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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纵横] [节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我的教改情结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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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fag 发表于 2007-1-8 09:56: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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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武汉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出版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刘道玉在沉默十六年后第一次把自己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揭开了许多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不仅对教改起到借鉴作用,也将唤起熟悉武大生活的学子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1981年,职称仅为讲师、48岁的刘道玉被中央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这对于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曾起到积极作用。此后,刘道玉执掌武大校政七年,以蓬勃的朝气,锐意改革,使武汉大学继往开来,一下子走在时代的前列,同时也写下自己人生的一段辉煌。比如,他率先在国内恢复和创建了学分制、主辅修制、自由转专业制、插班生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贷学金制等一系列有助于学生成长成才的改革措施,都为全国所瞩目。

  刘道玉先生1958年毕业于武大化学系后留校任教。被任命武汉大学校长后,他更是殚精竭虑谋划学校发展,不拘一格招徕人才,起用受过不公正待遇的老教授。他成天与学生打成一片。新生入学,到学生宿舍一一探望;学生举办活动,他参与其中,甚至以参赛者的身份参加学生演讲比赛。他与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凡是学生合理的要求,必须解决,不得拖延;凡是学生写给我的信,不得扣压,有信必回;凡是学生要求见我的,不得挡驾,要有计划地做出安排。”在办学过程中,不断思考,想方设法为学生成才开辟道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根据当时武大中文系学生喻杉小说改编的电影《女大学生宿舍》在全国反响强烈,其中那位思想开明、作风民主、锐意改革、深受学生爱戴的校长,就是以刘道玉的原型创作的。

  1988年2月,由于种种原因,锐意改革的刘道玉被突然免职,他像一个谜一样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但他教改的情结不泯。他曾说:“我本不想做官,也就不怕丢官,那么,就不会为‘保官’而前怕狼后怕虎了,也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了。”“我这个人最喜欢一个字,那就是‘变’。有这个字,就有了创新的最大驱动力。”正是他的这种“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的个性,使他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中的风流人物,也成就了武汉大学一度的辉煌。

  作者毕生从事教育改革事业,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和眼光具有前瞻性,他在书中保存了许多宝贵经验与思索,如大学价值取向、高等教育模式、大学校长遴选等等。作者说:“写回忆录就是一次全面彻底的反省,回忆和检查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主要事情,也算是将自己的历史向历史向社会作一个交代。”他说,我的经历中,有许许多多的失误或失败,但让我刻骨铭心的两件事构成我的最大的遗憾———第一个遗憾是发表了一篇有缺点的文章《征服“不可驯服”元素的启事》;第二个遗憾是终未完成《有机氟化学》一书的出版。

  刘道玉在自传中说,“我的一生的经历,就是一部教育实践的历史,在书中,记录了我从事教育改革的经历与经验总结,也反映了我的某些教育主张和理论观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本自传也是一部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参考书。”(以上节选自北京晚报)

以下就是关于这本书的第十章:我的教改情结(1)(2)(3)(供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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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校长 大学校 武汉大学 教育改革 学生宿舍 大学 校长 教改 节选 情结

fufag 发表于 2007-1-8 09:58: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
我的教改情结(1)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在我被免职以后的几个月内,来探视我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既有校内的教师、学生和职工,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理论界的名流,党政军部门的领导朋友,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年轻的朋友。他们除了慰问以外,更多的还是想了解我对今后的打算,也有的热心地为我出谋划策。概括起来,他们认为摆在我面前的有三种选择:一是从政,寻找机会东山再起,实现自己的抱负;二是治学,保持一个正人君子不改其志的气节,在学术研究上干出成就来;三是从事科技开发,走实业的道路,待获得成功以后再转而从政。对于朋友们的关心,我很是感动,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感谢他们在我困难时给予我的支持。我对他们说,虽说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道路,但实际上供我选择的只有一条。这是因为,从政显然是不能再考虑了,我本意不想当官,再说我被免职也正说明了我不懂“官场学”。从事科技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行为,从本质上需要具有与从政相同的素质,而我完全不具有“经济细胞”。因此,做学问就成了我惟一的选择。不过,我所说的学问,既包括化学研究又包括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但是,从倾向上来说,我宁愿把重点放在后者上面,因为它所起的作用比前者要大。这既是我的价值观念的取向,也是我的教改情结。

俗话说:“心底无私吃得香,睡得安稳。”虽说突如其来的免职使我失去了改革的舞台,严重地打击了我改革的积极性,特别是使我准备推行第二个十年改革的计划受挫。但是,我没有忧伤,很快地调整了自我,把目标由校内转向了校外,由公立教育转向了民办教育,由单纯的教育转向包括教育在内的大文化建设,为继续推进改革事业而努力着。

最早向我提出建议的是经济学院的几个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他们建议我在广州黄埔军校原址创办黄埔经济大学。他们认为,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实行军事救国。在办校的5年期间,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将领,从正反两方面对中国的革命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的中国,需要经济兴国,如果按照黄埔精神创办黄埔经大,造就一批经济英才,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必将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也很符合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追求。说实在的,我的确有点心向往之。但是慎思起来,又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根本无望得到政府的批准,再加之经费来源问题,特别是黄埔港的迁移等问题,几乎是无望解决的,因此不得不放弃这个近乎是幻想的方案。

放弃创办黄埔经济大学以后,我的思想并没停止下来,很快又开始设计新的办学方案。鉴于我国严重缺乏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于是我又萌发了创办一所高级管理学院的想法。在调研与思考的基础上,我草拟了一份“建立亚洲高等管理学院(暂定)的方案”。它的构思是针对我国管理教育落后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和巴黎高等行政管理学校的某些做法。

关于办学指导思想,我在方案中明确指出:“为全面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摸索经验,单一的教育体制不利于比较与竞争,不能适应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因此,要放宽办学政策,广开才路,允许办出不同风格的学校。本校的创办,从一开始就打算按照新的教育理念、新的培养目标、新的教学制度和新的教学方法,完全走一条新的办学路子,以便与现行大学的管理教育相互促进。”

拟创办的这所学院是限定在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只招收已获得大学本科文凭且具有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的管理者。学制为三年,预科(强化培训与遴选)一年,硕士课程一年,研究论文一年。学院实行文凭证制,文凭分为四个层次:预科文凭、单门课程合格文凭、课程硕士文凭、硕士学位文凭。学生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终止学习,可以获得与其学历相应的文凭。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技、群、体、美全面发展的开拓创新型的高级管理人才。

管理学是交叉性的综合学科,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拟设置行政管理、市政管理、工商管理、金融管理和文化管理等,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或在学习过程中转学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必须彻底改革,学院将实行短课制、学分制、讨论式教学,教师与学生教学相长,能者为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十分强调新思想、观念、教育,应用知识与技能教育和熟练应用英语能力的教育。

经过我实地考察,拟将该学院建立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的唐家湾,它面临珠江口,是清末要员唐绍仪的私邸,是办学的理想之地。我曾就办学之事,与珠海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过多次洽商,办学方案也递交给了他们。尽管他们很赞赏我的办学方案,但它毕竟是一项创新的事业,可能牵扯到方方面面,难以付诸实施,于是也就不了了之。

1988年5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办了“科学与文化”论坛的第一次会议。这个论坛的宗旨是,全面探讨科学与文化的关系,呼吁全社会发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道德,讲求科学方法,以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和事业的发展。这个论坛是由全国科学界、理论界和文学艺术界的一批著名学者发起的,钱学森、钱三强、何祚庥、于光远、龚育之、郑必坚、高占祥、朱丽兰、胡亚东、吴祖强等参加了第一次的论坛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出于对改革的炽热之情,我在会上作了“科学文化也是硬任务”的发言。一开头,我有感而发地说:“论坛关键在‘论’,与会者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通过我们的论坛,使领导决策部门做到‘择其善而听之、择其善而从之’。如果能这样,‘论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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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fag 发表于 2007-1-8 10:00: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我的教改情结(2)

在阐述了我国长期不重视科学文化建设以后,我自问自答道:“怎样才算真正重视科学文化工作了呢?我看主要是两条:首先是增加对科学文化事业的投资,使教育科学和经济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其次是发挥科学文化的作用。这里,我想就如何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政府决策的咨询作用谈点看法。我认为,政府为了决策的需要,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是必要的,但也不应忽视发挥社会科学院和大学里的研究人员的作用。不客气地说,我国政府里的一些研究机构往往行政化了,可能成为某种政策或讲话的注释班子,恐怕难以进行独立自由的研究。相比之下,研究所和大学里的研究人员,可能更客观地提出一些研究报告,至少可以作为领导部门作决策的一种比较方案。可惜的是,广大的研究人员既得不到研究所需要的信息,又没有坦诚直谏的机会和政策上的保证。”
俗话说:“爱之深责之严。”由于我对教育的热爱,总是以理想主义的标准来评判它,因此我对国家的教育状况少有满意,对教育主管部门的某些政策多有批评。其实,我对自己也很不满意,很少有开心的时候,我既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又是一个“教育危机论”者。

《对十年教育决策的回顾》,就是我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一篇批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文章。有人把它说成教育上的“十批判书”,这对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只能说“是”而不能说“不”的状况,毕竟是一次小小的反叛,说出了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心里想说的话。

在文章一开头,我开门见山地说:“近十多年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某些发展,曾一度出现过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曾几何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不那么响了,教师厌教,学生厌学,辍学现象屡屡发生,‘读书无用’的思想重新抬头,文盲大量增加,教育经费严重缺乏等等。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教育决策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接着,我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失误,它们是:

关于高校的简政放权的问题;

关于高等学校发展模式;

关于教育经费问题;

关于评定职称和实行聘任制;

关于加强基础教育问题;

关于留学生政策;

关于取消毕业生分配;

关于创收和勤工俭学;

关于研究生教育;

关于教育改革问题。

在文章最后谈到教育改革时,我写道:“从全国来看,教学领域里的改革几乎没有摆到议事日程上,也从未听到主管部门负责人提倡和部署这件工作。教育改革既是教育思想上的转变,又是教育实践的探索。因此,在教育改革中,应当加强教育理论的研究,明确应当坚持什么,应当改什么,使教育改革在现代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健康地进行。遗憾的是,我们对教育改革中的理论问题研究得太少了,上面所指出的一些失误,大多与缺乏教育理论指导有关。”

1989年3月3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科学与文化”论坛第4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我应邀在会上作了“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的几点认识”的发言,其内容分为两部分由《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分别发表了。

在发言开始,我就尖锐地提出:“教育问题已成为全社会议论的一个中心。人们之所以关注它,不仅因为它重要,而且还在于它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是危言耸听吗?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危机不一定是坏事,危机往往孕育着生机。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危机,变危机为使命感,克服危机,迎接生机。这正如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诗中所形容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对于教育上存在的问题,我从结构学上提出了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表层的,如教育投资严重不足,知识分子工资微薄,“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等;

第二个是内层的,如学科与专业体系割裂,教学内容陈旧,教材落后,教学方法死板等;第三个层次是核心问题,如陈腐的教育观念,落后的教育理论,僵化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等。当然,这些问题是相互牵连的,但是核心问题乃是教育中诸多问题的主要矛盾,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才能使教育中的问题逐步解决。

为了制订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规划,我提出必须在指导思想上牢固地树立三个观念:第一,教育危机感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出发点;第二,教学领域里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第三,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是教育改革的战略目标。我认为,惟有以这些思想为指导,才能制订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也才能使我国的教育适应21世纪知识经济的需要。

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证明:治国之道在于重教,而治教之道在于尊师。因此,只要把“振兴中华”的口号落实到增加教育经费上,把“科教兴国”的口号落实到增加教师的待遇上,教育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教育也是会走出困境的。

对教育理论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毕竟是以人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因此任何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改革方案,只有付诸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方可证明其正确性。基于这种认识,根据多年对高等教育改革研究的心得,我起草了一份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方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倒是很愿意去实践这一方案。

我在这个方案的导言中写道:“我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了,高等教育怎么办?

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状况,是否能适应改革后的经济基础呢?能否为改革大业输送‘改革型’和‘创造型’的人才呢?是否能赶上正在改革中的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我的认识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中国高等教育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推行改革的措施之一,就是开辟改革的‘试验田’——中国实验大学。”

中国实验大学必须克服传统大学的弊端。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弊端是什么呢?我把它概括为六点:一是管得死死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二是填鸭式的灌输教育原则;三是单一学制和狭窄的教学制度;四是单纯以分数高低取舍和评价人才的考试方法;五是大包大揽的学校为社会的小农管理方式;六是单一的非再生式的拨款机制等。在六弊之中,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堪为弊中之弊,它的大弊端就在于:由一个部门垄断办学,用一个固定的模具把学生铸造成同一规格的产品,导致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从而抹杀了人才的差别,束缚了他们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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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fag 发表于 2007-1-8 10:01: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我的教改情结(3)

中国实验大学不应再沿袭现有众多大学的模式,应独具一格,走一条创新的办学的路子。它既不同于文理大学,也不效仿理工类的大学,而是准备建成“经”与“技”相结合的大学。这里的“经”,是指广义上的经,包括经济、工商法律、管理、领导和决策等学科;技是指高技术,包括激光、电脑、微电子、新型材料、能源、生物工程、信息工程等。在某种程度上,它有点像日本新型的筑波大学。
除此以外,实验大学在教育体制、学制、教学、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招生办法、学生思想管理等方面,也要进行大胆的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开展的,即为实施创造教育营造民主、自由、宽松的环境,让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

为了使我的建议能得到支持,我把“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方案”寄到教育部和中央主管教育的负责人,同时我也寄给了全国几家大的报社。不出我所料,国家教育高层人士对“方案”没有任何反馈,如同石沉大海。令我十分高兴的是,《光明日报》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该报于1992年10月13日,以《情况反映》(第240期)内参作出了反映,标题是:刘道玉建议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据说,关于这份《情况反映》还牵出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就在这份内参刊出的当天,在北京开会的一个海南省政协副主席(原是管教育的副省长)到《光明日报》去办事,在总编室他看到了这份《情况反映》。他被标题吸引了,一口气看完这份1500多字的内参,连连拍案叫好:“太好了,真是一个大胆的倡议,我举双手赞成!”在激情之下,他在总编室当即给我写了一封信,请总编室主任寄交给我。他在信中表示:完全支持我的建议,代表海南省邀请我去办学,并愿意提供办学的土地、经费等一切条件。《光明日报》的编辑们也很高兴,认为刘道玉遇到知音了,这也算是《情况反映》所起的牵线作用。

可是,经过一个夜晚,情况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第二天上午刚一上班,总编室接到了那位政协副主席的电话,他问:“请你转寄给刘校长的信寄出去了没有?

如果还没有寄的话,请就不要再寄了,并就地把它处理掉。”《光明日报》的编辑们感到很突然,估计可能是这位副主席听到了对我本人或对办学方案十分不利的评价,否则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

当《光明日报》的朋友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以后,我并不惊奇,也理解那位副主席的难处,他毕竟身不由己呀!对于这种结果,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心想:既然我在武汉大学进行了有限的改革而遭致罢免,那么现在要办一所改革步伐更大的实验大学,怎么可能得到支持呢!面对这种形势,虽然我很失望,但并不沮丧,我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感叹道:“罢,罢,罢,只好就此作罢了!”

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一些校友,他们最了解我的崇尚于教育改革的心怀,当他们得知我倡导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未果以后,他们准备伸出援助之手。于是,1993年3月20日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支持刘校长创办私立大学座谈会”。与会者有来自北京、广州、深圳、珠海、武汉的校友,武汉大学前党委副书记黄训腾、经济学院院长汤再新和我也应邀参加了。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我创办私立大学,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经济系毕业生李卫国说:“我们有今天的成就,是受刘校长教育思想熏陶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支持刘校长办学,继续进行教育改革,让更多的青年受惠于他的思想。”部分学生还捐赠了少量的活动经费,尽管他们的心是真诚的,但毕竟势单力薄,更重要的是不能绕过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关卡。这就犹如“孙悟空总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所以创办私立大学一事终未能遂愿。

转眼间,我已到了60花甲了。我没有做生日的习惯,60岁也未打算举办庆祝活动。但是,一些有心的学生们记住了我的生日。于是,以首届插班毕业生为主,联合了全国各地校友数十人,于1993年11月21日(我的生日是24日),在珞珈山宾馆,为我举办了60岁生日庆祝活动,向我赠送了珍贵的生日礼物。是日下午,举行了插班生座谈会,总结了实行插班生制度的经验,汇报了插班生在各自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晚上,举行了生日宴会和烛光晚会,有200多人参加了。高伟和众多的校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令我感动不已。最后,在一片掌声中,我作了致谢词。

在讲话结束时,我吟咏了一首《十六令》的感怀诗:

十六字令•六十寿感

(一)

寿,人生何不想长寿。

惊回首,已是花白头。

(二)

寿,殷殷学生盼我寿。

他们说,健康乃自由。

(三)

寿,故里乡亲祝我寿。

送金匾,松心映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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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dal 发表于 2007-1-8 10:26: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办好大学,是需要一批好的教师的,但我认为,首先是应该有一个好的校长。当有了一个好的校长之后,好的老师会被他慧眼识珠,会让他充分展现才能的空间……;其它地方的好老师也会慕名而来,投身于他的麾下……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转帖)

  这几天,我一直在读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回忆录《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版2005年9月版)。刘道玉在任内主导了多项教学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享誉全国,武汉大学被业内人士称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1988年2月,雄心勃勃、正准备掀起新一轮改革的刘道玉突然被国家教委免职。

  读这本书,我很佩服刘校长敢为人先的勇气,他的一系列改革的确很有针对性,其业绩自有公论。但我又有一种感觉,刘校长的改革和创新仿佛都原有所本,易言之,刘校长的改革不过是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


  近几年很多人士在鼓噪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个口号下,国家投入越来越大,学生费用越收越多,学校规模越建越大,校舍越修越豪华,教职员待遇越来越高,可是效果似乎并不大。许多人在反思,也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笔者只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这就是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和国际接轨,中国的最高学府已经接近和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而这是国际教育界人士公认的。客观认识这一段历史,是可以总结出许多经验和教训的,其中之一是如果以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为指归,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从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杰出校长的治校,到今天刘道玉的改革,在枝节的、纯技术的东西之外,或许能够找到某种共同的精神支撑。

  一,大学校长不是官僚,他绝不应把大学弄得像一个衙门。大学是科研和学术重地,大学中谁学问大,谁就应该最受尊重,享受最高礼遇,这一点只要看看文史大家陈寅恪在清华、经济学家何廉在南开就知道了。相反,如果把大学衙门化,以教职员的各种行政级别定其待遇和地位高下,这只会给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一种强烈的暗示:只有得到一顶官帽才是最要紧的。余杰曾经在他的文章中对行政后勤人员在教授面前居然颐指气使痛心疾首,其实他并不是为某一个教授抱不平,他在乎的是学术的尊严。

  二,大学校长应该是民主楷模。这当然首先是指其个人的胸怀和风范,罗家伦长清华时,陈寅恪当面送他一副嵌字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讥讽之意十分显豁,而罗家伦并不以为忤。但民主更应该是一种理念,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一语中蕴含的智慧决不是“胸怀”、“风范”就能尽之的。同时,民主还应该有坚实的制度安排。在1949年以前,这种安排就是教授治校,尽管现在对教授治校有不同的看法,但揆诸事实,不能不承认,当年这种制度对保证大学决策科学化、制衡校长集权和腐败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三,大学校长应该充分尊重学生人格。刘道玉校长在武大学生心目中地位很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爱护和尊重学生,他不轻易对学生挥舞处罚的大棒,对学生因个人兴趣的转学要求给予支持等等,都是国内大学中少见的。其实这正是一个大学校长的本份,一个不爱护自己学生的人已失去了教育者的职责,还配做大学校长吗?尊重学生人格就是保护青年的创造性,也就等于是在为国家保存一份元气,正如当年胡适所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四,大学校长应该秉持学术独立之坚定信念。抗战中国民党大力推行的党化教育就遭到了许多校长教授的抵制,《清华大学校史稿》中记载:当时“国民党要求各院长乃至系主任都加入国民党,也遭到个别院长和多数系主任的拒绝”,“1944年重庆国民党当局曾散布空气,企图解聘进教授闻一多等,后因惮于联大教授的反对而未敢下手”。在这些敢于和国民党倒行逆施抗争的教授背后,如果没有校长的默许和支持是不可能的,也许这个校长不一定赞同闻一多等人的政见,但他清楚知道,教育和学术的独立地位绝对不能被破坏,否则将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五,大学校长应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首先他要弄清大学究竟是做什么的,当年蔡元培曰:“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又说:“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梅贻崎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次领导大学的人对学校的逐利倾向应有清醒的认识,南开大学原为私立大学,常为经费困窘,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张伯苓却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一个教育机构的帐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如在年终银行帐上还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见南开大学版《南开大学校史》)……如今重温这些先贤名言,仍然不是一件无益的事情。

总之,一个好的大学校长未必是学术之权威,但他应该是一个有远见有毅力更有人格的教育家。如今有资格被称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会有多少?让我们呼唤更多的教育家。

…… 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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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kan07 发表于 2007-1-8 11:26: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我有他写的这本书,后面他写到:

“国家应尽快对各类大学进行功能定位,坚决遏止大学错位现象,遏制不正的学风!”

然72岁的刘道玉似乎也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他谈到:“宋朝诗人王令有两句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刘道玉个人以及刘道玉基金会,力量是非常非常小的,这点我有自知之明,但是,我们就是要像杜鹃鸟一样,日夜不停地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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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w_xi 发表于 2007-1-9 14:08: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大学校长应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大学校长应该是民主楷模;大学校长应该秉持学术独立之坚定信念;我以为是。一个好的大学校长未必是学术之权威,但他应该是一个有远见有毅力更有人格的教育家;这我也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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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dlj 发表于 2007-1-9 21:32: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刘道玉——记邹恒甫博士留学哈佛大学的曲折经过关键词邹恒甫 武打 经济学

刘道玉:“邹恒甫应当上哈佛大学”

“他应当上哈佛大学”

——记邹恒甫博士留学哈佛大学的曲折经过

刘道玉校长

2004年10月,《世界商业评论》选出中国最具影响的十大经济学家,毕业于武汉大学的
邹恒甫博士名列其中。同年,由人民网和中央电视台国际网联诀举办的“2004年度十大
风云人物”评选中,邹恒甫又获得“十大风云人物?建言献策奖”。此前,他于1999年还
被评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于2002年获得武汉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

的确,邹恒甫获得这些荣誉是当之无愧的。

他于1989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世界银行工作,先后担任贸易
政策处任青年专家、东欧司青年专家和政策研究司经济学家。十多年以来,他一直活跃
在世界宏观经济与公共经济研究领域,承担和完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出版和发表
了近百种有影响的著作和论文。

他在完成世界银行研究任务的同时,于1991年被聘为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于1994年创
办了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他还担任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系主任
,致力于把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与管理经验介绍到国内大学来,以提高国内研究生的素质


他曾经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让私营经济进入到基础建设领域,以便让更多的公共资源
配置到教育、卫生、环境治理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他的建议很有价值,受到国家有关部
门的重视。

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本经济学英文期刊《经济学与金融年刊》,该刊成为国际经济学主流
刊物之一,对于加强国内外经济学的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

……

邹恒甫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除了他的天分以外,还在于他在大学期间受到了良
好的教育,特别是在哈佛大学的熏陶。

他是武汉大学77级经济系的学生,15岁上大学,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他聪颖好学
,广泛涉猎,独立思考,力求组成自己合理的知识结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逐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在与西方国家中断了30多年关系后,我国开始向西方国家派出公费留学生,但是数量
很少。

1981年,国家教育部委托部分部属重点大学选拔首批出国留学生,我校是受委托学校之
一。那时,出国学习是许多大学生的梦想,他们既把它看着是深造的机会,也是一种荣
耀,因此报名者甚众。

邹恒甫是被推荐参考者之一,经过激烈的竞争,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按照美国大
学的惯例,申请研究生计划者,需要分别填写5个志愿。恒甫填了美国哈佛大学、威斯康
星大学等校。由于他的考试成绩突出,所以他同时被几所大学所录取,然而教育部却批
准他到威斯康星大学去留学。对此,恒甫当然很失望,但又无可奈何。

1982年春,正值珞珈山樱花怒放之时,经济系系主任吴纪先教授给我打电话,他十分激
动地说道:

“邹恒甫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也是我系自解放后培养的最优秀的学生。他考取了公
费留美研究生,可是教育部批准他去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而不让他去哈佛大学,这
是埋没人才,真是岂有此理!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我可以给他写推荐
信。校长,你应当想办法向教育部汇报,就说是我推荐他去上哈佛大学,希望教育部改
变决定,否则我就辞去系主任!”

吴先生是江苏松江县人,说话带着浓厚的下江口音,他说话不仅速度很快,而且很容易
激动,甚至有时激动得双手打颤,话都说不出来。对于吴先生的性格,我是略知一点,
如果他在工作中遇到不愉快的事,他就要提出辞职。在我任期内,他多次提出过辞职。
为了不让吴先生过于激动,我立即安慰道:

“吴先生,我的心情与你是一样的,无论是从邹恒甫的才华或是办好武汉大学北美经济
研究所来说,我都极力主张邹恒甫到哈佛大学去学习,这事我一定据理力争,决不辜负
吴先生的一片爱才之心!”

为什么吴纪先教授如此强烈地推荐邹恒甫去哈佛大学呢?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
邹恒甫确实是一个优秀的人才,爱才之心人人都有,毕生育才治学的吴先生更是爱才如
命。吴先生是研究美国经济的著名学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经济系整体搬到
襄阳分校,他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文革以前,武汉大学就成立了北美经济
研究室,后来提升为北美经济研究所,被列为全国重点学科。吴先生对恒甫的垂爱,是
希望他学成后回校接自己的班。二是吴先生早年留学哈佛大学,于1947年获得该校经济
学博士学位,后应聘到武汉大学工作。他对于哈佛大学是情有独钟,也希望为母校推荐
最好的人才,这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虽然不可能了解每一个学生,但是对于两类学生却是比较关注的:
一是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是学校的名片,是学校的骄傲:另一类是最调皮的学生,有时
他们会招惹一些麻烦,常常引起学校的注意,并且成为学校工作的重点。

邹恒甫当然是属于第一类的学生,他在校读书期间,我是知道他的。据他的老师和辅导
员反映,他并不是死读书的学生,利用学校实行学分制和宽松的学校环境,他自学和选
修了许多课程,如文、史、哲等。所以,他不仅数学、经济学基础理论扎实,而且知识
面也很广阔。也就是说,他具有从事高深学问研究所必要的条件,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杰
出的人才。

基于吴纪先教授的推荐和我对邹恒甫的直接了解,我决心要为他上哈佛大学而抓紧斡旋
。1982年3月初,我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首先找到教育部外事局留学生处李处长,向
她陈述了希望将邹恒甫由威斯康星大学改派到哈佛大学的理由。可是,李处长一口拒绝
了我的请求,她解释道:“刘校长,现在国家外汇短缺你是知道的,所以只是少量地选
派公费留学生。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费是5000美元,而哈佛大学的学费每年是15000美元,
也就是说,向哈佛大学派一个留学生等于向其他大学派3个学生。如果把邹恒甫改派到哈
佛大学,就要占去其他学校两个名额,这对其他学校和学生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希望
你们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应当树立全局观点。”

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决不放弃争取。外事局局长
李滔原是我国驻苏大使馆的主管留学生的处长,虽然我在苏联留学时他已回国,但是我
被苏联驱赶回国时受到他和蒋南翔部长的热情接待,我们彼此还是熟悉的。于是,我去
向李滔局长汇报,再作一次争取。

李滔局长是一位革命老干部,由于他长期做留学生和外事工作,所以思想比较开明,善
解人意,乐于助人。但是,他在听完了我的汇报后,似乎显得很为难,他向我解释道:


“道玉同志,我们是老熟人了,不是我不肯帮这个忙,这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
由于经费有限,如果各校都想把学生派到好学校去,那么今年公派留学生的指标就完成
不了。我知道,你是爱才的,不然你就不会为一个留学生的事到教育部来汇报。我建议
你去向南翔部长汇报一下,他也很爱才,如果他批准了你们的报告,计划司就会增加外
汇指标,我们就可以把邹恒甫改派到哈佛大学去。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所以我才出这
个主意,但是你们不要向外宣传,否则我们就遭架不住了。”

按照李滔局长的指点,通过蒋南翔部长的秘书刘一清的安排,我向南翔部长作了汇报。
说来也真是机遇好,一清恰恰是武大经济系的毕业生,是吴纪先教授的学生,对于老师
的要求,他肯定要帮这个忙。

南翔部长对吴纪先教授是知道的,他也有意把武大北美经济研究所作为重点学科来抓。
因此,关于邹恒甫改派的事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特别是在一清的疏导下,很快办完
了改派的正式通知。

就这样,恒甫名正言顺地被派到哈佛大学经济系留学。他于1982年6月赴美国哈佛大学经
济系学习,于1986年获得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于1989年5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从而
,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恒甫是武汉大学校友中的佼佼者,我与他在珞珈山上共同度过了教育改革的大好时光。
因此,我们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每次回国,总是要到家里看望我,而我也一
直关注着他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1986年9月,我有机会到哈佛大学访问,受到了校方友
好的接待,参观了该校的教学与科研设施,浏览了美丽的校园。

9月18日晚,代表团一行与在坎布里奇(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的武大校友聚
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我们应邀到哈佛大学留学生吕喆家里做客,他们用
自己烹饪的中国菜款待了我们。聚会是从晚上9时开始的,参加者有来自哈佛大学、麻省
理工学院、波斯顿大学等校十多位校友,其中我记得的有哈佛的邹恒甫、杨志、吕喆、
刘重持、陈德行等,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徐传毅等。

久别重逢,师生见面,自然是十分高兴的事。我们代表学校,向留学生们表示了亲切的
问候,他们各自也汇报了学习的情况。我们的谈话,是在互问互答双向交流中进行的,
其中也有对不同观点的争论。当谈到高兴的时候,不断地爆发出阵阵的欢声笑语。大家
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语,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我们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相互握手
分别。

那次谈话,我们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教育改革问
题:三是关于留学生政策问题。

我记得关于经济体制问题,当时争论得很激烈,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经济、有计划市场经
济和市场经济展开讨论,我国应当采用哪一种经济体制?有人认为,计划经济也有积极
作用,不能一概否定。对此,作为研究经济学的恒甫,观点十分明确,他不同意这种观
点。他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振兴我国经济的必
由之路。

关于教育改革,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一向认为,教育的功能,从根本上说,是启迪知识
,开发智力,探索规律,培养智能型人才。然而在我国传统教育制度下,培养的却是“
仓储型”人才。在校学习,由老师往学生大脑仓库里堆装知识,学生毕业了,不过是把
货从仓库里提出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是如此。这种机械、呆板的教育制度容易窒息
人们的独创精神,不利于创造型人才的成长。中国的落后,归根结蒂是教育的落后,而
教育的落后,又是因为教育观念的落后。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首先就是要改革教育;
而教育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人才观,变“知识型”人才为“智能型(创造型)”人才。
我当时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是,加强综合教育,重视智能的培养,造就具有创造
性的人才。创新的思想是产生变革的动力,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批创造型人才,就不
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没有独立自主的技术,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国民经济。培养尖
子人才,对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任何一种教育制度,一个学校,如
果培养不出有才华的学生,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出色的。我在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后,
放在首位的事,就是设计全新的人才观。按照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思想,我们以武汉大学
为实验基地,大胆革新教育制度,设计了有利于创造型人才加速成长的六个新的教学制
度——学分制、导师制、插班生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我们的这些做法现
在已经得到高等院校的普遍认可。

在聚会上,他们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肯定了我校教育改革的这些作法,如实行学分制、提
倡导师制、提倡学生自学和独立地科学研究,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等。他们也十分
关心母校未来的发展,希望学校能够成为一流的大学。对此,恒甫也提出了诚恳的建议
,他介绍说:

“哈佛大学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她有名师,如经济系的教授都是世界名流。哈佛大学选
聘教师很严格,从全世界范围挑选,他们都是某个学科在世界上顶尖的大师级学者。因
此,武大要成为一流的大学,必须把重点放在教师的选聘与培养上,下决心打破近亲繁
殖的人事制度。”

恒甫的建议是真诚的,切中了我国大学人事制度的弊端,很有针对性。我当即表示了肯
定,决定在今后工作中采纳他的建议。

接下来,谈论得最多的是关于留学生政策的问题,有的关心配偶到美国探亲或陪读,有
的担心毕业后是否能够换发护照,还有的询问公费生如何偿还培养费的问题。总之,大
家对留学生政策忧虑多多,这在某种程度是担心国家的改革开放是否会变的问题。

当然,留学生们的担心,也并不非是空穴来风。事情的起因是,1985年国家教育部派出
了一个留学生工作考察组,到留学生比较集中的美国进行考察,做说服留学生学成回国
的工作。考察组在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几个城市,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对留学生们毕
业后是否回国作了民意测验。据说,有90%以上的留学生不愿意回国,或者暂时不愿意
回国。考察组回国后,把这一情况向国家有关部门作了汇报,这引起了当局的高度重视


自此以后,围绕着留学生派遣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中国优秀人才流失了,应当
马上限制派遣留学生出国;还有人说,派出的留学生受西方国家影响太深,不愿回国就
是不热爱自己的祖国……针对这些情况,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派出了所
谓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权威到欧美各国去作巡回演说,对滞留不归的留学生不换发护照,
限制留学生配偶出国探亲,要求各有关学校派专人到国外动员本校留学生回国,等等。


在座谈会上,大家对这些措施比较反感,认为这是不相信大多数留学生的表现。这样做
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而且只能是适得其反!我是与大家有着相同的看法,当即我表示


“在对待留学生是‘收’还是‘放’,这实质上是真开放还是假开放的问题。我之所以
主张应该进一步放开留学生政策,其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国科学技术、经济水准与世界
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利用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的导师、奖学金和先进的研究条件来培养
我国的留学生,这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学成以后,是否立即回国,这要受多种因素制约
,如专业对口、科研经费、研究条件、出成果周期、物质待遇、创业机会等。我们应当
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计较一时之先后,如果当年李政道、杨振宁学成回国了,那岂不
是就少了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

恒甫对武汉大学具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他经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武大的学生”。
作为曾经担任过这所学府校长的一个老武大,每每想到恒甫这么多年来为武汉大学殚思
竭虑,我就禁不住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恒甫进入世界银行不久(1991年)兴冲冲地回
到母校,结果发现经济学的教育从课程设置到使用的教科书和授课方式,竟然与他出国
前没有多大变化!许多教师的备课本已经年久发黄,课堂上讲授的经济学还停留在20世
纪初期的内容,学生们对现代经济学中的理念和规范方法茫然不知。他感到非常震惊和
痛心,“这样会误人子弟啊!”于是,恒甫顶住各方压力,开始为推动经济学教育与国
际接轨而辛勤地奔走。

1994年9月他终于创立了国内第一块现代经济学教育试验田,成立了“武汉大学经济科学
高级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之初,既没有一个正式的教员,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学生;既
没有维持日常运转的经费,也没有得到任何政策倾斜,可以说是从“一张纸、一支笔和
一间厕所”起步。他把几乎所有的节假日积攒下来,回武大给学生上课。许多学生至今
记得他冒着火炉城武汉超过40度的高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授课;记得他在客居的“
珞珈山庄”,在临近研究生宿舍区枫园的简陋的“东水餐厅”,鼓动大家全身心地投入
到经济学中去;记得他每次回国都带来一箱最新的、最适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论文集,
不遗余力地为每个有志于学的学生提供精神食粮……。1996年,恒甫颇费周折,最后如
愿以偿地开始招收“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本科实验班,所有的学生在本科四年要完成
数学和经济学两个学位的学习。他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教授,为他们开设数学系本科全
部课程,从数学分析、线性代数,到复变函数、实变函数、动态优化,再到微分方程、
动态规划、动力系统、拓扑等等;他在全国最早全部采用英文原版经济学教材,学生们
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入门,掌握数理分析方法,逐步学习中级、高级宏观经济学和
微观经济学,学习金融理论,计量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等;他还自
己掏腰包举办“学习竞赛”,为优胜者发奖(在1990年代初期,1000元对于一个学生来
说可是个很大的数额呢!);他还以极大的热诚感动了许多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有许多
也是武大的校友),像谢丹阳、阮志华、陈志武、周中权、朱晓东等人,都曾经分文不
取地为武大学生上课,当他们就着电扇挥汗如雨地在教室讲课时,他们知道了恒甫办学
有多么艰辛!1996年的这个班当时在武大被称为在“经济学梦之队”,这个班的学生此
后几乎全部进入了美国一流学府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以来,这个“数理经济
与数理金融”本科实验班一直是高考理科学生报考的热门,录取最高分和平均分甚至超
过了生物、化学、计算机等传统理科热门专业。一批批学生进入恒甫为他们铺设的轨道
,应该说这是中国当代接受了最完善的经济学教育的一批学生。现在,就我所知,已经
有近百名学生陆陆续续进入了美国的著名大学深造,像在耶鲁、斯坦福大学、芝大、纽
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西北大学等,到处都有恒甫送去的
正在攻读经济学学位的学生。

我一直非常欣赏恒甫坚忍不拔的精神,就我所知,恒甫的志向还不止于在武大办学,他
想在全国改变经济学教育的封闭落后局面。1997年他远赴广州中山大学,在岭南(经济
)学院开办了类似的实验班,从武汉大学派老师去一门门地上课;1998年他又进军北大
,在光华管理学院接掌应用经济学系,全面改变课程设置,引进美国最新教材,掀起了
经济学教育更大的波澜。2002年,恒甫在哈佛的同学钱颖一回到他的母校清华,在清华
经济管理学院尝试着“恒甫式的”经济学教育改革模式,更晚近的是2004年田国强在上
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就任院长,也尝试者引进“恒甫式的”办学模式。钱颖一、田国强
,以及他们的同道们也遇到了许多困难,恒甫一以贯之地鼓励他们,尽其所能地给予帮
助。尽管恒甫在美国多年,但是他身上这种湖南人的执着、热诚、坦率、洒脱和无私,
却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这些品行在过去促成了他学业的成功,现在则促成了他办学
事业的兴旺。

恒甫自幼喜好读书,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武汉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学校
,恒甫从武大的山水中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精粹,于是他立志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
动基础性的纯粹学术研究。他效仿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与普林斯顿大学相邻,是
世界上极负盛名的学术研究中心)的运作模式,于1999年组建了融哲学、史学、文学、
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于一体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在进一步推进经济学现代教育
的同时,他力图把武大的文史哲教学和研究在与国际接轨的路上推进一步。在世界历史
实验班,他倡导“厚基础、宽口径、跨学科、重思辨、善写作、精外文”的宗旨,大量
引进国外原版教材,突出外语能力的训练和西方原典的学习,聘请国内外名师讲授专门
课程,试图构建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新型教学模式。他组织设计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以
培养一批学贯中西、有知识、有思想的创造性人才为目标,培养学生在学术论坛上跨越
语言障碍,以高水准的学术素质直接与西方世界哲学界对话。他还开设了国学实验班,
效仿1924年到1928年间清华大学的国学院,吸取中国传统的书院式教学方法,开出了《论语》等23部儒家、道家、佛教哲学的经典著作讲习课程,想为中国培养一批熟知经史子集、热爱中国经典的人才。许多人或许很难理解恒甫的良苦用心,更难以理解他为推动文史哲教育所要承受的压力、所付出的辛劳,但是我相信,若干年后他的这些努力一定会结出硕果,武汉大学应该感谢他,中国的教育也应该为他书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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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005年11月15日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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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fon 发表于 2007-1-10 07:49: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学生们对刘道玉及邹恒甫是深怀敬意的。

强烈呼吁保持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系的办学特色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海外学子致武大校领导的一封信

尊敬的顾书记、刘校长:
你们好!
我们是毕业于武汉大学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专业、现留学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学生。
这几天听到武汉大学要取消高级研究中心对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专业的教学管理权,收归经济管理学院,我们感到非常地震惊。在短短8年内,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从无到有,在国内率先展开经济学教育改革,开办了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两个专业,培养出近百名海外留学生。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有什么理由让这样具有硕果累累、独具特色的专业就此消失。虽然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武大,离开了这个专业,但多少年来,不论是在武大还是在海外,我们都一直以这个专业为骄傲。 她不仅培养了我们,也为武大赢得了荣誉!而且我们深信,在高级研究中心和邹恒甫老师的领导下,她必定会为武大乃至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此,我们强烈要求校领导能够恢复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专业!希望校领导能够认真考虑我们的请求。谢谢!

此致

敬礼
以下签名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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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don 发表于 2007-1-10 09:03: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以下是引用wxdlj在2007-1-9 21:32:00的发言:
刘道玉——记邹恒甫博士留学哈佛大学的曲折经过关键词邹恒甫 武打 经济学

刘道玉:“邹恒甫应当上哈佛大学”

“他应当上哈佛大学”

——记邹恒甫博士留学哈佛大学的曲折经过

刘道玉校长

2004年10月,《世界商业评论》选出中国最具影响的十大经济学家,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邹恒甫博士名列其中。同年,由人民网和中央电视台国际网联诀举办的“2004年度十大风云人物”评选中,邹恒甫又获得“十大风云人物?建言献策奖”。此前,他于1999年还被评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于2002年获得武汉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

的确,邹恒甫获得这些荣誉是当之无愧的。

杨小凯也是刘道玉所荐。


刘道玉:巨星早陨落──怀念杨小凯院士
时间:2006714 作者:刘道玉(武汉大学原校长)

中国快报227消息/杨小凯教授原是武汉大学的讲师,1983年赴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攻读 博士研究生,师从着名国际贸易顶尖学者迪克西特(Dixit)和格罗斯曼

Grossman, 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嗣后,他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再后来

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经济系聘为讲师、高级讲师,1992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

他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 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近30万留学生中第一

个获得院士衔职的,堪为真正的佼佼者。 1986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在访问澳大利亚玛 纳什大学时对该校校长说:

当今世界经济学研究最前沿的工作──超边际分析,就在你们学校,创始人就

是杨小凯。xx之音也评论说:杨小凯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最有希望问鼎诺贝

尔经济学奖的人。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只要假以时日的话。


可是,上苍为何不公,似乎天忌英才!20019月,听说他患了肺癌晚期,但是

他并未因此 而减轻自己的工作,继续向学术高峰攀登。去年,我看到国内一篇写

他的文章,说他皈依了基督教,每日到教堂虔诚地去作祷告。据说,到了2002

12月,他的身心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身上的癌肿竟奇迹般地消失了,他能够

游泳、打网球、登山、玩帆船……他又一次地创造了奇迹,人们无不为他而高兴!

今年6月底,我的学生邹恒甫从美国到武汉大学讲学,我们在
珞珈山上散步时相遇。

恒甫与 小凯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不仅是同行,而且又是校友、同乡。我问他:

小凯的情况如何,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如何?他说:小凯的情况不好,现在

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用手写东西了。很可惜,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没有可能,

只是没有时间了。

712晚饭时,儿子告诉我:网上已报道,杨小凯逝世了。当时,我的心情

一下子阴沉了下来,饭也没有继续吃下去了。我立即给邹恒甫打电话,问他小凯逝

世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属实的,是77去世的,已代表董辅、黄训腾与

我给小凯夫人吴小娟去了电话,表示悼念和慰问。

713,我立即用电子邮件给小娟发去了悼念和慰问。从网上得知,小凯的追

悼会将在14日下午2时(澳大利亚时间),在墨尔本Waverley路的 Anglican教堂

举行。十分遗憾,由于远隔重洋,我不可能前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于是,我立即写

了悼念小凯逝世的诗三首, 并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小娟。现将我的慰问电和吊唁诗抄

录于后:

慰问电


小娟女士:

当我从网上得知小凯不幸逝世的消息后,我感到万分的悲痛!他走得太突然

了,他的逝世不仅是你们家庭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玛纳什大学、华人经济学界以

至于世界经济学界的损失。此时此刻,我谨向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向你

们全家表示亲切的慰问!
我和小凯的关系非同一般,是我不拘一格把他调到武汉大学任教,破格提拔为

讲师;是我力排众议批准他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随后又批准你和女

儿去美国探亲。他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期间,我们有很多的通信,彼此心心相印,互

相鼓励与支持。我十分关注媒体对他的报道,我为他取得的每一个成果而感到高兴。

本来,我和他都有一个情结,那就是向着经济学成就最高荣誉攀登,对此我坚信不

移,只要假以时日。可是,他后来得了疾病,我深为他担忧。去年,我看到国内一

篇报道,说他凭着信念与毅力使癌肿完全消失了,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我为此而

高兴,并不断为他祈祷!

今年6月底,邹恒甫来武汉大学讲学,我问他:小凯的情况如何?他说:情况不

太好,小凯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靠手写东西,仍顽强地在工作。我为他的精神

而感动,又为他的健康而忧虑!未曾料到,时隔十来天,他就不幸逝世了。噩耗

传来,我感到震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虽然小凯只走过了55个春秋,的确是英

年早逝。本来,他可以再工作几十年,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

小凯毕竟为他的理想竭尽了全力,在学术上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它们将永世

留传!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镇静,万望你节哀!


谨对小凯的逝世致以最深切的悼念!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


2004713


吊唁诗三首:

沉痛吊唁杨小凯院士逝世

(一)

十年铁窗苦自学,横贯中西博与约。喜有伯乐识良驹,珞珈山上露头角。


(二)

信仰坚定尚独行,疾恶如仇不苟俗。崇尚民主与自由,敢为改革鼓与呼。

(三)

历经磨难成正果,学术前沿勇开拓。不幸罹难不治症,痛惜巨星早陨落。


刘道玉哀挽

2004714630杨小凯仅仅走完了人生的55个春秋,他现在已经离

我们而去,但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他的精神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的一生是

历经磨难的一生,是苦 苦求索的一生,是不断创新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为

实现自己的理念和钟情的事业, 竭尽了全部心血,实现了他人生的最大价值。

所以,他走得很安详,他死而无憾!他在学 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多的朋友,对

于他的不幸逝世,大家都是很悲痛的。连日以来,人们通过网络纷纷表达对他的

悼念,这充分说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我认为,悼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要继

承他未尽的事业,发扬他那种大无畏的改革、开拓与创新精神!一个时期以来,我

发现人们在叙述他的经历时,几乎忽略了他到武汉大学前后的情况。我作为当事人,

似乎有责任填补这一段空白,以更全面地反映小凯丰富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杨小凯于1948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他的父亲是原
湖南省委高级领导干部,

1959年受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株连。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父亲和母亲又受到

了残酷的打击。 1968年,杨小凯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由于康生点名

他是反革命分子,于是1969 11月杨曦光(后使用杨小凯名字)以反革命罪被

10年徒刑。19784月,小凯刑满释放,当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他先是到湖南

大学旁听了数学等课程,后来他到湖南新华印刷二厂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当时,

由于他有所谓的反革命背景,厂内无人敢于接近他,惟独有一个叫吴小娟的女工

同情小凯,敢于接近他。后来,他们相爱了,成为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1978
年恢复统一高考以后,小凯报考了北京某重点大学,虽然他考试合格,但由于

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杨小凯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实习研究员,由于被判刑坐牢,他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参加考试,

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并被录

取为实习研究员。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他只能作为临时工使用,不能作为

正式职工调入,当然更谈不上迁移户口和解决妻子、女儿随调的问题。

1981
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刘鹰恰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修,她见

到了杨小凯,极为欣赏他的才华,她立即写信给我校经济管理系党委书记胡春芳,希

望把杨小凯调来学校任教。我校经济管理系亦是新成立的,极需经济管理人才。是年

5月份,我正好在湖南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经济管理系的党委书记胡春芳专程赶到湖

南找我,向我说明了杨小凯的情况,希望我下决心并疏通湖南省委的关系,把杨小凯

调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当教师。正好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到我下榻的饭店看

我,我当面向他汇报了意欲调动杨小凯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想法。毛致用书记不仅思想

十分开明,而且工作作风踏实,作风平易近人。他从湘潭考察回到长沙径直到饭店看

望我,仅此一点,在全国众多的省委书记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他的到访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体现了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宽广的胸怀。

毛致用书记对杨小凯的情况是很熟悉的,对他的遭遇也是很同情的。他直言不讳地

对我说:杨小凯受迫害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我们正在与中央有关部门商量给他平反

的事,你们可以先把他调去使用,这对他改变环境和发挥作用是有好处的。据此,

我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杨小凯的问题发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

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是杨小凯的专案材料(据说有两尺多厚)不得进档转到武

汉大学;三是把杨小凯的妻子女儿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毛

致用书记当即表示同意我的要求,并指示省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武汉大学尽快办妥杨

小凯的调动事宜。为了做过细的工作,我那次还拜访了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同志,他

毕竟是一位老革命了,表示大力支持小凯的调动。就这样,小凯虽然没有正式入过

大学的门,但他以自己自学和研究的成果获得了世人的器重,从而成了全国重点大

学的一名教师。一年后,我校又经教育部批准破格晋升他为讲师,并据此给他定了

工资级别。

小凯在武汉大学期间,担任了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与此同时,他

完成了《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着,写出了《湖北微观经济模

型》等 十几篇论文,初步展示了他出众的才华。1982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

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来我校讲学,他与小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他对小

凯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并表示要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很快,小凯收到了先生的邀请函,他立即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申请。可是,

那时还 处在拨乱反正期间,左的思想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我把小凯的申请提到

党委常委会上讨论,结果绝大多数的常委不同意他出去,认为他坐过10年牢,

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像他这样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子。我辩解道:小凯的问题,已由中组部正式平反了,既然是错案,那坐牢一

事就不应当影响他出国。但是,我势单力薄,小凯出国的申请仍遭到了否决。我

把情况告诉了小凯,并对他说:看来,现在只能绕道走,撇开武大党委。我建议

他请先生给赵xxa阳总理写一封信,明确要求你去他那里 读博士学位。果然

这一招很灵,我很快收到了赵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李湘鲁在邹先生的信上的批示:

邹先生的要求应当支持,请武汉大学办理。有了尚方宝剑,我就不再把小凯的申

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去讨论了,而由我直接批准小凯出国。次年5月,我又批准小

娟和女儿去美国探亲,这就解除了小凯的后顾之忧,使他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他

的学术研究

1984
8月初,我去美国参加中日美第三届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会议是在

加州的圣克鲁斯(Santa Cruz)召开。会后,我绕道到美国东部访问,希望到普林

斯顿大学去见小凯,但不巧的是他去了华盛顿,在世界银行实习三个月。很可惜

我们没有能够见面,我只 是与他通了电话。那次,我是住在纽约总领馆,教育参

赞是原山东海洋学院的党委书记, 我们是老熟人了。他知道杨小凯是武汉大学派

出来的,他向我通报说:杨小凯的倾向不 太对头,值得注意。我问道:他到

底有哪些问题?参赞说:问题虽然还不十分严重,只是他与北大的一个研究生和

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个进修教师常常在一起议论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宪政问题,有背

四项原则之嫌。我对参赞说:在极左路线下,小凯吃了许多苦楚,他今天的

学习的确来之不易。但是,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于他认为是不正确的东西,他

敢于批评。俗话说:爱之深,责之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有些人对国家的政策

提出批评,正是他们爱国的表现。因此,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千万不能再重复过

去左的错误。参赞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也不准备把杨小凯的情况向国内有关部

门反映,保证不会伤害他。

关于我器重小凯的才华和支持他出国一事,一直是那些持左倾观点的人打击我的

一个把柄。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就公开说:杨小凯是刘道玉脸上的两个污点之一

(另一个是我把全国最早搞人才学的雷桢孝调到武大)。后来,在那次急风暴雨

式的清查运动中,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人,亲自出面调查我与杨小凯的关系,

把他来武大和出国作为我的一条罪状。但是,我胸中有数,既不是小凯有问题,不

是我本人有问题,而恰巧暴露了那一伙人极左的面目而已。

由于有上面那一段的渊源,所以我与小凯的关系非同一般。小凯出国以后,我们一

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至今我还保留着他给我的10多封信。

例如,19831212,小凯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也听说国内有人要批判我的

经济观点,对此希望领导多多及时指点,相信我是经过风浪的人,不会为一点风波

而动摇。两周以前,我收到了赵xxx阳总理外事秘书李湘鲁同志的来信,信中有

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正确。他写道:国内的形势,你大概知道一些。反右,与经济

无关,开始主要是思想与文艺战线的事,后有好事者,认为经济理论战线也有清除污

染任务,矛头指向你正在学的那些东西。许多是因为不懂。你应该明白的,社会科学

院和各大学里这类人不少,正好有事做了。我认为你们完全不必介意。虽然有点讨厌。

1222信中说:妻子来信说,学校目前在批精神污染中,你表示对我的东西

全盘负责,使我深深感谢领导的关怀。

1984524的信中,他写道:尊敬的刘校长,您的信早已收到。普大的教

授告诉我,您亲自给普大校长写信,请他们关照我,您的关怀使我非常感激,只要

您负责武大工作,我终究会回武大的。

其实,我与小凯互有默契,我坚决支持他出国深造,而他向我保证,学成以后,一

定回武大辅佐我为振兴武大而共同努力!

为了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我的学生邹恒甫(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在武汉大

学举办了高级经济学研究班(双学位)。19967月,他邀请小凯到武汉大学讲学,

这是他出国1 0多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自然十分高兴。他到武汉的第二天,我私

人请他和邹??j 贤楼吃饭,畅谈我们别后的一切。我记得小凯对我说:

长,我曾经对您表示过,只要您当武汉大学的校长,我一定回来支持您的工作。可

是,您已经无端地被免职了,我回武大还有何益?我诚恳地对他说:现在你我

与武汉大学都没有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是 一种解脱。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在经济学

的最前沿勇敢地开拓,向经济学最高的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攀登!他说:

会在学术研究中竭尽全力,决不辜负校长的希望!

这一次,小凯是兴致勃勃地回到他工作过的学校讲学,尽一份赤子之心。可是,我

们万万 没有想到,学校当局仍然把他当作危险分子,不仅不准他讲课,而且还派

保卫处的人住进 招待所,日夜监视他的活动。小凯气愤地说:真是岂有此理,我

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香港大学、台湾大学都可以讲学,为什么惟独我工作过

的学校不准我讲学,太不可思议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小凯只能愤而离去,

留下了终身的遗憾!面对小凯在经济学 上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几乎受到全世界经

济学家们的尊敬。然而,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主持武大工作的领导人,始终抓

小凯不放,限制他讲学,断章取义地抓住他的学术观点进行批判,他们是否还有一

点良知,难道不感到羞愧吗?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凯,此后我们之间的通信也几

乎中断了。我知道,他太忙了,也许他的身体不好。后来听到的消息,印证了我的

猜测。近年以来,我不断地为他祈祷,希望 他再一次地创造奇迹!可是,他最终

没有抗争过死神的威胁,他终于走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小凯变得非常超脱。

他曾说: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我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有他的道理。而这

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他还对人说:人总是不能逃脱死亡。50

年、70年抑或100年对人的生命来说长短悬殊,但在历史的长河里或上帝的眼中

都只是一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

是的,小凯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非凡的才华、世界顶尖的学术成就、开拓创

新的精神 、桀骜不驯的品格和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却是一笔价值连城的财富。这

些才是永恒的,是永远属于杨小凯的!

小凯,安息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0 10:22:4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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