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对我国计划经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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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堪称20世纪以来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几乎涵盖了包括意识形态，经济学原理，政治学，历史学等所有的上层建筑领域。在六，七十年代，我们曾一度认为，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是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即中国，阿尔巴尼亚，古巴，朝鲜。苏联，已经成为修正主义；广大的阿拉伯世界和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国家中，虽然也不乏宣称自己是在搞社会主义的，但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但社会主义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在这一时期我们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毛泽东曾经说过，在我们的党里面，没有几个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科学社会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所以毛泽东对于在中国怎样搞社会主义，也并非胸有成竹，所以才有了之后的大跃进，文化革命这样的对社会主义的“试验性”运动。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并非因为要借助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创立的时候并非尽善尽美，所以才需要在随后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内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作为19世纪一项重大的理论突破，马克思主义也打上了深深的“西方中心论”的烙印，而整个19，20世纪，西方的主流思想就是资本主义思潮，即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以资本主义反抗者的面目出现，其中也不可能不浸染上西方主流思想的分子。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悖论。固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但这种学习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的呢？普遍的认识是，中国在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所以中国应当走西方的路来实现国家富强。这个命题本身又出现了逻辑错误，因为命题的前提非真。我们的落后究竟只是器物层面的落后还是更全面的文明层面的落后？如果我们总说连自己传承五千年的文明都已经落后于发展不到两百年的西方文明，那么请告诉我，这种对“文明”的判断标准到底又是什么？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文明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所以原始人的“血亲复仇”不是文明，而现代西方的法律制度是文明。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已经提出，应当以“仁义”治理天下，主张“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是文明，在孟子之前的墨子，更早的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这更是文明。通过树立这样的标准，我们可以说明在那一时代的中国文明，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我们这个民族的缺陷在于这种文明的进步让我们过分谨慎于武力，从而失去了对暴力的向往。所以历史上落后而骠悍的少数民族打败先进却柔弱的汉族的实例就屡见不鲜。而在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他们依靠的也是暴力。19世纪60年代英美联军烧毁圆明园；20世纪刚一开头的1900年，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城；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都是最野蛮最不文明的表现。如同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当西方侵略者闯入圆明园的时候，圆明园的宫女大部分都会背唐诗宋词，而入侵者——那些亡命之徒们未必会背莎士比亚。这样的现象发人深思：究竟是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文明打败了野蛮”，还是我们所亲眼见到的“野蛮入侵了文明”？

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所见到的是西方暴戾的野蛮确实打败了中华孱弱的文明。而我们探索后的结论是，中华文明需要从此降低身份，向暴戾的野蛮学习——即所谓的“强兵”。强兵的途径是“富国”，也就是要学习西方的所谓“文明制度”，放弃某些中国千百年来传承的自己的文明成果，以迎合这种“西方中心论”。这种从失败到学习的过程就是自1840年以来中华文化所面临的“文明的悖论”。

中国人学习西方制度层面文明的过程中，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毛泽东说，中国也曾想要走与西方同样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总是失败，因为“老师总是打学生”——原来，西方不允许我们这些后进国家通过走和他一样的路达到富强。那么我们只有选择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最初选择社会主义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反对资本主义，而是要通过社会主义的手段，达到资本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最短时间内实现资本原始积累。这是一切后进国家实现工业化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而且越是后进，就越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实现。比如在17，18世纪的英美，这一过程的执行主体是私人资本家，内容是开辟新殖民地，贩卖黑人奴隶，进行圈地运动，在这过程中国家力量起辅助保障作用；而在19，20世纪的日德，这一过程就主要是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完成，私人资本起辅助作用——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扩张。这个道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得很清楚。他的构想是，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完成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力量有限，根本无法领导中国完成这个革命。这个目标只能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才可能实现。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对社会主义所赋予的内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蓝本中的那种社会主义，已经有很大不同。这是一种“混合型”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这种体制建立的目的并非单纯对资本主义，而是要尽力获取生产所需的资本。在中国20世纪50反年代的条件下，没有这种社会主义体制，没有这样的强制力量，中国永远无法实现国家现代化，获得能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匹敌的实力；也就根本不会有力量“以暴制暴“，捍卫自己的文明。

（二）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中国革命者语境中的社会主义。

答案是计划经济。

20世纪70年代，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起飞论”的观点。他通过对日本，德国，美国等几个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一个落后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初期，资本积累率必须大于10％，才可能实现初步工业化。也就是说，在国民劳动所创造的每100元财富中，至少需要有10元用于再生产投资积累。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约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5％，国民经济规模达到解放初期的16倍（翻4番），以1964年原子弹试成功试爆和1967年氢弹成功爆炸为标志，我国已经建立起初步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成就首先应归功于计划经济时代平均每年超过30％的积累率。当然，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个人消费水平的严重压缩。

实行这样高积累，低消费，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国情所决定的，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如果这不是最优选择，也是不得不做出的相对最优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世界范围内，后进国家实现工业化，理论上有三条路可供选择。其一，西方欧美国家的模式。通过暴力掠夺和扩张战争，霸占殖民地，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如前文所述，中国没有能力，西方也不允许我们通过走这条路实现目的。

其二，拉美国家模式。通过大量出口原材料和劳动力，吸引西方资本强国的资本进入本国，发展经济。这就是钟庆先生所说的“刷盘子”模式，通过给西方先进国家打工，获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这种方式在西方经济繁荣的时代也可以维持相对富裕的生活水平，但最终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完全沦为西方工业强国的附庸，成为典型的“依附型”国家经济。美国建国初期以杰弗逊为代表的南方种植园主曾想走这条道路，但遭到北方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强烈反对。后来南北战争爆发，以北方联邦军队打败南方集团为标志，这条道路已被美国人所抛弃。

其三，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50年代在经济体制上就表现为计划经济模式，又叫斯大林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以国家为主体，依靠本国内部力量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压低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初步的工业化改造。这就是中国所选择的道路，实质上也是战后日本和德国选择的发展道路。

本来，按照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理论，一个国家首先应发展农业，然后适当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利润率高，积累资金速度较快，所以在轻工业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适当的发展重工业。在20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建国初期，布哈林就持有这种观点。但斯大林和他发生了重大的理论分歧。一方面，当时在欧洲，希特勒已经掌握政权，正磨刀霍霍准备通过武力建立他的“第三帝国”；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新兴的苏维埃政权为洪水猛兽，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颠覆他的念头。在这种条件下，按部就班的发展经济只能是自取灭亡。于是斯大林通过大清洗运动打掉一切反对意见，建立起了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最终为苏联在二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化基础。钟庆先生形象的比喻这种模式，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勒紧裤带，认真读书，磨练筋骨，多搞建设，少搞消费品，为的是给日后发展积累所需要的技术和资本。解放后的中国与苏联当初的情境很类似，战后成为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也差不多。但中国的情况比日本和德国更惨：日本和德国虽然战败，但有原来的经济发展技术支撑，可以很快渡过难关，重新在废墟上建立一个新国家；而解放初期的中国，工业化基础等于0——除了沿海地区一些轻工业布局，重工设施几乎没有；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更是凤毛麟角。50年代，以苏联援助156个项目为基础的“一五”计划开始启动，标志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工业建设的开始。这156个项目加上后来追加的近40个工业项目，共计约200个项目，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根基。冷战开始后，因为国际局势影响，中国更是别无选择的倒向苏联一边，在建设社会主义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一切从0开始，踏上建设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征途。

模仿苏联模式建立的中国的公有制经济体系也分为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部分。全民所有制以国家所有为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甚至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会占到其经济总量的很大部分。但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经济性质上有根本不同。）在宏观上，中国的国有资产分4级管理：中央，省，市，县，但所有权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一切利润，全部上缴国家财政，企业没有任何经营自主权和收入支配权。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是与计划经济整体布局相适应的，在下文还要详细论述。而在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是通过对劳动者收入结构的调节和国家价格体系的控制得以实现的。

首先，对农民，通过大幅度提高生产资料和工业制成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的“价格剪刀差”方式，三十年中从农村和农民手中转移了超过8000亿元的财富，这部分资金全部用于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建设。

其次，对工人收入进行调节。表现为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只是其实际劳动力价值的20％。也就是说，不仅工人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M被国家无偿占有，工人所应得的劳动力价值V中的80％也被国家无偿占有。工人所获得的剩余20％劳动力价值基本只能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但国家通过财政补贴得形式，给予工人必要福利的保障。这属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国家获得的资金同样被用于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的投资建设。

第三，强制压低工业原材料的价格。使不变资本C的价值比例缩小。通过这种途径，企业产品的成本C+V+M得以大幅度降低，等于变相增加了企业所得利润，国家再通过上缴财政利润的手段将这部分收入转移至国家手中。这是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

通过对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经济模式运行的粗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计划经济整体运行的关键就在于“国家计划＋财政补贴”。通过各种财政补贴，国家得以维持相对较低的价格体系，从而能够支配劳动者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也正式这种与国际价格体系相脱节的价格机制，需要国家进一步通过计划管理控制，比如对出口商品进行统一垄断经营，把企业经营权纳入国家统一计划管理的监控体系中。通过对社会财富大规模统一安排与合理计划使用（关键是保持第一部类生产资料和第二部类生产资料的协调），使国家得以迅速实现资本原始积累，从而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付出的代价就是人民消费品的缺乏，个人收入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提高。国家并非没有创造财富，只是国家将大量财富积攒起来用于重工业和科技国防等大规模投资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而没有用于社会消费。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两弹一星”的成就，取得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战争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强大的物质积累效率做保障。这个意思就是说，那时整个社会的收入没有分配给个人去建造豪华酒店，建造桑拿房洗浴中心，而是由国家统一支配去购买先进的生产设备，发展工业国防现代化实力。负责这个浩大规划的部门，在苏联和中国叫经济计划委员会，据钟庆先生介绍说，日本的“产经联”在战后也执行着这一职能。比起“刷盘子”的国家，“读书”国家的人民在工业化初期生活使较为艰苦，根本上就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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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计划经济 什么是社会主义 经典马克思主义 资本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国家 计划经济 原创

试传一篇文章，供大家批判：）

马克思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个要达到最优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

马克思本人其实并没有认识到计划经济在扩张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反道是李特斯认识到国家计划对于落后国家扩张生产力进入到先进国家的作用。

计划经济的一个优势正是在于价格扭曲，但是扭曲到什么程度，这必须有一个经济核算体系来进行核算，尤其是在纯计划经济下，怎样得出这个核算标准是十分重要的。

倾斜式的计划经济并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时就需要一个动态相对均衡的计划来配置资源。

计划经济必须得出这种经济核算标准，中央计划局对各种基础的资源和物资下达一种价格标准（这个影子价格实际上是反映社会生产的一种比例），以统购统销的方式来让企业盯着这个影子价格标准，那么通过线性规划，在计划经济就可以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当然这需要恐怖的运算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25 9:33:49编辑过]

在纯计划经济下，由于企业不存在交易，那么就不存在交易式的决策。也就是说配置资源时没有预测的成份，这和计划市场经济是有区别的。

纯计划经济下的配置资源，就如同是企业内部配置一下，是一种程序指令。这个存在交易的市场是不一样，要去计划市场，只能是一种预测，而企业家的人性化经营因素是不可能预测的。

所以中央计划程度不高时，就会出现计划根不上变化。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25 9:43:36编辑过]

中国在工业基础上的积累和进步，主要是建国后的头30年内完成的，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相形之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方面基本上走的是“拉美路线”（政治上仍旧保持“社会主义路线”），国家靠出卖自身资源和潜力，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

很少有国人会意识到：如果没有建国初30年“勒紧裤带”的积累，哪里会有今天中国的发展；

1，一般讲，文明分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社会发展程度，应该是指物质文明，即生产力的程度，因为这个是社会存在基础。

2，中国和俄罗斯建成社会主义国家，与其说是薄弱环节的突破，不如说这两个刚刚从封建社会中蜕变出来的社会更能够接受这种大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和专制的政党模式。

3，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是针对工业社会的进化－－是一种量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经济是成功的，它在单纯的产品产量上的确能做到极大化。但在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上就不行了。

4，为什么呢？因为计划经济的是针对宏观的社会大生产来制定的，把产品产量看做“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宏观的，如果要“适应”这种“生产力”就必须要用宏观的大计划。

5，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生产力是什么？是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是一种微观的生产力，是生产系统单个个体的突变，对这种微观生产力的适应，更需要一种灵活的生产关系，这时产权明确就成了社会关系灵活性的必要前提，而共产主义最大的障碍就是以共有产权为主，这种共有产权几乎是不可逆的。对微观的适应能力极差。

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反面，俺懒得打字了呵呵。大家继续拍砖，偶到一边凉快去了呵呵

为什么呢？因为计划经济的是针对宏观的社会大生产来制定的，把产品产量看做“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宏观的，如果要“适应”这种“生产力”就必须要用宏观的大计划。

那么你怎么解释在计划经济下基干产业技术加速那么快。

比如半导体产业，实际上各国都是在某种计划体制下建立的，那么巨大的科技人员投入这些都是国家级的不计成本的投入的，这好像都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

很多白痴就是不会明白，任何技术进步都是在一行的开发平台上进行不断加速的。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我们拿出什么技术成果出来，而技术成果还是不是在建国后的头三十年，这不等于是打了你们这些市场论者的耳光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26 9:05:43编辑过]

4，私有产权对微观的适应性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微观消费空间的适应。计划经济是基本上是让生产决定消费。只有短缺经济才能保证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作。

5，私有产权对微观的适应能力，还体现对微观的激励制度上面比较细腻－－这样的激励制度上容易沉淀社会文明，这种文明会对自由交易体制下的产生的异化产生制约。

6，所以，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也不管是计划还是市场－－都不能以压制微观的自由交易为代价－－－消费自由和劳动自由具有很强的反抗力的。计划经济中的票证是对消费自由的压制，文化大革命是对劳动意志的统一，但两者都失败了，反而产生了腐败和虚伪。

7,消费和劳动，就是两个基于私有权存在的社会组成要素，其它的社会关系都应该适应这个基础，与这个基础靠的越近，自由化程度就越高，离的越远主观的控制可能就更容易生存。

8，基于私有权而存在的国有资产，才能够在实际资源配置有实体意义。而基于公权设置的国有资产在其流动和再分配上面就显得障碍重重。现在国家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终点不是私有化，而是明确产权的意义就是在于此。

9，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上面还体现对随机事件的适应上面－－无论是微观上的消费变化和各个独立的创造个体的创新变化，都带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对这些的随机事件的适应能力上面，基于私有权的社会体系会更加灵活。

10，中苏模式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把这种随机性限制在既定的领域－－已经得到主观认可和获得资源配置的地方－－－其代价就是对其它领域的随机创新进行了压制－－这种压制不是政治或法律上的禁止，而是一种缓慢的资源配置过程的限制。

11，基于共有产权的计划经济，因为适应能力差，缺少微观的自我调节能力，社会关系的变革会以：静止－－革命－－再静止－－再革命的，大波动大跨度的形式出现。由于强烈的主观性设计偏差是在所难免的。

12，社会关系的蹦蹦跳跳式的变革对个人的适应是个极大的挑战，很容易造成历史的断层，文明承接问题会非常突出。而一个社会在文明进化方面自主能力是极差的，几乎难以纳入计划的领域。反复的社会巨大震动，对这个领域的进化造成极大的障碍。反过来必将影响经济发展。

13，更重要的在于，文明的进化是个人进化的必须基础，社会的经济发展或进化，最终都体现在个人的心灵进化上面。这种以停止人文进化的代价发展而来的经济发展，最后会显得极不稳定。随着主观力量的增加，一旦出现精神上的失常，即便是短期的，都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