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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17日朗咸平质疑TCL、海尔产权改革，8月10日，朗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在收购国有企业过程中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之嫌疑。他同时建议，国家应该“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停止管理层收购(MBO)。一周之后，顾雏军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指控郎咸平涉嫌诽谤。由此，引发出了贯穿2004年下半年的“郎顾之争”。这场起始于2004年夏末秋初的产权改革大讨论，是 1994年国企改革争论以来的第一次广泛的大讨论。最近10年国企改革走过的艰难之路和一些经济学家在论述改革的后果方面出现的严重分歧。此次争论反映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大部分国有资产不重组就无法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一旦重组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资产流失或某些人侵吞资产的现象。为什么“郎顾之争”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对国有企业改革方向进行责难？从根本上来说，就因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从根本上违背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要求。所谓产权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建立以资产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资产所有权的企业制度。确立资产所有者的生产主体地位，也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权利要求，这毫无疑问会遭到广大劳动者的抵触和反对；而建立全面体现资产所有权的企业制度，同时也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劳动者按劳分配的权利要求，这当然是与劳动者利益要求相违背的，当然要遭到广大劳动者的反对。产权改革不仅使国有企业的资产正在迅速地流失到企业原来的管理者手中，或者一些私人老板手中，而且还对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蚀，因为改制包含着一系列针对工人的严厉措施：如集体下岗、福利丧失、工作条件恶化等，虐待工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工人在丧失国家的有效保护，又没有自己的组织的情况下，日益成为 “市场鞭子”和管理者专制的受害者。当一批批国有企业被卖掉，国有企业职工进行身份变换时，广大工人感受到了所谓的产权改革究竟带来了什么。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违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要求也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所以要进行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我国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社会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劳动者居于支配地位而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力是以生产工具为主的生产资料居支配地位而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特殊要求表现为生产资料方面的要求，表现为资产受益的要求，表现资产所有权的基本要求，与此相适应，资本主义企业必须建立全面体现资产所有权的企业制度，即产权制度。社会主义生产力既然是劳动者居支配地位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特殊要求也必然表现为生产劳动方面的要求，表现为劳动所有权的基本要求，与此相适应，在社会主义企业是应该广泛建立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企业制度。平常我们常说，社会主义企业要让劳动者当家作主，要实行按劳分配，其含义无非就是要建立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企业制度。这应该是常识性的东西。在这里我们要问产权经济学的大师们，在公有制企业建立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立的企业制度，到底是解放生产力还是束缚生产力？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改革中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制度创新。国有企业，作为典型的公有制企业，它具有三大特点：公有制的实现消灭了独立的资产所有者，使劳动所有者成了唯一规范的生产主体，公有制的实现消除了人们在资产所有方面的差别，使所谓的资产所有权在生产中失去了意义，客观上使劳动所有权的体现成为关键，公有制企业只能作为独立的生产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而不能作为独立的生产资料实体存在和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生事物，是一种新型的现代企业，在建立适合这种新型企业的企业制度时，我们必须从传统的产权观念和传统的企业观念（生产资料实体或产权型企业观念）中解放出来，从公有制三大特点出发，建立以劳动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适合企业作为生产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的企业制度－－即劳权制度。为什么我们不去探讨公有制企业的基本特点，不根据公有制的基本特点建立新型的劳权制度，而要去建立与公有制企业基本特点不相适应的、对劳权企业而言已经是陈旧的产权制度或现代产权制度呢？难道在新兴的公有制企业建立陈旧的、与资本主义企业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就是与日俱进？难道拚命钻进存在几千年的产权观念中出不来就是解放思想？难道对公有制的基本特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十月革命胜利至今，社会主义已经有了80多年的实践。这80多年的实践说明了什么呢？从 1989年开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发生演变，此后，由十月革命产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灭亡了，同时，在没有演变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也普遍缺乏活力，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严重挫折。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首先是苏联人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后建立了产权企业制度，然后是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产权制度”的模式为其它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引用。产权企业制度是以资产所有者为主体、全面体现资产所有权、适合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实体存在和发展的企业制度，它和公有制企业的基本特点恰恰是互相对立的：公有制企业只存在人格化的劳动所有者，没有人格化的资产所有者，产权企业制度确立的却是资产所有者的生产主体地位；在公有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所有权，产权企业制度体现的却是资产所有权；公有制企业客观上只能作为独立的生产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产权企业制度却是适合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实体存在和发展的企业制度。正因为如此，公有制企业才会存在“主体缺位”等弊端而长期缺乏生机和活力。很显然，产权制度作为最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不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恰恰是妨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满足。社会主义生产力，由生产劳动居支配地位而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是一种新兴的生产力，产权企业制度，以资产所有者为主体、全面体现资产所有权的企业制度，却是旧的生产关系，在公有制企业建立产权制度，事实上否定了劳动者当家作主权利，妨碍了劳动者按劳分配要求的满足，从根本上使劳动者失去了参加生产劳动和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和责任性，一句话，束缚了新兴的生产力。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有人会问，为什么同样引进了“苏联模式”的中国，国有经济同样也缺乏活力，甚至同样也出现“***”和“***”这样的动乱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倒呢？我们只要把中苏两国比较一下，就不难明白其中的缘故。中苏两国都是大国，但苏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与此相适应，苏联的基本制度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产权企业制度相结合的错误模式；而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是一个农业大国，十多亿人口有80%在农村，而我国农村的基本制度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权企业制度相结合的模式。生产队基本模式是“公有制＋工分制”，劳动者按劳动投入多少取得生产成果，体现的是“谁劳动谁所有”的劳动所有权，农业生产责任制则是建立在公有土地基础之上的劳动者个体经营方式，“补偿消耗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分配模式使“谁劳动谁所有”的劳动所有权在分配上得到了直接的体现。体现劳动所有权的公有制企业模式较好地满足了农业劳动者对劳动所有权的利益要求，在农业生产条件十分落后的条件下，从根本上稳定了我国农业，满足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大国对农业生产的需要，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提供了稳定的后方。这 8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建立以劳动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基本制度；否则，公有制经济就会缺乏活力，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灭亡。苏联模式已经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产权模式，就在于这种模式建立的产权制度不能体现新兴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为什么有了这种教训还不吸取，还要建立产权制度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革开放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在二十五个年头的改革中，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是一举成功，在短短数年之中就完成了。而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改了二十多年还没有成功，没有完成。为什么两种改革会这样大的差别呢？农村改革所以能一举成功，就因为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是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而能够得到广大劳动者的支持和响应；国有企业改革所以至今不能成功，不能完成，就因为国有企业改革走的是产权思路，它所体现的是资产所有者的利益要求，它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而不仅不能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而且由于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出现了阻力重重的局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从打破产权制度开始的，打破“铁工资”就是破除产权制度，体现按劳分配的具体体现。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基本特点及发展要求形成明确的认识，因而我们只是打破了产权制度，而没有用劳权制度取代产权制度；在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时候，由于我们不能认识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实质和经验是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因而只是简单地引用了农村改革中包的方式，而忽略了 “补偿消耗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全面劳动所有权的分配模式。这就注定引用农村改革经验的改革不能成功。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失败之后，我们便走上了强化和完善产权制度的道路。引用股份制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把“产权清晰”作为第一要求，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回到了起点（改革前的国营企业制度本身就是典型的产权制度），走上强化和完善产权制度的路子。三十多年的改革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走劳权思路的改革，建立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制度，改革就能成功，而且能够迅速取得成功，相反，违背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基本制度，就会与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要求相违背，改革就会艰难曲折，困难重重。总结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我们应该建立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基本制度，应该走劳权改革的思路。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例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其产生的基本原因实际上不是什么规范与否的问题，而是由于产权改革方向不适合国有企业基本特点造成的。为什么我国会出现资本外逃的严重现象呢？公有制企业明明只有人格化的劳动所有者，没有人格化的资产所有者，但我们建立的却偏偏是以资产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资产所有权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否定了劳动所有者当家作主的权利，解除了职工反腐败、反贪官的武装；另一方面又必然把国有企业或公有制企业变成了无主体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约束的管理者是癞痢头撑阳伞－－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什么携资外逃，什么自卖自买，都可能发生；产权制度造成了公有制企业"主体缺位"、"所有权约束缺乏" 等弊病的国有企业，出现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又有什么奇怪呢？在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失败的；同样如果违背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也是要失败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已经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1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敦科平揭开联想如何从国有企业演变成民营集团秘史: 阮汝辉 2013-2-20 15:40; 补充证据材料已传送至MSN中文网 https://skydrive.live.com/?cid=e12c481e36428d68group=0sc=documents 敬请点击下载和按照《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支付奖金。敦科平揭开联想秘史――联想如何从国有企业演变成民营集团一、绪论　　联想集团初始登记的计算所公司，在1984年成立时是中科院计算所投资注册的全民所有企业。1989年改名为联想集团（简称北京联想）由中科院主管，仍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柳传志从1986年当上公司的总经理后，为了调动管理层和经营团队的积极性，择机提出了“国有民营”的口号。在联想从国有转为民营的创业进程中，他身体力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二、设立香港联想――从国有到民营的突破口 1988年在香港成立的合资企业――“香港联想”，使国有的计算所公司有了一个“外商”，一个“外资”作盟友。 1988年4月，“北京联想发展”（即计算所公司）、贸促会下属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技转公司）与港方导远公司（吕谭平等四位港商）成立合资公司－香港联想。原始股本90万港币，其中北京联想投入30万、技转公司投入30万、两家国企共持股67％，港方持股33％。虽然仍是国有企业控股的合资企业，但港商按“外商”入股，技转公司是国家在香港注册的中资机构按“外资”入股，已为柳传志实现从100％国有到民营三分天下，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香港联想的业务主要靠两方面支持：一是依托北京联想在国内的保底市场，每年北京联想要卖出数以万计的微机，可以拿到AST微机或其他微机的总代理。北京联想把这个总代理让给香港联想来做，当然能有很好的利润。二是有技转公司的巨额贷款，当时北京联想在香港还借不到钱，港商以30万为限，没有再投资的义务和能力。总代理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香港联想的区区90万元股本金只是象征性的。只有技转公司在香港既有实力、又有信誉，能提供外汇贷款。这样，香港联想就迅速发展起来了。三、香港联想的创业支柱是“中资”而不是外商现在的联想人几乎都不知道，曾为联想集团提供外汇援助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但它在香港联想发家史上所做的贡献却非同小可。毫不夸张地说，香港联想可以没有吕谭平，换个张谭平、王谭平都行，但是不能没有技转公司。在全香港乃至整个海外，当时的北京联想要“外商”或“外资”提供如此无私、无偿地支援，找不出象技转公司这样的第二家公司。道理很简单，因为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先生是该公司的董事长。不但香港联想的巨额贷款靠技转公司提供，它还为柳传志、倪光南等北京联想的领导和骨干提供了十几个多次往返香港的签证。在当时此种签证极为难得，如果没有此项特供的稀缺资源，香港联想根本办不起来。　　为香港联想创建和发展作了如此重大贡献的技转公司，后来“功成身退”了。除了来自北京联想的技术、产品和无形资产的投入外，技转公司作为在香港注册的“中资”机构，为香港联想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帮助，说它是雷锋式的合作伙伴也不为过。四、香港联想的业绩不能归功于外商香港联想作为AST总代理，主要是靠北京联想的保底市场。香港联想的微机板卡业务，也是靠北京联想的技术、人才和技转公司的贷款，扶持起来的。吕谭平等港商熟悉香港的投资环境和市场规则，在管理和营销方面虽有贡献，但他们并不熟悉这一业务，表现差强人意。有人评论说，如果请个台湾做主板公司的经理来管理，肯定会比吕谭平好。后来1996――1997二年，香港联想连续发生巨额亏损（达2．45亿港元）连柳传志也公开批评说，吕谭平没有管理大公司的能力。后来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截至1995年底，香港联想的业绩主要是靠中科院提供的人才、科技成果及产业化政策实现的。当然，还得靠北京联想的信誉和技转公司的贷款，这已经成为无需解说的史实。五、香港联想上市是推进民营方略的转机在香港联想连续三年嬴利，具备了在香港上市的主要条件后，柳传志抓住时机，削弱国有股份的比例和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监控，推进了国有到民营的进程。香港是一个公司法规健全、按国际惯例运行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决策权、管理权、财务监督权，必须依照股东投入的资金和持有的股权来确定。股东按持股比例分享利润、承担风险，已成为不言而喻的常识。　　香港联想的原始股权结构是两家国有中资企业控股（67％）如果这样上市，还是国有控股。为此，柳传志通过增资对股权结构进行了改造。　　将一个国有资产控股的公司，按我国1992至1996年间的经济体制改制成“民营”企业，尚无先例。民营企业只有私营、外资两类，当时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法规，准许“民营”类企业与国营企业合资但不能控股。国营企业必须在合资公司占大股、掌实权，合作方即使投入现金（含外汇）持有相当份额的股权，外商或私营企业股东要承包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也须按特例申报并取得政府的批准。因此，要让外商经营、管理香港联想，只有先增加外商投资持股的份额，再由北京联想让权、授权，才能让外商行使相当于“承包”的民营权。靠谁增资扩股，削减谁的股份呢？柳传志为实现民营大计，只能借香港股东之口、要国家给优惠政策、用北京人不懂的技巧和香港股市的游戏规则，推动港商持股上市。六、国有股减持的对象是技转公司国有股减持是近几年股市议论的热门话题。回想起当年，在香港联想持有国企法人股的，当然是北京联想和技转公司。相比之下，只能把技转公司选择为国有股减持的对象。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时柳谷书先生已离开该公司，到司法部设在香港的中国法律服务公司任董事长，而中国法律公司又参与了香港联想的上市策划和运作。柳谷书先生在领导技转公司期间，成绩卓著，国有资产增值很大，有足够的实力推动香港联想上市。如果仅仅是为了上市募集外汇，港商倒是可有可无、可大可小的股东了。但柳谷书先生离开了，不能再关照技转公司无偿援助自己的儿子，而且又身负推荐香港联想上市的重任，只能瞻前、不能顾后。技转公司是否知道要上市、是否知道上市的方案、是否同意增资扩股，这些都是接替柳谷书先生的新领导的事。后来的情况是：在香港联想业绩已满足上市条件，将要上市发行股票的情况下，最有钱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居然没有增资，结果只有北京联想和港商增资。按照1994年1月25日公开发行的香港联想上市招股书的记载（P．133－134）1992年10月15日北京联想投入9890万港币（约1270万美元），吕谭平等四位外商投入10万港币进行增资扩股。招股书和年度财务报告正式公告时，公开披露：香港联想总共发行的6．75亿股中，北京联想得2．618亿股，四位外商得2．08亿股。至于四位外商只投入10万港币为何能得到2．08亿股，招股书上没有披露内情。　　这样，香港联想在上市前已经通过增资扩股，在形式上改造成为一个大半国有、小半私有的企业。技转公司尽管熟悉香港的游戏规则和套现技巧，但持有的股份（0．15亿股）不能与任何一位港商相比，无权参与决策、管理，难以获取大股东的策划内幕，成为无足轻重的第三者。七、如何解释外商负债持股的“合情、合理” 深知外商资信状况的少数联想人发现：四位港商一夜之间成为持股2．08亿股的富豪，吕谭平及其三位港方股东共持股30．819％，再加上他们担任职务，足以和北京联想（38．785％）分庭抗礼，进而操控香港联想经营管理大权。由于招股书和同期的财务报告，没有披露四位外商筹资认购2．08亿股的内情，导致关注国家和联想职工利益的一些人，要求高层说明原由。后来柳传志、曾茂朝等承认，香港联想上市前，北京联想借给港商552．58万美元（4300万港币）进行增资扩股。这样人们才恍然大悟，招股书上记载北京联想（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南明）增资的9890万港币，其中有4300万是借给港商增资的。有人怀疑，让港商持股的投资款，可能是来自中国银行给北京联想的专项贷款？经有关部门调查，据说借给港商的552．58万美元，既不是中国银行的专项贷款，又不是柳传志的私人存款。不管怎么说，是北京联想有权借给外商的款项（当然是公款、而且是外汇）！从此，真相封存在联想的文档。迟至1999年后，曾茂朝、柳传志、吕谭平等人，才将部分内情透露给采访他们的记者。在为自己辩解的报道中，柳传志承认了让外商负债持股的基本事实，并提出了令人生疑的“情理”之说。当时要削减国有股并且用公款借给外商持股，比现在更难。柳传志要做到“合情、合理”，谈何容易。后来他向外界说明，让外商负债收购技转公司持有的国有股的理由大体如下：“港方股份太小不能上市”“为了调动人家的积极性” 　　“我们太缺乏国际市场经验，如果不让导远持有那么多股份，导远就会退出合作”。　　“技转公司‘让出’30％股份本来两家应各分得15％由于北京联想从中国银行又借了钱，所以北京联想要了20％香港导远要10％。　　这样增资扩股后三家股份分别是：北京联想 53．3％导远43．3％技转公司3．3％这样北京联想达到了控股的目的”。“导远公司可以采取向香港汇丰银行出售5％的股份换取其贷款，从而也能拥有股份43．3％”。　　“我们与导远公司签有还款协议，他持有43．3％的股份，就要分担43．3％的风险”。对于一般人来说，不了解香港联想三家创始人的企业性质和资信，不熟悉香港的上市规则和国内的政策法规，只知道北京联想通过在香港上市可以募集巨额外资。听了这些理由，会感到这样做是让外商帮我们在香港股市引进投资者的外汇。借给别人一点鱼饵帮自己人钓大鱼，也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好事。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和当年的集体企业一样，仍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有谁为此叫真儿呢。八、外商负债持股至今仍是联想上市之谜柳传志等人身为国企职工，又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不能向国家伸手要股权，更不能挪用公款为私人购买原始股，只能帮外商筹款用“私房钱”的名义购买股份，从而推举外商作为“民营”的代言人。吕谭平离开联想后坦言，导远公司和四位港商股东，没有资金可投，也没有资信在香港贷款，要增资扩股只能向柳传志借钱。有一份文档证实，北京联想（南明公司）和导远公司（四位外商）在1992年10月15日签过借款合同，四位港商共借用了43101250港币、折合5525801．2美元（按7．8汇率计算）。其中吕谭平借16801688港币，占总数的38．98％。这份文件于2000年9月12日提交几位全国人大代表，证实了吕谭平等人负债的金额。这份文件将借款合同作为唯一的附件，说明早在1992年10月15日，柳传志指派南明公司与导远公司签订了一个合同，承诺借贷给港商552．58万美元，借期二年。借给四位港商的552．58万美元，如何筹集和使用，来自何处、何时支付？至今无人举证说明。能否让负债持股的文档如实曝光，成了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凡是知道北京联想当年财务状况的人，都知道北京联想及其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南明”，根本没有如此之多的外汇存款或利润。当时在联想集团掌管财务实权的是柳传志的妻子（OA部总经理）。自1992年10月15日至香港联想上市，联想财务部门，从未向董事会报送有关552．58万美元拨给香港外商的报表和凭证。香港联想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也未说明港商投资持股的全部资金来源。得知外商负债持股的内幕消息后，有人怀疑：能有此实力的只能是国家银行。柳传志的弟弟柳传民当时在香港中行信贷部工作，香港中国银行在公告的信息中也是支持香港联想发行股票的金融机构。1993年4月中国银行批准给北京联想专项外汇低息贷款3000万美元，用以“进口有关元器件，生产微机板卡出口”。这个借款虽是一年期，但好借好还、有还就又能借，何时还清只有银行的对帐单能证明。当时除了从这3000万专项外汇贷款中周转出552．58万元外，柳传志不会再有外汇借给外商。如果帐面有外汇，也是联想的贷款或其他“公款”。一份只有少数人签署和知情的会议纪要揭开了借款合同与贷款合同的关系。在1993年6月28日，柳传志主持了北京、香港和深圳三地的联想财务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3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中的1270万元借给“北明公司”（北明和南明都是北京联想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再由北明将这1270万美元中的717．42万给南明增资扩股，将1270万美元中的552．58万元（4300万港币）借给导远（港方私人公司）增资扩股，增资后使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11000万港元。会议纪要上说明了1992年10月15日“借款”与1993年4月中行“贷款”，这两个合同之间的关系：“为理清股权关系，成立北明公司。由北明公司承接原南明公司内部帐务工作”。显然，这二个合同是相关的，只是要由“北明”来代替“南明”而已。其实，这么大的一笔外汇，它的来龙去脉肯定有准确的数额和时间表，从联想集团和银行的对帐单及凭证中，很容易查清。九、当年功过谁评说？时光倒流回到香港联想上市策划阶段，北京联想的创业骨干，全都是按全民行政、科研事业单位或国营企业标准领工资的雇员，谁敢伸手向国家要股份、谁能动用552．58万美元公款给自己或亲友持股？从而把香港联想改制为民营企业。这是一个超出常人想象力的难题。敢这样想，能这样做的，只有柳传志。决定借款给港商持股的“财务工作会议”是1993年6月28日召开的。两周前北京联想总裁室召开了更高层的会议，柳传志在会上特别提出，讨论“准备从香港拿出一百万美元”在美国做房地产，叫他的妹妹照管，会上没有什么异议。这次会议还专门有一项议题，是“关于与香港联想关系”。但柳传志在会上只字不提香港联想上市问题，“会议记要”上只有一句话：要“对香港联想加强财务监控”。但谁也没想到，往香港投资数百万美元的重大行动，会越过他们的监控。柳传志不把已经或即将把552．58万美元借给港商增资扩股一事，拿到总裁室会议上来讨论，也是“别有苦衷”。如果他真的把这件事拿到会上讨论，那么其他人可能会提出：为什么不让北京联想员工负债持股呢？当时北京联想已内定了“创业分”，如果员工们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象港商的导远公司一样持些股是不是可以呢？另外，总裁会议没有不透风的墙，知道上市底细的人多了，如果传到中国技术转让公司那边去，他们会不会改变“既不撤股、也不增资”的态度呢？再有，如果有哪个“教条主义者”要抠条款、找依据，这样的事就根本做不成了。　　为了实现国有民营的构想，只能由外商持股充当非国有资产的代表，监控外商的风险和义务便落在决策者的肩上。如果柳总为此坐牢，谁能给他送饭呢？所以柳传志不得不一个人承担起重新分配股权的重大责任。无怪乎与柳总深谈往事的刘韧等要大声疾呼：有谁心痛柳总？参加这次总裁会议的人，事先谁知道1992年10月15日的借款合同；事后知道何时支付给港商552．58万美元；至今无一人出来说明。但是，身为董事会成员的倪光南、曾茂朝，都书面说明没有参加过讨论此事的南明董事会。负债持股的决定，是功是过，都与董事会不知情的成员无关。南明公司董事会张祖详同志：　　香港联想财务部陈勤同志要求我以南明公司董事的身份在有关文件上签名，证明我未与南明公司有任何借贷关系，也未收取过薪水，我已签了字。我要声明的是：我从未参加过南明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我从未看到过南明公司的财务报表。您如认为我所说的情况属实，请予批示为荷。此致敬礼！”签名为：倪光南、曾茂朝与张祖详十、民营的代言人是扶不起的阿斗 1994年2月14日香港联想挂牌上市，总共发行6．75亿股。其中北京联想得2．618亿股，港商得2．08亿股，技转公司得0．15亿股。上市后原三家股东共持股4．848亿股，因此，拿总股本11000万港元被4．848亿股一除，就可算出他们每股的成本价是0．23港元。上市后北京联想股份38．785％，港商30．819％，加上认购股票的散户投资人，香港联想有了相当大的“民营”股份。吕谭平是以个人名义在香港联想持股的最大私人股东，又是董事会成员、年薪最高的经理。得志后看不起北京联想派来的管理人员，为所欲为。除了记得借钱给他持股的柳总外，根本不把国有资产股东委派的代表放在眼里。香港联想股票的上市发行价是1．33元，由于超额认购达405倍，北京联想员工和其他投资者在市场上买到的股票成本价为2．2元。总之，与四位港商持有的股份相比，联想创业者和员工持有的股票，可谓微不足道。吕谭平成了柳总精心持植的第一位“民营”代言人。春风得意的吕谭平，既不出钱、也不承担风险和责任，摇身一变，成了与柳总平起并坐的大股东。1995年倪光南下台后，香港联想基本上由他一人说了算，可惜吕谭平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香港联想自外商“承包经营”起，连续二个年度（1995．4－1997．3）亏损达2．45亿港元之多，公司财务已无法周转，只能靠北京联想紧急筹借国家上亿元贷款渡过难关。和北京联想股份差不多的港商，只管自己的酬薪待遇，有利润则分红；有亏损可免责；风险全部由北京联想承担；责任大部分转嫁给北京来的人；比私营公司的老板还自在，未拿出一分钱来救急。十一、外商承包经营的香港联想一度成为“烫手的山芋” 1996年后，香港联想的“AST总代理”业务因北京联想销售了自有品牌微机而衰败，海外板卡业务也因连续二年亏损而一蹶不振。一句话，香港联想已无从恢复其当初的嬴利能力，1996年8月16日股票最低曾降到0．29港元。这时的香港联想曾一度被人称为一个“烫手的山芋”。柳总声称身在北京应对倪光南“告状”，心在香港股市，对吕谭平从失控到失望。他深知负债持股的外商，没有财产抵押、没有可靠的担保、没有偿还552．58万美元的能力。当时给外商贷款的借期早满，如果要让外商按市价每股0．30港元转让持有的股票来抵债，外商持股的必要性和真实性必然公之于众！外商的股票将所剩无几，不但发不了大财，而且将基本出局！国有民营的构想，势必成为始作俑者的一场恶梦。帮助外商轻松还款，重新为“民营”大计寻找出路，成为柳总新的使命。十二、联想的第二次上市――用北京联想“整合”香港股价幸亏联想福星高照，在柳传志忙于折腾“从国有到民营”时，1994年，杨元庆临危受命、领导联想微机部，大刀阔斧地实行了销售、管理等方面的创新。杨元庆用“完全由代理销售”的新策略取代了柳传志“行业直销和代理分销相结合”的老策略，推行信息化管理，实行ISO9000认证，强调服务，强调新机型开发和软件开发，将销售、开发、生产、服务等环节紧密结合。在杨元庆的卓越领导下，短短几年，联想微机就登上了亚太第一的宝座。再加上股市大势对国企股有利，北京联想具有极好的上市前景。这本应该是联想的第二次上市，因为第一次是香港联想1994年在香港上市，已经具备了上市筹集资金的经验和教训。第二次上市该怎么做呢？摆在联想面前的选择很多，例如：一、北京联想在国内单独上市，从融资额来看，也许这个方案较好。二、在海外上市。如在香港买“壳”上市，买一个海外公司的“壳”约需一亿港元，到美国等海外证券市场挂牌也不错。三、将香港联想买下作为“壳”。有利条件是，北京联想只要中止那个早已在1994年度到期的借给港商552．58万美元的合同，讨回本金和利息，港商的2．08亿股中的1．9亿股，就可以按0．23港币的成本价收回了。这样，港商和技转公司都还有0．15亿股，另外还有2亿股左右的公众股，很容易处理。这样做比买别的“壳”便宜，也好操作。但这个方案不利于联想从国有到民营的转变，好不容易形成的“民营”，无理想人选替代吕谭平，香港联想又要回到“国有”控股的历史了。柳传志摒弃了所有的常规方案，创新性地推出了一个“整合”方案，即不改变香港联想已有的“民营”股份结构，将北京联想的良性资产和已经被公众认可的无形资产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一方面，这对于北京联想也是上市募集外资；另一方面，当时北京联想如日中天，香港联想已成“烫手的山芋”；一旦“整合”成功，实际业务就可以完全依靠北京联想。这个“烫手的山芋”也就再获新生被消化掉了。再说，这样做国有股不会增加，仍是“民营”色彩接近占半壁江山的合资企业，而“整合”后股价一涨，港商就能轻松还债了。 1997年，北京联想“整合”进了香港联想，柳传志力挽狂澜保住了民营股权，终于闯过了将联想从国有转到民营的最具决定性的关隘。十三、在整合中清除的联想集团叛逆 “整合”中，代表科技人员进入董事会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曾怀疑有人将国有资产增值的好处送给负债持股的外商，要求立即纠正因“负债持股”虚构的股权结构。他说“匆忙地再向香港联想注入巨资，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继续流失”。他的呼声没能冲破柳总设置的铜墙铁壁，反而被隔离在“整合”之外。据说这延误了“整合”的最佳时机，给联想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是继外商负债持股之后，又一次给外商的“干股”输血。输入的是北京联想的鲜活血液－真金白银的实有资产和举世瞩目的知识产权。香港联想每股股票的含金量、净值和收益，瞬间扩充起来。当1996年香港联想股票下跌到0．30港币／股时，似乎已经有人“猜到了”即将到来的“整合”效应，乘机在低价位大量买进香港联想股票，这使他们后来成了知名或隐名的富翁。要知道，香港联想股票从最低点升到最高点（2000年3月6日最高价达每股70港元），增值幅度竟达233倍！当然，能预见到这一牛市行情的先知先觉们，应当包括“整合”的决策者和执行人。他们以此为赌注，投入了旁人所不知的心血，承担了异乎寻常的风险和责任，理应得到丰厚的回报。随着香港联想的股价飞涨，“整合”成了光彩夺目的创举。在炒作股票中获利的投资者和投机家们，有能让鬼推磨的钱财，足以把一道道五彩缤纷的光环投向联想创业功勋和知识英雄。想揭开负债持股之谜的倪光南，由联想奉为圣贤的科学家，变成告状的专业户。倪光南所告何事、状告何人，只有被告在公开辩解时透露给了记者们。记者的文章又成了给倪光南定性、处罚的证据。幸亏有“言者无罪”的古训和传统，倪光南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只不过是被驱逐到民营“集团”之外。攻击倪光南的作者，则分享着言论自由的稿酬。 “整合”使多少人实现了一夜暴富的美梦，又让多少人萌发了炒股发家的联想，已成为消逝在新闻报导和新版联想史的如烟往事。据“贸”字当头的人讲，有一次投机成功、获利百万的经验，就再也不想走“技、工、贸”的回头路了。在反对外商“负债持股”的倪光南被驱除后，联想中止了建立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和发展程控交换机使计算机与通信融合的进程，联想集团的“总工”一职和许多科技精英也蒸发了。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豪、亿万巨富的联想人，一个个在报刊和银屏上展现“民营”企业家的丰采，用电子计算器清点着每日的股票起落和套现的存款余额。象吕谭平这样以富为荣的港商，以“私营”代理民营，就是借公司上市为个人谋私利。离开了国营的监督，更难掩饰张扬的本能。十四、吕谭平还债后成了亿万巨富 1997年“整合”后，由于港方负公款债、持私人股在高层内部曝光，已退出香港联想管理层。当时股票市值超过发行价，持续上涨，他们只需卖出一小部分股票就能还清债务。据传，吕谭平被柳传志迫使按1994年的发行价即每股1．33元来抵债。吴礼益不听柳传志的吓唬，在每股2元时还了联想的债。如都照每股1．33元估算，四位港商只需转让0．32亿股就还清了552．58万美元的公债，最后净剩1．76亿私股（2000．3．8．香港联想股票一分四后，相当于7．04亿股）。他们辞去了在香港联想为柳总打工的职务，反而成了名符其实、坐享其成的股东。刘韧写的《知识英雄2．0》一书中，如此报导这位港商：“吕谭平离开联想的时候，卖了两、三千万股联想的股票，还柳传志借给他的钱。另外，除了新开的创业投资公司急需用钱外，吕谭平一直没有卖自己手中的联想股票。所以，吕谭平手中一直持有七千万股联想股票，按现在的市值三十五亿港币”。书中还写道，吕谭平不仅有豪宅、名车，还有价值二千万元的游艇，真可谓亿万身价。照此推算，其他三位港商或者在吕谭平之上，或者在其下，也该是亿万巨富。总之，柳总用国有资产给外商准备的必胜客“洋馅饼”，十辈子也吃不完。柳总让四位港商放弃了经营管理权，又如何借“民营”来控制国企呢？吕谭平道出了国有民营的真谛，他说：“我记得柳总有句话－听多数人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最后一个人说了算—我也是绝对服从领导……”。外商绝对服从领导，柳总一个人说了算，谁不服从或不绝对服从就驱除集团之外，私营企业的老板也不过如此。国企就这样借外商前台持股发号、后台负债听令而民营了。十五、联想“认股权”相形见拙　　当香港联想通过“整合”完成了从国有到民营的转变后，北京联想作为“国有民营”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也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和部分股权私有化。后来有关方面批准了联想的“认股权”方案，按照这个方案，联想员工可以分北京联想股份的35％。作为国企，能做到员工持股实为难得。然而分的毕竟是“国有”股，作为国企员工的柳总等人，不管贡献多大，总不如“民营”代言人那样可以随心所欲，何况本应属于“国有”的近一半股份已经通过负债持股转给“民营”，没有联想员工的份了。据报道，柳总等持有的股份为：柳传志1026．6万股、曾茂朝408万股、马雪征1907万股，以及购股权分别为：672万股、460万股、400万股（未计入他们持有的神州数码若干股票）。算下来，“国有转民营”的总司令柳总本人也只有1698．6万股，而作为“民营”代言人的四位港商还债后净剩7．04亿股（都按股票一分四后计算），比柳总多40倍！柳总千辛万苦搞“国有转民营”，到头来成全了四位港商。十六、国有转民营的受益人　　对一个上市公司而言，决策权、监督权、对本企业财产的支配权和收益分配权，再加上对行政管理、经营业务和财务的控制权，集于某个人一身则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对柳传志来说，国有转民营的一大好处是他可以成为“说了算”的绝对权威。比如联想的“认股权”方案，谁拿多少股由柳传志说了算。历史上，联想内部曾给老员工定过一个“创业分”，由柳传志确定，从分数最高的柳传志、倪光南起，一直排下来。本来挂名的董事长、前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是没有“创业分”的，柳传志从不把他当成公司的成员，曾茂朝自己也承认对公司从来“不管”。1994年公司要分中关村东小区的一批住房（倪光南在1992年中科院给他重奖时已奖到了一套房，不参加分房），开始时，分房的排序是柳传志、李勤、张祖祥……，曾茂朝没有分房资格，他的妻子胡锡兰只排到第七名。但1994上半年，柳传志得知倪光南上告后（估计是曾茂朝透露给他的）对曾茂朝变得特别照顾了。他突然决定给曾茂朝分房，而且排到第三名，把原来打算分给张祖祥的一套大房分给了曾茂朝。后来曾茂朝也对柳传志投桃报李，他最先向外界披露柳倪之争在于告负债持股，又大力宣传给港商负债持股如何合情、合理。最终，柳传志给这个原来没有“创业分”的董事长，很大的“认股权”。而原来有最高“创业分”的倪光南，却被扫地出门。这样的赏罚分明当然只有在“民营”企业才能做到。香港的报纸曾刊登过柳传志、曾茂朝、李勤、马雪征等人，在香港股市持股套现的数额。如果所报属实，他们个个都是千万富豪。柳传志还无意中透露了他们柳家炒卖联想股票的秘诀，声称攒了很多钱。有位记者居然不懂上市规则和行业纪律，明知柳家掌管着香港联想的内幕消息和财务机密，却毫不隐晦地报导了柳总低价收购、高价抛出的套现技巧。好在深通此道的股民没有看到这组消息，看到报导的人又不会炒股。否则，不知多少人要向柳总求救、求教、取真经。跟着总裁炒上市公司的股票，就象和财神爷合伙作生意一样，简直是股神。但柳总说，“攒了很多钱”的仅限于柳家，因为柳家对香港联想和柳总的无私奉献，特别是股价最低时为联想捧场，只能以此相报。十七、代表“国有”监督“民营”的董事长　　在联想从国有转民营的过程中，董事长曾茂朝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原计算所所长曾茂朝，作为全民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对所办企业和国家投资人持有的股份负有监督之责，曾经是几个所办或所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包括信通、联想、振中等等。曾经闻名中关村的“两通两海”（四通、信通、科海、京海）中即有“信通”。它是计算所占股份三分之一与科仪厂、海淀农工商总公司，各出资100万元成立的公司。公司的董事长是曾茂朝，科仪厂的金燕静任总经理。公司于1984年11月挂牌营业，因涉嫌走私（涉案金额7000万元）停业，最终倒闭。对此曾茂朝说，信通我没有管，我执行了“不管就是管”的方针。没有管，没有在帐面上领工资、分红收利，也没有责任。计算所员工认为，在这些公司中，他最支持振中，人们说振中是曾茂朝的“亲儿子”，他也真把他的儿子安插在振中。1992年所里盖了一个“攻关楼”（即科学院南路10号的前联想总部），虽然那时联想比振中大得多，但曾茂朝仍让振中和联想对半分了这座楼。 “振中集团”是和计算所公司一样的直属计算所管辖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曾茂朝是董事长，总经理是胡XX。振中集团发往美国的价值200万美元的产品（日光灯启辉器），因不符合美国客户的要求被法院扣押。败诉后血本无归，导致公司资不抵债。而负责此项进出口业务、代表振中集团常驻美国的经理，就是曾茂朝的儿子。最后因为曾董事长确认管了振中，计算所因此赦免了振中亏损的“原罪”。在联想（1984－1989是计算所公司），曾茂朝也挂名董事长，但直到1995年6月倪光南被免去联想的董事、总工为止，十多年里联想董事会没有开过一次会议。曾茂朝自己也承认，他从来“不管”。曾茂朝基本上不参加联想的活动，每年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年终的公司联欢会。这时，柳传志照例要请曾董事长上台致辞，而柳传志乐得轻轻松松地坐在台下磕瓜子、看节目。幸亏有这样“不管”的“开明婆婆”，柳传志才得以在联想实行从国有到民营的转变。能接受柳总的房子、股票，当然成了柳总集团的可以商量的少数人之一，当然也要让柳总说了算。柳总获得董事长的绝对服从，就可以指鹿为马了。用外商或散户代表绝大多数股东的民意、操控国有股说了算的一切大事，已达到国有民营的最高境界。十八、善于“走钢丝”的“开明婆婆” 　　曾茂朝的高明不仅在于“不管”，而且在于善“走钢丝”。他深知“从国有到民营”充满着风险，因而时时为自己留好退路。在1994年上半年，倪光南发现负债持股问题后，按组织程序在内部反映。首先找的就是董事长曾茂朝，他鼓励倪光南上告。开始时，倪光南认为借钱给港商是损害联想利益，没有上纲上线的知识。1994年7月初，曾茂朝参加了院领导对柳传志的谈话后，就告诉倪光南说：院领导批评柳传志，说“倪光南告你挪用怎么办”？这样，书生气十足的倪光南才知道这种行为叫“挪用”，乃大是大非。由此看来，“把柳传志送进监狱”的原创应该归曾茂朝。后来，曾茂朝又对倪光南说，他在香港联想上市前见了柳谷书先生，问：香港联想上市要不要征求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意见，柳老先生说“不用了”。这使倪光南明白，柳老先生在这件事上起了关键作用。在召开倪光南免职大会（1995年6月30日）的前两天，他特地去关照倪光南的爱人，叫她注意：等宣布倪光南免职后，不要让他自杀。会后他仍没有和倪光南“划清界限”。倪光南也常去找他，告诉他上告的情况。1995年11月，他们二人都收到了香港联想会计的通知，要他们在南明公司董事的报税表上签名。因为二人从未参加过南明的活动，现在忽然要签字，拿不准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曾茂朝一向谨慎，就跑到倪光南的办公室来商量。两人认为：柳传志是通过南明借钱给港商的，如果他说这事是南明董事会的决定，那我们就说不清了，我们要证明没有介入南明的事。二人商议定当，就发了一分传真给香港的张祖祥说：我们虽以南明公司董事的身份在文件上签了名，但“从未参加过南明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从未看阅过南明公司的财务报表”，请张祖祥加以确认。张祖祥很爽快，在那个传真上签了名再传回来，拿到了这个证明，曾茂朝才放下心来。因此可以断言，万一“从国有到民营”出了纰漏，曾茂朝也会安然无恙。从“信通”、“振中”到“联想”，三任董事长让曾茂朝取得了开明婆婆的美誉。十九、结束语　　自改名为联想集团的计算所公司成立以来，国家投入了多少有形和无形资产，收回了多少税收和利润，有案可稽。联想集团募集的资金、形成的知识产权和创造的实有财产，究竟让谁说了算才能持续发展、逐日壮大？详细内容敬请阅读河马社区 http://smbk.hebnews.cn/space-uid-214783.html 美国中文电视 http://blog.sinovision.net/home.php?mod=spaceuid=129132 博客; 个人分类: 历史|0 个评论

分享希腊危机如何沦陷的？: 最爱A-SKY 2012-7-24 22:35; 转帖：经济学人(Economists)周四(7月19日)以一个实例，向世界展示了希腊是如何沦陷到今天的地步。　　一位有着多年与希腊客户打交道经验，从事航空业的老友告诉笔者一个关于希腊如何会陷入今天这副境地的故事。这是关于在希腊Olympic Airways宣布破产后，四辆空中巴士销售的故事。　　2007年美国Avitas估值咨询公司为每架A340-300飞机估值4500万美元，这种飞机使用年龄为8年，且依然性能良好。外部企业提供的报价被拒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拥有数百名员工的国有企业的建立，其建立目的仅为推动这四架飞机的销售。　　2010年，名叫Cirrus的小型德国航空公司提供了每架2300万美元的报价，但遭到希腊人的拒绝，因为规定称国有资产不能以低于申报价值75%的价格出售。他们于是寻求另一轮估价，这样又耗费了一年时间，飞机价值已经降至1800万美元/架。　　后来，二手飞机市场的这一小部分充斥着拥有四个引擎种类飞机，后者的高耗油量实属浪费。这和逐渐恶化的地平面情况令飞机价值进一步降低。经历了3年时间的废置，且在雅典潮湿的环境下未经保养，到了2012年，唯一的报价来自迈阿密Apollo Aviation公司，他们想要这些飞机作为废品回收。希腊贸易联盟就国有资产被贱卖到国外一事大吵大闹，但本月初这桩协议最终被新ZF通过了，飞机仅以 1000万美元/架出售。　　经历了三年和两轮国际援助后，在2009年以1800万美元/架的价格销售剩余国有资产本可以为希腊国库增加财富。而在某种程度上，令价值下滑得最快的原因在于买家不得不支付高达2000万美元维修费用，使飞机足以空仓飞跃大西洋海岸。以这价格，他们本可以在希腊拆分这家飞机，至少能为失业的希腊人提供工作机会中国为什么要欧美等国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这... 「中国是全球税种最多、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iPhone 4S 卖得跟春运火车票一样,这期间苹果... 知乎用什么方式保护用户著作权?为什么采用 CC... 有哪些行业的边际成本几乎可忽略?; 个人分类: 经济|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小企业偷税才公平！: wobang 2012-5-20 21:10; 说起来这则新闻不是新的：2010年，民营企业500强纳税2738.81亿元，占全国税收的比重由2009年的2.98%上升到3.74%(http://finance.qq.com/a/20110826/004670.htm)。 201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营业收入总额69849.32亿元 2010年度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167769.4亿元，上交税金总额14840.4亿元（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1017/103010633357.shtml）。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10年国内生产总量为401202亿（http://www.stats.gov.cn/tjdt/zygg/sjxdtzgg/t20110907_402752625.htm）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3780148.html）结合《财富》2010年数据: 中国500强总收入达18.9万亿，占中国GDP的47%(http://hi.online.sh.cn/content/2011-07/13/content_4691993.htm).这个数据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同年的营收与GDP的对应关系。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2010年央企16.8万亿营收贡献41%的GDP，民企500强且算他7万亿吧，同比换算成GDP的贡献约为17%； 2010年央企交税14840.4亿元，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央企比重为17%，500强民企为3.74%，剩下79.26%（1-17%-3.74%）的税中,去掉个人所得税5.8%（2010年个人所得税4837.17亿元 http://biz.cn.yahoo.com/ypen/20110201/198269_1.html），其余均由中小企业承担，而他们创造的GDP比重为(1-41%-17%)=41.26%。创造41.26%GDP却承担73.46%的税的中小企业，如果还去问他们为什么要偷税漏税，就像完事后问发廊的小姐为什么要卖淫一样虚伪。如果税法公平、赋税合理，他们有必要小偷小摸吗？对于他们，不偷税才不公平！; 个人分类: 制度|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新华社有何脸面为央企唱赞歌？: wobang 2012-5-20 21:08; 2月28日，新华社在世界银行发表《2030年的中国》报告之际，发布《“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纪实》的文章，高度称赞国家的大儿子取得成绩，文中有如下一组数据评价央企在2011年的“贡献”： 2011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0.2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实现净利润9713.1亿元，同比增长6.4%；上交税收1.7万亿元，同比增长19.7%，约占全国税收总额的六分之一；截至2011年底，117家中央企业资产规模达到28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净资产10.7万亿元，同比增长11.4%。 http://www.gov.cn/jrzg/2012-02/28/content_2078165.htm 在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光鲜。让我们回顾下财政部在1月20日发布的2011全年数据：全国公共财政收入情况 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增长24.8%。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306亿元，比上年增加8818亿元，增长20.8%；地方本级收入52434亿元，比上年增加11821亿元，增长29.1%。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89720亿元，增长22.6%；非税收入14020亿元，增长41.7%。全国财政收入主要项目情况如下： 1.国内增值税24267亿元，比上年增加3173亿元，增长15%。与工业增加值增长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情况基本适应。 2.国内消费税6936亿元，比上年增加864亿元，增长14.2%。 3.营业税13679亿元，比上年增加2521亿元，增长22.6%。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2010年10月份以来央行五次加息等因素带动建筑业、金融保险业营业税增长。受商品房销售下降相应房地产营业税下降影响，四季度营业税增幅回落至18.3%。 4.企业所得税16760亿元，比上年增加3917亿元，增长30.5%。 http://tool.ccb.com/Info/39388513?marker=3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初步测算，2011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2-01-17/content_4974614.html 如果按“利润+纳税+工资总额+折旧+摊销”来测算央企的GDP贡献的话，国资委一直没有提供合并的“三表”，虽然工资总数按公开信息算出大致为5800亿，但折旧和摊销必须要根据报表数据来。换种思路，如果从目前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单个报表来算，对于已经上市的部分央企可以算出，但其中存在两个个问题：一是未整体上市的，没上市那部分反映不出来；二是还有没上市的央企，他们的数据无从得知。因此这种迂回的方法也行不通。不过好在2011年《财富》杂志中国500，提供了如下数据：《财富》杂志今天上午发布了2011中国500强排行榜，中国石化以19131.82亿元的营业收入而再次登上榜首，上海汽车由去年的17位上升到第10位，首次跻身前十。今年是《财富》第二次发布中国500强排行榜，与上一年相比，入围营业收入门槛提高了12亿元。今年，中国500强总收入达18.9万亿，比上年增长了38%，占中国GDP的47%。中国农业银行等45家公司今年首次上榜。　　 http://hi.online.sh.cn/content/2011-07/13/content_4691993.htm 　　当然500强中不仅仅是央企，我们可以从其中的数据进行分析，估算出央企所占的比重。 500强总收入18.9万亿，占GDP的47%。那么2010年的GDP约为40万亿。　　2011年GDP是47万亿，增长9.2%。2011年央企营业收入20.2万亿元，增长20.8%----那么去年（2010年）大致在16.8万亿，占500强的89%。这样一来，以营业收入与GDP就取得了关系，可以算出2010年央企占GDP比重数89%*47%,约为41%。因而，央企贡献的GDP为41%，税收按他自己的数据是1/6-------这个比例“和谐”吗？典型的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从全国的赋税分配看，还真应了国资委李主任那句------整体赋税不高，他实际上说的是央企不高，因为5/6的税被剩余60%的GDP承担了。央企的整体税率为8.5%（1.7/20.2），远低于2010年财政部公布的整体赋税水平26%。从净资产和净利润的增长速度看，净资产收益率在下降，说明资产利用率和获利能力是在下降的。尽管如此，新华社还恬不知耻的称赞央企了社会责任。赋税比比其他企业低、上缴微薄的红利有的甚至不上缴、时不时还有财政补贴、能获得低利率的贷款--------这就是央企的社会责任吗？少纳税、少分红，央企，你还真当自己是中央领导人的儿子啊！; 个人分类: 制度|2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国资委如何做到“理直气壮”？: 热度 2 wobang 2012-5-20 21:03; 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署名为“国资委党委”的文章，题为《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我想国资委更要理直气壮的回答如下问题： 1、国有资产的形成原因； 2、国有资产所有人是谁； 3、国有资产从其所有人转移到国资，是否在平等、自愿的市场环境下形成。如果不是，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哪； 4、目前所有人代理机制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其运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5、国有资产业绩考核能否单方面自己说了算，国资委能不能合并自管辖资产报表，让所有人清楚明白的看其资产情况和回报。 6、国有企业管理费用明细能否对其所有人公开； 7、国企经营者是企业管理者还是ZF职员，其行政级别代表什么？ 8、国企职员的待遇和福利，是否需要征得其所有人同意。; 个人分类: 制度|43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国企再次改革探讨: wobang 2012-5-20 21:01; 以前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国企，经朱镕基总理主导的“抓大放小”改革后，将部分无竞争力的企业和集体企业转让给私人经营，有效优化了政府监管效率。不过出资人的问题在这次改革中仍没有得到解决，地方国企的管理权依然在政府手里，股权则由各地财政系统待持。在十届人大会上，中央决定设立“国资委”来解决这个出资人的问题，直属国务院领导。首先从管理层级上看，其实还是政府在管企业，只是中间多了一层“虚”的股东，即国资委。政府的意愿需要经过虚董事会同意才能执行，这看似建立一个防火墙，对政府行为进行过滤。但国资委是受由政府管理的，这种管理层级，让国资委能在大多程度上中立，能够“拒绝”上级的意愿？其次从国企领导人的职务任免看，是由组织部门来执行的------组织部很明显是考核公共管理的官员系统。这种任免从现代企业制度看，是让人啼笑皆非的。现代企业中，任免高层管理人员，应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就是说是要由出资人，或者说所有者任命的。既然有了一个虚的所有人，那就应该让国资委去挑选适合的经营人才，而不是由挑选官员的部门去选。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前者致力于社会的公平公正，后者致力于资产的保值增值、资产的运营效率和质量，评选的标准肯定不能用组织考核来进行。总之一句话，做官和做老板是不一样的。如果国资委对人大负责，让人大来监督要比目前国务院来监督要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可以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进一步政企分离；另一方面，人大是全民的政治权力机构，虽然目前没有得到人民授权管理他们财产的权力，但从国有资产形成的历史渊源看，当初是政府以行政权力收取的资产，回归人大管理也符合程序，更符合当前人民的利益。当然，这需要人大将代表制度做实，而不是目前官员自我代表的形式。人大管理国资委，在做实代表制后，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人民代表可质询国资委，监督资产质量，并要求其向社会公开账目，而不是目前单方面由其自吹自擂的成绩。由于国务院不直接管理，国务院也无多大动力去粉饰国企账目、包庇国企的行为，这样能够做到各所有制企业最大程度上的公平竞争。人大在监督国企时，可考虑从这几个方面去考核其绩效： 1、总的规模及纳税同全国平均水准一致。国有企业一直为自己辩护说自己纳税大于民企，我们不能歧视国企，更不能轻视民企，只有所有市场主体公平的竞技时，市场才会是良性的。特别是央企的纳税，由于其产品和服务“只有此处有，别无二家”，因此具体很强的转嫁税务成本的能力。之所以强调公平纳税，是因为不能让这类央企成为那只浑身插满管子被吸取胆汁的黑熊。央企自身可以转嫁，买单的是民众，最后得到政府奖励的却是央企一干人马。 2、国企工资水平与全国一致。国企职员的职责是为他们的老板-----全国民众打工的，没见过打工仔的待遇好于他们老板的。因此国企员工工资水平不能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3、日常监督，国企将报表以电子化形式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人大会前一个月，各级国资委需要提供其下管辖的合并的国企数据向社会公布，包括控股参股股权数据。我们经常见到国企天价灯具、皇宫似的国企职工俱乐部、茅台酒发票之类的消息见诸报端，对于这些不合理的经营费用，需要公开会计资料------特别是会计原始凭证，以电子档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接受民众监督。而国企究竟经营得怎么样，也不能仅看他们单方面的数字，应该以国资委为单位，合并报表，提供资产负债、权益表和现金流量表，让公众一目了然的看其经营成效。 4、作为管理全民资产的国企领导人，具有支配公共财产的权力，监督方式应该参照公职人员即公开个人财产信息，避免利益输送。 5、取消国企领导行政级别待遇，明确各级国有资产权益。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的设立，很明显是组织部门的考核方式。让其领导国企，等于政府将国企分成三六九等，什么央企、副部级国企、省级国企等不同级别。企业领导的影响力是建立在企业声誉的基础之上，本质上是由社会，或者说是市场评价的。人为给国企领导按上政治级别，是反市场做法，不利于企业平等重组社会资源。因为在重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职务调整，行政级别的特权和福利会让他们干扰这一进程。此外，领导与行政系统级别是引起发市场主体不平等获取政府资源的重要原因。特别是目前的两会，代表大都是官员和国企领导人，代表会成了利益无障碍勾兑平台。同时，我们需要明确各级国有资产产权，就是说某县的国有资产，其所有者是该县的民众。同样省级国资受益人是该省的全体民众，各级国资所有者与受益人应该明确，而不是笼统的都是国家的。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以行政区划形成的国资，会成为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的社会的累赘，将民众资产束缚在土地上的做法，是自然农业经济的变体，非社会发展的方向。那么，国企存在的理由或者其使命何时结束？我想这是需要一个明确预期或退出制度安排的。国企特别是央企，是举国之力建立的，其作用主要是与国外企业竞争而非蚕食国内企业，他应该是公平发展而不是优先发展，更不是单纯的应该“理直气壮”的发展。央企的使命是国内行业具备国际竞争便完结，如现在的电信行业，基本就不需要央企的存在。; 个人分类: 制度|10 次阅读|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