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邹恒甫，你有完没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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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经济学论坛 → ≡ 学术沙龙 ≡ → 『 名家茶坊 』 → 邹恒甫，你有完没完啊？ 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replyid=274942&id=332475&page=1&skin=0&Star=1

实在看不下去了，出来说说话。

邹恒甫和张维迎都是不错的经济学家。两个人互相咬起来是国内经济学的悲哀。这次邹张之争可能是光华的派系权利斗争。不要搞得这样子，无法收场。邹恒甫，您基本上不在光华教课，为什么还要作应用经济系的系主任。顺便问问钱颖一，田国强还有艾春荣你们这些美国人怎么这么热衷于回来当官啊。张维迎是个常住北大的中国人，张维迎还是为中国的转轨做了很多事情的，那时候他才二三十岁，我很佩服这一点，张写的东西很朴实，当然邹写的东西也相当不错，邹的水平也可以回来当院长，前提是要从美国回来，而不是挂名暑假回来赚钱的那种。

邹张都懂现代经济学，两个咬起来，欢心的是那些国内不懂现代经济学的土鳖，注意我说的是那些不懂现代经济学的土鳖（不见得土鳖都不懂现代经学）。在国内经济院系，不懂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和分析方法的老师可以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很多985院校的经济学院系，中年以上的基本上不懂，很多年轻的也只懂点计量的皮毛，会用软件，不会看结果。这一点一点都不夸张，俺有亲身体会。邹有武汉大学，张在北大，各有各的田，别斗了，赶紧耕吧，中国大陆经济学的现代化任重而道远啊。

还有一个疑问，当时看刘道玉（把邹恒甫送到哈弗的那位武大校长)写的一篇东西，邹恒甫当年是国家拿出宝贵的美元外汇送他去哈弗的，是国家公派的，为什么邹毕业后滞留美国，而没有回国？那他现在大吹自己品质至纯至真是不是有点虚伪啊？后来邹回国兼职办的武大高级研究中心，基本上就是留美预科班，对中国经济工商界没什么价值而言，邹现在干的基本上就是写推荐信的活了。而北大光华和ccer真是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啊。去北大，你能找到张维迎和林毅夫，去武大，你找不到邹恒甫，因为他在美国。

最后说几句了，邹恒甫别折腾了，该干点啥干点啥吧，别利用网络这些宣传工具搅浑水了。真是有体没出发泄的话，就给国内院校不懂经济学的教授们扫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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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邹恒甫 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boardid replyID 现代经济学 邹恒甫 张维迎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经济学论坛 → ≡ 学术沙龙 ≡ → 『 名家茶坊 』 → 老邹，现在没完 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332795&replyID=332795

老是有人劝你歇歇，别整天老在网上和张维迎过不去，

他们的理由是你好歹也算个有水平的经济学家，整天老骂张维迎，有什么意义，该干嘛就干嘛去，别出来和张维迎过不去。

说实话，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趣。

老邹你不仅要做一个经济学家，还要做一个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啊，

要是一个经济学家没有了良心和正义感，和臭咸鱼有什么区别。

你老邹今天不骂，

明天就有更多的人成为被学术官僚随意压迫宰割的赵恒甫，钱恒甫、孙恒甫、李恒甫。

老邹你还好，好歹还有经济实力，还有些影响力和号召力。

那些在国内没钱没权没有影响力的穷教师怎么办。

岂不是要向蚂蚁一样被人家随意踩死。

老邹，你放心，

有人绝对支持你，

至少我算一个，虽然是无名小卒，无钱无权，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和正义感。

老邹

揭露那些随意压迫普通教师的学术官僚的丑恶嘴脸，

让那些在这黑乎乎的中国学术界的人们看到些希望吧。

鲁迅没有留下正式的遗书，只在《死》中写下了死后的嘱托：“一、不能因为丧事受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论睁了眼看

鲁迅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未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实“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据《封神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起源实在非常之早。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还有破磁可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应付。做诗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随时发表，虽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难以杜绝的罢。）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Ｅ．Ｈａｅｃｋｅｌ）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蘸纸火盆，妄希福佑，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Ａ和Ｏ，或Ｙ和Ｚ，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著。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楼主这几个帖子想表达什么观点？

以下是引用大象无形在2007-8-2 12:54:00的发言：
楼主这几个帖子想表达什么观点？

老兄好。以上贴子，全是转贴，没有兄弟的发言。兄弟是提供一些有关的资料，各位老兄随意看看，看了之后各有各的看法吧。

另外再转一个资料贴：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经济学论坛 → ≡ 学术沙龙 ≡ → 『 名家茶坊 』 → 誓死支持张维迎 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334312&replyID=334312

一帮神经病。这有什么抓住不放的？

以下是引用1x1在2007-8-3 15:16:00的发言：
一帮神经病。这有什么抓住不放的？

就是什么都放得下，中国大部分人都被阉割了。

到现在，反右有多少人死掉，没人知道，放掉不计了。三年灾害有多少人死掉，也放掉不计了。文革又有多少人死掉，还是放掉不计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悲剧，总是不断的重复？就是因为我们太能放掉了。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经济学论坛 → ≡ 学术沙龙 ≡ → 『 名家茶坊 』 → [转帖]如果我是北大领导，我也要辞退邹恒甫

[转帖]如果我是北大领导，我也要辞退邹恒甫
如果我是北大领导，我也要辞退邹恒甫！

邹恒甫是个名人，其实他有名，主要并不是他的学问做得好。他的文章应该说还不错，但做到他这样水平的在海外流学生中比比皆是，其实象杨晓凯、林毅夫和钱颖一等的水平都远在邹之上。只不过真正的大经济学家反而比较少自夸。

邹恒甫出名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潜心办学，二是大嘴巴。邹致力于国内经济学教育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最令人叹服的地方。尤其是他在武大的成绩应该说是举国闻名的，堪称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典范。

但邹也常常谈笑怒骂，一棍子达到整个经济学界。说浅了是他情商太低，就算你有做得好的地方，别人便一定全是一塌糊涂啦？你在武大做得不错，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其实做得比你不知要好多少倍，而且这样的例子很多。区别在于邹是横插一杠子，其他海归是先融入体制内，再做改革。其实效果更好。当然这一点邹恒甫做不到，因为他舍不下世界银行的职位和薪酬。

说深了邹恒甫其实是眼红其他经济学家的红火。说穿了，经济学家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以搞学问，有的可以做市场，有的可以定政策，这全世界均是如此，不一定存在此高彼下的问题。易纲做官帮助中国把握货币政策，其实正是海归可以贡献的地方。邹恒甫心里可能不太平衡，觉得自己的水平比别人都高（注意“自认”），别人出名的出名了，做官的做官了，为什么就没有自己的份呢？

但邹恒甫并不是完全不入世，曾几何时，邹对着媒体侃侃而谈加息的后果。显然不是不想谈，只是没机会罢了。

要说为什么这样一个还比较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何就没有更好的出名、升官的机会呢？首先这与邹死抱着世界银行职位不放有关，一个大部分时间呆在华盛敦的中国经济学家，在国内的机会当然比较少，这一点似乎很难与张维迎甚至李稻葵等经济学家相比吧？

其实邹恒甫确实也应该值得反思了，为何在武大和北大都算是尽心尽力最终终是落得个丧家犬般的下场？当然，每个单位都有具体的原因，我们无法做深入的探讨，但一个经济学家不懂得如何在一个社会一个机构里生存、改变，又如何能真正办成一些大事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千千万万个海归都不比邹做得差的原因。

现在邹认为，北大开除了他，那就是北大已经堕落了，相信社会上也会有许多人认同邹的说法。但设身处地地以光华学院院长的身份想一想，一个系主任9-10个月要在世行工作，剩余的时间现在在北大连面都很少照一下，这样的教授有何用？当然这个教授还在外四处张扬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尤其是他自己的院长是个饭桶。前段时间大家都很气愤很多海外教授在国外光兼职拿钱，但没有实际做工作，时间也没有呆满，因此有骗钱的嫌疑。其实邹教授不正是这样做的吗？现在被解职倒好象变成了天下第一大冤案！

不容否认，邹恒甫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一点我依然佩服他。但其为人极其不厚道且无限自我膨胀，而且基本上是不懂如何与人打交道的书呆子。这样的人在书斋里做做学问还可以，要想成就一翻事业，到头来必定是四处碰壁。更有意思的是抱着国际组织的职位在国内奔波到处办学，拿了光华的工资连面都很少照（自称2001年教学改革完成以后便到杭州云游去了），我是院长我也会开除这样的教授，否则如何管理一个学院？其实邹在世行也是属于拿钱不做事的角色，若不是个别中国高官干预，邹的职位恐怕也早在数年前就不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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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蔡元培

如果蔡元培魂兮归来，他绝不会辞退邹恒甫

中国人向来都认为书生治教是不行的，就好像书生治国一样，永远是“一腔热血办坏事”，因为书生往往太过于天真和浪漫，太过于理想化。蔡元培是个异数，正是他，为中国建立了第一座真正的高等学府，带来了真正的高等教育理念，为中国文化的重新架构提供了基地，也为中国文化的万古长夜点燃了一豆明灯。

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是从文科入手的。第一步是请人，他聘请了像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学方面的要角（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请了李四光、翁文灏等科学家）；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这些人。辜鸿铭在清朝垮台之后，依然拖着一条长辫在北大的讲台上教英文，上课时还有一个仆人在边上伺候泡茶、抽烟。有人很不理解，为什么蔡元培又是请新学的，又是请旧学的。但在蔡元培看来，什么叫大学？他给大学下的定义是：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

蔡元培1917年把陈独秀引人北大任文科学长，就是他整顿改革北大，提倡新思想的重要举措。陈独秀既没有在高等学府教过书，也没有教授博士头衔，如果科举的成绩也算一种文凭的话，他也只是个秀才而没有中举，在官场上一文不值。守旧派反对蔡校长的此项任命。他们说，陈先生只会作几篇策论式的时文，连在北大教书尚且不够格，何以能主持文科？蔡元培针锋相对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十多年前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时的凌厉锐气和刻苦精神就令他感动不已，今天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更令他佩服。确实，从本世纪初直至今天，哪一种杂志可以同《新青年》媲美呢？他对陈独秀的赞美是由衷的。

蔡元培还把既非旧派也非新派，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漱溟引人北大教席讲印度哲学。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与胡适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当时北大学生曾做柏梁台体诗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当时的北大真的是百花齐放。

二，在大学的领导体制上创新——“教授治校”

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推行教授治校，由教授自己来管理学校，这在北大包括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当时蔡元培在北大设立了一个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个评议会的成员就是学校的教授，是由教授自己选举产生的，任期为一年，年满可以连选连任，而各个系里面的教授会也是这样的情况，选举产生，教授之间互选产生一名主任。学校的教学、教务工作，都是由教授会、评议会来决定的，不是校长说了算。校长其实是起后勤保障作用的，是给教授们服务的。

推行教授治校的早期蔡元培，做过三次努力。第一次是，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蔡出任教育总长期间。在参议院谈教育方针时，他提出在高等教育中“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即不承认世间有任何高于学术原则的权威。他根据这个方针起草的《大学令》于同年10月正式公布（虽然此时他因与袁世凯及其支持者发生矛盾已辞职离任），成了中国历史上争取教授治校的第一个成果。第二次努力在他出任北大校长至五四运动期间。他说他在北大的做法，不过是“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的第三次努力，是在1919年9月重返北大到1923年1月脱离北大期间。1919年底北大建立了行政会议制度，成立了11个专门委员会，由教师担任委员，校长提名，评议会批准，“凡是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评议会，尤其是聘任教授和预算两项。聘任教授有一个聘任委员会，经委员会审查，评议会通过，校长也无法干涉，教授治校的精神就在这里。”

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思想在北京大学的全面贯彻，使进步的、有威望的教授得以参与到学校的最高决策之中，使教师成为学校管理的主体，充分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促使北京大学转变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提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阵地。

三，“知进知退”：七辞北大校长职务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予高度评价。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为什么受到朝野各方的一致尊崇？当然是因为他的道德学问：一是中、西学兼修，学问背景特殊；二是对革命、对教育有特殊贡献；三是个人品德高尚，无可挑剔。

蔡元培是真正的学界泰斗，受到举世景仰是名至实归，鲁迅始终尊敬这位同乡前辈。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我们先看看这张辞职表：

蔡元培第一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7年7月3日；
蔡元培第二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8年5月21日；
蔡元培第三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5月8日；
蔡元培第四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12月31日；
蔡元培第五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2年10月19日；
蔡元培第六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3年1月17日；
蔡元培第七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6年7月8日。

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有一个答案就在他自己写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这篇文章里。他开篇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不是小人，是君子，所以他知“退”。他想起1919年春天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开会，有人发言说，现在政府哪个部门能离得开留学生，如果留学生都辞职，政府当得起吗？他提出在黑暗恶劣的时局面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退有时候比不进重要，所以提出“不合作”三个字。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一次次辞职，一方面是以告退的形式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一方面是抗议和示范。

如果蔡元培魂兮归来，他绝不会辞退邹恒甫。

文章编辑主要来源

[1]蔡元培的人格(勒树鹏)
http://www.cnread.net/cnread1/sjwz/netnew/new1/039.htm

[2]论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思想(王建艳　余生)
http://www.evchina.com.cn/wqzz/zxk/200711/llyj/200711llyj3.htm

[3]蔡元培为何七辞北大校长职务(傅国涌)
http://www.cat898.com/Infolook.asp?bclass=1&id=48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