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铮：中国式增长、中国式“外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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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两年前的论文《中国式增长》（Growing Like China）（最近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01期）是一个用新古典模型来重新解释中国经济一些重要特征的“故事”。它包含了中国的高增长、不同经济部门的投资回报率问题、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收入差距扩大、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上升等问题。

　　1992年之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GDP年均增长一直保持两位数的水平，以人均GDP而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比值从30年前的3%上升了5倍。中国GDP增长如此之快，还没有一个信服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切。更有趣的是，中国高增长伴随着非常非常高的投资率，最近几年接近40%。一般而言，如果不考虑经济开放性，如果没有持续的技术进步，高的投资率一定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比如说30、40年前，我们看到新加坡投资率非常高，接近50%，但过了15年，新加坡就发觉很难支撑如此高的投资率，因为投资回报率下降了一半。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清华大学的白重恩、钱颖一和芝加哥大学的谢长泰等人用非常简单的方法估算中国总的投资回报率，结果令人惊讶，他们发现1980年代到现在，投资回报率基本上在20%以上，非常稳定，虽然有些波动，但非常稳定。如果光看工业的投资回报率，甚至可以高达25%，回报率变化的趋势在92年以后基本上是上升势头。
　　中国这么高的投资率，竟然没有发生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甚至相反还在上升。当然，有人说我不相信中国的宏观数据。如果说中国的宏观数据有假的话，那么我们来看可信度相对比较高的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1998年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大概是9%，而今天已经平均接近20%了，当然这里面也许有其他的争议，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考虑企业退出对投资回报率的影响。问题是这些机制不大可能解释这么惊人的增长。
　　也有人说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封闭经济的假说不再适用于中国。那么，给定这么高的投资回报率（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到10个百分点），全世界的资本都愿意进入中国。因此，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出现贸易赤字，即中国向全世界借钱。然而，事实上中国出现的是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中国反而在向全世界提供资本。
　　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率，伴随着较高且稳定的投资回报率，高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些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东西竟然同时发生。中国现在正在高速城市化，它的强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经济都没有出现过的，城市、农村之间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流动，包括城市内部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流动，这太惊人了。
　　坦率地说，传统的模型完全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我的这篇文章，就是用一个教科书式的简单框架，加入一点中国元素，就可以把一般我们认为很难理解的跟美国发展模式如此不同的中国模式很好地剖析出来。当然，我的文章是抛砖引玉，希望以后出现更多“现代经济学本土化、中国经济问题国际化”的研究成果。
　　中国经济最关键的牛鼻子是金融资源的分配。私营企业有着很高的生产率，因为他们的产权结构更能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它面对的是一个很难进入的融资市场——这个市场是被国有银行所控制的。私营企业的资本主要来源于企业的储蓄；而国有企业则相反，它的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却能便利地进入融资市场，获得廉价资本，这其实就产生了一种中国式的资源配置机制。下面我们来看看这种资源配置机制产生的结果。由于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私营部门开始扩张。这种扩张是渐进式的，因为扩张只能依靠私营部门资本的自我积累。与此同时，伴随着私营部门资本的扩张，逐渐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把更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在私营部门。资本和劳动在私营部门的同时增加确保了投资回报率不会出现下降。而随着私营部门比重的上升，整个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事实上会呈现上升的态势。另一个有趣的结果是，由于国有企业在融资方面的“比较优势”，私营企业会逐渐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而国有企业慢慢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集中。
　　简单地说，就是在私营和国有两部门形态下，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门道”，私营部门的发展依赖较高的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导致国有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私营部门移动，而国有部门对应的是一个廉价便利的融资市场，它在融资方面的优势可以弥补其在生产率方面的劣势，这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形成私营和国有部门并存的局面。
　　这个双部门双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很有意思。我们将中国的经济民营化看做是一个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因为私营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它吸纳的资源将不断增多，所以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会持续上升。当转型结束以后，所有劳动和资本都被私营经济吸纳以后，这个模型又变成了经典的新古典模型，即资本的增长会引起投资回报率下降。
　　更有趣的是工资变化，在转型过程中，只要还有劳动力在国营经济里面，工资的增长就比较慢。我们知道，传统的单部门经济里面，如果出现资本增加的话，自然而然会出现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上升，这都是同步增长的。但是，在这个两部门经济当中，虽然资本增长，工资却不会增长，为什么呢？因为有相当的劳动力是从国营经济向民营经济转移（城市内部），同样的还可以扩展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城乡之间）。不断的有“富裕”的劳动力转移到私营部门，那么私营部门的劳动力就不会有太高的“议价能力”。
　　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生了一些新的插曲，产生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原本我们的理论预计私营企业的比重应该还会不断上升，但是新的插曲是增长趋势被遏制住了，甚至出现了一些退步，09年的私营企业的比重比08年还要低。主要是经济刺激政策让国有经济成为主力军，国有经济一下子雇了好多人，国有经济的雇佣人数年年在下降的势头被短暂地遏制住了。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是，劳动力反向流动到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效率却不断下降，这表明这种流动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在文章里面做了一个有趣的扩展。如果国有经济占据垄断程度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经济的转型并不总能进行到底。一个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国有经济追逐垄断利润，私营部门的发展受到遏制，甚至出现萎缩。这时，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倒退。这也就是说，“国进民退”有可能是国有垄断经济的一个内生结果。
　　最后我们来谈谈这种结构怎么影响到外汇储备上呢？我们已经知道了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在金融资源分配以及生产率上的不同。大量劳动力资源被私营部门吸纳，工人得到收入，并存在银行。国有企业是比较便利地进入银行系统融资的，但私营企业则不可以。麻烦的是，私营部门不断膨胀，而国有部门却在萎缩。于是，银行部门的贷款就出了问题，贷款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存款，形成所谓的存贷差（或者叫贷存差）。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前存贷差的占GDP比重有60%。这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个考验，既然它没办法放款给经济（因为主要的对象——国有部门萎缩），那么只好去购买外汇资产（借助央行的通道）。但这给外国造成很大的误会，以为中国央行购买外汇资产是操纵汇率，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本文大部分来自宋铮应《比较》杂志而做的发言，唐学鹏整理，宋铮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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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式 资本密集型产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 Growing 企业调查数据 中国式 宋铮 外储

分析的很有道理

哈哈，就这个水平。
一派胡言
回头看，好搞笑

thank   you!

呵呵，还是笑而不语为上策！！！

这个是对Growing Like China一文的解析，其中观点还需尚需学人讨论。

http://news.fudan.edu.cn/2010/0701/25084.html

宋铮：中国贸易顺差的真相
来源：《复旦》第842期发布时间：2010-07-01

宋铮：1997年毕业于上海外贸学院，获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硕士学位，2000年至2002年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转入伦敦大学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2005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财政和中国经济。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积累了超过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少西方媒体、学者甚至**机构据此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破坏自由贸易。这种观点不仅可能引导贸易政策走向极端，陷入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而且从理论上讲也是错误的。我们的研究表明，结构性问题是造成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发展相对滞后的金融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导致存贷差GDP占比持续上升。在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况下，这部分“多余”储蓄被中央银行用于购买国外债券，从而形成巨额外汇储备。
自从1992年的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贸易顺差。外汇储备由1992年的210亿美元（当年GDP的5％）增加到2009年6月的2.4万亿美元（接近当年GDP的一半）。在人们开始为全球经济失衡而担忧的今天，如此规模空前的外汇储备积累自然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之一。不少西方媒体、学者甚至**机构含-沙-射-影，暗示中国**操纵汇率，破坏自由竞争。过去两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进一步把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世界的媒体和政客们已经开始公然批评中国的贸易顺差，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国内企业经营困难和失业问题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在沉寂多年后重现。

中国**操纵汇率？

一个时下（特别是在美国）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实施的汇率操纵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支持，比如美国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所主任FredBergsten就曾表示人民币起码被低估25％到40％。这些并不友善的舆论开始引导政策走向极端。
尽管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们仍然反对任何可能引发贸易争端与保护主义的政策，他们的防线已经出现了裂痕。今年3月14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撰文鼓吹以威胁征收25％进口附加税的方式强迫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一个多月前，130名律师向美国财政部发出一封联合署名的公开信，要求对中国生产的进口商品增加关税。4月12日，在与胡-锦-涛-总-书-记会晤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质疑中国汇率政策。奥巴马认为，汇率应由市场决定，确保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借助汇率获得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也在积极呼吁推行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高关税政策，迫使人民币升值。

错误的指控

上述针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基于一个简单的论断，即贸易顺差本身就是汇率出现偏差的证据，只要让市场决定汇率就可以恢复贸易平衡。
这一看似明显的论断，其实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汇率。虽然中国贸易顺差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人民币真实汇率却没有多大波动。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的计算，这些年来人民币真实汇率没有任何变化。如果真实汇率确实被低估，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观测到通货膨胀，因为扭曲的汇率会增加对非贸易品的需求，并刺激工资上涨。然而，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通胀压力。1997年至2007年，中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与美国同期水平大致相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在此期间中国工资的增长显著落后于产出的增长，致使劳动收入GDP占比下降了至少5个百分点。所有这些证据都在质疑汇率操纵及其对于贸易顺差的作用是否真实存在。
最近，经合组织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海尔姆特·莱森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发展中国家非贸易品价格相对偏低）是导致诸多学者判断人民币被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总结道：“根据回归拟合结果，结合中国收入水平，2008年人民币仅仅被低估了12％。”需要注意的是，在莱森的报告中，12%绝对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他强调，“2008年印度和南非（这两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的汇率低估程度更为严重。”总而言之，虽然有理由相信人民币真实汇率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升值（通过通货膨胀或者调整名义汇率），所谓**对于名义汇率的操纵不可能成为中国二十年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真相：中国式增长

那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我们相信答案在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而非名义汇率刚性。让我们先从国际投资的角度看看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贸易顺差意味着本国用“多余”储蓄（即减去国内投资的净储蓄）购买外国资产。也就是说，贸易顺差等价于净资本流出，中国正在为全球经济输出资本。这个从经济学入门教材中得到的结论看起来让人感到惊讶和困惑。宏观数据和企业数据都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十年间更是实现了惊人的年均6％的增长。为什么中国的储蓄非要投资回报率接近于零的美国国债？投资国内市场显然可以获得高得多的收益。解开这个“谜题”是理解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形成机理的关键。
我们即将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中国式增长》为这个“谜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的研究表明，不需要任何汇率操纵，一个简单的结构性机制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我们的理论还解释了中国自1992年以来在各个方面呈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事实，包括高速经济增长、稳定的投资回报率、大规模资源重组、劳动收入GDP占比的下降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
我们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基础假设之上。首先，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差异，私营企业生产效率相对较高。其次，金融市场存在不对称的融资壁垒。国有企业融资比较容易，而效率较高的私营企业融资却相对困难。这两个假设其实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常识”，很多研究都表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生产效率和融资能力方面的差异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比如就资本收益而言，国有企业仅有私营企业的一半；而就银行贷款和**资助占投资总额的比重而言，国有企业却高达私营企业的三倍以上。
我们将要论证两个核心命题：（1）第一个“常识”（即私营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第二个“常识”（即私营企业融资能力相对较弱）导致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首先来看第一个命题。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是资源的大规模重组。企业微观数据表明，制造业私营企业（规模以上）职工占私营和国有企业（规模以上）职工总数的比重从1998年的4%上升到2007年的56%。这一趋势也可以得到宏观数据的佐证：同样的私营经济职工比重从1992年的7%上升到2007年的54%。就资源重组的绝对规模而言，中国私营经济雇佣的职工数量在1992年至2007年间上升了近1.3亿人，相当于整个美国经济的就业规模。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当然与1992之后中国**推行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有关，但私营企业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和投资回报率却是背后真正的推动力。2007年私营企业的年资本利润率达到32%，超过国有企业近一倍。资源（包括存量和增量）大规模流向私营经济因此也就水到渠成了。
第二个命题是理解中国贸易顺差的关键。虽然私营企业效率较高，但中国金融机构显然更偏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私营企业融资困难一直是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私营企业往往只能依靠留存收益、企业家个人储蓄和一些非正规渠道为运营和发展提供资金。在大规模资源重组的背景下，国有和私营企业不对称的融资能力可以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乃至资本输出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由于贷款主要面向国有企业，而1992年以来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贷款的“有效”需求大幅萎缩。与此同时，中国居民储蓄增长很快，城镇居民的家庭储蓄率从1992年的17%上升到了2007年的26%，而银行存款迄今为止依然是中国居民储蓄最主要的方式。因此，一方面是逐渐萎缩的贷款，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存款，这就形成了1994年以来持续累计的存贷差。到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存贷差总额已接近GDP的一半。大家知道，中国银行业资金用途大致可分为发放贷款和持有外国资产。如果资金出现剩余，唯一的出路就是持有外国资产。从宏观数据中可以看出，银行存贷差与外汇储备不仅同步增长，而且两者在数量上也非常接近（2007年存贷差GDP占比和外汇储备GDP占比分别为48.5%和44.2%）。
上述命题隐含的一个推论是资源重组规模越大，顺差也就越大。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中国，私营企业比重增加越快的省份，贸易顺差也会越大。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的命题。

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故事

庞大的经济规模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使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积累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焦点。其实，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都伴随着贸易顺差。但是，由于高速增长同时也会创造更高的投资回报率，那为什么这些经济体反而选择输出资本？这就是最近在学界引起普遍关注的全球“资源配置之谜”。我们的研究以中国内地为案例，为“资源配置之谜”提供了一个解释。同样的机制（即资源流向生产效率较高但融资能力较低的企业）也可以用来理解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故事。
当时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制造业与今天中国内地的制造业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以韩国为例，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韩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外债GDP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国外资金在韩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韩国经济迅猛增长，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大幅贸易顺差，国际收支失衡得到极大改善。这一转折恰好发生在韩国调整其发展战略的时点。在此之前，韩国经济高度依赖银行与大财团之间形成的经济金融联合体。上世纪80年代之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资源开始从大财团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小企业，成为韩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1980年至1990年间，小企业的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制造业中小企业职工数量占比也相应上升，这种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台湾的发展历程也很类似。大幅贸易顺差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经济的一个标签。在此期间，规模在100人以下的小企业（通常也是融资比较困难的企业）职工数量占比从1976年的39％上升到1991年的59％。
由此可见，制造业的资源重组同样可以解释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故事。资源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从而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而这些企业融资能力相对滞后，这又导致了大幅贸易顺差。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情形如此相似，美国**却很少指责韩国**和中国台湾当局操纵汇率。
总之，我们的研究对当前流行的有关中国**操纵汇率的观点提出了全面质疑。从理论上讲，贸易顺差与名义汇率偏低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汇率操纵假说本身也与中国发生的事实相矛盾。我们提供了一个结构性分析框架，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积累是资源重组和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自然结果，而同样的机制也可以用来解释上世纪8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
我们的研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政策含义。如果西方世界确实希望改善全球经济失衡，那他们应当把注意力从指控中国**操纵汇率转移到帮助中国改善私营企业的融资能力。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只能陷入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只有帮助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将更多的国内储蓄转化为可以创造更高收益的私人投资，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乃至全球的国际收支失衡。

[转]宋铮：用国际语言解释中国经济

■ 文/本刊记者 马海邻


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正副两位院长的推荐，本刊对宋铮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
　　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

　　新沪商：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虽然这次美国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但西方国家利用人民币汇率对中国施压，已经成了惯用招数。你们的研究是从什么方向得出与这相反的结论的？
　　宋铮：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积累了超过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少西方媒体、学者甚至**机构据此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破坏自由贸易，过去两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进一步把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西方世界的媒体和政客们公然批评中国的贸易顺差，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国内企业经营困难和失业问题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观点不仅可能引导贸易政策走向极端，陷入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而且从理论上讲也是错误的。针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基于一个简单的论断，即贸易顺差本身就是汇率出现偏差的证据，只要让市场决定汇率就可以恢复贸易平衡。
　　新沪商：这一看似显然的论断其实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汇率。
　　宋铮：虽然中国贸易顺差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人民币真实汇率却没有多大波动。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的计算，这些年来人民币真实汇率没有任何变化。如果真实汇率确实被低估，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观测到通货膨胀，因为扭曲的汇率会增加对非贸易品的需求，并刺激工资上涨。
　　然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通胀压力。1997年至2007年，中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与美国同期水平大致相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在此期间中国工资的增长显著落后于产出的增长，致使劳动收入GDP占比下降了至少5个百分点。所有这些证据都在质疑汇率操纵及其对于贸易顺差的作用是否真实存在。
　　最近，经合组织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海尔姆特·莱森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发展中国家非贸易品价格相对偏低），是导致诸多学者判断人民币被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总结道：“根据回归拟合结果，结合中国收入水平，2008年人民币仅仅被低估了12%。”需要注意的是，在莱森的报告中，12%绝对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他强调，“2008年印度和南非（这两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的汇率低估程度更为严重”。
　　总而言之，虽然有理由相信人民币真实汇率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升值（通过通货膨胀或者调整名义汇率），所谓**对于名义汇率的操纵不可能成为中国二十年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巨额贸易顺差从何而来

　　新沪商：那么你们研究的结论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究竟从何而来？
　　宋铮：我们相信答案在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而非名义汇率刚性。让我们先从国际投资的角度看看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贸易顺差意味着本国用“多余”储蓄（即减去国内投资的净储蓄）购买外国资产。也就是说，贸易顺差等价于净资本流出，中国正在为全球经济输出资本。这个从经济学入门教材中得到的结论看起来让人感到惊讶和困惑。
　　宏观数据和企业数据都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十年间更是实现了惊人的年均6%的增长。为什么中国的储蓄非要投资回报率接近于零的美国国债？投资国内市场显然可以获得高得多的收益。解开这个“谜题”是理解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形成机理的关键。
　　我们的研究表明，不需要任何汇率操纵，一个简单的结构性机制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我们的理论还解释了中国自1992年以来在各个方面呈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事实，包括高速经济增长、稳定的投资回报率、大规模资源重组、劳动收入GDP占比的下降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
　　新沪商：你的理论是什么？
　　宋铮：我们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基础假设之上。首先，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差异，私营企业生产效率相对较高。其次，金融市场存在不对称的融资壁垒。国有企业融资比较容易，而效率较高的私营企业融资却相对困难。
　　这两个假设其实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常识”，很多研究都表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生产效率和融资能力方面的差异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比如就资本收益而言，国有企业仅有私营企业的一半；而就银行贷款和**资助占投资总额的比重而言，国有企业却高达私营企业的三倍以上。
　　新沪商：你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命题，请详细分析。
　　宋铮：我们在论文里论证了两个核心命题：（1）第一个“常识”（即私营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第二个“常识”（即私营企业融资能力相对较弱）导致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首先来看第一个命题。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是资源的大规模重组。企业微观数据表明，制造业私营企业（规模以上）职工占私营和国有企业（规模以上）职工总数的比重从1998年的4%上升到2007年的56%。这一趋势也可以得到宏观数据的佐证：同样的私营经济职工比重从1992年的7%上升到2007年的54%。
　　就资源重组的绝对规模而言，中国私营经济雇佣的职工数量在1992年至2007年间上升了近1.3亿人，相当于整个美国经济的就业规模。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当然与1992之后中国**推行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有关，但私营企业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和投资回报率却是背后真正的推动力。2007年私营企业的年资本利润率达到32%，超过国有企业近一倍。资源（包括存量和增量）大规模流向私营经济因此也就水到渠成了。
　　第二个命题是理解中国贸易顺差的关键。虽然私营企业效率较高，中国金融机构显然更偏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私营企业融资困难一直是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私营企业往往只能依靠留存收益、企业家个人储蓄和一些非正规渠道为运营和发展提供资金。在大规模资源重组的背景下，国有和私营企业不对称的融资能力可以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乃至资本输出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由于贷款主要面向国有企业，而1992年以来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贷款的“有效”需求大幅萎缩。
　　与此同时，中国居民储蓄增长很快，城镇居民的家庭储蓄率从1992年的17%上升到了2007年的26%，而银行存款迄今为止依然是中国居民储蓄最主要的方式。因此，一方面是逐渐萎缩的贷款，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存款，这就形成了1994年以来持续累计的存贷差。到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存贷差总额已接近GDP的一半。
　　大家知道，中国银行业资金用途大致可分为发放贷款和持有外国资产。如果资金出现剩余，唯一的出路就是持有外国资产。从宏观数据中可以看出，银行存贷差与外汇储备不仅同步增长，而且两者在数量上也非常接近（2007年存贷差GDP占比和外汇储备GDP占比分别为48.5%和44.2%）。
　　新沪商：是否可以得出一个推论：资源重组规模越大，顺差也就越大？
　　宋铮：是的。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中国，私营企业比重增加越快的省份，贸易顺差也会越大。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的命题。

学术研究需要质疑精神

　　新沪商：有理有据驳斥中国**操纵汇率论，以及探究中国贸易顺差真相的研究，并不少见，你们的论文被《美国经济研究》采用，必有独到之处。复旦经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在向我们推荐的邮件中说，你们用西方接受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深刻阐述了中国贸易失衡的内在形成机制和人民币汇率无法改变这种经济结构的道理。能谈谈这项研究的过程吗？
　　宋铮：这项研究的起因最早可以一直追溯到10多年前。那时我在复旦读研究生，导师袁志刚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中国养老保险体制应当采用现收现付还是完全基金制度？中国**和学界的专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完全基金制。
　　袁先生站在反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两种制度的优缺点，指出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应当采用现收现付，利用代际转移提高中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他特别强调，实行完全基金制的前提是养老基金可以投资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资本市场。如果养老基金只能投资于国内发育不健全的金融市场，势必造成资源配置的更大扭曲。
　　我完全赞同袁老师的分析，因而也就对另一方的声音感到困惑。
　　我发现，支持完全基金制的专家学者大都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Martin Feldstein1998年发表在《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上的一篇短文，并以此为主要的理论依据。Feldstein的论点很简单，中国实际资本回报率非常高（15%以上），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所以代际转移不如直接投资，完全基金制因而优于现收现付制。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说明养老基金如何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中国实现比经济增长率更高的收益率，而这正是袁志刚反对完全基金制的关键。
　　新沪商：疑问是研究的起点。
　　宋铮：带着很多类似的疑问，2002年我从复旦转入伦敦大学学院（UCL）。研究生项目主管安排刚加入UCL的Fabrizio Zilibotti做我的指导老师。由于家庭等原因，Fabrizio很快离开伦敦。之后，我跟随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在那里我认识了Fabrizio的好友和合作者、对养老保险研究颇有造诣的Kjetil Storesletten。
　　有一次我把自己对中国养老保险问题的想法说给他听，并告诉他Feldstein的分析。他听完哈哈大笑，说Feldstein一定会这样讲，因为他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完全基金制的“右派”。开完玩笑，Kjetil对我的想法认真起来。
　　可贵的是，他像一个中国人般地思考，感觉这是个非常严肃和重要的问题，事关数亿中国城镇居民的福祉。就这样，Fabrizio、Kjetil和我开始了一项漫长、至今尚未完成的课题，从金融市场不完善的角度探讨养老保险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新沪商：关键在于要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
　　宋铮：中国经济政策研究的困难在于，现有的理论框架大多基于欧美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现实有一定差异，如果生搬硬套的话就可能得出误导性的结论。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收集数据、整理文献、对比中国经济与欧美经济，努力构建一个可以刻画中国经济基本特征的理论分析框架。
　　这项基础工作于2008年初完成。我们的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多个至关重要的宏观经济特征，包括高投资率下保持稳定的资本回报率、高投资回报率下的巨额贸易顺差、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
　　此外，这个模型非常简单，任何一个一年级的经济学博士生都可以看懂。当时Fabrizio说，“We have a diamond in our hands!”于是，我们三人决定把养老保险暂时放在一边，集中力量写一篇解释过去近2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文章，这就是《中国式增长》（Growing like China）。
　　新沪商：袁志刚教授对您这项研究的评价极高，认为是严正地回答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绝不是中国外汇储备高企的原因，而且这样的答案是与美联储的经济学家等一起经过科学的论证得出的，其力量自然胜过那些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所谓大人物所写的耸人听闻的“奇文”。是这样吧？
　　宋铮：2008年底，我们把文章送给《美国经济评论》，到2010年4月被正式录用，总共只有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的不少顶尖学校（主要是我两位合作者）和国际学术会议宣读了这篇文章，引起很多听众的兴趣，其中不少人之前对中国经济一无所知。
　　新沪商：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大概也为这项提供了良好的背景。
　　宋铮：中国经济问题上升为当代经济学主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可能的趋势，而这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质疑的声音当然也不少。有趣的是，这类声音更多来自于学界以外。
　　我们文章的一个结论是中国贸易顺差是结构性问题，与汇率操纵没有必然联系。这与时下西方主流媒体的观点冲突，有时也给我两位合作者带来一些小困扰，比如有一些言论批评他们的研究品格，甚至质疑他们已被中国**洗脑。

中国经济学家的严峻使命
　　新沪商：袁志刚告诉我们，以国际上能够理解的现代经济学语言解释中国经济中所发生的事件，消除误解，应对指责，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赢得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是今天中国经济学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使命。从您个人的感受出发，复旦为青年经济学者提供了怎样的成长空间？
　　宋铮：我在复旦最大的感受就是学术自由。我的同龄人在其他学校为终生教职而竭尽全力发表论文，而我却可以享受完全属于自己的时空，尝试各种各样的想法，发挥自己的极限。
　　除了《中国式增长》之外，我在复旦的四年没有发表过论文。在有些学校，或许第三年我就已经被解聘了。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一辈的学者，比如华民、张军、石磊、李维森和殷醒民等。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研究热情一直在感染年轻人，催促我们加倍努力。因为他们的存在，让经济学院成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学术机构。
　　我过去的导师、现任院长袁志刚倡导“现代经济学本土化，中国经济问题国际化”。我觉得这两句话最能代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所有教师共同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