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拉美危机看成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腐败的结果是不充分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腐败,导致了贫富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可能形成改朝换代。这样的教训不需以拉美为镜,中国过去2千多年的变迁史是最好的说明。只是不知中华民族何时能走出这个怪圈。改朝换代是富人对穷人、官对民采取了非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战略的结果,对此经济学家似乎能够帮助富人和官进行战略调整。
拉美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后面临的共同难题。过去的二十多年,拉美、黑西哥、苏东和东南亚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无一不具有共同的性质。现代国际经济竞争中,存在两类不同的经济竞争:一是富国之间在竞争,以技术和社会的整体制度为主;二是穷国之间的竞争,以劳动力再生产价值为主。富国和穷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之间,实际上没有根本性的竞争关系,只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富国之间可以通过生产各具特色的商品和服务,形成垄断竞争;而穷国则不可能,彼此生产的商品基本上具有完全的替代关系。发展中国家进入富国俱乐部的仅有几个“小龙”,而没有进入工业化的极不发达国家相继实现了工业化,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龙实现工业化之后,那些早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成了冲击的对象,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当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危机,只是可能性小得多,因为再没有另一个比中国更大的龙了,而且没有另一个民族象中国人这样勤劳和有进取心。当然,要完全避免这样的冲击,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尽快形成一批能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技术和制度安排(如食品生产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合作,确保食物安全),提高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技术水平,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二是维持极低的劳动力价值,保持对其他后进国的竞争力(不过,这必然会让那些勤劳者和充满进取心的民众看不到希望,重新进入社会动乱和改朝换代的轮回之中)。
中国的真正危机在于,一是自己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二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也就是奴性(许多人对富和对贫、对上和对下随时可以表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面孔),卖国性(过于频繁的改朝换代和受到外族的统治,已使不少人失去了国家和民族的荣誉,汉奸太多,一部分政府官员可以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小利,损害国家利益;运十的命运也与部分官员的这种卖国性不无关系)和对诚信的淡漠(考试作弊不会成为公众鄙视的对象,随口说谎成了家常便饭)。这些劣根性与民主和法制是很难相容的,特别是在中国如此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具有激励相容的制度如何可能出现呢?民主与法制在中国还有一个漫长的路要走,政治腐败更是难以根除,危机也可能越来越严重,需要学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