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自尊的阵痛与嬗变（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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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 - ‎2013‎年‎2‎月‎8‎日

刚刚进入21世纪的中国，无疑正在经历一场几个世纪以来最为宏大的社会与意识形态转型，中国公民的自我价值与自尊判定，也相应地在这场历史洪流中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重塑，如果我们执意要追寻现代中国社会大多数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必然要探寻那些引发我们自我价值和尊严感过低的诱因。

“蜂巢”里生活的他们

　　“自尊？”绍伟把笔记本电脑上正在观看的美剧《尼基塔》按了暂停，用手指比画了一下这个窄小闭塞的空间，说：“你觉得一个人，在北京，过成这样有自尊吗？”

　　一张坚硬的木板床、一张窄小的电脑桌和一个简易方便衣柜，一扇高高在上、面对走廊的推拉式小窗，四堵用白色挂历纸糊好、粘了吸附式挂钩的白墙，总共不过3平方米的空间，就构成了绍伟的整个世界。这是位于北京西三环紫竹院桥附近某楼盘的一处150平方米的复式公寓，连同天台在内，它被精心隔成了38个闭塞的窄小空间，宛如一个蜂巢。所有住客共用3个卫生间，每个卫生间的房门上，都贴着“为了节省您和他人的宝贵时间，请将淋浴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的提示。晾衣架上，颜色各不相同的文胸、内裤、袜子、枕套，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

　　在“蜂巢”的门厅里，40多岁的安徽女房东一再保证，这里的住客虽然多，但素质好：“都是学生，或者刚刚毕业找到工作的。”在闭塞的小房间里，透过薄薄的复合胶板隔断，走廊上的脚步声，从隔壁笔记本电脑上传来的游戏与电影音效听得一清二楚，间或有国产品牌手机嘈杂的彩铃声响起，但往往被接听者迅速按掉，然后以刻意压低的声音开始通话。

　　在“蜂巢”每层长长走廊的尽头，都有一部住客公用的美的双门电冰箱。绍伟慢慢地打开冰箱，里面东西不多，除了两瓣用来除臭的柚子皮，就只有几罐老干妈辣椒酱、六必居腐乳和密封袋装豆腐干。他仔细拿出一袋宾堡切片面包和几个蒙牛酸奶，说这还是趁中关村家乐福打折促销时买的，半夜如果饿了，就靠这些填肚子。公寓为了防止用电过载，规定住客除了电脑，不许使用其他任何电器。

　　2010年4月11日，北京六郎庄一处“胶囊公寓”的租客在自己的“公寓”里 绍伟在中关村一家软件公司担任初级程序员，标准的低层“码农”，月薪近3000元，每月要为自己这个几可容身的“家”付出650元，还要寄回河北县城老家1000元——父亲有痛风，母亲血压高——剩下的要坚持30天，绍伟只能殚精竭虑地省钱。他几乎已经有一年没有进过电影院、KTV等娱乐场所，也没有逛过街，女朋友更是不敢想的事情。“有过一个聊得来的女生，公司里的同事，来这里看过一趟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如果公司最近任务不紧，不需要在办公室面对电脑，绍伟通常只能用上网看电影、美剧或者玩一会儿网络游戏来打发临睡前的闲暇时间，甚至更没有勇气去交友网站或者用手机社交软件认识陌生人，尤其是异性。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够精神”，其他条件也拿不出手。

　　在“蜂巢”所在楼盘旁边，有一条布满临时小吃摊和简易饭店的小街，这里就是绍伟和其他住客每天早晚都会光顾的食堂，灯箱的招牌上写着“盖浇饭”、“炒饼”、“油条豆浆”和山西刀削面。倒是有一家装修相对精致，拥有仿花梨木桌椅、屏风，灯火辉煌的“京味食府”，然而绍伟说他只去过一次。那是大学时代的同学来探望，绍伟说他一狠心花了100多元，请同学吃了一顿北京烤鸭。“人多少得讲点面子，我不想让以前的兄弟感觉我过得太惨，太不像样子。”

　　似乎为了紧紧抓住那一缕“面子”和尊严，在绍伟的小衣柜里，有几件特意挂起来，熨烫得整整齐齐的衬衣，还有两件仔细包在尼龙防尘袋里的西服，都是从凡客诚品网购的，这是绍伟最体面的行头，只在公司开年会和“相亲”的时候穿过几次。在他床头的小书架上，摆着《输赢之摧龙六式》、《执行力是训练出来的》等好几本厚厚的职场营销与励志著作，也有《禅与悟》这样的通俗佛学读物。他告诉我们，自己之所以坚持不回老家，就是想在北京“混出个样子来”。他计划明年去报一个高级软件培训班，学JavaEE物联云计算，也许能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在老家街坊邻居心里，能够考到北京上大学的绍伟是个“有出息”的孩子，然而每天单位老板的呵斥，以及小区里本地老住户怀疑的眼光和保安的盘查，却让他感觉自己始终“低人一等”。从“蜂巢”一楼楼梯过道口的窗户望出去，是华灯初上的三环主路，川流不息的车辆亮起的尾灯，形成了一条暗红色的长龙，和隔壁大厦顶上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每天我都会在这儿看一会儿，然后就想，这些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太悲哀了。”他嗫嚅着对我们说。

经济理性——谋杀自尊的元凶？

　　绍伟的痛苦和迷茫并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2011年，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字表明，共有704万外来人员在首都谋生，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似乎很难改变那种与自我实现和现代生活只有一步之遥，却永远无法跨越这一步的挫败感。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恩·本杰明（DwayneBenjamin）的计算，1987至2001年，中国城镇平均收入以约6%的速度稳步增长，同时基尼系数也由0.22上升到0.34。城镇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占收入差距的72%，当今中国的城市人口中，13%～20%为各类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城镇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低60%。

　　收入的不平等，无疑加速了社会成员集体心态的波动与恶化：2012年9月，由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报告》，50%的受访者表示幸福度“一般”，而在不幸福因素中，首位是健康，“收入过低”与“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分列二、三位；近15%的受访者认为“自我价值没有得到实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只有32%的一线城市受访者拥有“自己比大多数人幸福”的感觉，而三线城市的相应数字为37%。北京、上海，这些全国趋之若鹜的大都市，在表面的繁华锦绣下，悄然成为幸福低谷。正如R.W.费夫尔在《西方文化的终结》中论述的那样，经济理性不仅彻底主宰了全球一切资本、商业乃至生产创造的过程，也主宰了整个人类生活，粗暴地进入了许多它原本无权进入，或者不适宜进入的领域，从而使得所有人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理性的控制之中。功利主义哲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最基本原则——“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人类心理，不可避免地被简单物化为收入和支出同时最大化。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讲，现代中国社会大多数下等阶层感到被剥夺、失落感是一种相对的心里感觉，关键是得到的东西和期望落差太大，不仅因为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而且大众传媒的发达，会使人很轻易地看到最顶层少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博士这样告诉本刊记者。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社会带来一种如同传统道德规范一样的“精神”，强迫人们以特定模式规训自己的生活方式，被迫狂热地劳动与采购，似乎这能够赋予我们生活以某种终极意义，并使我们花费在其他方面的时间与精力无限趋向零，而在其他与消费、工作等经济行为无关的领域，人们花费的时间与资源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下，自我价值和尊严的认定被唯一的标准指数——“对于物质财富拥有的支配能力”所控制，而自身物质财富不足所引发的欲求不满几乎是所有现实与精神痛苦的总源。

　　徐凯文博士还告诉我们这样一组数字：中国精神疾病发病率，1986年第一次全国普查的时候为1.054%，1992年是1.12%，基本没有太大波动。但是2005年第三次普查的时候，骤然增长到了17.5%。换而言之，对于经济效益和物质财富的过热追求，归根结底是人的自尊认知持续低下、不稳定感增强背后的根本原因：“当我们没有精力、时间静下心，审视、肯定自己，唯一的替代物就是外向的竞争。用成功打败别人，这最后肯定导致压力，以及压力像滚雪球一样地不断传递。”

　　“压力”，对于许多中国新一代中产阶层白领职业人士来说，是某种挥之不去的心理伴生物。华唯和施云舒都就职于知名跨国律师事务所，办公室位于东三环某处富丽堂皇的高端写字楼里。在普通人眼中，律师是一份高度满足个人表现感、刺激十足而待遇丰厚的工作。但实际上，美剧《傲骨贤妻》或者港剧《律政佳人》里套装笔挺，妆容无可挑剔，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纵横捭阖的场景只是一种幻象——华唯和施云舒每次出差，基本就是困在酒店或者办公室里，从早晨到深夜，了解客户的需求，写复杂的商务法律文件，一稿一稿地修改；或者代表客户和对手谈判，事情不多的时候20点左右能离开办公室，忙起来就只能后半夜走人，三餐都在办公室里解决。

　　在同事眼中，华唯一直是个“正能量满格”的职业女强人，虽然一周平均工作时间50多个小时，忙碌的时候甚至达到70到80小时，她仍然对我们强调说，自己始终是积极情绪占据主导，很少纠结“现在做的事情，感觉自我实现的成分更多”。她承认，自己只能把有限的精力放在如何有效、妥帖地解决工作上，“关于人生、价值之类的终极思考已经成了一种奢侈”，就连所有个人爱好都变得有一搭没一搭，最喜欢的网球也有一个多月没打了，生活节奏与视野也完全被工作所控制。“连关心新闻大事的时间也很少，基本就是在飞机上或者酒店早晨扫一眼报纸头条，或者深夜时匆忙浏览几眼微博，更不要说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了，感觉自己有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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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带来的不仅是精神生活的同质与贫瘠，最终也会影响到自我价值的判定。P.凯尔文和J.E.杰瑞特在《失业：社会心理影响》中争辩说，传统的精神排遣与认知活动，阅读、宗教、手工、文艺活动，正迅速地从普罗大众的日常闲暇中消失，而这些本来是构筑我们自我身份与价值观的重要渠道。因而引发了某种恶性循环——越专注于物质消费与工作，就越发巩固了一种单一价值观：即人自我价值认同和尊严完全来自其在社会经济物质等级金字塔中的位置，这导致即使侥幸爬到这个金字塔等级较高处的中上阶层，也仍然会因对自己的成功怀疑而产生自尊的空虚感。
　　与华唯不同，施云舒很少为精神生活苦恼，她是个出色的“逃跑专家”，过着一种泾渭分明的双重生活：白天是兢兢业业的律师，怀孕9个月的时候，还跟同事一起参加商业谈判，从早晨一直忙到第二天清晨六七点。“是一个涉外建筑EPC项目，谈到半夜，突然双方都满意了，律师就得手忙脚乱地开始起草合同签字版。”而到了晚上，则扮回那个纠结、不断怀疑人生的文艺女青年——每个周末独自去“麻雀瓦舍”、“愚公移山”，听杭盖乐队、东子、小河的音乐，或者去隆福寺的中国书店淘旧书，读林语堂、钱锺书、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施云舒自嘲说，自己恐怕是公司里最懒惰、不求上进的一个，曾经有过以“想看演唱会”的名目申请提早下班的记录，年终时没有加薪升职，自己也就耸耸肩，接受了。“如果自尊意味着社会身份、认同感，那文艺女青年肯定是没有的，所以我不得不需要这样一个身份。可它从来没有给过我真正的满足，除了一个维持生存的经济来源，和偶尔的智力挑战，虽然薪水不菲，但永远不要想能够和自己付出的心力成正比。”她开玩笑说，做诉讼律师是“现世报”，做非诉讼律师则是“来世报”，谈判中法律文件遗漏了任何一点，立刻会被对手抓住破绽：“律师和医生一样，自尊受到的最大伤害来自于错误和疏漏。”
　　有一次，华唯代表一家国外企业到四川去和一家当地很有势力的房地产开发商谈判，是关于一处商用写字楼的归属权纠纷。“我们在和对方律师谈具体条款的时候，对方老板就不时地从巨大的办公桌后面跳出来，狂风暴雨般地发一通脾气。”她对我们回忆说，“他不断宣称我们欺骗了他，威胁要叫保安把我们赶出去，一共谈了两天，很难熬，从早到晚都是这样。”当我们问她，在这些时刻，是否由衷地感到自尊受到了伤害？她只是摇摇头说，把这些当作工作中必须面对的技术问题，就好了。
　　尽管如此，华唯承认，并非所有同事都像自己一样强悍，最近离职的同事很多，有些人就是突然走了，跑出去旅游，完全“放空”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施云舒则说她曾目睹很多完全把工作当作一切，“打了鸡血”一样的同事，依旧会在某个时刻自我崩溃——有的会突然辞职，跑到丽江去待上一年半载；有的会在连续加班一昼夜后突然跑下楼，去国贸购物中心，刷卡买一个价钱五位数的国际一线奢侈品牌包；而有的则更惊心动魄：“一个香港女孩子，银行组的，每天没日没夜地做，整个人像一株缺水的植物一样枯萎下去，脸蛋越来越小，越来越苍白，每天的减压方式就是到休息间去，仔仔细细地用刀削一个苹果，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
　　施云舒说，2011年，她攒够年假，去了西藏林芝和青海，在马背上颠簸，走进牧民的帐篷，喝青稞酒，唱民歌，对着雪山发呆。她还趁着公司在巴黎开年会的时候，坐上火车一路向东，独自去了德国。车窗外延绵不断的森林和细雨，以及不时出现的彩虹，才让她感觉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自我满足。“完全随心所欲，身边没有一个人在意我是谁，谁也不用理会，从旅游手册上看到哪个小镇好玩，临时订个酒店就跑过去。”
　　当然，施云舒心里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永远逃离目前的生活。她刚刚有了孩子，还期望能让母亲得偿所愿，住上北京三环以内、靠近大医院的房子，但仔细一算自己努力工作的积蓄远远不够。“北京的物价、房价，其他各种压力，都会瞬间摧毁你的自尊，让你怀疑人生。但我们只能那么做下去，时不时地寻找一点开心。”
　　然而，在另外一些比较幸运的人看来，物质只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23岁的蒋屿娆告诉我们，她最终的目的是攒一笔钱：“大概三四百万元，不需要更多，然后去东南亚一个舒服的国家，比如泰国，在海边开一个旅馆，十几二十间客房，一楼是个小酒吧或者餐厅，过上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她告诉我们，曾经的加拿大留学经历，给她的最大收获，就是发现，生活有许多种可能性，单纯事业上的成功不是一条独一无二的路。

快乐鸿沟与面子——来自文化基因的重担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自尊？除了全球横行的经济理性控制以外，似乎另一些重要原因潜伏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2001年，著名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发表了一篇名为《东亚快乐鸿沟》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以生活满意度为标准，东亚地区的得分相当低（中国内地4.00，中国香港5.07，日本5.14，新加坡5.72），甚至低于一些低收入的国家（尼日利亚5.11，印度5.15，巴基斯坦5.49）。黄有光指出，在个人年收入1.2万美元的红线被跨越后，个人快乐、自我价值就逐渐与收入无关，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可能不超过2%，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东亚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个人收入不断攀升的同时，国民幸福度却停滞不前。他进而大胆提出“东亚独特的文化与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价值和快乐造成了阻碍”的论断。
　　无独有偶，4年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教授爱德华德·迪纳主持下，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系对全球40个国家国民的幸福与自我价值指数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在生活满意度、正向情绪方面，中国得分最低，分别是3.3与2.6，最高为荷兰，是5.4以及4.4。
　　“自尊，在西方国家，是衡量社会成员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的重要指数，然而在东亚国家并非如此。周全的社会福利与物质极大丰富，多样化的个人选择与自由程度并不相应，影响个人幸福感与尊严的外部不可控因素极多。”迪纳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本刊记者，“在东亚或者其他一些文化中，社会族群意识形态，而非个体，决定哪些个体技能与成就，能够充当支撑自身尊严与价值的基础。”
　　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说，中国人做事，考虑的不是“什么是什么”而是“谁是谁”的问题，因为决定对错是非的是阶层的身份而不是事情本身。东亚文化中的自我价值感，更依赖于外部评估与认可，东亚传统儒家社会中等级森严，“面子”、“自我尊严”和“自我价值”等同于群体性成就，所以每个社会成员最重要的任务，是与他人和周边环境维持一种顺畅、和睦的关系，随时针对他人（尤其是上司、家庭等个人隶属的社会组织）的期望与要求调整自我。
　　对于王潇而言，这种观点肯定能够引发她的共鸣。王潇向我们回忆说，她从小就被灌输，只有更成功，更优秀，更美丽，才能获得爱。自从满7岁上小学一年级开始，父母就勒令她每天放学后必须准时回家，不能外出玩耍，理由是这是长大后“成气候”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她戏称，自己的荣辱观从7岁开始就泾渭分明，所有事物都被简单地一分为二，即“有助于成气候的，有悖于成气候的”。
　　2001年，从北京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后，王潇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时政新闻播音员，她并不讳言这个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父母的影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母，深刻感受到顺应体制和主流价值所带来的保障与回报，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合理和“有面子”的事情。然而仅仅待了半年，22岁的王潇就毅然放弃了这份在外界看来光芒四射的工作，她感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并不能在播音室里得到充分保证和体现。
　　“如果是21点整开始的晚间新闻，整个节目组从晚上19点就开始忙碌，化妆，整理发型，熨烫出镜衣服，配音，熟读稿件。”王潇向我们回忆说，作为刚入台的新人，她还必须给新闻中心播音组的前辈取盒饭，每天必须按时到另外一个楼层，按人头报上数目，拎着一大堆饭盒回到办公室。而在等待进棚播音时，编辑部的中年妇女们总是没好气地把稿子摔在自己面前：令她感觉“一种自卑感油然而生”。
　　在忙碌之余，她逐渐怀疑起这份工作是否能完美地实现自我价值。一天，在等待之余，她偷偷地溜进一间机房，观摩一部电视短片的剪辑，当她鼓起勇气与导演交流，并对他的平易近人心生感激时，这位导演突然话锋一转：“你刚毕业的吧？文编的？”当她说出“播音系”三个字的时候，导演只是冷冷地甩出一句：“你们播音系会什么？”不再正眼瞧人。
　　王潇说，终于，她的自尊在一次失误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一次直播前，播音稿不翼而飞，尽管最终找到，但在惊慌之余出了错误，将一桩抢劫案的涉案金额从300万元，误读成“3000多万元”。“编辑部领导从办公室里冲出来呵斥我，我突然就觉得生活原来如此残酷悲凉……这以后，好几次做梦丢了稿子，在冷汗中猛然惊醒，有时候大白天也会突然后怕到浑身痉挛。”
　　“误播事件”发生后不久，王潇就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辞职跳槽到了美国安可公关顾问公司，公司所在的国贸写字楼在23岁的王潇眼里，代表了一种高端的生活方式以及效率和成就。王潇回忆说，自那时起，她人生中大多数选择和尝试，包括日后再次返回校园，动力来源都是想竭力证明：“才华也是自己的内在价值——我并不觉得把稿子毫无错误地用普通话念下来是一种才华。”
　　然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来自体制的保障、安逸，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和身份认同。2010年底，唐宁毅然辞去了自己在北京上地产业开发区一家股票软件公司薪水优厚的工作，参加了当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跳槽到那家父亲和姥爷都曾工作过的大型国有进出口企业。表面看，新工作的薪水不及原来的一半，但唐宁的家人都感觉孩子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这笔账我算得过来。”唐宁对我们说，虽然新工作的领导严厉，不苟言笑，说起话来冠冕堂皇，同事们的年龄基本比他大很多，也很少有什么共同爱好，但唐宁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清闲，主要就是负责公司内部电脑网络安全与硬件维护。在基本工资之外，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补贴，还能以内部价认购位置不错的福利住房，不满一岁的孩子在未来也能进入条件优越的内部幼儿园。“没办法，生存压力，确实没有以前自由，也没有以前有成就感，但总不能让父母为自己操心，有得，就必然要有失。”当然，在唐宁放弃的东西里，无法用物质量化的东西更多。他爱滑板，爱在上班时一边写程序一边听摇滚乐，上班的时候随便穿套运动服，如今这些爱好都不可避免地离他远去。他告诉我们，为这次选择最感到振奋的是自己的岳父岳母，京郊“农转非”出身的老两口强烈希望女婿能够吃上“公门饭”——“他们总感觉这样不但日后家里人办各种事情有了门路，自己的外孙也有了更好的保障，总之，老人家感觉很有面子。”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乔基姆认为“面子”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人们通过角色扮演与世俗成就形成的某种形象，集中依赖于身处社会关系网络的价值判断，主要是关于制度的规范和制度中个人的角色规范，而不是建立在主体基础上的共识。”
　　相对于乔基姆的抽象论述，鲁迅在“论面子”中的剖析更加直白，一针见血：“（面子）好像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
依赖性自尊及其恶果
　　“用当代心理学概念讲，东亚式的自尊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依赖性自尊。”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积极心理学”概念推广者塔尔·本·沙哈尔告诉本刊记者，“我们的自信如果来源于与别人比较的优越感时，我们的自尊心多半是依赖性的。反之，如果我们的自我尊重程度来自自己，不受他人影响时，我们的自尊心则多半是独立的。如果依赖性与独立性自尊的关系失衡，获得表扬和优于别人成为人们获取自我尊重和自信心的主要来源时，问题便不期而至。”
　　对于欧锋来说，他现在仍然在为两年前那场大半为了“面子”的热闹婚礼在还债，因为新娘的家人和朋友都坚信在北京做汽车保险业务的他“赚了大钱”。关于婚礼的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大半年，他几乎是咬着牙，掰着手指头一笔笔从父母、朋友以及自己积攒多年的存款中“抠”出了所需的费用：6万元的婚庆典礼开支，将近8万元的彩礼，一辆11万元的新车，还有一套北五环外60平方米的新房。虽然婚礼上收了一些“份子”钱，但这个家庭成立伊始，就背上了六位数的债务。“今后10年，我只能祈祷自己不失业，不生大病，没有其他飞来横祸。”他告诉我们，“就当是为了让老人安心吧。”
　　“中国传统思维和意识形态中，虽然有很多虚荣、讲面子的东西，然而毕竟还有很多淡泊物质、讲求个人修为的东西。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旧传统已经消亡，新的替代物尚未形成的混乱时期。”徐凯文对我们说，其中最直接、明显的病灶，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近日，一段触目惊心的视频在微博上疯狂流传，在时长两分钟的视频里，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英语老师张明明，在课堂上一边训斥一名初二男学生，一边掌掴其面达8次之多，最终将课本用力掷向学生面部后，才允许其返回座位。她的丈夫兼同事宋姓老师在接受采访时，将妻子的行为归因于“他背（课文）也没背好，作业也做得差，一下子就生气了，没有忍住”，而被打学生家长则称：“对老师一点意见也没有……希望她原来怎么管我的孩子，以后也怎么管。”
　　“毫无疑问，许多青少年在教育学习中会遭遇失败，但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失败。”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心理学专家马丁·考温顿在《青少年自尊与学校失败》中写道：“现行青少年教育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只有少得可怜的同质化奖励作为正面激励提供给孩子们。成功，不仅意味着在标准化测试中超越你的同龄人，更应该意味着超越自己原本的极限。反之，失败则意味着在某个自我设定目标面前的暂时挫折，而不意味着个人在某个群体面前的挫折与无能。”
　　“整个社会竞争、运转体制造成的高压力被一级一级地传导，好像一条生物链，这种以淘汰他人为成功的自我肯定的意识、情绪从教育管理机构传达到学校、家长，每一次传递后都在加大，最后完全落到处于最底层、最弱势的青少年儿童身上。”徐凯文说，“我们的教育大多数是倾向于依赖性自尊心——获得外在的肯定和优于他人的需要，结果是：一个人的成功意味着另外一个人的失败，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最可能出现的就是攻击行为。”1997年，还在苏州市市立精神病院担任医生的徐凯文就发现，每当寒暑假来临，都有大批因学习考试压力过大的学生前来住院治疗，病情囊括了焦虑、抑郁、强迫、精神障碍等各种症状。
　　残酷的淘汰后，即便是侥幸胜出者，也很难拥有健康的自我价值评估与健康的自尊。徐凯文回忆说，在去年早些时候，一位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得主，平均绩点能够到3.88（满分4分）的北大理科男生，在准备申请出国的时候，因为自己英语可能考不了满分，就开始自我怀疑，然后就开始失眠，恍惚之间就想跳楼自杀。幸亏老师和同学发现及时，把他救了下来。“后来我对他进行心理辅导，我问他，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他踌躇了一下说，是为了让别人羡慕我。”徐凯文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依赖性自尊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极端案例，整体教育给予的挫败感，最终将变成人对于自身价值与安全感的降低。
　　安全感的降低，最终将导致反社会的过激性攻击行为与犯罪。2010年10月20日，震惊全国的西安药家鑫案件就是一个实例。“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药家鑫案件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徐凯文告诉我们，“他的凶器是一把挺长的刀。有多少大学生，需要买一把刀防身，尤其是在家境并不贫困、居住环境治安也不复杂的情况下？答案就是一个：自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与自我价值缺失。”
　　在现实生活中，药家鑫之父药庆卫对儿子要求极高，他曾说：“弹钢琴谁没哭过，都是从最难的阶段过来的，过去了就能走专业的路，过不去就一辈子是个业余。”在公布的照片和录影中，药家鑫很少露出笑容，动作表情都是腼腆和逃避。在美国犹他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大卫·德里索特斯看来，这些都可以毫无疑问地看作青少年儿童受虐待的明证，从而早早地为他的犯罪和悲剧奠定了基调：“它既反映了施虐者（父母/师长）自身对于角色的扮演无力与焦虑，也直接严重损害了后者对于自身价值和尊严的判断，肢体与语言暴力变成了某种洗脑，最终导致受害者在认知和情感领域的自我贬抑。”

沉重的话题，中国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