取，应由学校根据办学条件、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自主决定。这就是香港地区高校为何可以自主录取被内地取消录取资格的“高考移民”的原因所在。拿何川洋和王佳俊对比，除了混淆视听之外，并不利于道理的澄清。何川洋的父母为其民族成分造假，但他根本没有获得民族成分加分，高考成绩是“裸分”状元；王佳俊的高考成绩，在当年根本就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就是原谅王佳俊，基于事实也得取消学籍。就变更民族成分这一违规行为来说，以剥夺并非主事者的考生的考试资格、录取资格为惩罚，是不理性的———本起事件中，何川洋父母为其更改民族成分发生在《通知》发出前四年，在他 14 岁之际，他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当然，由于我国现在是按照考试分数高低进行集中录取，也就是说，如果不剥夺考试资格、不取消高考成绩和录取资格，意味着考生在依照“分数 + 志愿”的录取体系中，一定要被某所高校录取，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在笔者看来，包括变更民族成分谋求加分，以及对违规学生的不合理惩罚，都迫切要求改革高考录取制度。从加分政策看，如果不是把“特长加分”、“身份加分”等直接加到高考分数上，排序参与录取，而是有多元评价录取体系，将学生的特长、家庭因素、民族因素作为录取的一个指标加以评价，综合考察， 违规加分的原始冲动 将减少；从高校的自主录取权看，如果高校能够基于考生的统一考试成绩，结合考生的中学学业成绩、中学综合表现，自主进行录取，那么，何苦需要行政部门出规定剥夺考生的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呢？ (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辩护显得理屈词穷，胡搅蛮缠。如此无理取闹的人，属于“一辈子看不到后脑勺”的人。公民必须遵纪守法。违法者必须付出代价。 2009 年 7 月 2 日 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介绍，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北京大学在核实全部事情之后决定：放弃录取重庆考生何川洋，希望所有考生以此为戒，做诚信之人，行正义之事。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辩护词避开诚信主题，拐弯抹角攻击国家高考录取制度，明显跑题。此事件不能证明熊丙奇的论辩能力，只能验证熊丙奇胡搅蛮缠。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带着无ZF主义的病毒，藐视法律法规，危害人类社会，后果不堪预测。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否盛产熊丙奇这样的孽障？ 《南方都市报》追随不良之徒熊丙奇散布不良言论，“拿着不是当理说”，挑战公理，天理难容！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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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7 05:05
熊丙奇甩掉“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需要理由吗？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介绍，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于 2002 年，是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开展独立教育研究与政策倡导，借助教育界内外的民间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2014 年度研究院的重点项目包括： LIFE 教育创新、高等教育信息公开、农村小规模学校研究与政策倡导等。在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 2013 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中，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于中国顶级智库综合影响力排名第 19 位、民间智库系统影响力位列第 5 名。 2009 年 08 月 25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靠什么让教师走出批评权困境》： ( 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 此信息说明， 2009 年 08 月 25 日，熊丙奇已经披上了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迷彩服。 2015 年 2 月，不知什么原因， 熊丙奇在媒体发表文章 甩掉“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13 日 ，《新京报》（熊丙奇）《南科大证明“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有价值》：能否放权给学校自主办学、自授学位，是我国是否动真格推进教改的试金石。□（ 熊丙奇 学者 ） 2015 年 2 月 13 日 ，《重庆时报》《南科大首届毕业生不能被淡忘》：南科大曾被称为教改试验田，那么，对于教改试验的阶段性结果，应该有客观、合理的评价。首届南科大毕业生不能被淡化处理，更不应该被淡忘。 ( 熊丙奇 教育学者 ) 2015 年 2 月 16 日，《京华时报》《教育部 26 条高招禁令 : 禁擅自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 教育学者 熊丙奇表示，上海已确定从 2016 年开始减少高考录取批次，取消一批、二批，浙江从 2017 年全面取消录取批次。 2015 年 2 月 16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选拔去行政化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只有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才会首先按教育家，而不是按官员选拔校长，也才会真正做到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 ( 作者系教育学者 ) 2015 年 02 月 16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不争资源不打架能否试点综合高中》：笔者认为，我国能否整体梳理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战略，考虑取消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的划分，不要只追求中职教育的规模和形式上的发展，更要注意人才培养的内涵和品质。在当下，不妨在一些省市，进行融合普高和中职、建设综合高中的试点，而不再是中职和普高分类发展。（ 熊丙奇 作者为教育学者 ） 估计，今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在媒体发表文章还会继续 甩掉“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冬天过去了，不需要外衣防寒保暖了。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 甩掉“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是有理由的。理由也算是比较充分的。 第一、熊丙奇不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 杨东平（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兼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学者） 胡建波（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西安欧亚学院董事长兼院长） 彭鸿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远景教育投资集团董事长） 徐小平（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真格基金会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陈丹青（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著名画家） 康 健（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王伯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麦可思数据公司总裁） 信力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许 华（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光华实业集团董事长） 徐永光（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袁 岳（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张守礼（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奕阳教育集团董事长） 张学兵（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中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张亚哲（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 第二、熊丙奇以冒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入选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共计 18 人，按姓名拼音排列】 柴纯青（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小学管理》杂志社社长）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康 健（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前北大附中校长） 史静寰（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 王 烽（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主任） 王 丽（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王 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江苏扬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 文东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谢 湘（中国青年报前副社长） 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杨东平（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袁桂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袁连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朱永新（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 朱小蔓（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郑新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 可以设想，如果熊丙奇摘掉“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面纱，如何混迹于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 第三、熊丙奇是挂名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管理团队： 杨东平（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学者） 王 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小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苏扬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 柴纯青（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小学管理》杂志社社长，民办教育专家） 黄胜利（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 刘胡权（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罗惠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传播部主任） 郭兆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项目部总监） 刘文泽（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游学项目主管） 可以看到，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有院长，有执行院长，熊丙奇没有实职，连个秘书都没有，是耍单帮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否有熊丙奇的办公室？熊丙奇的副院长徒有虚名而已。只是一个“学术民工”。 对于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来说，有没有熊丙奇这个人，无所谓。不是吗？ 第四、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虚名能挂多久 熊丙奇以“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名义在媒体上连篇累牍大放厥词，自己得稿酬，“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背黑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是否愿意当傀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 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属于民间智库。这个身份束缚了熊丙奇的手脚，某种程度上耽误了熊丙奇的未来发展前途规划。当熊丙奇发现，有没有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个虚名无所谓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甩掉“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件破烂不堪的外衣。（当年熊丙奇曾舍弃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处级，熊丙奇被免职没有明显后悔之意。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没有行政级别，连科级股级都不是，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说辞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或许有回旋余地。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如果下决心甩掉“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件破烂不堪的外衣，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不会阻拦，想拦也拦不住。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可以冠冕堂皇的说：不给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添麻烦了。好见好散。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也可以略加寒暄就算告一段落。 问题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甩掉“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件破烂不堪的外衣以后，以什么身份出现在媒体显得体面？ 熊丙奇先后两次在博客里公告：“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今后不便继续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只好暂时自称“教育学者”了。博士学位的人，出版过 20 多本书（虽然不算学术专著）也可以算“学者”吧。“学者”不受编制指标限制吧。目前，中国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公民自称“学者”，法无禁止即可为。至于民间谴责，谁管他呢。对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来说，民间谴责算得了什么。“宰相肚子可撑船”。。大不了左耳听右耳冒。耳朵听出糨子就好了。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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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在《新京报》上脱掉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
大庆商江 2015-2-15 05:18
熊丙奇在《 新京报 》上脱掉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9 年 08 月 25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靠什么让教师走出批评权困境》： ( 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 此信息说明， 2009 年 08 月 25 日，熊丙奇已经披上了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迷彩服。 熊丙奇已经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迷彩服，已经多年。也算穿旧了吧。兴许是穿腻了。穿迷彩服的不像专家学者，有不体面的感觉吗？不过，学者挤地铁也寒酸哪。 熊丙奇在《新京报》上脱掉了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 . 2015 年 2 月 13 日 ，《新京报》（熊丙奇）《南科大证明“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有价值》： 这批学生获得的学位，只是南科大的学位。因此，这批学生如果想继续深造，他们只有选择国外的大学，因为在国内连报考研究生的资格也没有。而他们想就业，也只能进不要求本科文凭、学士学位的民营企业，而难进入国有企业，更不要说报考公务员了。 1 月 9 日，南方科技大学低调地为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南科大首届 41 名学生， 15 人被牛津大学、耶鲁大学、伦敦大学等名校录取。据了解，南科大的这批首届毕业生，符合毕业条件的一共是 28 人。从目前已知的收到世界名校录取通知书的 15 名学生看，所占比例已经超过半数。【南科大是“留学预科”吗？】对此，有人对南科大首届毕业生的质量表示认可，也有人质疑，为何南科大的首届毕业生，都选择到国外名校，这不把南科大变为了“留学预科”吗？实际上，这批学生获得的学位，只是南科大的学位，而非国家统一承认的学位，因此，这批学生如果想继续深造，他们只有选择国外的大学，因为在国内连报考研究生的资格也没有，如果他们不准备深造，而想就业，也只能进不要求本科文凭、学士学位的民营企业，而难进入国有企业，更不要说报考公务员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何这批学生的学历、学位，国外大学可以认可，而国内高校却不认可？记得当年南科大推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时，曾有大学教授表示，等南科大学生毕业时，他去招南科大学生为研究生，但现在表态的教授都不见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就是导师看中了南科大的学生，可却难以逾越现在的考研制度。这正是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所在。我国目前实行国家统一授予文凭、学位制度，这一制度貌似可以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但却限制了高校的办学活力，对应统一授予文凭，实行按计划招生、按计划培养和按计划管理，高校办学陷入千人一面，与此同时，有一些获得学位授予权的学校，不认真办学，而是做文凭买卖，一些学生上大学也是为混一张文凭，国家统一授予文凭制度，反而保护了一些劣质教育。【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自授文凭的学生】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把“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作为学校的两大改革。南科大首届“自招”学生，虽然明知不能获得国家统一承认的文凭，但还是选择了南科大，而且还有些学生放弃国内其他名校，这表明他们并不是冲着获得文凭而选择南科大；而南科大办学者也明白，如果他们不能给学生一张国家承认的文凭，能给的就只有货真价实的教育了，不然无法被社会认可。这正是自主授予学位的价值所在。这也一定程度证明，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在我国是可以行得通的。当然，也有一些舆论认为，由于南科大招生规模小，所招的学生本身都很优秀，目前这批学生能有这样的表现，不足以说明这种办学模式，就可以复制，而且，南科大首届实验班学生中目前还有 10 多人没有顺利毕业。这些舆论令人心酸，因为，不要说南科大的模式复制给其他学校，就是南科大自身，这种办学模式，只在这一届学生身上存活了一年。因为从 2012 年这届学生起，其招生就已纳入计划招生，毕业的学生将授予国家统一承认的文凭，也就是说，这是南科大第一届自授文凭的学生，也是最后一届。至于还有 10 多名学生没有顺利毕业，这正从另一个方面体现自授学位的优越性——学校会严把质量关，实行淘汰制，对无法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进行淘汰，以让学位获得社会认可。从教育改革角度看，我国应该给部分学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探索，尤其像南科大这样定位为小规模的学校，一方面，这些学校可以做到小而精，确保自主办学、自授学位的质量，另一方面，先从局部试点，可以探索、积累经验。针对自授学位，我国应探索建立学位认证制度，这就从以前单一的由国家统一授予文凭转为由学校自主授予、社会专业机构实行认证的新的教育体系。我们期待南科大未来会重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这一改革，不但关系到南科大是否坚持创校时提出的改革理念，也关系到我国整体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能否放权给学校自主办学、自授学位，是我国是否动真格推进教改的试金石。□（ 熊丙奇 学者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在《新京报》上脱掉了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宁肯自称“学者”。 我认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配称作“学者”。 主要原因是： 第一、熊丙奇没有“学者”基础。熊丙奇四川省资中县人， 1972 年 7 月出生， 1990 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1994 年毕业留校任行政工作。没有出国留学经历。 第二、熊丙奇没有“学者”岗位。熊丙奇 1994 年参加工作以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 2009 年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熊丙奇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学术岗位。 第三、熊丙奇没有“学者”职称。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熊丙奇晋升新闻出版专业职称。熊丙奇先后两次不无遗憾的在博客里解释》“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第四、熊丙奇没有“学者”风度。学者通常胸怀宽广。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熊丙奇“小肚鸡肠”。芝麻点的小事，熊丙奇也能唠叨许多抱怨文字。 第五、熊丙奇没有“学者”常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发达国家模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跟在资本主义国家屁股后头亦步亦趋。熊丙奇企图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改造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愚不可及。 如果熊丙奇相当“学者”，请补齐短板，去掉恶习。请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们投票表决一次。 如果熊丙奇坚信自己有“学者”价值，可以采用网上销售方式待价而沽。起拍价为 1 元，看哪个单位接收 ( 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熊丙奇的人事劳动社保关系？！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5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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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2 04:05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认为大学可以没有名称吗？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名不正，言不顺指名分不正或名实不符。是儒家思想理论的一种。原指在名分上用词不当，言语就不能顺理成章。后多指说话要与自己的地位相称，否则道理上就讲不通。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都没有了，毛往哪里依附呢？比喻事物失去了借以生存的基础，就不能存在。 1986 年 12 月 16 日 ，国务院关于发布《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的通知（国发 108 号）附件：《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第三章“ 学校名称 ” 第十一条 　设置普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科门类、规模、领导体制、所在地等，确定名实相符的学校名称。 第十二条 　称为大学的，须符合下列规定：（一）主要培养本科及本科以上专门人才；（二）在文科（含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法、财经、教育（含体育）、理科、工科、农林、医药等八个学科门类中，以三个以上不同学科为主要学科；（三）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和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四）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五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第十三条 　称为学院的，须符合下列规定：（一）主要培养本科及本科以上专门人才；（二）以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学科门类中的一个学科为主要学科；（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三千人以上。但艺术、体育及其他特殊科类或有特殊需要的学院，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第十四条 　称为高等专科学校的，须符合下列规定：（一）主要培养高等专科层次的专门人才；（二）以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学科门类中的一个学科为主要学科；（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一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的学校，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第十五条 　称为高等职业学校的，须符合下列规定：（一）主要培养高等专科层次的专门人才；（二）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一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的学校，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2011 年 12 月 19 日 ，《教育部关于“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教发 9 号）：关于高等学校更名。 1. 严格按照《高等教育法》和《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审批“学院”更名“大学”，从严掌握标准，控制更名数量。 2. 农、林、师范院校名原则上不更改为非农、林、师范的校名。农、林、师范院校在合并、升格时，要确保农、林、师范教育不受削弱，继续保留农、林、师范名称。 3. 设置高等学校应依据其层次、类型，所设学科类别、规模，教学和科研水平及其所在地，使用体现学科特色的名称。校名不能冠以“中国”、“中华”、“国家”的字样，不得以个人姓名命名，不能使用学校所在省（区、市）以外的地域名。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上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以后，智商好像出了问题。他认为大学有精神就行，可以没有名称。举证如下： 2012 年 8 月 29 日 ，《新闻晚报》（ 熊丙奇）《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 》：上海市教委日前发布《关于 2012 年下半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工作的补充意见》，支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上海电力学院更名为大学。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设立高等学校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制定。”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上述这些高校从举办的学科门类看，确实已具备称为“大学”的条件。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大学先后出现合并潮、更名潮。据统计，仅 2009 年一年，就有 40 多所学校更名。大学更名的原因不一而足。总体看来，高校都有一个认识，叫学院比叫学校更牛，叫大学比叫学院更带劲。因此，不少学校领导把在自己任期内，让学校升格、更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围绕更名的任务办学，让大学更名是容易的，但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两方面问题，一是背离办学定位，为符合命名要求，不顾条件一味追求举办新学科，却没有办出特色，也分散办学精力。二是丧失原有校名品牌，有的高校在上世纪末更名，可直到今天还必须在新校名后加括号注明旧校名，还有的高校在更名为大学名后，遭到校友的集体反对。出现这两方面问题，与我国高校的办学追求和决策有关。在当前功利的办学环境中，不少高校都追逐学校的外在发展，具体包括发展学校的规模，增设学校的学科，等等，以尽快体现自己的办学政绩。大学办学精力用到追求身份高低上，而忽视了内涵的建设，同时在追求外在发展目标时，出现“千校一面”，而不是在各个层次、各个类型都办出一流的有特色的学校。往往学校行政领导拍板，就可决定更名方案，再把方案提交主管部门审批，这样的更名体现的只是行政的意图，而并不能反映师生的想法。其实，一所高校的办学空间、办学质量、办学声誉，与校名是什么，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英文名为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其英文名为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这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总计超过 100 位，可至今没有叫 University ，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学生，还将其翻译为“麻省技工学校”。要是换在我国，麻省理工学院，怎么也要改名为麻省科学与技术大学了。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迄今为止可以称得上一流大学的学府是抗战期间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这个校名按照今天的“校名观”，就是一所民办大学的校名。假如当时的办学者，反复在校名这类事情上做文章，也就没有西南联大的辉煌办学成就了。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如果只追逐表面的校名，大学将在争名逐利中失去自我，失去大学精神，再有好听的校名，又能如何呢？（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1 月 25 日 ，《中国新闻周刊》《 熊丙奇：大学不要在争“名”逐利中失魂落魄 》：日前，一位广州市政协委员在 2013 年广州市两会上透露，广州医学院将正式更名为“广州医科大学”。无独有偶，不久前，扬州大学 12 个本科专业更名成功。一时间，中国高校改名再次成为当下的新闻热点。据统计， 2000 年以来，中国众多二三线城市的高校纷纷改名， 8 年多来共有 322 所高校更名，其中从“学院”改为“大学”的有 103 所。 ( 南方日报 1 月 23 日 ) 高校热衷更名，早已不是新闻。如果更改校名是综合学校办学定位、办学条件，并听取校友、师生意见的结果，改名无可厚非，但如果更改校名只是出于行政的意图，追求的是校名所谓的“好听”，寄希望更名为学校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的更名，不但不利于传承学校的文化，还误导学校的办学方向。首先，一些学校为更名，盲目地增加学科，为“学院”更名为“大学”创造条件。因为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设立高等学校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制定。”对应这条规定，一些单科性院校近年来热衷发展新学科、专业，而不管是否能办出特色和高质量。其次，有的学校领导把在任期内更改校名，作为主要政绩。这种带有强烈行政意图的更名，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学校花大量时间搞政府公关，因为更改校名的审批权掌握在上级主管部门，这加剧了学校的行政化 ; 二是学校领导并不听取师生的意见，而是以行政的强力推进更名工作，这导致更名没有得到师生的赞同，不少大学的新校名就是在师生的嘲讽中出笼的，后来学校发展的事实也显示，这些更名效果并不好，有的大学，还会在新校名后加上一个括号，注明老校名。这显然是对学校传统文化的折腾，要知道，一个多年的老校名，对学校发展来说，就是凝聚校友的老品牌。对于校名，珍惜学校传统的办学者，是不会轻易更改的，这也是国外一些大学一直沿用百年前的老校名的重要原因。即便学校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校名还是“ COLLEGE ”或者“ INSTITUTE ”。我国高校之所以热衷更名，这与政府部门对高等教育实行行政管理、行政评价，以及社会舆论对何为好大学缺乏理性认识有关。在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中，学校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一般公办本科院校为正厅级，公办高职高专为副厅级，这种级别定位，无疑引导专科学校追求升本，前些年我国就掀起一股“升本热”，而随着学校升为本科，校名也就更改。另外，“学院”和“大学”，在政府拨款、项目立项中，得到的待遇也有所不同，有高校领导就说，之所以要努力该校名为大学，是希望“扩大学校的发展空间”。而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大学比学院“层次更高”，也是一大更名因素。近年来，在高校招生中，确实出现学院改为大学之后，生源情况就变好的情况，有的是因为更名大学后，招生批次也提前 ( 学校按不同的批次招生，也是对学校的行政管理 ); 还有的则是考生冲着大学的校名而去报考。这是一种很不理性的选择学校的态度，也诱发学校非理性办学。很显然，这并不利于学校形成合理的办学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是使大学把精力投向规模发展、“争名逐利”中，要让大学安于定位，就必须转变政府管理高校的模式，淡化对高校的行政评价，积极培育并推进对高等教育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这样才会形成全新的“好大学”观念， 大学不在于大，不在于其名，而在于个性、特色和灵魂。 只有“大”的办学规模，空有一个好听的“大学”名，却没有办学的个性和特色，这样的大学是是失魂落魄的。 2013 年 5 月 22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功利冲动下的大学更名伤害大学精神 》： 5 月 20 日 ，上大学网最新发布了《 2008 至 2013 年教育部批准更名的全国高校名单目录》，该目录显示： 2008 年 3 月至今，全国共有 257 所高等院校获得教育部批准而更名，占到目前全国高校总数的 10.35% 。更改的校命中，科技、财经、工商、文理、经济等词频繁出现在新校名中，成为被追捧的热词。高校更名，原因不一而足，但总体而言，迎合的是功利的社会需求，也追求功利的办学目的。通过更名，学校的名字似乎好听了，可是，如果只有其形而无其神，这样的更名无法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声誉，反可能伤害大学的精神。在所有更名中，有三类更名很突出，一是把学院更名为大学，办学者普遍认为，这可以提升学校的品牌，也拓宽学校的办学空间，而为了达到把学院更名为大学的目的，学校通常会在短期内增设学科，因为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大学必须有三个以上的学科门类。二是把学校更名为学院，这主要针对专升本的情况，对于专科院校，此前校名多为专科学校，而升为本科之后，学校办学者认为这无法体现学校的地位。事实上，就连一些专科学校，也更名为学院了。而学校更名为学院，背后的冲动就是专升本热。三是给学校取一个时髦的名字，以“摆脱”原有的形象，就像媒体报道的，科技、财经、工商、文理、经济等词不断出现在新更名的大学校名中，在学校办学者看来，这样的校名，可以为学校获得发展的新空间。对于大学的功利化更名，多年前舆论就提出质疑，可更名热潮依旧。原因在于，不少学校的领导把在任期内将学校更名为学校，把学院更名为大学，摆脱原有“陈旧”校名形象作为重要的办学业绩。而之所以更名也能成为办学业绩，是因为在我国的教育评价体系中，大学相比学院高人一等，学院相比学校高人一等，一校校长和一院院长，会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而且，在申报课题、申请项目中，大学也比学院有优势。有校长就称，学校更名也是不得已。耐人寻味的是，大学这种更名，在行内认为是做形象工程，可是这种形象工程，有时在招生、宣传中很有用。比如，有学校的校名原来的行业性质很强，新的校名加上“科技”、“文理”字样后，招生分数马上上扬。原来，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根本就不去分析一所大学的办学定位、办学特点、办学条件，就是冲着校名而去，盲目追逐所谓的热门专业。这不得不的说，也是高校更名的一大诱因。——大学老老实实办学，还没有花功夫在改校名上更有效。学校的师资一样、办学条件一样，可校名一变，社会的评价就变了，这是十分畸形的社会评价。所以，要遏制高校更名的冲动，从根本上，要改变对高校的评价体系。首先，要淡化对高校的行政评价，避免对高校进行等级化的管理，不论是学校、学院还是大学，都应该平等竞争，不能给大学高人一等的地位，这样才能引导每所学校安于本位、办学自身的特色，不能在争名逐利中迷失自己。其次，对大学的社会评价，要回归教育本位。目前，我国社会舆论评价大学时，也极为功利，比如，用大学是否是 985 、 211 工程学校来评价学校的办学实力；用高校是大学、还是学院来给学校划档次，这种评价，只会加重高校的功利化。尤其是一些民办院校、独立院校，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空间，就必然在一个好校名上花功夫 。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管评办”分析，其中，对高等教育的评价，就要淡化行政评价，强调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因此，要引导大学在各自的办学定位上办出特色、办成一流，应该加快启动这一改革，给大学发展良好的环境。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认为大学可以没有名称吗？ 我个人认为，所有大学都应当有名称。大学的名称不是可有可无的。 我个人认为，大学名称是有内涵的，不是虚无缥缈的。 我个人认为，大学名称是大学精神的附着物。没有名称的大学就没有精神和灵魂。 我个人认为，大学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改名称是为了把大学办得更好，更有精神。大学在竞争中破产就是丧失了大学精神。 我个人认为，熊丙奇所说 《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 》和“ 大学不在于大，不在于其名，而在于个性、特色和灵魂。” 的言论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综合表达，是十分荒谬的。 如果说，熊丙奇“ 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 ，那是“滑天下之大稽”的。 如果说，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 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 ，那就穿自己的外套“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6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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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9 13:18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对“ 教育培训产业 ”的认识太肤浅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1 年 10 月 15 日 ，江西理工大学杨志超《国内教育培训产业》：如果说三十年前中国没有企业的话，那么更没有培训产业。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培训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据有关媒体介绍，目前中国有培训机构 7 万多家，培训从业人员达 100 多万。由于受思想观念、经营模式、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目前中国培训业经营惨淡、乱象丛生。 《百度百科》解释，教育培训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一种将知识教育资源信息化的机构或在线学习系统。一般来说，这种机构或网站会包含从幼教到大学，甚至博士或者出国等各个阶层的教育信息。也有包括对现任职位的工作者或者下岗人员等类别的技能培训，是以提供教育资源和培训信息为主要内容的专门性网站或培训机构。 2012 年，整个中国的教育培训市场总值已经达到 9600 亿元，平均每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 12% ，教育培训业总量快速膨胀的同时。竞争也变得更加剧烈。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对“以中小学教育培训为代表的教育培训产业的特点”认识不到位，阐述得太肤浅。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9 日 ，《工人日报》（记者张双）《个性化多元化是方向 ——访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又一个寒假来临，市场上 各类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班 又开始热闹招生了。我国教育培训产业有哪些特点，未来这一产业该如何发展？对此，《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 记者：以中小学教育培训为代表的教育培训产业目前有何特点？ 熊丙奇： 教育培训产业包括对中小学生的培训、对大学生的考证培训、出国留学培训、考研升学培训和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等。当前，教育培训产业主要呈现出 3 个特点：第一，我国基础教育和出国留学的需求，促进了考试培训的繁荣， 教育培训八成以上都是考试培训 ，针对中小学的教育培训更是如此；第二，教育培训机构准入门槛较低，水平良莠不齐，存在虚假广告、恶性竞争等问题，行业整体形象不佳；第三，教育培训机构监管存在灰色地带，容易导致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记者：教育培训产业未来如何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熊丙奇： 现在，体制内教育的培养和办学模式比较单一，服务于考试的教育培训机构模式也是大同小异，缺乏有特色的个性化教学。要想让教育培训机构在教育发展过程中起到更大作用，需要进一步改革考试升学制度，让学生从应试教育的体系中解放出来，释放多元需求，教育培训机构才能从单一模式转向更为多元的模式。在此过程中，可以将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在线教学结合起来。同时，应强调行业自律，改善行业整体形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对行业的进入资质、经营情况进行约束。教育培训机构目前正在经历行业洗牌，大的机构和企业将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型的机构则面临更多的困境和压力。此外， 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同时具备企业家精神和教育家精神。 在注册监管方面，建议实行工商注册、工商监管，明确其作为教育服务产业的企业身份，要求其负责任地提供教育产品。这样，消费者在购买教育服务和产品时会更有保障，同时也会更趋理性。从国外的经验看，老百姓的理性选择有利于促进教育培训机构的规范经营和长远发展。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 教育培训产业的认识太肤浅。 《工人日报》（记者张双）的问题是：以中小学教育培训为代表的教育培训产业目前有何特点？熊丙奇的回答是：当前，教育培训产业主要呈现出 3 个特点。记者强调了“以中小学教育培训为代表”，熊丙奇的回答把话题放大到教育培训产业，显得不够专业。老虎吃天无处下口。记者问“教育培训产业未来如何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答案只有一个，提供有效的教育培训供给。熊丙奇节外生枝，与题目“个性化多元化是方向”呼应不上，接近三纸无驴。 我认为，如果从产业的角度讲，不能不谈培训的规模有多大，不能不谈实施培训的从业人员有多少，不能不谈培训的收费与培训质量。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 ， 对“ 教育培训产业”这个词比较陌生。 对“ 教育培训产业”方面的信息知之不多，在回答 《工人日报》（记者张双）的问题时，难免只能用占有的信息量来对付。想当“教育问题专家”，没那么容易，没那么轻松。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涉猎的教育内容太“杂”了。“杂”家不是“专”家。挖掘的深浅不一样。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关于教育问题的议论，太肤浅了。他自己浑然不觉。 2010 年 6 月 1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以上内容约 1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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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29 03:56
作者熊丙奇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若干篇文章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打着 “ 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旗号在《第一财经日报》连篇累牍发表评论。美化西方教育制度，抨击中国教育制度，主张把中国教育制度全盘西化。举证如下：约 5 万字。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10 年 2 月 4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教师绩效工资为何难落地？ 》：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长吕玉刚日前表示，全国各省区市义务教育学校已经基本兑现了绩效工资中占 70% 的基础性绩效工资，占 30% 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将在绩效考核后、春节前兑现。在 2008 年底下发的《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吕玉刚补充说明，在同一县级行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水平要大体平衡；对农村学校特别是条件艰苦学校给予适当倾斜，争取做到同一区县同一职级的教师，农村工资高于城市。但教育部的要求，并没有完全能够落地。通过调研，教育部发现，绩效工资存在不同区县之间、同一城市市直与区属学校之间的水平差距较大等问题。这种局面令人无奈。如果教育主管部门，没有意识到实施义务教育绩效工资，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那么，各地还是按照老办法，给好学校、城镇学校教师更高的工资，还可以理解。而现在教育主管部门，十分明确义务教育绩效工资应该有的“绩效观”，可各地学校之间绩效工资差距仍很大，更休想谈农村工资高于城市，就只能叹息“积重难返”了。如以往诸多好的设想，最终变为空想一样，新的“绩效观”难以落地，根源在于没有相应的机制。其一，缺乏经费省级统筹与直接拨付给学校的机制。国务院在部署义务教育绩效工资时，制订了“管理以县为主、经费省级统筹、中央适当支持”的原则，这一原则中，经费省级统筹是十分恰当的，但以县为主的管理，给地方政府按自己的“教育政绩观”重新配置资源提供了空间。从国家审计署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情况的审计看，县级政府挪用、挤占、不按保障比例投入的情况十分严重，因而省级统筹的经费到了县里，能有怎样的结局，令人担忧。而假如县政府都依法把统筹经费用于教师工资，可在各学校之间分配资源时，很难避免出于当地办学政绩的考虑，把更多的经费投入到好学校。教育部调研得到的结果，在现实中几乎是必然的。改变这种情况，可结合省级统筹，建立将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直接拨付给每所学校的经费保障机制，这防止地方政府的层层截留、挤占，也避免地方政府的教育锦标主义。这种经费保障机制，与保障各高校的经费一致，从技术操作上没有任何难题。在有的发达国家，如法国，甚至由中央财政统筹，将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直接打进教师的账户。其二，中小学校内缺乏教师委员参与学校决策、监督的办学机制。在实施义务教育绩效工资中，教师的绩效评价，引发诸多矛盾，有的学校简单地以职称加工龄套绩效工资级别，有的则按行政职务论贡献。要让教师的“绩效”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必须发挥“同行评议”作用，中小学内应有教师委员会，对标准的制订、标准的执行、评价的周期进行审议、决策，对评价过程进行监督。其实，我国中小学内没有保障教师群体权益的教师委员会组织，已造成教师教育自主权的缺失，也使教师与学校的关系紧张，家校冲突增加。只有好的“设想”，只为大家描绘诱人的“愿景”，却没有可操作的办法、可保障的机制，近年来，很多教育问题的发展，都与此类似。这种发展教育的思路，应该调整。如果在今年即将展开的教改中，还利用这种思路，教育部高调宣布的“教育改革年”，很有可能又是虎头蛇尾。（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0 年 7 月 2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农民和农民工子女为何多读高职高专？ 》：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的研究显示，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较多就读于高职高专院校，管理阶层子女较多就读“ 211 ”院校。 2009 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家庭者，就读“ 211 ”院校的比例（分别为 38% 、 22% ）低于在生源中分布的比例（分别为 40% 、 25% ）。统计资料显示，在每年录取的所有大学新生中，农村户籍学生和城镇户籍学生大致持平，但是，在“一本”学校中，农村户籍学生最高比例不到 30% ，就连中国农业大学录取的农村学生也只有 30% ，其他的全国重点高校录取农村学生的比例只有 20% 左右。去年 1 月，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在文章中，温总理特别谈到农村大学生减少的问题，他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 80% ，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的减少呢？笔者以为，有如下一些原因：其一，农村的基础教育薄弱，农民与农民工的子女只能接受比城市家庭孩子更差的基础教育；其二，少数农民与农民工有条件将孩子送到城镇读书，但往往就读的是打工者子弟学校或城市中比较一般的公立院校；其三，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欠缺，我国的 2000 万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很难得到类似城市家庭一样的家庭教育；其四，应试教育体系之下，城市孩子有相当数量选择上培训班、兴趣班，假期则上夏令营、冬令营，而农民工与农民的孩子则往往望高昂的学费而兴叹；其五，近年来的高考试题，有浓重的“城市情结”，出题者大多偏爱城市生活，缺乏阅历和城市生活经历的农村孩子，在试卷面前或有些不平等；其六，从 2003 年开始的重点高校自主招生，由于采取“自主考试 + 面试”的方式，农民和农民工孩子难以支付赶考成本，同时在面试中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明显不能与城市孩子相比，所以获得自主招生资格者有相当部分为城市生源。去年北京大学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制，试点的中学全是城市里的重点高中，虽然这些重点高中也有农村生源，但农村生源的比例不高。教育显示着社会公正。因此我国农村生源的高考劣势，既不利于教育公平，也不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严重制约了社会弱势阶层的上升空间。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有关人士提出的建议是，在高考升学中，对农村生源实行加分。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好办法，可是，在加分腐败丑闻频频爆发的社会环境中，恐怕这又会给有权有势者提供机会。在笔者看来，要扭转农村孩子在高考升学中的劣势，从长远看，需要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学的平等机会问题。而在当前，最有效的做法有两个：首先，应像限定重点大学在当地的招生比例（不超过 30% ）一样，限定重点大学招收的农村生源学生至少不得低于 30% 。这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也是惯常的做法。其次，建立重点大学的“全国联考 + 自主招生”制度，全国各地的考生，不分户籍所在地，都可以报名参加全国重点大学的联考，自主招生高考分别设定对城镇学生和农村学生不同的评价体系，比如在提出统一的申请分数要求基础上，按地区的教育质量、考生的家庭出身，进行多元打分评价，对教育发达地区考生减分，对教育不发达地区考生加分。同时，在进行招生录取时，实行所有学生信息全公开。（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0 年 9 月 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最好的网上课程与最无奈的学习选择 》：据国外媒体报道，比尔·盖茨近日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上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年轻人将不必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完全可以在网上自学。他说：“五年以后，你将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世界上最好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大学提供的课程都要好。”单从网络课程评价，我认为，比尔·盖茨说的不错。麻省理工学院早就在网上开放了全部核心课程，我国国家精品课程也已上网，如果在未来五年，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开放课程，或者把所有顶尖大学的优质课程集中在网上开放，每一个受教育者确实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得世界上最好的课程。但是，我不认为五年之后，在我国，会有多少年轻人选择不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而在网上自学。因为“自学”，在我们这里，不是一个可以与“高水平”对接的学习方式，这是上不了大学之后，愿意继续求学的年轻人的无奈选择。更因为，就是读了这些课程，也难以获得学历证书，就是获得学历证书，也会被认为“很水”——这类证书，在考研时是通不过验证的，在求职时，是不被认可的。进而，你学到的世界一流课程知识，最多在自己创业中能发挥作用，就如盖茨先生那样。但有多少人能成为盖茨呢？没有学历证书的学习，通常被认为是无用的学习，哪怕学习过程很受用；反之，有学历证书的学习，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学习，哪怕你根本就不用学习。这就是目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学历的简单关系。所以，这才有今日的“上大学有用，读书无用”，一个人读书再好，没上学校，就没有证据表明你读了书，似乎也就等于没读书。在网络课程的学习上，也有着这样的关系。把网络课程集中在一个平台上，得到行政许可，开办“网校”，学生参加招生考试，学完相关课程，可获得 “网校”学历，这类“网校”是有价值的，但价值要远次于“正规”学校。而那些不能颁发本科、大专学历的网络课程平台，哪怕课程再好，也乏人问津。我国流行留学热，海外名校更是学生们追逐的对象，然而，与“有形”的“留学热”对比，“无形”的留学却波澜不惊——国外一流大学的课程，在自己的宿舍里，就可点击免费获取，但没人对此感兴趣。道理很简单：我修读了这些课程，就算拿到课程的学分，我又不可能获得麻省的学位，谁会认同呢？还有很多学生对自己所在大学的课程不满意，认为老师很差，可是，同样在自己的宿舍里，注册、登录国家精品课程平台，就可以获得同一课程国内目前最高水平的课程——对精品课程的质疑是另一回事——但有多少学生，是这一平台的常客呢？现实是：无论是学校架设的开放课程平台还是国家教育部门推出的这一平台，利用率都不高，除非有校际学分互认，否则这门课的点击率是很对不起精品课程的名头的。开放的网络课程的诸多好处，包括提供多元的学习选择、便捷的学习方式、辐射优质教育资源、缩小教育差距，等等，不用赘述。然而利用免费的网络课程资源，却需要教育观念与人才观念的全新构建。比尔·盖茨在展望网络课程的前景时，也表示，“不论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学到的知识还是在网络课程中学到的知识，都应该被人认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即便在美国，网络自学也存在着不被社会认可，或者认同度低于学校教育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学历至上的社会中，无疑需要更深入的观念转变。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 月 4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怎样才能制订好大学章程 》：据媒体报道，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表示，该校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其中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杨玉良感慨，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他表示，复旦已做出规定并付诸行动，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而且，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学校为此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杨校长的这番言论，成为岁末年初很“给力”的教育改革新闻。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确定的 26 所进行“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学校之一，复旦的改革举动，或意味着我国大学办学将告别长期以来没有大学章程的困境，真正依法治“教”。我国 1999 年 1 月 1 日 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设立大学须有大学章程，可至今为止，我国诸多高校并无章程。正如杨校长所言，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是制定《大学章程》十分重要的内容。可问题随之而来，谁来界定权力、责任？建立何种机制落实这种权责界定？谁来监督落实《大学章程》？如果这些问题不厘清、解决，“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之类的表态，就很可能还是停留在口头上。从复旦校长所讲述的部分章程内容看，笔者以为情形并不乐观。比如，“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改革措施，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近年来已经这么做过。这些大学都称，这是实行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然而，那是似是而非的。不妨来看看何为真正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以耶鲁大学为例。耶鲁大学的传统之一是教授治校，经耶鲁董事会的认可，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院长、教授会和永久性工作人员委员会或其他治理机构。耶鲁学院和文理研究生院的全体教师构成了文理科教授会，并由文理科教授会执行委员会领导，后者由校长、教务长、耶鲁学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组成。很显然，在学校的学术治理框架中，校长、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行政人员是在教授会里，且是“执委”。而校长在学校里能做什么呢？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简单而言，真正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不在于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学者担任校长之后就做职业化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种情况下，校长也就不能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求学术利益。这其实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规则，所谓利益回避。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参与学术机构是作为行政负责人，为学术决策、为教授服务。不约束校长的这一权力，只是从形式上退出，我们已知的结果是，那只是学术委员会从过去的摆设，到进一步成为摆设而已，因为大家都知道，权力还是在大学行政领导那里。大学领导们可以用行政权博得国家教学名师、首席科学家、院士头衔等教育荣誉和学术荣誉。复旦还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 - 问责”制度，这看上去也赋予了学术委员会独立运作的权力，把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可是，大学校长会在乎学术委员会的问责吗？学术委员会又敢对校长进行问责吗？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大学校长是上级任命的，而非公开选拔产生的，这造成大学办学对上负责，而不对师生负责；我国大学内部的院长、系主任，也多是由学校组织部门考察任命的，而非教授们选举产生的，包括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也多为“当然成员”——即因为担任学院院长，就列为委员，而非选举成为委员。依照这种任命关系，院长们、教授们都是校长的下级，下级如何对上级问责？而大学校长也是上级部门的下级，又如何独立自主？笔者以为，要制订管用的大学章程，首先，必须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包括调整拨款制度、改革大学校长选拔机制、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这三方面问题不解决，大学的财政独立性、大学的办学自主性、大学校长究竟是官员还是教育家，就难以明晰。在大学内部建立分权治理模式，基本上就是幻想。其次，必须在校内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这包括实行校长职业化，要求校长与行政官员不得再从事学术事务；建立终身教授制度，保障教授的学术自治空间，防止行政人员以考核、聘用等名义干涉教授学术自由；建立学术共同体，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负责教师聘用、考核、评价、申诉等事宜，学校行政只是执行决策的机构。如是，才能把政府的财权、人事权转到大学，也才能把掌握在大学行政领导手中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决策权转到教授手中。从而真正做到举办权、办学权、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受教育权明晰。要制订这样的大学章程，仅靠大学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而必须通过立法程序。对此，南方科大的做法值得 26 所试点改革的大学借鉴，这就是应将通过学校讨论、审议的章程，提交学校举办者所在同级人大常委会 ( 南科大对应的是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 讨论、审议，这样通过、颁发的章程，使之成为法律。其决定的政府拨款方式、大学校长选拔机制、政府部门参与学校管理的模式、大学校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是必须依法执行的法律文本，不因政府换届、学校领导更替而变，社会司法机构、所有政府部门都得执行。 我们当然期待像复旦大学这样的国家重点大学，能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开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正是由于如此，对于大学章程的制订，必须强调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不能基于一些似是而非的理念 ( 实质是行政权换汤不换药的做法 ) 设计大学内部的分权模式，也不能违背基本的决策程序，把本该立法的章程草率地变为大学内部规章。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 月 2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解决异地高考，还需改革思路 》：实行异地高考的关键，其实在于推进高考社会化，这就是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实行高校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据媒体报道，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3 月 3 日 表示，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很快出台，现在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教育部酝酿中的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与山东出台的政策“思路上一致”。谈及方案公布时间表时，袁贵仁表示：用不了十个月。相对于此前教育部针对异地高考的多次表态来说，这一次表态，有明显的“进步”，就是指出了异地高考文件出台的时间表。可是，大家并不能高兴得太早，文件出台的时间表，并不是执行的时间表，而且，从袁部长的表态看，教育部文件可能只是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具体方案还得各省市自己出，如果各省市迟迟不出台自己的方案，那么解决异地高考就可能十分漫长。就异地高考涉及的复杂利益关系来看，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是不宜于由各省市自己出台方案的。不管是高考指标的划拨，还是户籍的开放，都牵涉到政府、高校、省市的沟通和各地的利益平等。有舆论对袁部长称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与山东出台的政策“思路上一致”，感到很兴奋，认为各地都可能逐渐采取取消户籍的思路来推进异地高考，可在笔者看来，如果推进异地高考就采取这一思路，并等待各省市出方案，推进的速度将相当缓慢。山东能制订取消户籍限制的方案，具有很强的特殊性——本身是高考大省，高考竞争十分激烈，山东本省的考生都恨不得外出高考；同时，异地高考矛盾最突出的地区，基本上有着两大共同点，一是人口流入密集，进城务工人员多，像北京、上海；二是高考指标多，升学率高，像北京和上海，高考一本率达到 27% 左右，而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只有 10% 左右，有的地方只有 4% 、 5% 。在这些地区，解决异地高考，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部署、要求，而仅靠地方放开户籍限制，难度将很大。众所周知，当地政府和户籍拥有者都担心放开之后，引发人口大量涌入、“高考移民”。而近年来，一些地区打击“高考移民”，采取的办法就是户籍加学籍的双证报考要求，也就是说，高考报名限制不是放宽，而是变得更为严格了。按照放宽户籍限制的思路，推进异地高考，其中，最有可能的措施就是在目前的“户籍 + 学籍”要求基础上，放宽为居住证要求，就像上海，目前允许 10 类非户籍考生报考，这一放宽相对于按户籍报考来说，确有进步，可这取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如果办理居住证比较困难，那么按居住证报考，受惠人数将很有限，更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由于只有暂住证，无法办到居住证，其子女还是面临回户籍所在地报考的问题，而这个群体，是进城务工人员中最为庞大的群体。通过取消户籍限制来实行异地高考的思路，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实行异地高考的关键，其实在于推进高考社会化，这就是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实行高校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当集中录取制度不存在，高考按户籍报名也就失去生存的土壤了。而对于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放权给高考实行自主招生，主动权完全在教育部手中，可从国家层面启动改革。其实，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高考改革思路，只要坚持推进招考分离，构建“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格局，异地高考并不难实现。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教育部只需再进一步，就可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异地高考。其一，对 80 所自主招生高校的自主招生程序进行调整，只需取消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还必须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规定，就可实现异地高考。目前的三大联考，就是全国统一试卷，各地考生自主报名参加，如果考生以联考成绩申请高校，高校独立进行录取，录取之后就不再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这不就实现了异地高考吗？其二，高职高专院校的招生，已启动注册入学、申请入学的改革，对此，完全可以放宽户籍限制，允许考生不分户籍自主提出申请。鉴于高职高专现在面临严重的生源危机，而高职高专的整体录取比例占高考录取总数的一半，因此，这不仅给高职高专一条生路，也很大程度解决了异地高考问题。上述两方面如果共同推进，解决异地高考也就步入正途，既推进高考改革，又扩大高考公平。至于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其为地方出资建设，根据为地方服务的原则，倒是可以实行按户籍或居住证招生，在美国，州立大学把更多招生名额投放到本州，就是这个道理。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 月 2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熊丙奇：干部落实就业“实任务” 越位和失职 》：据媒体报道， 14 日山东潍坊市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市人事局给全体干部下了“死任务”，每名干部至少要为 3 个毕业生落实就业岗位。潍坊市人事局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逄峰说，给干部下达这样的任务是头一次，为了完成任务，干部们需要到企业、到社会上去找门路、想办法。为了保证落实这项任务，还采取旬报制度，定时上报落实就业的情况。这似乎是一幅十分令人感动的场面：干部们冒着酷暑、顶着风雨，带着学生的材料，奔走于社区、街道、企业间，积极向他们推荐学生。但我却无法被这样的场景感动。就如今年年初，我看到不少大学，也给导师下“死任务”，力保学生就业——清华大学有三个学院试点推出新政策，把研究生的就业去向作为考核导师的重要指标，如果学生就业情况不乐观，将直接影响到导师的职称评定，同时还会减少相应导师在新一年的招生指标；还有今年 3 月，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 经济管理学院为了促进研究生就业，也出台新政，若导师指导的毕业生当年不能就业，则减少其下一年的招生名额。笔者以为，对于政府来说，关心大学生就业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要求机关干部赤膊上阵，直接给大学生找工作，却是严重越位。其弊端可谓重重：其一，破坏公平竞争环境。干部为何只帮大学生就业，而不帮高中生、民工就业呢？其二，此举破坏了企业的正常人力资源需求，官员通过自己的人脉出面，难免给企业形成不必要的压力，尤其是民营企业，怕得罪领导，很有可能硬着头皮要下学生；其三，这种做法缺乏可持续性。除了企业的可持续性、大学生本人的职业生涯发展的可持续外，大学生就业也需从长计议。对于教师来说，按照学校的要求完成培养任务，是教师的本职。可是，把招生、培养与就业紧密挂钩，却可能彻底丢了教育。首先，有广泛人脉、活动能力强的教师，肯定比那些一心做学问的教师，更能帮学生找到门路就业，这是否会片面鼓励教师追求社会活动而忽视教学研究？其二，招聘企业老板、高官做学生，然后利用他们的能量，帮助师弟师妹解决就业工作，可能成为导师们的如意算盘，这种情况下，招生不会讲质量，而成为权势、关系网的比拼；其三，导师可能不重视对学生进行所谓通识教育，培养研究能力，而会在研究生第一学期就发动学生去实习、打工，积累社会实践经验，一心想着为将来就业打好基础。而冷静分析当下大学生的就业难，一系列的越位与失职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就越位而言，政府为每所学校确定招生规模，这是越位，使得各校的办学条件无法满足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政府统计并公布每所学校的毕业就业率，也是越位，使得所有学校围着就业率数据办学；学校包办本属于导师的招生自主权，为研究生布置公共课程学习，是越位。而就失职而言，政府没有根据高等教育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以扩大对大学生的有效需求；没有带头营造公平就业的环境，自己招聘人才也提出不合理的高学历要求；没有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合理的助学贷款制度，让每个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为上学承担过重的负担；学校没有探索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重视科研，不重视教学，专业设置不合理，教育内容陈旧等。笔者以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在于政府和学校不越位，而各司其职。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揽下来，看似矛盾，其实一体：就如足球运动场上，一个运动员失职丢了球，本队形势危急，为尽快扭转局面，他忘记了传球配合，拿球之后就往前冲，突然哨响，他越位了，无功而返。大学生就业难的处境，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突破困境，需要政府和学校回到自己的本位上，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2 月 9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据《广州日报》 2 月 6 日 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名中学生在课堂上对老师出言不逊，付出了 637 美元的代价。这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去年 10 月 6 日一名学生在课堂上对教师莱娜使用不敬语言。于是学生被带至校长办公室，校方向她开具了 340 美元罚单；学生不服，辩称自己无罪；后来告上法庭，法院裁定其需缴纳罚金，总共合计 637 美元。该学生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那么多钱。”为此，她现在在餐馆打工挣钱“还债”。课堂上的几句不敬语，就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可能出乎大家的想象。这么严格的规定，究竟对不对呢？换在我们这里，笔者推断，舆论可能会对学校的做法口诛笔伐，家长也会去找学校理论——这么点小事，就“上纲上线”，罚这么多钱，学校是不是想钱想疯了，难道没有比罚款更好的教育方式吗？而大致结果会是，学校取消对学生的罚款。接着，下一次，学生在课堂上会更大胆地对教师表示不敬……这其实就是眼下我国一些中小学的情况，学生们在课堂上“无法无天”，而老师也睁只眼闭只眼。笔者以为，美国学校的严厉程度大可商榷，但其制定规定以及执行规则的严肃，却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其一，学校的校规，通常是由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因此，无论怎样严格，各方都知情、参与并接受；其二，规定既已制定，就必须执行，校方根据事实，严肃地按规定对学生作出处理；其三，学生不服，可提出申诉，有关部门将根据申诉进行调查、处理；其四，学生本人承担罚款，要用自己的劳动“还债”，而不是由其家长代其交罚款。我国学校的校规制定与校规执行，却有很大不同。首先，在校规制定中，社区、家长基本不知情、不参与，这就使校规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受到质疑，也不具备严格执行的基础；其次，在校规执行过程中，没有严密的调查、初步处理、当事人申诉、再调查、听证、处理等程序，且时常受行政干预，影响其公正性；其三，对当事学生的处罚，往往转嫁到家长身上，如果是批评，学校往往把家长叫到学校进行“教育”；如果是罚款，则由家长为学生的罚款埋单。这样的校规制定和校规执行，要么使校规成为社会、学生嘲弄的对象，诸如近年来一些中小学推出的“雷人”校规；要么使校规成为“一纸空文”；再就是，如果学校、老师严格执行规定，就将引来家长不满、学生不满等麻烦。于是，校规的价值和意义，全部被消解，学校的管理，则寄望于教师和学生的自觉。让受教育者形成规则意识，这是所有教育的基点，因为没有基本的规则意识，受教育者就无法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他们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就会导致社会管理的失序，“明规则”失效、“潜规则”盛行。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则，并对规则严肃执行，对学生来说，就是最好的规则意识教育。我国的学校管理，对此不能等闲视之。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必须从完善学校的规定、严格执行学校的规定做起。（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2 月 23 日 ，《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应对“用工荒”，应转变传统职教发展模式 》：据《新京报》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 20 日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时间较长，专业技能较欠缺。其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 67.2% ，比传统农民工高 18.2 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 1.6 倍、 2 倍与 2.3 倍。针对这一调查结果，加之此前出现的“用工荒”，重视职业教育的建议再一次被提出。具体思路是，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改革职业教育模式，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然而，在笔者看来，受教育者年限提高，且有相当数量来自中职、高职，但专业技能欠缺，这需要对传统的发展职业教育的模式进行反思。发展职业教育没有错，可是，不能采取单列、将其与其他教育划分出来的方式，而应采取融入、与其他教育并行的方式。换言之，不是单纯扩大职业教育规模，而应在基础教育中，将其作为学生必修内容，以及在高等教育中，可以与普通教育进行学分互认的课程。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需要打破当下的升学教育模式，重视学生技能培养。客观上说，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十分重视。 2010 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 800 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十一五”期间，为社会输送 2500 多万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1100 多万名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然而，与职业教育规模大发展相伴的，仍是“用工荒”，是培养的技术人才数量还不多吗？还需进一步扩大规模吗？并非如此。在招工难的同时，存在大量就业难，究其原因，是有不少寻找工作者，无法达到用人单位的用工要求。前述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农民工群体中，大专和本科学历者增加很快，而且他们中接受高中教育（中职教育）的比例大幅增加，可还是存在技能缺乏的问题。是什么导致这样的问题？笔者以为原因如下：其一，我国义务教育采取升学教育模式，大多服务于中考，在所有的教育教学内容中，与中考相关的科目是主科，而与中考无关的科目则是副科。在长达 9 年的时间中，学生根本没有多少生活教育、技能教育的经历；其二，在我国高中阶段，采取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分流”，表面上看，这可以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但却把职业教育变为低人一等的教育，不能进普通高中的，才选择职业高中；其三，由于教师和学生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差，加上监管缺位，一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出现空心化的问题，貌似培养了很多职业技术人才，但专业技能匮乏。这些问题的综合作用，结果就是：没有考上大学的普通高中学生，毫无专业技能；进入职业教育的学生，对人生充满迷茫。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层次来发展，将很难摆脱职业教育地位低、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而如果在基础教育时就将职业教育作为平行的教育内容，与学科知识教育相融合、交叉，则能使每个受教育者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美国，不少在社区学院接受教育 ( 很多为职业教育 ) 的学生，可以继续申请进入其他大学求学，在名牌大学求学的学生，也可申请转学到社区学院。在英国， 1986 年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可以和普通教育的文凭、证书相对应，同时，职业资格证书可与普通教育高级证书一样，成为进入大学的资格证书。这种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4 月 12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教育的个体与模式 》：近日有两个惨剧让我们动容。一个发生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顾女士去接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儿子，在机场母子二人因学费问题发生争执，儿子竟从托运行李中拔出水果刀，向其母连刺 9 刀，导致顾女士当场倒地昏迷。另外一个则是澳大利亚华裔妇女田梅在其家中被杀，警方怀疑作案人是她的儿子李伟，但李伟已搭上了去新加坡的飞机，音讯全无。目前，涉嫌弑母的李伟遭到全球追捕。在药家鑫案开庭的当口，同样是音乐高材生、以几乎满分的成绩毕业于当地一所知名私立学校的李伟这样的行为，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所有议论声中，我注意到两种观念，一是李伟虽是华裔，但在西方教育环境中长大，这表明在西方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也是有人格缺陷和心理问题的，我们大可不必羡慕西方教育模式；二是这又给华裔丢了脸，也给此前的“虎妈”教育模式一记响亮的耳光。李伟的行为，怎么就和西方教育模式联系起来了呢？在笔者看来，导致他做出极端行为的根源，根据媒体报道，极有可能是母亲对其要求太高，他不堪重负而产生严重的心理扭曲。如果要深入分析，应就事论事观察其成长经历、家庭教育等各种原因，从中吸取教训。这起事件无疑暴露出其家庭教育的严重问题，说明家庭教育如果只关心孩子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只追求功利的教育结果，一味要求孩子“杰出”、“优秀”，而忽视孩子健康的人格、心理培养。但是，笔者反对把个案贴上华裔的标签。这种把个体行为——不论好的，还是坏的——不分青红皂白就与集体“模式”、集体“形象”联系起来，在国内很常见。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把个体淹没在群体语境中，甚至把问题的讨论导向“口水战”，恰恰贻误了问题本身的真正解决。前不久，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节目上，拥有哈佛学历背景的美籍华人安田搞怪不断，个性出场且大跳雷人舞蹈。而且，当心动女生就站在面前时，他却出人意料地选择放弃。对此，舆论议论纷纷，说这名“哈佛”男孩如何如何。安田就是安田，他不能“代表”哈佛，他只是哈佛成千上万学生中的一员，这样的学生出现在哈佛一点不奇怪。因为一所大学，不就应该由各种个性、特色的学生组成吗？如果觉得他“怪”，那是因为国内千校一面、千人一面，所有学生都按一个模式成长，没有了个体，只有“群像”，稍有不符合大家的“想象”，就成为另类，这才是教育的问题所在。在笔者看来，不关注孩子个体的内心需求，家长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希望其为家庭增光，做“人上人”；不分析受教育者的个性，学校把单一的成才模式、目标强加给受教育者，希望他们能成为这一模式中的“成功者”，其结果是，当孩子觉得做“人上人”太累，争取成为“成功者”的路太漫长，或者发现自己其实只能做“人下人”、“失败者”时，就会产生与父母、学校的严重冲突，乃至做出极端、过激的行为。其实，教育不应该存在“模式”，必须“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有人担心“个性教育”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也可能导致学生太“个性”而个人主义。这是对个性教育的误读，良好的个性教育不仅有利于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与特长，有利身心健康，更重要的是，会让每个个体对自己有责任感，进而对家庭、学校和社会也产生责任意识。眼下我国的教育，有多少孩子认为读书学习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为了完成家长、学校的任务呢？对这样的教育进行评价，显然不能简单地用“模式”硬套，而要关注其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是否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采取适合孩子的办法。此前，华裔“虎妈”广受舆论关注，笔者认为，这位华裔母亲的教育办法是富有她自身特点的方法，其教育方式可能适合她自己的孩子，但却不一定适合其他孩子，不能简单效仿。相对来说，欧美国家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更注重孩子的个性和兴趣发展，而我国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则普遍对学生的个性、兴趣关注不够。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现实。但毋庸置疑，就是在欧美那样的教育模式下，照样有学生存在严重的人格缺陷和心理问题。因此这样的悲剧更提醒了我们每个家庭、学校进行反思，对于每个孩子、每个学生，我们究竟了解多少，是否真正关心到他们的个性和兴趣，是否采取了正确的引导方法，这才是负责的态度。（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7 月 22 日 ，《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熊丙奇：逃回北上广凸显基层就业难题 》：　最近，年轻人“逃回北上广” ( 指北京、上海、广州 ) 的现象，引起社会关注。从当初的“逃离”，到现在的“逃回”，“北上广”还是“北上广”，并没什么改变，但年轻人却发生了变化，就是终于认识到：在“北上广”再艰难，也比其他二三线城市好。其实，这种“逃回北上广”现象早就在我国存在多年了，就是大学生到基层“初次就业”，然后纷纷回大城市“再就业”。大学生到基层就业，于政府、大学和大学生来说，都像是一个“美梦”，在现实中很快破碎。近年来，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持续走高——今年达到 670 万，人保部的预计是，未来五年，大学毕业生规模将保持在 700 万左右——每年政府部门和各个大学，都会出台政策，做大学生的工作，鼓励学生到二三线城市就业、到基层就业，认为这是发展地方经济、缓解地方人才缺乏困难、解决大学生就业、实现大学生基层创业的“多赢”。而且，政府部门和大学，已经就此总结出了大学生就业的重大变化，诸如“从集中就业 ( 集中地域、集中行业 ) 到多元就业 ( 分散地域、行业拓宽 ) ”，可是，相当数量到基层就业的学生的职业发展路径是：很快对基层工作环境、事业发展空间失望，继而想着离开基层，重回大城市。他们中有部分加入了考研、考公务员大军，有的则很快就“二次择业”。这其中还包括政府重点推进的基层就业工程的大学毕业生，比如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大学生村官工程等。分析起来，大学毕业生到基层走一遭，又心系大城市，有如下原因：其一，基层单位并不如上级政府所设想的那样求贤若渴，并能很好理解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因此，对大学生人才，只是听指令安排接收，并没有想好怎样培养、管理、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大学生感觉备受冷落；其二，由于缺乏长远规划，基层单位并没有编制解决这些大学生的长远就业，因此，就是大学生在完成计划、工程服务期之后，想继续留下来，也比较困难；其三，政府部门鼓励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政策，诸如基层就业学生考研优惠、考公务员优惠，给人的感觉就是，到基层就业是权宜之计，大学生的出路还是要离开基层，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很难重视提高基层职业本身的吸引力。这样的基层就业，能留下什么呢？最大的价值，可能就是延缓了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城市就业时间，以及告诉越来越多的学生，大城市才是就业的最终归属。很显然，这与政府和大学设想的政策初衷，严重不符。大学毕业生就业集中在大城市，这并非大学生就业不理性现象，而是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极不适应，这从根本上造成了大学生就业的困境——我国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 8930 人，这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可大学生就业形势却十分严峻，主要在于服务业不发达，在 GDP 中仅占 40% ，而服务业是吸纳大学毕业生最多的领域。我国不发达地区、基层单位，所处产业集中为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服务业大多不发达，让大学生去这些地区就业，不匹配是情理之中的，除非这些地方努力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扩大服务业的份额，由此给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和发展的空间。事实上，这正是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困境的长远之策，而且，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为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就是这样形成的。但遗憾的是，我国各级政府，由于各种既得利益因素的阻挠，并没有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科学规划和长远打算，地方追求 GDP 经济，谋求短期的政绩，这与大学的 GDP 教育相结合，使大学生就业也成为短期的政绩工程。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7 月 28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高等教育为何慢不下来 》：慢下来，慢下来，这样的劝诫，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但是，总是慢不下来，反而，速度越来越快。朱清时在担任中国科大校长期间，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中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比作一部高速飞驰的列车 , 方向错了 , 但是所有坐在车上的人都不敢跳车。这就已经不是慢下来的问题了，而是必须停下来，掉转方向的问题。但大家的选择依旧是，在这趟沿着错误方向飞奔的列车上，继续狂奔。大致在 2002 年，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大扩招的第三个年头，就有强烈的呼声，要求停止扩招，停止学校大合并、制止学校升格风（从专科升为本科）、改名潮。然而，这样的呼声被淹没在高等教育迅速实现大众化，规模即将逼近世界第一的可喜成就中。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没有停止扩招的步伐，我国大学一直朝着“高大全”的方向疾驰。高等教育的严重问题，已经不用赘述，而需要深思的是，为何明知有问题，可却慢不下来、停不下来？须知我国高等教育世界第一的规模（当下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 3000 万），是教育部门的骄傲，多年前，在提到中国教育改革成功论时，这就是教育部门的一大证据。另外一大证据是，我国科技论文在 2007 年已达世界第一，而对这世界第一做出最大贡献的，无疑是身在高校的科研工作者。如果把速度降下来，我们怎能获得“世界第一”的“傲人成就”呢？同时大学校领导们的升迁，必须让大学发展快起来。就在大家大谈大学要教育家办学、遵循基本的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时，实现“跨越式”、“超常规”发展还是诸多大学治校的口号。各个大学、学院提出的发展目标，无外乎围绕论文、经费、课题、成果、专利——在去年论文数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课题经费翻番，诸如此类。科研成了拍脑袋游戏，急剧增长的数字背后，不出学术不端、学术腐败，才叫做奇迹。高校巨额欠债，又怎能让大学停下来？早在 2006 年，有机构就指出，我国高校的贷款总额已超 2000 亿元，平均到每所大学是 1 个亿。一些大学，从举办之初，就走规模办学路线，期望学生学费维持学校正常运转不算，还能归还利息、实现学校赢利。对于这些大学，规模就是生命。用新的快速发展来处理过去快速发展带来的矛盾和危机，是时下的一种通行做法。 1999 年高等教育大扩招时，其中一个理由是延缓高中毕业生就业； 2003 年起，研究生开始迅速扩招，其中一个理由是解决日益严峻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近年来，研究生规模已经严重“超载”，但国家继续推行研究生扩招，意图很明显，就是给大学毕业生找个地儿。但这种做法，只是把危机往后推。在如此众多的利益、问题包围下，要让大学慢下来，实在太难。更要命的是，掌舵的，恰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政府部门官员、学校行政领导，他们决定大学的设立、招生规模，以及大学的学科、专业发展，所有的批评声、质疑声，都被挡在了权势和利益的围墙之外。怎样慢下来，是一个问题。这不能靠官员们的自觉和利益集团的幡然悔悟。（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0 月 27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打破集中录取，高考户籍限制不攻自破 》：谈到高考公平，户籍一直是绕不开的话题。必须按户籍报考，被指造成高考的地区不公平，也成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的难题。沿着这样的思路，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就成为推进高考公平的重要途径。谈到高考公平，户籍一直是绕不开的话题。必须按户籍报考，被指造成高考的地区不公平，也成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的难题。沿着这样的思路，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就成为推进高考公平的重要途径。这次 15 名学者上书国务院，也是建言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据媒体报道，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此回应称，一年多来，一个由多方面专家组成的专门工作组，正在对高考改革涉及的相关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这里提到的相关重要问题，应该包括户籍改革，而如果将高考改革与户籍改革联系在一起，经验表明，根本就没戏——放开户籍，城市人口膨胀、社会福利很难跟上、教育资源配置困难。对于这些问题，各级政府以及本地户籍人员都将会考虑到，进而反对高考取消户籍限制。其实，关于高考户籍限制制造了高考不公平，这个看似不需论证的问题，很有必要加以厘清。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高考要按户籍报考？对此众说纷纭，有称是地方保护主义，有称是发达地区的高考福利，还有称是分省命题，而根本原因是高考的分省按计划录取。如果高考不是分省按计划录取，那么又何来地方保护，何来高考福利？还有必要按户籍报考吗？简而言之，因为高考实行计划集中录取，所以才有与之对应的按户籍报考。按照这一逻辑关系，解决包括异地高考在内的高考公平问题，并不在于取消户籍限制，而在于打破集中录取制度。不妨假设，就是取消户籍限制，如果依旧保持集中录取，结果会怎样。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取消户籍限制，各省分省命题，就地考试，回户籍地录取，这实质是异地借考，将涉及成绩折算等问题，考生还不如回户籍地考试；二是取消户籍限制，各省分省命题，就地考试，就地录取，由于各地录取率不同，这可能让本地户籍人口担心高考移民，为此录取方式可能是计划调拨方式，但这同样复杂；三是取消户籍限制，全国统一高考，各地自由报考，在户籍地录取，但需要高考考试改变为能力水平测试，与学科脱钩，否则，就涉及各地教材、课程必须全部统一的问题。另外，考生回户籍地录取，还是没有解决各地指标不均衡的实质问题；四是取消户籍限制，全国统一高考，各地自由报考，全国统一标准录取，这实质是全国的大计划集中录取，貌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各地教育质量的差异，可能会让教育薄弱地区很难有学生被重点高校录取。因此，取消户籍限制而不打破按计划集中录取，很难取得实质进展。而如果从打破集中录取着手，高考报名的户籍限制，完全可以不攻自破，也不牵涉到其他复杂的户籍改革问题。譬如，目前高水平大学的自主招生，不再与统一高考、集中录取嫁接，被高校自主招生的学生，不再参加集中录取，他们不是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报名，从而被大学自主录取吗？目前这些高校的笔试，不论是学校自己举行，还是联考，大都是全国一张卷，任何省份的学生都可报考的。至于自主招生的公平、公正问题，解决起来，会有成绩折算、指标划拨、全国统一中学学科、课程、统一标准录取难吗？这只需切实做到招生信息的全面公开，以及在大学自主招生中要求录取贫困生（或农村生）比例达到相应比例即可。从教育发展角度看，以上思路正是建立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思路，其阻力不在其他，只在教育行政部门放权，就是把教育选择权给受教育者、考试评价权给社会机构，招生自主权给高校。（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1 月 2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富豪子女海外求学怎样影响中国教改》 ： 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发布的《 2011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达三分之一，同时，有 14% 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其中，子女教育是这部分高净值人群进行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有一半将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发布的《 2011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达三分之一，同时，有 14% 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其中，子女教育是这部分高净值人群进行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有一半将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相比比尔·盖茨一边批评美国教育，一边投资教育、力推美国教育改革，我国的富豪们选择的是为子女海外求学而进行海外投资。一种说法是，这是受教育者以脚投票，最终会倒逼我国教育进行改革。如果这真能倒逼出教育改革，倒是值得庆幸的。但从目前教育发展的各种迹象看，倒逼机制很难行得通，在教育部门和学校看来，体制内的教改压力反而随着国际教育的开放而有所减少，改革的压力与动力更加不足。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让子女到海外求学，无疑传递出对国内教育改革的失望。笔者注意到，此前还有很多声音关注并批评国内教改，而现在，关注和批评的群体却在减少，究其原因是：不少人会觉得，既然教育改变不了，就让孩子出国吧。这种失望情绪，对教改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公众对教改的关注与参与，是推动教改的重要力量。对于富豪、企业家来说，他们如果能对教改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积极介入、推动教改，总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教育部门和学校对日益升温的出国留学，并没有引起关注，以此反思国内考试制度和大学教育质量，反而，却持有另一种观点：不要埋怨现在的国内教育，有本事者可以选择出国留学，再说现在出国留学这么容易。甚至有教育官员称，国内学生不是没有选择空间，出国留学不是给了他们选择吗？我国教改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少数比较牛的学校手里，而他们并不会感受到教改的紧迫性。以国内受教育者人数看，出国留学者就是每年翻番，也不过四五十万，相对八九百万考生，这只是零头；就是存在生源危机，也不会影响到目前处于一本、二本阶段录取的 985 高校、 211 高校和公办高校。再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因家庭有条件，或早已选择出国留学。而我国教育，不是融入高度竞争的国际教育环境，而在低水平中折腾，这很可能形成一种教育二元（国内与海外）格局，深远影响我国的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2 月 27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周校长的原话，还是经不起推敲》 ：一则题为《北大校长称美国教育一塌糊涂》的消息，上周日引发了社会很大的争议。这则新闻，在报道北大校长周其凤在湖南长沙一中的演讲时提到，“对于现在很多人否定中国的教育，周其凤持不同态度，‘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周其凤认为中国的教育很成功，理由是中国这些年都在飞速发展，‘我们的国家在进步，靠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人才。’”不少人不相信这是周校长的原话，于是翻出视频，发现记者在报道时明显“断章取义”。中国青年报 12 月 26 日 的报道，还原了周校长演讲的原话——“现在大家都觉得美国的教育好，我们也在向美国学习，什么哈佛、 MIT 等等，其实美国的教育也不是那么好。它有它好的地方。怎么讲？美国的教育对于培养合格的或者说优秀的美国公民，这是很成功的，因为为美国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把美国建成为这么一个很霸气的强国。但是如果是从我们现在是个地球村、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它培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总统，哪个总统懂得尊重人家？就想欺负人家，就想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就想按照美国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两相对比，此前媒体的报道确有“标题党”的嫌疑，也有失当之处。然而，周校长的原话其实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其对美国教育的判断是十分片面的，其中传递出的教育价值观同样令人忧虑。在谈到美国式教育方式时，周校长的意思是美国教育培养了合格的美国公民，但没有培养出合格的世界公民，也就是说在培养公民的世界观念上有严重欠缺。既是如此，那么外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应该说就相当“危险”了，除非原本就想成为美国公民。因为教育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引导一个人形成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那么来看看我国的现实吧：去年有 12 万名学生赴美留学，今年这一规模接近 15 万。周校长所在的北大，每年到美国攻读博士的有数百人，一些专业学生的平均出国率达到 70% 。这些学生为何要到培养世界公民“一塌糊涂”的美国去呢？就连周校长本人，上世纪 80 年代也曾赴美留学。周校长的原话，貌似较为客观，也提到了美国教育的好处，可他的重点其实是落在“一塌糊涂”上的，这恐怕与他此行演讲的招生宣传意图有关。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媒体“断章取义”阴差阳错地说出了周校长不太好意思直接说出的意思呢？那就是，在周校长心中，北大非但是中国最好的学校，学生不上“很吃亏”，而且那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在此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教育的基本价值，就是培养 21 世纪的世界公民，周校长批评所指，就是美国的教育核心价值。不要说其他的，仅看一点，美国名校在录取新生时，十分看重其社会服务经历，尤其是到第三世界国家做志愿者的经历，而美国不少名校毕业生毕业后选择做国际志愿者，就可知道，其世界公民的培养，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而我国教育在这一方面看，难以与其相提并论。另外，培养世界公民，是根植于合格公民基础上的。如果一国教育能培养出合格、优秀的公民，使他们有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懂得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不侵犯他人的权益，那么，可以想见，这样的人作为世界公民也差不到哪里去。反之，如果教育连合格的公民都不能培养，恐怕就不能奢望培养什么世界公民了。作为一所大学的校长，对自身国家教育的问题应该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对他国的教育问题当然可以评价，但必须客观、有严密的逻辑，否则就可能是自说自话。姑且不说美国总统是不是就像周校长那样“就想欺负人家”，就是评价一国教育的整体，也要看整个国民基础，以及其对世界教育的贡献，这才是理性的态度。而只有在理性的教育之下，我国才能恢复教育常识，办真正的教育和大学。（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熊丙奇是美国的代言人吗？】 2012 年 1 月 18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谁来制定大学章程？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日前表示，今年要推动所有高校全面启动章程制定或修订工作，“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日前表示，今年要推动所有高校全面启动章程制定或修订工作，“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听上去很令人振奋，我国大学终于可以摆脱无章程可依的办学困境了。可是，再看教育部出台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 ( 下称《办法》 ) ，却发现，上述目标，根本就不可能达到。根据《办法》，“章程草案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由学校党委会讨论审定。章程草案经讨论审定后，应当形成章程核准稿和说明，由学校法定代表人签发，报核准机关”。这能制定出怎样的章程呢？其一，学校行政怎样去规定举办者、教育主管部门在管理学校中的行为？按照《高等教育法》和《办法》，章程要规定举办者对学校进行管理或考核的方式、标准等，举办者的投入与保障义务。学校当然希望举办者、主管部门能按照学校的设想，保障投入，且不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问题是，举办者和主管部门愿意吗？拿人事权来说，目前公办学校的校长，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任命的，在校长、书记人选宣布之前，大学教授、学生连知情权也没有，更别提参与选拔了。去年底，教育部决定对两所部属高校——西南财经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校长实行公选，并表示要在面试答辩环节进行民意测评，这种选拔方式略有进步，可是，如果选拔委员会的人员全部是政府部门的官员，那么，在初选一关，就把政府部门认为不合适的人选排除在外了，而在民意测评环节，如果测评意见不当场公布，测评就极有可能只是走形式。其实，学校选拔校长，也属于学校的自主权，应由学校自主确定选拔校长的方式和标准。《办法》对此规定，“章程应规定，学校负责人的产生与任命机制”。可教育部对此的解释是，校长和书记任命会有另外规范予以规定。而孙霄兵的说法是，高校章程是否写入有关高校中层领导干部的遴选问题，要看各个学校的意愿，但他个人估计在章程中予以明确的会比较少。这实质告诉高校，是不必把《办法》当真的，也于是，大学的章程中可能会回避掉这一条。财权也是如此。政府对公办高校有投入的义务，但却不能因为投入，就把高校作为自己的下属，直接参与学校的办学。我国高校的现实是，政府部门通过拨款，把几乎所有办学权都掌控在自己手中。具体的方式就是实行行政审批和行政评估，并把审批和评估与拨款联系在一起。为此，要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就应该明确政府的投入义务，以及限定政府在投入之后的管理行为。这显然不是高校所能为的。其二，教师、学生怎样向学校行政要属于自己的权利？教育的行政化，除了表现在政府和学校的管理上，还体现在学校内部的运行中。我国大学内部，目前均由行政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的配置，所谓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权力通吃情况十分严重。通过大学章程，重新界定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十分必要。《办法》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为此要求，“章程草案应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学校章程起草组织负责人，应当就章程起草情况与主要问题，向教职工代表大会做出说明”，“章程应当明确规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的地位作用、职责权限、组成与负责人产生规则，以及议事程序等，维护师生员工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参与学校相关事项的民主决策、实施监督的权利”。这有三方面问题，一是大学是否有独立发挥作用的教职工代表大会；二是大学能否按章程的要求，在学校设立能发挥作用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三是怎样保障学校行政听取教师、学生的意见？大学章程被认为是大学的最高宪章。在笔者看来，既然是大学宪章，就应该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让其真正成为法律。由学校行政主导起草，再报主管部门审批而制定的大学章程，说到底，只是行政规章，根本不具备法律效力，管不了政府的办学行为，也得不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就无法确立学校的自主办学地位。只有将大学章程提交全国人大（对于目前的部属大学）或地方人大（对于目前的省属高校）讨论、审议，通过立法程序，才能明晰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和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也才能促使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把相关权力下放给高校，以及调整大学内部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这才是制定大学规章的道路。（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4 月 26 日 ，《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南科大正式建立：被收编还是被认可？ 》：南方科技大学历时 4 年多，终于获准正式建立，舆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南科大由此被“收编”成为一所体制内的公办学校。而另一种看法认为，这说明南科大的改革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当然，大家期待的是，教育部以“去筹”同意建立的方式，来肯定南科大的改革。如果南科大今年的招生纳入计划内进行集中录取，那么，南科大确实被收编了；而如果南科大采取完全自主招生模式，或由学校自行举行测试、自主录取（类似去年的方式），或结合统一高考进行自主招生，那么就都表明，南科大的改革希望还在。公众还关心去筹之后的南科大，能否推进“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这则取决于《南方科技大学章程》能否顺利通过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去年，深圳市已发布《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舆论称其为“南科大基本法”，这其实离基本法还有很远的距离，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没有提交人大讨论、审议，不过是行政规章。如果南科大在未来较长时间中不出台真正的章程，其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步伐就将难以加快。从这一角度看，去筹正式建设的南科大，依旧任重道远。（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5 月 2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学术维权为何采取“反学术”方式 ？》：据媒体报道，最近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竟对该院的一名教授大出打手，原因在于“没能评上教授职称”，被打的教授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 媒体报道，最近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竟对该院的一名教授大出打手，原因在于“没能评上教授职称”，被打的教授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打人肯定是不对的。而因未评上教授职称打人，除了斯文扫地，也实在让人诧异。本应是一起正常的学术维权，应采取合法的方式，为什么要闹到通过武力解决的地步？这里面当然有个体性格的原因，可能换成另一个人，即便对职称评审的结果很失望，对每个评审委员都不满，也不至于采取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但这名副教授采取这种极端方式，不但反映出其人格的缺陷，也暴露出了高校学术评审的缺陷：有正当申诉的途径吗？要赢得学术公正的途径，必须是学术途径。对于自己未能通过评审，其要维权，完全可以提出异议，举证评审过程中存在猫腻，由学校学术仲裁机构进行调查，做出处理。如果其检举的问题确实存在，处理的结果可包括取消这次评审的结果，重新评审，调整评审委员会成员，追究评审委员的责任。如果其检举的问题不存在，则据实回复，并维持原有评审结果。问题在于，大学是否给了每个教师这样的学术途径。当这样的途径存在，不按这一途径维权，是教师自身的问题；可当这样的途径不存在（或者名义存在可实质不存在）呢？事发之后，据媒体报道，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及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均表示“不接受采访”。而据被打教授的熟人介绍，事发后，校方一直在协调善后，准备给打人的副教授以记过处分，但对此处理意见他表示“不能让人接受”。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学校为何不采取公开的方式进行调查处理呢？学校可以给其一个平台，让其来陈述自己遇到的不公，同时举行教师听证会，调查职称评审中是否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假如调查结果显示评审存在问题，那么，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对评审委员们要进行学术处理，而对于打人的副教授必须进行行政处理。所以，要治理当前学术评审、评价中的乱象，关键在于要实行学术本位管理，将学术问题的治理纳入学术轨道。这就要求大学建立能独立运行的学术委员会，负责管理、决策学术事务；建立每个教授都有参与权、表决权的教授委员会，公开选举进行职称评审的委员。这样，让教授会、学术委员会能摆脱行政因素的干扰，严格执行学术标准，也就能逐渐树立学术的权威和公信力。（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6 月 8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大学怎样获得应对生源危机的空间 》： 2012 年高考于 6 月 7 、 8 日举行。据教育部网站消息， 2012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 915 万名，比去年减少 2% 。在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的情况下， 12 个省（区、市）较去年人数增加，其中一半在西部地区。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报名人数占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比例，与前几年大致相同。 2012 年全国安排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为 685 万名，预计今年全国平均录取率为 75% ，比去年增加近 3 个百分点。这是我国高考报名人数连续 4 年下降。随着高考报名人数的下降，我国一批院校开始面临严重的生源危机。据报道，我国高考大省山东省去年二本第一志愿缺额近 2 万个，近千所院校生源不满，几十所院校遭遇零投档，最后高职出现了 4.2 万的生源缺口。今年山东生源继续下降，有专家预测，完不成招生计划的高校还会增多。面对生源压力，不少舆论呼吁高校应转变办学思路，提高教育质量。这是很容易想到的思路。可是，不少高职、高专院校却感到十分困惑：在招生录取时，它们是最后一个批次录取，怎样去和一本、二本院校竞争？学校设置学科、专业、调整办学模式，都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怎么能根据社会的需求，进行灵活的办学调整？对于高职、高专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质量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与高职、高专一样，其他本科院校也缺乏办学自主权，但重点院校、一本院校的一大优势是，由于获得国家更多的教育投入，有相对雄厚的师资，因此，教育质量普遍要比高职、高专好。在这种情况下，高职、高专要赢得生存空间，只有走特色办学之路。这就需要有办学自主权，根据社会的需求，自主设置学科、专业、课程。显而易见的是，如果高职、高专按照当前的办学模式，等待它们的，必定是由于招不到学生而难以为继。面对生源危机，高职、高专应寻求改变，而有关政府部门也应为高职、高专的改变创造良好的环境。在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 3100 多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6.5% 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不能再采取单一的计划模式进行管理，这会使高等教育办学缺乏灵活性，失去竞争性，也导致学校没有个性和特色。教育部曾要求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高等院校要办出特色，但特色不是要求了就能出得来的，只有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让学校到市场中去竞争，才能逐渐形成特色，也形成自身的竞争力。可以说，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不但是我国所有高校提高质量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当前一大批面临生存危机的高校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2 年 8 月 23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邹教授引出的大学危机应对 》： 21 日，北京大学前教授邹恒甫在实名微博上爆料，称北大院长、教授和系主任奸淫餐厅服务员，北大内酒店服务生走后门上北大学位班。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蒋朗朗回应称“绝无此事”，并表示学校将保留追究邹恒甫诋毁或诽谤的权利。北大的回应是迅速的。但是，对于北大的回应，爆料者邹恒甫并不买账，他又在微博中写到，“北大蒋朗朗发言人，你最好在北大有钱的学院好好调查一个月再说话。我对北大淫乱之事了解太多了。你要打官司，我太高兴了。我等待你对梦桃源直隶会馆大膳鲂等等吃喝玩乐淫荡的报告。你急于否认，是你对北大不负责。”客观而言，北大的回应，并不谨慎，甚至有可能落入邹教授设计的“陷阱”——北大在回应中称“绝无此事”，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北大是否就此事进行了调查？如果没有进行调查，怎么能说“绝无此事”呢？对此，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北大是否有必要对这类没有明确事实依据的“炮轰”启动调查？由此看来，这起事件进一步反映我国高校在危机应对时，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规范，只是慌乱应对。对于没有明确事实依据的质疑，笔者以为学校的应对方式大致可以有三种：其一，不回应。邹教授的“炮轰”，无疑极为偏执，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而是一竿子打了北大、院长、系主任、教授以及餐厅服务员。对于这样的“乱指”，北大可以不回应。其二，回应，但要批评者提供明确的事实依据。从目前的情况看，北大选择了回应，但却急于脱责。合理的回应，首先要请邹教授提供事实依据，说明是哪位院长、哪个系主任，与哪位服务员有钱色交易，而不是道听途说。其三，通过法律程序处理这一问题。邹教授的微博，从实际产生的效果看，已对北大和北大教授群体的声誉造成严重影响。对此，北大可以和涉事的餐厅一起报案，起诉邹教授诽谤学校。这是启动调查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对于此事，北大并不适合进行调查，鉴于北大是当事的一方，由其进行的调查，结果会被质疑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只有调查，才能还北大一个清白。据媒体报道，北大发言人蒋朗朗还说，对于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事情，邹恒甫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知道其居心何在，“也许对几年前北大没有继续聘任他而有所想法”。其实不管邹教授是否与北大有利益纠纷，也不论其出于何种居心，他都可以质疑、检举，在此学校关心的不该是他有何动机，而是他举报的事实是否存在。现在，邹教授表示欢迎学校打官司，那么，北大如果真有“绝无此事”的底气，就应该走法律程序，把此事的调查交给司法机关。如果调查结果是子虚乌有，那么应追究邹教授诽谤学校的责任；而如果调查结果显示，北大校内确实存在教授道德败坏、权色交易的问题，学校则必须严肃对待，铲除毒瘤。在此笔者以为，危机应对，是我国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成熟的、珍惜名誉的大学，要有严密的程序，从尊重事实出发，按照法律原则、学术规则来应对危机，属于法律的问题走法律程序，属于学术范畴的问题按学术原则进行解决。只有以求真、求实的态度，对待社会对大学的质疑，将学校的治理纳入依法治校的轨道，大学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9 月 19 日 ，《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熊丙奇：教改不应再走回头路 》：据媒体报道，我国准备探索国有大中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机制、体制的建设，最近国资委、教育部已联合批复了首家央企、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铝业公司牵头组建的中铝职教集团。 这被认为是国企向职业教育领域的“回归”，更多担负职业教育的责任。可是，这一“回归”，令人不是滋味。众所周知，我国此前已经启动国企“主辅分离”，让企业的归企业，教育的归教育，这符合建设现代企业的要求，也便于教育的统一管理，不少由企业举办的职业学校已逐渐转为教育部门管理。为什么现在走到中途，又要“回归”呢？而且，架势比过去还要猛，要搞成“集团”。我国职业教育近年来出现困境，从表面上分析，困境与企业的参与不够有明显关系。其一，职业学校的课程与企业的需求脱钩，很多学生学的知识和技能派不上用场；其二，职业学校的学生“顶岗实习”难以找到合适的地方，有的学校为安排学生发愁；其三，有的职校毕业生的出路存在问题，企业只招熟练员工，让刚毕业的职校生吃闭门羹。针对以上“原因”找对策，很容易就会想到，应该加强校企合作，让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也于是，由国企组建职业教育集团的思路出笼，有关部门的设想很“理想”――国企组建集团，职业教育的实习基地不愁、职业学校的“双师型”老师有了来源，职教课程也与企业接轨，再就是职教学生的就业也解决了大半。可是，这只是“理想”，而且完全是出于计划思维：国企组建了职教集团，难道其企业资源就被学校共享了？如果这一“理想”能实现，此前也就不会推行国企“主辅分离”了。可以说，由国企回归参与职业教育，以前的老问题依旧，还可能出现新问题，比如，职教集团会不会成为“产业集团”，集团内学生的“顶岗实习”和“订单式就业”会不会变得更加功利？其实，职业教育出现现在的困境，实质是我国教育管理改革不力。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存在三方面严重问题：一是被教育政策、就业政策歧视，职业教育显得低人一等；二是缺乏办学自主权，学校无法根据社会需求调整课程和教学内容，开设的课程过时；三是没有现代学校制度，学校内部管理不民主，教师和学生没有话语权，办学由行政主导，急功近利。这三方面严重问题，造成的“表象”就是职教培养的学生无法满足企业的用人需要。因此，要根本解决职业教育的问题，就必须深入推进改革。可是，改革意味着政府部门必须直面既得利益，切实放权――让职业教育平等发展，必须取消一系列不平等的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让学校自主办学，必须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允许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设置专业、课程，而不再是层层报批；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必须调整校长任命机制，事项公开遴选，必须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机制，实行重大战略民主决策。所以，教育改革和发展就陷入困境，总体来说，当前所谓的“教改”，基本上都是以政府部门不放权，甚至增加权力来推进的，强化政府参与办学、评价的权力。与国企参与组建职教集团类似的，就有一些地方，恢复名牌高中举办初中，以及近来舆论呼吁恢复取消的小升初考试、不要再搞什么就近免试入学。本来，高中和初中分离，是从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性质出发推进的，而重点高中复办初中，想解决的是初中优质资源匮乏的问题，并以此缓解小升初择校热。可是，重点高中办初中，其实解决不了择校热的问题，反而会因高中的背景，加剧择校热；同样，老百姓呼吁实行考试入学，是因为实在受不了现在择校的压力，还不如以分数择校来得简单。这其实反映出我国政府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方面并未见明显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的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应该针对导致义务教育无法均衡的根本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政府部门没有依法保障均衡投入，转变资源投入模式。早在 2009 年我国制订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时，政府是否放权就被认为是教改能否成功的关键。现在看来，这正一步步被现实所印证。（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10 月 9 日 ，《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熊丙奇：似是而非的“父辈就业”认同 》：据媒体报道，湖南省委党校人口研究所学者豆小红做过一个研究，按地域、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他抽取了几组湖南高校毕业生样本，分析其“职业发展”与“家庭出身”之间的关系。调查结论是：父辈的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辈的职业地位。对此，媒体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75.71% 的受访者对“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表示认同。这一媒体调查结果，引起不少舆论关注，并引发议论。可是，笔者认为这一调查是似是而非的。 75.71% 的受访者对“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表示认同，是指认为有这种现象，还是他们接受这种现象？如果是认为有这种现象，那么，其说服力还不如“职业发展”与“家庭出身”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来得客观――研究结果呈现的是客观事实，而对网友的调查，有着很大主观成分。而如果是接受这种现象，那么，则表明对于“父辈就业”，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这不再是一种就业腐败，而成为就业的一种途径了。在笔者看来，如果是社会接受这种现象，这比这种现象的存在更应引起关注。道理很简单，“父辈就业”是有违就业公平的，不利于求职者平等竞争。而在对大学毕业生的调查中，大学生就认为影响求职的首要因素是“关系就业”、“人脉就业”这类“就业腐败”。对于“父辈就业”，我们的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有关部门应严格按照《就业促进法》，对不公平的就业行为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然而，如果社会都对“父辈就业”不敏感，高度“认同”，很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大家都为就业找关系。笔者发现，近年来很多求职者似乎有不少默认了这一现实，不再去抗争，甚至有一些职业规划指导老师直接告诉学生，发展人脉也是提高就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方面。在群体的无意识参与中，公平就业的理念很难得到践行。所以，这一调查，究竟反映的是“父辈就业”的现实，还是社会接受“父辈就业”这一现实，必须理清。如果这个问题没搞清，分析就缺乏依据。比如，很多舆论都围绕“父辈就业”大谈给“ ? 丝逆袭”创造平等的空间，可如果包括“ ? 丝”在内都认同“父辈就业”的不公平现实，那么谁又会来给他们创造平等的空间？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权利的获得，都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往往都需要每个个体去努力争取。这是很多调查经常出现的问题，把存在的现象与社会公众对现象的认识混为一体。比如，应试教育现象往往就和公众对应试教育的认识混为一谈。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问题长期存在，何为表何为里，大家已经分不清。要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研究者和决策者，应该有着清晰的逻辑，不能把问题混淆，看不清其本质。因此对于这一调查，笔者认为更能清晰反映社会认识的调查题目可以是：你认为我国社会存在“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这一现象吗？你接受“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吗？根据这一调查结果，才能得到更明确的对策。（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11 月 28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以动真格教改铲除教育贪腐的土壤 》：据媒体报道，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获悉，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因招生问题被调查。近日有消息称，蔡荣生持假护照从深圳闯关，欲赴加拿大被截获，其已交代招生等问题涉案金额巨大，校长前秘书胡娟被免职协助调查。人大官方回应称，尚未接到任何正式通报，但在密切关注相关信息。蔡荣生一案还需司法机关调查确证，但值得警惕的是，这再次暴露了高校在招生环节存在的贪腐问题。一直以来，高校的招生、财务、基建、后勤被认为是腐败高发的领域，有关部门也曾多次强调要把好决策权、招生权、财务关来加以杜绝，但在这些“关口”总会出现新的“案例”，而且，这些新案例的涉案金额、对公众的冲击都远超过往。据报道，蔡荣生涉嫌招生腐败，主要是利用自主招生、提前录取等机会收受贿赂，有舆论据此质疑高校的自主招生，而其实，目前的高校自主招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而且高校也没有针对自主招生建立新的学校管理体系，由此滋生招生腐败。因此，遏制高校的教育腐败，并不是不要推进改革，而是要以动真格的改革来铲除在自主招生过程中的贪腐土壤。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是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一名学生可以拿到若干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按照这种自主招生机制，受教育者拥有充分的教育、学校选择权，进而也就拥有对学校的监督和评价权，这势必要求学校招生公开、透明，对自身的教育声誉负责。可目前的自主招生，只是有限地扩大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给学生一定的录取分数优惠），却没有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学生获得自主招生资格之后，必须填报志愿，把该学校填报在第一志愿位置或 A 志愿位置（针对平行志愿），高考成绩达到录取优惠条件后方被录取。这种自主招生，与高考加分没有多大区别，学校处于强势地位，一方面把自主招生变为抢生源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制造权力寻租空间，高考加分有腐败，“自主招生”也就难幸免。另外，大学实行自主办学，必须建立确保自主权能合法合理利用的制度，这就包括大学校长应该从行政任命变为公开遴选且取消行政级别，这样遴选的校长才会对学校办学负责，而不是对上级部门负责；大学内部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成立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独立负责学校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具体到招生，就应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订学校的招生标准，并监督职能部门具体实施。学校领导不能对招生指手画脚，更不能干涉招生结果，如果出现这类情况，校长将面临教授委员会的不信任，直至被罢免。说到底，要制约高校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不能指望行政领导自觉“把关”，而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有效制约学校行政的权力。这就必须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学校内部治理改革。在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方面，核心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改革拨款体系、实行校长公开遴选、依法落实学校的招生、学科专业设置等自主权；在学校内部治理改革方面，核心是调整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明确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尤其要通过受教育者的选择，来督促学校转变办学理念—必须对受教育者负责。没有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没有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就很难改变学校的办学态度。这是一个系统的改革。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到位。如果只改变其中一个环节，而且这一环节还错漏百出，那么，出现问题是意料之中的。其实，我国三年前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对上述系统改革设计了可行的方案—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升学考试制度改革，但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得到系统推进，政府没有向学校放权，学校内部也没有实行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总体而言还是行政治校。一次次教育腐败案件的发生提醒大家，必须深化推进改革，就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那样，而不能再贻误改革时间，影响教育的公信力。（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2 月 5 日 ，《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熊丙奇：教育培训不能走快速扩张之路 》：日前，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创办 20 年、培训学员 1600 万、在美国上市的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面临利润下滑、裁员、关校的不利境地——由于快速扩张，仅去年一年新东方就开设了 238 个学习中心，严重影响了利润。日前，新东方首席财务官谢东萤表示，未来新东方将关闭 15~25 个教学中心，四个月内还将裁员 1000~1500 名。这并不是“新东方”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境遇——近年来，不少教育培训机构为“抢占”地盘，四处布点，纷纷扩大规模，结果导致人力资源成本大涨，而教育培训质量却不断下滑，从而陷入困境。这表明，无论是体制内的学校，还是靠市场竞争立足的教育培训机构，都不能盲目扩大规模。我国教育培训业近年来发展迅猛，这也刺激了资本投入教育培训业的热情。据不完全统计，仅 2008 、 2009 年两年间，就有不少于 5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流向教育培训行业。 2010 年 8 月到 11 月间，国内就有 4 家教育培训机构在美先后上市，更被很多人解读为中国教育培训业进入“黄金时代”。但随后不久，教育培训机构就出现不景气的迹象，在已经过去了的 2012 年，很多教育培训机构可谓苦苦支撑。为何会如此？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教育培训机构希望通过做大来做强，这是背离教育发展规律的。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时，就有一个理论，即“教育规模效应”，一些人认为 1 个老师教 10 个学生是教，教 100 个学生也是教，这完全忽视教育的特性，仅把教育作为单向的知识灌输过程。按照这一理论，很多大学大规模扩张，结果是优质教育资源被快速稀释，教育质量下滑。教育培训机构的扩张，与此大同小异，不少教育培训机构希望多开教学点，做大经营规模，但却没有想到，任何学校、教学点的成长都是需要周期的，不能像生产车间那样简单复制。另外，教育培训机构认为只要开了门店，就占有了市场，这是十分错误的，学生群体在变动，吸引客户的不是谁先进入，而在于谁的质量高。其次，教育培训机构“同质化”情况十分严重，这和体制内学校的“同质化”程度相差无几。众所周知，我国体制内学校存在千校一面的严重问题，本来大家寄希望于教育培训机构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但客观而言，具有个性和特色的教育培训机构不多。一方面，大多数教育培训机构的核心业务是考试培训——服务于国内的中高考、四六级考、考研、公务员考，或服务于出国考试；另一方面，鉴于考试评价，采取单一的分数标准，所以培训机构的“重要使命”是为学生“提分”。在这种市场竞争环境中，如果进入培训行业的机构多，再加上生源减少，就必然让所有机构都陷入混战，哪怕是一些“大牌”的机构。再次，由于缺乏行业规范，准入门槛低，教育培训机构恶性竞争不断，纠纷也不断。抢占地盘，其实就是恶性竞争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教育机构互相诋毁、攻击、挖教师以及挖生源。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培训，服务于应试教育体系，也受制于应试教育体系。教育培训机构能否走出困境，笔者以为取决于三方面：一是我国整体教育改革，如果我国推进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倡导个性化教育、多元教育，那么，教育培训机构可以在多元化、个性化教育方面大有作为，真正把培训回归到“个性”和“特长”、“兴趣”上。二是教育培训机构是否尊重教育规律，虽然笔者一直呼吁将教育培训机构作为教育服务公司，进行工商注册、工商监管，不再将其作为一所学校，但是，作为提供教育服务产品的公司，也必须遵守教育规律，要建设好师资力量，加强课程研发，创新教学方式，严格教学监督和评价，注重质量和品牌。虽然企业要追求利润回报，但急功近利是万万不可取的。三是建立教育培训行业协会，制订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这对于快速发展的教育培训业来说，尤其需要。眼下严酷的环境，对教育培训机构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是一次大浪淘沙的过程。由于教育培训机构是靠市场竞争获得生存空间，因此，希望永续经营的教育培训机构必然会积极调整、适应，按教育规律去经营，那些急功近利、想赚快钱的机构，将被淘汰出局。（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2 月 26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业内人士：“行政思路”治奥数热存方向性错误 》：继去年北京对“奥数”痛下措施整顿后，本月 21 日，教育部召开座谈会，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将“奥数”与入学挂钩的，要严肃追究校长责任。郑州一所初中因借比赛名义组织“小升初”选拔考试，而在教育部网上被通报批评。这也是教育部首次对违规学校进行公开通报批评。其实，早在 2005 年教育部就明确规定，公办初中、小学禁办奥数班；随后又逐步取消了奥数加分、免试入学等政策。因此，教育部此番对奥数的整顿，可以有两种解读：一是真正“动真格”执行 7 年前就出台的政策；二是坚持以前的治理路线，向“奥数”开刀。这两种解读，都很难看到奥数治理的乐观未来。教育部门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何对奥数治理了 7 年，却没有多大成效，其中可能有治理措施落实不严的问题，更有治理的思路亦即方向出了问题。如果是方向性错误，那么越是“治理”，可能局面越乱。我国的奥数热之所以高烧不退，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由此存在“择校热”，奥数只是服务于择校的工具；二是中高考制度采用单一的分数标准选拔学生，而数学是十分重要的考试科目，上奥数培训班，是为了把数学学深一些、学难一些，由此提高中高考数学成绩。而要解决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一要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转变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缓解“择校热”；二要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而如果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单单去治理奥数热，必然会出现治标不治本的结果：取消了奥数与升学挂钩之后，会涌现出其他的挂钩项目，或将挂钩转移到地下——对应择校热，必定会有择校工具；取消了奥赛加分后，奥数培训热依旧，其实大家在乎的不是获得证书加分（能获奖的毕竟是少数），而是提高数学成绩。这种治理结果已被现实反复证明，可有关部门却依旧坚持原有的思路，一次又一次地对奥数出“重拳”，一次又一次地无功而返。之所以如此，不是有关部门没有意识到方向性问题，而是他们不愿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目前治理奥数的措施，对政府部门来说，通过发禁令增加了自身的权力，也就增加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无论是查培训机构，还是查学校，行政禁令越多，政府部门的权力空间就越大，所以在这方面行政部门特别乐意去做。而真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和改革中高考制度，则意味着政府要履行投入责任，同时必须推进教育放权。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需要根本改变目前的教育经费配置模式，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投入预算，并监督政府按预算投入，如此一来，政府部门就不可能想怎么拨款就怎么拨——这种由政府说了算的拨款体系，直接造成教育投入不足，以及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改革中高考制度，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需要政府部门将考试组织权、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机构，将招生自主权交给学校，将选择考试、学校的权利交给考生，建立“教学、招生、考试”分离的新体系。简单地说，中高考制度改革，就是政府放权回归本位，扩大学生考试选择权的过程。很显然，行政部门是很难自觉地放弃手中的权力的。要让政府部门自动放弃行政治理思维十分困难，这就需要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让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放权，不得越权。其关键在于严格执行教育法律法规（并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尽快修订教育法律法规），界定政府、学校、社会机构的权责边界，要求政府依法办学，不得越权干涉学校自主办学。当行政部门的权力被约束，也就会在法律框架内行事，对奥数热这类教育问题的治理才会有正确的方向。（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3 月 14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职称考试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取消 》：全国人大代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 11 日说，设立于计划经济年代的职称制度设计有缺陷，目前人社部正在进行职称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将分类推进各行业的职称制度改革。目前正在就职称外语改革进行试点，试点的方向是按不同专业领域进行划分，并且突出实践要求。王副部长说得没错，目前的职称制度是计划时代的产物，需要改革，但是，笔者认为具体到职称 ( 外语、计算机 ) 考试而言，则不是该改革，而是该彻底取消。虽然王副部长辩称，职称考试不是行政许可，但从实际运作看，几乎所有人评职称都要事先参加职称考试，“过关”后才能评，这不是行政许可是什么？说白了，行政部门想考察的其实并不是人才的英语、计算机能力，而只是设置一道体现权力的关卡而已——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因英语、计算机考试不过，而不能晋升高一级职称，而实际能力较差却通过英语、计算机考试者，反而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按职业分类实行专业化考试，也解决不了这一问题。这还是行政评价的思路，分类之后行政的关卡不依旧存在吗？为何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要通过考试来评价呢？他已经在岗位上工作，聘用单位完全可以根据岗位的任职需要，对其进行考核、聘用，用得着英语、计算机的岗位，当然要提出英语和计算机的要求，而用不着英语和计算机的岗位，提这些要求又有何必要呢？推行人事制度改革，笔者认为，职称应由职务替代——一个人被聘担任什么职务，就享有这一职务对应的待遇，而如果不再聘任，则不再享有职务的待遇，这才是合理的。比如某人被 A 校聘为教授，不再被 A 校聘任或离开 A 校，就不再是教授。当然，对于这样的职务聘任，应该建立学术同行评价体系，按工作能力、业绩来评价其贡献和水平。其实， 2010 年 6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已明确指出，要“围绕用好用活人才，完善政府宏观管理、市场有效配置、单位自主用人、人才自主择业的人才管理体制”，“规范行政行为，推动人才管理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和规范人才评价、流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和收费事项。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这就要求人才管理、评价去行政化，按照这一纲要精神，职称考试、职称评审的命运就是逐渐淡出人才管理和评价体系。但对于行政部门来说，推进这样的改革，无疑就是在动自己的奶酪——多年前，舆论就呼吁取消职称考试，但这一考试一直取消不了，就在于背后有着庞大的既得利益链条，从书籍出版、发行到培训、考试，这也无怪乎一些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一直为这一制度辩护，还称是社会舆论误解。其实不是舆论误解了这一制度，而是权势、利益误导了正常的人才管理和评价，因此，改革必须打破既得利益。简单地说，职称制度改革，不能由人事部门作为主导，而需由全国人大推动，要求政府放权，履行自身职责，回归本位。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7 月 9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海外夏令营 》：韩亚航空失事， 2 名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的中学女生遇难。这引来社会舆论对暑期夏令营安全问题的质疑。据悉组织夏令营的学校所在地浙江衢州，已叫停夏令营。更多的地方恐怕也会暂时叫停夏令营。在安全事故发生后，大家来反思安全问题，加强安全防患，这十分必要；可若因“安全问题”而因噎废食，那不是好的作为。 1931 年，徐志摩先生因飞机失事，去世时年仅 35 岁。蔡元培先生为徐志摩题写的挽联是：“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里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这挽联，表达的意思不错。诚然，由于这次飞机失事，造成了参加夏令营的学生伤亡，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悲剧，可是，就此推论夏令营安全问题严重，则不免太过武断。从夏令营的组织角度说，如果从出发地到机场，学校包的车没有运营资格、超载，或者到达目的地后，学校和当地的安排漏洞百出，安全隐患严重，这可以说是夏令营组织上的问题，可把飞机失事也归为夏令营的组织问题，就有失妥当了。如此论断，恐怕会导致我国学生一步步走进“圈养教育”的怪圈：出国不安全在国内到其他省市也不安全市内走动也难保安全，到最后只有放在家里最安全。这起事件中，传言一名学生没有系安全带，导致整个人被抛出机舱，这暴露出安全意识的薄弱和安全教育的缺失。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在飞机起降时，都会有广播通知系好安全带，可还是有一些人不系安全带可这在事故发生时，就是生与死的区别。不仅坐飞机如此，平时乘车时，不系安全带的也大有人在。有人会说，现在的夏令营组织比较混乱，有的机构就是为了赚钱，说是让学生游学，其实是“游而不学”。对于夏令营的变味，当然要批评并检讨，要求监管部门严格监管资质，夏令营的组织方要对参与者负责，消费者要理性选择。但是，这和飞机失事是两码事。有的媒体想以此为由头，深入报道海外夏令营的问题，这本无可厚非，但要注意的是，不要混淆事件的本质，还没有揭露出夏令营“变味”，反让家长、社会对学生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产生抵触。现在不少中小学取消了春秋游，就是一例。本来，学校组织春游秋游，可以让学生接触大自然，同时增进同学间、师生间友谊。然而，由于某校发生一起安全事故，使得春秋游在安全责任的高压线下，逐渐退出了校园，不少学校已经明确取消春秋游既然只要外出就可能有安全事故发生，那么，消除安全隐患的最好办法，似乎就是不外出。因担心安全责任被取消的活动，还不止春秋游，有的学校要求学生下课后不得随意离开教室，包括上厕所也得请示教师，原因是，学校担心学生在课间追逐打闹，会出现意外伤害事故。因为只要一出事故，学校校长以及整体办学业绩，就可能被一票否决。这是不依法治教的结果。对于教育教学活动中出现的安全责任事故，应该教育的归教育、法律的归法律，深入调查，依法理清责任，而不能动辄把责任都归到学校身上。不然，学校承担了太多自己承担不了的责任，就会出现严重的扭曲。当然，要做到依法治教，首先需要做到两点，其一，公众有权参与教育法律法规的制订，即要把民意纳入立法过程，法律法规不能由行政单方面主导；其二，学校应有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办学管理和决策，诸如学生参加海外夏令营这类活动，从收费到活动方案，再到安全保障，都应听取家长的意见，让家长参与决策，并接受家长的监督。如果有家长参与了学校管理的机制，校方的做法也更容易得到理解，家校之间的冲突、矛盾也可得到化解。（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9 月 17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没有教育改革，就只有教育利益 》：“国外大学的实践表明，学分制是一项扩大学生选择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制度，可为何我国大学实行学分制改革，却遭到家长和学生的反对呢？”一名记者在采访山东最近推出的按学分收费改革后，这样问我。他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家长都不赞成学分制，认为这只是学校变着法儿提高学费。如果一项“教育改革”的结果，就是老百姓要掏更多的钱，那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改革，而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谋求教育利益。遗憾的是，分析我国的教育改革，几乎全是这种性质，“教改”之后，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力没有丝毫减少，反而增加；受教育者的权利没有增加，反而被削弱。拿学分制改革来说，真正意义的学分制改革，应该是给学生自主选择课程的自由，学生读完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实行这样的学分制，首先需要给予学生选择课程、教师、授课时间的权利，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结合对课程质量和老师上课水平的判断，选择课程、选择教师、选择授课时间，迫使学校、教师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其次需要学校增设课程，扩大学生的课程选择空间，目前，我国高校的必修课太多，占到 80% 以上，就是给学生选择权，也无法选择；再次，调整传统的学籍管理、助学服务和就业服务措施，实行学分制后，学生的求学年限会发生变化，有学生 3 年毕业，有学生则可六七年毕业，如果还按学年对学籍进行管理，按学年将学生纳入助学计划、就业计划，那么，即便有学分制，最后还是学年学分制。我国大学最早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实行学分制改革，但观察已经实行学分制的高校，几乎全部是学年学分制。除了每门课程给予一定学分、按学分收费之外，学校的课程体系、授课模式、学籍管理方式全部和学年制时一样。所谓学分制改革，留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按学分收取学费改革。为何会如此？这是因为如果实行真正的学分制改革，意味着学校必须增加投入，同时放权给学生，把学校在教学管理中的强势主导角色，变为被学生选择的角色。这样的改革，有多少学校愿意干？—完全是吃力不讨好。而借学分制改革之名，提高学费标准，而不增设课程、不改革传统的管理模式，这却是某些办学者所喜好的。那么，怎样才能让学校既增加投入，加强课程建设，又放权给学生，给学生充分的选择权呢？这需要关注三方面。其一，整个高等教育有无市场竞争机制？美国高校之所以推行学分制，设置众多课程，供学生选择，不是学校舍得花成本，而是高等教育制度使然。由于美国大学入学实行申请入学制度、教育培养实行自由转学制度，整个制度已经给学生选择学校的权利，那么，如果学校办学质量不高、教育服务落后，学生就可以不选择这所学校，就是选择了，也可随时抛弃。面对激烈的竞争，学校只有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改善教育服务上下功夫。学分制就是一种选择。其二，学校的办学决策有无公众参与渠道？现在，有不少家长质疑按学分收费改革，可是，他们的意见却无法纳入决策程序。而在美国，大学实行理事会（董事会）治理，其中，理事会的成员来源广泛，还包括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社会人士，对于学校的重大改革，理事会拥有决策权，而在决策时，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社会人士，就会代表各自群体的利益，表达意见。像只有提高收费，而无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服务改善的决策，是难以通过理事会决策的。其三，学校内有无学生自治？在现代大学中，学生自治是重要的办学力量，学生自治组织有权参与学校办学管理、决策，并维护学生的权利不受侵犯。像学分制改革这样与学生利益直接相关的改革，必须听取学生的意见，得到学生的同意。如此看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公众参与教育决策的机制和学生自治机制，没有这些基本的机制，管理者、办学者嘴中口口声声的改革，都可能不是改革，而是伪改革和反改革。（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10 月 24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高考英语改革 》：北京日前公布新高考改革方案，从 2016 年起，英语分值变为 100 分，一年考两次，成绩三年有效，与此同时，语文总分升至 180 分。从各地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看，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有拿英语科目开刀的趋势，基本的做法就是降低英语的权重（降低分值或只计等级），并实行一年多次考（整体多次考或口语、听力多次考）。对此，有不少媒体记者来采访我，问是否会对培训市场产生影响。在笔者看来，分析考试改革对培训市场的影响确有必要，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观察考试改革成败—如果改革的结果是中小学学科考试培训业生意更加红火，那么，改革者降低学生负担，缓解培训热、补课热的初衷就没有达到。从表面上看，北京的英语高考降低了分值，增加了考试机会，会减轻学生的英语学习压力，可深入分析高考录取规则，就不难发现，这一改革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学生、家长的英语学习焦虑，应试英语问题会依旧严重。英语培训非但不会降温，还可能升温。按照北京的新高考方案，一名考生如果高一时参加英语测试就获得满分，这名考生就可以把接下来的时间用到其他科目的准备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些学生会努力在初中学英语，以便争取第一次考试就可以考出好的分数，此后不再关注英语学习。针对考生和家长的这种需要，初中毕业到高一阶段的英语培训将会极为红火，而教育考试部门引导中学改变英语教学的目的很难达到—学校必然针对一年两次英语考来安排教学，以让学生考出好的分数。而由于高考录取时，是取最好的一次英语成绩计入总分，那些第一次考就考出 90 分的学生，也必然会继续应考，以考出自己期望的最高分。很显然，围绕这一年两次考，培训业又有了新业务。问题在于，虽然英语分值降低、一年多次考，但集中录取制度未变，教育考试部门还是会根据考生高考总分从高到低结合学生的志愿排序投档，多次考服务于一次集中录取，所以，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思维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学校的教学还是围绕高考指挥棒转，学生追求的还是高考分数，与之对应，由应试教育“培育”出来的教育培训业，也就不可能受到多大冲击，反过来，会寻找到新的“商机”。“商机”不但在被舆论普遍认为“弱化”了的英语科目上，还在被“强化”了的语文科目上。不少人期待语文分值提高会引导基础教育更加重视语文教育，由此提高国人的人文素养，这一期待是很难实现的。在应试教育模式中，我国所有学科教育都存在应试化和功利化的问题，英语教育如此，语文、数学教育也如此，这不是靠调整分值就能解决的，甚至可以说，一门学科的分值越大，就会“应试化”得越厉害。针对语文分值增加，可想而知，有多少学生、家长为了提高语文分数，会在学校学习之外，报培训班。另外，高考英语权重下降，在中学办学中，有的乡村学校从现实师资（乡村学校英语师资普遍较弱）和高考利益出发，很可能就会降低对英语科目的关注，如此一来，希望在社会化英语考试中获得好成绩的学生，就需要求助培训班了，这也会带来农村学校（农村生）和城市学校（城生）新的不公平。再者，现在高考英语降低权重，如果大学四、六级考试继续保留，不改革或取消，学生进大学还是要过英语门槛，这不又为培训机构带来大批用户了吗？针对种种问题，甚至有网友调侃：“我觉得这是培训界的阴谋，因为学校不重视英语了，考四六级、考托、考研等难度加大，不得不去外边的英语培训机构学习，噢耶！”高考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是靠科目以及分值调整就能起到改革效果的。我国高考制度的根本问题是教招考一体化—大学将高考成绩作为唯一依据录取学生，考试成为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中学教学完全围绕考试转，如果这一模式不改革，基础教育的应试局面不可能有丝毫变化。即便高考升学率已达到近 80% ，可全社会的高考焦虑仍旧十分严重。有关调查显示，我国的教育培训产业已达 3000 亿元，其中针对考试进行的学科培训占到 80% 。何以至此？乃因高考改革，一直就只进行科目调整，包括 3+1 、 3+2 、 3+x 等，而从未触及集中录取制度，就是 2003 年推出的自主招生改革，也是将大学的自主招生和集中录取制度嫁接，并没有给予学校完全的自主招生权，更没有扩大学生选择学校的权利—每名考生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只有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推行教招考分离—中学自主教学、考试社会组织、大学自主招生—我国的应试教育才可能有改观。（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11 月 6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四级考试与学位挂钩是自主办学吗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争议又起。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再次重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并未制定学士学位授予与英语四级考试挂钩的办法。英语四级考试与学位授予联系在一起，是高校的“自选动作”。对此，有人认为，高校自主决定将四级考试与学位授予挂钩，是学校的自主权，无可厚非。这种观念很有迷惑性，表面上看，学校有权对学生提出英语教学考试的要求，也就可将学位授予与四级考试成绩挂起钩来，可是，大学施行自主办学，其“自主权”并不能由学校行政单方决定，而必须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参与决策，同时要听取学生意见。以此分析大学“自主”决定要求学生必须参加四级考试，并与学位挂钩，是滥用“自主权”。不妨设想，如果学校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 TOEFL 考试，考得不好就不给学位，社会会是怎样的反应？而其实，学校要求学生参加四级考试与要求学生参加 TOEFL 考试，是一个性质。唯一不同的是，四级考试是教育部门主导的，而 TOEFL 考是社会化考试。学校要求学生参加四级考试，并硬性与学位挂钩，这也是逼迫学生参考，同时这背后也存在行政、利益等因素。高校如果要把四级考试与学位挂钩，必须过“两关”：第一关是教授关，这一影响全校学生英语教学的教育事务，应由学校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决策，而不应由学校行政领导或教务部门决定。教授委员会在决策时，要针对四级考试本身的质量、本校学生英语教学情况和英语能力评价进行充分的讨论。目前看来，鲜有学校的四级考试与学位授予挂钩是教授委员会决策的结果。甚或说，很多大学根本就没有独立运行、负责教育决策的教授委员会，大多数教育事务就由行政领导拍板。这种决策模式，让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四六级考试在高校畅通无阻—教育部门称没有要求学校将四级考试与学位挂钩，可为何要将这一考试交给学校组织考试？难道不可以设置标准化考点，由学生自己选择报考？而且，在此前的教育评估中，四六级考试成绩为何被列为评价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指标？第二关是学生关。对于社会化考试—比如 TOEFL 、雅思、 GRE —学生是有权选择是否参加的，英语四六级考试也是社会化考试，学生当然也拥有选择权。如果学校以四级考试成绩作为英语学位考试成绩，这就剥夺了学生的选择权。包括一些已宣布四级考试不与学位授予挂钩的学校，其实也是要求每个学生都参加四级考试的，其操作方式是，学生参加四级考试，如果达到规定的成绩要求，就不再参加学校组织的英语学位考试，没过的学生再参加英语学位考试，过了这一考试，也可拿到学位。问题是，学生可不可以不考四级，直接参加学位考试呢？对于影响到学生具体权益的事务，学校也应听取学生的意见，在得到学生同意后方可推行。自主办学是现代大学办学的重要特征，但自主办学不意味着学校随意办学，也不是学校行政自主。（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11 月 2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高校就业质量报告应由第三方统计发布 》：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今年起由各高校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基本内容应包括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等；相关分析主要是对毕业生就业状况的数据分析、结论总结等。客观而言，相对于此前高校只统计公布就业率数据来说，统计并发布就业质量报告，是一种进步，因为就业率数据只能反映学生就业的量（有多少比例的学生实现就业），但却无法反映就业的质。此前，舆论根据研究生就业率不如高职就业率，判断研究生就业不如高职，就引起争议，因为研究生就业岗位、起薪和职业发展空间并没有通过就业率数据体现出来。但统计发布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笔者以为还需解决三方面问题。其一，以何时为统计时间节点？近年来的就业率数据统计，很多地方教育部门和高校很重视初次就业率，即截至当年 6 月 30 日毕业生离校时的就业率，这导致高校为提高就业率不惜压缩教育时间，让学生去实习、跑就业市场，有的高校把毕业这一年都作为就业年。后来，教育部门提出要统计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以便更准确地掌握就业情况，也给学生就业更多的时间。在国外，统计学生就业情况往往在毕业一年以及三五年之后，我国民间机构的调查也显示，毕业生毕业一年之后的就业情况有很大变化。但对于这一数据的重视并不如初次就业率，而且，毕业半年后的统计数据也难以反映学生真实的就业质量，从就业质量看，适合统计发布中长期就业质量。 其二，就业质量报告与高校的利益挂钩吗？我国高校发布的就业率，一直遭遇质疑。原因之一是，由于就业率直接影响专业的生死—教育主管部门明确规定，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 60% 的专业将控制招生规模，这无疑直接影响这一专业教师的饭碗，而为了保住饭碗，就出现了就业率弄虚作假、学生“被就业”和被要求就业的丑闻不时发生，一些学生甚至在网上购买就业协议书。可以预见，如果就业质量统计仍与学校的具体利益挂钩，由于统计数据更细，行政要求的指标会更多，有可能出现更多的造假现象。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要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对于大学来说，现代治理体系就是政府不能介入学校办学，管评办分离，政府可发布学校的招生、就业等信息，推进信息公开，为学校办学、社会机构选择合作伙伴、受教育者选择学校服务。也就是说，政府部门不是根据质量数据确定学校该怎么办学，而是由学校根据这些信息自主调整办学，以及让受教育者根据这些信息选择学校，最终以受教育者的选择推进办学质量提高。其三，就业质量报告不应由高校自行统计、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发布。正是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是由学校自行统计，再由上级主管部门发布的，这给虚报就业数据提供了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是教育部门的下属，在就业政绩数据方面，两者是利益共同体。过去多年来，舆论曾多次曝光就业率造假，但对此教育部门几乎都未回应，即便启动调查，调查的结果也是就业率数据是真实客观的。如果就业质量统计继续沿用这种统计发布机制，很难确保报告的公信力，从而失去对办学的监督、推进价值。从提高就业质量报告的公信力出发，应该采取第三方统计发布的新机制。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对高等教育实行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由第三方统计高校办学情况并进行发布，是实行专业评价的积极尝试。（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1 月 30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高价售学位”实为政府推卸责任 》：据媒体报道， 1 月 26 日 ，在广东省人大茂名团分组讨论会议上，广东省人大代表、广东实验中学校长郑炽钦透露说，广东实验中学高中校区的投入中政府借贷占了四成，相应的，高中四成的学位都被拿来高价“出售”用于还贷。对此，广东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称，实验中学的做法是经过省政府批准实施的。“主要考虑引入新机制，尝试吸引社会资金，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该负责人非常不赞成“高价”售学位拿来还钱的说法，表示非常不应该称作“高价”。我实在不理解这是怎样一种“新机制”？难道向银行贷款建学校，再出售学位去还贷，是“新机制”？根据广东省教育厅负责人的回应，这所中学的做法是存在的，只是政府部门认为这是“创新机制”，而实际上，这种做法就是“卖学位”，把本该政府投入的责任转嫁给受教育者，也制造教育不公。有了这种“创新机制”的“卖学位”，大家也就可以理解择校费为何难以治理了。择校费之所以难以治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或“默许”。一方面，“默许”学校收取择校费，政府部门可以由此减少对学校的投入，择校费可以冲抵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从择校费中分一杯羹，在一些地方，择校费是以捐资助学费的方式交到教育部门，再和学校“分成”的。各地、各校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基本逻辑差不多，政府部门投入不到位，但权力却无孔不入。我以为，要取消择校费，减轻受教育者的负担，推进教育公平，就必须明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责任。早在 2007 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就表示，要认真落实高中阶段教育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政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公办高中择校生收费标准，直至全部取消。但广东却对择校费有自己的“创见”，同年，广东省分管教育的副省长指出，“择校费”取消的前提主要是看教育资源是否公平。在当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有一整套科学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否则，单纯宣布取消“择校费”，还不到时候。而直到 2012 年，广东才表示力争 3~5 年内使义务教育择校乱收费得到缓解，对于高中择校费则并没有涉及。解决择校费问题，确实需要科学的办法，而“科学”之处，就在于政府部门履行自身的教育投入责任。依照我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学校举办者必须保障学校的办学经费，作为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无论是大学，还是高中，都不可能靠经营收入归还贷款，所以学校不能作为主体去借债。虽然《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是针对举办者而言的，政府缺钱可以借贷（再由政府财政归还），以保障学校投入，但却不能把债务转给学校，并靠学校自身的资源来解决还贷——靠学校解决还贷，途径无非有三，提高学费标准，收择校费，再就是学校办校产经营。这就是过去 10 年来我国大中学校学费高、乱收费，学校不务正业搞经营的根源所在。政府不愿增加教育投入，却鼓励学校借贷发展，再用学校资源去还贷，貌似很“创新”，实质是教育产业化的思路，以及推卸教育投入责任的不负责任做法。这种思路和做法不调整，就不可能治理好择校费问题。说到底，解决择校费问题，应该明晰政府和学校的权责边界。目前存在的“权力择校”和“金钱择校”，与政府和学校的权责边界不清有关——权力择校，表明权力可以干涉学校的招生、办学；金钱择校，表明教育拨款体系不健全、学校财务不透明。对于我国教育和学校发展来说，真正的创新，是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其中两个环节最关键，一是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订教育预算，监督政府必须按预算拨款；二是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学校理事会，由教育委员会、学校理事会制定学校发展战略、遴选校长，摆脱政府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实现学校的自主办学。只有实行上述改革，我国的教育质量才能提高，教育公平也才有制度保障。（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4 月 2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别把高校领导岗位变为官员“后花园” 》： 2 月 19 日 ，教育部颁发《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直属高校年满 60 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领导干部原则上担任同一职务时间不超过两届或 10 年，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要职务。 我国公务员系统，对官员的退休有严格的规定，副部级官员干到 60 岁就退休，相对而言，高校领导的退休年龄却没有那么严格，一般来说，副部级高校领导的退休年龄会放宽到 65 岁，我国直属高校中，有干到 67 岁才从党委书记任上退下来的。这次教育部要求直属高校年满 60 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是将高校领导的退休与一线领导接轨。 本来，高校领导放宽退休年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毕竟校领导应该是教育家而不是官员，只要其能胜任教育管理的职责，就可以继续干下去，就好比朱清时从中科大校长岗位退下来后，还被新创立的南科大遴选为创校校长。但是，鉴于我国高校领导，有副部或者正厅行政级别，领导延迟退休，就意味着继续拥有行政权、行政资源，这被认为是高校领导的福利。 近年来，高校领导到 65 岁才退休的做法，还演变出新的问题来，由于有 31 所 985 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是副部长级，党委书记、校长的岗位，成为了一些行将退休的厅长、副部级官员的去处，比如，某位副部级官员已经 58 岁，马上就面临退休，可如果转任高校党委书记或者校长，就可继续干下去，直到 65 岁。有调查显示，目前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共有 29 位高校的党委书记由党政官员转任，比例接近四成。虽然也有人认为，官员可为学校带来资源，但必须承认，这某种程度加剧了高校的行政化，把高校领导岗位视为官员官升一级的驿站和后花园。—这更多是对官员进行安排，而不是从如何发展好大学出发。所以，教育部规定高校领导满 60 岁退休，并不仅仅是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而是有意图扭转地方即将退休官员转任高校领导这种行政化倾向。但由于这还是基于把高校领导作为官员管理，因此其去行政化的作用还有限。一方面，目前的意见，还给部分领导延长退休年龄开了一条口子，意见称，“年满 60 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党政正职领导干部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延长。”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延长，这是一个“万金油式”理由，用在任何人身上都合适，一“适当延长”，就延长到 65 岁了。其实，目前各高校副职领导基本都在 60 岁前就退休了，只有正职，尤其是副部级正职领导延长到 65 岁。实行 60 岁退休这一规定，应该主要针对这一部分。另一方面，高校领导选拔、管理改革，应该立足于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这次教育部的意见，也传递了这方面的意图，但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还不坚决。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要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可这在实践中，还看不到半点影子； 2011 年年底，教育部启动了部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试点，这比以前直接任命迈出了一步，可总体而言，公选还由行政部门主导，行政因素还是选拔校长的重要因素；教育部在此次下发的意见中，要求党委书记、校长一般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这试图让校领导职业化、专业化，但“一般”也为书记、校长继续担任科研负责人留下空间。在笔者看来，困惑高校的不只是领导的退休年龄，而是学校是否有现代治理结构，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实行校长公开遴选，在校内推行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做到这些，校长也就摆脱了官员身份，而成为教育管理者，他的年龄和任期都不是问题，只要公选委员会认为其符合学校的任职要求，就可以继续担任—在国外，干大学校长长达 20 年的大有人在，我国却基本上是短任期制—而其权力也就限制为行政权，是为教授们的教育决策、学术决策服务的，不能动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教育和学术利益。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和探索的教育管理和学校治理模式。（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9 月 15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高考改革实质是权力问题 》：据《山东商报》 6 月 3 日 报道，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考试制度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考试公平是底线。教育部考试中心也在积极参与。最后出台的改革方案要遵循《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还要邀请国外考试机构、评价机构进行研讨。昨日是 2011 年高考第一天。南科大 45 名学生拒绝参加高考成为一大话题。据《京华时报》 6 月 6 日 报道，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明确反对让学生参加高考，他说：“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让所有人都回到体制内。这样的实验还有什么意义？”对此，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自主招生是很重要，但要看自主在什么地方，考试要考，分数要有，不然你怎么判断学生质量？自主在于不同学校不同院不同系，可以设定不同的分数线，上线的学生还要进行面试，这是在政府定的规章里面，一部分的自主权。不然怎么选拔学生呢？不参加高考，自己出卷，三五个人出的题目，是不是就一定比高考命题组的质量好？我理解吴家玮先生的意思是，自主招生应该是基于统一考试基础上的学校自主。这是我一直赞成的一种自主招生模式。但是不是由此可以推论出南科大的学生参加高考也是合适的呢？考虑教育公平和学校自主权的高考改革究竟又该怎样推进？从学校的自主权分析，自主招生大致有三种境界。其一，学校完全自主。这就是考试、招生完全由学校操作，可称为学校完全自主。但这种模式只适合精英教育以及小规模招生。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情况下则不合适，每个学校自行考试录取，不但增加学校招生成本，也使考生疲于应付，而且，也确实有公平、公正之虞。其二，统一社会化测试 + 学校自主。在这种模式中，考试由社会机构组织，学校自主认可，想报考某校的考生自主选择参加某一考试，并以这一成绩去申请大学。其中，统一的社会化考试靠市场竞争确立地位，为学校招生提供公平的底线，也减轻学校自行举行测试的成本。美国大学的入学制度，基本上就是这种模式，可供学生选择的考试有 SAT 、 ACT 等， SAT 和 ACT 的成绩是申请大学入学的基础。其三，国家统一考试 + 学校自主。这类自主招生，考试由带有政府性质的机构组织，由行政赋予考试的权威性，所有大学的入学都要以这一成绩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各校的培养特点自主招生。我国周边的韩国与日本就采取这种模式，如吴家玮先生所言，体现了政府要求和学校自主的结合。（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9 月 17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 EMBA 本不该是政商交会的高级会所 》：据媒体报道， 9 月 8 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官网的 EMBA 学员名单中还有 3 名现任省部级官员的名字； 9 月 9 日 ，这 3 人的名字已被删去。一个多月前，中组部发文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 EMBA 、后 EMBA 、总裁班等被明确列为高收费社会化培训项目，“领导干部一律不得参加”。这引发了领导干部 EMBA 退学潮。有教育培训从业者担心，这会打击我国的 EMBA 等教育培训项目。对此笔者不以为然，认为这反倒是清理只办高级会所、不搞教育培训的所谓高端培训项目的契机。如果领导干部退学，就导致 EMBA 项目、总裁班办不下去—随着领导干部退学，其他学员也跟着退学—那么，这样的培训班本就没有继续开办的价值。最近几年来，我国 EMBA 等教育培训项目迅猛发展。支撑其迅猛发展的，并非本身的高教育回报，而是畸形的“平台模式”。不少 EMBA 项目，公然以搭建政商交会的平台为招生的“卖点”，先以免费或低学费“吸引”高官就读，再以已有高官参加培训去吸引企业高管。笔者认为，这种招生模式是不健康的，是办学的歪门邪道。可在我们这里，这甚至被作为一种经验推广。进而，甚至有些项目的学费定价，并不是论教育质量，而是论官员学员的级别高低。现在，领导被禁止参加这类高端培训，这类教育培训的问题，也到了彻底清理的时候。在此过程中，笔者认为，由专门的高等教育评价机构对这类教育培训的招生、教育过程、质量管理、学历授予进行评价，客观公正地指出其招生、教育管理中的问题，并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比禁止领导参加这类培训班更为重要。禁止领导参加，只是行政的规定，能管多久，还要看行政治理的力度，而由教育中介机构评价、认证教育培训项目的质量，才是促进教育培训规范教育的长效机制。从国际范围看，对于学校自主办学、自授文凭，应该建立起社会教育认证体系—行政部门只负责注册和资质审核，对于具体的办学质量，则由社会的专业评价机构评价，那些办学质量低的教育机构，得不到专业机构的评价，只是“野鸡”教育机构。近年来，在国内引起轰动的“洋文凭工厂”事件—我国内地学生以假材料被国外大学录取，再以伪造的成绩获得国外大学文凭—都是通过国外的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调查发现的，有效遏制了高等教育机构的权钱交易、弄虚作假。如果我国也有这样的教育评价系统，那些用高官做招生诱饵，致力于把教育培训打造为高级教育会所的机构，其性质就是得不到认证的“野鸡”学校。但遗憾的是，我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这样的教育评价体系。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我国要对高等教育实行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因此，积极培育独立的教育专业评价机构，对教育进行有公信力的专业评价，对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极为重要。（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10 月 10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大学章程的有限进步 》：据媒体报道，近日教育部核准发布了北大、清华等 9 所高校的章程，两所国内最高学府有了“宪章”性质的自主管理规程。北大的学术委员会有学生代表加入。 舆论把北大等校发布的大学章程称为“大学宪章”，这可以理解，因为大学章程的本意，就是大学依法治校的宪章，但按照我国大学章程的制定程序，目前北大等校发布的大学章程，还不是大学的“宪章”，只是在目前的大学内部治理中略有进步。真正意义的大学宪章，必须具有法律效力。虽然也有不少人认为，目前的大学章程，经过主管部门审批，也具有法律效力，但究其实质，这只是行政规章，不是法律。作为法律的大学章程，要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在学校、学校举办者中通过后，要提交立法机构讨论、审议，以法律形式颁布，颁布之后，与学校办学相关的部门、机构、人员都必须遵守，处理学校的教育和学术事务，都将依据大学章程。没有经过立法程序制定的大学章程，在执行中很可能遭遇有无法律效力的质疑，而且，也可能因学校行政的变化，大学章程的地位也受到影响。这并不是说目前的大学章程就无任何价值。相对于没有章程来说，有章程是一大进步，大学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包括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校内行政与教育、学术的关系，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时，以前可能凭行政的决策，现在则必须按章程办事，这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规范学校的办学。大学章程在现实中有两种走向，一种走向是成为摆设，另一种走向是推进学校建立现代治理结构。这两种走向，一方面受学校行政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师生怎样看待大学章程。如果行政积极推进校内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按大学章程建立独立运行的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监督委员会，这可给大学带来新的管理局面，但如果行政不愿意动真格放权，只是在形式上建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这就需要教师、学生用好手中的权利，促使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更加独立。在大学章程中，都提到给教师和学生权利，比如北大，就在有的委员会设置学生委员，那么，学生委员对待参与学校事务工作的态度，就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声音是否在委员会中体现。针对学生委员的产生，全体学生可以要求学校采取选举方式，并要求学生委员向全体学生汇报参与学校决策的过程。同样，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可由教授选举产生，那教授也就应珍惜手中的权利。希望师生们能把大学章程当一回事，积极参与学校事务，积极维护自身权利，利用好章程释放出来的教育和学术自主空间。（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注：请问熊丙奇，你把《宪法》当一回事了吗？】 2014 年 10 月 2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五年培养了半数研究生不是一项成就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 10 月 18 日 在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 2014 年国际论坛上说 , 自 1981 年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 30 多年间共培养博士研究生 49 万人，硕士研究生 426 万人，其中近 5 年培养的研究生约占培养总量的 50% 。从媒体报道看，教育部是把研究生规模的快速扩大作为重要的教育成绩，而且，很可能进一步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因为“我国大学生规模超过其他国家，但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需求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我国目前在学研究生总数约为 170 万人，大致相当于美国上世纪 80 年代注册研究生的规模。 2012 年我国博士生毕业总数为 5.6 万人，约为美国的 40%; 硕士生毕业总数为 56 万余人，不到美国的 70% ”。教育部门列出这组数据，似乎想为研究生教育大规模发展做辩护，也为进一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做铺垫。笔者认为这值得警惕。发展研究生教育 , 当然很有必要，但如果过度重视规模和数量，而忽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特色，以及研究生教育和社会需求的接轨，那么只会制造研究生泡沫。事实上，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泡沫已经出现，而且有越吹越大之势。我国高校曾在 2009 年前后降低研究生扩招的幅度 ( 控制在 5% 以内，但近年来借研究生培养结构调整，一些高校还在增加研究生招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追求“教育 GDP ”的思维未变。现阶段研究生的数量，就是教育部门和高校的重要“ GDP 数据”。不少高校认为，只有大办研究生教育，甚至做到研究生规模超过本科生规模，才是学校高水平的表现。面对近年来旺盛的考研热，高校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也有充足的“底气”。而且，相对于本科教育来说，大幅扩大专业硕士招生 , 是更方便、更赚钱、更能增加学校的研究型大学味道的事。但他们没有想过，为什么研究生报考这么热 ? 考研热，最直接的原因是大学生就业难，一些学生把考研作为就业的“避风港”，加之我国社会存在“学历情结”，于是考研成为很多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出路。可这并非好的出路，把考研作为就业的避风港，那么，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 认为提高学历就能提高就业竞争力，可没有与学历相匹配的真实能力，最终会让学历贬值，也让研究生教育贬值。这些问题 , 教育部门和高校并非不清楚 , 但要扭转扩张趋势，面临强大现实利益的阻力，包括 : 如果缩小研究生招生规模，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出路就会进一步减少 ( 考研是本科毕业学生的重要出口之一 ,2013 年 , 我国研究生招生 61.14 万人 , 比上年增加 2.17 万人 , 增长 3.68%); 有的高校还想进一步升格 , 办学术性大学 , 希望增设硕士点、博士点。在这种情况下 , 笔者认为 , 教育部门要对研究生发展结合国家人才的实际需求、高校办学的实际情况 , 进行科学决策。当初大学扩招时 , 也是拿发达国家大学人口每 10 万有 2 万左右的数据 , 来论证我国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必要性 , 直到今天 , 还有很多人认为我国大学文化人口并不多 ,10 万人只有 1 万不到 , 而美国 10 万人里有本科学历者达 2.4 万 , 如果简单对比 , 会得到我国应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结论 , 可是这需要全面分析美国的情况 , 美国 GDP 中 , 服务业附加值的贡献占 80%, 而我国服务业的附加值仅占 GDP 的 45%, 而服务业是容纳大学生最多的行业。服务业不发达 , 是造成我国大学人口比例不高 , 但大学生就业却十分困难的重要原因。如果不顾这个事实 , 盲目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 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11 月 13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美放宽学生签证有效期会如何影响中国教育 》：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10 日在北京宣布，美中双方已缔结签证有效期延长的条约，两国之间、商务旅游签证有效期从 1 年延长到 10 年；学生与交流签证有效期也从 1 年延长到 5 年。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 2014 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 2013 年，我国赴海外留学人数共 41.39 万，其中赴美留学人数是 235597 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美国读高中的学生已经超过三万人。可以预见，新的签证政策推出后，会进一步引起留学美国升温。 这对于增加中国学生的教育选择机会，扩大中美教育的交流、合作，无疑是利好。但另一方面，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必须思考，在国际教育竞争面前，如何吸引优秀学生选择自己？ 目前，国内舆论普遍存在一种说法是，通过出国留学来“倒逼”国内教育改革。然而在笔者看来，如果没有改革教育管理和评价制度的主动性，“倒逼”说只会是说说而已。出国留学“倒逼”国内教育改革，有两大理由 : 一是与出国留学热对应，我国一批高校因生源不足，已面临破产关门困境，要走出困境，唯有提高办学质量。以每名出国留学学生平均年花费 25 万元人民币计算，就是 800 多亿元，如果能提高办学质量，留住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这不仅对国内教育发展有利，而且对过国内经济发展也有利。二是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生源，如果国内优秀学生都选择出国留学，我国大学是很难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但面对竞争以及现实生存的压力，近年来，教育部门和高校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革举动。对于因生源危机而濒临破产的高职高专、地方本科院校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开放招生，“宽进严出”—在出国留学中，有一部分属于“垃圾留学”，这些学生由于无法在国内达到专科录取分数线或本科分数线，而无奈选择出国留学，那么，为何不通过开放招生来为这些学生提供求学的机会呢？但实行这一改革需打破现在的高考集中录取制度，给大学充分的自主权，同时，要求高校进行管理制度改革，重视人才培养，建立质量监控体系，才能做到“宽进严出”。对于正准备建设一流大学的 985 高校、 211 院校来说，留住优秀人才，最根本的办法是办出学校的个性、特色，培养有创新活力的人才，这需要学校能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开设课程，采取适合本校人才培养定位的教育教学模式。简单地说，就是要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但实行这些改革，需要推进教育部门向学校放权，学校行政向教授、教师放权。可放权的改革，势必触动既得利益，于是喊了多年的改革，难见踪影。笔者认为，发展我国教育，要有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新思路。笔者担心的是，在既得利益的阻力下，我国的教育改革仍旧迟缓，这会进一步让出国留学热升温，还会滋生出一种社会情绪，即：既然有国外的选择，就不要再和中国教育玩了。这反而会降低对中国教改的关注，近年来，本应对教育改革、发展十分关注的群体—企业家群体、中产阶层群体—却越来越对中国教育漫不经心起来，原因在于，这些人中的相当比例已准备让孩子出国留学。还有一些教育官员、学校领导，面对家长对教育问题的批评，不是反思自身的问题，而是对家长冷嘲热讽：你有本事让孩子出国留学啊！这种态度，怎么能应对开放带来的国际教育竞争压力？而众所周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没有竞争力的教育，在未来的国家和社会发展中，何来创新人才去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熊丙奇和《第一财经日报》的关系处得不错。但是，我不理解，熊丙奇为什么以“ 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身份出现在《第一财经日报》。 “ 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是什么关系。 以上内容约 5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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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1-24 10:21
国家发展研究院CCER 专业： 政治经济学 经济史 西方经济学 世界经济 理论经济学 金融学 企业管理 招生人数：招生总数34人，网站其中拟接收推荐免试生不超过30人。应试生复试比例不超过200%，复试权重50%。实际招生人数在10个人左右。2015年推免21个人。西方经济学接收推免11人。 分数： 2014:371 2013:397 2012:380 复试人数：21-27 注：三年制，一般都是硕博连读 考试科目：政治、英语一、数学三、932经济学理论 专业课1、倾向于中级宏微观，大家可以看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对于跨专业的不太适合考，对经济素养的要求很高。 2、题目侧重于计算，数学演绎。大家可以看一下统计类的书籍。 3、经济学理论分为两部分，微观和宏观各站一半。 4、宏观指定的参考书还有巴罗的《宏观经济学》。 微观三本书最好都看看，看书顺序：现代观点，十八讲，周惠中。前两本要仔细看，最后一本当扩大眼界来看，不必细究，对于高微，我建议大家实行“拿来主义”，在看十八讲时，如有不懂，或不会做题时，翻翻高微的书，参考参考，这样有利于你对十八讲的理解，同时可以看看课后的题，力所能及的就做做看，特别是和十讲相似的题，但不要花太多的精力，超出十八讲的就不用看了。 宏观看萨克斯的全球、曼昆、霍尔泰勒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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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22 18:27
希望主流媒体不要说熊丙奇是“ 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专家” 【仅供教育研究。初稿，待充实修改】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自称是“学者”，他多么希望当上“专家”啊。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不知道，专家的帽子不是随便往头上戴的。弄不好相当于“紧箍咒”。私相授受可不行啊。 2015 年 1 月 20 日 ，某网站发布“新闻” 《精锐教育荣聘熊丙奇为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专家》： 精锐教育总裁张熙向熊丙奇博士授予聘书 　　 2015 年 1 月 19 日， “ 精锐教育专家签约仪式 ” 于精锐教育集团举办，精锐教育总裁兼创始人张熙老师向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广评选 “2014 中国教育变革人物 ” 、搜狐 “ 中国教育推动者 ” 熊丙奇博士授予聘书，特别聘请其为 “ 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中高考研究专家 ” 。 熊丙奇博士 　　熊丙奇博士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风向人物，熟谙中国教育制度，关注中国教育变革，主编及参与主编了《高校学生工作者手册》、《成功宝典（从小学到大学）》等著作 18 种 30 版次，作品获得教育部、上海市嘉奖 20 余次，是现代教育报、东方早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的教育类专栏作者，多次发表中高考政策深入剖析及举办大型讲座。 　　精锐学习力研究院名师荟萃，汇集了一批教育界精英人士为顾问，准确把脉最新中高考政策方向和命题规律，独家推出《中考白皮书》《高考白皮书》《状元智慧树》等专业教辅丛书，将独家教研成果融入 1 对 1 个性化课程，已取得骄人成绩，不但精锐老师团每年都押中各地中高考关键考题，精锐的成功学员还包括多名省级高考状元或中高考单科满分学员。 相信精锐学习力研究院有了熊教授的加盟，更加如虎添翼，将帮助更多学员快速提高成绩，一圆名校梦想！ 已经有网络媒体转载此新闻。下一步，或有媒体炒作此事。试图扩大影响。 2015 年 1 月 22 日 ，天涯网《快乐生活（作者：乐创科技小松）《精锐教育荣聘熊丙奇博士为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专家？》 读完以上文字，我隐隐约约感到，“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或许以 “ 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专家” 的面目出现在媒体上。 仅此提醒：希望主流媒体不要说熊丙奇是“ 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专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 精锐教育总裁兼创始人张熙老师特别聘请其为 “ 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中高考研究专家 ” 。请注意， “ 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中高考研究专家 ” 去掉“中高考”三个字就变味。主流媒体如果 说熊丙奇是“ 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专家” ，就可能产生误导社会的效果。 第二、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广评选 “2014 中国教育变革人物 ” 、搜狐 “ 中国教育推动者 ” 熊丙奇博士的“专家”身份需要权威机构认定。精锐教育总裁兼创始人张熙老师认为熊丙奇是“专家”，属于企业内部事务。自己不具备“专家”资格，怎么能授予别人“专家”称号？主流媒体不宜把企业行为合法化正规化。 第三、发布 《精锐教育荣聘熊丙奇为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专家》 “新闻”的网站 ( 鄂 ICP 备 11004136 号 -1) 在网页底部有 免责声明：站内发布的所有信息为网站用户自行发布，本站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法律责任。 主流媒体如果说熊丙奇是“ 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专家” ，只能错责自负。 第四、主流媒体应当知道熊丙奇的真实身份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 以人事劳资社保医保关系为准 ) 。熊丙奇的职称是上海交通大学编审。熊丙奇披的是 “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外衣。外衣身份不具有法律效力。 熊丙奇披上 “ 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专家” 万一仍然无济于事。 精锐教育总裁兼创始人张熙老师可以宣布发给熊丙奇的聘书无效。（这样做符合法律规定：不真实的聘书自发生时就是无效的。） 你如果想知道熊丙奇是否够专家资格，可以请上海交通大学上千名教授投票表决。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以上内容约 1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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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14 05:51
《羊城晚报》称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专家” 与事实不符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于 2002 年，是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开展独立教育研究与政策倡导，借助教育界内外的民间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百度百科》解释，专家：在学术、技艺等方面有专门研究或特长的人。 2013 年 11 月 16 日 ，《羊城晚报》 ( 记者 陈晓璇 林世宁 )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专家熊丙奇认为：“一年多考”应配合多次录取》原标题：《“一年多考”应配合多次录取》：“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15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透露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重磅消息。这是对三年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10 》（下简称《纲要》）所确定的高考改革思路的进一步重申。 15 日晚，羊城晚报记者第一时间邀请教育专家对决定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 【熊丙奇：高考改革须招考分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专家熊丙奇 指出，《决定》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这些内容基本上与《纲要》相吻合。略微不同的是，《决定》提到了“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并明确“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熊丙奇表示，高考改革必须以考试招生分离为核心，如果不推进考试招生分离，而只是在考试科目、考试形式上做改革调整，将很难打破当前的应试教育体系，切实缓解社会的考试焦虑。据介绍，我国过去 20 年的高考改革，一直在高考科目上做文章，从 7 门到 6 门，再到 3+X ，可应试教育的局面未有改观，原因在于高校在录取时还是按单一的分数从高低结合志愿投档录取，录取中每分必究。再就是，推进一年多次考，应对应多次录取才有成效，否则，多次考选择最好的一次成绩计入总分进行排序录取，还是为一次集中录取服务，非但不能减轻学生焦虑，反可能增加学生的焦虑。熊丙奇认为，推进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只需把目前已经尝试的 90 所高校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脱钩，将自主招生移到统一高考之后，并把统一高考的功能从目前的选拔转为评价即可。“在统一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大学可自主提出申请成绩要求，达到申请成绩要求的考生可自主申请若干所高校，大学独立进行录取，每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熊丙奇说，这样的考试、招生方式，就做到了考试招生相对分离、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同时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如果操作成熟，就可以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改革考试、实行一年多次考，最终形成多次考试、多次选择、多次录取，建立起全新的多元评价体系。 http://jingji.cntv.cn/2013/11/16/ARTI1384584014102702.shtml 读完以上文字，我想说： 《羊城晚报》称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专家” 与事实不符。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熊丙奇的现在的身份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辞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的职务。尽管是招聘的。 第二、熊丙奇的专业技术职称是上海交通大学编审。熊丙奇没有辞去上海交通大学编审职称。熊丙奇说教授是职务不是职称。编审同理。 第三、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的外衣，但没有领取“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支付的报酬。严格意义上，熊丙奇不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的员工。 第四、熊丙奇关于中国教育的研究比较肤浅。熊丙奇 1972 年出生，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2009 年才脱离行政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成为“专家”。况且熊丙奇对中国教育的研究仅限于教育行政管理。议论的事多属于鸡毛蒜皮的杂七杂八的小事，不成系统，不成体统。 以上四点，足以说明《羊城晚报》称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专家” 与事实不符。如果需要长篇大论，可以展开讨论。 以上内容约 1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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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13 13:53
熊丙奇使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个头衔只是为了发表稿件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于 2002 年，是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开展独立教育研究与政策倡导，借助教育界内外的民间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为什么 使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个头衔？ 2014 年 12 月 26 日 ，熊丙奇新浪微博《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2006 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贴在我的博客里。文章如下——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 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 “正高” 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 默许 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 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这篇文章贴到博客后，有的媒体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有的媒体还继续以前的做法。当然，我的“身份”，也随着不断关注高等教育问题，有了不同的称谓，甚至有媒体称著名教育学者。这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虚名，对问题的解读，并不会因身份而增加多少分量。 2007 年之后，我很少再用所在学校的身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并反复关照媒体。不是我不愿意，而是 我被要求不要用学校身份撰文、发表意见 ，尤其是批评教育问题的意见。我理解学校承受压力的苦衷，再说，发表这些观念，本就是属于个人，与所在单位无关，因此，我也接受了学校的要求。可媒体发文总要作者提供一个机构，于是，我曾用“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之名发文，但又有媒体提出，这个身份好像与你发表的教育问题看法不符噢——真不明白，身份难道对发表意见很重要？后来，我终于找到志同道合者，被聘为非盈利性的教育公益机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兼职参与我感兴趣的教育问题研究，这个机构吸引全国诸多优秀的教育学者，共同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当然，也有人质疑，作为公办大学的在职人员，参与民间机构的教育研究，这是不是不符合规定。而如你所知，参加教育公益机构展开研究，并没有任何教育利益，更重要的是，其开展的研究，也是为促进中国教育进步。——近年来， 21 世纪研究研究院后一直紧密参加国家教改的设计与推动，包括有的建议被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采纳。就这样，我在撰文、接受采访时，有了一个新的 头衔：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这是过去 6 年多来，陪伴我最多的一个“头衔”。说实在的，这个头衔，只是为在当今的中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有个“出处”，最重要的还是观点本身是否有价值。当然，我也乐意用这个头衔，因为让我不再受体制内身份的困扰，不必提什么编审、博士、教授之类，也保持发表意见的独立性。——意见是否有道理，由公众评判。再后来， 2009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我不愿意放弃教育研究，我离开了学校原来的行政岗位， 被转岗到校产企业 ，我不在乎这种安排，因为 我已经没有在行政上发展的丝毫愿望 ，只要有一个地方给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安心研究教育问题就可以了。但新岗位身份，似乎更不适合发表分析教育问题的文章，我也只能继续延续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头衔”。而为了让自己有更充足的空间，我必须完成相应的项目指标， 基本上靠自己养活自己 。中国的教育问题非常深重，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的“身份”或许就是问题之一。既然选择了前行，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很多教育问题需要反复唠叨，于是几乎每天我都会早起撰写评论文章，每天都接受媒体采访。改革进展极为缓慢，像大学的问题，比 10 年前我写《大学有问题》一书时，没有多少减少，但不能放弃改革的努力。再旧事重提，且补记上最近几年自己的“身份变化”，还是希望还原自己的“真实”， 媒体不要再称我是某大学的教授 ，我已经在这所学校的很边缘地带了，而且职称本来就不是教授；提某大学的编审也不必，因为我也已经离开以前的工作岗位，虽然还有这一职称；如果要用单位身份，就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员”，连副院长也不必提——这不是什么官位，因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本就没有任何级别——如果不用单位身份，就用“教育研究者”或者“多年关注中国教育者”吧。最好，就用我单独的姓名，如同 10 年前，我希望的那样。不管是什么身份，哪怕没有任何身份，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 http://weibo.com/p/1001603792109227392935 读完以上文字，我恍然大悟，原来 熊丙奇使用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这个头衔只是为了发表稿件。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吹媒体采用他的稿件不是冲着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这个头衔 而是看重稿件质量，那么你为什么死乞白赖使用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这个头衔？ 我想，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使用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这个头衔 不怕玷污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一颗定时炸弹。有危险性。 我又想，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使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这个头衔 威胁到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生存质量的时候，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是否还允许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使用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这个头衔？ 我还想，如果全国主流媒体都知道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底细， 对熊丙奇不予理睬，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使用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这个头衔 还有什么意义？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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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9 17:31
熊丙奇以“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身份登录《半月谈》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不隐瞒。但是，“满城贴告示。还是有不识字的”，还是有没看到告示的。魔术照常演出。其乐无穷。 2014 年 12 月 26 日 ，熊丙奇新浪微博《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2006 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贴在我的博客里。文章如下——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 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 “正高” 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 默许 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 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这篇文章贴到博客后，有的媒体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有的媒体还继续以前的做法。当然，我的“身份”，也随着不断关注高等教育问题，有了不同的称谓，甚至有媒体称著名教育学者。这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虚名，对问题的解读，并不会因身份而增加多少分量。 2007 年之后，我很少再用所在学校的身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并反复关照媒体。不是我不愿意，而是 我被要求不要用学校身份撰文、发表意见 ，尤其是批评教育问题的意见。我理解学校承受压力的苦衷，再说，发表这些观念，本就是属于个人，与所在单位无关，因此，我也接受了学校的要求。可媒体发文总要作者提供一个机构，于是，我曾用“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之名发文，但又有媒体提出，这个身份好像与你发表的教育问题看法不符噢——真不明白，身份难道对发表意见很重要？后来，我终于找到志同道合者，被聘为非盈利性的教育公益机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兼职参与我感兴趣的教育问题研究，这个机构吸引全国诸多优秀的教育学者，共同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当然，也有人质疑，作为公办大学的在职人员，参与民间机构的教育研究，这是不是不符合规定。而如你所知，参加教育公益机构展开研究，并没有任何教育利益，更重要的是，其开展的研究，也是为促进中国教育进步。——近年来， 21 世纪研究研究院后一直紧密参加国家教改的设计与推动，包括有的建议被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采纳。就这样，我在撰文、接受采访时，有了一个新的头衔：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是过去 6 年多来，陪伴我最多的一个“头衔”。说实在的，这个头衔，只是为在当今的中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有个“出处”，最重要的还是观点本身是否有价值。当然，我也乐意用这个头衔，因为让我不再受体制内身份的困扰，不必提什么编审、博士、教授之类，也保持发表意见的独立性。——意见是否有道理，由公众评判。再后来， 2009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我不愿意放弃教育研究，我离开了学校原来的行政岗位， 被转岗到校产企业 ，我不在乎这种安排，因为 我已经没有在行政上发展的丝毫愿望 ，只要有一个地方给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安心研究教育问题就可以了。但新岗位身份，似乎更不适合发表分析教育问题的文章，我也只能继续延续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头衔”。而为了让自己有更充足的空间，我必须完成相应的项目指标， 基本上靠自己养活自己 。中国的教育问题非常深重，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的“身份”或许就是问题之一。既然选择了前行，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很多教育问题需要反复唠叨，于是几乎每天我都会早起撰写评论文章，每天都接受媒体采访。改革进展极为缓慢，像大学的问题，比 10 年前我写《大学有问题》一书时，没有多少减少，但不能放弃改革的努力。再旧事重提，且补记上最近几年自己的“身份变化”，还是希望还原自己的“真实”， 媒体不要再称我是某大学的教授 ，我已经在这所学校的很边缘地带了，而且职称本来就不是教授；提某大学的编审也不必，因为我也已经离开以前的工作岗位，虽然还有这一职称；如果要用单位身份，就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员”，连副院长也不必提——这不是什么官位，因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本就没有任何级别——如果不用单位身份，就用“教育研究者”或者“多年关注中国教育者”吧。最好，就用我单独的姓名，如同 10 年前，我希望的那样。不管是什么身份，哪怕没有任何身份，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 http://weibo.com/p/1001603792109227392935 http://xb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302041492009914641306/ http://xiongbingqi.blog.sohu.com/307313123.html 八年前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有一件迷彩服“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这件迷彩服有魔力，可以使人真假难辨。 2011 年 06 月 11 日 ，南方网（熊丙奇 教育学者）《熊丙奇：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解读国家教育政策，有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也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可是，有的媒体偏要找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岂非咄咄怪事！ 2015 年 1 月 5 日 ，《半月谈》《 2015 年，哪些民生领域改革亟待推进 》：【教育制度改革：资源均衡配置】 2014 年 11 月，北京市一套 4.4 平方米的学区房卖出 135 万元的天价，引发舆论哗然。如何促进教育资源更加均衡配置、打破一考定终身的招生录取制度等问题再度被问及。“ 2014 年是教育改革措施落实最多的一年。”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说，《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审议通过，提出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改革招生录取机制和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春季高考、大学章程等改革措施已经落地。但与当前公众对教育改革的期待相比，这些措施力度还不够。熊丙奇认为，教育制度改革最需要突破的领域还是教育公平。他说，在义务教育阶段，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强校和弱校之间的不均衡需要尽快打破。要从根本上消除不公平因素，还需要改变当前财政支持教育的方式，并推动优质师资的流动，促进强校弱校齐头并进，进而解决择校和天价学区房等不公平现象。对于高等教育，招生与考试制度改革还需要重点突破。在考试制度上，如何让综合素质评价能够被采纳、有采用价值，需要教育部门展开探索 ; 在录取制度上，如何避免高校的自主权和录取名额的分配造成新的不公平，也是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今后，或许还有媒体殷勤请教“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以上内容约 4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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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5 05:50
熊丙奇疑似“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学术民工”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2010 年 9 月 17 日 ，光明网（王传言）《博士变身“学术民工”是谁之过》：数据显示， 2008 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我国在读博士生人数也由 1999 年的 5.4 万人增加至 2009 年的 24.63 万人， 10 年间增加了 3.56 倍。在博导增长人数跟不上博士生扩招速度的背景下，统的导师制已经不能适应大批量的博士培养，我国开始了从导师制到老板制的转变。这些都是源自华中科技大学周光礼教授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对于中国博士生的总数已经超越美国，但在质量上却是远远滞后的现象。更让人感到悲戚的是中国很多博士生已经慢慢沦为其导师的廉价劳动力，或者称之为“学术民工”也一点不为过。在“民工”之前加上“学术”二字其实正好是对于其身份的界定。学术，意味着其做的事情不是普通的搬运工作，而是与学术有关系的搬运整理工作。民工，意味着廉价以及持续不断的一种态势，或者这样的态势还会继续下去。 2011 年 12 月 18 日 ，中国江苏网（通讯员 陈育凡 杨萍 记者 袁涛 实习生 陶雯雯）《熊丙奇在宁炮轰高校教育：大学教授犹如“学术民工”》：“大学的使命就是要进行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但现在国内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大学的办学很多时候在阻止创新，阻断传承。” 12 月 17 日 ，在南京理工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创新中国论坛上，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专家熊丙奇直言目前国内大学面临很多问题，想要真正做到创新困难重重。熊丙奇认为，由于功利化倾向的存在，许多高校并未引导教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潜心做学问，而是采取一年一考核的制度，希望教师一年就要出成果，这样的结果导致大学教授们都要拿着论文、课题经费、专利去兑现工分 最后就变成了“学术民工”。 读完以上文字，我想探讨什么叫“学术民工”。 《百度百科》解释：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学术。 《现代汉语词典》第 782 页解释“民工”：在政府动员或号召下参加修筑公路、堤坝或帮助军队运输等工作的人。 2005 年 9 月 29 日 ，网易“三三得九”发帖《闲话“学术民工”》：现在的大学生几乎不值得民工的价钱了。最有趣的还是这个清华的博士退学引出了“学术民工”的概念。 看来，博士不愿意当“学术民工”。教授不愿意当“学术民工”。戴了博士帽子的教授不愿意当“学术民工”。 可是，许多时候，发生事与愿违的怪事。 2009 年9 月以来，上海交通大学戴了博士帽子的教授级编审（据说还是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熊丙奇竟然自保奋勇 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学术民工”，是什么动力驱使他这么做。就像永动机一样。 熊丙奇以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名义出现在媒体上，无异于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代言，充当广告播放器。这一点，或许 熊丙奇本人没有意识到。 杨东平毕竟老谋深算。 熊丙奇或许年幼无知。或许是“士为知己者死”，甘心情愿。 我们不妨举例说明。 2009年9月27日，《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翁倩）《高校名师评选违反教育规律》：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选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百名获奖教师中，仅有10％左右为纯一线教师，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9成，还有人身兼数职。和教育相关的问题总是触痛百姓的神经。为官为师能否兼得？名师官员的身份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大学格局？本刊就此采访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2010 年 4 月 13 日 ，新浪网“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博客”发帖《我院正、副两院长出席教育部《规划纲要》 11 人座谈会》： 4 月 8 日 下午， 11 位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过宝贵意见的社会各界代表，应邀参加了在教育部举办的座谈会，对教育规划纲要下一步的制定工作发表意见和建议。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吴德刚主持了座谈会。我院院长杨东平先生、副院长熊丙奇先生应邀参加了会议。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提出，规划纲要应突出体制改革优先。现在的文本中，这个概念不是很突出，被淹没在大量的日常性的工作描述中。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提出，结合规划纲要文本在媒体上发表了近 30 篇评论，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他希望教育行政部门转变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建立科学民主的机制，并希望能够发起一个规划纲要落实和推进大讨论，让基层的老师和学生都了解和参与改革。 2010 年 11 月 25 日 ，科学网《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大学教育应该如何回答钱学森世纪之问》：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谈一下我的初步感想，大概是 4 年前 21 世纪研究院搞了一个活动，很多专家发表了感言，我感觉今天的会场和那个会场没有什么差别，话基本上是一样，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基本上处于尴尬的状态，非常纠结。一来很高兴，虽然教育问题很多，问题大学、问题教育，中国大学的教育问题特别痛苦。但是还有这么多人一直在痛苦的纠结当中，承受痛苦的大家，大家一起诉说痛苦。同时感到难过，离开这个会场创新无处不在，有很多口号，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创新型的人才，到处在说创新，但是创新离我们还很远。 2010 年 12 月 29 日 ，《新安晚报》 ( 李嘉树 ) 《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厘清政府和大学的关系》：熊丙奇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厘清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大学完全有权决定自己招收什么样的学生，也有权给学生颁发文凭。颁发的文凭是否应该得到认可，也要由专业的社会机构来评定。”熊丙奇说。 2011 年 4 月 25 日 ，中国教育在线《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专访》：嘉宾简介：熊丙奇，男，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博士。 2011 年 9 月 21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邱晨辉）《生源危机袭来 民办高校难逃破产——专访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自今年上半年《 2011 年高招调查报告》发布以来，有关高校生源危机的讨论便持续不断。不少专业人士认为，生源危机既让一些学校面临重组甚至破产的压力，又是推进高考改革、促进高考公平的良机。针对生源危机，学校、教育行政系统是否作好了相应的准备？这一危机对高校尤其是高职高专、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专访了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熊丙奇：从目前来看，陷入生源危机的学校，主要是在第三批及之后批次、“层次较低”的民办高职高专、民办本科院校和独立院校、公办的高职高专。 985 、 211 院校，地方建设的公办本科院校，由于放在第一批次、第二批次招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难以感受到生源数量变化对它们的影响。“破产”其实已经来了，不少实行非学历教育的自考助学教育机构已经出现倒闭的现象，接下来就是学历教育机构，有的学校虽然并未走“破产”程序，但实际上已经被其他学校接管，名存实亡。 2012 年 5 月 11 日 ，人民网强国论坛访谈室《教育减负出路在哪儿？》： 5 月 11 日 14 时，著名教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编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做客强国论坛，以教育减负出路在哪儿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欢迎参与。 2012 年 5 月 28 日 ，《青年时报》（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有多少人接受孩子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教育的实质是让每个人的生活更美好，因此，它不要求学生与学生之间比出高低，而是要让孩子们每天有进步，并从进步中感受到快乐。如果有这样的心境，孩子们的童年将是快乐的、他的中小学也将充满阳光，比起那些每分必究、生活在名次和成功幻想中的学生，这样的孩子的人生其实更有价值与意义，因为他们为自己活，而不是为别人而活。走到这一步，我国社会、教育有很多事要做。 2012 年 10 月 1 日 ，《 21 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 杨志锦 况娟）《一个百强县的教改试验》：陕西府谷 15 年免费教育当地约 4.5 万学生受惠，县财政多投入 5300 多万元。府谷县教育局副局长刘万兵称，“府谷县于 2011 年迈入中国百强县第 69 位，其他名次靠前的县份亦未出台免费教育政策。但我们做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称：“推行 15 年免费教育在当前全国各地其实都有实力，而是否推行，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办教育理念。” 2013 年 4 月 7 日 ，《 21 世纪经济报道》（马晖）《教育部制止自主招生“高考化”将出台三位一体选拔法》：“类似校园开放日的尝试，应该是未来中国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其本质就是给高校更多的招生自主权。”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表示。 2013 年 8 月 6 日 ，东方网（记者刘昕璐）《报文科成了“走独木桥”：“文科生过剩”的预警信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尖锐指出，报考文科的人数日益增多，这与功利心态不无关系。目前，社会上普遍有“选文科更容易考上大学、更容易考上好大学”的想法，不少高中学生及其家长选择文理分科时的理由不是兴趣，而是以“能不能考上”为第一目标，认为文科方面只要背背熟总容易拿到基本分，加上高中文理分科时也无明确门槛限制，直接导致文科考生竞争加剧。此外，老师也会动员一些成绩不理想的艺考生考文科。 2013 年 10 月 23 日 ，《 21 世纪经济报道》（本报记者 李芃）《减负还是跑偏？多地高考新政降低英语权重》：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解释，师资水平、教学条件的差异，对学生听说能力影响非常大，这也是农村学生英语成绩整体不如城市学生的重要原因。 2013 年 11 月 29 日 ，《北京青年报》《对话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话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熊丙奇：要制约高校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不能指望行政领导自觉“把关”，而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有效制约学校行政的权力。这就必须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学校内部治理改革。在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方面，核心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大学校长应该从行政任命变为公开遴选且取消行政级别，这样遴选的校长才会对学校办学负责，而不是对上级部门负责。 2013 年 12 月 13 日 ，《湘声报》（记者 刘敏婕）《“行政级别使大学失去灵魂”——对话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高校去行政化阻力何在？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如何逐步推进？湘声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教育学者熊丙奇和省内多位学者。“中国高校所谓的去行政化探索都是形式主义，过去这么多年，高校过度行政化问题没有减轻，行政级别也没有取消，试点效果不明显源于改革没触及核心。”知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在接受湘声报采访时说。在他看来，目前高校行政化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学校没有自主权，人事权和财权都在政府部门手里；二是学校行政权把控了教育权和学术权。“对于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应该明确时间节点和路线图，否则‘逐步’就会变得遥遥无期。”熊丙奇说。 2014 年 11 月 29 日 ，《法制晚报》（记者 李文姬 实习生 崔明辉）《 47 高校公布 " 家规 " 9 成提出学生可参与反腐》：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如今高校严重行政化，导致了行政治校的局面，意味着学校对行政负责，而不是对教育负责。长久以来，导致学校没有办学的个性与特色，所以也无法培养创新型人才，“去行政化是学校在办学方面提高的必然选择”，能在高校章程中凸显反腐的相关内容，也是一个进步。熊丙奇说，他更关心的问题是大学章程规定的内容有多少能得到切实落实，如果章程的条款不能落地，就只是摆设。未来如何把章程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熊丙奇说：“不能行政说了算，要明确党委常委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的角色，以及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作用。” 2014 年 12 月 23 日 ，《中国青年报》《调查： 25.6% 受访者表示身边大学生为学术而考研》：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指出，眼下，教育部门和学校所做的，只是简单地减少学术性研究生规模，调整为专业硕士，而对专业硕士的课程、培养模式和师资并未进行任何调整。甚至出现由于调整为专业硕士，导师所带学生更多、课程要求更低、上课规模更大的情况。 读完以上文字，读者看到，熊丙奇的名字前面又一个物主代词“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熊丙奇与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拴在一起。勾搭连环。形同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 我不知道媒体采写教育文稿时，是首先想到“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还是首先想到 熊丙奇。也许 首先想到“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我不知道在媒体心上和眼里，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重要，还是熊丙奇重要。或许难分伯仲。类似于双胞胎。 我不知道如果熊丙奇告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谁替“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张目？ 熊丙奇与“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相得益彰？各得其所？有钱难买愿意。 熊丙奇疑似“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工具。 熊丙奇疑似“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学术民工”。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 熊丙奇这样的“学术民工”，在中国并不多见，十分难得。 熊丙奇是否得不偿失，他自己心里应当有数。 1999 年 12 月 20 日 澳门回归主题曲《七子之歌》歌词：你可知 Macau 不是我真姓？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希望有一天，媒体直接采访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熊丙奇应当为上海交通大学效忠效力。不要被别人说“吃里扒外”。 不要说熊丙奇“明明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 中国教育科学院的研究员如果都像熊丙奇这样敬业，也许熊丙奇不会声名鹊起。中国古代的哲人曾经慨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金瓶梅》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单道世上人，营营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到头来同归于尽，着甚要紧！ 熊丙奇，请你多保重。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5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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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应当知道：“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怎么回事
大庆商江 2014-12-22 16:58
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应当知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怎么回事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2012 年 01 月 25 日 ，《南方都市报》（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高校冠以国立，明确政府与学校关系》：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国家投资举办的高校，基本上都称为“国立”，诸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等等，这体现的就是现代大学制度中，政府和学校比较合理的关系。根据我国 2010 年 7 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要实行以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为核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建立新型的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落实这样的改革精神，将“部属”大学更名为“国立”大学，将“省属”高校，更名为“省立”大学，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这至少从学校的名称上改变了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政府明确自身的职责，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加学校办学的独立性。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怎么回事？ 《百度百科》介绍：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于 2002 年，是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开展独立教育研究与政策倡导，借助教育界内外的民间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民办非营利性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名称前面，没有限定词语。不明真相的人或许认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至少是省级的，可以是是国家级的甚至世界级的。（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朱永新）的身份或许抬高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地位”身份。这不算狐假虎威。 主流媒体应当知道民办非营利性组织没有行政级别。（个别媒体或许不做任何调查，只凭感觉和道听途说） 《百度百科》介绍：杨东平，男， 1949 年 9 月生，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传统文化继承和改造、教育公平等问题并参与实际行动。兼职：苏州市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注意；所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原来是苏州市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何时去掉“苏州市”三个字，不得而知。为什么去掉“苏州市”三个字，不得而知。不算“欺世盗名”吧。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1998 年 10 月 25 日国务院令第 251 号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1998 年 10 月 25 日国务院令第 251 号发布）第五条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第二十五条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五项：设立分支机构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地址】 北京办公室：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8 号金丰和商务苑 C 座 409 室。 扬州办公室：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淮海路 98 号汇展阁 408 室 【或许苏州市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改为江苏省扬州市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成员 14 人 杨东平（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兼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学者） 胡建波（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西安欧亚学院董事长兼院长） 彭鸿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远景教育投资集团董事长） 徐小平（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理事长，真格基金会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陈丹青（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著名画家） 康 健（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王伯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麦可思数据公司总裁） 信力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许 华（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光华实业集团董事长） 徐永光（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袁 岳（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张守礼（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奕阳教育集团董事长） 张学兵（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中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张亚哲（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 【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共计 18 人，按姓名拼音排列】 柴纯青（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小学管理》杂志社社长）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康 健（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前北大附中校长） 史静寰（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 王 烽（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主任） 王 丽（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王 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江苏扬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 文东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谢 湘（中国青年报前副社长） 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杨东平（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袁桂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袁连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朱永新（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 朱小蔓（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郑新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管理团队 杨东平（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学者） 王 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小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苏扬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 柴纯青（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小学管理》杂志社社长，民办教育专家） 黄胜利（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 刘胡权（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罗惠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传播部主任） 郭兆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项目部总监） 刘文泽（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游学项目主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公众视线里如海市蜃楼。（国家教育部或许忽略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在公众视线里如脱缰的野马，横空出世。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主流媒体的衬托下光彩夺目，叱咤风云。 我认为，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应当知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中国大陆主流媒体报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应当注明“ 民办非营利性组织”。 《搜狗百科》解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级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其前身是 1941 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 2011 年 8 月 4 日，经教育部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更名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46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电话： 010-62003408 传真： 010-62003408 电子邮箱： zjyb@nies.net.cn zjxxzx@nies.net.cn 教育部政务公开办公室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大木仓胡同 37 号；邮编： 100816 ；联系电话： 010-66092090 ； 010-66096825 ；传真： 010-66092060 ；邮箱： gongkai@moe.edu.cn ） 我建议： 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在报道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的重大事件时，请勿本末倒置或者舍本逐末。应当首先想到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咨询，不是向民办非营利性组织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咨询。不宜心里明白腿打飚。 ​​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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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研究生经历究竟如何？
大庆商江 2014-12-8 18:15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研究生经历究竟如何？ 2013 年 11 月 09 日 ，新华网（记者李江涛、朱利）《我国已培养博士人才逾 50 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培养４２０万名硕士、５０万名博士，近５００万名高学历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 2014 年 10 月 21 日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五年培养了半数研究生不是一项成就》：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 10 月 18 日在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 2014 年国际论坛上说，自 1981 年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 30 多年间共培养博士研究生 49 万人，硕士研究生 426 万人，其中近 5 年培养的研究生约占培养总量的 50% 。从媒体报道看，教育部是把研究生规模的快速扩大作为重要的教育成绩，而且，很可能进一步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因为“我国大学生规模超过其他国家，但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需求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我国目前在学研究生总数约为 170 万人，大致相当于美国上世纪 80 年代注册研究生的规模。 2012 年我国博士生毕业总数为 5.6 万人，约为美国的 40% ；硕士生毕业总数为 56 万余人，不到美国的 70% ”。教育部门列出这组数据，似乎想为研究生教育大规模发展做辩护，也为进一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做铺垫。笔者认为这值得警惕。 2014 年 12 月 02 日 《 中国教育报 》发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文章《发展研究生教育需遏制 “ 规模冲动 ” 》：对于国外研究生教育，我们更应该关注其办学制度，而非外在规模。国外的大学，实行现代学校制度，是自主办学、自授学位，各校的教育具有本校的特点，同时保障教育质量。 看了这段文字，我似乎感觉到熊丙奇或许是在“实行现代学校制度”的“保障教育质量”的“国外的大学”接受了研究生教育。 《百度百科》介绍熊丙奇： 熊丙奇，男， 1972 年 7 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研究生经历究竟如何？不得而知。（谁能提供熊丙奇的简历，详细一点。不要朦胧玄虚。） 《百度百科》介绍，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于 2002 年，是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开展独立教育研究与政策倡导，借助教育界内外的民间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网站介绍机构概况：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以独立的立场开展教育研究与政策倡导 , 聚集教育界内外的民间智慧，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 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2012 年 11 月 01 日 ，腾讯教育论坛《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10 年民间教育智慧》：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于 2002 年，是一家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教育创新研究为主的民办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通过独立的专业化研究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中国青年报》评价说，该院以民间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精神，为推进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做着努力和贡献。该院长院长杨东平，为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资深教育学者，一向主张教育家办学，而不是ZF部门办学。熊丙奇、陈丹青、袁岳、信力建、胡建波、徐小平、徐永光、王伯庆、张亚哲、王胜、王雄等有思想和实践经历的教育家和教育观察家，亦在该院兼职。该研究院曾被《南方周末》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非营利组织。 原来，熊丙奇“在该院兼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民办非营利性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院长、副院长可以没有研究生学历嘛。何况是兼职的呢。 民办非营利性组织解读公办教育或许是义务奉献，不算越俎代庖吧。 “著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也许是由于没有研究生学历而不得不“著名”吧。全国已经有博士生 50 万人，您博士还没有毕业，也够“著名”的了。也许，不是博士的比博士“著名”？或是指望借“博士”帽戴一戴，表示“著名”是货真价实的。 试用“著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的经历论证：研究生学历很重要吗？研究生的教育质量还重要吗？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是高还是低？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苏轼（ 1037 年 1 月 8 日— 1101 年 8 月 24 日）《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以“研究生的教育质量”为炮弹，炮轰中国的教育管理制度。或许是大智若愚。 2012 年 11 月 12 日 ，新浪网友“ bdtree 的博客”发表帖文《解密：两面的杨东平“院长”和他鬼魅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作者：杏坛扫地人）：杨院长的一面：半吊子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你是个啥？、鬼魅的“ 21 世纪研究院”，你在哪里？、杨东平院长的另一面：可能是违规办企业的商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e3e7401017sa8.html 读完以上文字，可以设想：如果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院长的一面：半吊子学者”属实的话，那么，兼职的副院长或许也就是“半吊子学者”而已。有没有研究生经历都不妨碍自封为“著名教育学者”。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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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不懂什么是教育部门吗？
大庆商江 2014-7-24 13:59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不懂什么是教育部门吗？ 2014 年 07 月 24 日 ，《中国青年报》（作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教育部门应退出高招主体地位》： 看了这个标题，我很困惑。教育部门退出高招主体地位，难道由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突出高招主体地位吗？难道由其他的什么部门部门实现高招主体地位吗？咄咄怪事！ 我不敢相信资深的媒体编辑擅自改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的文章标题。 难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不懂什么是教育部门吗？ 《搜狗百科》解释，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主要指学校对适龄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 《搜狗百科》解释，部门，是一个组织的机构。通常一个公司单位会分成很多部门。基本解释：统一体下设的若干分支机构或组织。 《搜狗百科》解释，教育行政部门（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是指一个国家的各级ZF对教育事业进行组织领导和管理的机构或部门。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国家体制、文化传统等互不相同，所以各国的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和权限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讲，各个国家的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分为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两类。 我以为，如果笼统的说教育部门，也许包括高等教育在内。如果说普通高等学校不是招生主体，也许滑天下之大稽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所说的教育部门是指的什么呢？ 难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不懂什么是教育部门吗？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为什么不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关于高等教育招生改革的文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为什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高等教育招生改革的文章？是《中国教育报》瞧不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吗？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像青少年一样幼稚吗？百思不得其解。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手机短信： 13624660933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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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elxh 2013-2-6 20:46
1.3.3 下游需求环境分析 前瞻产业研究院工程监理行业研究小组借鉴波士顿咨询集团公司开创的波士顿矩阵理论，对我国工程监理行业的 14 大专业类别进行二维定位。此处前瞻选取的两个重要指标：各专业的市场份额（ X 轴）与收入增速（ Y 轴）。 从下图可以看出，电力工程、化工石油工程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与较高的市场增速，属于明星类业务；房屋建筑工程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市场增长较为缓慢，属于金牛类业务；而水利水电工程、矿山工程、通信工程、机电安装工程的市场增长较为迅速，但市场份额较低，属于问题类业务；剩下的几大专业类别在在市场份额与市场增长两方面均表现欠佳，属于瘦狗类业务。 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工程监理企业来说，房屋建筑工程、化工石油工程、电力工程行业发展已较为成熟，化工石油工程、电力工程也正向金牛类业务过度，此三专业的市场规模增速将趋于缓慢，此类专业的工程监理业务需求环境稍差；而属于问题类的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通信工程等业务在今后若干年仍是ZF重点扶持发展的领域，此类专业的需求环境相对较好，高增长有望继续维持，因此可以成为监理企业重点争取的市场。 图表 1 ：我国工程监理行业各专业类别波士顿矩阵分析 注：（ 1 ）以上数据为各专业类别 2010-2011 年平均数据。（ 2 ）上述两红色分界线分别以 2010-2011 年两年 14 大专业类别销售收入的平均值和市场份额的平均值来衡量。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工程监理行业研究小组整理 6.1.3 工程监理市场前景预测 工程监理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行业，随着我国对建筑、路桥施工质量监管的日益规范，监理行业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着空前的发展机遇，并且随着国家工程监理制度的日益完善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由于专业化是我国工程监理企业发展的其中一大趋势，因此各细分行业的发展前景直接影响专注于各专业类别的工程监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此前瞻结合上文的分析对本报告重点分析的 13 大专业类别的发展前景进行预判，分析结果如下： 图表 2 ：中国工程监理细分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专业类别 行业前景分析 工程监理前景 房屋建筑工程 住宅建筑工程仍是主力，但地位下降，商业地产特别是购物中心、城市综合体的建设带来新的市场需求。 市政公用工程 城市市政设施建设不足与城市化进程的矛盾促使各大加大对市政工程建设的投资。 电力工程 进入缓慢发展通道，将来核电、太阳能发电是电力投资的主要方向，而生物质发电、海洋能发电的市场规模仍然较小。 水利水电工程 国家加大投资，特别扶持农村地区的水利水电建设。 铁路工程 受事故与融资渠道不畅影响，投资下滑， 公路工程 “十一五”高速发展之后，“十二五”新增里程大大减少，投资增速大幅下滑， 石油化工工程 已进入成熟期，投资增长将趋于平稳，化工业较石油工业投资前景较好。 冶炼工程 一批落后产能将被淘汰，同时一批资源开发以及精深加工重点工程将重点予以建设。 矿山工程 矿山开采是经济发展所需资源的基本保障，但在保护性开采以及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矿山工程建设将趋于平稳。 农林工程 资金不足，发展落后，市场容量较小。 通信工程 属“十二五”新兴战略行业，特别是物联网和集成电路相关行业是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 港口与航道工程 收费较低的状况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市场容量较小。 航天航空工程 “十二五”新建机场 50 个以上，再加上改扩建、迁建、机场等将为航空工程监理企业提供巨大的市场容量。 注：“ ”表示发展前景最黯淡；“ ”表示发展前景最明朗。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工程监理行业研究小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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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889 2012-7-10 14:56
《企业成长之痛》 《击破瓶颈――让人才经久耐用》 时间:2012.7.22 主办方介绍 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是南京大学在深圳的办学窗口，依托学校的雄厚教学培养实力，研究院现已经建立了多层次的人才培训平台，成为深圳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骨干单位。近年来，培养各专业在职研究生1500多人 、举办 专业技术论坛、专家学者讲座10余场次，受众达3000人次。开办的研究生课程班和硕士学位班主要有：社会心理学、人力资源、企业策划、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社会工作、 软件工程 、法学、法律等专业。 活动主办方：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 协办方：深圳市微知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者公司 THEPRINCESYNERGY 、 中国 HR 沙龙 活动时间： 2012 年7月 22 日 （全天） 参与对象： 企业人力资源、培训经理、总监；企业相关负责人 。 活动地点：科技园南区深圳市虚拟大学园二楼报告厅 如阁下将出席本次活动 ： 请传真至 0755- 26712219或 E-mail 至nju520@vip. 163.com 联系人：陈老师、杨老师、韦老师 0755— 26712291、2671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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