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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lwz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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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反资本主义的心境 [推广有奖]

lwzxy 发表于 2012-3-31 21:24:32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十二

一部西方文明史,是一部爲著自由而不斷鬥爭的記錄。

人們爲生存而奮鬥,爲改善物質環境、增進福利而努力。他們奮鬥與努力之得以有成就,根本的、唯一的原因,是在分工之下的社會合作。但是,社會和平生活的維持必須藉助於法制,否則無以防止刁悍之徒的搗亂,於是就有了國家與ZF。

可是,有了國家與ZF之後,問題又來了;即是要防止ZF當局或官吏濫用權力,使其不能把人民變成事實上的奴隸。所有爭自由的鬥爭,其目的就在於把ZF官吏與軍警的權力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以內,使其不能任意地爲害人民。個人自由在政治上的意義,也就在此。

自由這個觀念,可說是西方所特有的。東方與西方的分別,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東方人的腦子中從來沒有像西方那樣的自由觀念。

古代希臘人之所以永久光榮,就因爲他們對於保證自由的那些法制,首先理解其意義。在科學方面,有些原始的貢獻,以前是歸功於希臘人的,據最近歷史學家的研究,實在是溯源於東方。但是,關於自由觀念之起源,是始於古代希臘城市國家,卻從來沒有人爭辯。希臘哲學家、歷史家的著作,把自由觀念傳給羅馬人,後來又傳給現代的歐美。於是它就成爲建立西方良好社會的主要基石。它孕育了放任哲學,而放任哲學引導出資本主義時代一切空前的成就。

現代的一切政治制度,都是要保障個人自由,以防止來自ZF方面的侵害。代議政治與法治、司法獨立——法庭不受行政部門的干涉、人身保護狀(habeas corpus)、司法檢查與行政救濟、言論與出版自由、政教分立以及其他許多法制,所爲的目的只是一個,即:防止ZF官吏胡作妄爲,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資本主義時代,農奴與奴隸的痕跡,徹底消失了;慘無人道的酷刑已經終止,刑罰已減至僅夠防止犯罪行爲所必要的程度;對於嫌疑犯,已不再用苦刑或其他可遭非議的方法去逼供;一切特權都已取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人民已從君主的屬下變成了自由公民。

物質生活的改善,是這些政治改革與更新的結果。因爲一切特權都消失了。每個人都有權利向他人的既得利益挑戰。於是聰明才智之士得以放手作爲,發展新興工業,使大眾的物質生活更爲滿足。人口增加,但增加了的人口,仍能夠享受比他們祖先更優裕的生活。

在西方文明的國家,雖也有人曾經主張專制政治——對內絕對的君權或貴族政治,對外征服其他民族。但到了啟蒙時期,這種聲音漸漸微弱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初期似乎是個不可抵抗的潮流。大多數的哲學家與歷史家,都以爲歷史的進化是趨向於自由制度的確立,任何陰謀與詭計都阻擋不住。

談到自由主義的社學哲學,大家往往忽略了一個有助於自由觀念成長的重要因素;這個因素即希臘時代的著作。

在希臘時代的學者當中,固然也有主張萬能ZF的,像柏拉圖這樣的人;但是希臘意理的要點,還是在追求自由。以現代的政治組織作標準,來看希臘的城市國家,它們當然是寡頭政治。希臘的政治家、哲學家和歷史家讚美爲至寶的自由,只是少數人所享有的特權。住在希臘城市的外國人與奴隸,是沒有自由可享的。讚美自由的那些人,實際上是擁護世襲的寡頭政治。雖然如此,我們決不能以爲他們之讚美自由是虛偽的。如果我們這樣想,那就大錯而特錯。事實上,他們對於自由的歌頌與追求,其熱忱並不減於兩千年後、在美國獨立宣言上簽字的那些蓄奴的人們。

後來,各國的孟拉科馬克(Monarchomachs)的觀念、英國民權黨的宗旨、亞爾佐休士(Althusius)、格老秀斯(Grotius)、洛克(John Locke)等人的學說,以及一些現代憲法與人權清單起草人的意理,都是從希臘時代的政治思想產生出來的。在斯圖亞特王朝(the Stuarts)的英國、波旁王朝(the Bourbons)的法國,以及被一羣專制君主所統治的意大利,能夠使自由精神爲之覺醒的,也靠的是希臘思想的傳習。甚至在腓德烈,威廉第三(Frederick William III)的普魯士大學的文預科,以希臘羅馬的文學爲基本教材的教育,也成了共和主義的堡壘。對於這一事實,俾斯麥曾經作證。俾斯麥是十九世紀當中,僅次於梅特湼(Metternich)的自由主義的大敵人。他把學校課程中含有自由教育的古典課程一律刪除,這又說明奴役思想的復活。

一百年以前,能預料到反自由的觀念註定地要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佔有優勢的,只有極少數人。當時,自由理想似乎深植於人心,不是任何反動力量所可根絕,誰也不敢公開地反對自由、直率地鼓吹反動。但是,反自由主義者卻可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掩飾下,把人們的思想引入自由的歧途。

精明的人不會看不出,社會主義者、共產黨徒,和主張計劃的人,都是想消滅個人自由、建立萬能ZF的。可是,大多數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卻以爲,他們是爲自由而努力於社會主義之實現。他們把自己稱之爲左翼民主人士,現在,他們甚至也冒稱「自由主義者」。

這些知識分子和其附和者的心理因素,我們曾經解析過。他們有志未遂,是由於自己的缺點。這一事實,在下意識裏他們完全知道。他們知道,這是由於自己的不夠聰明,或者是不夠努力。他們雖然知道這一事實,但他們不願明白承認自己的劣點,而要找一個替罪的羔羊;於是,就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社曾經濟組織的不公平。他們以此自安自慰,並且教別人也如此相信。他們宣稱,在資本主義下,只有極少數人可以自我實現。「在自由放任的社會中,只有少數富人才可享有自由」。因此,他們的結論就是,ZF爲實現「社會公平」,必須採取干涉政策。他們所說的「社會公平」,實在的意義是說,「按照各人所需」將財貨給與不幸的大眾。

如果社會主義的問題,只是言論上爭辯的問題,而未證之於實驗,那麼,缺乏明確的了解與判斷的人迷信社會主義,以爲社會主義制度下,自由還可以保存,那還情有可原。但是,自從有了蘇俄的經驗,每個人都知道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情形以後,再也不應該自欺欺人去信奉社會主義。

今天,社會主義的信徒們,當他們想使別人相信社會主義無害於自由的時候,他們不得不歪曲事實,並曲解文字的真意。

已故的拉斯基教授(Professor Laski)——英國工黨的黨員,會任該黨主席,他自以爲是「非共」甚至是「反共」的——曾經講過:「無疑地,一個蘇俄的共產黨員對於自由有充分的感覺;同樣無疑地,他很敏銳地感覺到,在法西斯的意大利是沒有自由的。」事實上,一個俄國人只有服從命令的自由,如果他的行爲與上級的命令稍稍發生一點偏差,他就受到無情的清算。所有那些被清算的政客、官吏、作家、音樂家、科學家們,不僅都不是反共的,而且都是些狂熱的共黨主義者,因爲忠於蘇維埃的教條,獲上級提拔,在黨內已有很高的地位。他們所犯的過錯,只是沒有很快地修改他們的觀念、政策、書籍、或論文,以適應史達林的心血來潮而已。如果我們不把「自由」一詞的意義加以曲解,那麼,我們就很難相信這般人對於自由有充分的感覺。

法西斯的意大利,是一個沒有自由的國家。它抄襲了蘇維埃的花樣,一黨專政,因而對於不同的意見一概加以壓迫。但是,關於一黨專政這一原則的實施,在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之間,也有一點顯著的不同,例如,在法西斯的意大利,以前會任國會議員的共產黨員葛累遮底教授(Professor Antonio Graziadei),至死是個固執的共產主義者,但他還能生存於意大利,並且以退休教授的名義領受ZF所發的年金,同時他也可以自由著迆,交由第一流的出版公司出版。拉斯基教授說俄國的共產黨員「無疑地對於自由有充分的感覺」,其實,像葛累遮底在意大利所感覺的不自由,終究不如俄國共產黨員所感覺的那麼厲害。

拉斯基每每喜歡講:自由的實際意義是法律之內的自由。他再進一步地說,法律的目的,在於「保障國家統治者所認爲滿意的生活方式」。如果這句話可以解釋爲法律的作用是在維持社會安寧,防止叛徒們煽動內戰以武力推翻ZF,那麼,以這句話來描寫自由國家的法律,這是對的。可是,拉斯基又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窮人用激烈的手段來改變富人的財產權,那就馬上會推翻整個的自由制度」。這句話,他卻講錯了。

我們以拉斯基和他的朋友們所崇拜的大偶像——馬克斯來講吧。在一八四八與一八四九年的時候,馬克斯積極地從事革命組織與革命行動,起先是在普魯士,後來也在德意志的其他各邦活動,從法律上講。他是一個外國人,於是乎被驅出境,帶著妻子兒女和僕人,搬到巴黎,後又轉到倫敦。嗣後,動亂平靜,革命的煽動者都被大赦,他獲得允許可以自由地回到德意志的各邦,他也常常回去。此後,他再也不是一個亡命之徒了,他由於自己的意願,選擇倫敦作爲住家。一八六四年,當他組織國際工人協會(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的時候,並沒有受到任何人的干擾。這個協會,照它所公開宣稱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準備世界大革命。當他爲這個協會到歐陸各國去活動的時候,並沒有被阻止。他很自由地寫作、發行。而他所寫作發行的書籍和論文,如用拉斯基所說的詞句,那確實是努力於「用激烈的手段來改變富人的財產權。」可是,馬克斯畢竟能夠於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在倫敦梅蘭公園路(Maitland Park Road)十四號的家宅內安安靜靜地死去。

或者就英國的工黨來講,他們努力於「用激烈的手段來改變富人的財產權」,也沒有受到與自由原則不相容的任何行動的阻礙。這是拉斯基知道得很清楚的。

馬克斯,這個造反的人,可以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自由自在地生活、寫作、鼓吹革命,正同維多利亞時代以後的工黨可以自由自在地從事政治活動。可是,蘇俄的ZF對於最輕微的反對也不能容忍。這就是自由與奴役的區別。
培根说:“只知哲学的一些皮毛的人,思想会倒向无神论。但是,深入了解哲学,会把人带回宗教。”同样,只知经济学的一些皮毛的人,会相信类似“节俭悖论”之类的谬论,深入了解经济学,则会把人重新带回到普通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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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zxy 发表于 2012-3-31 21:37:27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十三

自由在法律上與憲法上的觀念,以及爲實現自由而設計的制度,常常受人批評。這些批評者所持的理由,有一點是對的。他們說,不受官吏專橫之害,這件事的本身尚不足以構成個人自由。但是,他們爲強調這一真理,卻又走到一個錯誤的地步——反對開放政策。

自由主義者從來不以爲限制了官吏們的專橫即是個人自由的充足條件。要使個人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充分自由,必須藉助於市場經濟的運作。憲法與人權清單等等並不能創造自由,個人自由是競爭的經濟制度所賜予,憲法與人權清單等不過使這些自由得有保障,防止行政權力的侵害而已。

在市場經濟下,大家都有機會爲他們理想中的前程而努力。分工競業,各有選擇職業的自由。這種自由,在計劃經濟下是不存在的。計劃經濟是由官方決定每個人的職業。每個人社會地位的升降,決定於上級的意旨,個人的前途,完全靠權力者的眷寵。

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每個人都可自由地向他人的既得利益挑戰。如果他覺得,他有能力以價更廉、物更美的產品在市場競爭,他就可以試顯身手。資金缺乏並不妨礙他的企圖,因爲資本家經常是在尋找善於利用資金的企業家。工商業活動的成敗興衰,靠的是消費者的選擇;爭取消費者,靠的是價廉物美。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資所得者也不受僱主的任意支配。一個企業家,如果僱不到最合適的員工,或者不能以足夠的工資防止他們轉業,那麼,營業的純利就會減少。僱主與受僱者之間,無所謂恩惠。僱主僱用員工,同購置原料與設備一樣,是營業上必要的手段。員工方面也可自由選擇最適合於自己的工作。

這種決定個人地位與所得的社會淘汰,在市場經濟下不斷地進行。一方面,有些巨富日漸衰落,最後化爲烏有;另一方面,有些貧賤出身的人物,地位與財富一天一天顯赫起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沒有特權階級;ZF對於既得利益,並不給予特殊保護,任憑後起之秀向它們挑戰。在這種社會裏,已經致富的人,爲保持財富,仍須努力不懈,與他人競爭。

在分工合作的社會架構裏面,每個人都要靠他自己對於購買者羣所提供的勞務,而他自己也是購買者羣當中的一個人。每個人,當其購買或不購買的時候,就是一個最高權力的一分子。這一權力,指定了所有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在這所有的人當中,自然也包括每個購買者和不買者在內。某些人的所得較高,另一些人的所得較低。在這一分配過程中,每個購買者都是影響因素。每個人都可自由提出一種貢獻以換取較高的報酬。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自由,就是:某甲依賴於別人的,並不多於別人之依賴於某甲。除此之外,可以說沒有其他的自由。生產分工,誰也不能完全自給。

我們之所以贊成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主要的理由,還不在於社會主義必然地毀滅一切自由,把所有的人都置於權力者奴役之下。作爲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事實上是不能實現的,因爲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市場的功用消失了,任何經濟打算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社會主義不能被看作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它不但破壞了社會合作,而且帶來窮困與混亂。

談到自由問題,不一定涉及存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相對立的經濟問題。但我們必須指出,西方人之所以不同於亞洲人,完全是由於前者過的是自由生活。

中國、日本、印度,以及近東的一些回教國家,在沒有接觸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前,他們並不是在野蠻狀態下生活。這些民族,在幾百年乃至幾千年以前,已經在工藝、建築、文學、哲學,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有了輝煌的成績。他們也建立過強有力的帝國。

但是,他們的努力一旦被阻,他們的文化就陷於麻痹遲鈍的狀態,失掉了適應新的經濟問題的能力。他們的智力與藝術天才也爲之滑失。藝術家與作者,赤裸裸地抄襲前人的格局。神學家、哲學家、法律家,也只以註釋古人的著作爲能事。他們祖先所創造的那些紀念物黯然無光,他們的帝國也已解體。他們的元氣與活力消失了,面對日盆貧弱的趨勢而漠然無動於衷。

東方古代的哲學與詩篇,是可以與西方最好的作品比美的。可是在最近幾百年當中,東方人卻沒有任何重要的著作出現。在現代文化史的記錄上,難得找出東方作者的姓名。東方人對於人類文化久已沒有任何貢獻了。有許多問題與爭論,在西方曾經鬧得有聲有色,對於東方人則是陌生的。一方面是波瀾壯闊,一方面是死水一團。

理由是很明顯的。東方缺乏一件最重要的東西——相對於國家而言的自由的觀念。

東方人從未舉起自由的旗幟,從未強調個人的權利以對抗統治者的權力,從未把專制君主的任意專斷當作問題來討論。因此,他們從未建立一個有效的法制以保障私人財產,防止暴君們隨意沒收。反之,大家總以爲富人之有財富就是窮人所以窮的原因,因而對於統治者之剝削工蔺界財富,反加讚許。所以大量的資本累積成爲不可能。因此,凡是需要大量投資的一切進步設施,這些國家都做不到。

資產階級不發達,著作家、藝術家和發明家也就無所庇托以發展其天才。對於後生輩,所有發展個性的道路都阻塞了;剩下的只有一個,就是服侍統治者這一條路。

西方社會是每個獨立的個人可以個別地力爭上游的個人社會;東方社會則是一羣臣民麕聚起來,靠著統治者的恩惠而過活的社會。

西方活潑的青年把世界看作一個競技的場所,在這裡裏,他可以贏得盛名、地位、光榮,與財富;在他的野心之下,天下沒有太難的事。至於東方人,因其父母們都是遷就環境、遵循傳統的,所以他們都養成了優柔謙卑的習性。

自立自恃的西方人,那股得意洋洋的朝氣,表現出來,就像熱烈的讚美詩一樣,索福克麗茲(Sophocles)的安提娥尼讚美歌(Antigone-hymn)與貝多芬(Beethoven)的第九交響曲(Ninth Symphony),就是這種氣概。這一類的音樂,是東方人所未曾有的。

西方文明的建造者,其子孫將捨棄自由而自願地投降於萬能ZF的保護下,這是可能的嗎?由一個最高權力者,設計一具龐大的機器來運用,把人當作這具機器的螺絲釘,這樣的一個社會制度,他們會滿意嗎?停滯了的文明,其心理竟會對於那些犧牲了成千累萬的生命而爭得優勢的觀念,發生掃蕩作用嗎?

塔西佗(Tacitus)提到第庇留(Teiberius)時代羅馬人的時候,很悲傷地說道,他們都被奴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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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zxy 发表于 2012-3-31 21:56:28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十四

宇宙間,一切一切是在變動中。每個事態,都是過渡的事態;每個時代都是過渡的時代。在我們人類生活中,永無固定與休止。生活是過程,不是原狀的維持不變。可是,人們的心智常常被一個不變的幻想迷惑了。所有的烏托邦運動,都明白宣稱,要終止歷史的變動,建立一個最後而永久的安定狀態。

這種運動,在心理上的理由是很明顯的。每一變動都會影響人們的生活環境,使人們必須自我調整以求適應。變動,每每損害既得利益,每每威脅生產與消費的傳統方式。凡是智力遲鈍而憚於修正思想方法的人,莫不以變動爲苦惱。

妄自尊大的文人和放浪不羈的藝術家,總以爲工商界的活動只是掙錢,並不要甚麼聰明才智。其實,企業家所表現的智力,比平凡的作家和畫家要高得多。那家自命爲「文化人」的人,竟不知道成功的企業所需要的才智:這一點,已可表明他們智力的低劣。

這一羣淺薄的「文化人」之出現,是資本主義時代最不受歡迎的事象之一。他們的叫囂,爲有識之士所鄙棄。他們對於大眾只有害處沒有益處。如果有甚麼辦法可以抑制他們的喧擾,甚至徹底消滅他們,對於其他任何人不會有何直接的損害。

但是,自由是不可分的。如要限制那般「文化人」的自由,那就要授權政府,讓它去判斷甚麼是好的,甚麼是壞的。這樣一來,文藝工作也就社會主義化了。文藝工作一旦社會主義化,天才就被扼殺。因爲權力者不喜歡新的觀念、新的思想方法、新的藝術作風。任何革新都是他們所反對的。所以政府權力一旦涉及文藝部門,其結果,就是把文藝工作者納入組織,文藝界也就成爲死水一團。

那般冒牌文化人道德墮落,亂發狂言,似乎是我們人類文化必須支付的一項代價,否則富有創造力的天才就不能有所成就。自由,必須所有的人都可享有,郎令是卑鄙的人也不能例外,以免那些能夠利用自由以造福人羣的少數人,受到桎梏而不能發展。拉丁區(Quarter Latin,指巴黎的大學區——譯者附註)那些卑鄙人物們所享有的特殊便利,正是少數偉大著作家、繪畫家、彫刻家得以成就的條件之一。天才所需要的第一件事,是呼吸自由空氣。

而且,那些卑鄙文化人的言論,並不足以爲患;爲患的,是大家之樂於接受他們的言論。輿論的造型者響應於前,盲從的大眾跟隨於後,這就壞事了。大眾總是趨向時髦言論的;他們覺得,不如此就顯得落伍。

最近六十年來最有害的意理,莫過於喬治·索利爾(George Sorel)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和其直接行動的主張。這個意理,由法國一位失意的知識分子倡導,不久就迷惑了歐洲各國的許多文人。這一風氣,構成了近幾十年—切政治暴動的重要因素。它影響法國的忠君主義、軍國主義、反猶太主義。俄國的布爾雪維克、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國的納粹等革命運動的發展,也以工團主義這一意理爲最重要的因素。它改變了政黨的性質:政黨之爭取政權,不靠選民投票,而靠武裝組織。它不信任代議政治與「布爾喬亞的安全」,而鼓吹對內殺伐與對外戰爭。它的主要口號是:暴動、暴動,再暴動!現在的歐洲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局面,有很大的成分是索利爾教條的後果。

知識分子是首先歡迎索利爾觀念的;他們並且把索氏的觀念廣爲宣揚。可是,索利爾主義的要旨,很明顯地是反知識的。他反對冶靜的思考與清醒的辨識。他只是要「幹」,要轟轟烈烈地幹。他叫大家爲神話而鬥爭。「如果你把神話作爲行動的根據,你就可面對任何批評反駁而不爲所動。」不要講,不要想,殺、殺、殺!爲毀滅而毀滅。這是一個何等荒誕的哲學啊!然而,這種毀滅主義者的荒誕哲學之廣爲流佈,其咎既不在索利爾,也不在他的那些門徒——列寧、莫索里尼、與盧森堡(Rosenberg),更不在那一羣不負責任的文人和藝術家。災難的到來,是因爲幾十年以來,幾乎沒有一個人以批評的態度去檢討這個哲學,沒有一個人從心理方面去解析這般暴徒們的毀滅感。

誠然,有若干著作家是絕對不贊同暴行的,但是他們對於獨裁者萬惡的淫威,並不加以嚴厲的譴責,反而要找出一點同情的解釋。後來,知識分子中向來鼓吹暴行政策的人,開始覺察到:即令是極權意理的狂烈擁護者,也難免慘遭殘殺。直到這個時候,才有人對於極權的暴行,提出微弱的反對之聲。可是,這時已經很遲了。

由於蘇俄搞出來的那一套,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慘痛的失敗經驗,到了今天,共產主義在西方國家成功的機會,應該很少了。

爲防止西歐、美洲、與澳洲的文明國家,被莫斯科野蠻主義所奴役,只有無條件地支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
培根说:“只知哲学的一些皮毛的人,思想会倒向无神论。但是,深入了解哲学,会把人带回宗教。”同样,只知经济学的一些皮毛的人,会相信类似“节俭悖论”之类的谬论,深入了解经济学,则会把人重新带回到普通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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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zxy 发表于 2012-3-31 22:13:24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手上早有米塞斯这部“小”书,可是一直未曾读。花了几个小时读完,将其中感觉精彩之部分分享给大家,如有兴趣,也可下载全书来看。

米塞斯:反资本主义的心境.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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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反资本主义的心境

培根说:“只知哲学的一些皮毛的人,思想会倒向无神论。但是,深入了解哲学,会把人带回宗教。”同样,只知经济学的一些皮毛的人,会相信类似“节俭悖论”之类的谬论,深入了解经济学,则会把人重新带回到普通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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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百度百科)
  在20世纪经济学的殿堂中,奥地利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和精神领袖米塞斯是一位极其重要的思想家。长期以来,尽管米塞斯的思想一直不大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接受,但他对20世纪人类社会的思想影响以及知识贡献却是是无人能忽视、无人能置否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可以说,讲述20世纪人类社会的经济思想史,如果缺了米塞斯,就不可能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2000年美国的《自由》杂志把米塞斯称作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米塞斯之所以在人类社会的当代思想史上占据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在对理解人类经济社会运作基本原理方面,米塞斯曾做出过诸多理论贡献。除了他在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他自己独特的市场交易学(Catallactics)和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的理论贡献外,米塞斯的最主要理论贡献还在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独具慧眼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理论洞识:在缺乏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会导致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infeasibility)。米塞斯的这一深刻洞识,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米塞斯、哈耶克(F. A. Hayek)与兰格(Oskar R. Lange)、勒纳(Abba P. Lerner)和泰勒(Fredrick Taylor)关于社会主义大论战的争论焦点和核心问题。

具体说来,在1922年的《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提出,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ZF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和信息,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央计划体制的失灵以及经济的低效率乃至瓦解。米塞斯的这一洞识,曾使当时许多对中央计划经济抱有一些天真幻象的经济学家们(包括还是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哈耶克)从迷梦中苏醒过来。正如哈耶克在为米塞斯1978 年再版的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言:“《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著的核心命题。”   

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各国的改制以及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一些毋庸置疑的历史史实证明了米塞斯-哈耶克在20世纪20~30年代对中央计划经济非可行性的理论判断,以至于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很少有经济学家还怀疑市场经济是人类目前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了。然而,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发生,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陷入自1929~1933年大衰退以来前所未见的世界经济大衰退,又使一些经济学家和ZF决策层人士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极其优长产生了这样和那样的怀疑。

在2008~2009年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以及在目前的所谓“后危机”时期,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这一转型国家中,ZF均采取了“大剂量”的经济刺激措施和手段,以至凯恩斯主义的ZF宏观干预政策大行其道,乃至过去已经弃而不用的ZF行政控制和驾驭经济的做法又在各国大肆回潮。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处于转型和发展双重变奏曲中的大国,在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的急速下滑所导致的宏观经济增速锐降的情况下,ZF提出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强势参与和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加上近年来实际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国进民退”,导致一种强势ZF统御社会的所谓独特“中国模式”正在沿着一种自身演变逻辑而渐进成型。伴随这种强势ZF参与并统御经济的体制模式的渐进成型,在中国内部各种社会问题和弊端也不断发生,并正在积累,以至社会的内在紧张不断增强。因而,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着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化是否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继续前行还是掉头倒转逆行的选择问题。

在一些西方发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目前ZF管理乃至调控经济运作的形式和范围也在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各国ZF决策层和一些咨询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转、自我调节以及自我平衡的运转效率产生了诸多怀疑,ZF干预和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情况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在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当今世界,良序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的制度条件和基本原理有待于进一步在理论上予以澄清。

从这个视角来看,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米塞斯、哈耶克与兰格、勒纳和泰勒等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计算可能性大论战的一些问题,又若隐若现地投射到了理论界的争论中来。在此情况下,认真且全面地研究米塞斯这一“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的思想和观点,不但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和选择,乃及对各国ZF的宏观政策的选择,也有着切近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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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zxy 发表于 2012-4-2 11:14:08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资本主义这个制度,就是一个为满足大家需要而大量生产的制度。它是造福于一般大众的。它把平均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前所梦想不到的高度。它使成千成万的人能够得到一二百年以前极少数人的享受。

妄自尊大的文人和放浪不羁的艺术家,总以为工商界的活动只是挣钱,并不要什么聪明才智。其实,企业家所表现的智力,比平凡的作家和画家要高得多。那家自命为「文化人」的人,竟不知道成功的企业所需要的才智:这一点,已可表明他们智力的低劣。

马克斯,这个造反的人,可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自由自在地生活、写作、鼓吹革命,正同维多利亚时代以后的工党可以自由自在地从事政治活动。可是,苏俄的政府对于最轻微的反对也不能容忍。这就是自由与奴役的区别。

东方古代的哲学与诗篇,是可以与西方最好的作品比美的。可是在最近几百年当中,东方人却没有任何重要的著作出现。在现代文化史的记录上,难得找出东方作者的姓名。东方人对于人类文化久已没有任何贡献了。有许多问题与争论,在西方曾经闹得有声有色,对于东方人则是陌生的。一方面是波澜壮阔,一方面是死水一团。理由是很明显的。东方缺乏一件最重要的东西——相对于国家而言的自由的观念。

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把经济学认真地研究一下?这是一个不能获得一致答案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很确定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地研读经济学,而居然以言论或写作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公开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意见,那简直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
培根说:“只知哲学的一些皮毛的人,思想会倒向无神论。但是,深入了解哲学,会把人带回宗教。”同样,只知经济学的一些皮毛的人,会相信类似“节俭悖论”之类的谬论,深入了解经济学,则会把人重新带回到普通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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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zxy 发表于 2012-4-2 11:14:33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在社会主义的理念如日中天的时候,是米塞斯预言社会主义的必然失败;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前夕,是米塞斯、哈耶克预料到大萧条的到来;

在纳粹上台之前,米塞斯说服他的学生们四散离开维也纳,他本人也去了瑞士后辗转到美国,作为犹太人的他成功保住性命。

米塞斯,一个极聪明的人,一位真正的天才。或许,如许尔斯曼所言: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将不得不成为米塞斯主义者,就如同当下的天体物理学家们不得不成为爱因斯坦主义者一样。(Future economists will have to become Misesians just as today’s astrophysicists had to become Einsteini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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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说:“只知哲学的一些皮毛的人,思想会倒向无神论。但是,深入了解哲学,会把人带回宗教。”同样,只知经济学的一些皮毛的人,会相信类似“节俭悖论”之类的谬论,深入了解经济学,则会把人重新带回到普通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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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irt 发表于 2017-4-15 09:58:42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好东西,必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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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求知 发表于 2017-4-15 18:33:37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将不得不成为米塞斯主义者,就如同当下的天体物理学家们不得不成为爱因斯坦主义者一样。
米塞斯主义与爱因斯坦主义都是相同的哲学思想,区别于经典的现代哲学思想,区别于宗教的科学哲学思想。爱因斯坦主义在物理领域早已经成为主流,但米塞斯主义者在“事理”领域却至今仍然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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