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宏：茅于轼先生为何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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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最近也许有点想不通。他写了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自以为两头都可以讨好，不料却招来不少骂声。所以昨天，他又作《分析网上骂人》一文，试图在他自己的世界观里，“合理解释”这一现象。

问题在于，从茅先生的新文章看，他和现实世界依旧非常脱节。他认为，“首先，说这些(粗话骂人)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这实在是茅先生的自我安慰。中国的网民不过1.3亿，只占全国人口的1/10。上网后，还能不带实用目标去看茅先生的时评文章，而不是寻找致富信息或打网络游戏，说明又是网民当中具备较高素养、有一定精神追求的群体。如果这样的人还是“文化比较低”，那么中国文化水平高的人还剩下多少？茅先生除了叹息“时不我与”、“吾道也孤”之外，还能对中国、对未来抱什么希望？茅先生连到底挨了谁的骂都没有搞清楚，自然也不可能明白，自己为什么被骂了。

我早就说过，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自以为两头讨好言论是必然挨骂的。因为茅先生这种言论，隐含着的正是他自以为摆脱掉了的“阶级斗争思维”。我估计，在茅先生的世界观里，这个世界上除了富人，就是穷人。而两者之间，假若不能充满兄弟情谊地和谐互爱，就只能是互相敌视。如果不是这样的世界观驱使，我很难想象茅先生会写出如下话语：“保护穷人是对的，错在反对富人。反对富人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保护富人是重要的，但如果不保护穷人，社会同样会陷入危机。因此，穷人和富人应该同样得到保护。”这是一种十分过时的黑白两分逻辑。

世界上并不只有穷人和富人。拿茅先生自己来说吧，你算是富人还是穷人呢？做富人恐怕是不够格，做穷人你又太有钱有势了。答案很浅显，茅于轼先生和他所鄙夷的那些“文化比较低”、“有强烈不满情绪”、“思想简单，不会用理性思考”的网民们一样，属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阶层”，或者“中产阶层”。即使你再会理性思考，再有文化，你还是属于这个阶层。茅先生只记得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却忘记了自己所处的阶层。不骂你又骂谁？骂茅于轼的，显然既不是富人、又不是穷人，正是茅先生同样身属、却淡忘了的中产阶层成员。

其实，茅先生自身所处的这个中产阶层，是最需要像茅先生这样有话语权的人站出来，为他们说点话、办点事的。各个阶层为自己利益发言，本来也是健康社会的常理。相反，富人和穷人，他们未必那么需要茅先生越俎代庖地去说话办事。在富人这一端，他们早就或者戴红顶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变身份手持外国护照，或者出钱邀请专家学者们为他们论证各种观点，最不济也能雇用若干保镖，哪里用得着你茅于轼去操心替他们“说话”、去“保护”他们呢？至于穷人，我承认茅先生搞小额扶贫贷款，办富平学校，都是卓有功德的好事，但至多是杯水车薪罢了。茅先生自身不过是一中等收入者，你有多少资源能拿出来给穷人办事？比个体，你比不过某些富人一掷数千万甚至上亿在穷困地区兴医济学；比集体，你比不过中央政府一纸号令减掉百亿元农业税。一介书生，中产阶层的一员，却要给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说轻点是不知做事的要点，说重点，就是不自量力。

中产阶层是不是不需要人说话办事了呢？当然不是。我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警惕中产阶层成为新的弱势群体》中就说过，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政策制定者当中，像茅于轼一样，固持黑白两分世界观的人还很不少。他们或者希望结欢于富，或者希望施恩于贫，却往往忘记了本来应当成为社会最中坚力量、最大利益集团的中产阶层。中国的中产阶层，因此就两头不靠，在公共政策和社会舆论中常常遭到忽视。这些年来，中产阶层的负担日益沉重，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牺牲也越来越大，并且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倾向。有人称之为中产阶层的“下流化”。如此下去，中国的中产阶层很可能还没有成气候，就“下流”消失了。

前两天，《中国青年报》刊文《中等收入人群已成高房价最大受害者》，再次验证了中产阶层目前承受的压力。本次以中等收入者为主要参与者的调查显示，69.7%的人认为，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是政府最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但同时有59.8%的人认为高房价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同样难以承受高房价，另一方面，政府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却无法顾及到这个群体。有被访者说：“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中等收入者，因为他们是维护市场经济和社会秩序稳定的中坚者。但是现在，他们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最大受害者。”

茅于轼先生有一点说对了，骂他的那些人多半“有强烈不满情绪”。事实上，从两年前我那篇文章发表后收到的读者反应就可看出，中国中产阶层承受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压力，已经迫近了使人崩溃的临界程度。作为中产阶层中较有社会地位的一员，茅于轼先生理应利用自己的能力，多为自己这个阶层说点话，办点事。这样做，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的贡献，要比你为富人说话大得多，比你为穷人办事也会有效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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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茅于轼 吴向宏 社会经济发展 房地产市场 保障性住房 茅于轼 吴向宏

先生所言颇有几分道理。

刘洪波：茅于轼先生，您何不直道而行

刘洪波

茅于轼教授最近写文章，称自己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茅教授说，现在为穷人说话的很多，替富人说话的很少；为富人办事的很多，为穷人做事的很少，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读了深为诧异。某种程度上，我愿意这样理解茅教授的说法：既然为穷人说话和为富人做事的人都已经很多了，多一个少一个无妨。然而，我以为，学者贵在直道而行，行事本乎道德，治学本乎真知，而非以站在哪一边的人之多寡而预定自己的轨迹。

我可以同意茅教授的说法，现在为穷人办事的人不多，而且对茅教授在为穷人做事上作出的努力（如给农民小额贷款）深为敬佩，但我几乎不能同意他的另一个判断，那就是现在“为富人说话的人很少”。

富人既能够因为出得起酬劳而让很多人去办事，也同样能够为酬劳去让很多人说话。通过做事而获得酬劳还需要很大的付出，通过说话而获得酬劳简直算坐地收钱，“口力劳动”的回报不是比脑力或者体力劳动的回报更经得起投入产出比的衡量么？当然，通过“口力劳动”去服务于富人，也是要有条件的，情形正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了专家了，说话有影响了，也就可以“货与富人家”了。

事实上，我看到，今天已有太多的人，文武之艺学成也好，未学成也好，博士、教授、专家之类的名头一戴，就可以开始“出货”了，既可以货与帝王家，也可以货与富人家。于是人们听到了很多高头讲章，一个地方要撤古建筑，有人来论证那根本就不算历史风貌；一个富人要推销一样产品，有人来说如何有利于身心健康；一个城市要上某项目，有人来宣布绝不用担心环境污染。这些都叫“权威意见”。我看到，这种货来货去的把戏搞多了，人们已经对“专家”不那么客气了，专家的学术道德与为人道德都被深度怀疑。

“为富人说话的人很少”，从数量上说，也许是这样的，但数量少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大众传播时代，而非口耳相传的时代，抢话筒的游戏中，“权威意见”总是要得胜的。这又是一个知识和人才双双得到尊重的时代，而非一个投票时代，故而重要的不是人数的多少，而是成员的影响力，有影响力的少数具有绝对的优势。

在今天的传媒上，再不会见到教穷人怎样过日子的内容，而教人怎样过好富日子的东西，看得人都已经麻木了；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生活场景也已经高度富人化了，在传媒上，穷人不只是丧失了位置，也基本丧失了尊严，人们羞于以他们的形象来代表这个昌盛的时代，也不肯给他们的生活赋予意义。出类拔萃者才能获得各种享受，因而才能获得生活乐趣，而穷人乃至普通人都应该羞愧，这才是传播制造的人生意义。

在这种情势下，茅教授担心“为富人说话的人很少”，不能不说是误判。为富人说话的“权威”太多了，声音太大了，富人的意识形态在今天都已成为事实上的“政治正确”，穷人已差不多变成单纯的被同情者，而不再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了，还能说“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吗？而因为这种误判而“反其道而行”，生怕富人吃了亏，就更是迂腐。即使要“意见平衡”，茅教授也该去平衡一下富人拥有的“权威意见”过剩，而不是立意“为富人说话”，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请问，立意要“为富人说话”，茅教授是否会为富人帮腔时踊跃上前，遇上富人有什么问题时刻意回避，这又算不算曲学阿世的一种特殊形式呢？

我想，一个学者，固然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但也不必硬要反千万人之道而行。说出自己的真认识，表达自己的真看法，而不管人数之多少，这才是直道。茅教授，您何不直道而行？
2007-7-30

——作者博客 (8/3/2007 3:57)

楼主好文章,拜读后受益匪浅.

我们需要怎样的精英

南方都市报　

肖雪慧　

编者按：茅于轼先生在《分析网上骂人》一文(9日南方都市报个论)中认为：“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忖度茅先生的意思，精英似乎就是“当官的人”，就是“统治者”。那么到底什么是精英，我们的社会又需要怎样的精英，从肖雪慧女士的文章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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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说“精英”，就是指那些身居高位、占据着超乎一般水平的社会资源的人，而是视敬业、忠诚、尽责的公民为国家精英。在中国语境下，人们对这样的精英观相当陌生，但它与民主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十分吻合。比方说，民主国家高等教育承担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支持着这样的精英观，这项使命是：为民主社会培养合格公民。

美国是最早、最明确地把培养民主社会的高素质公民确立为教育目标的。它的大学要培养的是精神独立、创造力丰沛、能与社会沟通而不是与之隔离、有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热情的人，他们有能力捍卫民主和创造国家的持久竞争优势，是引领社会健康发展的中坚分子。这样的人自然在社会精英之列，但这是民主社会需要的平民化精英。对大学来说，如果走出大量缺乏竞争力的平庸者，这是大学的失败；如果学生经几年大学生活浸润一个个变得优越感十足、自以为高人一等，同样是大学的失败。所以美国大学面临一个持久挑战：既要避免教育平庸化，又要避免走脱离大众、有悖公平的精英主义方向。

美国大学致力于把追求杰出与贴近社会大众这似乎冲突的目标融为一体，内蕴于这努力之中的，是与民主社会主流价值相契合的精英观：社会精英是能够引领国家正道而行的中坚分子，无论处在什么位置上，能力、责任、平民心态或平民情怀都是不能少的。

我国曾经避谈“精英”，如今不避讳了，但犹如在其他问题上常常发生的那样，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像是咸鱼翻生，“精英”一词极不寻常地被各种媒体热炒，大学也时时以此标榜。就当下的中国语境而言，“精英”一词无论出自媒体或大学，意思都大同小异：都是在宣扬和提倡脱离大众、脱离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把陈腐的等级意识、身份意识嵌入青年学子的精神世界，在他们身上刺激和培植自我膨胀、睥睨众生的“伪精英”心态和特权意识，挑逗追求身份象征的虚荣心和漠视公义而追求身份特权的不良心态。媒体的做法，笔者无意评判，但部分大学这类举措和说辞一方面暴露相关学校当局持有一种颇为势利的把精英与地位、财富混为一谈的精英观；另一方面反映了培养目标上的严重偏差：培养特权阶层后备军，至少，于下意识间是这么定位的。如果学生不能抵御成为这种“精英”的诱惑，他们今后的人生之路会怎样呢？既然认为自己将来理所当然该居社会高端，认定“精英应该优先享用资源”，那么，就别想指望有这等“精英意识”的人会把服务社会、回馈社会视为应尽之责，别想指望他们在弥合我国严重的社会分裂上有所作为，更别指望他们能成为引领社会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倒是可以预期，在特权已经格外张狂、社会流动本来就受到体制性严重阻滞的国情下，这中间许多人一准会拼命挤进早就过于庞大的“特权精英”队伍，去维护和扩大特权、阻滞社会流动、加深把社会推向火山口的阶层隔离。

可是，有强烈占有意识和享受意识却匮乏付出和责任意识的“精英”，中国向来就不缺少，现在更是多如过江之鲫。因为，这里拥有能让“特权精英”如鱼得水的环境，这里的社会氛围也特别适合这种“精英意识”滋生繁衍。根本用不着大学来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