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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黑道白道管理之道 贩毒吸毒亡命之由 (原文作者不详) 隔行如隔山，和笔者一样，相信大部分读者对黑社会的运作所知有限，黑社会虽然就在我们的周围，作为见不得光的地下组织，即使其大龙头是社会贤达，天天见报，但其业务实况隐藏诡秘，外行无法了解。事实上，黑社会成员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是长期令笔者感到困惑的社会现象之一。 我们平常接触有关黑社会的资讯，不可谓不多，相关的报道、特写、电视片集和电影，当然是间接的，到底是现实的反映，不是记者无中生有，亦非小说家凭空虚构，从有“夸张失实”或“艺术加工”，亦不致太离谱；受传媒的潜移默化，一般人都以为自己对黑社会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可是，事实不然。比方说，无论从新闻报道或警匪片集或描述其内幕的小说及电影，大家所见的黑人物都是做数额庞大的买卖——当然都是非法的——生活穷奢极侈、在消费场所一掷万金、对下属出手阔绰，总之予人以财富多得不得了和极之“疏爽”的印象；这印象引发笔者有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那些在枪声刀光下出生入死替黑帮头子卖命做非法勾当的小卒，每趟生意完成后应该都能获得巨额金钱报酬（若非如此，有谁肯冒性命危险替 “大佬” 赚钱？），笔者的困惑是，这些黑社会分子分得奖金或花红后，为什么不金盆洗手或转做合法营生？ 《毒贩财政的经济分析》①多少解开了这种“谜思”；当然，毒贩只是黑社会的一种，惟其运作相信甚具代表性，可作为我们理解黑帮运作的门径。这篇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论文，是作者们根据现在已散伙的分区黑帮组织（由于必须保密，该贩毒组织的名字不能公开）一本四年“记事簿”的原始资料，引入经济学观点加以剖析而写成。这本“记事簿” 详细记录了期内有关该贩毒组织的具体收支账目及活动，令人对“街头帮会” ｓｔｒｅｅｔ ｇａｎｇ 的组织、薪酬、人事结构以至何以帮派之间经常打斗等街头活动，有较深刻的理解。 论文提到的贩毒组织，架构严谨，其分区头目（话事人）须向最高首领（龙头）负责，而那位分区头目之下有揸数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ｒ，负责一切收支及资产管理 、草鞋（ｒｕｎｎｅｒ，负责交收毒品、处理钱银往来和通风报讯等工作）、四二六红棍ｅｎｆｏｒｃｅｒ，帮会的保安人员）及四九仔（ｆｏｏｔ ｓｏｌｄｉｅｒ，负责在街角兜售毒品的“散仔”），阶层严明、各有所司、层层负责；其性质则类似专利商。“街头黑帮” 的收入，除了贩毒所得，还有“陀地”和“保护费”的收入（ｅｘｔｏｒｔｉｏｎａｒ ｔａｘｅｓ）及象征性的会费（ｄｕｅｓ，年费５０元，交不出钱的成员可把会费视作收入——由帮会从薪金中扣除）；至于支出，分区头目需向龙头上缴一定数目的费用（专利费），余下用为“员工”薪金及雇请职业打手（ｍｅｒｃｅｎａｒｙ ｆｉｇｈｔｅｒ，资料显示在期内的前三年，该组织请“打手”劳效——月薪每人２０００元，但第四年改由四九仔赤膊上阵）的特别费用，还有购买武器及支付死伤成员的殓葬、医药费用和“安家费”等非经常性开支，剩余的便是分区头目的盈利；１９９０年，经济学家泰莱在《危机隐伏的社会》（Ｃ·Ｔａｙｌｏｆ：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密芝根大学）中指黑社会已“公司化”（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原来便是如此。 “记事簿” 显示分区头目的年收入介乎５万至１３万（美元，下同）之间，以他们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在“正行”工作，充其量只能赚一两万元（那个已解体的分区贩毒组织的头目，服刑后找到一份年薪１６０００元的工作），即非法营业的所得较合法工作收入多出三四倍以至七八倍；可是，四九仔的收入，比最低工资还低，在有记录的四年中，他们的月薪依次为１４０、２００、１８０和４７０，第四年月薪突增，是他们兼充打手获额外报酬之故。 四九仔收入菲薄，何以他们甘心为非作歹，承受被捕坐牢和前程尽毁的风险，论文作者们认为促使他们冒险犯难的诱引是有机会在组织内爬升——分区头目免税年可能高达十多万的诱因实在太大！贩毒组织中大佬与小喽罗收入差异这么大，看似不合理，其实完全符合经济学原则，作者们指出这便是劳动经济学（应该是其旁支“人事经济学”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Ｅｅｃｎｏｍｉｃｓ〕）中的“锦标理论”（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的落实。大家知道中古时代武士为国家大事或生活小故决斗，不管谁有道理，胜出者江山美人兼得；由于胜出者的武功（技艺）不一定最高，只是在特定时空下压倒对手，因此，经济学家遂把这种现象归纳为“报酬相对论”（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其结论是比较上的优胜者（不一定是最佳）囊括一切②。在毒贩的例子中，必有过人胆识及才能的分区头目成为最大的得益者，便不足为奇了。 希望有朝一日爬上高位而收入大增固是诱因，但工作时数较少——每周１６小时（典型的例子是每周四次参加贩毒，每更四小时）令他们可以兼职（大多当清洁员或在快餐店工作），亦为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过，笔者认为作者们似乎遗漏了一项重要诱因，那便是这些在街头兜售毒品的四九仔因本身的“毒瘾” 而廉价卖命，因为他们极可能趁工作之便获得免费的毒品供自己“过瘾”，资料显示一公斤可卡因硷（ｃｒａｃｋ—ｃｏｃａｉｎｅ）可分拆为１万至１万５千包（零售价每包１０元，总价值１０万至１５万），包装数量相差额高达５０％，经手人上下其手让自己获得免费供应，不是难事。笔者以为此一诱因远为重要！ 对贩毒（和其他非法活动）而言，打斗事件很多时是“劳民伤财”的活动，这包括人命伤亡及“开片” 时刀光血影甚至枪声卜卜的场面令顾客惊而远之，生意额一落千丈（营业额及盈利各跌二三成），因此应该尽量避免；可是，现实是他们经常发生“武力冲突”，为什么目的在求财的毒贩会做出这种有违经济原则的事？答案有三。第一是“道友” 通常是步行而非驾车去买毒品，因为四九仔在街角陋巷活动，步行较易交易；可是，步行的顾客很易为“非我帮派”的毒贩中途截去，这等于甲帮的地盘为乙帮侵占，冲突由是而生。第二是贩毒组织中一些不守纪律的冲动派，为了树立剽悍的形象，为了建奇功以助“扎职”，他们可能不守行规不照帮规行事，经常撩是生非，终于引致群殴，这样带来的经济损失，经济学家称为“代理损耗（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ｓｔｓ）——１９７６年为 Ｍ．Ｊｅｎｓｅｎ和 Ｗ．Ｍｅｃｋｉｎｇ所创的理论，本来用作解释没有全力为股东利益着想的经理人（他们“代理” 股东经营）先利己后利股东的行为（股东利润因此被摊薄了），用以说明强出头者为建立本身“功业”不理会组织利益的活动以致做出不利总体利益的事，亦很恰当。第三是有计划的扩张地盘，引起打斗（有时是聘请雇佣打手“代劳”）便无可避免。 统计显示毒贩的“帮会互相厮杀死亡率”（ｈｏｍｉｃｉｄｅ 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是美国平民百姓的 ８０倍，收入与死亡率绝不相称，基于他们尤其是四九仔的收入低微，加入帮会成为贩毒组织成员显然不是理性决定；一名四九仔“因公殉职”的安家费（公价）为５０００元或其３年薪酬的总和（殡葬费当然由组织支付），这意味他们大大低估性命的价格——在美国，一条人命值５００万元。面对这些不易理喻的现象，作者们只有得出“他们的行为无法以追求最大利益的经济理论作解释”的结论。 上述的推论令论文作者们认为政府为了扑灭毒品交易，应实行釜底抽薪的办法，致力在毒品泛滥地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希望借此把更多“游手好闲” 的适龄黑帮分子纳入合法的“工作系统，以收有正当全职的人不会轻易去当收入微薄的毒贩之效；可是，笔者以为有心人的良意不能生效，因为毒贩有如股民，他们放眼的是未来，对眼前的利益并不着紧；更致命的是股民投资有心瘾，而很多毒贩有毒瘾！ ①Ｓ．Ｄ．ｌｅｖｉｔｔ（芝加哥）、Ｓ．Ａ．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哥伦比亚大学）： （Ａｎ Ｅｅｃ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 ｏｆ Ｄｒｕｇ－Ｓｅｌｌｉｎｇ Ｇａｎｇ’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ｙ Ｊ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８．２０００。 ①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５日，笔者在题为《一将功成有理论 众星拱月说因由》的评论中，比较详尽地评介这种于 １９９５年为 Ｅ．Ｐ．Ｌａｚｅａｒ新创的理论；该文收在《钓台血海》一书（台北·远景）。均选自经济日报出版社《理恶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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