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标签: 资本主义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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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创新发展]马哲版块！不学无术！劳动价值还没搞清楚吗？！我的自由之问呢？！唉～！
小小磊子 2015-2-25 00:24
div 马哲版块！不学无术！劳动价值还没搞清楚吗？！我的自由之问呢？！唉～！/divdivbr/divdiv只看楼主/divdiv小小磊子2-23 03:36楼主/divdiv马经到底还要不要搞了？！怎么搞？！天天隔靴搔痒！不解决问题嘛！！！/divdiv不是说了啊？！劳动和价值本来就是个伪命题！还把这无聊的问题当根本！人大还能不能 有点出息！/divdiv劳动是对个人而言的的还是对群体的？！那价值呢？！/divdiv把劳动和价值放在一起来讨论！这不就是个逻辑陷阱嘛？！爬了这么多年了！你们谁爬出来了？！笨蛋！！！/divdiv大家硬该明白！我们真正要讲的实质就是一个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小平讲按劳分配！其实也没讲清楚！因为又是回到老路上了！只是避开了劳动和价值的伪命题！但是有把劳动和价值的伪命题包含进去了！这是个高明的策略！大家要看清楚！！！/divdiv那么就直接讲分配好了！够直接了吧！兄弟们！/divdiv首先请大家先翻看我的那篇论教育的自由！教育的公平！那篇散文！领会精神！因为我这人很懒！写的没什么逻辑性！重在领会！大家回去自行归纳终结！我就不多说了！/divdiv我们还是来讲分配！从古至今！大家可以慢慢联想！我们人类至今的各种分配形式！比如奴隶制啦，封建社会啦！资本主义社会啦！比如苏联和建国以来我们的分配形式啦！/divdiv大家也别幻想！也别去抱怨！改革开放前我们物质匮乏！分配上来讲是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这样吧！我们党也是处心积虑，不！是深谋远虑！把社会搞的还是不错的！分配也是较为合理的！不信随便拉来一个老百姓问问！！！/divdiv资本主义搞的那套大家都知道吧？！把劳动和价值这个伪命题死锁！讲资本家的贡献大！很能骗人呀！一个分分钟几千万上下的人！有价值！价值好大呀！哈哈哈！/divdiv他们就是这么分配的！哈哈！有人开始谈剥，削了！同志们！只是不对滴！！！/divdiv他们和你们都是再找理论依据！都是耍嘴皮子的活！/divdiv那么有人会说了！你快说吧！到底怎么个分法儿！都有些匪气出来了！哈哈！/divdiv不按资分配！也不按劳动配！那还能论功行赏不成？！哈哈！/divdiv说到底！资本主义那套是安强分配！弱肉强食这个大家都懂是吧？！/divdiv但是这么搞！资本主义社会也发现玩不转了！毕竟一个人作为生物本身！需要的就那么几斤米！你就是吃！你能吃多少呀？！那就奢侈吧！片面夸大人的物质需求！穷奢极欲！但是这个以前大家都搞过！几千两银子一顿饭！也就是填饱了肚子！给别人做做样子！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利和财富！有意思吗？！/divdiv为了维持这种虚幻的表象！用了很多办法！费了好些脑筋！比如让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众保持对物质世界的饥饿状态！分时定量的给与！这个以前我都讲过！是吧！/divdiv所以嘛！你们要注意学！不然我讲的费劲！再说本来我的语言就缺少逻辑！我懒！我承认！/divdiv他们还怎么分来着？！嗷！对了还有超自由！买个游艇啦！去个太空了！反正能想到的！他们都能给你！只要你认为那是自由就行！！！哈哈哈！/divdiv有奖就有惩是吧！哈哈！他们太挺用心！人家也是做事业嘛！大家多谅解！对呀！人家有竞争呀！哈哈！多高大上的词汇呀！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一大堆！好听又好用！哈哈！我们慢慢来！我先喝口水！/divdiv编辑 回复/divdiv小小磊子2-23 03:52沙发/divdiv说到哪里了？！对！适者生存！呵呵！分上三六九等！在把亚非拉也一起拉进来玩儿！天堂！地狱！人间！自然法则！和谐社会就诞生了！喝葡萄酒的人！总认为自己就应该是吸血鬼！哈哈！/divdiv还是不好玩！废话能好玩儿嘛？！地球都被他们玩儿坏了！还成立个绿色和平组织！衣服苦大仇深的样子！全世界都欠他们的！他们资本主义不乱搞！就他们那个生产理念和生产方式！地球不被玩儿坏！才怪呢？！/divdiv我们改革开放是形式使然！是进去资本主义一手创立的世界游戏中去！想渗透我们！搞全盘西化！做梦！！！/divdiv他们怎么生产的？！为什么生产的？！但是讲清楚呀？！！！搞了几年环保就又开始不可一世！又开始觉得自己高大上了呀！！！你们资本主义的劣根性是骨子里的！改的了嘛！！！就知道往自己脸上贴金！不要脸！/divdiv编辑 回复/divdiv小小磊子2-23 03:58藤椅/divdiv要不就拿武力！用暴力！不服就打！胳膊粗！拳头大！就是硬道理！真野蛮！没素质！文明吗？！简直就是大老粗！没文化！可笑不可笑？！跟弱智低能儿有什么区别？！就会撒娇耍无赖！！！流氓！！！/divdiv说了这么多！我口水都快干了！下面来点儿正经的！反正我这个人也不咋政经！/divdiv编辑 回复/divdiv小小磊子2-23 04:02板凳/divdiv不行，困了，这个这个，关键的，还是留到下回再讲。慢慢来，也不是急的事儿，啊啊啊，好困！困了/divdiv编辑 回复/div
个人分类: 原创|21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 香港的早晨-资本主义有独裁,社会主义也有民主
热度 1 潭生.经济学笔记 2014-11-5 22:31
第一次见到雾中的香港是在沙田，我睡了第一个定居后的觉，没有梦，很踏实，于是我洗涮、整衣，轻快地走出酒店，尽量保持着一种而今迈步从头跃的风度，希望能够尽快地融入这个心目中的国际大都市。可是到了地铁站的一刹那，我才发现一个大陆人要融入香港族群的难度。 只要你站在一个相对制高点，几分钟内便可以发现大陆人和港人的严重区别：首先是走路的速度，香港人的节拍至少要比大陆人快50%以上，或许是生活成本的压力，港人在高峰期特别像竞走运动员。其次是秩序，香港的任何一个路口都没有交通协管员，更不可能拉一条绳子防止你闯红灯。在香港任何一个私人或公共活动的场所，自觉排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尤其在地铁站、公交站，企图或正在夹塞插队的必是黄皮肤，必定是大陆同胞。还有就是瘦，港人从特首到百姓大部份是身材保持良好，人种的基因固然占一部份，但是高额的生活成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也是构成精神压力的重要原因。 那天我混迹在几万人的游行队伍中，尽量地理解他们的广东话口号，我看到了他们的愤怒和忧虑，也许更多的是一种渲泄。在赤日的照耀下，我和几万怨民走过了中环，他们是那么的瘦削，每日勤劳工作十几个小时，坐三小时地铁，是全世界干得最多，吃得最少的奴隶。从这些游行的大众，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殖民地情节的矛盾，类似于康德拉小说《黑暗的心脏》创造的氛围，内心的殖民与反殖民、认同与反认同。 “他们正在慢慢地死去，这是一目了然的事，他们不是敌人，也不是罪犯，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东西，他们什么也不是。” 香港的政党制度更类似于一种村民自治，包括议员占大多数的执政团队，都没有自己系统的信仰、愿景、政党哲学、行动纲领。号称最为反共的民主派，干得最多的也只是在立法会呛声，拖延法案通过，再号召群众反对“港共”等等招数。从政治营销的角度来说，他们乐于选择一些事件营销自我，而并非专心经营一种长期的、有战略意义的公共政治产品。 民主派自以为的优势在于：一、认为民主的潮流必势不可挡，埃及之春、茉莉花香给予他们足够的成功案例和道德支持。二、美国及国际民主力量在精神、道义及物质上的支持。 其实这只是一种梦，香港的民主派只有民主的目的而缺乏实现民主政治的能力，片面的追求秩序的合法性使得他更像一群没有长大的孩子，只讲对错，无论利弊。至于美国的支持，似乎在全亚洲还没有成功的案例。美国人永远把亚洲当作殖民地的棋子，只输出民主价值观，而从不协助其建立真正有效的三权分立体系，比如菲律宾，其亲美的民主政治使其最终成为一个以保姆为主要GDP来源的国家。又比如伊拉克、比如南越、柬埔寨、印度……哪一个又不是这种片面民主价值观的失败案例？当然，精明的美国人也不愿意看到亚洲实现真正的民主，否则一旦亚洲雄起，美洲危矣。 即使是弹丸之地的香港，如果一不小心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取代了纽约，经济强大、政治民主、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美国人会袖手旁观么？ 所以民主派注定是政治营销的失败者，方向错误、定位不清、脱离客户，从另一方面而言，政治产品的缺乏，也许为其它政治产品设计者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港人以自己拥有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体系为荣，这是殖民地给予他们最大的政治遗产，具有相当的白色人种的优越感，可是港人却忽视了英国人只给他们输入议会程序而非议会政治体系、有政治无思想、有党派无纲领，还有 清教徒门一直以为傲的秩序和契约 精神，他们认为是成功的基本要素，当然还有不标准的，充满广东腔的港式英语口语。 然而一切被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砸得粉碎。当香港的工薪阶层无法支付起最高达到每平方米180万港币的房价时，这种来自殖民地遗产的优越感又变成了愤怒。 他们的愤怒是因为困惑，他们不理解为何中央政府对香港支持如此之大，输出如此之多，他们辛苦一年攒下的积蓄却买不起一平米的房子？ 他们愤怒是因为政府为什么要用一套漏洞百出的教科书来替代现在看上去还算稳定的历史？难道要求港人必需通读马哲、毛选、三个代表等等才能算中国人？ 他们的愤怒是因为香港的港币户头和房产出现了一群莫名其妙的煤老板、贪官和各种来历不明的人士，炒高香港房价，推进货币供应量疯狂上涨。 他们更愤怒的是大多数人住在鸽子笼一样的地方，却要直接或间接地负担 百分之九十 或更高的税费。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觉得极为冤枉，香港和台湾一样是唯一没有向中央政府缴纳任何税费的特区，而驻军及其它的费用却中央支付，这在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极为罕见，可是香港人不领情，因为节约下来的费用间接地进了既得利益者的口袋，广大港人未受实惠。 更为冤枉的是，中央政府限制宣传、党务等机构在香港公开活动，在港的中共党支部活动因没有社团登记而被禁止，除中央台国际频道外，香港人也很难收到大陆的电台、电视或其它媒体。可是香港人不感激，因为港人认为香港是一个自由社会，你不来是你的损失。 在香港的任何一所大学，你找不到亲共的学生团体，在香港的任何一家工会，你也找不到一个红色的社会活动家，甚至于当权的特首、议员也羞于承认自己是香港地下党。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群众、工运和青年的思想阵地，共产党不去占领，谁来占领？ 当然还有一个更为可笑的小事，在香港的中资机构女员工如果怀孕，就必须遣送回大陆，不可以给香港添麻烦，即使在香港工作满七年，也不可以在香港申请永居。这些优秀的人才，本应可以成为未来普选支持红色中国的铁票，为何最后的政治待遇连菲佣都不如？ 怎么办？也许，我说是也许： 中央政府可以支持香港进行普选，如果普选，亲共的候选人不一定会输，即使选一个与中央政府意见相左的人士，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军队和外交在中央政府手中，我们还怕他搞独立不成？ 也许可以把香港当成一个代议制民主的试验田，三权分立不行，那就四权五权分立可不可以？如果香港的民主试验成功，我们可以借鉴；无效或有害，其恶劣影响可以控制。 也许可以把香港改造成人民币或港币国际化的桥头堡，我们可以拿出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作为港币的发行储备，推行港币国际化，而不是寄希望于那每年百分之一的利息。 当然还有很多也许，包括共产党组织在香港的合法化，港共就港共，为什么不可以？就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独有一般，资本主义有独裁，社会主义也有民主。 离开香港那一天，也是在一个充满雾气的凌晨，回眸望去，香港仿佛是一个迷茫的，带着面纱的少妇，精神恍惚，在长城和伦敦塔之间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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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经济学家马克思、恩格斯谈“资本主义征服中国”
leijy 2014-9-23 22:50
经济学家马克思、恩格斯谈“资本主义征服中国” 雷建炎（leijy26@sina.com）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 “ 在我国， 1956 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就意味着过渡时期的基本结束。这时候，我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 （《政治经济学》第 4 版第 399 页） “ 从俄国 1917 年革命到 1949 年中国革命胜利，几乎所有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经济相当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根本不具备经典计划经济模式所要求的生产力水平。但是，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遵循，苏联在构建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时候，大体上是以经典计划经济模式为蓝本的。后来，苏联的做法被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所仿效，乃形成了一种以国有制为基础，高度集权、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只是计划经济的类型之一，更与经典计划经济有明显的偏离，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传统计划经济模式。 ” （《高级政治经济学》第 105 页） 将剥夺所有人——包括剥夺自己拥有企业股权、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权利，还美其名曰 “ 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 、 “ 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 、 “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 。这实在是糊涂透顶、愚昧至极，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全中国人民人权的无耻践踏！ 管子说：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 思想” 一旦离开“ 利益” ，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 “著名 经济学家 ” 已经人性泯灭，比**功痴迷者还愚蠢。 **功痴迷者在功德圆满、自焚奔赴天国前，他们看到的天国全都是用黄金建造的，通向天国的道路也全都是用黄金铺设的！ 1956 年，中国 “ 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 、 “ 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 ， “ 我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 ，那么，现在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重新回到 “1956 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 以前的社会状态了。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 “著名 经济学家 ” 还要自吹自擂是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 呢？ 如果说，挥着 “ 社会主义 ” 的旗帜、喊着 “ 社会主义 ” 的口号，就是 “ 资本主义制度已在亚洲和欧洲的一系列国家里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 ” ，那么，战争恶魔希特勒自然也是 “ 社会主义 ” ： 希特勒纳粹党的正式名称叫做 “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 1939 年 8 月 23 日，斯大林领导的 “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友好同盟条约。 马克思指出： “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 利己的、独立的 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 公民 ，变成法人。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 类存在物 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 ‘ 原有力量 ’ 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 社会 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 政治 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有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 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 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 ” “ 社会主义 ” 不是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不是 “ 耕者有其田 ” 、 “ 劳者有其股 ” ，而是剥夺全社会所有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权利，使全社会所有人都成为无产者，都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这种 “ 社会主义 ” 实际是奴隶主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它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动的。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灰飞烟灭、东欧 “ 社会主义 ” 国家剧变、中国 “ 三年自然灾害 ” 以及现在的 “鼓励 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 ” ，无一不在宣告那种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 “ 社会主义 ” 彻底破产。 列宁在 “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 ” 后不久就痛苦说过： “ 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 ”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82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究竟什么是 社会主义社会？ 恩格斯明确回答说： “ 我认为，所谓 ‘ 社会主义社会 ’ 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 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共有制 （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消费协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的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协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 ” 建立在 “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基础上的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 ，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如果说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 目标是建立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或者用吴敬琏教授的话说，是 “ 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 ，那么，远在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生活的时代，中华民族就已经建立了 “ 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 ，进入了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 古籍《帝王世纪》中记载： 神农氏，姜姓也。 …… 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 …… 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财，民各得其所，交易而退。 湖南炎帝陵内的《炎帝圣迹图》中，也有专门歌颂炎帝首开市场，日中为市的巨幅浮雕。 炎帝神农氏生活的时代，没有国家，没有政府，自然也就没有了许多繁文缛节、清规戒律。那时一不会有政府审批，二不会有汇率管制，三不会有优惠政策，四不会有打击走私，五不会有反倾销调查，当然更不会有“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 “著名 经济学家 ” 冥思苦想的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 。 在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 “著名 经济学家 ” 看来，我们已进入 “ 知识经济 ” 时代，所以必须有种种 “ 知识经济 ” 去包装市场。可是，在我们祖先眼中，市场就是自由、公开交换物品的地方。 苍天之下，人人平等，市场无所不在。 交换物品，是人才会具有的意识和技能。 自由交换 ，是天经地义的公理，是最基本的人权。 自炎帝以后，中国始终存在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据郭沫若等专家考证，商朝就以重视商品生产、交换而得名。 春秋时的管子明确提出 “ 市者货之准也 ” 、 “ 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 李鸿章主导的中国洋务运动不仅属于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而且已经是大规模的共产主义革命 。 由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 “著名 经济学家 ” 顽固坚持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致使中国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 1852 年，英国经济学家 琼斯 在其《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中，谈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时，描述的中国落后社会现实，现在仍然比比皆是： “ 这里最好指出这样一点，即这个事实（由资本预付工资）怎样影响劳动者的生产力或者说，怎样影响劳动的连续性、知识和力量 …… 向工人支付工资的资本家，能够促进工人劳动的连续性。第一，他使这种连续性成为可能，第二，他对此进行监督和强制。世界上有人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劳动者，他们经常徘徊街头，寻找主顾，他们的工资取决于人们的偶然需要，就是说有人恰好在这个时候需要他们的服务，或者需要他们所制造的物品。最早的传教士 在中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 那里的手工业者从早到晚在城里到处奔走，寻找主顾。大部分中国工人都是在私人家里劳动。例如，你需要衣服吗？裁缝便从早上到你家里来，到晚上才回家。其他一切手工业者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经常为了寻找工作而走街串巷，甚至铁匠也担着他的锤子和炉子沿街寻找普通的零活。理发匠也是 …… 肩上扛着靠椅，手里提着盆子和烧热水的小炉子走街串巷。 ’ 这种情况至今在整个东方仍然是常见现象，在西方世界也有一部分是这样。 所以说，这种劳动不可能在任何长时间内连续地劳动。他们必须像出租马车那样在街头招揽主顾，如果找不到主顾，他们就不得不闲起来。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并且成了资本家的工人，由资本家预付给他们工资，那就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他们现在能够连续地劳动；第二，出现了这样一种代理人，他的职能和利益就是迫使工人真正连续地劳动 …… 资本家 ….. 所拥有的资财允许他等待主顾 …… 因此，所有这类人的劳动就有了更大的连续性。他们每天从早到晚地劳动，他们的劳动不致因为等待或寻找那个必须消费他们所制造的物品的主顾而中断。 但是，因此就成为可能的、工人劳动的连续性由于资本家的监督而得到了保障和增加。他预付他们的工资，他应当得到他们劳动的产品。他的利益和他的特权就是留心监视，不让他们工作中断或懈怠。 既然劳动的连续性因此得到了保障，那末单是这个变化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就非常大 …… 生产力增加一倍。两个从早到晚连续劳动一年的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可能多于四个没有固定工作的工人所生产的，因为后者要把很多时间消耗在寻找主顾和恢复中断了的工作上面。 关于 在中国 由于劳动者依赖他们的主顾的收入而造成的状况，你大概可以在一个由美国人举办的中国展览会上看到一幅极其引人注目的图景，这个展览会在伦敦展出了很久。展览会充满了对手工业者的描绘，他们携带着自己的一套简单工具到处寻找主顾，如果找不到主顾，就得闲起来。这里明显地呈现出，在他们的情况下，必然没有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三大要素之一的劳动的连续性；任何一个有见识的观众都能看出，这里也缺乏固定资本和机器，它们不见得是劳动生产率的次要的因素。 ” 琼斯已经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劳动者必然占有资本，成为资本家，即 “ 劳动者和资本家是同一个人 ” ，而没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 亚洲居民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 ： “ 将来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世界各大洲可能会逐渐接近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和积累的储备的所有者将是同一的；但是在各国的发展中 …… 这种情况至今还从未有过，为了探索和理解这种发展，我们必须考察劳动者怎样逐渐地从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劳动者报酬的主顾的支配下，转到用资本的预付支付劳动者报酬的企业主的支配下。也许，这种情况同 劳动者和资本家是同一个人 的情况相比，还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必须仍然把它看作生产发展进程中的一定阶段，这个阶段直到现在还是先进国家的发展的特征。 亚洲居民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 ”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评论中国社会状况时说： “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 500 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待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 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 中国目前究竟处于人类社会的什么发展阶段。我们不妨套用（俄）普列汉诺夫的一句名言： 俄（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得清清楚楚： “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 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 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 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 。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 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 的。 ” 恩格斯说得更直截了当： “ 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 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末，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其他的政治干预。 ”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心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关心古老中国的发展方向。恩格斯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 资本主义征服中国 ： “ 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因而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对我们来说，这是加速崩溃并使冲突加剧到危机的地步。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铺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也将找到去欧洲的道路，大批地涌入欧洲。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末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 ” 历史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本主义已经征服了中国。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 “著名 经济学家 ”迄今仍 将列宁野蛮的 “ 国家资本主义 ” 当作 “ 社会主义 ” ，一天也没有停止妖魔化资本主义，并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荒唐的 “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现在，中国提出 “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鼓励 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 ”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就是掩耳盗铃的资本主义。 何新在其《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说： “ 二战后的 50 多年，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方面。在发达国家，教育基金也是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因此基本上实现了初等及高等公立学校的免费或低廉费用的普及教育）。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直接收入的范畴，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据西方统计，到 90 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 1/2 到 1/3 ，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 % 。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形式。 ” 何新又说： “ 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性和道义力量没有过时。但是，它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短暂的阶段，会由于周期性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而灭亡，则是过于激情浪漫的判断。 ” （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在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说： “1852 年，马克思写道： ‘ 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在英格兰），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 恰好 40 年之后，马克思的朋友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到： ‘ 马克思和我在 40 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惟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选权都已实行了很长时间。这些国家大都是共和国，那些不是共和国的国家有时比共和国还要民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的那两个国家--英国和德国，工人是人口的大多数，工党正在执政或多次执政。在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已掌权多年。然而，这些国家都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短期看来也没有这种希望。至今为止，不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小打小闹的）改良都未能产生社会主义。 ” 在奴隶社会，奴隶丧失了一切 人 权。他们被视为 “ 会说话的牲口 ” ，成了奴隶主可以任意转让、买卖甚至杀戮的对象。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有了初步人权，他们可以对资本家说 “ 不 ” ，可以 “ 炒老板的鱿鱼 ” ，他们不再是资本家可以任意转让、买卖、杀戮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进步。但由于工人一无所有，他们如果不想饿死，除了 自愿 出卖自己为资本家劳动，为资本家增殖财富，他们别无选择。所以，比起古代奴隶，工人是自由的，可他的自由是可怜的、有限的。工人与奴隶的区别仅仅在于：工人不是某个资本家的奴隶，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奴隶。 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 自由 ’ 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 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 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 。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 资本 。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 工厂的天空 。 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 ‘ 力量 ’ ，这就是对人的绝妙的赞扬！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 人 ，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 力量 。 ” 社会主义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 从 1862 年美国总统林肯颁布解放黑奴宣言，至今还不到 150 年时间，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能不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可是， “ 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方面 ” 、 “ 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 。工人不再担忧衣食无着而被迫劳动，他们的人权得到了切实保障。这不就是 社会主义 ，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吗？不就是 “ 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 吗？ “ 资本主义是一个短暂的阶段，会由于周期性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而灭亡。 ” “ 至少在欧洲， 英国是一个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 。 ” 马克思、恩格斯判断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还是 “ 过于激情浪漫 ” ，不是一目了然吗？ 何新、勃朗科·霍尔瓦特将西方发达国家称之为 “ 现代资本主义 ” 而不肯承认这就是 “ 社会主义 ” ，那么，请问何新、勃朗科·霍尔瓦特： 你们心目中的 “ 社会主义 ” 又是怎样的呢？ 难道硬要像列宁、斯大林、希特勒、蒋学模等人那样自吹自擂，才能叫做 “ 社会主义 ” 吗？ 2014 年 9 月 5 日 稿 （任何匡正谬误的指教都是对作者的帮助、爱护，真诚期待读者的批评、建议。作者电子信箱是 leijy26@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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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资本主义祸害中国
乐趣公司 2014-8-1 11:48
当今祸害中国最甚者依然是极端资本主义的挑战和入侵。 自从资本主义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深重的屈辱的历史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50789page=1fromuid=514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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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未来中国独领风骚
乐趣公司 2014-7-17 13:20
本来，我同稻盛和夫一样，是不相信资本和资本主义的，但是稻盛和夫和那个比尔盖茨，以为资本主义放不下，丢不掉，所以提什么新资本主义概念。好嘛，要谈资本主义，那么，我就要提全民资本主义。 本人已成研究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西方，必须向中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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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资本主义的秘密
乐趣公司 2014-7-16 15:21
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通过制度和政策的安排，让资本利得远远高于劳动所得，从而实现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奴役。 资本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资本特权拥有者并不直接实施抢劫，他们通过制度和政策安排，合理、合法甚至合情地占有劳动者的财富。一句话，他们通过ZF实现他们占有财富的目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必须通过国家这个暴利工具实现私人占有社会财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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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
乐趣公司 2014-7-16 15:18
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谈资本，其实揭露的是资本家，马克思是要消灭资本家，而不是毁灭资本 根本问题并非在于资本主义的正确与否，而是背后操弄主导这种资本主义的那些人的本性。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学术道德监督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30983page=1fromuid=5145122 人们，一直把资本主义误认为只是追求利益的事情，这根本是错的，资本主义并不等于人们太过追求利益。人们追求利益，与资本主义根本没内在关系。就象人们现在普遍用手机来赚钱，但手机并不等于专门是赚钱工具一样。同样，科技是人们观察世界的工具与手段，但人们往往拿它来害人，难道你就认为科技是专门拿来害人的吗？ 因此，不能把资本主义与谋利直接划等号。而人们之所以指责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它太使人唯利是图了，太自私自利了。但这些，都是误解了资本主义了。 一件东西，你拿它来做何用就有何用，但你不该把这件东西定义为非此用莫属。比如，一把刀，你拿它来切猪肉就有切猪肉的用，你拿它来杀@！！人就有杀@！#人之用，但你不能将刀专门定义成杀！@￥人工具哦。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30533page=1fromuid=514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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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皆不能作为信仰
乐趣公司 2014-7-3 18:42
亲爱的的坛友们： 西方文化禁固我们思想百年，然而我们最终知道，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皆不能作为信仰。让我们一同来祝贺！祝贺我们的思想藉此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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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剑桥中国明代史》（经济史下）读书笔记
凝伦 2014-2-7 22:37
在第二部分的阅读中，涉及的是明代时期中国的农村经济和交通商业部分。可以发现的是，到了明朝开始，传统的封建组织形式开始弱化了，也就是说，在农村，自耕农经济及其所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始动摇，人口的流动性增强，封建统治基础开始变得脆弱；而商业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前面说到，在晚唐，中国具备了发展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那么，到了明朝这种可能性确实变为了现实，因为商品经济得到很大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了。下面对这段历史进行具体的介绍。 按照作者的分法，明代中国可以划分为华北、江南（包括江苏南部、安徽和浙江）、湖广、四川、福建、珠江和云南及周围诸省这几个地区。就具体的气候环境而言，明代整体上属于一个很是干旱的时期，并不像同时期的欧洲一样，处于“小冰河时代”，所以说明代农业时常出现旱涝灾害。说到人口，常见的观点是明代人口仍旧是增长缓慢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明朝经历了类似于清朝的人口爆炸，但是由于统计制度的因素，出现了大量的瞒报人口。例如，在南方地区，尤其是在福建一带，宗族发展极为完善，这样往往以一个大族作为一个纳税单位和一个人口统计单位，所登记的人口数必然远低于世纪。耕地面积是一个难于确定的因素，因为明代纳税并不以土地为依准，所以官府对于土地的登记力度并不大。之所以这样，又是因为税赋是以实物形式缴纳的，银两只是在后期才作为补充形式出现。由此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明代物价涨幅是十分显著的。据卡蒂埃尔的物价测算，到了1610年，物价已经是早期的3到4倍。明代整体上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大体如上所述。 明代的乡村组织形式是里甲制，所谓里甲制，就是指每110户为1里，其中最富裕的10户负责管理，成为里长，剩余100户每10户分为1甲。里长和甲首由所在单位内10户轮流担任，这样在10年轮换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基层，明朝更多的依靠的的是里甲的道德教化作用，而非行政管理。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和中央的高度集权是矛盾的。正是由于这样，使得乡村统治虽然稳固，但是并不稳定。因为在不同地区里甲制的实施是有程度限制的。例如，在南方，就无法根据里甲来合理进行税务管理，因为很多情况下，一里的范围要远大于110户这个界限。 明代是中国宋代之后商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事实上，明代商业发展更加有其深度和广度。因为商业已经渗透到了乡村。在农村，集市的存在已经不仅仅是为获得使用价值，很多情况是专门为了交易而生产的。那么明代商业的发展政府在其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准确地说，政府真正做到了无为而治。因为，自洪武朝开始，政府既没有遏制商业的发展，对于商业的批判也仅仅是因为因为继承先代的治国基础，再加上明朝皇帝大多碌碌无为，更不愿意破坏祖先不禁止商业发展的行为；但政府也没有真正采取措施促进商业发展。很多人说大运河的修建是政府的主观意图。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根本上是为了保证漕粮能运往北京和边关，只不过在客观上促进了商业的进步。所以说，明代国家对于商业，是一种寄生关系。 说明代商业有了发展另一个原因是专业化分工的出现。这种分工首先表现为地区分工的深入。不仅商品粮区和经济作物区的分化产生，经济作物区和市场农业、市场工业的分化也产生了。但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分工的产生。在明代的松江府，养蚕、制茧、缫丝、织布是由不同单位负责完成的，事实上，明代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分工不足反而是分工过细。因为据记载，常熟地区的妇女甚至只会缝衣服不会织衣服。这种过细的分工确实阻碍了商业进一步发展。 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我不同意将这种观点极端化。因为就我看来，商人的地位也实在没有很高。纵然商人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较以前没有的尊重，但是士绅阶层仍然阻止商人进入精英阶层。我这样说的依据是，在明代很多商人以及富豪往往会附庸风雅，收购大量的文物和书籍，但是这种书籍并没有用来自用而是用于“讨好”穷文人。可以发现的是，这一时期很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有很多的“门客”。并且中国典藏学得到最大发展的时期是在明朝。典藏学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完全是一门关于“钱”的学问，因为大量文物的购买需要庞大的财力。所以说，只要科举制度存在，商人就不可能打破精英阶层所组成的官僚团体，其所研究的内容也只能是被正统所不认可的“旁门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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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伦 2014-2-7 22:33
《转变的中国》属于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从西方学者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史作出解释。在这个系列中，白馥兰和毕克伟等人侧重于对华北地区的研究，彭慕兰侧重于对中部地区的研究，而王国斌则侧重于对中国南部地区的研究。《转变的中国》作者是王国斌，本书主要介绍了自明清后期开始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三大方面发生的变化，并且对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历史部分进行了比较。贯穿全书最为主要的思想便是，中西方在这一个大的时段内是具有很大相似性的，这一相似性的基础就在于斯密型动力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共同制约。 作者首先肯定中国和欧洲在18世纪之后的差异是显著存在的，因而不能从“欧洲中心论”角度出发来解释中国此时的经济政治，也不能像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套用西方经验或者说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来解释中国为何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作者又强调了中国和西方是有着很多相似性的，这种相似性使得中西方在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是有共同之处的，因而欧洲经济史的研究有其重要价值。本书的研究思想很有特点：从西方看中国，并从中国看西方。前者强调的是利用欧洲经济史考察中国明清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因为要超越欧洲中心论必须回到欧洲；其次从中国实际来看发展实际，从而看中国在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上到底存在哪些特殊点。如果说前者是“规范”的，那么后者就是“实证”的。 书中提到自明清起，中西经济增长是有以下四个共同原因的：第一，基于劳动分工和绝对优势而出现的商业扩张过程；第二，经济增长可以由投资增加引起；第三，技术进步会使得资源利用更加有效；最后，整个社会发生了适应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变革。对这四点，我分为了三类：第一类，体现中西发展的共同点，即第一点和第二点，这两点在明清后的中国和欧洲体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第二类，体现中西发展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第四点引起的。作者在书中虽然以很小的篇幅介绍了这一部分，但是却是全书中介绍中西差异最为详细的部分；第三类，不确定因素，即技术因素。因为书中通过对不同学者观点的引用认为，技术因素并非完全独立发挥作用，制度对其作用发挥有着很大的影响。下面对第一类和第二类因素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类因素从根本上就是上面提到的“斯密型动力”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共同制约作用。所谓“斯密型动力”即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加，而“马尔萨斯主义”人口的增加使得“人口——资源比”过大，对经济增长造成了压力。所以说“斯密型动力”和“马尔萨斯主义”是这一时期中西发展中矛盾的两个方面。此时的中国与西欧，共同处于一个农业收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世界中。二者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组成的周期循环。在“斯密型动力”下，这种循环创造了更大规模的经济，却使二者有很大的可能落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上述相似性可以从对英格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介绍中看出。 第二类因素凸显出中国和欧洲发展中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由组织形式的不同造成，而组织程度的不同则主要由“农村工业”决定的。斯密所生活的年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英国，农村工业都是存在的，但这种农村工业的地位却不同。在中国，农村工业，或者成为原始工业化，是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而存在的，所以生产者被完全捆绑在土地上，无法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欧洲，农村工业是一个独立的产业，是城市工业的前身，农村手工业者作为一个独立的商业主体或者市场主体而存在。正是这种差异性，使得到了后期，中国的农村工业无法过渡向城市工业，这种停滞导致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停滞。 书中让我感兴趣的另一个地方是对中国和欧洲这一时期粮食骚乱的分析。作者并不认为粮食骚乱仅仅是由于天灾或者人祸而导致的食物短缺。相反地，此时的粮食骚乱，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由粮食流通所决定的。也就是说，随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粮食生产区负责生产和向外省输出粮食。这种流通在丰年或者说稳定时期是可以保证平稳的，但是一旦有了不稳定因素，粮食生产区将倾向于保证本地粮食供给，粮食输入区则依赖于外省粮食输入，这样就在供给和需求间产生一个巨大差异，最终不可避免导致粮食骚乱。但是，在中国，这是由于供给上的矛盾导致了流通问题。因为就从国家层面而言，强调的是粮食的跨地域流动，但是地方而言却倾向于保证本地利益。可是欧洲则是因为新需求的产生导致了流通的问题。随着劳动分工的扩展和专业化增强，越来越多的地区不再专业于农业必然产生对产粮区的的依赖，这种依赖在粮食歉收时家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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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读书笔记
凝伦 2014-2-7 22:31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选取的时间段并非一般所认为的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而是选取了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一段历史。作者这样划分是有其用意的，比起传统方式，这样的划分更加将目光锁定在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阶段，使得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世界近代经济史保持同步；同时这一段时间并没有出现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上层建筑的革命，因而对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进行较为透彻地分析。在上册部分，主要集中在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段时期的经济状况加以论述。 作者首先纠正了两个学者早已接受的谬误，作者的观点我是同意的。首先，中国并非“闭关自守”。事实上，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不与外界接触；但实质上，中国只是作出了对西方侵略势力的被动防御。在这一时期，国家并非不与国外发生经济交流，只是对贸易进行限制。并且，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不愿与西方开展自由贸易完全是因为统治者的自大心理是不对的。晚清ZF之所以不愿与英国开展贸易，首先在于文化差异，其次在于葡萄牙侵占澳门的前车之鉴，而非真正蔑视国外势力。第二，明清时期，尤其是在晚清时期，中国并非限制“自由贸易”。这一时期，在广州开展的贸易完全是平等互利而且是自由的。因为，国家所征关税低，同比于其他国家限制少，这一点连英国商人都同意：“在中国，生意比英国更加方便的多。” 我将全书划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中国主权日益遭到破坏。在这一时期，政治上，中国被迫丧失独立司法权，而采用领事裁判权。此外，各国纷纷在中国设立租借划定势力范围；经济上，海关主权，尤其是关税主权和海关行政权完全被西方掌握，这反映在总税务司的设立；中国内河航运权和沿海航运权虽未完全丧失，但是却西方操控。在这里，着重强调两点，一是中国农民所受剥削和压迫的加深。战时的破坏、抢劫、勒索和战争赔款使得统治者将负担转嫁于农民；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造成银贵钱贱，以铜钱作为交易单位主体的农民深受其害；战后国家机器的强化使得大地产不断涌现，土地日益集中，农民丧失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同时受地主、高利贷商人和侵略者剥削。书中虽然写的分散，但是概括后，农民的生活状况大致可以从这三点分析出。第二点便是这一时期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作者在这里提出一个很独特的观点，当然这个观点得到了国外研究的佐证，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主要目的并非为继续扩大商品销售市场，而是为了促进鸦片贸易合法化。此外，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清ZF的关税收入增多，从这个角度，实为幸事。对前一部分我是同意的，因为相关史料已经表明，当时英国已经认识到在中国实现商品倾销的困难，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目的之一——鸦片合法化——并未实现。就从战争的名字“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对后一部分我持保留意见。虽然确实通过对鸦片征税“寓禁于征”，但这一时期走私仍然猖獗且口岸开放时间并不一致，所以清ZF是否实现增收值得探讨。 第二部分是中国新阶级的产生。这个新阶级指的是买办阶级。买办最开始并非贬义词，只是目前我们将其限定在在中国近代史上，利用自身与外国侵略者关系，代表外国侵略者利益剥削本国人民的一个阶级。事实上买办成长有以下途径：雇主薪金、开设商号和周转资金利息收入。通过与外国商人接触买办获得了资本积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工业和金融业发展。但是作者对于买办的作用过分贬低，从而忽视了买办有发展为民族资本家的可能。因而也就没有充分意识到买办所做的贡献，即使很少。 第三部分是中国农民阶层的抗争——太平天国运动。我同意作者观点，太平天国运动仅仅只能算是农民阶级自救运动，基本类似于任何一个朝代末期的农民运动，而非完全意义上的“革命”。太平天国运动的价值自然无需多言，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贯彻太平天国运动中一个特点——空想性。在运动早期，领导者要求建立实质上的“共产”，但事实上土地和财产的私有才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合力特性；在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资政新篇》，注重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承认，这也没有可供实践的土壤。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上的空想性注定运动要失败。 最后是地主阶级对外国侵略的反应。我将书中所述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统治机器的强化。以豪绅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势力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这点在上面已经介绍，不再详述。第二种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自强”与“求富”。不否认通常所认为的地主阶级的腐败和仅对国家表层进行的改革是这场“自强”失败的原因，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侵略者的侵略则从本质上决定了其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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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又一个令人钦敬的文革道歉人陈小鲁先生
黄少清 2013-8-21 22:07
令人尊敬的陈小鲁老先生，以及被那人鬼巅倒的文革狂风裹挟的每一个卷入者，所作的一切一切，其责任罪过都非你本人，而是发动文革的那个罪魁祸首祸国殃民。你们，或被逼而为，或为自保而为，或因无知而为，这些，世人都能理解和原谅。最早原谅他们的，是那时的“地富反坏右资本主义走狗”的家长们，他们有的含泪让自己的子女揭发自己，批斗自己，用自己的灾难和赴死之心去护犊，以期自己的儿女能换得新生，能自保生存于世，而不被全家批斗整死灭族亡种。悲壮苦楚令人为之掬泪。但时，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当年意气风发，年少轻狂的红卫兵们，你们现在也步入老年了，试想，如果现在的年青一代也象你们当年一样，造你们的反，把你们拉出来武斗，你们情何以堪？处之若何？难道你们不觉得那是反人伦反道义反人性反社会的祸国殃民暴行吗？为了防止祸国殃民的事情不再发生，阻止人性妖化的历史不再重演，尊敬的每一位文革反思道歉者，应该是您本人亲自发出道歉信，亲自作出的反省，亲自作出的对文革的批判，才在后人心里更有说服力，更有公信力，更有含金量。既然都作出了这个决定，就不要借他人代发，因为，别人是不轻易相信不是发声者本人以外的人代为传声的真实性的。 二 O 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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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经济萧条、银行改革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修订版）
lyt639 2013-8-9 10:22
【版权声明：非商业转载必须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译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chengye.blog.163.com/blog/static/108470462201192662712112/ 作者：赫苏斯 · 韦尔塔 · 德索托 (Jesus Huerta de Soto) 译者：程晔 【译者按：为纪念德索托教授 LSE 演讲发表一周年，重译了一遍原稿，修订了不少疏漏和不准确之处。时隔一年，我们回顾德索托教授的预言，实际的事态发展符合预言的第 2 种情况，未来则很有可能发展成第 3 种情况，至于德索托教授乐观预计的第 4 种情况尚未见端倪，世界各国均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令人遗憾。】 　　 2010 年 10 月 28 日 ，哈耶克纪念演讲，发表于伦敦经济学院（ LSE ）。原文由科布登研究中心（ Cobden Centre ）出版。 　　我很荣幸应伦敦经济学院（ LSE ）之邀，来此发表哈耶克纪念演讲。感谢学院及提摩西 · 贝斯利 (Timothy Besley) 教授的邀请，感谢飞利浦 · 布思 (Philip Booth) 教授和经济事务学院允许我借此机会介绍新书《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精神》，最后要感谢托比 · 巴克森代尔 (Toby Baxendale) 促成了这次演讲。 　　今天我将集中讨论最近的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全球经济萧条。这是我们经济学家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皮尔银行法（ Peel's Bank Act ）的致命错误 　　首先，我要强调一个重要的论点：今天折磨我们的一切经济与金融问题都可回溯到 1844 年 7 月 19 日 ，那天，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件决定了日后全世界的金融与经济演化过程，直至今日。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银行学派与通货学派一直辩论，什么是造成虚假经济繁荣以及紧随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历经多年辩论，《皮尔银行法》得以在那一天通过。 　　 1844 年的银行特许法成功的采纳了英国通货学派的健全货币理论。这个学派准确的辨识出造成繁荣与萧条交替的根源－私营银行人为的虚假信用扩张。在其背后没有真实的公民储蓄支持，而是通过发行大量的信用媒介（ fiduciary media ）（那时主要指银行纸币和远超黄金数量的存单）。于是，皮尔银行法要求银行按 100 ％黄金储备发行纸币，这不仅完全符合最基本的罗马法原则－禁止伪造或过量发行纸币，并且向终止繁荣与萧条的无限循环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 　　然而，尽管皮尔银行法的意愿良好、理论基础坚实，它却是一个大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它没能同样的把 100 ％的准备金要求扩展到活期存款 ( 米塞斯 1980, pp. 446–448) 。不幸的是。在皮尔的年代，西班牙黄金世纪时期经院哲学家的思想已被彻底忘记。 300 年前，经院哲学家们早已发现活期存款（拉丁语 chirographis pecuniarium, 　意思是仅由银行记账条目创造的货币）同样是货币供给的一部分 ( 德索托 2009, p. 606) 。他们意识到，从法律的角度看，忽视对活期储蓄的 100 ％准备金要求是道德上的恶和犯罪行为－尽管不是超额发行纸币那样的伪造行为，但却是侵占挪用。 　　当时，多数经济学家们犯了错，他们对早期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发现一无所知。皮尔银行法的这一错误是致命的： 1844 年后，银行家们继续保留部分准备金的做法，当然不再是在被银行许可法禁止的纸币上，而是用在活期存款上。换句话说，银行重新定位了业务，从过量发行纸币改成了发行部分准备的活期存款。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两者没有区别。 　　于是，人为的信用扩张与经济繁荣得以继续，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也就无可避免。尽管《皮尔银行法》里倾注了良好的意图与愿望，不久，这个法案失去了全部的公信力与公众支持。不仅如此，它的失败决定了之后金融事务的演化，直至今日。它也完全解释了在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中，金融与货币系统因这种缺陷的制度设计遭受的折磨，以及我们当前承受的严重经济后果。 　　当我们考虑到《皮尔银行法》的失败，日后的事件演变可想而知：泡沫不断形成，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此起彼伏。银行救助司空见惯。最后的借款人－中央银行的成立，恰恰就是为了救助银行，为了可以在危机时创造足够的流动性。黄金被废除，全世界范围实施法定货币与纯粹纸币制度。正如我们所见，历史进程的结果揭示出制度设计的缺陷。启示我们为什么时至今日 ――21 世纪的第 2 个十年，金融混乱仍在不可思议地影响全世界。 健康的资本积累过程－以真实储蓄为基础 　　现在这点很重要。由中央银行主导的部分准备金银行系统，是如何通过创造人为的信用扩张，来扭曲真实的生产结构 ―― 制造泡沫、引导不明智的投资，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与严重经济萧条的？让我们快速回顾这一经济进程的细节。不过，为了纪念哈耶克，我们在开始讨论前必须记住，自凯恩斯革命以来，至关重要的资本理论几乎完全被排除出主流大学的经济理论课程。换句话说，我们首先要解释在不受阻碍的自由市场上的那些企业家才能、自发性与微观经济进程，它们倾向于正确地投资经济主体的全部储蓄。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一知识才能让我们理解到，没有经济主体的真实储蓄，仅凭银行账目上实现的活期存款来进行投资，结果将天差地别。 “ 必须完全私有化当前的纸币系统，并替换以古典的纯粹金本位 ” 　　现在我们要解释的，正是为什么从经济理论上看，所谓的储蓄悖论（ paradox of saving ）是完全错误的 ( 哈耶克 1975, pp. 199–263) 。不幸的是，即便修完大学经济理论课程，也只有极少数的学生明白这个道理。然而，这一知识被毋庸置疑的应用于一个最重要的自发市场过程，这个市场过程应该为每一个经济学家熟知。 　　为了理解下面的讨论，我们必须形象地把真实的市场生产结构看成一个跨时段的过程。其中包括很多复杂的时间段。投入的多数劳动力、资本品与生产资源并不用于生产当年的消费品，而是为了未来 2 到 5 年，甚至更久之后才有消费需求的消费品和服务。例如，从工程师开始构思和设计一种新车，到开采出铁矿石并炼成钢铁，从制成各种汽车零部件，到装配厂组装成型，然后运输和分销 … 整个过程耗时数年。 　　这个周期由一系列复杂的时际生产阶段衔接构成。那么，如果经济主体的主观时间偏好突然降低，导致本年度的当前消费减少，比如 10 ％。会发生什么情况？一旦如此，将激发 3 个关键的自发微观经济过程，倾向于确保正确地投资新节省的消费品。 　　第一个效应，不同的生产阶段之间产生盈利差异：近期消费品工业部门的销售相对下跌，其盈利下降或停滞。而面向 2 到 5 年、甚至更久之后成型的远期消费品生产行业，它们的盈利能力不受当前短期消费减少的影响。 　　利润是影响企业家改变投资决策的关键信号。在针对未来消费的当前资本品生产行业中，相对较高的利润吸引着生产结构中所有的企业家。他们必须改变生产与投资，从盈利下降的近期消费品行业转向更有利可图的，服务于远期消费品生产的资本品行业。 “ 银行危机不是导致经济萧条的原因，而是最重要的早期征兆之一 ” 　　新增储蓄的第二个效应是降低利率，并影响服务于远期消费品生产的资本品价格：利率用于折现资本品未来的预期收益，降低利率将提高资本品的市场价格，越是为远期消费品生产服务的资本品，其价格上涨幅度越大。大幅上涨的资本品价格对比因（储蓄增加）消费需求减少而降低的消费品价格，这就是第二个非常强大的微观经济效应。它传递给全市场一个信息－企业家必须改变生产方向，减少对近期消费品行业的投资，向服务于远期消费品的资本品行业增加投资。 　　最后的第三点，我们应该提到哈耶克称为的 “ 李嘉图效应 ” （ Ricardo effect ）（哈耶克 1948, pp. 220–254; 1978, pp. 165–178 ）。李嘉图效应指储蓄增加对真实工资的影响：储蓄增加使得当前消费品销售下降，价格停滞甚至下跌。如果要素收入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真实工资增加【译注：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以及企业家的应对措施，在边际上用相对便宜的资本品替代劳动力。 　　李嘉图效应解释了，只要生产成本下降更多，比如用机器和电脑替换相对昂贵的劳动力，这样即使消费品销售下降，也完全可能盈利。谁来生产这些新的电脑、机器设备和资本品？恰恰正是那些被停滞不前的消费品工业解雇的工人，他们被重新配置到为更远期生产服务的资本品工业，那里需要他们生产新的资本品。 　　李嘉图效应与前两个效应一起，推动更远离当前消费的生产阶段，并延长整个生产过程，使其包含更多阶段。这个资本更密集的新生产结构完全是可持续的。因为它全部由之前的真实储蓄支持。此外，它能显著地增加未来的消费品生产，以及全部经济主体的实际收入。这３个效应联合起来，全部向同一个方向努力。它们构成最基本的资本理论课，解释在不受阻碍的自由市场上的世俗化倾向 ―― 正确地投资新增储蓄，不断促进资本积累，并相应地带来可持续的福利增长与经济发展。 由部分准备金引起的泡沫本质 　　现在，对照上述健康的资本积累过程，我们就能完全理解，没有真实储蓄支持，仅凭中央银行（最终贷款人）的指令，靠部分准备金银行的人为信用扩张来资助的投资项目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单边的信用扩张意味着银行发放新贷款，并将其记录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栏里。而自动平行纪录在负债栏里的，就是银行凭空创造的活期存款。这样，在人为的信用扩张过程中，新货币持续被创造出来 ―― 或者应该称为新的 “ 虚拟 ” 货币，因为它只实现在银行账本的条目里。事实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大约只有 10 ％的货币供给是现钞（纸币和硬币）的形式，而其它 90 ％的货币供给都是这种形式的虚拟货币（这正是 400 年前，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们定义的 chirographis pecuniarum ，仅在银行账本上实现的虚拟货币）。 　　信用扩张为何如此诱人并广受欢迎？它完全腐蚀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并极大地降低了全社会的道德标准。很容易理解，一开始，企业家们往往非常欢迎信用扩张，因为它使得一切投资项目，不管平常看起来有多疯狂，都能轻松地以极低利率融资。信用扩张创造的新增货币被企业家用来购买生产要素，大部分被部署到远离消费的资本品工业中。 　　由于这一过程不是由储蓄增加引起的，消费品工业并没有释放出生产资源。大宗商品、生产要素和资本品的价格，以及股市上相对应的证券市值趋于大幅上涨，造成市场泡沫。每个人都很开心，尤其是看起来个人财富的增长似乎轻而易举，即不用牺牲储蓄，也不需要诚实艰苦地努力工作。 　　新经济号称良性循环，看上去已经彻底避免了萧条，所有的经济主体都被欺骗了：投资者看着天天上涨的股票价格非常开心；消费品工业满负荷运转，产品涨价都一抢而空；餐馆总是满座，门口排着长队；在充分就业的时代，工人和工会们乐见企业家拼命争抢劳动力，工资上涨，移民涌入；政治领袖们得益于极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他们照旧向选民推销，宣称这些归功于自己的领导力和良好的经济政策。政府预算官员们瞠目结舌的发现，公众年收入以两位数字增长，尤其是增值税收入。尽管增值税本应来自最终消费者。但在由人为信用扩张创建的远期生产阶段里，企业家们已经提前预缴了增值税， “ 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逃避自己的货币责任，现在他们发现已经无路可逃 ” 　　但是，现在我们应该扪心自问，这个派对能继续多久？消费者不愿增加储蓄，投资者却持续的用银行创造的虚拟货币来进行没有储蓄支持的投资。这种消费者与投资者之间极不协调的行为能持续多久？不用牺牲，任何人都能得到想要的一切。这样的幻觉还能持续多久？ 　　自由市场是一个非常有动态效率的过程 ( 德索托 2010a , pp. 1–30) 。无可避免地，市场迟早会发现这个巨大的错误，并试图纠正。市场同时产生 6 个自发的微观经济反应，以图遏止并逆转泡沫年代的人为信用扩张所造成的负面效应。 抑制信用扩张效应的市场自发反应。 　　在拙作《货币、银行信用与经济周期》 ( 德索托 2009, pp. 361–384) 中，详细阐述了 6 个不可避免的自发微观经济效应，以逆转由持续而强烈的银行信用扩张引发的虚假繁荣。简述如下： 1 、初级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主要是劳动力、自然资源与大宗商品）。原因是这些资源没有从消费品工业释放（储蓄没有增加）。不同生产阶段中的企业家们利用新发放的银行贷款，相互竞争这些初级生产资料。 2 、随后，消费品价格的上涨速度超过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原因是时间偏好并没有改变，消费者拿到新货币，开始照常消费。而企业家们却拼命为了多生产远期消费品，而减少一切近期消费品生产。这也解释了下面一个因素。 3 、生产近期消费品的企业其会计利润相对大幅增加，尤其是与资本品工业相比。资本品的利润因为成本上涨超过营收而停滞。 4 、与真实储蓄增加带来的效应相反，李嘉图效应开始起反作用。现在，消费品价格相对上涨（或消费品工业因生产能力提高而增加营收），初级要素收入的上涨开始降低真实工资。从而鼓励企业家们用廉价劳动力来替换机器设备，这样对资本品的需求减少，远期消费品行业【译注：资本品行业】的利润也降低。 5 、贷款利率上涨，甚至超过信用扩张前的水平。原因是，信用扩张迟早会停止。出借人要求更高的购买力与风险溢价，使得利率大幅上涨。此外，陷入错误投资的企业家们为了完成投资项目，开始争取额外融资的 “ 生死决战 ” ( 哈耶克 1937) 。 前 5 个效应一起导致了下面的第 6 个联合效应。 6 、处于远期生产阶段的公司开始发现，自己正遭受严重的会计损失。对比近期消费品行业的盈利，最后，毋庸置疑地揭示出企业家们犯了严重错误。当务之急是终止并清算那些泡沫时期进行的错误投资项目。 　　正如我在书中所述，市场是个动态效率的过程 ( 韦尔塔 · 德索托 2010a , pp. 1–30) ，当市场发现繁荣期发放的银行贷款，其真实价值已大幅缩水。换句话说，市场发现银行资产的价值大大低于之前的估计，而其债务（繁荣期间凭空创造的存款）保持不变，那么实际上银行已经破产了。如果没有最终贷款人【译注：中央银行】不顾一切的救助，金融和货币体系将彻底崩溃。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理解到， “ 银行危机不是造成经济萧条的原因，而是最重要的早期征兆之一 ” 。 　　当市场发现繁荣期进行的许多投资项目无利可图时，经济萧条就开始了。接着，消费者要求清算错误投资（考虑到消费者的真实意愿，现在发现这些项目太遥不可及）。萧条标志着痛苦的生产结构调整过程开始，生产资源被从远离消费的生产阶段撤回，并转投到最接近消费的生产阶段。 “ 繁荣期的银行信用扩张促使企业家们行动起来，就像真实储蓄增加一样。 ” 　　一旦信用扩张开始，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就不可避免。因为缺少真正节省下来的可用资源，市场迟早会发现繁荣期由银行资助的投资项目太鲁莽了。换句话说，繁荣期的银行信用扩张促使企业家们行动起来，就像真实储蓄增加一样，但事实上储蓄没有增加。 　　一旦犯下这种整体性的经济计算错误，市场迟早会自发地发现并纠正错误，事实上，哈耶克的全部经济周期理论是路德维希 · 冯 · 米塞斯经济计算理论的一个特例。米塞斯发现了社会主义下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这个原理完全适用于目前设计错误并被严格监管的银行系统。 ２００８金融危机的特点与当前的经济萧条 　　目前结束的这轮扩张始于２００１年美国上一次经济萧条，美联储又一次大规模实施人为信贷投资扩张 ―― 没有居民自愿储蓄支持。事实上，多年以来，由纸币与银行存款构成的货币供给年增长超过 10 ％（意味着，每隔七年全球流通货币总量翻番）。 　　剧烈的信用扩张释放出的交易媒介，被银行用极低的利率（甚至实际上是负利率）贷出去。投机泡沫被吹大，资本品与房地产价格，以及股市上相对应的证券市值飙升，股指大涨。 　　说也奇怪，巧合的是，在 1929 年大萧条前的 “ 繁荣 ” 年代，货币供给增加的冲击并没有明显影响一揽子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大约占市场上全部交易物品的１／３）。而与此类似的是，新技术在上一个十年得到广泛应用，企业家们勇于革新，带来生产能力的飞跃。如果没有 “ 货币与信用注入 ” ，本来可以健康持续地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造福全民。 　　此外，中国与印度经济完全融入全球市场。逐步提高了消费品和服务的实际生产能力。面对如此可观的产能增加，消费品价格却缺乏健康的 “ 通缩 ” ，这证明货币冲击已严重扰乱了整个经济过程。让我们记住那些极端反通缩分子，在泡沫盛行的年代里，即使出现微乎其微的健康通缩迹象，也被他们当作加大信用扩张的依据。 　　如前所述，人为扩张信用与流通媒介不是通往稳定并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捷径。在所有高储蓄率的背后，必要的牺牲与纪律约束不可或缺。（事实上，尤其是在美国，危机之前的自愿储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多年跌成负数）。 　　是什么终结了愉悦的货币狂欢并开始了宿醉般的萧条？触发因素很多，每个周期都不同。首先，本轮周期最显而易见的触发因素是大宗商品与原材料的涨价，尤其是石油；其次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最后是当市场明确发现银行资不抵债（其主要资产是错误发放的抵押贷款）后，大银行机构的失败。 　　如果我们考虑到上一轮信用扩张程度以及造成的错误投资面之广，很可能得出以下结论：（如果不考虑更加刚性的劳工市场给欧洲带来的负面影响－延长萧条、加重痛苦）在本轮周期中，欧洲货币同盟经济体受损程度相对较轻。 　　尽管欧洲央行的扩张性政策也犯了严重错误，但比起更不负责任的美联储还是强多了。此外，实施欧元趋同标准（译注：指《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的标准）给欧洲主要经济体带来了健康显著的恢复。只有一些外围国家－如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实施欧元趋同标准时陷入大规模信用扩张。 　　西班牙是个典型的例子，西班牙经济经历了一场大繁荣。其中部分来自真正的经济增长（如由首相何塞 · 阿斯纳尔主导的自由化体制改革）。然而，更多的则来自人为的货币与信用扩张，其扩张率是同时期德法两国的３倍。 　　面对因实施趋同标准导致的低利率，西班牙的经济主体们用宽松信贷的传统来理解：大笔宽松信贷唾手可得，天量贷款申请涌向西班牙银行（主要用于资助房地产投机）。西班牙银行靠凭空创造货币发放贷款，而欧洲央行却泰然自若地袖手旁观。一旦危机来袭，调整过程迅速而有效：不到一年，有超过 15 万家公司倒闭，主要来自建筑行业。几乎有５百万工人被错误的行业解雇。现在我们可以认定，尽管西班牙经济大体上还很虚弱，但已经被治愈。当前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待会儿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先让我们评价一下新会计准则对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的负面影响 　　我们必须牢记，长久以来，人为信用扩张的核心特点是：在美洲大陆与欧洲，几个世纪来全球奉行的传统会计准则被缓慢侵蚀。 　　具体来说，许多国家立法规定实行国际会计标准（ IAS ）。这意味着传统的谨慎原则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对资产评估采用 “ 公允价格 ” 原则，尤其是金融资产。 “100% 准备金银行是唯一符合财产法基本原则的系统。 ” 　　事实上，在投机泡沫充斥的年代， “ 反馈回路 ” （ feedback loop ）强化了这一过程：上升的股票市值被立即记入会计账本，然后这些会计条目又被当作股市上金融资产价格继续虚假上涨的依据。 　　很容易看出新会计准则的循环放大效应，它加剧动荡，并错误地引导商业管理：它在繁荣期创造虚假的 “ 财富效应 ” ，引诱人们去承担不成比例的风险。有朝一日错误呈现，资产的迅速贬值立刻吞蚀公司资本。迫使其在资产价格最低、金融市场枯竭时变卖资产以充实资本。 　　显而易见，这种干扰性已被证实的会计准则必须尽快废除。而近来实行的会计改革也必须取消，不仅因为在金融危机与萧条时这些改革意味着死路一条，而且从根本上说，重要的是在繁荣期坚持谨慎保守的估价原则－这一塑造了整个会计系统的原则始自 15 世纪的卢卡 · 帕乔利【译注：复式记账法的发明人，现代会计之父】，止于对国际会计准则（ IAR ）的迷信般采用。 　　必须强调，会计的目的不是以被曲解的 “ 会计透明度 ” 为借口，来反应期望的 “ 真实 ” 价值。在任何情况下，这一价值都是主观、随行就市的。相反，会计的目的是实现谨慎的公司管理，并防止资本消耗，就像哈耶克早在 1934 年的论文《资本保全论》（ The Maintenance of Capital ）中建立的原则。 　　这就需要严格实行会计稳健性原则（基于谨慎原则，历史成本和市场价值两者相比取其低）。无论何时，确保可供分配的利润来自安全的盈余，对利润的分配一点都不能损害公司未来的生存能力和资本总额。 谁应为当前的状况负责？ 　　显而易见，自由市场上的自发秩序不应为现状负责。过去的每次危机都带来一个典型后果 ―― 人们谴责市场，并坚信萧条是需要政府干预的 “ 市场失败 ” 。当前这次也不例外。 　　如上所述，市场过程能自发对抗泡沫年代的货币侵犯。巨额信用扩张带来的货币侵犯不仅为中央银行许可，甚至就是由其一手策划并主导的。中央银行机构才是真正的责任人，他们应为随危机与萧条而来的、蔓延全球的一切经济困苦负责。荒谬的是，中央银行们竟能搜集一帮特选的替罪羊（愚蠢的私营银行家、收取高额奖金的贪婪经理，等等），他们不仅在公众面前装扮成一个愤怒的受害者；而且还扮演唯一的最后贷款人角色，通过救助银行系统避免了更严重的悲剧上演。 　　总之，自 1844 年的《皮尔银行法》以来，国际货币与银行体系因错误的制度设计导致的持久痛苦是一目了然的。在货币与银行系统中完全不存在自由市场，恰恰相反，私有货币被国有化、法币规则被引入、巨大而繁琐的监管、操纵利率，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指令都来自货币中央计划当局：中央银行。 　　换句话说，以国家货币、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仍然在货币与信用领域控制着所谓的 “ 自由市场经济 ” 。 　　所以，在货币与信用领域，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切负面后果均由社会主义不可行原理证明，此原理由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 · 冯 · 米塞斯与弗里德里希 · 哈耶克发现。 　　明确地说，国家货币的中央计划者们不可能获知、追随和控制货币的供求变化。此外，正如我们所见，整个金融系统的基础是国家授予私人银行家的法定特权。银行对客户的活期存款只保留一定比例的部分准备金。特权的结果是，私人银行家们不再是真正的金融中介，他们的主业变成创造存款。而在信用扩张中实现的这些存款注定会被危机和萧条终结。 　　通过最严谨的经济分析，最冷静、最客观地解析过去和近来的金融事件，无情地揭示出，中央银行（其实质是真正的金融中央计划局）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功地发现恰当的货币政策。这正是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失败揭示出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 · 冯 · 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 · 哈耶克发现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行原理完全适用于所有中央银行，包括美联储、其前任格林斯潘、尤其是现任本 · 伯南克。根据此原理，计划机构的强制命令不可能组织起任何经济领域，尤其是金融产业。因为这样一个机构永远不可能获取必要的信息，把和谐的自然融入它的命令中。这正是在拙作《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第三章中的分析。本书已由爱德华 · 埃尔加出版社与经济事务委员会联合出版，今天我们特此推荐 ( 德索托 , 2010b) 。 　　哈耶克用 “ 致命的自负 ”( 哈耶克 , 1990) 来形容那种自以为无所不知，或自信才智和权力兼备，足以一直精确无误地调整货币政策的想法。事实上，纵容 “ 致命的自负 ” 是件无比危险的事。其后果是，美联储与稍好一点的欧洲央行非但不能减轻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它们自己反而成为周期恶化的设计者和责任人。 　　因此，本 · 伯南克和他的美联储，以及自欧洲央行起的其它中央银行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点也不好受。多年来，他们一直逃避自己的货币责任，而现在却发现已无路可逃。要么放任萧条的过程进行到底，忍受健康而痛苦的调整；要么采用 “ 再来一剂的通胀疗法 ” 向后推延以图逃避眼前。而后一种做法会极大的增加在不远的未来更严重萧条（甚至是滞胀）的可能性。（这就是 1987 年股灾后犯的错误，导致 80 年代末的通胀，并以 1990-1992 年间的严重萧条结束。） 　　此外，现阶段再次实行人为的廉价信用政策只能阻碍对亏损投资项目的清算，并妨碍公司恢复元气，甚至有可能以无限延长的萧条终结，就像日本经济的例子，尽管尝试了一切可能的干预手段，经济却停止对一切外部刺激做出反应，无论是货币主义的信用扩张还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 　　唯有考虑到这种 “ 金融精神分裂症 ” 的背景，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两年货币当局的 “ 胡乱开火 ” 。货币当局担负着两种相互完全冲突的职责：既要控制通胀，又要向金融系统注入足够的流动性以防止其崩溃。因此，今天美联储救助了贝尔斯登、 AIG 、房利美、房贷美和花旗；明天它就藉着两个充分正当的借口 ――“ 教训一下 ” 和不能滋长道德风险，任由雷曼兄弟垮台。 　　最后，事件的演化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美国与欧洲政府启动了数百亿元的计划，购买银行系统中缺乏流动性（就是一钱不值）的资产，甚至直接购买银行股份，全部或者部分地国有化私营银行系统。考虑到所有的事态发展，未来可能的情况有哪些？ 未来可能的情况与最恰当的经济政策 　　从理论上看，当前这种设计错误的金融系统一旦发生危机，我们可以想到四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一场灾难，整个基于部分准备金的银行系统彻底崩溃。看上去中央银行避免了这样的情况发生。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可在任何必要的时候救助私营银行。 　　第二种情况正好与第一种相反，但同样悲惨：它用一剂强烈的 “ 通胀疗法 ” 吹出一个新泡沫。这种往后推延的办法只能暂时推延问题的解决，代价是以后的问题会更严重（这正是 2001 年危机时发生的情况）。 　　第三种情况我称之为经济的 “ 日本化 ” 。政府重新实施廉价信用政策，用尽一切能想出的干预手段，以至于完全阻止了自发市场过程对亏损投资的清算，公司无法恢复元气。结果造成无限延长的萧条，无法恢复的经济停止对一切刺激做出反应，不管是货币主义的信用扩张还是凯恩斯主义方法。 　　最后，第四种情况是当前最可能发生的：市场自发秩序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克服一切政府干预，最终能够完成对整体经济的微观调整过程；把劳动力与其它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到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投资项目中那些盈利的生产线上。 　　不管怎样，当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来袭后，（除了必要的最低剂量货币注入，以避免整个部分准备金银行系统的崩溃）必须避免一切额外的信用扩张。最恰当的政策应该是在全部经济层面上解除管制（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使得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能够快速地重新配置到盈利行业。同样的，必须减少公共开支和税收，增加负债累累的经济主体们的可支配收入，让他们能尽快偿清贷款。 　　所有的经济主体，尤其是公司，只能通过消减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和偿清贷款来修复财务状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有弹性的劳工市场和严格紧缩的公共开支。这些手段极其重要，它使得市场能尽快发现那些错误生产的投资品的真实价值，因此为健康可持续的经济恢复打下基础。 　　然而，一旦经济恢复（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与萧条本身才是经济恢复的开端，它标志着市场发现犯下的错误，并开始进行必要的微观经济调整），恐怕就像过去一再发生的，不管未来中央银行多么小心谨慎（我们能指望它们学到教训吗？对于发生的一切，它们能记住多久？），不管实施多少新的监管法案（就像过往一切治标不治本的监管，尤其是巴塞尔协议 II 与 III ），迟早，新的信用扩张周期又会开始，虚假的经济繁荣、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又会不可避免的继续折磨我们。除非彻底重新设计全世界的金融与银行制度。根据构成资本主义根基的私有财产法基本原则，要求一切活期存款合同均保留 100 ％的准备金。 结论 　　本演讲以《皮尔银行法》开始，也将以它结束。 1844 年 6 月 13 日 和 24 日，罗伯特 · 皮尔在下议院指出，在过去的每一次货币危机中， “ 国家的纸币发行量大增 ” ， “ 没有根基的货币 … 仅仅创造出虚假的价值，当泡沫破灭时，它的破坏扩散到全国，扰乱所有的商业交易。 ” 　　尽管这些问题早已由罗伯特 · 皮尔正确诊断，时至今日， 166 年之后，我们依然承受着痛苦。为了解决问题，并最终达成与 21 世纪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唯一真正自由稳定的金融货币系统，必须实施以下三个步骤： 　　首先，要把 100 ％准备金的要求推广到活期存款以及其等同物，以此发展并完善《皮尔银行法》的本义。哈耶克阐明这个彻底的解决方案将能预防未来的一切危机（哈耶克 1984, p. 29 ），因为完全杜绝了没有真实储蓄支持的信用扩张。投资与自愿储蓄的完全匹配使得投资项目可持续发展。对于哈耶克的观点，我要补充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既 100 ％准备金银行是唯一符合财产法基本准则的制度，而财产法是资本主义的运行不可或缺的。没有任何理由区别对待存款（货币的储存）与其它可互换商品的储存，例如小麦或石油。对于后者，无人会质疑 100 ％准备的要求。 　　与第一步改革提议相关的、最令人鼓舞的进展是，我们看到两位保守党下院议员 ―― 道格拉斯 · 卡斯韦尔（ Douglas Carswell ）与斯蒂夫 · 贝克（ Steve Baker ）于 9 月 15 日 ，在英国国会的 10 分钟初读中正式提交银行系统改革法案，该议案旨在推广皮尔银行法的要求到活期存款上。该法案《银行客户选择－信息披露与保护法》（ Bank Customer Choice Disclosure and Protection Bill ）将于３周后的 11 月 19 日 二读中讨论。法案有两个目标：首先，法案将完全有效地捍卫公民对银行支票账户存款的所有权。第二，一劳永逸地终结虚假繁荣、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周期循环。 　　当然，该法案的第一个草案仍需要完善一些重要的细节。例如，多长时间的存款（比如说１个月）应该被认为是以储存而非投资为目的活期存款。并且凡是担保票面价值随时可用的合约，应该在本质上构成以储存为目的的活期存款。然而，仅仅在英国国会讨论这些问题，并吸引公众的广泛关注，就已经意义非凡。 　　无论结局如何，这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些下院议员们迈出了这一步，去对抗围绕着部分准备金系统的特权产生的、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他们的努力战斗能成功地瓦解控制全球的 “ 金融奴隶制 ” ，他们将像废除奴隶贸易的威廉 · 威伯福斯、以及其他对全世界做出杰出贡献的英国历史人物一样名垂青史。　 　　其次，如果我们想彻底取得推倒柏林墙的最终胜利，并清除残留在货币与信用领域里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首要之务是废除中央银行。如果采纳前面的 100 ％准备金改革方案，中央银行的最终贷款人角色就没有必要存在，如果它们坚持继续扮演金融中央计划者的角色，则有害无益。 　　第三，谁来发行基础货币 (monetary base) ？ 2 周前去世的法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斯 · 阿莱 (Maurice Allais) 曾建议，由一个公共机构以 2 ％的年增长率发行公共纸币。我个人并不信任这一方案。就像过去一再发生过的情况，政府的任何预算危机都能被当成增发信用媒介的藉口。正因如此，我的提议中可能最有争议的一点是，为了终结未来政府对货币的一切操纵，必须完全私有化当前这种垄断的、由政府法定信托担保发行的基础纸币，替换以古典的纯粹金本位。 　　西班牙的古谚语说： “A grandes males, grandes remedios.” 。英文意思是 “ 重大问题要快刀斩乱麻 ” 。尽管任何接近这３个步骤的努力都能显著改善当前的经济系统，但一定要理解到，目前政府推动实施的改革（包括巴塞尔协议 II 和 III ）仅仅神经紧张地攻击表面症状，却放过了问题真正的根源。正因如此，未来它们注定再一次悲惨地失败。 　　与此同时，鼓舞人心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私立机构不仅正在研究建立一个真正诚实的私有货币所必须的彻底改革，并且提出令人瞩目的可行方案，探讨如何过渡到新的银行系统。托比 · 巴克森代尔领导的科布登研究中心（ Cobden Centre ）就是其中之一。关于这一问题，在拙作《货币、银行信用与经济周期》的第九章也有阐述。顺便提一句，我在第九章解释了改革提议能带来一个很有趣的副作用，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不需要任何的成本与通胀效应，即能偿清多数现有的公共债务。而在当前的时局下，公共债务问题已成为多数国家忧心忡忡的不可承受之重。 　　简述如下，由我提议并由科布登中心具体研究发展的、专门针对英国的解决方案是印刷足以满足银行活期存款总额的纸币，这些新印的货币是非通胀性的，因为它们将交给银行，并被完全冲销。也就是说，对于活期存款形式的银行债务做 100 ％的资产抵押。这样，目前用于支持活期存款的银行一揽子资产（贷款、投资等）就能被 “ 释放 ” 。然后我提议把这些 “ 释放 ” 的资产组成共同基金，按照市场价格置换政府公债。 　　无论如何，必须提一个重要的警告：当然，必须不厌其烦的强调这一解决方案生效的前提，既必须坚持对活期存款的 100 ％准备金要求，义无反顾的重建自由银行系统。然而，在当前的时局下，重要的不仅是该方案的可行性，我们必须牢记，相对来说它只是（次要的）副产品，最重要的仍是前面勾勒的银行系统重大改革。 　　现在做最后总结，如果在 21 世纪的今天，新的罗伯特 · 皮尔能够成功的推动这一系列改革议案，伟大的英国将再一次为本国和全世界做出无价的贡献。 【完】 作者简介：赫苏斯 · 韦尔塔 · 德索托，马德里大学教授，西班牙奥地利经济学家领袖。他是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与教师，也是活跃的世界顶尖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著有《货币、银行信用与经济周期》、《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等。 参考书目： 哈耶克（ 1937 ）《投资引发对资本的需求》，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 no. 4. 重印改名《利润、利息与投资》 pp. 73-82. 哈耶克（ 1948 ）， “ 李嘉图效应 ”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50-54. 哈耶克（ 1975 ）， “ 储蓄的悖论 ” 《利润、利息与投资以及产业波动理论的其它论文》， Clifton, N.J.: Augustus M. Kelly. 哈耶克（ 1978 ）， “ 李嘉图效应的三个阐述 ” ，《哲学、政治与历史思想的新研究》，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p. 165-78. 哈耶克（ 1984 ） “1920 年危机恢复以来美国的货币政策 ” ，《货币、资本与波动：早期论文》第一章， R.M. McCloughry,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哈耶克（ 1990 ）《致命的自负 —— 社会主义的谬误》， W.W. Bartley, III (ed.), London: Routledge and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德索托（ 2009 ），《货币、银行信用与经济周期》 Auburn, Al.: Mises Institute (Second English edition). First Spanish edition, 1998. 德索托（ 2010a ），《动态效率理论》，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德索托（ 2010b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USA: Edward Elgar. 米塞斯（ 1980 ），《货币与信用原理》，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Classics. First German edition 1912, Second German edition,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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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道人 2013-6-10 18:05
“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三四斋主人 （2006－9－14）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花了大量篇幅，描述英国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情况。马克思引用英国”各种调查委员会”向议会的报告材料，展示了资本家疯狂剥削工人、虐待妇女和童工的情况，工人生活工作条件恶劣不堪，日工作时间达14～18小时。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附录了一八六四年英国童工调查委员会一个资料，上面记载着工厂主竟然“雇佣两岁到两岁半的儿童干活”。 多年前初读《资本论》，读到这些章节时虽然十分震惊于文中的史实，但总觉得那些150多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离我们很遥远，现代资本主义也不会再有。但是，十几年后当我们重温《资本论》时却发现原来的想法有多么的天真！ 试看今日之中国，一世纪半之前的英国例子不是正在中国重演吗？说重演应该是太轻了。英国调查员的材料还没有说到干活不给钱的事。试看我们现今社会里民工的“讨薪”：辛苦卖命完，资本家不给工钱，生活无着落，甚至连回家的旅费都没有；被逼走投无路，我们的工人阶级无赖只能采取一些“过激”的“讨薪”方法：自杀跳楼者有之，静坐围堵办公室者有之；近又闻更“绝”的讨薪法：“拍卖妻子的乳房” ！这些讨薪的“新招”，听起来似乎都有些“荒唐”。但为了讨薪，他们为什么要做甚至不惜丢了性命的“荒唐”之事？ 但仔细想想，“讨薪”本身不就是很荒唐的吗？做工领薪，天经地义，为什么要“讨”？不能正常领薪，要去“讨”，已然是荒唐的了；讨而不得，有的受辱挨打；求告无门，欲哭无泪；不得已作出些“过激行动”，还被某些当权者戴上“恶意讨薪”的帽子。咱们首都公安局不是就制定了一项规章——严惩“恶意讨薪”者——吗？为什么不是严惩“恶意欠薪”者？ 实际上，在这点上，我们真的还不如老牌资本主义英国。不错，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确实出现过马克思描述的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但马克思描述的那些悲惨的工人血泪史的“史料”是谁提供的呢？是记者，还是工人的“举报”？都不是。而是英国ZF组织的“各种调查委员会”向议会提供的“调查报告”。“调查委员会”的将调查报告呈给议会后，英国ZF制定了一些法规，如工厂法等，对诸如童工、女工及工作时间作出了限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状况。实际上马克思对英国ZF能够在发现问题后能够采取措施遏制工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给与了相当的肯定。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针对德国的情况，如是说到：“如果我国（德国）各邦ZF和议会像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像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像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 恩格斯给《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一篇评论也能证实这点。恩格斯发表在１８６８年１月２１日“新巴登报” 第２０号上的评论中说：“请拿英国的委员会的调查 ，例如关于各工业部门劳动条件的调查来看看。 这里所听取的，不仅仅是工厂主和工头，而且还有工人，连小姑娘都包括在内 ；并且所询问的不仅仅是他们，而且还有医生、治安法官、神甫、教师以及凡是能够提供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情况的人。而且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回答都用速记记录下来，逐字地刊印出来，全部材料附以委员会据此而写的带有结论和建议的报告。这样，报告及其材料一起具体地表明了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履行了和怎样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这就使委员会个别成员的偏私的态度大大地发生困难。……随着工商业自由的扩展，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时间受法律限制的情况也就更加普遍，从而 几乎所有一切的工业部门都在ZF的监视之下…….关于１８６７年这最后一项法令的意义，可以由下面这一点来判断：这项法令把不下于150万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置于法律的保护和监督之下。” 现在来看看我们处理这样的事。 9月2日，本人写了篇《“富士康事件”敲响了什么样的警钟？ 》发于本博客。所谓“富士康事件”又戏剧般地由双方“剑拔弩张”到互相“握手言欢”，弄得看客们一时反映不过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针对这个事件，2006-09-05的《 中国青年报 》一篇评论发出了如下疑问：“在双方简短的联合声明中，没能读到任何关于真相的解释：引发诉讼的那篇报道是否属实？“被机器罚站12小时”的现象到底有过没有？那些工人的收入到底是多少？触目的只是双方互致的一连串“敬意”、“歉意”以及“善意”表白，颇有些“不打不成交”的意思。看其中浓浓的“和谐”气氛，让曾经特别关注此案者感到很困惑：你们双方到底谁对谁错了呢？而我们的知情权又在哪里？……如果报社自信报道内容是确实的，就理应坚持公理，为劳工鼓与呼，直到富士康向公众“低头”、向劳工作出补偿为止。这是对自身尊严的维护，更是对“求得真相”这一媒体天职的坚守；而如果报道不属实，则报社也不能恃话语权强大，谋求“和解”了事，而是应该勇敢地向富士康和公众道歉。” 这些疑问确实有弄清楚的必要，但对于资本家的狡诈，对于《第一财经》的“软骨”，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的。资本家狡诈和贪婪是资本的本性使然：为了利润最大化，在不受到制约的前提下，一定是不择手段。《第一财经》的软骨，肯能因为现今的“媒体”是“半企业化”、“半官僚化”的，它们有自己的经济利益、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充当舆论监督或者本来只是其“营利”的手段；当手段与目的冲突时，自然舍手段而取目的；或者说明定它们受到什么压力，也未可知。它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与正强势资本家“抗衡”，来呐喊出工人兄弟姐妹的心声和委屈，是不难理解的。可是，有个更需要弄清楚的疑问：有关部门为什么没有对此事进行调查？当初深圳的法院对“富士康”对记者的恶意起诉的反应可谓是“雷厉风行”，为何对违反“劳动法”的嫌疑就无动于衷？ 英国工人是不幸的，他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首先领受“命运”的苦难；但英国工人阶级又是“幸运”的，在自己的抗争下，代表资产阶级的ZF没有完全不顾他们的死活，通过组织调查委员会了解情况，再通过法律一定程度保障了他们的生存权。我们是社会主义的ZF，虽然资本家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当我们的一些地方的工人阶级比之英国当年工人阶级的惨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时候，请问我们ZF的“调查委员会”在什么地方？关于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劳动法”又是如何得到贯彻的？ 马克思拿英国的事例要求德国ZF和议会对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调查和法律保护，然后说，“如果德国的这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为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地情况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这里我们也要对某些国人大声地说：马克思讲的英国的事例和对德国当局讲的，“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据《沈阳日报》报道，9月11日下午，沈河区中山路上两名中年男子的行为，吸引了路人的眼球，一名矮个儿男子手举一张“广告”，上面赫然写着“出卖妻子乳房”几个大字！记者询问价钱，对方却答非所问：“没有办法，实在没钱了，儿子上大学还等着交钱呢！”。记者最终追问到实情：“我并不是真想卖老婆的乳房，我就是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帮我们讨回打工钱！”遇到工资被恶意拖欠的问题时，求助法律，法律沉默，求助ZF，ZF推诿，求助法院，法院不一定受理。有些被拖欠工资的民工被逼爬塔吊、跳楼等事件时有发生，有些以自杀相威胁讨薪，又会被警方以“恶意讨薪”罪处罚，于是有些人只好出此“下策”。 文章来源： http://se.xmu.edu.cn/blog/xmyjg/archive/2006/09/15/63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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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278600 2013-5-28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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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可能是最后一次大的商机。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从道理上讲，机会总是不断地出现的，但是，对于没有资金、没有背景的普通人来说，是没有很多机会的。成功的人士，都是善于抓住机会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受政策影响的市场。每当一个新的政策出台的时候，都会造就一个商机。如果你能抓住这个商机，站在潮头，就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否则，只能做芸芸众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真正的大机会只有三次。 　　第一次比较大的机会，出现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中国大陆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几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得商业流通领域很不发达，当政策允许个体户的时候，人们都不愿意失去铁饭碗，怕政策变化，不敢走个体户的道路。开始，只有那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人们，义无反顾地走起了单帮，摆起了地摊。但就是在这些看起来素质不高的人们中，产生了*批百万富翁。当时，如果哪一个知识分子下海，得到的评价一定是“不务正业”，是“钱迷了心窍”。等到下海成了一种时髦，很多人“醒”过来，投身“商海”的时候，已经是“十亿人民九亿商”了，不少人下海呛了水。第二次比较大的机会，出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开始股票市场的试点。当时，深圳证卷交易所只是一间破旧的平房，要人们拿出几千元一万元（当时的几千元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去买一张“纸”（那时还有有形的股票，如果一开始就是“无纸化”，更没有人敢买），阻力是很大的，以至于不得不动员党员带头买股票。人们说：“股票是解放前资本家搞的玩意儿，将来政策一变，几千块钱不就打水漂了？”然而，就是这些不怕“打水漂”的人，后来1万元变成了100多万。第二次机会又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两年之后， 　　隆力奇电子商务直销 咨询QQ87727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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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_banker 2013-5-14 17:11
今天是我开始在这里发表金融专业日志的第一天，主要记录了中国银行业的前世今生的演变，和大家分享，这个不是我做的，是看别人的帖子转载过来。 一、 银行的发展历史 　　银行一词，源于意大利Banca，其原意是长凳、椅子，是最早的市场上货币兑换商的营业用具。英语转化为Bank，意为存钱的柜子。在我国，“银行”之称谓有着非常深远的文化含义，“银”代表的是货币，而“行”则是对大商业机构的称谓。把办理与银钱有关的大金融机构称为银行，最早见于太平天国洪仁轩所著的《资政新篇》。 　　1580年，威尼斯银行成立，成为世界上最早的银行，随后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以及德国、荷兰的一些城市也先后成立了银行。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银行得到了普遍发展。 　　最早出现的按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股份银行是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 　　1844年改组后的英格兰银行可视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的鼻祖；到19世纪后半期，西方各国都相继设立了中央银行。 　　20世纪以来，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世界各地陆续建立起一批世界性的或地区性的银行组织，如1930年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1945年成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1956年成立的国际金融公司、1964年成立的非洲开发银行、1966年成立的亚洲开发银行等，银行在跨越国界和更广泛的领域里发挥作用。 　　二、中国银行业发展史 　　中国的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是1897年5月27日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 　　1905年清政府成立户部银行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银行，1908年2月，户部银行又改称“大清银行”（也叫“京师总行”）。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大清银行经孙中山先生批示，改称“中国银行”，总部设于上海。民国时期，中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合称中国四大银行。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银行进行了全面整顿，在1948年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基础上，先后于1951年成立农业合作银行，1954年10月1日以原交通银行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其后，又将包括中国银行在内所有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使后者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于一身，成为大陆地区唯一的银行。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采取了多项举措，使国内银行业呈现多元化发展措施，包括： 　　（1） 恢复了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新办了工商银行, 使工农中建成为中国的四大国有专业银行。 　　（2） 新办了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 　　（3） 向深圳、广东、福建、上海四地政府发放了银行牌照，由当地政府主持创办深圳发展银行(1988)、广东发展银行(1988)、兴业银行(198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1992)。 　　（4） 向招商局集团、中信集团、光大集团、首钢集团四家国有企业发放了银行牌照，开办了招商银行(1988)、中信实业银行(1988)、光大银行(1992)、华夏银行(1992)；打破了银行由国家创办的垄断局面。 　　（5） 向以中华全国工商联等为首的非公有制企业发放银行拍照，创办了第一家民营银行：中国民生银行(1996)。 　　为深化国有银行改革，解决国有银行健康发展问题，1994-2010年，我国先后对四大银行实施了大规模改造工程，包括： 　　（1）剥离政策性业务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及其他文件，提出深化金融改革，将工农中建由专业银行转变成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此，从四大行中剥离了政策性业务，组建了国开行(1994)、进出口银行(1994)、农业发展银行(1994)三家专门执行政策性业务的专业银行（即政策性银行）。 　　（2）剥离不良资产 　　为解决国有独资银行长期积累的不良资产的问题，国务院于1999年先后成立了四家直属国务院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1999.10.19）、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1999.10.18）、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1999.10）、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1999.10），专门对应负责解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为四大银行发展成为大型商业银行奠定了基础。 　　（3）注资 　　2003年12月16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其后，由汇金公司拿出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合计3724.65亿人民币)，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注资。 　　2005年4月，中央汇金公司又拿出1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工商银行注资。 　　2008年11月，中央汇金公司拿出190亿美元对农业银行注资。 　　（4）引进战略投资者 　　作为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试点，2004年8月，交通银行引进汇丰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汇丰银行以每股1.86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交行19.9%的股权，即77.75亿股，成为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股东，投资金额达17.47亿美元。 2005年10月，华夏银行引进德意志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德意志银行财团（包括德意志银行、德意志银行卢森堡公司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以每股4.5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华夏银行13.98%的股权，即5.872亿股，总值26.424亿元人民币，德意志银行财团成为华夏银行第一大股东。 　　2005年6月17日，建设银行和美国银行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的最终协议。根据协议，美国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行进行投资，最终持有股权可达到19.9%。首期投资25亿美元购买汇金公司持有的建行股份。2005年7月1日，建行和淡马锡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的最终协议，亚洲金融以14.66亿美元购入建行5.1%的股权。 　　2005年8月，中国银行与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9月与瑞银集团，10月与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3月与全国社保基金，分别签署协议。5家机构作为新的战略投资者。苏格兰皇家银行出资总计31亿美元，购入中行10%的股权，其中将一半股权卖给了高盛、李嘉诚私人基金；淡马锡购得中行5%股份。 　　2006年1月27日，工商银行与高盛投资团签署了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高盛投资团出资37.8亿美元购买工行新发行的股份。2006年4月28日顺利完成资金交割。这笔当时最大的境外投资者对中国金融业的单次投资，约占工行股份比例总计的8.89%。 　　作为四大国有银行的最后一名“登陆者”，2009年农业银行股份公司成立之后，根据当时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情况，没有延续前期经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只引进了几家财务投资者。 　　（5）上市 　　在成功改制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基础上，国有商业银行随即展开首次公开发行和股票上市工作： 　　2005年6月23日，交行H股在香港上市； 　　2005年10月27日，建行H股在香港上市； 　　2006年6月1日中行H股在香港上市，7月5日中行A股在上海上市； 　　2006年10月27日，工行A+H股同步上市； 　　2007年5月15日，交行A股在上海上市； 　　2007年9月25日，建行A股在上海上市。 　　2010年7月15日和16日，农行A股和H股先后在上海证交所和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至此，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圆满“收官”。 二、关于中国大陆银行的现状 　　截止2012年5月，中国大陆地区共有 　　中央银行：1家，即中国人民银行 　　政策性银行：3家 　　国有商业银行：5家 　　 　　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 　　城市商业银行：137家 　　 　　农村商业银行：不详 　　村镇银行： 不详 　　三、关于国有银行的概念 　　我国银行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五类。其中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非企业，其余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均属企业范畴。 　　国有银行从概念上来说，意为国家全资拥有的银行，即企业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在1996年之前，我国的所有银行都是国营的，或者属于中央（工农中建），或者属于地方政府（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或者属于国有企业控股（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均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均属国有企业。　　 　　1996年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的成立，打破了“银行均为国有”这一概念。其后，包括工农中建在内的绝大部分银行相继在上海和香港上市，由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变成为股份制企业，因此，“国有银行”这一概念发展到今天，已经不能纯粹指国家全资拥有的银行了。 　　从狭义上来说，国有银行意指：由国家（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直接控股并为第一大股东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8家。 　　从广义上来说，国有法人单位（即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为第一控股股东的银行，也可以算是国有的银行。除以上8家银行外，还应包括：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7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上述银行均属于国有企业。 　　四、关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一般意指国内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原为13家，交通银行升格后变成12家。即： 　　招商银行(1988) 　　中信银行(1988) 　　中国光大银行(1992) 　　华夏银行(1992) 　　中国民生银行(1996) 　　兴业银行(198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1992) 　　广发银行(1988) 　　恒丰银行(2003) 　　浙商银行(2004) 　　渤海银行(2005) 　　平安银行(2007) 　　其中，中信、招行、光大、华夏、兴业、浦发、广发、渤海八家股份结构中国有法人持股占多数，属于国有企业性质； 　　民生、浙商、恒丰三家主要由非国有法人持股，属于民营企业性质。 　　原国内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于2010-12年被平安保险并购，吸收合并原平安保险旗下平安银行后，整合成新的平安银行。由于平安保险目前最大股东为汇丰集团，因此平安银行亦属民营企业性质。 　　五、关于银行行政级别 　　严格意义上来说，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在改组成股份制企业之后，已经不存在行政级别一说。但其董事长、行长一般而言，都会由经中央任命的副部级干部担任，因此，工农中建交一直被视为副部级银行。 　　商业银行不由国家创建，因此不存在行政级别一说，但其董事长与行长，一般而言也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市场对商业银行行政级别的判断，主要是通过对其董事长、行长先前所担任的职务级别来确定。 　　一般而言，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长、行长均由正厅(局)级干部担任，可视为正厅(局)级。也有例外，例如光大银行的董事长，一般而言是由其母公司光大集团董事长兼任；华夏银行自创建以来，先后由3位北京市副市长和1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担任董事长、行长；中信银行的董事长目前由其母公司中信集团总经理田国立担任；招商银行行长近10年来一直由原人民银行副行长马蔚华担任；从表面上看，这些银行似乎都成了副部级，华夏银行的前两位董事长还是北京市委兼常务副市长，在政府序列里属于正部级待遇，中信集团总经理也可以达到正部级待遇，按照根据高管级别判断银行级别的原则，这两家银行达到正部级别。但实际上，其影响力仍然主要在商业市场中体现。因此，由董事长、行长的行政级别判断股份制商业银行级别，不一定成立。 　　同样的法则在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中也不成立，比如，2012年调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潘功胜，原职务为农业银行副行长，内部判定应属副局级，但调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后，越级晋升为副部级，打破了按级别晋升的说法。 　　同样的法则在民生、平安、浙商等民营银行中也不成立，民生银行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行政级别；平安银行是在兼并了福建商业银行、深圳市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基础上成立的；浙商银行也是在地区银行整合基础上创建；因此，其高管人员大部分采取市场化方式操作，无行政级别一说。 　　政策性银行在四大行转型过程中诞生，按理其级别应该低于四大行，为正厅（局）级别，但国开行近10年来都由原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担任，甚至有河南省副省长姚中民（副部）调任国开副行长的先例，加上国开行在业界财大气粗，因此，业界一直以来都认为国开行是唯一的正部级银行。进出口行董事长和行长一直以来都是由一人担任，过往既有副部级的佟志广和李若谷，也有正局级的工商银行副行长羊子林，其行政级别徘徊于副部和正厅（局）之间。农发行虽然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一般被认为是正厅（局）级。 　　最早，作为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四大行（工农中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行政级别。2002年初，中央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国有银行成为真正的企业之后，取消各级管理层行政级别就成为国有银行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2004年，中国银行率先取消行政级别；其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先后取消行政级别；2009年，浦发银行取消行政级别。 　　业界分析，取消银行的行政级别，有利于理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关系。由于监管部门有一定的行政级别，被监管者如果也有行政级别，监管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比如，省级人民银行分行行长、银监局的局长是正厅(局)级干部，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省级分行的行长也是厅局级干部。由一个厅局级单位监管另一个厅局级单位，就有可能产生监管不力的现象。取消被监管者的行政级别，将有利于加强监管，同时还可以引入金融业的职业经理人，由银行的董事会按市场化原则聘任管理层，培养真正的银行家队伍。 　　然而，也有倒退，2004年10月，交通银行在成功完成财务重组并引进汇丰银行成为其第二大股东之后，在其海内外上市紧锣密鼓进行之际，对内部组织了机构设置改革：按省设置分行，省分行管辖省内的分支机构。通过按省设置分支机构，交行取得了和工农中建同样的行政地位——最高行领导为副部级，省分行行长为正厅(局)级。在中行和建行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把淡化行政色彩乃至取消行政级别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的同时，交通银行此举引发了业界的极大争议。 　　银行机构的行政级别就像是中国传统上的“辈分”，过了多少年后，越来越离谱，70多岁的老人，按辈分的话，却要叫三岁小孩子“爷爷”！例如，由原央行稳定局局长谢平（正局级）任总经理的中央汇金公司，是副部级别的工农中建行的“老子”（控股股东），不知道中央有没有给谢平解决级别待遇？ 　　六、银行内部官员级别与政府部门官员级别是否对等？ 　　不对等，一般而言，同一层次政府部门官员级别要高于银行官员。 　　根据我国目前的法例，国有企业与政府机关间可以进行人才交流，但一般而言，由政府去国有企业的都会担任高一个级别职位，如财政局、人民银行、银监局的处级干部一般会被聘任为各银行的厅局级行长副行长，科级干部可被聘任为银行的处长副处长。 　　七、关于银行的分支机构设置 　　国有四大银行（工农中建）一直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置分支机构，每省均设省分行，下面再设二级分行(市分行)和县支行，并对应有相应行政级别。其省分行行长及总行部门总经理均由本单位任命，并在政府组织部门备案，总行行长则由中央组织部任命。 　　股份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时则更多考虑经济效益。通常按经济区划来设置（如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等），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很少“遍地开花”。其分支机构在内部的地位则按照效益来说话，规模和盈利状况较好的支行可“升级”为分行。这被认为是对国有银行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的一种改进。 　　2004年10月，交通银行改革内部组织机构，由股份制银行的按区域设置分行改为按省设置分行，在内部建立行政机制，引发业界极大争议。 　　政策性银行属国有专业银行，主要根据业务分布情况设置分支机构。目前，国开行和农发行在国内主要按照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农发行甚至建立了省分行—市分行--县支行的三级架构；进出口行则有些奇怪，其分支机构既有成都分行、西安分行这样按经济区的设置，亦有福建省分行、浙江省分行这样按行政区的设置，存在一定混乱。 　八、盘点国内银行业各大机构 　　1、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央行，国务院组成部门，正部级单位，国内当之无愧的老大，但只有总行具有行政级别，各地分行和中心支行属于事业编制。薪酬待遇比银监局好，当年人行和银监分家，值钱的和能挣钱的家当都留在了人行。人行一直是各大银行高薪挖角的热门之地，当上领导干部后调入商业银行当行长级领导的数不胜数。 　　进入渠道只有三种：（1）考试进入，从科员做起；（2）在其它商业银行当上领导干部后，通过选调，调入人民银行。（3）成为业界大牛，直接进入人民银行领导层，如朱民、潘功胜。 　　2、银监局 　　国务院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最早为副部级，后升格为正部级。薪酬待遇一直争议较大，但当上领导干部后调入商业银行当领导。 　　进入渠道只有3种：（1）考试进入，从科员做起；（2）在其它商业银行当上领导干部后，通过选调，调入银监局。 　　3、中国工商银行 　　国有企业，上市银行，1984年由人民银行直接分离出来的银行，和人行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总资产接近19万亿元人民币，目前是世界第一大银行。内部管理机制成熟，人数较多，能去总行或分行机关最好；薪酬待遇一般；呆几年跳槽其余股份制大银行可以拿到高薪。 　　4、中国农业银行 　　国有企业，上市银行，以前的中国人民农业银行，属于新中国的嫡系，这几年发展较快，但人数是四大行里最多的，薪酬待遇也是最一般的，最好选择去总行或分行机关，不要去基层的支行或网点，可以考虑呆几年跳槽其余股份制大银行。 　　5、中国银行 　　国有企业，上市银行，中国银行发展历史的见证者，中国最好的银行之一，银行业的黄埔军校。一直不被国家当成嫡系，股份制改革时被最先拿来做试验。薪酬待遇一般，但发展前景很看好，最好选择去总行或分行机关，不要去基层的支行或网点，可以考虑呆几年跳槽其余股份制大银行。 　　有调入政府机关担任官员的先例，最著名者当属广东省副省长宋海。 　　6、中国建设银行 　　国有企业，上市银行，以前的老交通银行在新中国成立后改制成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来被人行吞并，1984年复建，1994年改名中国建设银行。一直不被国家当成嫡系，股份制改革时被最先拿来做试验。银行业的黄埔军校；薪酬待遇一般，但发展前景很看好，最好选择去总行或分行机关，不要去基层的支行或网点，可以考虑呆几年跳槽其余股份制大银行。 　　有调入政府机关担任官员的先例，最著名者当属新疆区长助理张XX。 　　7、交通银行 　　国有企业，上市银行，今天的交通银行实际上和建国前的交通银行没什么关系，作为股份制银行制度的试验于1987年成立，2004年通过财务改造，由股份制银行变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薪酬待遇一般，发展前景看好，最好选择去总行或分行机关，不要去基层的支行或网点，可以考虑呆几年跳槽其余股份制大银行。 　　8、招商银行 　　国有企业，上市银行，中国治理得最好的商业银行，立志要做中国最好的零售银行，大股东为四大国企之一的招商局集团；薪酬待遇非常好，发展前景亦颇看好，最好选择去总行或分行机关，不要去基层的支行或网点。 　　9、中信银行 　　国有企业，上市银行，最早为中信集团的银行部，1987年改制成立。大股东为四大国企之一的中信集团；薪酬待遇非常好，发展前景亦颇看好，最好选择去总行或分行机关，不要去基层的支行或网点。 　　10、中国光大银行 　　国有企业，上市银行，1992年成立，早年发展较好，但自从2000年合并了中国投资银行后就消化不良，其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延续至今，严重影响了自身发展。2007年中央汇金注资光大银行，使光大集团直接丧失了对光大银行的控制，光大集团到今天都在不断地向中央要求拿回光大银行的控制权。内部派系林立，薪酬待遇比较好，发展前景看好，最好选择去总行或分行机关，不要去基层的支行或网点。 　　11、华夏银行 　　国有企业，上市银行，1992年由工业企业：首钢总公司发起成立，一代伟人邓小平视察首钢后的产物。名字取得很大气，发展却很缓慢，成立之初就戴上了老国企的帽子，国家先后空降3位北京副市长、2位国有商业银行副行长、1位人行副行长都没怎么改变其发展缓慢的步伐。2005年作为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试点，与德意志银行联姻。目前具备较大规模，薪酬待遇较好，发展前景继续看好。最好选择去总行或分行机关，不要去基层的支行或网点。 　　有调入政府机关担任官员的先例。 　　1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国有企业，上市银行，上海市控制的银行，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一直都发展得很好。具备较大规模，薪酬待遇较好，发展前景继续看好。最好选择去总行或分行机关，不要去基层的支行或网点。 13、中国民生银行 　　上市银行，第一家民营银行，无实际控制方，机制灵活，定位于做中小企业信贷，近几年进行了事业部制度改革，发展得很好。具备较大规模，薪酬待遇较好，发展前景继续看好。最好选择去总行或分行机关，不要去基层的支行或网点。 　　14、兴业银行 　　福建省政府控制的银行，发展得很好，同业业务是最大特色，具备较大规模，薪酬待遇较好，发展前景继续看好。最好选择去总行或分行机关，不要去基层的支行或网点。 　　15、广发银行 　　最早由广东省政府控制，早年发展不错，在99年广东国投事件中吃亏背上了债务，到今天资产规模都没过万亿。上市是迟早的事，具备较大规模，薪酬待遇较好，发展前景继续看好。最好选择去总行或分行机关，不要去基层的支行或网点。 　　16、平安银行 　　民营上市银行，以前的深发展和深商行，被强势崛起的平安保险收购整合。深商行2006年被平安保险收购时内部就有很大争议，当时的行长黄XX因为持不同意见而被干掉，深发展被收购后也发生了巨大的人事动荡，除了董事长之外，其余高管已经换了一大茬。深圳市政府扶持平安保险的决心从来都没有改变，平安保险强势的文化和营销手段有望使这家保险系银行在未来十年内崛起。 　　具备较大规模，薪酬待遇一般，平安系的企业向来如此，企业发展前景看好，但个人发展前景不看好，是练手积累经验跳槽的好地方。 　　17、浙商银行 　　民营银行，未上市，具备较大规模，薪酬待遇未知，但估计如果很好的话早就出名了，练手积累经验跳槽的好地方。 　　18、渤海银行 　　民营银行，未上市，具备较大规模，薪酬待遇未知，但估计如果很好的话早就出名了，练手积累经验跳槽的好地方。 　　19、恒丰银行 　　民营银行，未上市，具备较大规模，薪酬待遇未知，但估计如果很好的话早就出名了，练手积累经验跳槽的好地方。 　　20、国家开发银行 　　国有企业，未上市，财政部和中央汇金直接控制。1994年从工行、建行剥离政策性业务而成立，1999年吞并中国投资银行主体，2007年股改，注册资本居然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之巨，堪称国内第一大银行！ 正部级银行，由政策性银行改制而来，董事长是红二代chenyuan。薪酬待遇比四大好，但赶不上招商、中信、浦发、华夏等股份制银行。进入渠道只有一种：毕业时通过校园招聘进入。 　　有调入政府机关担任官员的先例，而且较多。 　　国内唯一一家有省政府高层调入担任副行长先例的银行，1994年河南省政府副省长姚中民（副部级）调入国家开发银行担任副行长。 　　21、中国进出口银行 　　国有企业，未上市，财政部和中央汇金直接控制。1994年从中国银行剥离政策性业务而成立，国家下一步改革的对象。注册资本较小，只有33亿元人民币，后来中央汇金注资后好像变成了50亿。早年由外经贸部副部长佟志广创建，后先后调入工行副行长羊子林和人行副行长李若谷，目前在国内发展步伐较大，不过也饱受争议，曾有银监高层质疑其作为支持进出口贸易的专业性银行，为何要在国内开设如此之多的分支机构？存在与商业银行争利的倾向。 　　规模较小，薪酬待遇和四大银行差不多，赶不上国开，有调入政府机关担任官员的先例。 　　2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国有企业，未上市，财政部和中央汇金直接控制。1994年从中国农业银行剥离政策性业务而成立，国家下一步改革的对象。注册资本200亿元人民币。分支机构众多，发展较差，是三家政策性专业银行里商业化能力最不好的一家。 　　薪酬待遇和四大银行差不多，赶不上国开，也赶不上进出口行，未发现调入政府机关担任官员的先例。 　　23、上海银行 　　北京有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上海则有浦发银行和上海银行，经营情况不错，但迟迟未见上市，在陆家嘴盖的那个楼外观不错，内部装修实在是太土了。 　　薪酬待遇未知，但估计如果很好的话早就出名了，练手积累经验跳槽的好地方。 　　24、北京银行 　　上市城商行，第一股东是荷兰银行，算是外资企业么？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鼎力支持，这几年发展速度极快。薪酬待遇好像一般，进去做十年可以成为部门主管，也可以是练手积累经验跳槽的好地方。 　　25、南京银行 　　上市城商行，薪酬待遇好像一般，进去做十年可以成为部门主管，也可以是练手积累经验跳槽的好地方。 　　26、宁波银行 　　上市城商行，薪酬待遇好像一般，进去做十年可以成为部门主管，也可以是练手积累经验跳槽的好地方。 　　27、珠海华润银行 　　城商行，未上市，以前的珠海商业银行，被华润强势整合。华润发展金融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前几年先是收购了闻名大江南北的深国投，其后又强势进入珠海商业银行，改名时把广东省委书记兼政治局委员都请了过去，可见华润集团之厉害。去掉珠海二字并迁入深圳是早晚的事，从汇丰银行请来高管担任行长，董事长宋林说：华润银行就是华润集团的未来。 　　基于华润集团正部级的办事能力，华润银行发展前景极为看好，个人发展前景亦看好，现在进去，混十年后就是省一级分行一把手，你看着办吧。 　　28、昆仑银行 　　城商行，未上市，以前的克拉玛依商业银行，被中石油收购更名。发展前景一般，可能你要问，同为正部级企业入股控制的银行，为什么你看好前面的华润银行而不看好这里的昆仑银行？因为华润集团拿下银行是为了搞金融，而中石油拿下昆仑只是为了更好地搞石油而已。 　　可以是练手积累经验跳槽的好地方。 　　29、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专营储蓄的专业银行，正在向商业银行转变，目前机制不完善，薪酬非常一般，综合评价：不推荐， 　　30、其它银行 　　练手积累经验跳槽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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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有关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区别——自己的一些理解
2005130726 2012-12-16 10:53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自己感觉一直没有很好地回答。我觉得有必要在心里整理一下，下次给别人讲讲解时，能够让更多的人消除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偏见和误解。 1. 两者研究的前提不同。 西方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来研究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规定下，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并且重点研究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仅仅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其自身有很多矛盾和问题，会造成经济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终将被更加先进的制度所取代。 2. 研究服务的人群不同 正是因为第一点的差别，才导致了两派经济学服务于不同的人群，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占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此时，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在认可资本剥削劳动的前提下，研究如何使资本收益最大化，如何使剥削效率更高，因为仅仅获取工资的工人阶级，永远不能翻身。有效率的经济生产仅仅给资本家带来丰厚的收益，所以，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最近，我深刻地体会了这一点。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始终是在为贫苦的无产阶级说话的。在马克思研究经济学之前，他发现了劳动异化，就是劳动生产同其劳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越是努力工作，越生产与其自身相异化的贫苦。马克思为了研究这一困扰着他的问题，决定研究“市民社会”，也就是从经济学的领域来研究劳动异化问题。 整部《资本论》马克思都在为贫苦的劳动者伸张正义，揭露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这一点，我很有共鸣，因为我家附近就是城郊的开发区，各种中小企业里，工人辛苦劳动，工资微薄，而企业主却个个发家致富。我同情贫苦的无产者，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使无产者的状况能够好起来，我相信大家都不愿看到天底下有如此多的人受苦，马克思也是从这一点出发，揭示出工人贫苦的真正原因。他的建议是工人阶级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公有制，保障共同富裕。 我们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但是必须看到，当前的经济实践同制度规定之间存在这比较大的差距。私有制和按要素分配已经占了绝大比重，由此产生的问题可想而知。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激化等等。 作为一名站在广大贫苦人民一端的研究者，我觉得有必要扛起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一直都非常赞同毛泽东的人民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贯彻他。（先写这么多，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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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沉痛哀悼凌耀伦老师！
wentl660 2012-11-22 13:50
【川大经济学院教授凌耀伦去世 】他曾是第一位研究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的民生公司历史的学者,重点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四川井盐史等较薄弱地区和行业的经济学进行研究。川大经济学院教授、具有全国影响的经济史学家凌耀伦于18日因病去世,享年84岁. http://url.cn/7we0dD 他曾是第一位研究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民生公司历史的学者，重点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四川井盐史等较薄弱地区和行业的经济学进行研究。他是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具有全国影响的经济史学家。他叫凌耀伦，今年84岁。11月18日，他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留下一丝遗憾。 华西都市报记者陈悦摄影报道 学生说 　　“凌教授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他治学严谨，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凌耀伦的研究生、川大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于建玮说家人说 　　凌耀章说，哥哥像个学生一样，每到一个旅游景点，一定要找导游问个究竟，常把导游问得无话可说 生前最后一本书记录50多年来学术成果 　　在川大花园凌耀伦的家里，他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于建玮，手中拿着一本厚厚的名为《中国近代化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书。“这是老师生前的最后一本书。”于建玮翻开书说，这本书于去年9月印刷，是凌教授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50多年来的学术成果，目前已被川大图书馆收录。 　　书中的前几页是凌耀伦的照片，年轻时的他眉宇间流露着硬朗和帅气。于建玮说，“就算是他老了，也很精神，风采不减当年。”1955年，凌耀伦从川大经济系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共带了近30名研究生。他是第一位研究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民生公司历史的学者，重点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四川井盐史等较薄弱地区和行业的经济学进行研究。于建玮说，凌教授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史学家。 思想大胆新潮一向鼓励学生勇敢创新 　　“凌教授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他治学严谨，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于建玮说，凌教授思想大胆、新潮，一向都鼓励学生勇敢创新。当时，他报了一个用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中长期波动的论文选题。由于这在当时从未有人研究过，他心里完全没有底。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居然得到了凌教授的极力支持。 　　选题定了后，于建玮花了3个多月时间，用各种公式计算，却仍然没什么结果。“我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方向，特别迷茫，甚至想到放弃，每次凌教授都支持着我继续下去。”于建玮说，由于凌教授对这方面也不是很熟悉，他会花大量时间去翻阅国外的资料，和自己一起研究。最后终于取得了研究成果，两人都非常激动。 　　于建玮说，一般本科生是不会参与调查活动的，但凌教授不拘泥于这些条条框框，经常让本科生提前介入，尤其是“卢作孚与民生公司”的研究，很多学生因此在学术界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有颗年轻的心喜欢旅游几乎走遍全国 　　让于建玮觉得最温馨的是，凌耀伦一直都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我们的研究室就是一个温馨的家。”于建玮说，到后来，他和凌教授成为了同事，但他就像父亲一样，自己的重要人生规划都要征求凌教授的意见，甚至家庭的大事小事，也会向他请教。 　　在家人的眼里，凌耀伦很开明，说话总是笑眯眯的。在儿女的印象中，父亲从来就没发过脾气。凌耀伦的孙子最喜欢和爷爷聊天，经常说，爷爷的一句话就能点到精髓。凌耀伦的弟弟凌耀章说，在哥哥最后的日子里，即便他身体很痛，都笑呵呵地惦记着女儿的生意好不好，孙子最近怎样。 　　“哥哥有一颗年轻的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凌耀章说，哥哥喜欢旅游，除了西藏外，全国各地他几乎都走遍了。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国家，2010年6月，凌耀伦到巴黎、意大利等欧洲8国旅游了一次。凌耀章说，哥哥就像个学生一样，每到一个旅游景点，一定要找导游问个究竟，常常把导游问得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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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科学发展观 共产主义
yjg30 2012-7-22 14:58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科学发展观 共产主义运动 建国六十三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实践经验已经十分丰富了。成绩是巨大的，教训也是深刻的。但是对于我们经常宣布的指导思想来说，现在却仍然存在着思想混乱的情况。坚持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而在现实工作中却是实用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怎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 根本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活的原则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并且，在用这些基本的原理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时由于不理解现实本身的复杂的关系，出现了与事实不符的现象。 但是实践经验本身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不能只是面向当前的问题，还要看到未来；不仅要维护已经取得的宝贵成果，还要继续不断的发挥我们的潜力；不仅把当前的现实和现实发展的必然与这个必然所导致的光辉前景结合起来，还要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与转化为理性的自觉结合起来。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为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我们就从我们的党的理论系统本身谈起。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指导的政党，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中，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来和我们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一个完整系统的，既符合现实也符合长远发展目标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呢？ 我坚信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所以，我也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中国化，一定能够用理论的自觉来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我们一定能够通过自觉的实践统一目前建立在现实各种生产条件基础上的代表各种利益的混乱观点，我们一定能够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创造不仅属于我们自己，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身的辉煌！ 为此目的，我们首先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这里我们只需要先提一下这方面比较系统的著作，那就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因为这本不仅作为论战性的著作，而且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系统总结。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空想，而就是现实的实践要求。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不需要在这里引用，我们这篇文章将只是就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从这部著作所阐述的整体观点来重新论述一下。 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共产主义原理》，第 357 页 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即是说，我们看待共产主义不能用静止的不动的眼光去看待，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其本质更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是建立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也即是建立在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我们如果理解了现实本身，理解了现实各个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的未来，那么，这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有目的的实践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本身。 现在的很多人不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个本质的规定，所以对共产主义报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看法，并把共产主义和我们以前所经历的曲折的实践的某一具体形式等同起来，由此产生了一切理论的混乱。 所谓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这就是要求我们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时候，把立足点放在现实的经济条件上。那么这些条件有哪些呢？我们把目光收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上来。 “（ａ）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个人是在过去就已存在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18 —— 21 页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例如，他们说，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ZF的恶意篡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22 页 上述引用，清楚的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与现代经济学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共产主义理论是从研究现实的人的生产来了解自身的，是通过研究人类的现实运动所造成的人类自身的异化条件以及这些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社会条件之间的互相运动的理论，是通过研究人类在这个异化的现实条件本身中通过自己的实践扬弃这个异化的条件，理解到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这些异化本身的扬弃，也即是人类的自我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理论。 人类的自我解放和全面发展不是一句空话，这要有十分现实的物质基础。也即是说，只有人类全面摆脱了分工以及由于分工所产生的把人类限制在某一种单调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人类的全面发展、人类的真正自由才能建立起来。要想达到这一步，只有全面取消分工。但是有这个要求是一方面，要认识和理解这个要求的客观辩证运动是一方面，而把这些要求和认识真正落实到实践活动中又是一方面。这种全面取消分工的要求，如果不沦落为一句抽象的词句或无现实的理想，那么，要求全面取消分工就需要许多世纪的人类社会的共同实践和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互相矛盾斗争中的曲折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基于这些条件，认识到这些条件以及这些历史条件之间运行的规律，我们人类才能在理解和掌握这些规律的基础上进行自觉的劳动创造，自觉的去改造这些条件，不断的扩大这种历史条件的基础，从而为最终消灭这些条件的限制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正是资本主义在世界全面发展的阶段。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构成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内容，资本主义的消亡是以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扬弃为基础的，而扬弃的动力来自于矛盾对立的本性。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指的就是这种对立的扬弃。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内部矛盾的本性使然，所以代表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资本家们不会彻底的放弃自己的资本家的身份、财产和力量，要让资本家也象认识到自身的使命的那种自觉来控制自己追逐利润的欲望，来取消竞争，来主动的促进社会分工和协作的发展，为实现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最终各解和真正的独立自由做出贡献，那是不可能的；相反，资本家们总是不择手段的制造对立，并千方百计用自己的资本的力量来保存自己的资本家的那种特殊，或者保持自己凌驾于工人之上的那种虚荣和奢侈的享受。所以，在资本家本身是没有意愿，也没有动力去主动的把自己的权力交给社会，让社会来调节自己的生产，让社会的自觉的行动来解决自己本身的矛盾的。这个动力只能来自于资本的对立面，结合的劳动的力量，现实中是这一对立的代表，即无产阶级的团结的力量。 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趋势是，整个社会随着资本不断的深入到每一个行业和领域，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外的其它的各种生产方式逐渐被资本的竞争所消灭，整个社会阶级也越来越分成简单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随着这个 条件 的出现，可以预见的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也越来越尖锐，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这样的斗争可以产生社会革命，从而使革命中胜利的无产阶级可以战胜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并联合其他阶级的力量建立自己的统治的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对立关系是在同一基础上不同的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不同，实践的目的不同，对待自身的利益不同的阶级统治。而且，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会引起资本家主义国家之家的竞争和斗争。以前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这种由于国内的矛盾引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表现。 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必然如此。如果说以前是诉诸于武力，那么当这种武力由于斗争的激烈而有使资产阶级的统治破产的危险面前，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似乎相对平和的方式；但是本质的东西是不变的。目前欧美的发达和非洲和中东的贫穷，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外部体现；只不过这些掠夺有时采取明显的战争的手段，有时采用了动听的词汇罢了。即使现在的一些掠夺采取了动听的名词，比如经济援助、银行贷款、各种投资等等，但是这些动听的言词后面哪里是对发展中国家或者贫穷国家真心实意的帮助？这只不过是这些国家的资本家们攫取利润的砝码，因为这些美妙言词后面的实际行动总是附加了许多不利于受援国社会经济自主发展的条件的。这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私人利益的集体体现。 目前资本主义国家似乎还有一些生产命力，但是不得不看到，以前的资本主义的范围主要在欧洲和美洲的局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展开了。资本全球竞争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全球的范围内普遍发展起来。 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必备条件。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但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必然是全世界的事情。 所以，这里有必要立即谈一下社会主义。既然共产主义主要讲的是一种运动，共产主义理论是善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那么，作为这个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怎么可能是一个静止和僵死的社会制度呢？ 不错，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但是这种制度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来进行的，保持着自己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的鲜明的质，体现在现实中就是在资本与劳动对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肯定的一方也即是保守的一方代表资产阶级，他们有意识的运用资本的力量，通过国家机器来保持自己的利益和所有权不变，从而保持这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变；但是否定的要求还是在不断的发生：工人的联合与斗争、大资本吞并小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替代手工的、小农的生产等等现实运动中；这些情况总是不断的发生，不依任何人意志为转移。但是在这里否定是不自觉的，还是受到资产阶级统治的限制和反对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否定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以无产阶级的统治为主的自觉的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种自觉的否定，在认识上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在实践上提供了和现实的政治力量保证，从而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提供了一种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社会动荡最平缓的对立统一的形式。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里有一段对精神运动的精彩描述，去除其中的唯心主义，把精神换成社会主义，那么这段对于精神的描述倒是十分符合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整体认识。 “……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但是，犹如在母亲长期怀胎之后，第一次呼吸才把过去仅仅是逐渐增长的那种渐变性打断——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生出一个小孩来那样，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只有通过个别的征象才预示着旧世界行将倒塌。现存世界里充满了的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若有所感，在在都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相。 但这个新世界也正如一个初生儿那样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现实。这一点十分要紧，必须牢牢记住。首先呈现出来的才仅只是它的直接性或者说它的概念。我们不能说一个建筑物在奠基的时候就算是已经落成，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对于一个全体所获得的概念视为是该全体自身。当我们盼望看见一棵身干粗壮枝叶茂密的橡树，而所见到的不是橡树而是一粒橡实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满意的。同样，科学作为一个精神世界的王冠，也决不是一开始就完成了的。新精神的开端乃是各种文化形式的一个彻底变革的产物，乃是走完各种错综复杂的道路并作出各种艰苦的奋斗努力而后取得的代价。这个开端乃是在继承了过去并扩展了自己以后重返自身的全体，乃是对这全体所形成的单纯概念。但这个单纯的全体，只在现在已变成环节了的那些以前的形态，在它们新的原素中以已经形成了的意义而重新获得发展并取得新形态时，才达到它的现实。 由于一方面新世界的最初表现还只是隐藏在它的单纯性中的全体，或者说，最初所表现的还只是全体的一般基础，所以另一方面过去的生活里的丰富内容对意识来说还是记忆犹新的。在新出现的形态里，意识见不到内容的展开和特殊化的过程了，但它更见不到的，则是将诸差别加以准确规定并安排出其间固定关系的那个形式的发展形成过程。没有这种发展形成过程，科学就缺乏普遍理解的可能性，就仿佛只是少数个别人的一种内部秘传的东西；我们所以说是一种秘传的东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仅只才存在于它的概念或内在本性里；我们所以说它是少数个别人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还没广泛地出现，因而它之客观存在是个别的。只有完全规定了的东西才是公开的、可理解的，能够经学习而成为一切人的所有物。科学的知性形式是向一切人提供的、为一切人铺平了的通往科学的道路，而通过知性以求达取理性知识乃是向科学的意识的正当要求；因为知性一般说来即是思维，即是纯粹的自我，而知性的东西则是已知的东西和科学与非科学的意识共有的东西，非科学的人通过它就能直接进入科学。 科学既然现在才刚开始，在内容上还不详尽，在形式上也还不完全，所以免不了因此而受谴责。但是如果这种谴责进而涉及到科学的本质，那就很不公平了，这就犹如不愿意承认科学有继续展开的必要之不合理是一样的。……” ——《精神现象学》上卷“序言：论科学的认识” 8 —— 10 页 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也是这样充满曲折的，这主要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的认识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竞争力，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共产党宣言》，第 489---490 页 这当然是对于当时的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说的，或者说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发达的阶段来说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即使在这里也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也要经过“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的进行。但是人们总是持有机械的思想来看待这句话。他们没有看到，叙述的过程和现实的过程是不一样的。现实的过程很长，经历的曲折很多，但是叙述中却不能对这些情况做更多的表述。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个规定，那就是“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与我们现在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多么的一致。区别只是根据实际情况所要采取的具体方法了。 列宁是把社会主义运动由理论变成现实的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实践家。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认识，他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比如一开始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是在战争的紧迫过程中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为战争服务的经济政策，但是列宁还是从中看出了这种经济政策不能持久，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就果断的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从列宁当时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的措施看，不能不说列宁已经对社会主义运动有了一个深刻的看法。但是列宁的逝世使他不能继续更深入的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 斯大林所采取的办法和列宁的办法是一种完全相反的道路，列宁是从现实出发，斯大林后来则不自觉的走了从理论出发的道路。从斯大林所实行的计划经济政策来看，斯大林已经不自觉的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的理论依据虽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但是斯大林是用从现实资本主义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原则去规定现实的生产，而不是用理论去和现实相适应。所以，斯大林没有弄清楚市场与计划的辩证关系，所以，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计划经济体系。斯大林虽然也注意到当时仍然存在分工，存在商品交换，但是却只是作为已经被计划经济所战胜了附加的无足轻重的经济条件来对待。 但是没有市场哪有计划呢？没有只有市场而无计划的经济形态，也没有只有计划而没有市场的经济形态；再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也有计划的限制，而严格的计划经济又怎么能够摆脱社会分散的分工所导致的交换呢？片面的执着于要么计划要么市场，就是犯了形而上学。绝对的自由也就是不自由，绝对的计划也就是没有任何计划。从苏联经济学教科书和苏联的实践可以看出，实际上斯大林所实行的政策就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的那些规律而制定的。但是当时的世界和苏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没有达到这个条件要求的。这种经济体制虽然利用当时的社会成熟的分工的经验，可迅速利用当时的科学技术成果，并按照当时社会分工的经验，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而且，这种计划经济的方式也确实发挥了历史优势，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的达到或超过当时许多国家的经济生产水平。但是这种体系的内在联系是建立在当时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成熟的分工的基础上的，而且这种分工依然是分散的，依然是把人变成了分工的附着物，并不是由于这种计划就会取消了社会分工。因此建立在由世界资本主义竞争所形成的成熟的分工及各分工之间的协作的经验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形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长期以往，内部的缺点也就暴露出来了。计划经济体制缺少市场的那种由于竞争所产生的不断促进社会分工深化的内生性。缺少了竞争的计划经济，虽然在短时期内发挥了历史积淀的技术和分工的成果，却没有开创促进社会分工继续进展的适当的机制和形式。因此，计划经济就变得僵化了。僵化的体制当然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内在发展的要求，结果运行了数十年后由于制度的僵化，而导致实践的失败。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也是和苏联几乎一样的计划经济体制，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基础是更加落后而已。事实已经做了说明，离开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阶段，人为的把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规律，强制的应用到现实中去，从而抛弃了理论本身赖以存在的基础，变成了用理论来规定现实，而不是反过来让理论与现实相适应，那么实践中必然要出问题，实践必然要失败。 当然，现在做这样的评论，似乎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这对于前人以及他们从事的伟大事业来说是不公平的。任何没有经验可循的事业都是要有人探索，都是要允许犯错误的，那些以我们事后人的眼光去评价伟大的探索者，先行者，并用后来的事实对他们指手画脚，批判他们是错误的等等，都是不公正的。因此对于我们的党和ZF正在推进的改革开放来说，也是要允许探索，允许失败的。因为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继往开来的伟大的事业。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前人的错误在事后进行一次总结。总结错误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评价就是，前人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一阶段脱离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没有实事求是的看待问题。但是这也是有情可原的，我们的前代伟人们，他们有崇高的理想，他们有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急迫心情，他们有坚强的毅力和探索的精神，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现在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仍然陷于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却根本不懂得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因此，我们就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历史，计划经济等开始我们的进一步论述。很显然，现在的社会意识形态争论以及现代经济学家们对于计划经济的失败都没有真正弄懂意义所在。一些人把建立在形而上学思想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当成社会主义本质来反对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持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的人又拿现在社会主义实践来反对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两者都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的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资本论》第 1 卷第二版跋，第 23 页 我们拿这句话来理解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生产与流通过程的第二卷，可以看出，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资本论》第二卷内容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这是个前提，有这样的前提才有这样的抽象。但是，倒过来的看法是这样的，把这个抽象当成前提，应用于现实。这是两种不同的认识。实践时由于认识的差异，那么采取的具体的经济手段也是一定有差异的。 根据《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把国家的全部生产都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这两大部类。但是这种分法应该是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事实中抽象，而不是在运用理论的时候，却把这个基础抛弃掉了。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无序竞争的过程中使生产过程的价值和物质补偿失去正常的比例关系，从而使经济在繁荣、停滞、危机、缓慢回升，繁荣的命运里循环。这种状况产生的基础是资本的内部矛盾所造成的竞争外部的存在的斗争。所以，我们虽然认识到这个无序的竞争过程是产生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但是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能越过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不得不忍受这个阶段所带来的各种欢乐和悲伤。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却是建立在把结果当成前提，把理论当成实践的前提的结果。并根据《资本论》第二卷的抽象规律，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互相补偿的比例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这里只看到物质补偿，忘掉了价值补偿，实际上也即是只看到生产，忘掉了社会分工所必然导致的交换，知道了现实中规律，却在运动规律的时候抛弃了现实基础！ 当时我们国家的基础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小农的，手工作坊的等等生产方式都还存在，分工和协作还是很原始的那种靠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分工，机器的应用都还不普遍，对于生产资料的流通和消费资料的分类和统计还没有可能完全的进行，既缺少丰富的经验，也缺少技术的手段，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采取只有资本发达条件下的措施，必然要在实践中付出代价。 但是我国的计划经济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不能抹杀掉的。即是说，计划经济体制迅速建立了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统治，这为以后进行经济的调控打下了物质基础。在当时采取的计划经济措施，可以迅速的采用当时世界比较成熟的社会分工，可以迅速的在国内建立门类齐全的工厂和企业，并按照当时已有的成熟的社会分工体系进行生产和分配。缺点依然是超过了社会分工的实际。在全世界的分工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普遍总是通过个别的竞争来形成，而计划经济体制却是形成了一个抽象的普遍，以致于缺少了形成普遍的那种个别的动力。 因此，我们就是要回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中去，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应用到实践中去。第一是要承认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不发达，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这是采取行动的前提；第二就是要自觉的认识到矛盾，并根据不同发展时期制定出符合当前时期的矛盾运行的办法和机制来；第三是要在尊重的现实的基础上，指出现实的必然发展目的。这是现阶段解决矛盾的基本思路。 承认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当然也就不仅是停留在一句话上，还要从对中国的实际的实践和分析基础上得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因此，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条件，我们认识得比过去丰富多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从根本上理解这些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在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导下的实践和总结，也使我们自发的获得许多成果。 现阶段我们大力宣传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经过实践，并通过实践所获得的丰富经验总结形成的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的一个方面。但是科学发展观，是一种现实的领导方法的理论，还不能完全体现我们现实的经济条件的运动规律。因此，科学发展观，还只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站在外部，并根据内部矛盾的运动的表现来采取的一种主观平衡的思想。这种思想虽然还不能完全解释各个经济现象背后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能认识到这些经济现象之间的外部的表现的此消彼长的循环往复，能够通过这些循环往复积累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并有意识的指导实践。 既然对于这些认识还停留于外在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彼此之间的表面的联系，那么，提出的办法总还只是用自觉的辩证法的思想来处理这些现象及其之间的联系罢了。辩证法有它的优点，就是在发展顺利的时候，意识到倒退；投资过多的时候，意识到生产会有过剩；经济过热就有可能产生崩溃。这些都是由于内部矛盾引起的外部必然表现。可是我们目前还只是停留在这些表现上，因此所采取的措施也仅仅针对这些表现的。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在论述希腊哲学家芝诺的时候曾提出一个外在辩证法和内在辩证法的区别。 黑格尔指出： “（一）外在的辩证法，即运动的过程（内容）与对于这个运动过程的整个掌握（形式）是区别开的；（二）不仅是我们的理智的一种运动，而乃是从事实自身的本质出发，这就是说，从内容的纯概念的运动出发去证明。前者是一种考察对象的方法：提出一些理由，指出一些方面，加以反驳，籍此使得通常当作固定不移的对象，都摇动起来。这些理由也可能是十分外在的，在智者派那里我们对于这种辩证法将有更多的要说。但那另一种辩证法则是对于对象的内在考察；这是就对象本身来考察，没有前提、理念、应当，不依照外在的关系、法则和理由。我们使自己完全钻进事实里面，即就对象本身加以考察，即依它自己所具有的那些特性去了解它。在这样的考察里，于是对象自身便显示出其自身（的矛盾）：即自身便包含有正相反的规定，因而自己扬弃自己；……”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四、芝诺”，第 326 页 这个区别是容易理解的。由此看来，我们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也只是在外在辩证法的层面上。因此，科学发展观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是十分完善，总使人觉得不足。不足即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依据和要达到的目的之间没有一个符合现实和逻辑的统一论述，内容和形式还是区别开着的（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来，真正的目的即是现实本身，也是可能性，但是是现实的可能性。只要把现实的内部矛盾真正了解了，掌握了矛盾的运动规律，那么同时事物发展的目的也已经指出来了。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根据以及根据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建立在具体根据的基础上的目的也必然是可以实现的，也即是说目的是现实的。在这里，切不可把个人的主观的没有根据的目的和我们这里有着具体根据的目的相提并论。）。 现在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离马克思所揭示的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容越来越远了，人们越来越从形式上而不是从内容上，即从现实的各个条件运动来看了。不仅如此，在现代经济学家们的鼓噪下，形式的外在的抽象统一代替了内部的差别。于是对于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出现了各种各样混乱的思想。这些混乱思想再加上一些现代经济学家的自高自大，胡言乱语，和形而上学的逻辑应用，结果造成了更多的混乱。于是现在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当社会的经济运动出现一些问题时，这些现代的经济学家们就齐声高呼，是ZF没有按照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来制定政策，所以，造成这样的不稳定的后果，不是他们的理论错了，而是事实错了。这些所谓名人经济学家的思想完全是唯心的，他们不认为是他们的理论出了错，反而一再的以为是现实出了错。但是，现实出现的各种问题，只不过是现实本身的矛盾，再加上这些形而上学理论盲目指导的结果。 也许有人会进行反驳，科学发展观是经过多年实践得来的宝贵的经验，而且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本质，即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不仅如此，也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这仍然只是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般的描述，而且这种描述依然被外在的形式的东西弄模糊了，以至于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了。 那么我这里还是先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是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经过更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整体的浑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 750 页 这段话说明了什么呢？即是表明了如何真正的掌握一个国家的各种具体现状以及这些矛盾的互相联系及运动表现。用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和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对比，就可以鲜明的看出，现代经济学理论完全不是从现实的处于一定的生产条件的人的阶级性出发，而是从抽象的抹杀了一切现实性的理性人出发。其他的理论都是从这个抽象的理性人的假设得出进一步的错误的抽象。抽象的假设必然导致抽象的理论，所以，现代经济学家可以不顾现实中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而谈论什么贫富差别的不同规定；在脱离了现实的对立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谈论什么企业的道德和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因此，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的社会怎么不是永恒的呢？我们看看马克思对于这种处在矛盾的发展的事物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的态度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 “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办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资本论》第 1 卷第 122 页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学过哲学的都应该知道，那就是矛盾存在的现实性和必然性。当这种矛盾还处在必然存在的阶段时，矛盾是不可消除的，因此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所以马克思说，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办法。 基于以上两段话，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国家的基本情况。首先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的。一说起社会主义，人们脑袋里都是僵硬的死的概念和印象，这是现阶段产生各种左的和右的言论的思想根源，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充其量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形而上学的表象而已。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最基本的矛盾对立是什么呢？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基本的内部矛盾是什么呢？是我们国家里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还不充分。经济基础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作为一个统一，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被资产阶级的政权所统治，而在我们国家里，是经过革命斗争，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 但这还只是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开始，还只是一个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发展中走向人类自觉发展的一个开始。这样一个开始，在随后的发展中，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遵循的。这个开始的后来的继续发展只能是战胜了资本的，获得统治的无产阶级的本质的自发到自觉的发展。从自发到自觉，从初期的质变到后续的量变发展，最终达到否定之否定的对立统一，不经过曲折和反复，那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本性的。现阶段，社会上一些人对我们国家 63 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视而不见，对我们国家关于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充耳不闻；他们只是看到我们曾经有过的曲折和错误，拿这些曲折和错误来否定社会主义本身的现实性和历史必然性。这样的言论，犹如要求一个人永远也不要长大一样；犹如要求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过一些失败，就要全面回到过去一样。这些人相信自发的力量，却不相信我们最终能够通过实践，找得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我们的自觉的运用规律，促进社会的更好更快的发展。 用以上论述和我们国家的现实实践所采取的理论与政策相对照，自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主导者和领导者的正确的阶级本能和错误的理论指导之间的互相妥协，导致社会的实践措施既有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方面，也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方面以及保守的改良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思想。结果是现实社会发展既前进，又后退；既不断的产生对于美好前景的向往，也有对于未来的不断争论。这样的妥协，其实也是一种思想的不确定，即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的一种不确定。在这样的不确定面前，任何一个看来说得有道理的针对片面的现象的理论表示，都显得有些合理的成分。但这些合理的成分，加在一起，不多不少，都是互相反对的，而且，反对的和赞成的一样多。于是，对于现实及现实的各种矛盾现象，没有一个对现实的实践及最终发展目的互相联系的全面的理解和论述，思想上的混乱和模糊不清当然是避免不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各种社会矛盾面前，有坚持市场经济方向的，有的在各种社会矛盾面前想回到过去的；有为资本家说话的，也有为“全民利益”说话的，有为农民说话的，有为小资产阶级说话的；有指责ZF的，有指责国企的；还有一些耸人听闻的什么阴谋论，社会崩溃论，社会已经处于矛盾的极点论等等胡言乱语；于是伴随着各种胡说八道同时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主张，提出的要求和措施也同样是花样十足，矛盾不断。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目前还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即分工还不发达，因此协作也不发达的阶段。现阶段不仅存在着国家或者民营的资本主义式的大生产，也还存在着各种各样分散的小生产，个体生产，以及农业中的小农生产。因此，随着这样的经济基础的存在，中国社会中也分成不同的阶级的存在，有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者阶级等等。企业的经济活动、各种各样的小生产者的经济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由于竞争所产生的生产过剩，导致经济活动产生波动，这些波动直接影响现存的各社会阶级的生活，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反过来这种不稳定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那么这些矛盾都是哪些方面呢？其实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描述过的那些矛盾。主要包括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及其表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ZF之间的对立（现在所强调的宏观调控并不能改变这种对立）；除此外，在我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和其它各种小生产之间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小农生产和工业生产之间的对立。 那么这些互相矛盾的对立运动的表现都有哪些呢？一是经济比例经常失调（看起来好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看法，但是经济比例的经常失调是现在社会的内部固有矛盾的表现）；二是某些行业的生产过剩；三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缓慢（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的土地集中和资本化的规模太小，与城市工业的发展完全不相适应。）；四是农村和城市化的对立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进一步加大，农村和城市化进程产生了脱节。 因此我们现时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生产力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所谓发展生产力就是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性，同时也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普遍性；通过发展，让大的资本代替原来是由各种小生产的、小农生产的生产方式，最终发展这种资本和劳动的单纯的对立， 从而为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打下物质基础。 但是矛盾的发展总会表现出两个方面，一是促进社会的发展，一是阻碍社会发展。大资本代替小资本不是没有斗争，小农的个体生产变为资本的规模生产也不是没有波动，城市代替农村也不是没有动荡。那么，我们既然不能消除矛盾对立，那么我们只能是创造一种矛盾在其中运行的方式。既要认识到矛盾的必然性，也要看到矛盾的对立统一，既要看到资本的吞噬其他一切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本性，又要看到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能源掌握在国家手中的理性的一面。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事实，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使得我们对于这些基本的矛盾方面认识深入多了，现实多了。资本主义为了保持自己的基础，不得不在恶性循环中寻找出路，但是总是一个办法引起另一个不良的后果。那既是基本矛盾的表现，也是资产阶级保守眼光的无能。我们国家的实践则证明了，我们自觉的发展资本，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团结一致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的联盟的力量保证，我们可以用团结的力量，用集体的力量来和资本对立，我们有信心以我们的自觉性集中共同的力量在促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断的深入和社会化的同时，限制资本的这种破坏性；我们确信我们能够作一个集体在和资本对立时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自觉，让资本的自私自利和自发性为我们的自觉的长远目的服务。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认识和掌握社会历史的阶段性，既要承认我们不能主观消灭这种资本的无序竞争所导致的破坏性，也要承认我们可以用无产阶级的远大眼光，容忍这种暂时的不快，用资本的发展来促进自身的发展，用资本力量的增长来促进自身力量的增长，用资本所制造出来的强大生产力来武装我们的力量。通过我们的自觉，通过自觉的发展资本，同时也就能够现实的扩大无产阶级队伍的基础，从而使整个社会生产达到资本和劳动的单纯对立，也为更高一级的社会转变创造条件。 建立和谐社会，是一个伟大的提法，是人类自觉的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自觉的意识。但是真正的和谐是建立在矛盾运动的基础上的，如果不去自觉的面对矛盾，那么，矛盾的自发发展就会导致社会经济的经常大的波动，甚至会产生社会动荡。所以，在对整个社会发展提出和谐的要求时，我们还要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和谐背后矛盾的本性，只能通过对于各种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运动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我们才能够把和谐建立在对立的统一上，我们才能做到具体的对立统一，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因此，在目前，建立在现实矛盾基础上的和谐意味着就是要有一种机制，一种不同阶级的人之间在生产交往和竞争过程中的不是那种激烈冲突的、对社会产生破坏的机制；而是各个不同阶级的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一种资本的生产和各种生产之间在党的领导下自觉的运用规律的运行机制，创造一种生产和积累之间的符合发展的大致比例的机制，创造一种包括国家对无产阶级在内的其余各个阶级在与资本的竞争中行将消亡的保障机制，创造一种资本和劳动（也即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对立的一种招收工人和工人工作以及工资和劳动保障的机制，创造一种把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公共事业的需求从自发性到自觉性推进的机制等等。同时，也要不断的改革和完善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为这些机制的运行提供政治的、社会的保障，比如说加强制度建设，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ZF，完善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等等。 这些措施都是当作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才能实施。这一点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区别的。资产阶级的国家由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需要，是不可能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对无产阶级做出让步的，除非这种利益已经对自己的生存造成了十分严重的不良后果。 理解了的现实就是目的，理解了社会主义的现实本身也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把社会主义的发展建立在现实的深刻的矛盾对立的基础上，必然会使还笼罩在我们面前的各种迷雾消散，必然会使我们的实践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必然会使我们爆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无比的热情。 社会主义必然能够胜利，共产主义必然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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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生 2012-6-25 00:03
什么是亚当·斯密问题 　　 亚当·斯密问题 ，指19世纪末期在德国提出的以下问题，即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同感(sympathy)原理与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心原理相互矛盾。因此认为斯密是受了法国唯物论的影响导致了从前者到后者的思想上的转变。“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Problem'）这个称呼，是熊彼特用德语首先给出的。 　　但是，问题的提出者忽视了《道德情操论》在《国富论》出版后还在改订的事实，并且将同感与利他心的概念混淆等同，这样的误解导致了该问题的提出。 　　虽然如此，该问题的提出以及随后《法学讲义》的发现，成为了加深研究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中伦理学和经济学、以及法学之间关系的契机。 　　对于亚当斯密在强调同情的道德情操论与强调私利的国富论两书间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争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称这为“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Problem）。在道德情操论一书里，斯密似乎强调人类在慈善动机下的意图与行为的同步性，而在国富论里这则被分裂为“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宣称，在资本主义体制里，个人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时也会提升共同体的利益。于是这便解除了私利的矛盾，他也多次指出对于利己和人类动机的狭窄定义所可能引发的矛盾。不过这并不表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书否定了私利的重要性，他写道： “因此，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架构，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的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而且也厌恶相反的东西；人类喜爱生命、恐惧死亡、盼望物种的延续和永恒、恐惧其物种的完全灭绝。虽然我们是如此强烈的向往这些目标，但它并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饥饿、口渴、寻求异性的情欲、爱情的快乐、和对于痛苦的恐惧，都促使我们运用这些手段来达成其本身的目的，这些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 　　亚当斯密本人并不认为这两者存在矛盾，在国富论一书出版后，他又发行了经过稍微修正的道德情操论版本。他或许认为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终都将达成相同的目标。 亚当·斯密问题纷争评述 　 亚当·斯密 （ Adam Smith ,1723～1790）于1759年出版了伦理学专著《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the Moral Sentiments），1776年出版了经济学专著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简称 《国富论》 ），开创了西方近代经济学。根据 陈岱孙 等的记述，19世纪中叶时 德国历史学派 提出所谓“斯密问题”，即这两部著作间存在矛盾，他们认为斯密在写作《道德情操论》时，主要受哈奇逊（Hutcheson）的视仁慈（benevolence）为道德基础的观点和 休谟 （ Hume ）的同情观影响，以同情心作为人性基础。而在写作《国富论》时，斯密在法国之行时受到了法国 重农学派 “唯物”哲学的影响，从利他的理论转向了利己的理论。这一命题已被众多学者从多方面证伪： 　　 （一）史实方面 　　1.1896年 爱德温·坎南 （ Edwin Cannan ）出版了斯密于1752～1764年任 格拉斯哥大学 道德哲学教授时所使用的讲稿《法学讲义》，证明了两部著作都在基础上完成，斯密在其中已阐述了《国富论》中自利而非仁慈是经济行为动机的观点，这发生在法国之行之前。与斯密同时代的他的传记作家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和同事约翰·米勒（John Millar）也认为，早在16世纪50年代早期斯密就已提出他的主要经济学说，早于法国之行和重农学派任何重要著作的出版。 　　2.斯密时代的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 政治学 四个部分，其中政治学又包括当时所称的 政治经济学 。《道德情操论》作为伦理学著作，《国富论》作为政治学著作，是同一学科的两个组成部分，不可能存在基本矛盾。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告读者”中称《国富论》“部分的履行了”他在第一版中许下的“在另一本论著中努力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的诺言，可见，他并不认为自己两部著作间存在矛盾，而把它们视为对道德、ZF和法律的更广阔的历史研究的部分。 　　3.两部著作的再版始终交替进行，斯密不可能以两种不同的 人性假设 来完成两本著作而不自知。 　　 （二）利己主义在两书中的体现 　　利己主义是两书中的互通之处。在《道德情操论》中利己主义多次以被批判或 控制 的形式提出。《国富论》中对利己主义的处理是《道德情操论》中这一思想的继续，是以之为前提的。两书间存在连续性。 　　两部著作“无论是对其学术思想体系和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还是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论述，都是涉及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因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同情心”实为“同感” 　　《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心是一种心理体验能力，即能站在对方的角度，通过“想象”来感受别人情感的 能力 ，是在置换或位移体验意义上的“同一种心境”，不全是日常意义上的怜悯和怜惜，而是指“同感”。“同情”属于 心理学 范畴，“自爱”和“利他”是其构成的基本要素，“同情心”的内核是“自爱”。道德世界的基础由自爱心和博爱心共同构成。《道德情操论》建立在完整的人性基础上，《国富论》仅仅以利己的人性为基础，二者在此意义上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四）同情与利己的适用范围不同 　　斯密所讲的“同情心”在人们的关系圈（spheres of intimacy）内才有意义，人们应该对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人表示最大的关心，根据远近亲疏来对待他人是斯密道德哲学的基本信条，被他视为完全正确和合乎事实的，自利和追求利益在关系圈里不起主导地位，而《国富论》中的自利适用于来自不同团体（gemeinschafen）的人们间的 经济关系 ，是市场交易的秩序。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两部著作确实存在矛盾，但由于所涉及的领域不同，所以不具可比性。如帕茨考斯基（Wilhelm Paszkowski）认为，《道德情操论》是一部传统的道德理论的人文主义著作，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而国富论则是纯粹的专业研究。这种观点显然有离题之嫌。“斯密问题”所讨论正是斯密的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的关系，因此不能将两者孤立起来而对其间的关系避而不谈。 　　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深度，但笔者认为仍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前面所讲的史实证伪“斯密问题”的说服力是有限的。即使两书都是《法学讲义》和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即使它们的再版交替进行，可这又怎能保证斯密在这两部分间不会自相矛盾？至于斯密在接触法国重农学派之前就已提出《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观点，也只能说明斯密基本思想体系的建立并未受到法国之行的影响，而不能作为其思想体系没有矛盾的证据。 　　2.在对斯密体系统一性的逻辑方面的阐释上，笔者认为已有研究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却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斯密问题”的界定，怎样界定这个命题才是有意义的？“斯密问题”在本质上是斯密的伦理思想与经济思想是否矛盾的问题，涉及到对斯密的这两种思想的正确理解。德国历史学派认为斯密在伦理学中主张利他理论，而在经济学中主张利己理论，因此自相矛盾。他们之所以把斯密的伦理思想总结为利他理论，是因为把《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心”与“利他”两个概念相混同了，这是他们提出“斯密问题”这一伪题的关键原因。然而，却没有学者指出这一明显的错误。一些学者反而受此误导，甚至一些已经认识到“自爱”和“利他”构成的“同情”才是《道德情操论》中的人性基础的学者，仍通过调和利己与利他的矛盾来证伪“斯密问题”，比如论证“斯密的‘自利心’……同‘利他心’共同构成人类情感中的一对矛盾，但又是同一体”，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鉴于此，本文对“斯密问题”的证伪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阐释“同情心”而非“利他”是《道德情操论》的人性基础，从而说明同情心与利己心的矛盾不等同于利他心与利己心的矛盾，然后试以斯密自身的话语体系为基础，论证同情心与利己心的一致性。 斯密思想体系的一致性 　　 （一）《道德情操论》的人性基础是同情心，而不是利他主义 　　在《道德情操论》中，“‘怜悯’和‘体恤’是我们用来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的词。‘同情’，虽然原意也许与前两者相同，然而现在用来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也未尝不可”。可见，“同情”不仅是哀人之所哀，也包括乐人之所乐，是“同感”的同义词。虽然《道德情操论》所涉内容庞杂繁复，但还是可以找到一条清晰的脉络，以表明斯密是如何在以“同情心”为一种普遍人性的基础上构建其思想体系的。 　　正如经济学分为 规范经济学 和 实证经济学 一样，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人性和思想意识等活动的论述可分为两部分：应然和实然。其中，实然即对实际状况的研究占主要地位，斯密剖析了大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用而不自知”的情感反应，这些情感反应是任何人都与生俱来的天性或本性（nature）,比如“同情……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斯密并没构筑一个常人无法企及的理想的道德世界，而是在研究现实世界的前提下，对人的思想活动和具体行为作出人性上的解释。其中有时会穿插一些“高尚”者的做法，但一般人达不到这样的标准也无可厚非，因为“崇高的美德……远非凡人的菲薄力量所能做到”，他认为针对绝大多数“凡人”（mortal）的道德标准是“合宜性”（propriety），即“感情相对于激起它的原因或对象来说是否恰当，决定了相应的行为是否合宜”。这种判断需要通过“同情”来实现，即“在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同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情绪完全一致时，它在后者看来必然是正确而又合宜的，并且符合它们的客观对象；相反，当后者设身处地发现前者的原始激情并不符合自己的感受时，那么，这些感情在他看来必然是不正确而又不合宜的，并且同激起这些感情的原因不相适应”，因此“我们评判他人情感和行为的起点和基础”是“他们和我们自己的一致的感情”，而“我们赞同或不赞同自己行为的原则，似乎同据以判断他人行为的原则完全相同”，“努力像公正而无偏见的旁观者那样来考察自己的行为……因为对想象中的公正的法官的赞成抱有同感而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赞同”。对别人和自己行为的这种判断构成了“是非之心”。斯密认为，这种“是非之心显然是充当人类天性中起支配作用的本性的”，“凡是我们的是非之心所赞成的事是恰当的、正确的，并且是应该做的；凡是与此相反的，就是错误的、不恰当的，并且是不该做的”。在“是非之心”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一般道德准则”即“责任感”的概念，“在各个场合凭借是非之心和对事物的优点和合宜性所具有的自然感觉而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的经验之上……形成了一般的道德准则”。在所有的美德中，“正义准则是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是不可或缺的”，而“其它一切美德都是不明确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不可能完全通过对它们的尊重来规定我们的行为。”“其他一切美德”便包括仁慈即利他心，缺乏它“可能使人们对本来可以合理期待的善行表示失望”，但不会导致伤害与真正的罪恶，社会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所以仁慈“不能以力相逼”，违背它不会受到惩罚。而缺乏正义将导致对他人的伤害，“社会不可能存在于那些老是相互损伤和伤害的人中间”，“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因此正义“可以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违背它就要受到惩罚，这是“正义和其它所有社会美德之间的明显区别”。因此，“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造物主劝戒人们多行善事，而非强制人们行善。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作出劝戒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法规的目的便在于维护正义，“禁止公众之间相互伤害”。 　　由上可见，斯密由“同情”这一天性出发，论及道德判断，即通过“同情”对他人行为的判断和通过设立“公正的旁观者”对自己行为的判断，由此引出普遍的道德律令与准则。“同情”是《道德情操论》的研究出发点，和“利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斯密对人们提出的道德要求是不损人，远未达到利他的程度。他还批评了两种利他主义的观点：“增强我们对别人利益的感受，使我们如同天生同情自己的利益一样同情别人的利益”和“试图减少我们对自己利益的感受，使我们如同天生同情别人的利益一样同情自己的利益”，认为“两者都远远超过了自然和合宜的正确标准”，并宣称“对一切有理智和有知觉的生物的 普遍幸福 的关怀，是神的职责，而不是人的职责”。他并没有像德国历史学派所称的那样，完全受斯多葛学派学者哈奇逊的视仁慈为道德基础的观点的影响，相反，他批判了哈奇逊的这种“美德一定只存在于纯粹而又无私的仁慈之中”的观点，并把斯多葛学派“要我们努力节制以至根除我们个人的、局部的和自私的一切感情”、“鼓励人们做出超人的高尚行为和极其广泛的善行”的利他理论称为“怪论”。可见，把“同情”与“利他”相混同、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主张利他主义，完全是对斯密思想的误解。 　　 （二）斯密“同情心”和“利己主义”的统一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说，只要能说明斯密的思想体系中同情心与利己主义不矛盾——即不是有此无彼、互不相容的——“斯密问题”就迎刃而解。其实在《道德情操论》中已经有对利己主义的多处论述，并且《道德情操论》中“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与《国富论》中人们“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对利己主义的论述明显是统一、不矛盾的，因此如果能在《道德情操论》中找到同情心与利己主义不矛盾的证据，就能证明《道德情操论》中同情心与《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不矛盾，从而证伪了“斯密问题”。通过梳理斯密对同情心与利己心种种论述可以发现，在斯密庞大繁复的思想体系中，同情心与利己心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同情心对利己心的促进和约束，这表明二者并非有此无彼、自相矛盾，而是相互统一的。 　　1.同情心对利己心的促进 　　①同情心激发了利己心的产生 　　在论述利己心是如何产生时，斯密提出了一种颇具新意的解释：“物质 财富 的用处首先是提供肉体所需的各种必需品和便利，但如果我们未觉察到同等地位者对我们的尊重……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活不长久。把自己变成这种尊重的合宜对象的愿望……或许是我们所有的愿望中最强烈的；因而我们急于获得 财富 的心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比提供肉体上所需的各种必需品和便利……的愿望更强烈的欲望引起和激发出来的”。在此基础上，斯密分析了产生人们相互竞争、追求利益的利己动机的原因是“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不过，虚荣总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自己是关心和赞同的对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获得别人对我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情”而给我们带来的被人尊重的内心满足感（斯密称之为“虚荣”）这一欲望，比获得物质享受所提供的便利的欲望更强烈，更大程度上激发我们去获取利益的利己之心。 　　②同情心保障了利己心的实现 　　斯密认为，“较高的理智和理解力”与“ 自我控制 ”的“结合构成了谨慎的美德，对个人来说，这是所有美德中最有用的一种”。特别是自我控制，“我们靠它才能放弃眼前的快乐或者忍受眼前的痛苦，以便在将来某个时刻去获得更大的快乐或避免更大的痛苦”，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自我控制的产生与同情是密不可分的，它“是由一种原则——合宜感，对想象中的这个公正的旁观者的情感的尊重——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行动时，影响我们行为的情感似乎确实和旁观者的那种情感相一致”，从而我们的“那种坚持不懈的勤劳和俭朴，那种为了将来更遥远但是更为持久的舒适和享受而坚决牺牲眼前的舒适和享受的精神，总是因为公正的旁观者的充分赞同，而得到支持和报答”。 　　③同情心本身带来的利己结果 　　如前所述，“同情”不仅是“哀人之所哀”，也包括“乐人之所乐”。一方面，“对快乐表示同情是令人愉快的”，这样的结果当然对自己有利，虽然只是精神上的，但在斯密“幸福存在于平静和享受之中”的幸福观中， 个人利益 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而且相较于物质享受，他更珍视精神上的满足，所以上述精神上的利己结果没有理由被忽视。另一方面，“同情悲伤却是令人痛苦的，……我们尽可能避免对……悲伤表示同情”，但是在碰到“英雄的高尚行为”的这种“特殊场合”下，对悲伤的同情甚至也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比如“当苏格拉底喝下最后一服药水时，他的朋友全都哭了，而他自己却神色平静，显得极为轻松愉快”，他的朋友虽然哭了，但他们作为旁观者“喜欢自己心中的那种感情，并且带着满足和自我赞赏的心情浸沉在自己的感情之中。因此，他愉快地沉迷于这种令人伤感的想法”。所以，无论当事人的情感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在能够同情他时似乎也感到高兴”，从而能够感受到“我们在同能充分同情其心中的一切激情的人的 交谈 中所感到的快乐”。 　　④同情心赋予利己心以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斯密看来，利己心是非常必要与合理的，并非“人性之恶”，原因便在于旁观者的同情与当事人的感情相比很有限。“虽然人类天生具有同情心，但是他从来不会为了落在别人头上的痛苦而去设想那必然使当事人激动的激情程度”，斯密举例说，“当我们安慰处在痛苦之中的朋友时……我们内心滋长的倦怠情绪和他们的激动又多么不协调啊！……同情……总是极其脆弱和转瞬即逝的；……一旦我们离开那个房间，它就会消失不见，一去不返。”正是由于旁观者的同情与当事人的感情之间存在着程度上无法逾越的差异——“旁观者的情绪……不易达到受难者所感受的激烈程度”，或者说，“每个人对自己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比对他人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更为敏感”。可见，同情的程度如此有限，即使只从精神和意识角度考察都很难说具有利他性质，更不用说物质意义上的，所以“普施万物的善行，无论它如何高尚和慷慨……只能是不可靠的幸福的源泉”，人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寄托于别人的利他心上，“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人具有利己心是恰当合理、无可厚非的。斯密以同情程度的有限性为铺垫，推出利己心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不能不让人佩服其行文构思的巧妙，当然也表明了同情心与利己心并不相悖。 　　⑤同情心赋予利己心以称赞 　　斯密认为，“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 行为原则 。节俭、勤劳、专心致志和思想集中的习惯，通常被认为是根据自私自利的动机养成的，同时也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值得赞扬的 品质 ，应该得到每个人的尊敬和赞同”，原因便在于当事人“对自己的利益和幸福所具有的那种似乎控制着他的行动的看法，确实同我们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对他的看法相吻合。在他的情感和我们自己的情感之间存在着最完美的一致……因此，我们不仅赞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钦佩他的行为，并认为他的行为值得高度赞赏”。特别对于是实现“私人利益的那些重大目标”的激情即“抱负的激情”而言，当它“保持在谨慎和正义的范围之内时，总是受到世人的钦佩，即使超越了这两种美德而且是不正义的和过分的时候，有时也显得极其伟大”。可见，当利己心保持在谨慎（较高的理智和理解力与自我控制）和正义（不伤害别人）的范围之内，甚至有时超过时，同情心使旁观者站在当事人的立场看待问题，也会赞同当事人的行为和品格——哪怕它们来自利己的动机。 　　⑥在论述同情心与利己主义的关系时，斯密还纠正了一种错误看法，即认为同情心是由利己心而产生的，把利己心看作行为的唯一动机，从而“从一定的细腻的自爱之心来推断我们全部情感”的观点。对此，斯密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同情）不能从任何利已的考虑中产生”，“同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看成一种自私的本性”。 　　2.同情心对利己心的约束 　　同情心对利己心的约束不是指同情心抑制利己心发挥作用，而是指同情心使利己心保持在合适的范围内，用斯密的话就是具有合宜性。斯密把“我们的感情大致分为自私的感情和仁慈的感情”，而“每一种激情的合宜性，即旁观者能够赞同的强度，必定存在于某种适中程度之内。如果激情过分强烈，或者过分低落，旁观者就不会加以体谅”，并且会“威慑这些激情，使它们回到那种有节制的合宜的心情和情绪中去。”当事人的情感和旁观者的情感的“和谐一致”是“保持社会和谐的……全部需要或要求之所在”。斯密认为，“对自己行为合宜性的一切热切而又诚挚的关注……构成了美德的真正精髓”，“没有合宜性就没有美德……合宜性是每一种具有美德的行为中的基本成分”，因此利己和利他都是中性的概念，不能视其一为罪恶而另一个为美德。只有当当事人的利己心或利他心，降到旁观者能够体谅的程度，即具有了合宜性，才能对其作出道德上的评判。斯密举例说，如果利他没和合宜性相结合，从而表现为“愚蠢而又过分的慷慨”，那么“当我们置身于感激者的处境时，感到对这样一个恩人不会怀有高度的尊敬”，我们会轻视利他者的“蠢行”，认为“这种帮助好像不需要给予任何相应的报答”。同样地，由同情产生的合宜性也要求利己心保持在适中的程度内。如果利己心过分低落，比如某个人“不恰当地爱护自己的健康、生命或财产这些本来只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就足以使他去做的事，这无疑是一个缺点，……有损于他的尊严和他那品质中令人尊重的地方。满不在乎和不节俭，一般不为人所赞成，但这不是由于缺乏仁慈，而是由于缺乏对自己利益的恰当关心”；而如果利己心过分强烈，比如个人“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得多”，也不能得到公正的旁观者的赞同，这种对自身“不正当的偏爱会使自己既成为人们轻视和愤慨的合宜对象，又成为那种轻视和愤慨必然会带来的惩罚的合宜对象”。可见，同情心会使旁观者站在当事人的立场看待问题，当当事人的利己心具有合宜性时，同情会让旁观者表示赞同；而当事人对自己的利益缺乏恰当的关心或过度关心时，同情会让旁观者站在他的立场上不赞同。如前所述，斯密把由合宜性产生的是非之心在人们心中长期的经验积累所获得的感觉称为“一般道德准则”或“责任感”，因此同情心对利己心的约束，总地来说便表现为“以私人利益作为目标的追逐……对指导这种行为的一般准则的尊重”，指导利己心的这种“一般规则，会纠正我们当时不合宜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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