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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视角下的美元风险与人民币国际化
（开放导报杂志社，广东  深圳  518029）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   美元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   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F822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4-6623（2006）06-0005-05

编者按: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教授是我国最早进行虚拟经济研究的学者之一，其专著《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曾获第八届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近年来刘骏民教授致力于推动虚拟经济研究活动。2006年10月，第四届中国虚拟经济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本刊为此次会议的学术支持单位。就读者关注的人民币国际化及虚拟经济研究的相关问题，本刊执行总编辑张朝中对出席会议的刘骏民教授作了学术专访。

张朝中执行总编辑（以下简称张）: 首先祝贺第四届中国虚拟经济研讨会的圆满闭幕。开放导报杂志社作为本次会议的学术支持单位，我们也为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感到由衷的高兴。
刘骏民教授（以下简称刘）: 谢谢您的祝贺，同时也要感谢开放导报杂志社为本次会议提供的学术支持。举办虚拟经济研讨会如今已是第四届。作为会议的主办单位，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虚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的重视，虚拟经济的研究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从此次会议收到的论文和与会代表的发言来看，虚拟经济的研究要比前三届深入得多，系统得多，当然提出的问题也更多。现在，更多的研究人员深入虚拟经济的研究领域，开始尝试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应用层面来解读虚拟经济。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关系就是经济实力下的利益关系，美元霸主地位的支柱被虚拟化后，美元的风险就在于美国制造业转移、虚拟经济过度发达和美元有了欧元这个竞争对手
张:大多数经济学者将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关系定位在汇率制度的形式上，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意味着固定汇率制度的终结，您对此却另有看法，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关系是美元的霸主地位，这种看法有什么意义？
刘:我并不反对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看作是浮动汇率制度代替了固定汇率制度，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变化背后的那些决定性的关系。所以我说汇率制度并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关系是利益关系和决定这种关系的经济实力。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确立了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它反映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美国的最大利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表现为固定汇率制度的终结，实质是美国为了维护其利益再次做出的制度安排，目的仍是为了维护美元的霸主地位。这样看来，固定汇率制度虽然在1973年就已经崩溃，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灵魂“美元的霸主地位”至今却仍然存在。我这样强调的意义在于，提醒世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关系就是经济实力下的利益关系，有了这种意识，就不致在面临巨大变化时而毫无准备。
张:传统上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柱有两个：一个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另一个是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您仍然保持这种认识吗？
刘:这实际上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元霸主地位最初是靠黄金汇兑本位的体制建立起来的,它并不能说明为什么美国而不是英国的方案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制度基础。实际上支持美元霸主地位的更根本的支柱是美国战后的经济实力。这样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就有两个支柱: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雄厚的黄金储备。后者是形式的,实质是强大的经济实力。
上世纪40年代,美国的GDP占世界比重曾达到50%以上。另一方面，美国的黄金储备在1949年时曾增至246亿美元,占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近3/4。美国境外持有的美元不仅随时可以兑换成黄金（美国大量的黄金储备也有这种能力承诺这种兑换）,而且美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也可以向世界提供大量可供美元购买的产品。
张:大家都知道美元从1973年开始不再兑换黄金，黄金非货币化已经33年了，这期间美元一直维持着世界主要货币的霸主地位。您认为现在美元的霸主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是比过去更牢固，还是更不稳定？
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国际地位的支撑因素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有意思的变化是替代黄金支撑美元霸主地位的支柱被虚拟化了。过去，美国人购买国外的资源和各种消费品要付出美元，各国出口商持有的美元可以兑换成本国货币，这样各国中央银行就会随贸易顺差不断积累美元储备。这些储备美元理论上可以随时与美国兑换黄金，这就是所谓黄金是美元支柱的机制。但是黄金非货币化之后，美国不再对各国持有的美元兑换黄金，而各国持有的大量美元只好去购买美国的各种虚拟资产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企业股票等等，各国越来越需要一个专门机构来经营其外汇储备，这些美元储备成了国际上一个到处寻找投资项目的庞大基金。当这个庞大的基金寻求保值的时候，其本身就构成了世界货币体系中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它们不是货币汇率的“平准基金”，而更类似于寻求利润的投机力量。
张:您是说，世界因为美元的过度输出境外而变得更加不稳定了吗？
刘:是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停止兑换黄金之后，世界上并无任何通货可以替代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于是美国可以不再受到黄金数量的约束，随时对外发行美元，其主要渠道就是贸易逆差。80年代以来连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美元流出的数量越来越大。这造成了国际性的流动性膨胀，也导致各国通货的增加。显然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是向各国输出通货膨胀压力。当然这些压力会被各国央行的政策对冲一部分，多数也会反映在地产、股市这些虚拟资产的价格上涨上，传统的通货膨胀已经转型。但是，像中国、日本这些集中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因贸易顺差导致的流动性膨胀，绝对是与美元大量流出美国有直接关系。概括地说，美元霸主地位的直接支撑物已经是美国庞大的虚拟经济。这样，美国对外提供流动性的约束不再有了，便导致了世界性的流动性膨胀，导致美元贬值压力不断积累。也就是说美国将其不稳定性带给了世界。
大量的美元与大量的虚拟资产相对应，这些全球化的资产交易因大量投机活动而生成风险，各种“从众效应”、“蝴蝶效应”等等的放大作用时常会使其形成金融风暴和金融危机。世界并非因失去了黄金而变得疯狂，实在是因为被疯狂地注入美元而变得风雨飘摇。
这种危机一方面来自美元大量充斥，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元购买力的大幅度下降。在当代，货币已经彻底虚拟化了，它是一种符号，其购买力的衡量在正常条件下和危机时期是完全不同的。正常条件下，货币可以购买实物产品和各种实体经济提供的服务，也可以购买股票、债券、地产等虚拟资产。当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各类资产价格暴跌，资金将会流向实体经济。这时，多数虚拟资产的虚拟性质就暴露无疑，人们不再购买虚拟资产，只有实物产品才具有价值。显然，虚拟化了的货币的购买力最终是由实体经济来衡量的，即用买到的石油、小麦以及各种实物产品和劳务来衡量，不是用能买到多少张股票和债券来衡量。因为货币的购买力不能用自身来衡量。
战后，美国GDP从占世界总量的50%下降到现在的近30%。当然这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比例。但是美国制造业GDP占其总量GDP的比例却从战后50年代的25%下降到现在的12%左右，而其地产、金融等服务占比却从50年代的1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20%。显然，支撑美元最终购买力的美国实体经济正在不断被削弱。
现在，美国境外大量美元的对应物不仅仅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而且也是各国在国际间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以及美国提供的大量虚拟资产。 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如果有一天，某种投机活动突然使得人们对美元丧失信心，就会形成抛售美元资产的狂潮，这时美元的购买力就必须用美国自己的实体经济来衡量和支撑。美元的风险就在这里。没有谁敢保证美元不会沦落到这步田地。虽然可以预见当美元出现危机时，中国至少看在一万亿美元储备的面子上也要极力帮助挽救美元的地位。但是，一旦趋势如此，任何人都无力回天。
张:许多人都在讨论美元贬值可能引起的美元崩溃，您对此怎样看？
刘:我注意到一些学者在谈这个问题，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以为美元会崩溃。不少人将美元崩溃定义为美元汇价下跌20%。也有研究认为，美元汇价越是下跌其外汇储备的地位越是稳固，原因是大家都套死了，要进货摊平成本。同时，投机者在跌到自己的心理价位时要购进，这就使得美元在其汇率下跌时地位更加稳固。我不这么看。美元的风险首先在于美国制造业转移，虚拟经济过度发达。所谓过度，是指美国虚拟经济不是建立在美国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世界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其次美元的风险在于有了替代物，主要是欧元的出现和发展，导致美元有了竞争对手。从2000年到2004年，欧元进入储备货币的增长率一直远远超过美元。这五年，美元储备增长率分别是:8%,6%,10%,24%,24%,而欧元增长率分别为:14%，31%，22%，31%，24%。在美元大量流向境外的时候，欧元在各国外汇储备中迅速占到了24%。2005年欧洲政治一体化受挫，导致欧元国际化的进程迟滞。美元外汇储备增长率2005年为12%，而同期欧元外汇储备增长率为7%。虽然如此，今年各国开始或明或暗调整其外汇资产的构成，美元成为各国削减的主要对象。一旦形成趋势，将十分可怕。日元2005年还占不到4%，现在也在大幅度上升。印度抓紧时机放开其货币自由兑换，俄罗斯也在进入WTO之前就要放开。这些潜在的国际化货币会根据其经济实力状况逐渐在外汇储备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怎样说美元国内用实体经济衡量的实际购买力低下，但是，那些像中国那样由国内实体经济支撑的货币国际化，必定会带给世界更加稳定的因素。
二、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关键是中国能否构建一个国际化的虚拟经济系统，这对于支撑美元霸主地位和调节美元资产价格及美元汇率将起着重大的作用。我们要抓住目前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顺势推进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让人民币走进几种主要储备货币行列
张:人民币汇率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一系列围绕人民币的问题成为当前经济的热点问题，您认为这个问题应基于什么样的背景下去理解和看待？
刘:应该说是基于两大经济背景：中国经济体实力增强和中国对世界的经济依存度加深。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大，2005年中国GDP世界第五，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三；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对外依存度迅速提高，进入新世纪后对外依存度已近70%。于是，中国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到世界对自己的重要性，世界也从来没受到中国经济如此强劲的影响。中国和平发展是新世纪之初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中国当前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及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导致了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大，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剧增。能否找到一种既可以大幅度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又使国际间的各方利益都得到提升，从而令中国对外关系更加和谐的解决方案，将取决于能否摆脱传统理论下的思维定势，真正理解人民币汇率问题背后那些更本质的问题。
张: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热烈讨论，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有经济影响力的大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上升，您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刘:在传统理论下，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下降，使得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受到打击；人民币不升值会导致顺差加大，进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越大，国际利益冲突越大。人民币汇率问题似乎进入死胡同，其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人民币在世界货币格局中的权利与经济实力不对等。中国实体经济强大，而人民币却被排斥在国际经济活动之外；中国实体经济交易巨大，而在虚拟经济领域国际交易量几近于零。中国巨大的国际贸易额是用美元和欧元等国际货币来媒介的，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在稳步上升，人民币在储备货币中的比例几乎没有，是国际货币格局中的“小国货币”。但世界货币格局终究是利益格局，旧有的货币格局已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实力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世界货币格局必须依据世界经济格局做出适当的调整，增强国际货币合作以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解决人民币汇率两难困境的惟一出路就是：人民币国际化。
张:人民币国际化就意味着人民币要走出国境，在境外流通和被其他国家作为储备资产。从这个角度讲，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通过何种渠道来实现？
刘:一种货币要走出国境，无非是两个渠道：通过国际收支中经济项目的逆差或资本项目（包括了金融项目）的逆差。当然，如果两者都是逆差的，那么长期就会面临该货币回流到国内的巨大压力。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的阶段，在美国1960-1968年间的国际收支账户上，经常账户持续保持顺差，金融账户持续保持逆差。也就是说，美国当时通过金融账户有效地向世界输出了美元，从规模上增加了美元在外的储备数量；而由于美国经常账户的顺差，说明美国依然凭借其强大的实体经济的制造能力，向世界输出产品。
美国从1960年到1968年这一阶段的经历告诉我们，在经常项目顺差的同时，可以通过金融项目的逆差对外输出本币，这样的好处是既可以缓解本币升值的压力又不致使本国依赖的商品贸易出现逆差，打击本国经济。这种方式对中国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既能保持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正常发展，又能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张: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使得中国持续贸易顺差，持续的贸易顺差又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具有了可能性也具有了必要性。那么，您怎样看待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问题？
刘:日本的教训和德国的成功经验能给我们提供深刻的启示。日本推进日元国际化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上个世纪60、70年代是日本经济黄金发展时期，但对资本账户的控制限制了日元对境外的供给，结果错失了向境外输出日元积累日元储备的最佳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实现了资本账户自由化，终于认识到了本币国际化的重要性，开始积极推动；结果日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比重由几近于零扩张到8%。1985年，由于在政治上对美国的依附，日本被迫同意了由美国联合欧洲逼迫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日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结果，持有日元的预期收益几乎丧失殆尽，境外投资者已经不再愿意大规模持有日元进行长期储备，日元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良机一去不返，其大国进程也被由此导致的泡沫经济打断。
德国马克的经历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德国早在1956年就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较早地放开资本项目使得德国抓住了20世纪60、70年代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利用资本账户持续逆差输出马克，避免了马克迅速地大幅升值。凭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契机以及自身币值稳定的良好信誉，马克终于跻身国际货币的舞台。
日本的教训和德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人民币国际化的大门将会关闭，历史性的机遇就会丧失，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行程将会被中断。中国与曾经的日本、德国一样，走到了同样的历史关口。我们要抓住目前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顺势推进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让人民币走进几种主要储备货币的行列。
张: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际货币的一个重要支撑因素已经是虚拟经济，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应如何把握这一点？
刘: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关键是中国能否构建一个国际化的虚拟经济系统。目前在世界货币格局中，人民币在其最根本的支撑——实体经济领域已具有了较强实力，但在最现实的支撑——国际化的虚拟经济平台上仍存在很大的不足。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自由兑换一定要放开，但放开之前应构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化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为未来的人民币储备提供国际化的虚拟经济平台支撑。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贸易顺差的情况下输出人民币资产以减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当人民币有下跌趋势时，虚拟经济平台又可充当一个巨大的容器来吸收回流的人民币资金，以缓解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累计发行了近8万亿美元的债券（包括国债、政府机构债券、市政债券及企业债券等），其中一半左右由美联储持有，也就是说，美联储通过自己发行美元债券的方式回收了4万亿美元的境外货币，剩下的近4万亿美元债券则由国外机构持有。美国通过债券平台为其对外流出的美元提供了足量和品种丰富的资产，同时也具备了在国际间吸收美元回笼的渠道。显然，这样一个巨大的平台对于支持美元的霸主地位和调节美元资产价格及美元汇率起着重大的作用。而到目前为止，海外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数量还是零。
三、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有规模这个“量”上的差距，更有虚拟经济内部结构上“质”的差异，这与中国庞大的实体经济体地位并不相称
张:您刚才谈到，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搭建一个国际化的虚拟经济运行平台，进行国际间虚拟资产的交易活动。就目前来看，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处于怎样的状况？
刘: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债券市场从无到有并开始交易，房地产业走向市场化。由于各类交易市场的发展带有试探性，虚拟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波动性。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虚拟经济部门的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监管也不断完善，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步表现出稳定化、正常化趋势，虚拟经济市场活动机构激增，虚拟资产的市值总体膨胀，虚拟资产的交易量显著上升。2005年股票市场价值、债券市场余额和城镇居民房地产市值这三类虚拟资产的总市值超过了58万亿元人民币。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虚拟资产的交易品种和各种衍生工具逐渐丰富，虚拟资产的活动日趋活跃、交易量也迅速增长，2005年已经达到41.3万亿元。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交易量的增长率达到了35%。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虚拟经济的整体规模仍然较小。从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上看，即使除去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尤其是中国的外汇衍生品交易量才刚刚开始），美国虚拟资产交易量应该是中国的几十倍以上，日本的虚拟经济规模大体上是我国的18倍或更多，虽然近年来经济的持续萎缩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虚拟经济的发展。中国目前虚拟资产交易量基本上与韩国相当，而韩国的实体经济体要比我们小得多，其GDP只有我们的1/3左右。
张: 单单从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来看，显然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除了“量”上的差距之外，中国虚拟经济与他国相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刘: 当然，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和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有规模这个“量”上的差距，更有在虚拟经济内部结构上“质”的差异。股票市场上，截至2005年末，美国、欧洲和日本分别占到了世界总市值比重的41.3%、18.4%和29.8%；而2005年底沪深两地股票市场市值占全球市场的比重不到1%。债券市场上，2005年中国债券市场余额仅仅约为美国的3.5%，并且国债和中央银行债两者合计占整个债券市场的2/3，此外政策性的金融债也占1/4强，银行商业债券和企业债券只占5%多一点；而美国的国债占比只有16.2%，加上市政债券后所有公共债券的占比也只有1/4。期货市场上，中国交易品种还局限于农产品、金融和能源三大类，交易量更多集中于农产品市场，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在金融期货（包括金融工具和外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比重。外汇市场上，我国外汇交易量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并且，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绝大部分交易是即期交易，外汇衍生品交易刚刚开始，但在全球外汇市场上，2004年以来外汇衍生品交易所占的份额已超过了2/3。从各个市场的情况也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的“虚拟性”更强。
张: 从全球角度看，美欧日占据世界虚拟经济的绝大部分份额，美国拥有全球最庞大、最活跃的虚拟经济平台。而中国的虚拟经济长期游离于世界虚拟经济的门槛之外，这与中国本身庞大的实体经济体地位并不相符。
刘: 就是这样，一国虚拟经济发展规模应该说是和该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相对应。为了较准确地刻画虚拟经济在整个经济运行中的功能和地位，我们设计了经济的虚拟化度指标。经济虚拟化度的具体测量方法是指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以各类虚拟资产的总交易额表示）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之比。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了农业、工业、建筑业及第三产业的产值，大体上涵盖了实体经济的内容。当然目前虚拟经济部门的相关内容已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并且有增大的趋势。虚拟资产的交易额集中反映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
根据这个定义测算，中国的经济虚拟化度在2000年以后开始上升，2003、2004和2005年三年都在2以上，2005年达到最高的2.26。由此可见，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
张: 刚才您谈到，虚拟资产的交易额集中反映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而我们注意到很多人更加关注虚拟资产的市值，从虚拟经济研究的角度对此怎么看待？
刘: 虚拟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量虚拟资产的重复交易，这就为投机活动的进行埋下了伏笔。重复交易中的过度炒作引起投机活动猖獗，由此引发了泡沫经济爆发的可能性。虚拟经济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投资者和投机者，他们可以调动数目庞大的资金量，当多数人预期某种或某些种虚拟资产的价格将会上涨或下跌时，将会有大量的资金短时间内流入或流出于虚拟经济中。大量资金的流入使虚拟资产的价格被炒起来而产生经济泡沫；大量资金的流出使经济泡沫迅速破灭，债务链条引起的信用危机将洗劫整个经济。使大量资金短时间内流入或流出的投机活动会引起虚拟资产价格的暴涨或暴跌，其集中表现便是虚拟资产的交易额飙升。因此虚拟资产的交易量或交易额变化理应成为我们关注虚拟经济的最重要目标。
当然，虚拟资产的市值也应该是虚拟经济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一方面，它是停留在某一点的静态值，不能体现观测“资金流动”这一重要途径的直观性；另一方面，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使得很多虚拟资产的市场价值也已经不能再准确衡量了。
张: 你们的研究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虚拟经济的国际化，包括前面谈到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虚拟经济研究的核心是什么？
刘: 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开始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外国证券机构、外国保险公司、外国基金的限制。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安全和抗风险能力已成为我国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的关键。虚拟经济的运行也就理应成为监控和抵御经济风险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这也是虚拟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
张: 最后再次感谢刘骏民教授接受我们的专访，希望虚拟经济的研究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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