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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新华社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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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熊丙奇在新华社的一篇文稿中的发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大庆商江 2015-2-7 05:04; 熊丙奇在新华社的一篇文稿中的发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百度百科》解释，职称评审是指已经经过初次职称认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经过一定工作年限后，在任职期内完成相应的继续教育学时，申报中级职称以上的人员须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并且经过一些基本技能考试（如：称职外语及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等），向本专业的评审委员会评委提交评审材料，经过本专业的专业评委来确定其是否具备高一级职称资格。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学者”。但是，有时你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学的，他究竟有什么学问。新华社记者谈《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应以什么为重 ? 》，按正常思维，他可以回答，以教学为重、以科研为重、以业绩为重、以论文为重、以职务级别重，等等。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回答似乎与“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一事毫无瓜葛。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3 日，新华社（记者吴晓颖、彭卓）《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应以什么为重 ?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尚未理顺，大学行政化过重，导致过度强调量化的衡量指标，社会公众、受教育者的意见被忽视。他建议，加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让公众拥有办学战略决策的参与权，让受教育者拥有选择权，让大学从计划办学走向开放办学，从重视行政政绩、围绕行政指标转向真正重视教育。（新华社专稿）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熊丙奇在新华社的一篇文稿中的发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说是“驴唇不对马嘴”，有些不雅。但是，熊丙奇的回答实在是匪夷所思。外行不要硬充内行。滥竽充数是成语。读者可以想象。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民办非营利组织，能被新华社记者看好，已经比较罕见。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院长都没有机会表现，让你这个副院长出风头。更是少有。没想到，你熊丙奇这么不争气，说话办事不靠谱，总是走板。新华社俩记者拯救你这么一个魔头。一点也不给力。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借助新华社文稿曲解中共中央文件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表述: 大庆商江 2015-2-5 05:35; 熊丙奇借助新华社文稿曲解中共中央文件对“ 现代大学制度” 的表述【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7 月 8 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发 12 号）：（四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扩大社会合作。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借助新华社文稿曲解中共中央对“ 现代大学制度” 的表述。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3 日，新华社（记者吴晓颖、彭卓）《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应以什么为重 ?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尚未理顺，大学行政化过重，导致过度强调量化的衡量指标，社会公众、受教育者的意见被忽视。他建议，加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让公众拥有办学战略决策的参与权，让受教育者拥有选择权，让大学从计划办学走向开放办学，从重视行政政绩、围绕行政指标转向真正重视教育。（新华社专稿）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借助新华社文稿曲解中共中央对“ 现代大学制度” 的表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发 12 号）：（四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二字表明原来就有“现代大学制度”不是“ 加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 “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必须强调的。不能舍弃！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借助新华社文稿否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发 12 号）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表述，是理论上的反动。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认真学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发 12 号）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表述，以免产生不良影响。以上内容约 12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新华社牵头组建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wwy6631 2015-1-6 20:18; 新华社牵头组建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2015 年 01 月 06 日 02:39 中国证券报 - 中证网微博我有话说 (5 人参与 ) 收藏本文　　 □ 本报记者王颖春　　上海市政府 5 日发文同意组建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这意味着，由新华社联手多家上下游企业，旨在争取亚洲石油天然气交易定价权的中国版 Henry Hub （亨利枢纽），已进入正式组建阶段。　　目前，亚洲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地区，但却一直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油气交易和定价中心。无论从石油天然气表观消费量、生产能力还是管网储运设施各个角度而言，在中国建立国际性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条件已日趋成熟。反过头来说，建立这样的中心，也将为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不过，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尽管争取交易定价权初衷很好，但在油气价格改革尚未完全到位，上游垄断导致市场参与主体有限的情况下，建成一个多方参与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油气交易中心，仍有待相关配套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版亨利枢纽组建在即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即将组建的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未来的目标可谓远大：即建成与美国 Henry Hub 天然气交易中心、英国天然气国家平衡点（ NBP ）并驾齐驱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亚洲地区天然气和石油交易中心。　　根据记者获悉的规划，交易中心未来将建立石油天然气交易、交收、结算平台和网络服务体系。前期重点是组织安排天然气、成品油的现货交易。后期，将根据天然气商品本身及天然气贸易、储存和运输的特殊性，逐步发展适合天然气特点的、符合国际市场天然气贸易惯例的交易方式和产品体系，丰富市场交易主体，最终发展成亚太地区石油天然气交易和定价中心。　　记者了解到，交易中心由新华社所属的新华中融投资有限公司、三大石油公司和多家城市燃气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大股东为新华中融。中心采用公司制组织形式，实现市场化运作。运营主体为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同时，公司聘请国际、国内高端人才，成立高水平的管理团队。　　东方油气网总经理王灏认为，作为通讯社，路透社有自己的外汇交易平台，彭博社有债券交易平台，新华社参与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建设符合国际惯例。　　 “ 相比于此前一些开展天然气交易的市场由石油公司牵头，此次引入新华社作为独立第三方来牵头，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市场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能够得到更好地体现。 ”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刘毅军表示。　　争夺定价权势在必然　　近年来，随着亚洲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需求日益增长。亚洲地区日益成为全球重要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地区，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但该地区还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中心，缺乏定价话语权。　　 2013 年，东北亚三国遵循的天然气贸易体系基础价格 —— 日本液化天然气平均到岸价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 16.17 美元，约是德国、英国天然气进口价格的 1.5 倍，是美国亨利天然气中心价格的 6 倍。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美国、欧洲、中东等石油天然气消费和生产国家和地区，既有石油天然气期货交易所，又有石油天然气现货交易市场，市场结构完善，交易体系丰富，为石油天然气贸易提供了多种渠道。但在亚洲却缺乏一个完善的交易定价体系。目前看来，中国建立这样的交易定价体系时机已经到来。　　首先从天然气角度讲，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超过 10 万公里的天然气主干管网， 3460 万吨 / 年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终端总运营能力。而且近年在石油天然气管网和 LNG 接收站的投资大幅上升，管输能力和 LNG 接收能力正在不断提升。这为在中国建立国际性天然气交易中心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特别是中国与石油天然气主产区接壤而建立的陆上跨境油气管道优势，比如中亚管道天然气、中缅管道天然气、中俄管道天然气；以及沿海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能力的大幅提升的优势，上述这些优势都是其他亚洲国家无法具备的。　　其次从原油 ( 50.22 , 0.18 , 0.36% ) 角度讲， 2013 年，中国原油产量 2.08 亿吨，原油进口 2.82 亿吨，原油表观消费量达到 5.07 亿吨。日本原油消费量 2.09 亿吨，韩国原油消费量 1.08 亿吨。 2013 年中国每天的炼油能力接近 170 万吨，日本接近 60 万吨，韩国接近 40 万吨。无论是原油表观消费量，还是炼油能力，中国都大大超出亚洲其他国家，因此同样具备建立亚洲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基础。　　此外，以前中国石油天然气市场供求主体较少，市场交易难以大规模开展。近年来，供求主体逐步增多，市场发育条件逐步具备。从供应方面看，我国石油天然气来源主体趋于多元化，市场参与主体层次丰富，竞争日益充分，开展天然气交易的条件已经具备。从需求方面看，国内石油天然气消费结构变化明显，化工用气、城市燃气（居民和工商业用气）、发电用气增长都较为迅速。　　中国证券报记者还了解到，之所以将交易中心选址在上海，是考虑到上海有中国最成熟、最有影响力的金融交易体系，各类交易所众多。此外，上海是中国多条石油天然气输气管道的终点和进口液化天然气进入国内的起点之一，具有独具的油气管网优势和成品油及液化天然气接收储存设施优势，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消费中心，具备较好石油天然气市场基础。　　目前，上海已有上海石油交易所。此次上海市政府的批复中也明确要求，要 “ 有关方面依法合规处理好交易中心与上海石油交易所交易平台的关系。 ”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石油交易所的有关业务，或将逐步转入到新成立的交易中心。　　吸引多方参与是关键　　尽管组建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争取亚洲石油天然气交易定价权的初衷很好，但在执行层面，仍面临不少难题，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在国内油气市场上游仍处于垄断的格局下，如何吸引多方主体参与交易。　　由于行业垄断始终难以打破，石油天然气交易一直是国内三大期货交易所和众多现货交易市场梦寐以求，但又难以下咽的硬骨头。　　针对上述问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记者表示，行业垄断并不影响现货交易市场的发展， “ 三桶油 ” 手中的资源高度集中，同样可以通过市场手段来进行交易，但在这种体系下，交易不会太活跃。林伯强同时指出，未来天然气现货交易能否活跃，关键看两点：一是价格管制能否放开，二是市场参与主体够不够丰富。　　业内多位专家认为，当前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正逢其时。刘毅军认为，近期国际油价出现明显下跌态势，这为天然气价格改革提供了较好市场环境。在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的情况下，天然气价格也会相应疲弱。　　林伯强也表示，近期石油、天然气价格持续走低，给上市原油期货、放开天然气价格管制提供了良好契机。预计 2015 年将可完成存量气、增量气价格并轨，这意味着非居民用气与替代能源的价格基本理顺，天然气门站价将有条件进入市场化定价。　　一旦终端价格可以放开管制，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就会快速增加。特别是，作为一个国际性平台，只要交易规则和品种设计符合国际惯例，肯定能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源进入平台，届时 “ 三桶油 ” 的垄断局面将被打破，而市场交易也必会活跃起来。文章关键词：新华社，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1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评论教育5万字: 大庆商江 2014-12-28 07:19; 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评论教育 5 万字【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百度百科》解释，《新华每日电讯》是国家最高新闻采集发布机构新华社主办，选编新华社各线路各报刊各新媒体精品稿件、荟萃全国其他媒体精品稿件，刊发原创评论和副刊的中央级新锐主流大报， 2013 年发行量达 160 万份。《百度百科》解释：特约评论员简称评论员，通常受媒体之邀发布评论意见等。组成人员多数是该媒体的记者，编辑，或在各个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但也有政府工作人员借由其主要的媒体发表的。大多数媒体为了避免纠纷，会声明是评论员个人观点，不代表媒体看法。《百度百科》解释：新华社特约评论员简称新华社评论员。一般以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文章出现的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者，他们撰写的评论员文章通常可以看做是代表新华社发布的。他们所发布的文章一般具有全局性，代表该社对国内外重大事件或具有深远影响重要讲话言论做出评论，这样的评论一般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人民政府对国内外重大事件或具有深远影响重要讲话言论做出定论，可以理解为党和国家的对国内外重大事件或具有深远影响重要讲话言论的意见和看法。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充当《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说明，中国公办高校人才济济。也说明中国新华社慧眼识英才。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是否愿意把人事关系转到新华社？新华社是否愿意接收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的人事关系？需要两厢情愿才行。这或许取决于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为《新华每日电讯》创造多大的效益。（给点稿酬或许是成本最低的生意）《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多次评论教育，按平均每次评论 2000 字计算， 20 篇文章就是 4 万字。《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才华横溢，使教育界人事不断增强对熊丙奇的敬重感。学者熊丙奇将高校学报讥讽为“最大的垃圾产地”，不过，学者熊丙奇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作品被别人称作垃圾。把《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评论教育的文章汇编成书，称之为“学术专著”，或许有可观的读者群体，其中或许有呕吐者。不信，请你以极大的克制，耐心把以下文字读完。 2011 年 08 月 17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特约评论员熊丙奇）《鄂推“异地高考” , 为何舆论少关注》： 8 月 15 日 , 《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方案》 ( 征求意见稿 ) 及其说明公布 , 向有关人士征求意见。记者发现 , 《征求意见稿》提出 , 只要湖北省高中学籍满 3 年 , 户口在外省的考生有望在湖北省报名参加高考。 ( 8 月 16 日经济观察网 ) 按说 , 这是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在高考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实行“异地高考”的省份 , 理应引起舆论的较大关注 , 但在湖北省公布征求意见稿之后 , 却波澜不惊。舆论的这种反应 , 细想起来 , 似也在情理之中。客观而言 , 湖北在高考改革中推出“异地高考” , 完全符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 , 但是 , 作为高考竞争十分激烈、人才流出多于流入的地区 , 其推进“异地高考”的难度 , 要远小于高考升学率高、人才流入集中的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进而 , 这一改革 , 可能起到的示范作用就相对有限。根据湖北省教育部门公布的资料 ,2011 年湖北省高招计划约 32 万人 , 其中本科计划约 15 万人 , 专科计划约 17 万人 , 而今年湖北省高考报名人数约为 48.4 万人 , 以此计算 , 湖北的高考录取率只有 66%, 本科录取率只有 31% 。这一数据 , 根本不能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录取率比 , 这些地区的高考升学率已经接近 90%, 其中一本录取率超过了 20%( 北京今年达到 27%), 本科录取率在 60% 左右。换句换说 , 在湖北只能上专科的学生 , 在北京、上海等地完全有可能进本科。即便从全国平均水平看 , 湖北的录取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1 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 933 万 , 计划录取人数 675 万 , 平均录取率 72.3% 。综合以上情况分析 , 高考生完全有可能到湖北来读高中 , 但却不情愿选择在湖北高考 , 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 以便获得更好的升入大学机会。这恐怕是湖北能推出“异地高考”方案 , 且这一方案并没有遭到多大民间阻力的重要原因。别人在想办法“移民”到外地高考 , 还会有谁“自投罗网”加入到这么激烈的高考竞争中 ? 从有关部门提出要探索“异地高考”以来 , 社会就将关注点聚焦在流入人口集中的省区 , 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地 , 只有在这些地区推进“异地高考” , 才是真正啃硬骨头 , 才对教育整体公平的提高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当然 , 笔者并不愿意否定湖北“第一个吃螃蟹”的价值 , 只要符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精神的改革 , 都应该大力支持 , 即便它对整个大局的影响不大 , 而且 , 这至少从政策层面 , 探索了基于学籍的高考报名制度的可行性 , 并为考生提供了平等的选择机会。而湖北推出的“异地高考”方案 , 进一步提醒我国教育主管部门 , 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 一方面 , 不能只寄望在二三线城市、地区积累经验 , 这些地区的高考升学形式与发达地区、大城市大不同 , 而必须直面“异地高考”矛盾最突出、最集中的地区。另一方面 , 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 本质是调整高考利益格局——湖北在处理这一问题时 , 所涉利益并不突出——为此 , 必须在利益格局的重构上做文章。在笔者看来 , 结合大学自主招生改革 , 同步推进“异地高考” , 是探索“异地高考”的最优路径。具体来说 , 可结合高水平大学的自主招生 , 和高职高专的“注册入学、申请入学” , 绕过目前的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 , 实行“异地高考”。在高水平大学自主招生中 , 笔试无论是联考还是单考 , 都是全国一张卷 , 因此全国各地考生可以不分户籍自主报名 , 而在录取中 , 只要摆脱目前将自主招生和集中录取相嫁接的方式 , 被高校自主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集中录取 , 就可实现全国各地考生平等参加自主招生。而在高职“注册入学、申请入学”中 , 更可以建立不分户籍的自由申请入学体系 , 不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自己 , 还是其子女 , 只要有高中学历 , 都可以在工作和就读地申请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如此 , 就逐步建立起全新的招考体系 , 也推动高等教育实施全面改革。【注：人们敬畏新华社，未必敬畏“笔者”。爱屋及乌罢了。】 2011 年 08 月 29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特约评论员熊丙奇）《以学术原则处理“学术造假”争端》：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获悉 , 该校为落选院士曹谊林“人耳鼠”造假一事 , 专门召开发布会并澄清称 , 曹谊林的裸鼠背上再生“人耳软骨”的科研成果经专家鉴定 , 是真实的。同时 , 国家审计署的调查反馈 , 其经费使用均严格按项目计划后执行。 ( 8 月 28 日《新京报》 ) 一名入围院士候选名单的教授 , 如果学术造假属实 , 这无疑是我国学术界的又一颗重磅炸弹 , 所以 , 查清曹教授是否存在学术造假行为 , 不仅关系他其本人的学术前途 , 还涉及其所在机构——上海交大的学术声誉 , 也考验着我国学术界是否还存在自净能力。在上海交大公布调查结果之前 , 笔者注意到两个现象 , 一是舆论的克制 , 相关报道既报道了检举者的意见 , 也采访了曹教授本人 , 而在造假事实并没有确认之前 , 并没有媒体跟进评论称这就属于学术不端。二是网友的疑虑 , 一些网友担心 , 事情会不了了之 , 曹教授既然已经已经落选出局 , 真相也就没那么重要了。这两种现象 , 其实都指向学术机构如何调查、处理这起“学术造假”检举。媒体经过多年报道“学术不端”事件的“洗礼” , 已然明白 , 必须依照学术管理规则启动学术调查 , 方可给公众以交代；同样 , 对于被检举的当事人 , 还其清白的唯一途径 , 也只有学术调查 , 如果没有学术调查 , 其将永远背着“学术造假嫌疑人”的身份 , 难再有学术的尊严。真相对学术界和曹教授本人都很重要。以此观察 , 上海交大和曹教授的做法 , 是可取的。首先 ,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成立了上海交通大学应对工作领导小组 , 调查小组专家组提出了 7 条意见。这反映当事人所在机构对此的重视 , 也是目前开启学术调查的关键步骤。近年来发生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不端争议 , 有多起至今悬而未决 , 主要原因是当事人所在机构采取“三不”态度——不知情、不调查、不处理 , 由此使正常的学术争议、质疑、检举变为个人恩怨、“学术阴谋”等等。其次 , 此次调查还移送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 , 避免了自身调查可能存在的不公正性。在发达国家的大学 , 由于有现代大学制度 , 学校内部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 , 实行学术自治 , 因此对涉嫌学术不端的教授的调查 , 就由学校的学术委员会 ( 或学术道德委员会、学术规范委员会 ) 组织独立调查 , 并发布调查结果 , 如果当事人 ( 被检举人以及检举人 ) 对调查结果不满 , 可进一步提起诉讼 , 学校再组成学术仲裁委员会 , 进行再次调查、听证 , 最终做出的调查结果 , 和向学校做出的处理建议 , 是具有权威性的。由于国内大学目前尚未有现代大学制度 , 所以 , 内部组织的调查难免公众的质疑 , 在这种情况下 , 组织第三方调查是十分必要的。再次 , 国家审计署对课题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同步调查 , 对建立科研经费追责机制有重大意义。早前 , 中科院同样列进院士候选名单的段振豪 , 由于被检举虚报冒领差旅费 , 涉嫌贪污 , 在中科院监察审计部门核实后已将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 其已被刑事拘留 , 这传递的信息是 , 对于学术欺诈行为、科研经费的挪用、贪污 , 将不会止于学术调查、学术处理 , 而将进行经济调查 , 并纳入司法处理——一直以来 , 我国学术界对于学术欺诈 , 挪用、贪污科研经费是否入罪 , 存在争议 , 认为没有专门的“欺诈科研经费罪” , 所以难对涉事学者进行司法处理 , 而实际上 , 这类行为在我国《刑法》中完全可以适用欺诈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等条款——此次国家审计署及时介入调查有关“科研经费使用存在弊端”的检举 , 再次表明国家将对科研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处理力度。当然 , 需要注意的是 , 上述学术不端检举的调查和处理 , 虽然坚持了学术规则和法律法规 , 但还是以行政机构为主导 , 这也就让人担心 , 如果行政机构以各种理由不启动调查 , 事情结果会是如何 , 会让真相水落石出吗 ? 而近年来我国学术不端事件高发 , 其根源也是学术管理的行政化 , 因此 , 要建立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规范的学术秩序 , 还得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学术管理制度改革 , 实行学术本位管理。【注：笔者人事关系或许已经不在上海交通大学，此次是以新华社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到上海交通大学调查。】 2011 年 10 月 31 日，新华每日电讯《熊丙奇：如何真正圆农村生公平高考之梦》：继清华自主招生推出面向长期学习、生活在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或民族地区 , 自强不息、德才兼备的高中毕业生的“自强计划”之后 , 人大近日公布了“圆梦计划” , 这一计划规定 , 被推荐的考生原则上要求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 10%, 且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从自主招生推行以来 , 有关自主招生让农村生上名校更不公平的质疑一直不断 , 近一两年来 , 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显然注意到这一问题 , 开始在自主招生中制订专门面向农村生、贫困生的计划 , 清华从去年起 , 就推出具有这一性质的“ B 计划”。类似措施可谓用心良苦。自主招生的一个重要目的 , 就是让那些某一方面有突出才能的人能有机会脱颖而出。自主招生高校的这种做法 , 反映出自主招生制度的灵活性 , 也以事实表明 , 只有自主招生 , 才能更好地推进招生公平——在按计划集中录取中 , 高校必须按考生的分数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 而由于农村生、贫困生所接受的教育质量相对较低 , 因此 , 在分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 造成名校录取的农村生源比例逐年走低 , 而高校即使想“照顾”农村生和贫困生 , 也无能为力。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 发挥大学教育的社会公正调节器作用 , 途径正是大学的自主招生。在自主招生的评价体系中 , 将地区教育因素和家庭教育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 来自教育薄弱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学生 , 将获得加分评价。在清华大学和人大公布了各自的计划之后 , 也出现了新的质疑 , 甚至有不少考生、家长、网友认为人大自主招生时“三代内无大学生”的规定有些雷人。真正关注农村生、贫困生的公平求学机会 , 更需要踏踏实实的行动。总体看来 , 目前高校自主招生 , 还处于在招生渠道、概念上做文章的阶段。比如 , 北大把以前的学校综合推荐 , 更名为校长实名推荐 , 大加宣传 , 而实质还是学校综合推荐；清华今年也采取学校综合推荐方式 , 而对其命名为“领军计划”；不甘落后的人大 , 则把这一做法 , 称为“校长直通车计划”。对于众所瞩目的自主招生来说 , 目前迫切需要高校在两方面推进。其一 , 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 我国高校目前探索的“多元” , 主要集中在录取渠道上 , 包括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构想的高校多元录取 , 也指的是自主录取、择优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和保送录取 , 这与多元评价体系是不同的概念——多元评价体系是指 , 设立多个评价指标 , 每个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 , 由此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和特长 , 也建立起标准清晰的评价体系。当多元评价体系建立 , 将教育薄弱地区、贫困家庭学生作为评价的一方面因素 , 远比临时推出的计划更管用 , 更持久。其二 , 实行自主招生信息全公开。公开、透明 , 是树立自主招生公信力的不二途径 , 近年来高校的自主招生 , 尚难做到完全公开 , 在一些公众最为关心的评价指标、面试评价分数方面 , 一些大学给大家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 也不利于自主招生公信力的确立。自主招生是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 也是让基础教育摆脱应试教育的必然选择。而要让自主招生健康推进 , 必须有正确的价值理念与正确的路径。我国自主招生已进行了长达 9 年的探索 , 还需以对教育发展负责的务实态度 , 建立起更清晰的自主招生评价标准与体系 , 并通过自主招生扩大教育公平。 ( 2011 年 11 月 21 日，《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破围墙 , 社区大学才是开门办学》：周六去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参观。学院领导自信地对我说，行健恐怕是上海唯一一所专门给社区居民开设一道门，方便社区居民进学校共享学院资源的高校，任何社区居民都可以自由进入行健学院，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图书，免费上网浏览数字文献与视频资料，在线体验国产学习软件等等。学校甚至还设有一个幼儿乐园，我看到一些居民带着孩子正在这里玩拼图，院长告诉我，其中有不少是进城务工人员。进出校门不要查身份，进入图书馆阅览不要阅览证，任何社区居民都可免费享有校园的设施，哪怕是只为到这里看 3D 电视，学校都欢迎。行健学院给我的初步感觉是，这有点像美国的一所社区学院，学院提供的教学内容，包括高职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职业培训、老年大学以及婴幼儿启蒙教育，受教育对象覆盖了几乎所有居民群体。学院的未来规划，也正把建设真正的开放的社区学院作为目标。但相比美国的社区学院，目前在我国建设社区学院，还有不小的障碍。具体来说，有三大“围墙”，让社区学院发展处在夹缝之中，而且难以摆脱低层次以及业余学习的形象。首先是学校与社区的“围墙”。行健学院虽然打破了学院与社区的围墙，但目前只有周六向社区居民全部开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更大程度的开放，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目前投入学校的经费，没有公共服务这笔预算。去年颁布的上海《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提升和整合各类教育学习资源，优化市民终身学习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为市民提供便捷、丰富、可选择的学习机会和学习资源。根据纲要，上海将重点建设 18 个区 ( 县 ) 社区学院，继续推进街 ( 镇 ) 成人学校和社区学校标准化建设，建设 3000 个标准化居 ( 村 ) 委居民学习点，完善全民终身学习三级学校网络，形成“教育进社区，学习到家门”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这意味着，对于社区学院的建设，有关部门早有打算，那么，能否在投入时把有关高职院校作为发展社区教育的重要依托呢 ?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发展，普遍面临生源紧缺问题，未来几年之中，不少高职院校的招生规模将萎缩，如果高职的办学定位不调整，极有可能出现高职资源的闲置。在这个时候，从发展社区教育出发，将高职教育资源向社区全面开放，建设我国的社区学院，不但有利于社区教育的发展，也有利于高职院校找到新的发展空间。高职学院依靠政府投资、学生学费、社会资金支持，面向社区，将走出一条全新的办学道路。其次是学校与学校的“围墙”。所谓学校与学校的围墙，就是学校间的教育资源共享、学分互认问题，目前在我国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在美国，社区学院作为两年制的大学，对很多高中毕业生有很强的吸引力，除了其学费很低之外，学生毕业将有副学士学位，可以以社区学院的课程学分自由申请进名校深造，学分得到名校的认可，在名校毕业之后直接拿到毕业证书。这得益于学校的学分互认制度。据介绍，美国社区学院大都与不少名校有转学协议。只要学生在该社区学院修满了相应的学分， GPA 达到指定的要求，就能够无条件地转入已有转学协议的学校。但我国学校间的学分基本上是不能互认的，专科毕业是要参加专升本才能进入本科院校学习的，而且最终得到的证书 , 还要被盖上“专升本”的印章。再次是教育与教育的“围墙”。至于社区居民接受学习，现在虽然有“学分银行”的概念，可是，累积的学分能派什么用场呢 ? 按照目前的教育管理制度，我国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是很难“流通”的，在文件中，经常有建立“立交桥”的字眼，但往往行进到关键点，就此路不通。上海今年初出台的《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提到了各类教育的学分互认，可这是单向的，职业教育认可普通教育的学分，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认可普通教育的学分，而真正应该做的是，普通教育认可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学分，这才能打破唯普通教育是尊。美国的社区学院之所以蓬勃发展，就在于没有这样的教育与教育的围墙，于是，社区学院给所有教育者提供了多元的教育选择，也改变了高中毕业一定选择名校，否则其他道路都很艰难的成才模式。也许有人不认同普通教育认可职业教育、社区教育、成人教育学分，觉得职业教育、社区教育的质量太低，这是以现在的眼光看待未来的问题，我国目前各类教育都实行“宽出”，导致用入学门槛而不是毕业标准来评价学校质量。在打破教育之间的围墙之后，学历本身的价值降低，职业学院、社区学院，也可办成一流水平。在美国，不少社区学院学费低，但教学水平并不低于名校，执行严格的培养标准。从打破以上三方面围墙看，本质要求我国继续进行教育改革，具体包括高职学院、社区学院的“申请入学、注册入学”招生制度改革，大学自由转学制度探索。在笔者看来，我国目前完全有条件全面推进高职以“申请入学、注册为学”的自主招生，同时可实现高职、成教、网络教育、职业培训的课程互认、学分互认，自由转学，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探索与普通教育的学分互认，就可逐步推进我国的教改，形成新的教育发展局面。【注：上海交通大学的熊丙奇去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参观，提出重要指导意见。高屋建瓴。】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党委宣传部）《熊丙奇教授应邀来院参观指导并在《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员文章》： 11 月 19 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熊丙奇应邀来院参观指导，并于 21 日在《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破围墙，社区大学才是开门办学》的评论员文章。 19 日，熊丙奇教授在学院党委书记黄群、院长袁允伟等陪同下参观了学院数字化市民学习港运行情况。参观中，院领导与熊教授就学院独特的办学形式、理念、发展规划等进行了探讨。学院由业大转型十年来在社区教育建设的探索，得到熊丙奇教授的肯定。参观后，熊教授就社区教育进行了科学前瞻性的思考，并于 11 月 21 日在《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破围墙，社区大学才是开门办学》的评论员文章。熊教授结合行健职业学院社区教育的实践探索，根据目前教育教学创新改革的迫切要求，提出我国建设社区学院还需打破三大“围墙”：首先是学校与社区的围墙。行健职业学院虽然打破了学院与社区的围墙，但目前只有周六向社区居民全部开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目前投入学校的经费，没有公共服务这笔预算，这成为打破学校与社区围墙的障碍。其次是学校与学校的“围墙”。目前，我国学校间的学分基本上是不能互认的，专科毕业需参加专升本考试才能进入本科院校学习。再次是教育与教育的“围墙”。按照目前的教育管理制度，我国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之间存在流通障碍，只有普通教育认可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学分，才能打破“围墙”。熊丙奇教授以教育专家前瞻性视角撰写的评论员文章，引起学院广泛关注。党委书记黄群在即日的中心组学习中，组织学院中层干部对《破围墙，社区大学才是开门办学》一文进行学习。学院将以此为指导，进一步在教育教学改革中不断创新尝试。【注：行健职业学院以熊丙奇的文章“为指导”，凸显了熊丙奇的高大形象。】 2012 年 01 月 09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推进教育公平需警惕“城市思维”》： “在特困地区 ,3 元钱的标准完全能够换来一顿营养午餐 , 这是基于现阶段的国情 , 更主要的是与试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基本相适应。”针对有网友关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标准偏低的疑问 , 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司长孙光奇 5 日在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作出回应。 ( 1 月 6 日《新京报》 ) 站在城市的角度 ,3 元钱确实买不了什么 , 因此 , 有网友质疑三元补助标准偏低 , 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 如果按照这种思维 , 去推进教育公平 , 恐怕很多事都会陷入无穷尽的争议中 , 进而寸步难行。针对国务院去年推动的营养改善计划 , 除了上述质疑外 , 还有人质疑为何只限于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学生 , 而不是所有农村地区。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 但是 , 假如将全国所有农村地区的学生都纳入营养改善计划之内 , 那么 , 所需国家财政投入的费用 , 就不是 160 亿 , 而可能是 320 亿 , 甚至 480 亿。面对这笔庞大的开支 , 有关部门极有可能望而却步。扩大教育公平 , 必须基于现实 , 切忌“城市思维”和一刀切思维。所谓“城市思维” , 就是按照城市的环境和学习生活经验 , 去考虑全国各地的问题；所谓一刀切思维 , 就是要全国一盘棋 , 一个地方有的 , 另一个地方也必须有 , 农村有的城市也必须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 , 扩大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是 , 分步骤、因地制宜。有人认为这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平 , 但其实 , 这是在补历史的欠债。比如 , 营养改善计划首选中西部农村地区 , 就是因为这些地区老百姓的收入低、教育资源薄弱 , 过去国家和当地政府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 如果其他地方还要与这些地区“看齐” , 那就不是推进公平 , 而是借机“搭便车”再获得国家更多的福利。以城市思维和一刀切思维发展教育、推进教育均衡 , 已吃过了“苦头”。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村撤点并校 , 一些地方 , 根本没有考虑孩子们上学的艰难 , 拿着地图一看 , 孩子的家离合并后的学校也就那么一点点距离 , 于是想当然地认为 , 这就是 10 分钟、 20 分钟就可搞定的路程 , 但其实 , 农村交通复杂 , 看似一点点路 , 孩子一走 , 可能需要一、两个小时。就像两座山头 , 站在这个山头的人一早告诉另一个山头的人 , 中午一起吃饭 , 然后就开始赶路 , 下山 , 再上山 , 赶到就中午了。没有这种亲身经历 , 闭门决策的结果是 , 撤点并校制造新时期的上学难。这种思维还在不少领域继续。包括眼下引起社会关注的校车安全问题。根据教育部的测算 , 解决全国 1.5 亿中小学生的校车问题 , 总共需要 4600 亿元。这种测算法 , 符合很多网友的心意 , 既实行了城乡同步 , 也做到了校车的高标准配置 , 可是 ,4600 亿元资金从哪里来 ? 这很可能会成了校车经费保障机制难以出台的重要原因。从现实出发 , 我更主张不一定要一刀切、一揽子解决全国城乡所有中小学的校车问题。城市学校学生的上下学 , 可以通过完善公交系统解决 , 而当前的重点则是中西部地区条件艰苦的农村学校 , 以及大城市的郊区学校。要针对这些地区的校车问题 , 制订国家和省级财政的投入预算 , 并建立相应的安全监管体系。当然 , 对于如何推进教育公平 , 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 , 也给教育决策提出另一个问题 , 这就是如何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 将民意纳入决策范畴。教育资源的配置 , 本就需要各方利益进行充分博弈 , 这样才能形成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我国以前教育资源过分集中于发达地区、大城市 , 以及目前教育资源开始向农村地区、薄弱地区倾斜 , 从决策机制本身看 , 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其实 , 不仅决策 , 包括各种教育措施的执行 , 都需要民意的参与 , 这样才能充分平衡各种意见 , 减少政策出台后、执行中引起不必要的争议。以营养改善计划而言 , 政府拨款怎样变成孩子们碗中热腾腾的饭菜 , 这就需要社会的监督；校车安全也是如此 , 在配备合格的校车之后 , 校车的运行维护 , 也是离不开社会和家长的监督的。【注：警惕思维？警惕谁的思维？】 2012 年 02 月 20 日，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体罚、虐待、强暴……矫正学校诸多乱象的背后》《矫正学校乱象背后是家长苦衷》：寒冬季节冰冷刺骨的冷水浇在身上，尽管瑟瑟发抖但他们不能大声喊叫、不能反抗，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教官一顿棒打。到晚上了，仅穿内衣的女孩子被要求给教官洗脚、按摩，如果手法不娴熟、力道不对，教官就会让这些女孩子直接躺在冰冷的地砖上，甚至有时候还会被教官强暴……这不是电影的剧情，而是金华市浦江县“浙江警龙少年行为矫正教育学校”遭到学生控诉的场景。记者从浦江县公安局获悉，目前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已经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对该校负责人滕小虎进行“刑事传唤”，涉案教官也已被公安机关刑事调查。（ 2 月 17 日《东方早报》）学生们控诉的问题是否属实，还需要调查。但类似这所少年行为矫正教育学校体罚、虐待学生的新闻，近年来并不鲜见。其中比较极端的是， 2009 年发生在广西南宁起航拯救训练营的教官体罚、殴打学员致死事件。与此前爆发的“黑培训班““魔鬼训练营”一样，舆论照例把问题指向监管缺位，因为调查显示，这家学校并没有办学资质，却开办了 6 年。同时，希望家长在选择培训机构时要理性，不要盲目。追问监管缺位，当然十分重要，期望家长理性，也是善意的建议。可在笔者看来，对于一些问题青少年的矫正、帮助，需要的不仅是监管，而且是有关部门以及学校承担教育责任。否则六神无主的家长是完全可能病急乱投医的。据报道，这所矫正学校目前共有 9 名学生，均因网瘾、厌学等原因被送至该校，分别来自宁波、义乌、温州、衢州和上海等地，而其家长为此每年需支付给学校高达 5 万元的学费。家长愿意出如此高的费用，可见其对孩子问题的焦虑。这种焦虑，与政府和学校把问题学生简单地推给家长有关，现实中，如果学生因网瘾逃课或者不爱学习，通常的处理办法是，叫来家长，叫家长好好教育，并警告不要带坏了其他学生，有的直接要求家长把孩子带回去。可问题是，这些家长并不懂得怎样教育孩子。确实，孩子网瘾、厌学问题的形成，大多与家庭教育有关，父母平时与孩子交流太少，不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或者家庭教育方式不当，造成孩子出现行为偏差。对此，学校可以引导帮助家长改变家教方式，增加与孩子的交流，要有耐心。但有多少家长真能够做到 ? 结果是，工作繁忙、缺乏耐心的家长，总希望有一个机构，能对孩子的行为起到立竿见影的转变作用。而当有机构打着有效矫正、拯救的旗号出现时，似乎就像找到了救星。这就是魔鬼训练班、矫正学校生存的土壤。如果这一土壤不铲除，在政府高调监管一段时间后，类似机构必定重出江湖——问题学生存在，家长对其无能为力，就有矫正他们的需求——对此，政府部门该做的是，主动承担对问题学生的教育、引导责任。以青少年网瘾问题同样比较严重的韩国为例，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网瘾，并为治疗网瘾埋单。 2009 年，韩国政府设立了专门针对网络上瘾问题的治疗学校，有关机构希望，让孩子们把时间花在训练和集体活动上，可以有助于重新建立他们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从而协助他们戒除网瘾。 2010 年，韩国政府进一步决定“开放专门针对成年人的网瘾治疗中心，并将治疗范围扩展到学生和事业人员中”。如果家长身边就有政府设立的治疗网瘾的学校，以及公益机构帮助有网瘾孩子的家庭，家长们还会病急乱投医，在面对孩子的问题时感到孤立无援吗 ? 另外，我国目前的学校存在“一刀切”问题，所有学校，不管教育对象如何，都采取一样的管理方式。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必须承认，在所有学生中，存在一定比例这样的学生——自律性差，自控能力弱，对于这些学生，就适合采取比较严格的教育管理方式。在美国，私立军事中学从几个世纪前，就开始采取对学生十分严格的管理方式，到了上世纪末，全美出现了第一所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公立高中——芝加哥军事学院，这所中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们统一穿军装，接受简单的军事训练，参加“军容风纪检查”和“点名”等活动，见到老师要敬军礼，还要称其为“长官”。一些教育专家认为，对那些在不和谐家庭里成长的孩子们来说，军事化的模式，似乎能对他们走向社会打下稳定的根基。对此，有人会担心国内高中采取军事化管理，会扼杀学生的个性，这又是“一刀切”的想法，学校的管理应该有不同，家长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面对乱象纷呈的矫正、拯救学校，政府部门当然要加强监管，但更重要的是，要为家长分忧，通过政府出资建立公益性的矫正、帮助机构 ( 包括指导家长怎样进行家庭教育 ) ；针对受教育者的实际需要，设立采取严格管理措施的学校，供家长选择，这才是积极的作为。 2012 年 03 月 02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特约评论员熊丙奇）《熊丙奇 : 高水平公办大学转民办值得尝试》：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 农工党中央将再提“高校去行政化”话题 , 准备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问题的几点建议》的提案。提案认为 , 经济体制改革有两项重大推动因素 , 一是民营经济发展 , 二是大量国企公司化转制。提案的建议之一是 ,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 也急需现代化大学制度建设和民营化这两个要素 , 应借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 允许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公办大学 , 转制为民办大学。 ( 3 月 1 日《新京报》 ) 高水平研究型公办大学 , 具体而言 , 就是现在的 985 高校、 211 院校。将他们中的一部分高校转制为民办大学 , 有没有可能 ? 对此 , 公众的担忧聚焦在两方面 : 其一 , 如果这些大学转制为民办 , 是不是学费会进一步提高 , 贫困生上这些大学 , 会不会更加困难 ? 其二 , 会不会降低办学的质量 , 在办学中出现更多的权钱交易、腐败 ? 放在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之下 , 这种担忧是十分现实的。本来获得国家大笔投资的大学 , 转制为民办后 , 国家投入必然相对减少 , 学校要维持运行 , 就可能提高学费 , 如此 , 家庭困难的贫困生就失去了上好大学的机会；其次 , 由于我国整体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限 , 高水平大学私立 , 在“学历社会”的背景下 , 学历就成了赚钱的工具——否则民间资金怎么有兴趣来接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 但是 , 不能因为有这些担忧 , 就放弃尝试。因为将公办大学转制为民办 , 本就是教育管理制度的一种改革 , 而且是为启动更深刻的教育管理制度而进行的改革。在美国 , 排位靠前的大学 , 几乎都是私立大学 , 而这些私立大学 , 在招生时反而青睐贫困生 , 比如哈佛大学就推出了家庭年收入在 6 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免交学费的政策；在学校招生时 ,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家庭经济贫困的学生会被优先录取。另外 , 健全的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 , 迫使大学必须以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来赢得生源的竞争 , 如此一来 , 私立大学反而比公立大学更在乎自己的声誉 , 更重视教育质量。而由于重视教育 , 学校声誉好 , 更多的社会捐赠 ( 包括校友捐赠 ) 源源不断涌入 , 形成良性的办学机制。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管评办”一体化的严重问题。虽然近年来民办高等教育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 , 根据 201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 民办高校达到 676 所 ( 含独立学院 323 所 ), 招生 146.74 万人 , 在校生 476.68 万人 , 但在整个高等教育中 , 招生比例只占 20%( 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 661.76 万人 ), 规模只占 15% 左右 ( 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 3105 万人 ) 。这个比例无疑是很低的 , 如此低的比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 , 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向公办高等教育 , 不但造成本该保障的基础教育保障力度不够 ( 比如直到 2008 年才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 , 目前学前教育的三年毛入学率只有 50% 多一点 ), 也造成对公办高等院校的投入不足 , 各地在发展高等教育时 , 都存在严重的欠债问题 , 一些学校被追着还债 , 根本没有心思想着怎样办学。另外 , 民办高等教育普遍处于较低层次 ( 去年才有 5 所民办高校获得研究生教育资格 ), 并受到歧视。其结果是 ,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远比 10 年前丰富 , 可是并没有给学生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需要注意的是 , 由于投资关系 , 公办高校相对于民办高校来说 , 自主办学权更小。包括在美国 , 公立高校也由于财政独立性弱 , 而存在办学自主权 ( 比如招生 ) 小于私立高校的问题。为此 , 如果我国能对少数公办高校实行转制 , 将有如下好处 : 其一 , 改变国家对高等教育想大包大揽却包不了的情况 , 减少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 转而集中精力发展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公共基础教育 , 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 , 扩大教育公平；其二 , 创造条件 , 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 , 拓宽高等教育的融资渠道；其三 , 探索政校分离、管办分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 无论是公办高校 , 还是民办高校 , 都将从“公办”“民办”转为“公立”或“私立” , 建立起管理者、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各自权责清晰的现代大学制度。这样的大学制度 , 有益于大学朝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回归 , 而不是现在的政府全权管理、参与办学的行政色彩很强的机构。当然 , 实行这样的转制 , 除了注意转制决策的民主、转制操作的公开、透明外 , 还需要根据“管办评”分离的要求 , 推进高校“自主办学、自授学位”的改革以及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的高考制度改革。因为只有学校自主授予学位 , 才可能凸显教育的价值 , 而不是文凭的价值 , 引导学校将关注点集中到办教育上来；而学生选择大学 , 则赋予学生“以脚投票”的权利 , 被选择的大学必须思考怎样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服务来吸引学生。我国近年来的“留学热”和国内高考弃考现象已经让高等教育管理者见识了“以脚投票”的威力 , 问题是 , 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 , 我国高等教育是真正用勇气做改变 , 以应对挑战 , 还是继续维持现有高等教育的格局 , 而变为温水里的青蛙 ? 【注：熊丙奇是否认为，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成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尝试？】 2012 年 04 月 16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教师轮换 , 不能仅是“存量调整”》：记者从湖北省武汉市教育局获悉 , 武汉淡化中小学教师校籍 , 规定中小学教师在同一学校任教不得超过 6 年 , 缓解上好学校难和择校风。“择校 , 实质上择师。”武汉市教育局局长徐定斌称 , 目前 , 名师的管理多数集中在名校。从今年起 , 武汉市将淡化教师身份管理 , 淡化教师校籍 , 强化教师区域管理 , 使名师更加容易流动。 ( 新华网 4 月 14 日 ) 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 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指出 , 要实行县 ( 区 ) 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 , 率先在县 ( 区 ) 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 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因此 , 武汉实行的中小学教师轮换制实质是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落实 , 而这成为一条新闻 , 也表明 ,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在各地的落实情况参差不齐 , 在不少地方 , 并没有建立轮换制。但就是从已经实行轮换制的地方的具体情况看 , 轮换所起的效果也不乐观 , 而且 , 这一制度能否真按教育部门的计划长期推进 , 也存不确定性 , 有的地方高调宣布实行教师轮换制之后并无下文。原因在于 , 与发达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 实行教师轮换制不同 , 我国中小学教师管理还缺乏三项基本制度。一是教育公务员制。在义务教育均衡做得不错的国家 , 大多实行教育公务员制度 , 义务教育教师是公务员 , 享有与公务员同等的待遇 , 与之对应 , 也根据教师职业的特点 , 必须履行特殊的义务 , 其中 , 教师按照学区教育委员会的要求 , 实行轮换 , 就是作为公务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在日本 , 义务教育教师就是公务员 , 被要求五年之内必须轮换。另外 , 从义务教育均衡出发 , 在这些国家中 , 教师在不发达地区的乡村学校任教 , 待遇往往高于发达地区的城镇学校 , 有比城镇学校更好的晋升和发展机会 , 由此 , 从制度层面和教师职业本身的吸引力方面 , 构建起轮换的长效机制。二是义务教育经费省级 ( 甚至国家 ) 统筹制度。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 关键在于保障每所学校办学标准一致 , 这就需要实行更大范畴的统筹 , 比如中央财政统筹 , 可做到全国公立学校的办学标准一致；省级财政统筹 , 可做到全省公立学校办学标准相同。可在我国 , 目前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 主要还依靠县乡财政 , 各校的办学条件为此相差极大。在这种情况下 , 少数教师的轮换 , 并不能改变不均衡的大局 , 甚至可能被舆论视为均衡的表面文章。由于教师轮换只是“存量调整” , 政府部门既没有增加投入 , 又没有改变经费保障机制 , 因此 , 轮换制还引发社会焦虑 : 这会不会导致教育水平下降 , 好学校没办好 , 差学校依旧差 ? 三是教师同行评价机制。这对切实执行轮换制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一些地区的教育部门制订了轮换的基本规则 , 但具体落实部门是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行政部门 , 加之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 , 轮换制度在执行时 , 就可能因人而异。教师同行评价机制的存在 , 一方面 , 可以通过民主决策 , 制订轮换的基本规则 , 同时保障轮换规则公平的实施；另一方面 , 可以正确评估轮换的效果 , 会结合学校的特色、老师的教育自主权 , 来评价均衡的实际成效 , 而不是简单地以轮换的比例 , 来评价均衡的成果。需要注意的是 , 由于我国没有建立这一机制 , 因此 , 不少人士担心 , 教师轮换会消灭学校的特色 , 由此阻碍轮换的推进。总之 , 教师轮换制 , 绝对不是一项可以单独发挥均衡效果的制度 , 不能仅是“存量调整” , 要让其发挥作用 , 必须同步建立一整套制度和机制 , 简单地说 , 就是要从均衡的角度 , 增加教育投入 , 保障教师的待遇 , 提高教师职业的吸引力 , 同时发挥教师共同体的作用 , 实行中小学的民主管理。这些其实是解决我国义务教育诸多难题的基本制度。 2012 年 04 月 24 日，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 ) 《净化考场 , 还需诚信教育和考试改革》：为进一步保障考试安全 , 维护考试秩序 , 规范对国家教育考试中违规行为的处理 , 保障参加国家教育考试人员的合法权益 , 教育部日前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 下文简称《办法》 ) 做出修改 , 这一《办法》将适用于今年的高考中。 ( 4 月 23 日《北京考试报》 ) 解读新修改的《办法》 , 具有以下特点。其一 , 加大了违规处罚力度 , 对一些新的违规也加以防范。比如 , 此前的《办法》规定 , 考生作弊 , 只“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或“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 , 只有对“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生有前款严重作弊行为的 , 也可以给予延迟毕业时间 1 至 3 年的处理 , 延迟期间考试成绩无效。”而新《办法》则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可以视情节轻重 , 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 1 至 3 年的处理 ; 情节特别严重的 , 可以同时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 至 3 年的处理 :( 一 ) 组织团伙作弊的； ( 二 ) 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的； ( 三 ) 使用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的； ( 四 ) 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 , 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的。”这无疑加大了作弊处罚的力度 , 也明确了处罚适用的具体范围。另外 , 新《办法》明确规定 , “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中记录的信息未经法定程序 , 任何组织、个人不得删除、变更。”这一条款直指在现实中一些组织、个人通过关系 , 修改考生诚信档案的行为。这是对一些新违规行为的防范。其二 , 对此前一些存在争议的考试违规行为 , 加以明确 , 将加分资格造假也纳入考试作弊。新《办法》明确 , “结果作为招收学历教育学生或者取得国家承认学历、学位证书依据的测试活动”都列入《办法》治理的范围 , 这意味着高校自行举办的自主招生测试、加分测试 , 如果出现违规 , 都应作为国考作弊处理。近年来 , 我国高考加分丑闻不断 ,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处罚不力 , 对于违规加分操作 , 处罚往往只是取消高考加分 , 这几乎就是“零风险”。其实 , 对于今年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来说 , 不管《办法》有无修改 , 诚信高考应是第一位的。因为高考作弊 , 不但本人将被取消当年的录取资格 , 而且将在自己的人生档案中留下无法抹去的污点。但是 , 纵使道理如此明白 , 可每年高考中 , 都有人以身试法 , 把自己签订的诚信考试承诺书也忘到九霄云外。因此 , 对于新《办法》的实施 , 所能起到的治理考试作弊的效果 , 笔者并不乐观。要让新《办法》发挥作用 , 尚需两方面的努力。一是推进考试制度改革。我国国考作弊事件频发 , 有人认为缺乏一部《考试法》加以治理 , 但在笔者看来 , 比《考试法》更重要的是改革考试制度。我国的国家级考试 , 目前都是由行政组织、由行政许可赋予权威的 , 这导致考试本身缺乏竞争与外部监督 , 哪怕考试组织得再差 , 来年仍旧由这一机构组织考试 , 考试的成绩还得作为学校录取或者用人单位录用的依据。要提高考试评价的质量和考试安全性 , 就要打破行政对考试的垄断 , 推进考试社会化 , 通过市场竞争 , 促进考试评价的质量提高。对此 ,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有明确的描述 , 即“政府宏观管理 , 专业机构组织实施”。二是考生 ( 及家长 ) 群体的努力。近年来 , 我国社会对于考试作弊已经失去耻感 , 学生作弊被抓 , 不会被认为是丢脸 , 而是将其归为运气不好。在一些发生集体作弊事件的地方 , 家长甚至主动参与其中 , 告诫孩子考场上不要太“呆” , 要灵活一些 , 不然自己要吃亏。为此 , 有必要长期坚持进行公民诚信教育 , 增强公民的是非意识 , 否则 , 社会失去底线原则 , 有再严格的纸面规则 , 都可能在现实中被消解。从这一意义上说 , 治理考试作弊 , 每个考生有责。在一个不诚信的社会中 , 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2012 年 05 月 03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评判教育质量不能凭感觉“说话”》：一位在德国生活多年 , 目前正在内地进行早教公益活动的朋友 , 告诉我她亲历的一件事 : 她曾陪同内地一名教育局长去参观德国幼儿园 , 这名局长看到德国幼儿园的游乐园 , 问德方园长 , 要是出现安全事故怎么办 ? 因为在他看来 , 这个幼儿园的游乐园 , 有些游戏是满危险的 , 小孩子们搞不好就会弄伤。她清楚地记得 , 德方园长对教育局长说 , 有两方面原因 , 让他们可以大胆地让孩子们在游乐园里游戏 , 一是每个幼儿都有投保 , 出了安全事故 , 学校不要承担多大的赔偿责任；二是他们的游戏是一批幼儿教育研究者开发的 , 而且 , 对于每个游戏所起的教育作用 , 都有实验数据 , 他们的实验显示 , 把幼儿放在适当“危险”的环境中 , 反而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安全意识 , 他们会学会处理“危险” , 反而降低安全事故 , 这也是学生生命教育的一部分。这给她很深的感触。为了体验德国和中国幼儿教育的不同 , 她也拿自己的儿子做了“实验”。回国后 , 她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一家公办幼儿园 , 结果发现 , 儿子对内地幼儿园的“教学”很不适应——在德国 , 幼儿园是禁止进行知识学习的 , 不要学识字 , 也不用学数学 , 可在内地幼儿园 , 这是主要内容 , 与国内的孩子一比 , 她的孩子就像是个“傻瓜”；国内的幼儿园 , 可能是由于场地的原因 , 孩子们的座位是一排接一排 , 都面对老师 , 这也让她的孩子不适应 , 因为在德国 , 老师和孩子们是围在一圈的 , 孩子们做游戏 , 玩玩具 , 老师不做任何要求 , 允许孩子们尽情地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玩 , 而国内幼儿园的老师 , 是要要求孩子们遵守规矩的。尤其令她感慨的是 , 在德国 , 幼儿园对孩子们的引导 , 崇尚“自然” , 比如会让孩子们模拟风的声音 , 流水的声音 , 会把树叶、坚果都带进活动场所 , 作为“教案” , 完全不像国内幼儿园 , 上音乐课 , 就让学生弹钢琴。对于中国幼儿园和德国幼儿园的差异 , 国内有幼教专家告诉她 , 两者都走了极端 , 中国幼儿园太重视知识教育 , 德国幼儿园对孩子们则“太放纵”。她认为 , 幼教专家发表这样的看法 , 根本没有做对比实验 , 只是凭感受。德国的幼儿教育之所以采取禁止进行“学前教育”的方式 , 是有科学实验依据的 , 它有助于孩子们保持天性 , 而不是在过早的知识教育中 , 被局限在一个模式之中。确实 , 对于我国教育 , 究竟有怎样的优点、缺点 , 不管是专家 , 还是教师、家长和社会公众 , 谈论起来 , 基本上都是凭感觉和想象 , 没有长时间跟踪调查的数据 , 也没有对比研究。就拿幼儿的游玩来说 , 一些家长在陪孩子玩耍时 , 呵护有加 , 生怕一不小心摔坏了 , 久而久之 , 孩子在保护之下 , 失去了探索、冒险的精神 , 就是走在平地 , 也会摔跤。但是 , 给家长说道理 , 很难讲得通 , 而如果有比较研究的数据 , 告诉家长们给孩子们适当的探索、冒险 , 可以培养孩子的自立意识 , 受伤比例反而更低 , 就可能更有说服力。对于我国的基础教育 , 不少教育界人士认为 , 其质量在全世界范围内是领先的 , 这同样是凭感觉“说话” , 大家能拿出的资料 , 就是我国有多少学生被国外一流大学录取 , 在国际中学生竞赛中有多少获奖 , 而这些并不是反映教育质量的数据。能反映教育质量的数据 , 是对这些学生保持 20 年、 30 年、 40 年的持续跟踪 , 并对不同年龄组的学生进行对比 , 只有拿出这样的数据 , 才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问题在于我们的一些教育管理者 , 没有那么大的耐心 , 他们期待在短时间就出成果 , 所以我们所见的是 , 上一轮的课程改革刚启动几年 , 还没来得及调查、评估初步结果 , 就宣布改革很成功 , 又启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改革本身也成为办教育的政绩 , 而究竟为什么而改革 , 改革是否带来教育局面的转变 , 只有自说自话 , 没有深入的科学的调查。如此发展教育 , 就难有科学的决策 , 教育就会偏离发展规律 , 学校、教师和学生 , 也就会被各种反复变化的政策、规定所折腾。教育可能在有关管理者自我感觉良好中变得越来越糟糕。所以 , 我更希望 , 推出一种模式或做出一个决策之前 , 能多些科学精神 , 拿出更长的时间跟踪调查和对比研究。　 2012 年 05 月 07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特约评论员熊丙奇）《如东经验 : 择校没想象中那么难治》：“在如东 , 已经没有择校。你可以到各校去参观 , 也可以去问老师、家长、学生。”最近我到江苏如东讲座 , 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国均告诉我 , 如东已经实现了“零择校”。在他看来 , 相比那些高调宣传已经没有择校的地区 , 如东“零择校”是可持续的 , 因为有着坚实的义务教育均衡作为基础。唐副主任说 , 要取消择校 , 必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 这有三难。一是愿不愿意加大投入 , 因为要改善薄弱学校 , 无论是新建校舍、配备教学设施 , 实行教师轮换 , 都需要经费；二是主管部门愿不愿意放弃手中的资源 , 众所周知 , 学校间不均衡 , 教育部门就很“吃香” , 为了择校 , “条子”满天飞；三是家长是否接受 , 家长们虽然受择校之累 , 但他们也担心推进均衡 , 会影响本地教育质量 , 影响孩子未来升大学。在他看来 , 最大的难题 , 其实在于有关部门、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 , 需要向自己的利益开刀——如果实现了均衡 , 没有了择校 , 在升学时 , 根本就没有人再找教育部门 , 也就是说 , 教育部门的“权力”没了。只要教育部门能向自己的利益开刀 , 推进均衡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难事。有几件事 , 是唐主任和他的同事感到很满意的。一是在如东 ,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 , 已经高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 , 乡村学校教师的收入 , 高于城镇学校教师的收入 , 这得益如东政府对教育投入的重视。二是推行教师轮换制 , 如东教育部门规定 , 每所学校的教师每年轮换 30%, 现在已经轮换了两年 , 轮换比例已达到 60% 。由于有薪酬体系做保障 , 所以轮换工作推进得比较顺利。三是对所有义务教育阶段所有民办院校实行转制 , 目前在如东义务教育阶段 , 没有一所民办院校 , 全部为公办院校。这一做法 , 给了教育部门做到“零择校”的底气。四是基于以上工作 , 如东实现了全部学生“就近免试入学” , 因此 , 在这个县的乡村 , 也不存在校车问题 , 这是他们此前推进均衡所没有想到的一个效益。当然 , 推进均衡的过程 , 并不那么容易 , 如东教育部门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唐主任说 , “每次面对质疑 , 我们根本就不怕 , 首先 , 这是在执行《义务教育法》；其次 , 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 一切公开透明；再次 , 最终得益的是老百姓 , 只要能做到高水平的均衡 , 教育质量会更进一步提高 , 老百姓不需要出钱去择校 , 又能接受好的教育 , 他们最终会欢迎均衡的做法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 , 如东的教育质量 , 并没有随推进均衡而下降 , 继续保持在江苏的领先地位。然而 , 他们的探索还没有结束。对于治理择校中的一些措施 , 如东还在反复琢磨。比如 , 针对如东对所有民办学校实行转制 , 就有不同意见 , 认为这影响了民办学校的发展 , 也限制了受教育者的差异化选择 , 唐主任和他的同事认为有道理 , 当初之所以这么做 , 是为推进均衡采取的比较极端的做法 , 目前公办学校的整体水平提高 , 做到了大致均衡 , 因此 , 这个时候允许社会力量举办民办学校 , 也是可以的。再就是对于校长和教师的轮换 , 如东有不同的思考 , 他们认为 , 义务教育教师应该轮换 , 但校长是否也实行轮换 , 就另当别论。从校长职业化角度看 , 要出教育家 , 要让每所学校有特色——均衡指办学质量大致均衡 , 不意味着学校没有特色——是不适宜采取轮换的 : 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文化与传统 , 一个人在一所学校能当好校长 , 难道换一所学校也能当好校长 ? 这些思考颇有意义。从发达国家基础教育的实践看 , 校长是由社会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参与选拔的 , 因此 , 一所学校的校长 , 显然不能未经选拔委员会的认可 , 就成为另一所学校的校长。如东虽然还没有建立起这种校长选拔机制 , 但其对学校办学的思考 , 有一定前瞻性。均衡不是义务教育的目的 , 提供高质量有个性特色义务教育 , 才是政府的义务。我问唐主任 , 实现“零择校” , 总共用了多少时间 ? 他说 , 从最初改造乡村学校危房算起 , 总共 7 年时间。“如果现在推进 , 根本用不了 7 年。”笔者也一直坚定地认为 , 只要有关部门愿意向自身的既得利益开刀 , 从自己做起打破择校利益链 , 用 3 — 5 年实现县域内的均衡 , 根本就不是问题。对此 , 曾有人认为我过于乐观 , 如东的实践 , 佐证了我的判断。这给我们的启示是 , 治理择校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 难的是放权。【注：唐主任和唐副主任或许是同一个人。】 2012 年 05 月 14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解读“高考吊瓶班”背后的焦虑》：湖北“高考吊瓶班”引起舆论的关注已有时日 , 不少媒体批评学校的做法。可是 , 却有不少家长询问 , 是不是打氨基酸真有用 , 如果有用的话 , 也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吊上一瓶。这是近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 , 凡是在临考之际 , 媒体批评的 , 家长们都似乎觉得不错 , 别人做的自己也尽量能做一下 , 生怕某一点考虑不周 , 导致孩子败下阵来。换句话说 , 媒体对一些迎考过激做法的报道 , 有时还“启发”了家长。比如 , 与此类似的 , 有媒体报道 , 有家长已经开始考虑在考场附近给孩子租宾馆提前进驻 , 以便适应环境 , 一些家长得知后 , 感慨自己实在太迟钝了 , 于是立即开始行动。这是我国考试制度、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 , 家长们关心的是孩子这一次考试的成败 , “毕其功于一役” , 所以 , 纵有要关心孩子身心健康的呼吁 , 家长们是不会理会的。这也是媒体反复批评高考迎考怪象 , 可怪象并未终结 , 反而发扬光大的原因所在。这些怪象表明 ,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早在 2002 年 ,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15%, 达到国际公认的大众化水平。截至 2010 年 ,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6.5% 。可是 ,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 高考升学率的提高 , 并没有缓解高考焦虑 , 相比 10 年前 , 社会、家庭和学校的高考焦虑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 , 可是 , 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 , 我国并没有推进考试制度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人才评价体系改革 , 这导致高等教育大众化 , 进一步缩小了学生的成才选择 , 而不是扩大成才选择。概而言之 , 就是更加强调“一考定终身”。我国高考 , 目前还是采取“统一高考 + 集中录取”模式 (80 所高校的自主招生 , 也和这一模式嫁接 ), 因此 , 一次考试成绩的高低 , 就关系到考生能进入到哪所学校。而由于过去 10 年间 , 高校的分化进一步加剧 , 考生进入好大学的命运与普通大学的命运迥异。虽然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也在打破“围墙” , 比如实施插班生制度、专升本制度等 , 可是 , 在求职就业时 , 学生们的大学第一学历现在成为用人单位考察的重点 , 哪怕一名学生经过自己的努力从专科升入本科 , 再考进名校读硕士、博士 , 大家关注的还是他的第一学历。在这种情况下 , 争取一次考试成功 , 进入好学校 , 就成为所有考生及其家庭的期待。相对于进入一般学校 , 今后再付出很大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学校身份” , 在高考前努力付出 , 在很多考生和家长看来 , 更值得。这也进一步发展为“从幼儿园开始准备高考”。值得注意的是 , 在任何国家 , 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只有 10% 左右 , 如果所有考生关注的都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 不管教育怎么发展 , 升学的焦虑将不可能消除。我国考生和家长现在都关注优质的一本资源 ( 全国范围内平均录取率为 8.5%), 这使得高考焦虑比扩招前的 1998 年还激烈 , 当时 , 考上专科 , 就已经算得上升学成功 , 而现在 , 没考上一本 , 在一些地方被认为是没考上大学 , 高职高专被不少考生放弃。记得 1999 年高校扩招有一个理由是 , 增加高等教育规模 , 拓宽升学路径 , 打破“高考独木桥” , 但事实表明 , 当年的“高考独木桥”变为了“名校独木桥”。这是只发展高等教育规模 , 不进行考试制度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消除“吊瓶班”怪象 , 让家长和考生有平常的心态对待高考 , 我国必须深入推进考试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人才评价体系改革。首先 , 应该推进考试招生分离 , 建立“政府宏观管理 , 专业机构组织实施 , 学校依法自主招生 , 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体系。应给学生充分的考试选择权和教育选择权 , 这包括一年可以选择参加多次考试 , 每次考试在升学中均有用 , 学生可以成绩自主申请大学 , 可同时获得多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近不少内地学生赴香港参加 SAT, 他们选择 SAT 的一大理由就是 , 报一次名可以考三次 , 可以用最好一次的成绩去申请大学 , 不像高考 , 一年一次 , 成绩只管一次录取 , 这次考砸了 , 只有等来年 , 而且 , 还打上往届生的标签。其次 , 应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 推进高校平等竞争 , 消除事实上存在于不同教育类型之间 , 学校之间的歧视性政策。在我国 , 普通教育要高于职业教育、公办高等教育要高于民办教育 , 全日制高等教育要高于成人教育、继续教育 , 这种教育的“门户之见” , 是违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精神的 , 如果教育不能平等竞争 , 教育规模再大 , 还是难以形成多元的教育选择局面。再次 , 我国应改革就业制度和人才评价体系 , 为教育的改革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 , 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待遇差距较大 , 社会福利也不均衡 , 而进入较高收入、较高福利的行业 , 大多要求名校学历 ( 除非靠“父辈就业” ), 这和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可以根据自己兴趣选择职业很不相同 , 这一就业环境 , 反过来强化了“名校情结” , 也制约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考试制度改革。“高考吊瓶班”是我国教育和就业环境的一个缩影 , 对于这种畸形的现象 , 不能止于就事论事的批评 , 而必须分析造成这一怪象的深层次原因 , 想办法加以解决。要改革我国考试制度、教育管理制度、就业制度 , 难度确实很大 , 可是 , 如果不推进改革 , 未来出现的就不是“高考吊瓶班” , 而会是“中考吊瓶班”以及“小升初吊瓶班”。对此 , 大家只要想想 , 现在幼升小的题目居然难倒大学生 , 就可测算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有多大。【注： 1972 年出生的熊丙奇“记得 1999 年高校扩招有一个理由”属于天才。】 2012 年 05 月 21 日，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规范高考作文答卷有利于考试公平》：繁体字、甲骨文、火星文、网络语言……今年所有非现行规范的汉语言文字都不能写入高考试卷。教育部近日出台了《 2012 年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 , 与旧版考务规定相比 , 首次将“高考时 , 除外语科外 , 笔试一律用汉文字答卷”改为“一律用现行规范汉语言文字答卷”。这一变化提醒高考考生 , 今年答卷中 , 特别是写作文时 , 不能再使用非现行规范汉语言文字。不少舆论对教育部的这一规定颇为失望 , 担心如此一来 , 高考语文考试 , 尤其是作文 , 很难出现让人“眼睛一亮”的古汉语创作。但在笔者看来 , 教育部的这一规定 , 更有利于考试的公平 , 而从评分操作看 , 目前这一规定还太粗放 , 需要进一步加以细化。诚然 , 高考答题不限定表达的文字 , 可能更利于考生自由发挥 , 但需要注意的是 , 高考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选拔 , 因此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是第一要务。客观而言 , 近年来对表达文字的模糊要求 , 让考生们莫衷一是 , 加剧了考试焦虑。要让高考评价公平、公正 , 必须事先公布明确的考试要求 , 以及具体的评分规则。比如 , 在去年高考之前 , 就有专家出面提醒考生 , 要在作文中慎用网络语言 , 搞不好会被扣分。这随即引来不少考生和家长的疑问 : 是不是网络语言都不能用了 ? 甚至包括“给力”这些已经被主流媒体广泛使用的网络语言也不能用 ? 哪些网络语言是可以使用的 , 哪些是不能使用的 ? 能不能给出明确的规定 , 以便考生答题时注意 , 以及教师阅卷时掌握 ? 鉴于高考一分之差都会影响到考生的录取 , 因此 , 考生和家长的这些疑问 , 十分正常 , 考试组织部门必须认真对待考生们的问题。这次教育部就文字表达 ,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 但从考试规范来说 , 还有不足。对于教育部的要求 , 老师们也在进行“揣摩” , 据媒体报道 , 有老师对教育部的要求解读道“‘一律用现行规范汉语言文字答卷’ , 那么古文字、网络语言就不能再用了” , “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答卷时一定要注意 , 避免写不规范的字 , 作文时也不要用网络语言、火星文之类的 , 以免被扣分”。这其实也只是教师们的解读 , 教育部应该给出明确的解释 , 列出不能使用的文字 , 以及具体的评分标准。当然 , 对于教育部的要求 , 有人也有反对意见。认为这样一来 , 扼杀了丰富多彩的文字表达。这其实不是这一要求的问题 , 而是目前考试评价体系的问题。我国当前的升学考试制度是“教招考”一体化 , 大学用高考成绩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 , 中小学教学则围绕高考转。这造成的结果是 , 考什么 , 学什么 , 不考什么 , 就不重视、不学什么。要改变这种情况 , 不是把什么都往考试中装 , 而是打破“教招考”一体化的格局 , 推行“教招考”分离 , 这样 , 大学自主招生 , 考试社会机构组织 , 中学自主教学。考试的“指挥棒作用”淡化 , 其只为大学招生提供一方面依据 , 测试的是学生基础的能力与素质 , 中学则拥有充分的自主教学空间 , 可以给学生提供个性化、多元的教育。大学可结合考生的中学学业成绩、统一测试成绩和大学面试考察录取学生 , 其对学生的个性考察 , 将体现在中学学业表现和大学面试考察中。另外 , 在这种全新的考试招生体系中 , 除了目前的统一高考 , 还可以有其他评价测试 , 也可被大学作为评价学生的考试。因此 , 我们应用考试规范和考试改革 , 来理解教育部提出的新的规定。换言之 , 教育部门一方面要推进统一考试的规范、公平 , 另一方面 , 要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政府宏观管理 , 专业机构组织实施 , 学校依法自主招生 , 学生多次选择”的改革思路 , 推进我国的考试招生制度 , 这就做到了高校自主性、学生选择权和考试专业性、公平性的结合。 2012 年 05 月 25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中国的大学排行榜需以公信立身》：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当前存在中国校友会网、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等 10 多个机构，它们推出了 30 多个不同类型的大学排行榜。不同版本的排行榜互相“掐架”，还爆出“贿赂门”丑闻——曾有大学校长公开爆料，说有排行榜制作机构找上门索要赞助。 ( 5 月 24 日《人民日报》 ) 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和各个高校，在办学时喜欢追求“高大全”，在评价办学成就时，往往也采取“数量指标”。这使得我国内地的大学排行榜，大多选择体现大学规模的指标，比如学生规模数、论文数、院士数、课题经费数等等。如果按这些标准，有 30 多名校友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 只有 2000 余名学生 ), 可能连前 500 也进不了。相比之下 , 国外大学排行榜所选的指标就科学得多。比如 , 美国《新闻与世界新闻报道》大学排行榜，就包括新生选择性 ( 有多少学生申请本校 , 录取率多大 ) 、新生留校率 ( 新生在求学一年之后有多少愿意选择留下来继续求学而不是转学 ) 、教师资源率 ( 有多少班级是 20 人一个班、 30 人一个班 ) 、毕业率、校友捐赠率 ( 校友捐赠母校的比例 ) 等。但这些指标，在中国可能行不通。一方面 , 我国根本就没有自由申请入学制度 , 也没有自由转学制度 , 所以也就不能通过学生对学校的选择，来评价一个大学的教育服务水平；另一方面 , 我国大学大多走“规模办学”路线，采取灌输教育方式 , 有的研究生班上课也达 100 人以上 , 更别提本科班级上课了；而在对待校友方面，一些大学还采取扣押毕业证的方式，来要求学生归还贷款，由此根本不可能把校友捐赠作为通行评价指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国大学排行榜采用的数据，往往经不起推敲。这与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做得不好有关，由于高校信息不及时公开，排行机构使用的数据，就有可能是老数据，还有的则是“虚假数据”——比如，统计显示，各高校公布的院士数相加，超过两院公布的院士数，原因是各校把兼职院士、多栖院士也作为全职院士了。信息不透明，给“钱名交易”提供了空间。对于排行榜机构来说，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在收钱之后调整评价指标，甚至修改数据，并不是什么难事。为此，有一些人士建议，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制度还不成熟，社会诚信环境不佳，不适应制作和发布大学排行榜，因此应该叫停所有大学排行榜。笔者对此并不赞同。我国高等教育评价要淡化行政评价，推行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大学排行榜作为社会评价而存在，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积极价值。对于大学排行榜制作、发布存在的问题 , 应对症治理，而不是简单地取消。首先，应该规范大学排行榜的制作和发布。任何学者都可以研究大学排行，但却不能随意发布大学排行榜，大学排行榜作为一种“产品”，发布者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对此，应成立大学排行榜的行业组织，制订行业规范，要求所有排行榜制作、发布机构执行。其次，大学排行榜应该在市场竞争中，以公信力立身，确立权威地位。与行政评价由行政许可获得权威不同，民间机构制作的大学排行榜的权威性，不是由自己宣传、炒作出来的，而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大学排行榜在制作发布时必须注重质量，选择符合大学办学规律的指标，采用客观、真实的数据，不能胡乱选择指标，更不能编造数据。再次，应加大高校信息公开力度。我国的大学排行榜质量并不高，可有的却能长年维持生存，除了靠钱名交易外 ( 或变相收取咨询费提高排名 ) ，就是因为教育信息不公开、透明 , 受教育者在选择大学时，很难获得有关大学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排行榜就成了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虽然其问题多多，但聊甚于无。另外，对于各类排行榜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严肃问责，以纯净排行榜的市场环境。出现在排行榜中的“竞价排名”行为，本质上是商业贿赂——排行榜由于事关学校的招生、声誉和领导的政绩，因此，发生在制作、发布中的“钱名交易”行为 , 应严肃调查，涉及刑责的 , 应追究刑事责任。从当前的处理看，虽然当事学校曝光排行机构有索贿行为，可司法机关并没有介入调查。具有公信力的大学排行榜，不仅可以为自己获得生存的空间，而且，也可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大学、评价大学、选择大学，由此推动大学健康发展。这应该是大学排行榜制作机构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国完善高等教育社会评价努力的方向。 2012 年 5 月 28 日，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治教育乱象须摆脱“行政思维”》：针对大学排行榜的乱象 , 我撰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大学排行榜需以公信立身》 ( 5 月 25 日《新华每日电讯》 ), 有网友给我留言 , 认为大学排行榜没有存在的价值 , 政府部门应该取消大学排行榜。这不是什么新的论调 , 近年来要求取消民间机构大学排行榜 , 呼吁政府发布“权威”大学排行榜的声音不断。这是一种没有弄清政府和教育关系的建议。民间机构制作排行榜 , 本质是对大学的社会评价；政府机构发布“权威”大学排行榜 , 本质是行政评价。大家已经目睹行政评价、评审造成了教育行政化的结果 , 可在面对教育乱象时 , 还是祭出“行政手段”。这不能解决问题 , 反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化。要解决问题 , 必须坚持高等教育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方向 , 让行政评价逐渐退出。至于排行榜的问题 , 这应该由行业规范、市场竞争和舆论监督、司法监督加以解决。同样的问题 , 还出现在其他教育乱象的治理中。比如 , 对于各地的择校乱象 , 一些舆论认为问题在培训机构的逐利和家长的不理性 , 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取消各类社会培训班 , 并对政府部门强拳打击培训班叫好。这也是是非不分的。择校乱象的根源 , 不是培训机构逐利和家长不理性 , 而是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就是培训机构逐利 , 只要其合法经营 ( 政府要做的是依法监督 ), 没有欺诈行为 , 政府根本就无权取消 , 打击合法的培训机构 , 是政府部门严重违法 , 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而家长是否理性 , 政策可以对其进行引导 , 却无法强求每个家长 , 当义务教育均衡了 , 还有多少家长有择校焦虑 ? 因此 , 治理择校热 , 必须要求政府部门依法履行对教育的投入责任 , 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如果政府部门在这方面不作为 , 其他所谓治理培训班乱象 , 教育家长要理性的做法 , 都是做表面文章 , 甚至是不该作为而乱作为的。还比如 , 最近北大校长助理就大学毕业生的“变态”实习提出质疑 , 呼吁其他高校的经济学院禁止学生实习。这位校长助理的呼吁 , 本就有问题 , 学生是否选择实习 , 这是学生的自主权 , 如果学校严格要求学生在校上课 , 老师对教学认真投入 , 他们根本无暇在学期内 ( 也不能“逃课” ) 到校外去做实习 , 他们就是想实习也没办法；而学校的教学管理本就不严格、教师对教学也不投入 , 大学课堂一点也不精彩 , 就是出了禁令 , 能执行吗 ? 道理并不复杂 , 但有的舆论在反对校长助理的建议时 , 却建言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大学的实习加以规范 , 比如要求不同类型的大学 , 按照不同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 , 开设实践课程等。这还是行政管理的思路。我们一直呼吁政府要放权 , 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 可在解决具体问题时 , 却把这抛在脑后 , 总是寄希望强势的行政部门出台规定。如果行政部门趁势响应呼吁 , 就名正言顺地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大学应该设置什么学科、专业、开设怎样的课程 , 这都属于大学自主权范畴。我国大学的学生实习问题 , 正是由于没有办学自主权所导致 , 这一方面导致大学没有清晰的定位 ( 所有大学在行政要求下 , 千校一面 , 没有特色和个性 ), 另一方面导致大学的课程设置滞后社会发展 , 明知有的课程很落后 , 但按照政府部门的要求不得不设置 , 否则学生就难以获得国家统一承认的学历。更重要的是 , 学校对教师的管理、评价 , 也按照行政的一套 , 于是人才培养的功能被弱化 , 教学被边缘化。不仅实习环节出问题 , 其他教育教学环节都出问题。所以 , 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 , 是必然选择。但很多人随之质疑大学用不好自主权 , 可能出现比以前更糟糕的局面。需要注意的是 , 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 , 不是简单地把自主权就给学校 , 而是要进一步建立用好大学自主权的机制 , 这包括 , 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 , 推行校长公开遴选 , 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等等。任何教育改革和发展 , 在迈出第一步时 , 都会出现问题。接下来的一步 , 将十分关键 : 是针对问题 , 按照改革的思路 , 推进进一步的改革 , 以解决问题 , 还是不进一步推进改革 , 又要求回到原来的状态 ?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 , 大多采取的是后一种做法 , 结果是教育没有改革 , 只有折腾 , 义务教育不均衡、学生负担沉重、大学严重行政化等老大难问题依旧。如果不清除陈旧的行政思维 , 不按照新型的政府与教育的关系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 , 政府的归政府 , 学校的归学校 , 社会的归社会 , 我国的教育难有进步 , 教育的乱象还会持续。【注：熊丙奇的一篇文章能解决很多问题啊。见鬼！】 2012 年 06 月 08 日，新华每日电讯 7 版 ( 特约评论员熊丙奇 ) 《如何才能摆脱“状元”纠结》：高考到来 , 有关“状元”的话题 , 又热起来。近日 , 有媒体报道 , 去年的陕西理科高考状元李宁宁遭北大退学 , 网传原因是无法跟上北大的课程及教学方式 , 一时间 , 关于高考状元“高分低能”的争论迅速蔓延。对此 , 北大明确表示 , 李宁宁目前仍在北大元培学院就读 , 学习状态很好 , 网上消息不属实。 ( 6 月 6 日《广州日报》 ) 与此同时 , 北京不少考生及家长一起来到国子监 , 祭拜孔子像 , 有家长甚至花重金为孩子求“状元符”祈福。但也有考生表示 , “买符换不来好成绩。” ( 6 月 6 日《新京报》 ) 一边是对“状元”能力的质疑 , 一边是不管质疑 , 花重金去求“状元符”。这生动动反映了近年来社会舆论对“状元”纠结心态。这种纠结心态 , 源于“育人”和“选拔”功能的脱节。其实 , 不用讲多少大道理 , 经过多年舆论的分析说教 , 大家已经明白 , “状元”只能说明学生一次考试的成功 , 只能一定程度反映出知识教育的成果 , 只是对学生一方面评价。但是 , 每到高考 , 商家都围绕“状元”大做文章 , 而家长也期待孩子能高中“状元”。有人认为 , 这是家长和社会不理性 , “状元”并不能说明什么。这种观念本身倒是不理性的 , 在我国当前的高考制度中 , 分数是大学录取学生的重要甚至唯一依据 , 排在第一名的学生 , 显然是这次考试的最优秀者 , 不管他的未来发展如何 , 他将由此被名校录取。更重要的是 , 对于为高考做出长达 12 年准备的万千家庭和考生来说 , “状元”无疑是高考竞技场上的表率。有一种现象 , 很多人不理解 , 某个“状元” , 在大学里求学并不理想 , 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 可是 , 他依旧被高中母校作为“最杰出”的校友 , 在每年高考前都请回去给学弟学妹们做演讲 , 鼓励他们努力争取考场的高分 , 争取进入名校。从人生和职业发展角度 , 他显然是难以作为表率的 , 可是 , 母校并不在意这些 , 只会在意他当年获得了“状元”；学生们也不会在意他今天的事业发展 , 而会在意他的应考技巧。因为对于母校来说 , 出一个“状元” , 那是衡量办学成功十分重要的指标；对于学生来说 , 当务之急是考出好的分数 , 进入一所好大学。在应试教育体系中 , 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升学教育” , 其价值不只是提高学生本身的能力与素质 , 而是为升学服务；换言之 , 学生学习的目的 , 主要是为了能获得进入好大学的高分 , 而不是获得本身的成长。所以 , 无论是学校、家庭和学生 , 对“状元”都有很“清晰”的认识 , 这只关乎升学。只要存在按照分数高低录取的制度 , 就必然有第一名 , 也就必然有“状元” , 并将其作为鼓励学生争做“第一名”的榜样。要让社会不关注“状元” , 就必须改变这种评价体系。在美国 ,SAT 的满分获得者 , 并不会被称为“状元” , 很多大学也不会因为学生 SAT 是满分 , 就录取他。有舆论称赞美国大学牛 , 可拒录“状元” , 但这其实不是美国大学“牛”。要是美国采取的是与我国类似的集中录取制度 , 大学也是不敢不录第一名的 , 因为按照录取规则 , 大学必须按分数高低录取学生 , 第一名学生不录取 , 是严重违规的。美国大学之所以可不录取 SAT 满分获得者 , 是因为 SAT 在大学评价学生的指标中 , 只是一方面指标 , 权重大约在 25% 左右 , 简单地说 , 在 100 分中 ,SAT 满分就是 25 分。自主招生的大学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 , 按照自己的人才评价体系 , 评价选拔适合自己的学生。大学升学考试 , 应该具有双重功能 , 选拔和育人 , 既要把人才公平地选拔出来 , 又要起到育人作用。所以 , 要摆脱“状元”引发的现实纠结 , 必须增加升学考试制度的育人功能 , 从育人角度来推进制度改革。 2012 年 06 月 11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作者：熊丙奇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可试一年多次考 , 让高考更人性化》：其实，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到，要打破一考定终身，推行“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制度。今年高考，有几则消息，在网上引起高度关注。一则是高考首日，湖南一位母亲带着高考女儿过马路。一辆黑色大众车突然撞上母亲，将其撞飞十多米 , 倒在血泊中。在交警和路人的安慰劝说下，女孩含泪答应参加考试，交警紧急将其送往考场。 ( 6 月 8 日《三湘都市报》 ) 另一则，高考次日下午，在上海华东模范中学考点外，一名考生迟到了 2 分钟，不能进入考场。考生的妈妈又是求情又是下跪，考生还差点做出过激行为。最终考生还是未能参加考试。 ( 6 月 9 日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报道 ) 网友们为这名女生该不该再去参加高考起了争执，一方认为，女孩不应该再去参加高考，母亲只有一个，不送被撞的母亲而去参加考试，就是考上大学又如何 ? 另一方认为，女孩应该坚持高考，如果站在她母亲的角度想，也一定希望孩子坚持去参加高考，错过了这一， , 很可能改变她的一生，要等到明年再考，要复读一年，而这一年有很多变数，更何况，她本人是在别人坚持劝说下再去参加高考的。同样的争执，出现在迟到考生中，一方认为，考试部门就该严格执法，学生自己应当为迟到负责；另一方则认为，考官应宽容一些，毕竟迟到只有两分钟，而且考试一年只有一次。但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几乎所有人都对考生的遭遇嘘唏不已，一些网友发帖说，看到这消息，眼泪都流出来了。有舆论把这归为考试中的偶然因素，导致亲情和考试、纪律和人情产生冲突。但在笔者看来，这虽属极端情况，但还是给了我们一些思考的机会。在美国， SAT 一年考 7 次，考生报一次就可以自由选择其中 3 次参考，每次考试的成绩有效期为两年，且可以选择最好的一次成绩去申请大学。这种多次考试、多次录取，缓解了考生的考试压力，也降低了社会对一次集中考试的关注度。我国很多学生参加的 TOEFL 和 GRE 考试，也是一年考多次，有效期多年。一次考试、一次录取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考试组织的风险极大，出一点纰漏，就将影响所有考生和所有学校的录取；其次，一次考试的偶然性很大，考生一失误，后果就很严重；再次，单一的分数评价，一次考试成绩，也不利于大学全面评价一名考生，招收适合自己培养目标的学生。有关部门显然已认识到一年一次考，只集中录取一次的弊端，因此，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要打破一考定终身，推行“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制度，但改革并未落地。在过去的高考改革中，一些地方曾推出春季高考，希望给学生多一次考试机会，可是，这次考试限定的报考对象为往届生，参与录取的学校只有地方本科院， , 一推出就受到冷遇。之后，有的地方尝试某些科目一年两次考，比如浙江英语口语就考两次，可用最好的一次成绩计入总分录取，可是这还是没改变按高考总分排序投档集中录取的基本制度，因此，整个社会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了高考上。要真正实行多次考试、多次录取，就必须努力推进政府放权，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实行学校自主招生。近年来的高考越来越人性化，从考试组织服务角度说，确实如此，包括全社会都为考生“开绿灯”，国际会议也为考生让道。如果高考推行一年多次考，就使这次考试褪去决定学生命运的色彩，从而进入常态。其实，全社会对于高考的“护考”，又何止高考期间，很多家庭已经为之付出了 12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准备。在为高考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孩子的人格教育、心理教育都被漠视，只为取得好的成绩。父母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只管好好学习，考出好的成绩，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因此，不让孩子做家务，自己生病了也扛着，就是爷爷奶奶重病进医院，也不让孩子知晓，担心其分神。这其中包含着多少家庭的无奈。如果这位女孩不去高考，而是送母亲去医院，母亲醒来看到孩子在身边，估计十分生气，然后与孩子抱头痛哭，这是多么令人揪心的画面。对那位迟到的考生而言，人生的命运完全有可能因这两分钟而改变——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坚强振作，不要由此消沉。面对无奈，我们宜加快推进改革，把更多的自主权、选择权交给学生，让更多的家庭从考试焦虑中解放出来。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已经做出部署，需要的只是按照纲要精神逐步推进了。 2012 年 06 月 18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提价能使教材真正循环起来吗》：为促进资源节约、推动中小学教材循环使用工作 , 国家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昨天针对相关价格问题发布通知 , 循环使用教材价格可在原有基础上上浮 20% 。 ( 6 月 17 日《京华时报》 ) 教育部考虑到循环使用教材特殊性以及印制、装订要求相对较高 , 允许循环使用教材可适当提价 , 从情理上说并没有问题。但是 , 笔者担心的是 , 一些教材以“循环使用”为名提了价 , 却并不真正“循环”。早在 2007 年 ,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教科书免费提供和做好部分教科书循环使用工作的意见》 ( 下文简称《意见》 ), 从环保和资源节约角度 , 要求各地、各校做好教材循环使用工作。但这一《意见》并未得到切实执行 , 不少地方和学校缺乏循环使用教材的积极性 , 真正循环起来的教材并不多。教材为什么难以循环起来 ? 有关部门的解释是 , 学生使用教材没有良好习惯 ( 有的学生喜欢新学期新教材 ) 、教材在使用中破损严重 , 再就是一些学校缺乏保存条件。这就是要求循环教材用特殊纸张、采取特殊工艺的原因。从教材使用和保管角度看 , 这样做无可厚非。可这并不是教材难以循环的根本原因。我国中小学教材之所以难以循环起来 , 主要在于利益因素。对于很多地方和学校来说 , 做教材的循环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首先 , 如果让教材循环起来 , 原来的教材利益链将受到冲击 , 很多从教材中分一杯羹机构就分不到羹了。这是不少出版商、发行机构以至教育部门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其次 , 教育部门和学校将为教材的循环 , 投入额外的资金和精力。一方面 , 循环使用的教材必须要有地方保管 , 没有图书馆的学校由此得建图书馆 , 配备专业的管理人员；另一方面 , 学校和教师得做大量的教育工作 , 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 不要再书本上乱画 , 保持书本的整洁。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 , 我们看到 , 在不少地方 , 循环教材只具“象征意义” , 只有个别学科的教材 , 如音乐、美术的教材循环 , 而且 , 一些已经进入循环的教材 , 也由于教材需重新编写而在三两年后就停止循环——对教材进行修订 , 也成为一些机构出版、使用新教材的最佳借口。其实 , 对于一些经典教材来说 , 没有必要总是修订。在这种情况下 , 通过提价来“鼓励”出版机构出版循环教材的积极性 , 解决不了循环的问题。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教育投入和更多的教育浪费 , 很多教材读都是“循环”版本 , 可并不循环。要让教材真正循环起来 , 必须建立以下机制。其一 , 设立地方教育委员会和教育拨款委员会 , 参与教材的选择 , 以及对选用教材的资金预算。目前 , 由于义务教育实行全免费 , 书本费由政府部门支付 , 为避免权力寻租 , 怎样决定义务教育书本的采用 , 不能仅由政府部门说了算。客观而言 , 由于政府部门主导教材的编写、选购 , 我国教材编写、出版、发行的利益链越来越牢固 , 这既导致教材的编写质量饱受社会诟病 , 也不时曝出教材编写、发行的权钱交易丑闻。就是对于教材循环使用本身 , 如果有地方教育委员会 , 也可参与监督并评价循环的效果 , 而不是在有循环的规定的情况下 , 教育部门和学校想不循环就不循环。其二 , 应该在政府出资采购教材的经费中设立专门的循环基金 , 该基金用于开展循环教育 , 建设循环所需图书馆、聘用管理人员 , 等等。这是一笔值得开支的经费 , 可切实解决现实中的循环条件限制问题。如果教材能真正循环起来 , 这将节约大笔购买教材的经费 , 也真正做到环保。 2012 年 07 月 30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中小学生怎样才能减负 ?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教育专项监督调研组在历时两个多月调研后提出 , 上海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择班问题仍突出 , 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不够公平。对于学生课业负担仍较重的问题 , 调研组建议 , 相关部门深化课程改革 , 降低过高的课程标准、学校则严格控制作业量和考试难度 , 同时抓紧研究和优化义务教育质量检测评价指标体系 , 规范社会力量办学 , 加强监督 , 防止其成为学生课业负担重的推手、成为素质教育的阻碍。 ( 7 月 27 日《东方早报》 ) 由人大组成专项监督调研组对教育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并提出建议 , 这是积极履行人大质询、监督的责任 , 值得肯定。但调研组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所开出的药方 , 能不能起到切实的减负作用呢 ? 其实 , 近年来各地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时 , 所采取的办法 , 就是进行课程改革 , 减轻课程难度和考试难度 , 表面上看 , 这些做法 , 是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的——学生不用学得太难 , 也不用考得太难。今年浙江省高考一本录取批次控制线公布之后 , 针对一本线文科比去年上扬 35 分 , 理科比去年上扬 43 分 , 浙江教育部门就曾称 , 这是减轻学生负担的体现。然而 , 这真减轻的学生的负担了吗 ? 众所周知 , 高考并不是按照绝对的分数进行录取 , 不是今年的分数比去年高三四十分 , 就可以进比去年更好的学校 , 而是按照考生的名次先后进行录取 , 考试分数高了 , 但名次没提高 , 在高考志愿填报中 , 仍旧不可能报考往年录取分数貌似低但录取名次却较高的院校 , 因为考生只能按照名次定位学校。在这种情况下 , 高考分数起伏变化大 , 反而不利于考生填报志愿定位。过去 10 多年来 , 我国各地政府教育部门 , 都试图通过高考科目的调整、课程难度的调整以及考试难度的调整来减轻学生负担 , 但事与愿违 , 学生的负担反而越来越重。问题的根源是 , 我国高考的录取制度没有变化 , 仍旧坚持按照学生的高考分数高低结合志愿进行录取。在这种录取制度下 , 哪怕高考科目只考一门 , 学生的负担也会十分沉重 , 而且考试焦虑会加剧 , 所有考生都必须追求考 100 分 , 担心一有闪失 , 就可能影响终身。在一次论坛上 , 有专家建议小学、初中实行 5 分制评分 , 让学生从分数中解放出来 , 建议的初衷当然很好 , 可是 , 在中高考录取制度的影响下 , 这一 5 分制评分 , 完全可演变为给学生的评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三四位 , 最终还是要把学生排出高低来。政府教育部门却不愿意去直面这一根源 , 而是把问题推给社会培训机构和家长 , 认为是社会培训机构的不规范、逐利 , 助推了应试教育风气 , 再就是家长的盲目、不理性、面子思想 , 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如果学校课程难度降低 , 社会培训机构也不开班 , 那么 , 学生的负担不就减轻了么 ? 如果家长都不送孩子去培训班 , 孩子的生活不就快乐起来了么 ? 可问题是 , 当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工具 , 影响到一个人未来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发展时 , 有多少家长可以对这一升学制度不闻不理 ? 当高考要按单一的分数标准来选拔人才时 , 有多少学生家长会接受让孩子自由生长 ? 不顾高考制度对学生成才观念、家长教育观念的影响 , 却以为只要课程难度降低、社会机构和家长配合 , 就营造出素质教育的环境 , 显然只是幻想。其结果是 , 学校内部的负担可能减轻了 , 学生的课外负担却大大增加 , 家长也不得不为孩子送孩子上培训班花费更多的费用。所以 , 每当教育部门要求学校减负 , 最高兴的就是社会培训机构了 , 前去报名的家长更加踊跃。对于社会培训机构的治理 ,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违规、越权的。作为社会机构 , 教育培训机构只要合法经营 , 没有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 , 政府部门就不得违规干涉。那种以推进素质教育为名 , 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举办的合法的培训班的行为 , 其实是转移视线 , 混淆责任。治理结果也可想而知。要推进素质教育 , 减轻学生的负担 , 政府部门应在该作为处作为。具体而言 , 包括两方面。一是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 缩小义务教育额阶段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条件差距。这需要地方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 并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如果义务教育大致均衡 , “择校热”消除 , 我国各地存在的“幼升小”“小升初”问题就将得到根本治理 , 家长也就不必为应对“幼升小”“小升初”测试 , 让孩子早学、多学 , 上特长班、培训班。二是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 , 落实学校的自主招生 , 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我国中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教招考”一体化 , 考试成为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 , 以及高等教育选拔人才的唯一通道。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 , 考试由又社会机构举办 , 为基础教育教育和大学招生提供评价服务。只有在这样的教育、招生、考试体系中 , 中学的课程改革才会起到作用。概而言之 , 减轻学生负担 , 一要政府履行责任 , 多投入；二要政府部门放权 , 放弃资源配置权 ( 交给社区教育委员会决策 ), 以及放弃高考组织权、评价权、招生投档权。这显然是相关部门难以自觉做到的 , 因此 , 这必须由人大机构督促执行。这才是人大质询、监督的重点。 2012 年 8 月 13 日，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国内读中学国外读大学 , 完美 ? 》：“中国基础教育是世界一流的 , 美国的基础教育其实很不行 , 他们强的是高等教育 , 如果能把中国基础教育和美国高等教育组合起来 , 就是完美的教育组合。”近两年来 , 我多次在各种场合听到我国的教育官员和中学名校校长谈到这种看法。他们的主要理由是 , 我国学生首次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测试 , 就获得全球第一的佳绩 , 而美国在近年来的测试中 , 均表现不佳 , 名次在所有参赛国家和地区中排在 20 开外。包括奥巴马总统也公开表示 , 美国的基础教育面临严重的危机。另一个理由是 , 我国现在已经成为多个发达国家的最大留学基地 , 这表明中国学生的素质得到发达国家大学的广泛认可。他们这种看法是想说明 , 中国教育的问题不在基础教育。然而 , 中国高等教育确实有问题 , 但这不意味着基础教育就没有问题。如果基础教育界固执地认为已经办得不错 , 那么 , 很多围绕基础教育的改革 , 就会难以执行——我们已经办成世界一流了 , 还要怎么改呢 ? 如果简单地把育人等同于加工产品 , 确实是可以把最佳环节组合起来 , 得到最佳工序的。可问题是 , 育人不是加工产品。有这种看法 , 恰恰表明 , 我们的教育是把学生作为产品来加工 , 而不是作为人才来培养的。我国基础教育“加工”的学生 , 确实可以在世界级的对抗中 , 获得好的表现 , 除了 PISA, 在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的竞赛中 , 我国中学生拿金杯也拿到手软。但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基础教育的成功。首先 , 这只是知识教育的较量 , 反映不出学生的人格素养、公民意识。知识教育在教育中是不可缺少的 , 但教育更重要的价值 , 在于培养人格完善 , 有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合格公民。其次 , 我国的基础教育把所有精力都用在知识教育上 , 甚至不惜牺牲学生的身心健康 , 在美国 , 中小学生在校上学时间为一年 170 — 180 天 , 可我国中小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 , 一年 365 天 , 平均每天 10 个小时甚至更长。基础教育扮演着向高等教育输送人才的重任。我国高中毕业生能直接到国外的是少数 , 更多的则进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从国外名校对我国留学生的评价看 , 掌握的知识是比较过硬的 , 学习态度也积极 , 可是 , 却也存在自信心不足、好奇心不强、不愿问问题 , 以及不知道怎样进行人生规划的问题。这些正是让一个人成为杰出、拔尖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有一个事实 ,60 多年来 , 从我国基础教育走出去出国留学的学生不少 , 他们得到的是一流的中国基础教育和一流的美国高等教育 , 按理 , 他们会成为诺奖最有力的竞争者 , 可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中 , 只有一个曾在 1950 年与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发生过半年的关系。其实 , 早在 30 年前的 1980 年代初期 , 我国基础教育界就曾对比中美基础教育 , 得到中国将很快赶上、超越美国的结论 , 因为与美国中小学课堂学生无组织、无纪律 , 教师上课效率不高相比 , 我国学生上课时全部把手背在身后 , 无不认真听讲 , 这种“工况” , 不出精品可能吗 ? 可是 , 在严密的课堂纪律下 , 我国学生习得的只有顺从、服从 , 长时间地接受灌输教育 , 容易没有了自己的想法、个性和兴趣。这样的学生 , 在卷面测试中 , 当然可以获得高分 , 但离开试卷呢 ? 我们的学校教育中 , 没有生存教育、生命教育和生活教育 , 而在家庭教育中 , 家长也把所有事务包揽 , 只给孩子一个任务 : 努力学习。是到该改进改革的时候了。 2012 年 6 月 29 日，新华每日电讯《熊丙奇：招生提醒不要仅针对民办高校》：不少高考出分填报志愿的省市， 28 日开始填报高考志愿。对于部分落榜考生来说，除了复读之外，选择上民办高校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但是，民办高校良莠不齐的现象较为严重，虚假宣传、任意设置终止专业、违规收费等情形也时常发生，教育部门提示考生家长要谨慎选择。 ( 6 月 28 日中国广播网 ) 几乎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针对考生报考民办学校的提醒。提醒当然是善意的，但这善意听上去总让人不是滋味。难道只有民办高校在招生中有“虚假宣传”、“违规收费” ? 事实上，这些行为在公办院校，甚至包括一本的名校中，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仅仅只提醒考生注意选择民办学校，而不提醒考生谨慎选择公办学校、尤其是一些名校的招生行为，实质上将民办学校的招生置于不利境地。从某种程度说，这也是对民办高校的舆论歧视。总体看来，当前的民办高校在招生中的表现，其实要远好于公办高校。民办高校没有可动用的政策资源，不能像北大、清华那些名校一样，利用国家资源、录取手段、招生政策抢生源，只能在市场中接受考生的挑选。另外，从教育部门查处的违规收费看，公办高校的违规收费也比民办学校要严重——因为民办学校十分清楚，一旦自己违规被发现，就可能面临政府部门减招、停招的处罚，这就让自身陷入生存的困境——它们不像公办院校，背后有政府部门做靠山，即便不招生也不愁没饭吃。当前，我国高考录取中的最大问题，不是来自民办高校，而是来自一些名校利用招生特权，不顾规则地“抢生源”。比如，北大和清华等高校，除了在自主招生中，可以预先“圈定”一批学生，还可以在高考录取中，从教育考试部门那里第一时间获得考生的信息，给学生发所谓的“预录取”通知。同样这些行为，如果出现在民办高校，就会被舆论批评为违规、招生诈骗，也会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再就是，公办高校的“虚假宣传”，也并不少，比如，有高校号称本校有多少院士，其实这其中有不少院士最多在学校兼职挂名而已；有高校称自己在某个大学排行榜中位列几位，事实上，这一大学排行榜本身就没有公信力，而且，这个学校的“名次”还说不定是花钱买来的。可是，对于这些“虚假宣传”，鲜有媒体关注。倒是没有“背景”的民办高校，却被舆论盯得甚紧。笔者并不反对对民办高校的招生进行监督，但只针对民办高校，却任公办高校胡乱作为，这不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吗 ? 这种学校间不平等的竞争，正是导致我国教育质量难以提高，教育发展受困的根本原因。首先，由于学校间的地位不平等，民办学校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公办名校可以用特权正大光明违规抢生源，民办高校则要么等待“慢慢死亡”，要么搞一些招生小动作，某种程度说，民办高校的虚假宣传，是应对招生特权的“副产品”。他们的行为相对于公办名校来说，只是小巫见大巫。其次，由于公办名校拥有各种制度、资源优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极为不均衡，这导致受教育者的选择十分狭窄。很多考生选择民办高校，完全是出于无奈。只有在自己的考分无法进入一本、二本学校之后，才考虑选择三本的民办院校和放在最后招生的高职高专。换句话说 , 民办高校生活在高等教育的最低端。对于利用民间资金举办的民办高校，我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应该善待。首先，应该消除对民办高校的歧视，包括政策性歧视和舆论歧视。教育部日前印发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 简称《实施意见》 ) 。《实施意见》重申明晰了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的相关政策。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落实民办学校招生、办学的自主权 , 落实民办学校教师待遇 , 保障民办学校学生权益。希望这一《意见》能得以切实实施。其中，民办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办学自主权尤为重要。舆论指责民办高校的专业设置随意，但其实，这些专业的设置，并不是由这些学校自主设置的。因为按照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规定，高校设置专业，是要报审批的，所以，很多高校设置专业，不会考虑社会需求，不会经过周密论证，而会重点关注怎样打动审批部门。只有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才能让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和学校的办学定位，自主设置适合本校特点的专业，从而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其次，民办学校自身也要重视质量建设。毋庸讳言，我国民办高校已经走过了靠规模维持生存的时代，接下来必须走质量发展之路。随着生源数的减少，以前靠规模发展的民办高校，将面临破产关门的危机。在这个时候，如果民办高校还想着怎样忽悠考生，而不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 以诚对待每位考生，将与得过且过的“寒号鸟”无异。 2012 年 07 月 23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社会对高教的需求不仅是“就业”》：日前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联合发布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 (2011 ～ 2012) 》。蓝皮书指出 ,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主要面临两大问题 : 一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 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二是劳动力市场保护不平等 , 非正规就业现象仍然严重。 ( 7 月 20 日中国新闻网 ) 近年来 , 在大学生就业难的整体背景下 , 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需求 , 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 , 来调整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呼声不断。在这样的呼声下 , 我们看到不少学校确实增设了“热门”专业 , 比如经管、法学等专业 , 同时减少了传统学科的招生规模 , 比如历史学、哲学、理学等。但令人不解的是 , 这种调整并没有改变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 , 结果却是 , 一些“热门”专业 , 在大学趋之若鹜之下 , 转眼变为“冷门”。问题出在高等教育对社会“需求”的理解 , 出现了严重偏差 , 以为“需求”就是就业需求、经济需求。而实际上 , 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 不仅有就业需求、经济层面的需求 , 还有为社会提供思想、发展人文的需求。当然 , 高等教育出现这样的偏差 , 与政府部门和社会舆论对需求的理解也有密切关系。我国政府近年来就一直以就业率来考核各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 而社会舆论也高度关注高校的就业状况。认为能让学生在毕业时“好就业”的大学就是好大学。只以“就业”需求来要求高等教育 , 必然出现两方面的结果。一是所有高校都以就业为目标进行教育教学 , 结果是把大学变为职业培训所；二是什么专业热门、好就业 , 大学就一窝蜂开设什么专业 , 结果是专业开设重复 , 大学缺乏特色 , 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出发点 , 却与社会需求渐行渐远。如果认识到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元的 , 那么 , 高等院校就应该有不同的办学定位。其中 , 有部分高等教育应该以社会就业需求为目标 , 以就业为导向开展教育教学 , 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还有一部分高等教育则应该以能力为导向开展教育教学 , 重视对学生的通识教育 , 关注学生的基本能力和素质提升。而对应这些不同办学定位的高等教育 , 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在美国 , 高等院校有不同的办学定位。其中有两类 , 很值得我国内地发展高等教育时借鉴。一类是“供给者导向” , 即以办学者为主 , 确定学校的办学定位 , 开设相应的学科、专业；一类是“需求者导向” , 即办学者密切关注社会需求的变化 , 灵活地开设求职者需要的课程。前一类其实就是精英教育学校 , 这类学校坚持自身的办学特色 , 并不追求社会热门 , 比较典型的是上个世纪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金斯曾谴责人们把大学看作“服务站” , 目的是帮助学生讨生活。后一类则是职业教育学校 , 这类学校追求的就是给学生找一份好工作的技能。我国高等教育过去 10 多年中 ,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之前 , 高等院校被称为是象牙塔 , 所有学校 , 包括高专 , 都与社会保持着距离；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 , 高等教育大扩招 , 在教育产业化观念的指引下 , 几乎所有高校 , 都走产业化路线 , 学校办学变得极为功利 , 非职业化、技能化的课程在大学逐渐淡出。出现这两个极端 , 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 , 高等院校没有办学自主权 , 大学的办学定位是由政府部门确定的 , 而不是自身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的 , 其结果是都无法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这样的高等教育发展 , 连办学者自己也感觉迷茫。最近研究生教育备受社会关注 , 调查显示 , 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 , 已达 50 多万 , 是 10 年前的 2 倍多。从教育的定位分析 , 研究生教育总体来说 , 属于精英教育。精英教育能如此快速地扩大规模 , 在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 , 是比较罕见的。这源于我国大学错位地“积极满足”社会需求 ( 对高学历的需求 ) 。办学定位就发生根本性错误 , 所以 ,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下降 , 就业情况不如本科毕业生 , 也就在意料之中。只有让高等院校有合理的定位 , 才能满足于不同的社会需求 , 这就需要赋予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拥有办学自主权的大学 , 会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传统 , 确定不同的办学定位。在这种办学环境中 , 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和评价也才会理性 , 不再用单一的就业标准评价大学 , 而会结合不同大学的不同办学定位 , 去评价这所大学所开展的教育 , 所培养的学生。 2012 年 08 月 06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独立学院需学会“独立”》： 8 月 2 日 , 山东本科二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开始投档，在众多招生院校当中，独立学院是最为忧虑的。从 2012 年开始，独立学院“摘帽单飞”，不再发“母体学校”学位证书，而是发放独立学院学位证书，再加上公办民办性质还未厘清，高昂学费，独立学院在今年招生中感到刺骨寒意。在之前进行的山东二本一次征集志愿中，有 104 所院校理科和 119 所院校文科“零投档”，其中超过 9 成为独立学院。 ( 8 月 3 日《半岛都市报》 ) 独立学院在我国高校招生中，曾有过短暂的“辉煌”的历史，甚至被誉为“一出身就风华正茂”。但其“辉煌”，不是来自其本身的办学质量、办学声誉，而是由于其背靠的“大树”——母体学校。当年，这些学校放在二本招生，但毕业学生却可获得母体学校的文凭。换言之，一名考生以二本的分数进入独立学院学习，四年毕业之后却可获得一本学校 ( 独立学院的举办者 ) 的毕业证书。很显然，在我国“学历社会”中，独立学院的招生红火，是必然的。独立学院的这种“红火”，很快就引来社会的质疑。具体包括，这是学生花钱买文凭，学校则变为贩卖文凭的学店；这种办学模式，对学生来说很不公平，以一本高分进入一本院校的学生，最终获得的文凭与以二本分数进独立学院的学生的证书一样，在有的高校，这种不公平，还闹出“文凭门”；独立学院一举办，就可招收本科，且由于颁发母体学校文凭，这严重挤占了没有背景的民办院校的生存空间。针对独立学院的上述问题，从 2005 年起，教育主管部门对独立学院实施整顿，要求独立学院“五独”——独立法人、独立校园、独立财务、独立师资、独立证书。简单地说，就是要求独立学院厘清与母体院校的关系，变为一所完全独立的院校。其中，“最要命”的是独立证书，这要求独立学院，不能再颁发母体学院的文凭，而必须获得学位授予权，颁发自己的证书。从一所学校的长远发展来说，独立办学是必然选择，可是，不少独立学院，却一直不愿意独立。其间的利益关系不难理解，学院通过审批，获得学位授予权，这表明学校的独立办学能力得到认可，然而，鉴于自身颁发的文凭，“含金量”比不上母体学校，因此，独立学院宁愿没有学位授予权，而一直颁发母体学校的文凭。鉴于这种利益关系， 2008 年，教育部再次制订并发布《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要求，“本办法施行前设立的独立学院，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调整，充实办学条件，完成有关工作。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5 年内，基本符合本办法要求的，由独立学院提出考察验收申请，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考察验收，考察验收合格的 , 核发办学许可证。”按照这一办法，独立学院必须在 2012 年“独立”。如前所述，获得独立办学资质的独立学院，在教育教学质量上，基本上得到认可，然而，在高考录取中，独立后的民办学院“遇冷”，充分表明，我国社会还是有着很强的“学历情结”——同样一所独立学院，以前颁发的文凭是母体学校的，就受到追捧，而在获得独立学位授予权之后，却不被待见，这会让独立学院感到“寒心”，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自身此前的“辉煌”不过是假象，要真正确立自身的地位，必须努力提高办学质量，形成办学特色。对于独立学院的独立办学之路，我国教育部门也应该为其创造条件。首先，应该给独立学院平等的竞争空间。独立学院的“兴衰史”，给教育管理的一个启示是，我国高校的竞争，其实靠的不是学校的质量和特色，而是某种机制。一本院校，可以获得更多国家资源，也在招生录取中拥有放在第一批次的机会；独立院校以前的“红火”，也是得益于其授予母体学校的文凭，是符合政策规定的。从本质上说，这些都限制了学校的平等竞争。其次，应该落实和扩大所有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虽然目前的高考制度，限制了学生的选择权——一名学生在高考录取中，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可是，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日益丰富，以及生源数的下降，考生已经开始以脚投票选择适合自己的高校，这么多的独立院校遭遇零投档，已经说明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学校有能力应对考生的选择，就必须赋予他们自主办学，包括自主招生、自主设置学科、自主设置专业、自主开设课程的权利，不然，学校只能按行政指令招生、培养、管理学生，毫无特色可言，学校拿什么来吸引学生呢 ? 2012 年 08 月 20 日，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南科大“上水平”的标志是什么》：相比于办研究生教育，公众更希望看到南科大采取全新模式办学，哪怕速度慢一点，只要方向正确，就值得期待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18 日做客广州岭南论坛称，南科大今年 4 月份“去筹转正”获得招生权，但仅限于本科生，下阶段将争取获得研究生的招生资格。朱清时表示，相关的科研基地一旦准备成熟，经过评估和认证，国家教育部门就有可能批准南科大招收研究生。但他没有透露南科大争取研究生招生的相关时间表。 ( 8 月 18 日新华网 ) “一步到位把南科大办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是朱清时校长的梦想。很显然，按照这样的梦想，朱校长是很希望南科大能尽快招收研究生的。但在笔者看来，突破传统的“办学节奏”先办本科，多年后条件成熟后再办研究生教育对于学校的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作为一所新举办的高校，不能简单把举办研究生教育，作为“上水平”的追求，更应该集中精力探索全新的管理、培养制度，努力争取办学自主权。客观而言，南科大的办学定位是比较明确的办一所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因此，学校将举办研究生教育作为发展目标，无可厚非。可是，这一切必须水到渠成，而不能违背规律强求。而且，刚获正式举办权的南科大，还存在办学制度不明确的严重问题。在笔者看来，南科大当务之急，必须理顺学校的办学体制，努力争取学校办学自主权。如果学校的管理模式没有创新，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就是允许招收研究生，也很难办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南科大今年的本科招生，就不是自主招生，而是纳入到集中录取框架中，仅给学校有限的招生自主权。按照南科大本科招生的模式，它要举办研究生教育，恐怕教育部门也会要求所有考生参加全国统考，如此一来，南科大的研究生教育，也就和其他学校的研究生教育一样，难以突破现有制度的局限。另外，整个社会对南科大的期待，其实不在于举办研究生教育 ( 虽然这一点在南科大办学者看来十分重要 ) ，而在于南科大是否能推进教育改革。如果南科大接下来把精力放在争取举办研究生教育上，那么 , 其花在改革上的工夫，就将大为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南科大如愿举办研究生教育，社会对其研究生教育的关注度，都有可能远低于本科教育。另外，假如南科大在改革上的作为不大，就是南科大的本科毕业生，都不一定会选择南科大继续深造，而是改投其他高校或者海外名校。朱校长一直举海外大学的例子，来说明一步到位举办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在海外，大学从开始设立起，就可以招收研究生，这是事实，但问题的关键不是能不能举办研究生教育 , 而是是否有这一办学机制。在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中，政府部门只负责高等院校的设立审批和依法监管，至于举办何种层次的教育，颁发怎样的证书，这完全属于学校的自主权。我国现在缺乏的就是这一制度，南科大所要做的正是这一突破。但从现实看，南科大寻求的不是这种突破，而是在现有体制之下，“加快”办学的进程，就如其本科教育，最初是希望“自主招生 , 自授学位”，在此路不通后，学校就在逐步纳入“正规”过程中，认可政府对学校的安排，包括政府加快对南科大“去筹”的审批，以及教育部门把南科大放在集中录取的提前批招生，就让学校颇为满意。以这种模式推向，南科大期待教育部门拿出审批南科大“去筹”转正、允许正式招生的速度，来审批其举办研究生教育。但不客气地说，这在制度上没有任何改革和创新，不过是提高了审批效率而已。如果南科大采取这种思维推进办学，只是加快让学校成为一所传统公办院校的进程，而没有加快改革进程。相比于南科大举办研究生教育，公众更希望看到的是南科大采取全新模式办学，哪怕速度慢一点，只要方向正确 , 就值得期待。 2012 年 09 月 10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如何避免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所》：大学不是简单的职业培训所 , 读名校也不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好文凭、找一份好工作。 9 月 7 日上午 , 复旦大学 2012 级本 ( 专 ) 科新生开学典礼在复旦大学正大体育馆隆重举行。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演讲中提问“大学是什么 ? ”引发学生沉思。 ( 9 月 8 日《新闻晨报》 ) 杨校长的演讲 , 确实击中了当今大学生求学的要害 , 很多大学生一进大学校门 , 就想着找一份好工作 , 并为此规划大学生活——大学一年级就开始频繁“翘课”到校外兼职打工 , 只对那些对求职“有帮助”的“工具课程”感兴趣 , 整个大四完全成为就业年 , 基本上不出现在大学和大学课堂。如此一来 , 大学完全变为职业培训所 , 大学生也只拥有一定的就业技能而缺乏作为大学生的基本能力与素质。但是 , 大学变为职业培训所 , 不仅仅是学生的成才观点问题 , 根本原因 , 还在于目前大学的办学定位及社会对大学的评价存在偏差。按照高等教育的分类 ,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 有的高校的办学定位应该是实行精英教育、通识教育 , 学校的课程设置、教育教学 , 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导向 , 而不是一心围绕就业转 , 这类学校主要是像复旦这样的 985 高校、 211 院校；还有的高校的办学定位则是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和应用型人才 , 这类学校以就业为导向 , 主要培养学生的就业技能。但从现实分析 , 我国目前几乎所有高校 , 都有成为职业培训所的趋势。出现这种趋势 , 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 其一 , 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大学拥有包括招生、学科专业设置等 7 项办学自主权 , 但迄今为止 , 没有一所大学拥有这些权利 , 从招生 , 到专业设置、课程设置 , 都要经过政府部门审批 , 简单来说 , 是政府办学而非学校办学。这种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 , 导致教育行政化十分严重 , 学校办学缺乏自主权 , 也就缺乏个性和特色 , 所有大学“千校一面”。杨玉良校长在开学演讲中 , 提到学生自治 , 可目前的大学 , 不仅学生自治难 , 还缺学术自治。这在大学课程设置上 , 表现得十分明显。学生们对大学课程设置不满意 , 认为有的课程毫无价值和意义 , 追问学校为什么要开设这些课程 , 可学校的回答是 , 我们也不想开设这些课程 , 但按照规定不得不开设。这种办学格局 , 直接导致老师和学生共同应付教学 , 久而久之 , 学生们自然会产生“与其把事件花在无价值的课堂中 , 不如抓紧时间培养就业技能实在”的想法 , 事实上 , 不仅大学生有这种想法 , 不少大学教师就是这样“鼓励”大学生的。其二 , 政府部门和社会以单一的就业率评价办学的优劣。从本世纪初 , 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开始变得严峻 , 为促进高校重视就业 , 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各高校统计就业率 , 并向社会发布。此后 , 就业率成为评价一所大学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 , 而且 , 还被作为确定大学专业生死的依据。 2004 年 , 教育部要求 , “对连续 2 年就业率不足 50% 的专业要严格控制招生规模 , 就业率连续 3 年不足 30% 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 ,2011 年 , 教育部再次发出通知 , 明确提出“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 60% 的专业 , 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相比 2004 年的规定 , 有关部门对就业率的要求越来越高。用就业率评价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技术人才的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 , 是可以的 , 这些学校也应该根据社会的需求情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 , 可是 , 拿就业率来评价实行精英教育的高等院校 , 并不适合 , 甚至会产生严重的误导——为提高就业率 , 大学会砍掉对就业“无用”的课程 , 一些基础学科 , 也在就业率的压力下 , 面临生死存亡。客观而言 , 这种办学导向 , 对学生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杨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促学生深思 , 但要注意的是 , 这些“大学新人” , 某种程度上 , 还是一张“白纸” , 他们怎样认识大学、怎样规划大学 , 取决于大学的教育教学环境和大学教师们的引导。同样是我国的高中毕业生 , 到美国大学去留学 , 为何他们的追求 , 不是为了一张名校文凭 , 也不是找一份好工作 , 而会对一些基础的人文、社会学科感兴趣 , 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 这与大学的氛围、教育教学模式有紧密关系——大学的精神会感染每位学生 , 即便此前上大学的目标很功利 , 但融入到大学之后 , 会改变原来的想法。如果我国大学把大学生身上的功利读书观 , 都推给社会 , 而不反思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 , 学生们的反思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假如开学之后的大学课程 , 就让他们索然无味 , 老师嘴里 , 除了抱怨 , 就是怎样发财当官 , 如何让学生树立大学理想 ? 十分严峻的现实是 , 很多大学新生怀揣大学梦想进入大学 , 可很快就梦想破灭——大学不是理想的大学 , 教师不是理想的教师 , 课堂与高中一样枯燥 , 甚至有不少学生谋生退意 , 这是大学必须高度重视的。【注：熊丙奇以为自己有资格对中国大学校长们指手画脚了。】 2012 年 10 月 15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推动教改需更多师生参与》：近日 , 一名深圳大学大三学生 , 以数篇万字长文批判当前深大乃至中国大学各种弊端 , 呼吁师生踊跃参与 , 推动深圳大学的进一步深层次改革。对此 , 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给出积极回复称“会加以思考”。坦白说 , 读完这位大三学生的文章——《谁来拯救你 , 我行将就木的母校 ! 》、《论深大十月革命与中国大学的出路》 , 笔者并没有发现特别有新意的东西 , 其提出的给予深大办学自主权、让教授民主选举教授会以及营造学校自由的舆论氛围的建议 , 也和当下讨论的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目标相差无几。尽管如此 , 这些建议由学生写出 , 并公开发布 , 仍令人感到欣喜。对于我国的教育改革 , 舆论一直期待能够“自上而下” , 系统推进。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 , 就被认为是对国家教改的系统规划。可是 , 纲要颁布至今已有两年多时间 , 关键领域的教改 , 比如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 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 ,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 却进展不大。原因显而易见 , 因为主导教育改革的是教育行政部门 , 而这个部门也正是被要求放权的对象。要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 就需要政府部门把本属于大学的招生自主权、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课程设置自主权、学位授予自主权等交给大学。但南科大改革的实践表明 , 依靠政府部门的自觉性 , 主动放权 , 是十分困难的。那么 , 怎样才能启动教改呢 ? 可行的思路无非有二。一是改革教改模式 , 将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教改 , 改为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推进教改 , 具体思路是 , 将教改纲要过立法程序变为教改法案 , 这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措施与现行法律法规不吻合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让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变为监督执法的对象 , 政府必须依法放权 , 而不是视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放权。二是公众参与教改 , 就是由教育第一线的教师、学生以及社会人士 , 表达对教育改革的意见 , 参与改革方案的制订 , 并监督教改方案实施。这在国家制订《教育规划纲要》时已经尝试 , 但观察这之后的教改试点 , 师生对教改的参与并不多 , 这事实上造成了教改雷声大、雨点小。师生之所以没有参加教改的积极性 , 一来缺乏参与渠道 , 普通师生微言轻 , 说了也没什么意义；二来担心说错话 , 给自己带来麻烦 ,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就是有不少教师和学生虽然认为教育问题十分严重 , 急切需要教改 , 可他们不相信政府部门真想教改。从目前的情况分析 , 要将教改纲要 , 变为教改方案和行动 , 仍有很多困难 , 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如果师生能以积极的姿态提出教改意见、参与教改方案制订 , 这很大程度可以形成教改的舆论力量 , 并推动博弈机制的建设 , 这正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内核所在。就像这位大学生的建言 , 目前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校方的重视。如果师生都以“人微言轻”“事不关己”的态度 , 对待教改 , 教改确实就可能毫无进展。你怎样对待教改 , 就可能有怎样的教改。如果大家抱着对教育的热爱 , 坚持不懈 , 不怕困难和挑战 , 坚持建言 , 最终必定会形成推动教改的力量。这也是这位深圳大学生建言的价值所在 , 如果多一些这样的大学生 , 能表达自己对教改的观点 ( 哪怕是重复别人的观点 ), 就会形成公众参与教改的力量 , 争得属于自己的话语权。需要注意的是 , 在当前的教改试点中 , 其实也是提供了途径让师生表达意见的。可在现实中 , 相当数量的师生 , 都觉得这些途径是走形式。比如 , 在公选校长中进行民意测评 , 大家并不把其当回事。如果大家都以“走形式”的态度对待 , 结果就是“走形式” , 而如果师生不愿意走形式 , 坚持要求民意测评结果必须当场公开 , 在教育部门和学校拒绝公开之后 , 还是一再提出要求 , 那么 , 情形就可能完全不一样。 2012 年 12 月 17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没有教育决策话语权 , 谁都是弱者》：三大自主招生联考的方案前不久公布 , 每个联考均只考两门 , 考试时间被安排在同一天 , 这引起不少学生和家长的不满。在上海 , 就有一些考生“吐槽”说 , 理科只考数学、物理两门 , 对于选化学和生物的学生不公平；三大联考放在同一天 , 也让学生很纠结。有家长呼吁 , 教育部门出台政策时应该听取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意见 , 不能搞突然袭击。我很赞成学生和家长的意见 , 同时也感慨 , 没有话语权 , 每个受教育者 ( 及其家长 ) 其实都是弱者。对自主招生联考政策有意见的沪上学生和家长 , 都是有上海户籍的人 , 他们相较于“占海特”们可以算作强者 , 但在不合理的制度面前 , 他们也几乎无能为力。每个人站在自身的利益角度 , 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没有错 , 但是 , 大家要意识到 , 教育平权是惠及每个人的最终选择。在高考公平问题上 , 北京人和上海人出于现实利益 , 不愿意开放异地高考 , 可他们没有想到 , 目前这种画地为牢的招生录取方式 , 极有可能将让自己的子孙也深受其害。比如 , 一个上海人到北京去工作、生活 , 孩子出生在北京 , 按照现在的政策 , 其子女在北京也不能参加高考 , 必须回上海高考。要推进教育平权 , 就要建立将民意纳入教育决策的基本机制。在自主招生政策制定中 , 应该充分听取民意；同样 , 在开放异地高考问题上 , 也应该听取各方意见 , 对如何开放达成共识。只有建立这样的机制 , 大家的意见才会得到表达、尊重。不然 , 在某个议题中貌似强势的群体 , 在另一个议题中 , 就极有可能是弱势。这不仅对受教育者群体如此 , 对教育者、办学者、教育管理者群体来说 , 也是如此。相对受教育者来说 , 教育者群体更强势 , 可是 , 在评价、考核方面 , 教育者们也没有话语权 , 他们被行政力量支配；相对于教育者来说 , 办学者也先得强势 , 可是 , 对于行政部门 , 办学者的自主空间极为狭窄……这就是教育系统中各个层次的教育人 , 都不断抱怨 , 觉得自己很弱势的原因。其实 , 只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 将民意纳入决策程序 , 是不难找到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拿异地高考来说 , 在目前的高考制度框架下 , 通过开放高考报名条件的方式 , 来推进异地高考 , 必然会引发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员的利益冲突——本地户籍人口会认为这是外来人员抢自己碗里的“蛋糕” , 而如果推进高考改革 , 打破现在的高考录取框架 , 实行高校自主招生 ,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一方面 , 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 , 建立多元的高考评价、选拔体系 , 我国教育将走出单一的应试模式困境 , 也让受教育者解放出来。另一方面 , 全国重点大学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 , 也会改变各地的高考利益格局。从某种程度说 , 异地高考问题和当前自主招生联考问题 , 其实是一回事。如果教育部门放权 , 推进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 , 异地高考问题得到解决 , 而联考也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变异了。不听取民意 , 只有政府部门拍脑袋决策 , 这必然带来三方面问题 , 一是政策制定极为随意 , 我国联考政策一年一个样 , 就是因这一决策机制所致 , 如果有必须听取民意 , 将民意纳入决策的机制 , 政策不可能变化这么快；二是政策只体现行政部门的意图 , 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意见被漠视 , 很多政策一出台就遭遇质疑；三是无法表达意见的教育者、受教育者群体陷入彼此“掐架”中。一项政策 , 总归会有得利者 , 也有不利者 , 于是得利的一方 , 和不利的一方 , 就打起口水战 , 而在热闹的口水战中 , 大家似乎忘了 , 这次的得利者 , 下次可能是受损者 , 造成受损的原因 , 不在于这次的得利者 , 而是作为决策者、处于强势的行政部门。要让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切实的维护 , 就必须赋予他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 当每个公民都有了这样的权利 , 才会减少不公的事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每个人也应该尊重他人的这些权利 , 不要对他人遭遇的不公幸灾乐祸 , 要知道 , 决策机制不变 , 类似的不公转眼就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2012 年 12 月 31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解决异地高考须寻求治本之策》：临到年终 , 北京、上海和广东先后公布了异地高考方案或过渡方案。作为异地高考矛盾最突出的地区 , 北京、上海和广东能在年底公布异地高考改革的思路和方案 , 算是落实了国务院有关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精神。但是 , 分析具体的方案 , 不难发现 , 北京的过渡措施所设置的门槛很高 , 上海基本延续了以前的高考政策 , 广东的方案也与公众的期待有差距。正因如此 , 网友对上述异地高考政策感到失望 , 完全在情理之中。这也是在现行高考制度框架下 , 国家将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权限交给地方的必然结果。早在国家出台解决异地高考的意见时 , 笔者就撰文指出 : 在现行高考制度框架下解决异地高考 , 在流入人口少、高考竞争程度激烈的地区 , 可以行得通；但在流入人口多、高考竞争程度不激烈的地区 , 就面临很复杂的利益纠缠 , 地方政府必然根据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员的高考利益平衡、城市的教育资源和整体承载力 , 设置相当高的门槛——对于这些地区 , 解决异地高考 , 应该由国家层面主导 , 具体包括设置开放的基本门槛要求 , 并根据门槛条件 , 统计各地外来人员参加高考的人数 , 协调各地的高考录取指标。现在各地的异地高考方案基本出台 , 从北上广的异地高考方案看 , 果然“不出意料”。可以说 , 有关异地高考的矛盾 , 并不会因方案的出台而得到缓解 , 矛盾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激化。比如 , 就包括北京的过渡措施和上海、广东方案提到的异地借考思路 , 能否执行就存在变数——北京、上海、广东的考题和其他地方的考题不同 , 分数怎么折算 ? 地方允许借考吗 ? 北京、上海、广东怎么和其他地方进行协调 ? 为此 , 笔者建议 , 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 还必须寻求新的思路。当前解决异地高考的思路 , 很难根本性地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 只能“治标不治本”。众所周知 , 我国实行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 , 各高校把招生计划分配到各省市 , 如此一来 , 高考录取指标就变为各省的蛋糕 , 高考按户籍报名的规定就是这样出来的。显然 , 在这一录取制度不变的情况下 , 开放异地高考 , 本地户籍人口就会认为是外来人员“瓜分”自己蛋糕 , 必然产生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员的利益冲突。这一冲突在北上广尤其突出 , 在其他省市 , 包括山东、黑龙江、浙江等地也存在 , 本地户籍人口也质疑 , 开放异地高考会不会影响到当地户籍学生的利益 , 只是他们的质疑被淹没在对北上广的质疑中。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 就必须推进高考改革 , 具体来说 , 就是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思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 , 政府宏观管理 , 专业机构组织实施 , 学校依法自主招生 , 学生多次选择 , 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 , 打破现行的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如果能实行高考制度改革 , 根本就无需各地再出台异地高考方案。首先 , 全国重点大学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完全自主招生。目前 , 我国已有 80 所学校实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 , 其中存在三大联考 , 这三大联考都是全国性质的统考 , 考生在任何省市都可报名参加 , 如果将自主招生与高考集中录取脱钩 , 参加联考的学生 , 以联考成绩申请自主招生 , 获得学校自主招生资格 , 不再要求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 , 这不就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异地高考了吗 ? 其次 , 高职高专实行注册入学、申请入学。鉴于我国高职高专目前普遍存在生源紧张的问题 , 甚至有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出现生源危机 , 从高职院校发展和满足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需求出发 , 完全可以实行“注册入学 , 申请入学” , 进城务工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只要有高中学历 , 都可自主申请 , 这也就解决了大半的异地高考问题——目前高职的录取计划占总计划的一半左右。对地方本科院校 , 考虑到其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举办 , 可以把更多的招生名额投放给本地 , 考生在参加全国大学招生没有被录取之后 , 可以再参加地方院校的招考。按照以上高考改革 , 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 也就绕过了户籍利益的纠缠 , 而且 , 这样的高考录取制度 , 也将彻底改变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格局 , 为我国教育发展带来新气象。这是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值得认真思考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2013 年 01 月 28 日，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高价售学位不是教育创新是教育出轨》： 1 月 26 日 , 广东省人大代表、广东实验中学校长郑炽钦透露 , 政府借贷在广东实验中学高中校区的投入中占了四成 , 相应的 , 四成高中学位都被高价出售用于还贷了。广东省教育厅回应称 , 这种做法是引入新机制 , 尝试吸引社会资金 , 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 1 月 27 日《新快报》 ) 贷款建学校 , 再由学校出售学位还贷 , 是不是创新呢 ? 探讨这个问题 , 需要看到一个事实 , 那就是持有类似想法的政府官员和办学者并不少——他们认为教育投入不足、办学缺乏资金 , 可以依靠“盘活”资源实现“以教养教”。近年来 , 向银行借贷办学的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 , 我国大学的欠债规模达到 3000 亿元 , 高中学校的欠债规模也不甘落后 , 不少学校陷入债务危机。这使得一些学校试图通过扩大招生规模、提高学费、用学校资源搞经营、收取高价择校生和“议价生”等方式 , 应对办学经费不足。为此 , 有必要认真分析“办学能不能贷款” , 以及“非义务教育学校是否可以收取高价择校生、议价生”的问题。办学能不能贷款 ? 根据《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 , 学校举办者是可以贷款办学的 , 但学校不能作为借贷主体。政府举办学校 , 缺钱可以借贷 , 但这笔贷款应该由财政归还 , 而不是由被投入的学校来解决贷款问题。原因很简单 , 学校是事业单位 , 是非营利性的 , 无法靠经营收入去归还贷款。如果非要学校解决学校办学资金问题 , 其结果必然是学校提高学费标准、用学校资源去搞经营。这显然影响教育公平 , 也会分散学校的办学精力。非义务教育学校是否可以收高价择校生、议价生 ? 有不少人对此很赞成 , 其中一个理由是 , 国外大学也拿一定名额收“议价生”。其实 , 赞成者只看到了表象 , 却忽视了国外大学的运行机制。首先 , 这种现象只发生在私立大学 , 由政府举办的公立大学不允许；其次 , 那些大学实行现代学校制度 , 收取“议价生”的决策由大学理事会做出 , 收费标准向社会公开 , 过程透明；再次 , 学校财务管理透明 , 收来的所有费用及其支出 , 都向师生和社会公众公开 , 确保所有钱都用到办学之上。而且即便如此 , 国外私立大学收取少量“议价生”的做法 , 也一直都很有争议 , 一些私立学校已经取消了这一做法。相比之下 , 我国很少有学校真正实行了现代学校制度 , 学校的财务公开也没有形成制度。在这样的条件下 , 学校收取高价择校生的结果 , 很可能是滋生权钱交易和教育腐败——收来的钱 , 并没有促进学校发展 , 用来设立奖学金 , 而是用以冲抵本来应该由政府投入的经费 , 或者进入少数管理者、办学者的腰包。综上所述 , 学校高价出售学位 , 根本不是什么“创新机制” , 而是打着创新的旗号 , 推卸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责任。政府部门成为择校利益链条的一环 , 正是择校热和择校费乱象一直难以有效治理的关键原因。真正的教育机制创新 , 应该在另外两方面 : 其一 , 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 , 负责制订教育预算 , 并监督政府投入 , 改变教育投入不足、教育长期欠债的现状；其二 , 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和学校理事会 , 负责教育管理和学校重大战略决策 , 进而避免权力机构对学校办学的干扰 , 并铲除权力择校、金钱择校的生存土壤。 2014 年 6 月 4 日，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熊丙奇 : 大学校长要“有所为”先要“有所不为”》：董校长的承诺让人赞许，但要全面推进校长职业化，单靠校长的自我觉悟，是难有保障的，必须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改革我国大学校长的选拔、任命、评价机制在 9 日举行的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干部教师大会上，新任校长董奇承诺：在担任校长期间，本人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不申报院士，将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要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 (7 月 10 日《新华每日电讯》 ) 正如董校长在做出“四不”承诺时所说“大学校长是一个管理的岗位，是一个服务的职位，目前中国大学管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学校长必须心无旁骛、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校管理工作中去。”当好大学校长，先要“有所不为”，才“有所为”。担任校长岗位后，不再过多地参与学术研究，这是对校长职务的回归。一直以来，我国大学校长，都是一边担任校长职务，一边继续从事科研，包括申请课题，申报各种奖项。公众曾认为，这可以让校长更大程度发挥作用，否则，如果一名学者担任校长之后，就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是对其本人的浪费，也是学术研究的损失。这是对校长职务的严重误解，把校长当作了一个兼职就可以完成的工作。由于校长工作本身就很繁忙，再花精力去进行科研和教学，结果是两者都没有做好，尤其是学术研究和教学，校长从事学术研究，申请课题，往往只能“挂名”，而带研究生，也很长时间难以和学生一起交流。近年来，高校就曾爆出校长所带研究生发表和导师共同署名的论文涉嫌抄袭的丑闻，在事发之后，校长解释自己并不知情，对学生疏于管理，就是由于校长“兼职”太多所致。另外，学者担任校长之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还带来严重的行政化问题。有的校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自己搞到各种课题，这破坏了学术的平等竞争；还有的校长本没有从事多少教学工作，却经过包装去申报国家教学名师，与一线教师争夺教学荣誉。 2011 年科技部公布的“ 973 计划”项目，由大学承担的占 63 项。其中，项目首席科学家为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的共计 16 项。去年中科院、工程院新增院士公布，媒体统计发现，新增工程院院士中现任或曾任高校校长、副校长的共有 16 名，占 29.6% 。很显然，校长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更像是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学术福利和教育福利。在发达国家，从利益回避出发，有明文禁止学者担任大学校长后，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的；就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学者一旦担任校长，就将减少或不从事学术研究，也成为校长们遵守的惯例。这是现代大学制度对校长职业化的基本要求，只有如此，校长才能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的管理中，同时也切实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我国教育主管部门也认识到校长职业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在去年开始尝试以“职业化、专业化、去行政化”为基本标准公选校长，但对于学者担任校长职务后，是否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就使得承诺不再进行学术研究等成为校长的个体行为。在董校长之前，去年底，湖南大学新任校长赵跃宇也公开承诺“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这曾引起社会热议，舆论普遍赞扬赵校长带了个好头。此次董校长再在赵校长“两不”基础上增加“两不”，无疑将这一做法发扬光大了。但这能否在高校校长中蔚成风尚，前景并不明朗。要全面推进校长职业化，单靠校长的自我觉悟，是难有保障的，必须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改革我国大学校长的选拔、任命、评价机制。在发达国家的大学，大学校长是由对大学理事会 ( 或董事会 ) 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公开遴选的，因此，在选拔校长时，关注的是其是否具有胜任校长的能力 ( 包括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 ) ，而不是首要考察其是否有一流的学术能力。在考核、评价校长的业绩时，会只考察其担任校长职务的业绩，而不会关注其进行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按照这一选拔、任命和评价机制，校长将摆脱行政化，走向职业化。【注：熊丙奇或许以为自己比大学校长们高明得多。差矣。】每个人每一天或许都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以上约 5 万字，如果读者兴致盎然，可以自行搜索续补。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神气活现: 大庆商江 2014-12-28 04:50; 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神气活现【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百度百科》解释，《新华每日电讯》是国家最高新闻采集发布机构新华社主办，选编新华社各线路各报刊各新媒体精品稿件、荟萃全国其他媒体精品稿件，刊发原创评论和副刊的中央级新锐主流大报， 2013 年发行量达 160 万份。《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多次评论教育，使教育界人事不断增强对熊丙奇的敬重感。其中，《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评论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引起的反映有文字记载。可以感受到，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神气活现。 2011 年 11 月 21 日，《新华每日电讯》《破围墙 , 社区大学才是开门办学》：周六去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参观。学院领导自信地对我说，行健恐怕是上海唯一一所专门给社区居民开设一道门，方便社区居民进学校共享学院资源的高校，任何社区居民都可以自由进入行健学院，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图书，免费上网浏览数字文献与视频资料，在线体验国产学习软件等等。学校甚至还设有一个幼儿乐园，我看到一些居民带着孩子正在这里玩拼图，院长告诉我，其中有不少是进城务工人员。进出校门不要查身份，进入图书馆阅览不要阅览证，任何社区居民都可免费享有校园的设施，哪怕是只为到这里看 3D 电视，学校都欢迎。行健学院给我的初步感觉是，这有点像美国的一所社区学院，学院提供的教学内容，包括高职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职业培训、老年大学以及婴幼儿启蒙教育，受教育对象覆盖了几乎所有居民群体。学院的未来规划，也正把建设真正的开放的社区学院作为目标。但相比美国的社区学院，目前在我国建设社区学院，还有不小的障碍。具体来说，有三大“围墙”，让社区学院发展处在夹缝之中，而且难以摆脱低层次以及业余学习的形象。首先是学校与社区的“围墙”。行健学院虽然打破了学院与社区的围墙，但目前只有周六向社区居民全部开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更大程度的开放，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目前投入学校的经费，没有公共服务这笔预算。去年颁布的上海《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提升和整合各类教育学习资源，优化市民终身学习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为市民提供便捷、丰富、可选择的学习机会和学习资源。根据纲要，上海将重点建设 18 个区 ( 县 ) 社区学院，继续推进街 ( 镇 ) 成人学校和社区学校标准化建设，建设 3000 个标准化居 ( 村 ) 委居民学习点，完善全民终身学习三级学校网络，形成“教育进社区，学习到家门”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这意味着，对于社区学院的建设，有关部门早有打算，那么，能否在投入时把有关高职院校作为发展社区教育的重要依托呢 ?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发展，普遍面临生源紧缺问题，未来几年之中，不少高职院校的招生规模将萎缩，如果高职的办学定位不调整，极有可能出现高职资源的闲置。在这个时候，从发展社区教育出发，将高职教育资源向社区全面开放，建设我国的社区学院，不但有利于社区教育的发展，也有利于高职院校找到新的发展空间。高职学院依靠政府投资、学生学费、社会资金支持，面向社区，将走出一条全新的办学道路。其次是学校与学校的“围墙”。所谓学校与学校的围墙，就是学校间的教育资源共享、学分互认问题，目前在我国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在美国，社区学院作为两年制的大学，对很多高中毕业生有很强的吸引力，除了其学费很低之外，学生毕业将有副学士学位，可以以社区学院的课程学分自由申请进名校深造，学分得到名校的认可，在名校毕业之后直接拿到毕业证书。这得益于学校的学分互认制度。据介绍，美国社区学院大都与不少名校有转学协议。只要学生在该社区学院修满了相应的学分， GPA 达到指定的要求，就能够无条件地转入已有转学协议的学校。但我国学校间的学分基本上是不能互认的，专科毕业是要参加专升本才能进入本科院校学习的，而且最终得到的证书 , 还要被盖上“专升本”的印章。再次是教育与教育的“围墙”。至于社区居民接受学习，现在虽然有“学分银行”的概念，可是，累积的学分能派什么用场呢 ? 按照目前的教育管理制度，我国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是很难“流通”的，在文件中，经常有建立“立交桥”的字眼，但往往行进到关键点，就此路不通。上海今年初出台的《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提到了各类教育的学分互认，可这是单向的，职业教育认可普通教育的学分，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认可普通教育的学分，而真正应该做的是，普通教育认可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学分，这才能打破唯普通教育是尊。美国的社区学院之所以蓬勃发展，就在于没有这样的教育与教育的围墙，于是，社区学院给所有教育者提供了多元的教育选择，也改变了高中毕业一定选择名校，否则其他道路都很艰难的成才模式。也许有人不认同普通教育认可职业教育、社区教育、成人教育学分，觉得职业教育、社区教育的质量太低，这是以现在的眼光看待未来的问题，我国目前各类教育都实行“宽出”，导致用入学门槛而不是毕业标准来评价学校质量。在打破教育之间的围墙之后，学历本身的价值降低，职业学院、社区学院，也可办成一流水平。在美国，不少社区学院学费低，但教学水平并不低于名校，执行严格的培养标准。从打破以上三方面围墙看，本质要求我国继续进行教育改革，具体包括高职学院、社区学院的“申请入学、注册入学”招生制度改革，大学自由转学制度探索。在笔者看来，我国目前完全有条件全面推进高职以“申请入学、注册为学”的自主招生，同时可实现高职、成教、网络教育、职业培训的课程互认、学分互认，自由转学，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探索与普通教育的学分互认，就可逐步推进我国的教改，形成新的教育发展局面。（熊丙奇）【注：熊丙奇对美国社区学院的了解或多于国家教育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应当有计划安排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公务员赴美国考察教育。】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党委宣传部）《熊丙奇教授应邀来院参观指导并在《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员文章》： 11 月 19 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熊丙奇应邀来院参观指导，并于 21 日在《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破围墙，社区大学才是开门办学》的评论员文章。 19 日，熊丙奇教授在学院党委书记黄群、院长袁允伟等陪同下参观了学院数字化市民学习港运行情况。参观中，院领导与熊教授就学院独特的办学形式、理念、发展规划等进行了探讨。学院由业大转型十年来在社区教育建设的探索，得到熊丙奇教授的肯定。参观后，熊教授就社区教育进行了科学前瞻性的思考，并于 11 月 21 日在《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破围墙，社区大学才是开门办学》的评论员文章。熊教授结合行健职业学院社区教育的实践探索，根据目前教育教学创新改革的迫切要求，提出我国建设社区学院还需打破三大“围墙”：首先是学校与社区的围墙。行健职业学院虽然打破了学院与社区的围墙，但目前只有周六向社区居民全部开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目前投入学校的经费，没有公共服务这笔预算，这成为打破学校与社区围墙的障碍。其次是学校与学校的“围墙”。目前，我国学校间的学分基本上是不能互认的，专科毕业需参加专升本考试才能进入本科院校学习。再次是教育与教育的“围墙”。按照目前的教育管理制度，我国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之间存在流通障碍，只有普通教育认可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学分，才能打破“围墙”。熊丙奇教授以教育专家前瞻性视角撰写的评论员文章，引起学院广泛关注。党委书记黄群在即日的中心组学习中，组织学院中层干部对《破围墙，社区大学才是开门办学》一文进行学习。学院将以此为指导，进一步在教育教学改革中不断创新尝试。【注：行健职业学院以熊丙奇的文章“为指导”，凸显了熊丙奇的高大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几点。第一、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可能去过美国 2012 年 9 月 3 日，品味旅游网《中国出境游客每年递增 1500 万人，但前往美国的游客并不多》：未来几年，中国访美游客将以每年 46% 的比例迅速增长，美国重点旅游城市纷纷加大了中国市场拓展力度。昨天，洛杉矶市市长安东尼奥·维拉戈沙现身北京，为洛杉矶旅游局驻华办事处揭牌，该办事处是迄今惟一一家被中国国家旅游局认可的国外市级旅游推广机构。据介绍，中国出境游客每年递增 1500 万人，但前往美国的游客所占比例并不大。安东尼奥市长称，每年中国办理个人赴美签证的仅 20 多万人，而美国来华的游客为 90 万人，为推动两国旅游业的发展，洛杉矶市政府将与其他美国机构一起努力推进赴美签证的灵活性。中国人，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地球上有个美国。可能有很多人没去过美国。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大谈美国，说明他可能去过美国。多么值得羡慕啊。第二、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知道美国有社区学院 2014 年 10 月 31 日，《经济参考报》《中国客赴美旅游潜力大平均在美国停留 7 至 13 天》：和前几年不同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美国就是热门之一。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去年赴美旅游的中国游客高达 180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2.5 ％。他介绍说，中国游客在美国停留时间平均为 7 至 13 天，在所有赴美旅游的国际游客中停留时间最长。有的中国人到美国旅游，目的就是吃喝玩乐。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谈论美国社区学院，说明他到美国考察，干的是公务。多么敬业啊。第三、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崇拜美国 2013 年 10 月 09 日，新华网（记者钱春弦、刘莉）《美方预计 2018 年中国将成美最大入境国》：美国旅游推广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汤姆森８日说，中国赴美游客每年增长３５％，增幅居全球之首，预计２０１８年中国将成美最大入境国，总人数将达４７０万人次。汤姆森在千名中国游客赴美旅游交流活动媒体见面会上说，中国游客去年在美国消费８８亿美元，平均每人消费７０００美元，中国游客人均海外消费在美国最多。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从社区学院角度宣传美国，可以有力推动中国人赴美国旅游甚至定居。第四、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可以移居美国 2010 年 12 月 6 日，《重庆晚报》《凤姐赴美国电视台面试被赞有独立思想》：核心提示：近日网络红人罗玉凤前往美国中文电视台应聘，电视台新闻部主任称罗玉凤思维清晰敏捷，与中国媒体炒作出的形象不同，对凤姐赞赏有加。据悉凤姐已通过首轮面试，大部分网友则认为此事又是一番炒作。【注：凤姐在美国哪所社区学院学习，不得而知。】 2012 年 12 月 05 日，中国新闻网《中国人留学定居生子首选美国人口骤增社区超负荷》：据美国《侨报》报道，相较美国非法移民每年 30 万到 40 万的生育数目，到美国进行“生育之旅”的中国、印度、土耳其、俄罗斯等国的妇女，就仅仅只有一个零头。但由于来自中国大陆的产妇数量以每年 10 倍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社区的负担能力。在中国，不论你是出国留学、定居还是生孩子，美国都已经成为了第一选择。报道指出，根据不完全统计，在 2011 年一年，中国大陆的孕妇大约有 3000 人左右，她们采用“生育之旅”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美国公民，但是这个数字到了 2012 年时，赴美产子出现了几何式的增长，引起了美国有关方面的重视。可以预见，《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如果坚持不懈评论中国教育，或许能使更多的中国人到美国旅游或定居。《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熊丙奇什么时候去美国定居，目前还是未知数。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以上内容约 4800 字;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春运中的数据分析看人口迁移: lk2556 2014-2-13 18:08; 据新华社报道，铁路部门说，2月8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757.6万人次，同比增加69.3万人次，增长10.1%。　　这些数据，如果呈现在一张地图中，一定非常有趣。　　今年春运期间，互联网上就出现了一张可以呈现国内春节人口迁徙实况的地图，这款产品是今年1月25日、也就是春运开始的第二天上线的。据称，这是国内首个运用大数据播报国内春节人口迁徙实况的网站。　　推出这款产品的，是国内从事互联网行业的百度公司，地图全称为“百度地图春节人口迁徙大数据”（以下简称“百度迁徙”）。　　笔者注意到，“百度迁徙”的背景是一张黑色的中国地图，上面用若干个蓝色光点来表现产品搜集到的春运迁徙数据。光线强弱则代表人口迁徙的数量，光线越亮，人口迁徙的数量越大，而总体来看，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蓝色明亮，而西部地区光线较少、黑色较多。　　自从春运开始，这张地图多次被电视、报纸等媒体引用，成为用数据解读春运状况的一个样本。　　被多次尝试的一个操作是，选择地图中的日期、时间，再查看“迁入城市”、“迁出城市”和“最热线路”等三个数据指标排名。　　笔者在日期中选择了正月初一，从这天开始，逐一搜索了这3项指标的排名。就热门迁入城市而言，在北方，以北京、天津为代表的京津唐经济区是热门迁入地区；在东边，迁入城市为长三角经济区，以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城市为主；南边则是珠三角经济区，以广州、深圳、韶关等城市群为代表，这些城市在地图中显示得较密。　　而与上述3个方位不同的是，在西部，仅有重庆是热门迁入城市，西部并没有形成热门迁入城市群。　　笔者发现，地图显示的迁出城市较为集中的区域在中部，如，安徽宿州、滁州、河南信阳、武汉、湖南郴州、江西赣州等城市。这与中部地区省份长期对外输出密集劳动力存在关系。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于一些大城市来说，它们既是热门迁入城市，也是热门迁出城市。　　例如，北京、上海分列热门迁入城市排名第一和第二，且也是热门迁出城市排名第一、第二。相似的，重庆、天津等城市也在迁出城市的排行榜上排名较靠前。热门迁入城市、热门迁出城市之间有较大的重合，这在北部、东部体现得较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南部的珠三角经济区不在热门迁出城市之列，也就是说，珠三角相对而言较具有吸收外来劳动力的能力。这同样与长期以来社会的基本印象一致。　　至于“最热线路”，“百度迁徙”呈现的数据是北京与成都之间。　　该现象此前已引起媒体关注。有媒体援引铁路部门工作人员的说法称，从成都到北京的乘客老年人逐渐增多，他们把原因归结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父母到北京过年”。　　除此外，热门线路上还有往北京集中、往上海集中和东三省内部流通三个特征。　　以北京为例，郑州、太原、德州、天津、济南、大同、赤峰、新乡、濮阳等周边地区到北京的路线较为热门，滁州、合肥、蚌埠等城市到上海的线路同样如此。　　东三省内部，例如哈尔滨到铁岭、哈尔滨到沈阳也是热门线路。　　这些数据是如何产生的？公开资料显示，这项大数据的尝试，基于百度地图的开放平台提供，拥有过亿装机量，曾为数十万款APP提供免费定位服务，日处理定位请求近35亿次。APP向用户请求定位信息并获取用户经纬度后，会上传到百度地图。　　拿到数据之后，“百度迁徙”将对数据进行分析，并通过可视化图表在地图上呈现春运期间人口迁移轨迹。　　有评论认为，随着未来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分析人口迁移的方向、城镇化进程、城市治理等方面，大数据技术都有重要意义。; 3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新华社：有大规模学者在转基因领域经商: wxfwolf 2013-11-25 13:24; 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诚然，转基因食品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相当的知识积累和储备，就像讲座中大多数同学并不清楚基因的定义一样，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认识程度也并不相同。不过，白书农教授认为，这并不妨碍公众关心转基因食品问题。他说，自己不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也是一位博士生导师。他经常对博士研究生说，你们不要只会做实验、搞研究，做完了把结果全都摆列出来，不管别人能不能理解和接受。你们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合适的方式展示出来，让他人接受。一项真正有益人类的科学成果的出现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中科院院士李振声从事小麦遗传与远缘杂交育种研究。2006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中国科技节的最高奖项。帮助他获得这一奖项的杂交小偃麦，是他经过几十年的科研结出的硕果。转基因食品问题也是如此，研究者和学者不是在闭门造车，而是要以应用和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目前，无论是研究者、应用者都无法完全证实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也是因此，央视名嘴崔永元才在微博上呼吁，“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一定要谨慎”。这在科学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蒋劲松就对转基因技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提到了在科学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 DDT事件。瑞士化学家米勒因合成DDT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4年，美国在意大利的许多士兵因使用DDT来扑灭传染斑疹伤寒流行病人身上的虱子而避免丧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曾评价说：“单独从疟疾病者，DDT可能拯救了5000万生命。” 但在上个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DDT在环境中非常难降解，并可在动物脂肪内蓄积，甚至在南极企鹅的血液中也检测出DDT，鸟类体内含DDT会导致产软壳蛋而不能孵化，尤其是处于食物链顶极的食肉鸟如美国国鸟白头海雕几乎因此而灭绝。与崔永元一样，蒋劲松认为，目前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了解并不充分，对于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风险还无法预见。因此，不适合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中国为什么在该领域有大规模学者经商？转基因食品的讨论如火如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业内人士、专家学者都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在公开场合，被问到转基因食品问题的时候，他们以“不清楚”、“没听说”为托词，避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什么呢？白书农提到了一个概念，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与利益分配格局。目前在美国都是以大公司为主导，进行科研开发。而在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比较滞后。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这个行业在美国只有几家大型企业，却能保证研发投入；而在中国，更多的是像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种子公司一样的小企业，维持运营是它们的主要目标。因此，在中国主要是以该领域内的研究者为主导，也由此产生了大规模学者经商的问题。一旦学者参与到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也就成了利益相关者。这是许多人对转基因食品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无利不起早，这些身在其中的学者的结论也难免受利益左右，而缺乏独立性。蒋劲松教授就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他认为在著名的转基因企业孟山都公司周围有一个利益相关集团，研究者由于与之有利害关系，而无法做出独立的判断。更为可怕的是，一旦这样的利益集团形成，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将遭到孤立，甚至遭受打击。目前，这种观点只是一种推测，但是受众面却不小。领域内有些独立的学者，提出一点支持转基因食品的观点，遭到了谩骂等语言暴力，这也是许多学者不喜欢评论转基因食品的原因。转基因企业的一些“双重标准”也使得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不信任感增加。前段时间有报道指出，有跨国企业销往欧盟的转基因食品都有明确的标识，而在中国销售的转基因食品却没有标识。对此，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相关人士解释说，目前我们国家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标识还没有相关的立法。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已开始实行转基因标识制度，列入转基因标识目录并在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食品均需标识。不过，由于没有法律的规范，市场上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十分混乱，部分市售转基因食品没有明确标识，有的商家怕消费者知道后不买而故意不标，也有的不知道这些食品需要标识。两个发达国家中的先知先觉者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国家存在着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在国外，这一争论尤甚。绿色和平组织和瑞士的IngoPotrikus教授，两个围绕着”黄金大米”争斗的宿敌，被白书农看做是发达国家中的先知先觉者。“黄金大米”在中国掀起风波之前，就已经声名在外了。除了因为它所宣称的功能— 解决落后地区居民维生素A摄取不足，还因为它的发明人瑞士IngoPotrikus教授与“绿色和平组织”之间的恩恩怨怨。 1999年，瑞士人IngoPotrikus教授证明了”黄金大米”在科学上的可能性，在欧洲、亚洲一些地区准备进行种植生产。这时，绿色和平组织也着手了他们的反转基因运动，并且坚持了十几年。在湖南进行的”黄金大米”实验也是最早由绿色和平组织发现的。白书农无意评价这二者的功过是非，他给对立的双方都冠以了“发达国家中的先知先觉者”这个称号。“我与Ingo教授有私交”，白书农说。他了解的Ingo教授，衣食无忧、生活优裕。瑞士是一个发达国家，那里生活的人们并不缺少粮食，孩子们也不用担心维生素A的摄入。可是Ingo教授却始终坚持他的”黄金大米”实验，是因为他知道在世界许多地区，还有人吃不上饭，由于维生素A的缺乏，每年有许多人患上干眼病、失明甚至死去。对于绿色和平反转基因的行为，白书农也表示理解。他们行动的出发点是为了当下安全、后代安全，提倡自然至上。如何对待目前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白书农教授提到了一个理论— 供需关系的博弈中哪些环节是人类可控的？一方面是我们仍然需要扩大粮食的产量，以维持生产生活的需要；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过度冒险，使自身的安全和生存受到威胁。怎么办？他并没有给出答案。; 个人分类: 专业资料|26 次阅读|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