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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向型出口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说明中国经济亟需二次市场化改革。
以温州为代表，全国高利贷横行，取代了以往的炒房团与炒煤团等投资方式。原因有二：管制利率与民间市场利率差价太大，导致资金大规模进入贷币市场追求利率差价，高利贷是市场资金紧缺与高风险溢价的典型表现；二是民间资金缺乏投资渠道，炒房团、炒煤团等遭遇围追堵截，成为经济上的贱民，而证券投资绝大多数遭遇亏本的命运，投资者自然兴趣缺乏。
政策既没有给市场预留足够的实业空间，更没有给庞大的民间资金预留有信用的投资市场，于是，资金进入最危险的领域高利贷市场，钱生钱成为暴利来源：2010年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8厘，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上涨至3分（年息36%），而目前年息已经达到百分百以上。
从道德上批判高利贷毫无意义，批倒批臭也解决不了资源配置难题。按照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只要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存在巨大的差价，寻求差价的投资者就多如过江之鲫。
情况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高利贷市场坐在火山口上。由于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过高的利贷，据《南方周末》报道，浙江高利贷借贷者“跑路”成风，中小企业危险迫近，高利贷链条岌岌可危，在浙江、福建等地出现了大规模的链条崩断现象。
虽然有关方面不承认东南沿海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但工商数据显示，上半年浙江省注销的企业高达1.44万家，已超过2010年全年的1.24万家，一些新诞生的企业很多是原有企业为分散风险分散的次级衍生企业。
高利贷盛行，显示实体经济与金融管制的双重困境。解决困境有两种思路，或者向左转，以更计划的体制、更严厉的管制、以高利贷从业者的血祭刹住高利贷之风；或者进一步向市场经济推进，放松行业管制、价格管制，达到资金高效、自由流动的目标。后一条路才是疏通血脉的治本之术。
让人担心的是，由于管制经济的路径依赖，由于ZF掌握主要资源的配置权，解决困境容易向ZF加大管制、吸纳更大企业的目标前进。目前，连民企圣地都以引入大型央企、引入世界500强企业为荣，国企与外企比例越来越高，似乎中小企业退场、大型企业入场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希望所在。
这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可怕误读。
企业好坏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效率的高低。从全国工商联提供的数据看，国企的资产收益率普遍低于民企；从微观的市场案例来看，中铝、中铁建等大型央企在国际上的投资亏损，中冶恒通在国内的投资巨亏，无不反映上述大型央企缺乏最基本的内部信托责任机制。当资源通过行政之手越来越多地配置到大型低效企业，中国经济离高效的市场越来越远，离内需经济所需要的民富国强越来越远，经济必然走向国富民贫、内需难振、隐性负债增加的极端境地。
经济一盘棋。实体经济的资源错配极其严重地影响到投资市场的信心，导致投资市场全部低迷。A股市场的大型蓝筹股低迷不振，而中小板相当于在4000点以上，说明大型企业的融资、再融资已经成为拖累A股市场的根本因素，投资者无法从这样的企业得到回报，巨无霸企业做大需要投资者源源不断地输血——没有人愿意为这样的企业支付更多的成本。
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必须用极大的勇气与智慧进行二次市场化改革。
要解决高利贷现象，首先需要放松严厉的金融管制，以市场利率为基准制订中国的利率政策，而不是为了维护贷款大户的利益人为保持巨大的负利率空间。目前要求大中型商业银行面向小微企业贷款，是资源的又一次门不当户不对的错配，必定惨遭滑铁卢。其次要打开行业门槛，允许民企进入管制行业，只要法无禁止，即允许民企进行各方面的投资。否则，充满庞氏骗局色彩的恶性投资难免按下葫芦浮起瓢。
钱生钱的可怕经济现象当告一段落，中国经济只要靠二次市场化改革才能向正常的循环迈出关键一步。
注：朋友来沪，提及在东海的中小金融企业论坛，对唐双宁的演讲赞赏有加。
市场加真话。
沿海转型，得蜕一层皮。所谓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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