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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一、自私是一个约束
说人会一贯地作可以被推测的选择（predictable choice）——经济学的第一个假设——已是一个约束。但这样说还须补充：由于约束力尚嫌不足，因而我们要加上其它重要的约束。这里要谈的第二个基础假设是：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是说，每个人在有局限的情况下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无论是勤奋、休息、欺骗、捐钱……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
作为一个基础假设，任何人都不应有异议，而人的本质究竟是否自私却无关宏旨：重要的不是人究竟是怎样（那是心理学、生理学，或哲学上的事），而是我们要假设人是怎样的。然而问题来了，假若我们说欺骗、捐钱……等等都是自私的行为，岂不是任何行为都可被「自私」解释了，以致不能被事实或任何行为推翻？说是约束行为，但到头来却毫无约束，那又怎能自圆其说呢？这问题问得好。答案是：假若我们随意说任何行为都是自私，像套套逻辑那样不可能错的，那么这自私的假设就会变得没有内容，空空如也，没有用场。但假若我能指明一些局限条件，用以指定在怎样的情况下人会因自私而作其某种选择，而这局限条件的转变会导致某一种行为的必然转变，那又另作别论了。
例如，无缘无故的捐钱，帮助朋友，与自私扯不上关系，是解释不了的。但假若我们说，在某些局限条件下，捐钱的费用比较低，或利益比较高，那么捐钱的行为就比较多。这样，自私这个假设就变得大有用场。我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十多年前，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到香港来，一举而得捐款港元五千万。但我的儿子却没有这样的本领。要是捐钱的人纯是为捐钱而捐钱，那么姑且不谈我儿子的不济，他们又何必隆重其事，何不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将支票寄到慈善机构去？又或说，「无名氏」的捐者有的是。但在捐款可免税的情形下，为什么会增加捐钱的行为？「恻隐之心」这句话是怎样来的？相信「好有好报」的「因果」之说从何而起？
在什么局限条件下人会相信「因果报应」，会谈仁义道德？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人会有较大的恻隐之心？怎样的情况下人会为名而乐善好施？我很欣赏像邵逸夫那样的人，对教育的捐助不遗余力——将一所大学的建筑物命名为「邵逸夫堂」是应该而适合的。说邵氏的捐钱是以争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是毫无贬低之意；要是我有他的财富，我不会像他那样慷慨。但假若我们放弃了自私的假设，经济学没有其它途径可以解释邵逸夫捐钱去大学，不是随便而是有选择性的。行为并非漫无目的；捐钱的行为不能例外。
假若我们容许例外的存在，那么任何难以解释的事都可作例外来处理，经济理论就不可能被事实或行为推翻了。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学的架构就会倒下来，溃不成军，什么解释力也没有。
困难的所在，并非自私这个假设是对还是错，而是要怎样指出在不同的局限条件下，图私利会引致欺骗与捐钱的不同行为的并存。我在第一章内说过，局限条件的审核与界定，是经济学上最费心思的事。很多关于人的行为，我们在今天还没有满意的解释（这是经济学的趣味所在；什么也有好答案的科学是会寿终正寝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局限条件的认识不足。 （《经济解释》之八）
二、人的自私本质
从经济思想史那方面看，「自私」成为一个基础假设是十九世纪末期、新古典（Neoclassical）经济学兴起以后的事。在这个新的范畴内，数学的微积分被广泛地引用，提出了「边际」（Marginalism）的分析，「极大化」（Maximization）与「极小化」（Minimization）的概念就被广泛地接受了。人的行为以满足私欲为原则，就成了「在局限条件下个人争取最大利益」——或争取最小费用——这个假设。简化地称之为「自私」，是比较通俗的说法。
自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这学术渐趋科学化，行内的有道之士就将「自私」作为一个客观的假设了。这样，人的本质究竟是否真的自私就变得无关重要。当然，今天还有不少经济学者分不开价值观与科学的辨证，使感情与分析有了混淆，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以价值观或主观的判断和客观的分析连在一起，经济学也可以达到精湛之境，令人拜服的。像史密斯（A. Smith）、李嘉图（D. Ricardo）、米尔（J. S. Mill）等古典经济学高手的价值观很真朴，是足以令后人为之倾倒而仿效的。
是的，我们今天所用的科学式的「自私假设」，是由前贤的主观判断演变而来。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所发表的经典之作《原富》，其中关于自私行为与市场运作的两段，是经济学上被引用得最多的名言。我重读又重读，每一次咀嚼时都觉得有新的启发，感到它有千钧之力。他是这样写的：
「很多时候，一个人会需要兄弟朋友的帮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们的仁慈之心，他将会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对方的利己之心，从而证明帮助他人是对自己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成功机会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议，都是这样想：给我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所需要的——这是每一个交易建议的含义；而我们从这种互利的办法中，所获的会比我们所需的更多。我们的晚餐可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
「所以，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象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大。」
经过多年对《原富》的「消化」，我认为史密斯的「自私」观点有两处是要补充的。其一，史氏正确地指出自私可以给社会整体带来很大的利益，但却轻视了自私也会给社会带来害处。这后者重要地牵涉到交易费用及产权的问题，是我自己作研究的重心所在。可以说，在哲理上，重视自私之害是我这本《经济解释》与《原富》的主要分歧。然而，我的主要结论不仅没有推翻史前辈，反而更强力地支持他。另一方面，因为我对自私的看法比较全面，所以对行为的解释是比较优胜的。
第二个关于史前辈的自私观点，是他没有说人的自私是天生的。他的含义，是自私是被逼出来的：非所欲也，不能不自私也。这个「适者生存」的观点——在《原富》好些问题都是那样看——后来影响了达尔文（C. Darwin，1809-1882）的惊天动地之作：《进化论》。
我的老师艾智仁（A. Alchian）一九五○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莫测、进化与经济理论》（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Theory）的重要文章，触发了长近二十年的科学方法大辩论。我在第一章第四节举出的「白痴与汽油站」的例子，是得到该文的启发而想出来的。
艾智仁的论点，与史密斯的有雷同之处，但来得更为强烈。史氏的含义，是自私是为了适者生存；艾氏的含义，是毫不自私的白痴也不打紧，因为淘汰后剩下来的白痴的行为，必然与自私吻合。
一九七六年，生物学家道更斯发表了《自私的基因》（R. Dawkins，The Selfish Gene），旁征博引，用了数之不尽的例子证明「自私」是动物与生俱来，是遗传的，不可更改。这本重要的书启发了一门新的学问——「生物经济学」。我的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是这门新学问的一个主要倡导者。最近他来信说，这门学问的发展大有看头。
从上文可见，「自私」可以有四种看法。史密斯认为是被逼出来的；艾智仁虽然一贯地以「自私」作为基础假设，但也认为白痴乱来也会有同样的效果；道更斯说是遗传的。我自己没有什么关于「自私」的发明，但一向坚持理论以简单为上。我的选择是把自私作为一个基础假设（Postulate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了。只要能把局限条件（constraints）处理得恰当，解释能力都是一样。
三、假若人是不自私的
“自私”在经济学上是称为个人利益“极大化”，及个人耗费“极小化”。这些代词其实不是因为比较好听或较有学术味道而起的。19世纪末期开始，数学渐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学上。“极大化”、“极小化”是微积分学里面的重要项目，对经济分析的推论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说，微积分是有效地将自私的行为带到边际上。但对一般读者来说，“极大化”、“极小化”不免显得不伦不类。既然我们要向浅中求，就索性干脆地用“自私”或“自利”算了。
自私自利的行为可以分三个不同的角度去体会。第一个角度就是利己的行为也可以利他人。这是我上一篇分析自私对社会的贡献的文章的内容。基于史密斯及李嘉图的理论，再经过无数高手的改进，我们知道自私图利是鼓励了每个人尽量用低成本去专业生产，然后大家在市场交易，结果大家得益。这角度的经济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实证多而有力，是错不了的。产权的问题是有着间接的重要性——没有私产就发挥不到市场的效能。但因为这重要性只是间接的，产权的关键就往往被忽略了。
第二个角度，就是自私是会利己损人的。例如开工厂生产图利可能会污染邻近的物业。利己损人的行为跟产权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如此，无可避免的产权分析要到1960年高斯发表了他的“社会耗费问题”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高斯定律我已向读者介绍过了，不必在此重述。套入自私的角度里，高斯的主旨就是利己损人对社会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问题是损人所得的利益是否大过他人蒙受的损失；或在损人利己的情况下，社会生产的总净值是否会被提高或减少。高斯的结论。就是若私产有了清楚界定，只要交易费用不过高，损人利己的行为会因为合约的安排而给社会带来最高的总净值。
今天我要谈的是第三个自私的角度。在这个角度里，我们反问，假若人是不自私，社会会得到些甚么利益？我们的答案是，人若不自私，社会的交易（或非生产）费用会大为减少。那就是说，自私的行为会增加交易费用，这对社会是有损害的。
且让我从杜洛克（C.Tullock）的一篇文章说起，杜洛克问：“盗窃的行为对社会有甚么损害？”盗窃会使财富分配有所改变，但一得一失，何害之有？他的答案大概是：“因为有盗窃的行为，防盗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财物，就会有所耗费。这些非生产的费用若没有盗窃的行为是不会引起的。所以盗窃对社会有害。”
这个观点在基本上是有矛盾的。盗窃是自利的行为。人若不因自私而去盗窃，防盗的费用当然是会减少，这对社会是有所增益的。但若不因为自私而不断地去争取利益，则自私所带给社会的贡献就减少了。此消彼长，可能得不偿失。在一般性的概念上，“盗窃”与“生产”都是在局限下为自利争取“极大化”。我们不能接受自私的假设，而希望没有盗窃的行为；也不能要求人不自私，而又希望自私的贡献仍然存在。
在最近10年来的公司原理的发展中，有不少论调是基于自私所引起的交易费用过大，使市场难以运行，因而有公司的形成。在市场买卖，各种欺骗或不忠实的行为会增加交易费用——因为承诺难有保障，合约也能反悔。若每个人都言而有信，律师的生意会大量减少。雇请工人，偷懒的行为也会增加交易费用；若工人不偷懒，管工的费用可大为减少。不忠实是自私的行为，跟制造货品出售的行为是有着同一的假设。我们是不能接受或反对自私的假设，而不容许这两种行为的并存。
假如我们能用一个“人生下来就会遵守圣经十诫”的假设，社会是会更富有的——有益的自私行为存在，有害的自私行为除去。但这个假设对解释行为一无是处。但我们倒可以问，圣经为甚么会有十戒？中国为甚么会有传统的道德观念？我们为甚么会教自己的孩子不要偷懒，不要说谎，要言而有信，究其因，就是社会要减低交易费用。我们希望在社会上有忠厚的声望，能够获得多人信任，因而增加自己的收入。但这并不等于不忠实的行为就会除掉。
在这个自私有利也有害的世界中，经济发展的快慢，生活水准的高低，就是要藉一个制度能将自私所能带来的利益“极大化”，同时又能将自私所能带来的损害“极小化”。问题就真的是这么简单。在分析高斯定律的文章里，我解释了私有产权为甚么会将损人利己的行为带来最高的总净值。在“自私对社会的贡献”一文内，我解释了因为有了私产，“比较优胜定律”鼓励以低成本去专业，使自私的行为带来奇迹。
这篇文章里，我强调了因自私而增加的交易费用是有害的。但因自私而起的交易费用，虽然不能除去，却可因自利的企图而减少。私有产权容许多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与选择，是能使交易费用减少的最主要因素。这是近代经济学的可以肯定的结论中比较重要的一个。
人若是自私的，废除私产的效果就是民不聊生。在这一点上，用三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自私问题，结果是相同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5-2 7:58:3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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