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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代学者很难等来良好制度设计，教育部成为学术腐败发动机。
学术上、生活上的压力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
2013年3月15日，年仅36岁的年轻学者张晖去世，让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震荡。有人为其早逝惋惜，也有人感受到坐在学问的冷板凳上那份凄苦和悲凉。我们难道真的处在一个学术的“末法时代”吗？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坚守那份清冷？
张晖这个人，是不喜欢讲他自己的，不光是我和他交往少的原因，即使他同一个室的同事，他们也知道的不多，就是因为张晖不太愿意讲自己家里的事情，他也不太愿意叹苦经，比如说大家也不知道他身体好不好，有的时候问起，他会轻描淡写。但有些困难是共同的，比如他和他妻子双双到了北京就职以后，张晖在我们社科院，一个月收入2000块钱，他妻子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始的收入也多得有阶层。现在这些青椒（青年教师）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收入非常低，用我一个北大师兄的说法就是，你在没有评上副教授之前，你只够吃饭，凭上副教授以后，你才想买车买房的事。我们也知道，张晖的岳父岳母在北京，但是年纪很大了，他父母在上海，本身又没有公职。
他实际上是农村子弟，对吧？所以这样的话，他几乎得不到家庭支援。张晖他们开始买一套很小的房子，大概就60平米吧。但是后来要生小孩了，要靠父母来北京，帮他们看看孩子，就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给父母住，然后每天早上把小孩送过去，晚上再接回来，长此以往资料也很不方便。去年他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大概120平米吧，就在三环边上，因为要便利他夫人上课。这样压力当然比较大。在高校，评上副高，收入的提升相对较大，但在社科院来说，他更多是代表一种学术认可。所谓的待遇，无论高校还是其他什么单位，他都是跟你的职称和级别挂钩的。待遇的差距，不光是体现在工资上，体现在各个方面，住房，甚至住房的面积，申报课题、甚至出差的待遇等等。职称不光是这个问题，他还代表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现在大学每年都有硕士、博士毕业，他们答辩的时候，会请答辩委员，但是答辩委员的职称，必须是副高以上。我们申报课题，如果你是副高，你就可以单独申报，如果你不是副高，你是一个助研，你必须要请两位正研做你的推荐人。而这个职称的评定，也很难做到绝对公正，尤其现在学科细化，学者互相之间其实不太懂“隔壁的学问”，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比如说今年有几个人要报副高，到底这几个年轻人哪个更强，根本没法说清楚。如果你不想通过量化比较，就是谁书多，谁论文多，哪个刊物级别高，只说谁学问高，没法比较。
其实，做学术是注定了贫穷寂寞的。第一，发不了财；第二，出不了名，尤其是得不到当世名声。做学术是注定贫穷的，真正的学术研究，艰深的学术研究一定不是大众所能理解的。多数学者在生前都很难获得认可，不是说完全不能获得认可，而是非常困难，张晖如果不是去世，许多人也不可能了解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学者。而且，对于学术成果，尤其前沿学术成果的理解，往往是严重滞后的，许多很好的学者，往往在出成果的当时，尤其是他做出最好成绩的年龄段是得不到认可的。
所以说，学术研究真的不是贫家子弟做的，这是我今天要说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知道这句话如果说出去，许多人会恨不得打死我。其实我自己也是贫家子弟，当我意识到贫家子弟不适宜做学问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有很多路可走的时候，我选择了学问，当我不断地做下去的时候，当我意识到学问不是我的最佳选择的时候，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我只能够说，这句话是说给还未选择学问之路的贫家子弟听的。
几年前我们研究室曾经讨论过是否将一个博士生留在室里，我虽然不反对，但也没有表态支持，我是持保留态度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贫家子弟，我知道他很努力，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很优秀的小伙子，但是因为他太穷了，留在我们单位不合适，我们社科院的工资是很低的，而他的父母又是农村的，不仅无法支持他持续地做学问，可能还指望他读了这么多年书，将来能赚钱补贴点家用呢。可是，他如果留在我们这里，他会非常艰难，他将来要面临娶妻生子，他要在北京买房，而我们社科院待遇根本不足以负担他这些需求。但问题是，他本人又很愿意留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最高端的学术机构，你想想，谁不愿意把自己留在最高端的学术机构呢？但是就算把他留下来了，他以后怎么办？他的生活怎么办？当时我为什么持保留意见，因为我认为他留在我们单位，于他，于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呢？我当时说了一句特别难听的话，我说，你如果留在社科院，注定了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无论你多聪明多出色多努力，因为你面对的生活压力是这么大，你这样一种生活压力，你不可能不去面对，你所面对的生活压力比你所面对学术压力更大、更迫切、更实际，你必须要去投入大量的精力面对生活的困境，你无法全心全意赴在学术研究上。
可是，这么优秀的小伙子，他这么努力，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如果因为他家穷，你就拒绝他留在这里工作，这也太残酷了，社会不能如此不公吧？我如果因为这事反对他留下来，我良心上过不去，我不能这么干。所以，我只能保持一种默许的状态，随大流表态，既不出言相助，也不反对阻挠。
许多大学生意识不到这一点，大学期间，反正你是学生，我也是学生，都由家里供着，大家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面，可能我比你更优秀，可是，当我们出来之后，走向社会之后，你的家庭条件很优越，而我的家庭条件非常的清贫，这时，我们面对的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的家里还可以继续对你进行投入，而我的家里可能还需要我来回报，于是，我们可以投入到学术研究中的时间和精力就很不一样了。你想想，这样一下来，若干年后，未来你的成就肯定会远远大过我，这是贫家子弟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许多贫民子弟都会指望通过学而优则仕，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那也得看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像我们这种专业，这种单位，想要改变家庭的命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贫家子弟如果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最好不要选择做学问，尤其是不能选择我们这种寂寞的学问，那样会拖累整个家庭的。
所谓的读书改变命运，不能狭隘地理解，读书读到一定的程度，学会了一些必要的文化知识、为人处事的方式，以及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有效技能以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值得，或者说有没有必要再往前走。并不是说你一直向前走，多读书就一定能改变命运。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读书改变命运，以为书中真有黄金屋，书中真有颜如玉，以为一直读上去，一直读上去，硕士、博士、博士后，读到最高了你就能改变命运了。恰恰相反，你读到最高了，你可能就是最穷的那类人了。
“他确实很累”
“其实，我能感觉到，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生活上，对于张晖来说，都有不小的压力。”杨早比张晖早到中国社科院一年，单评职称，就花费了他们很多的心思。张晖从2006年进入社科院后，一直是助理研究员。
职称迟迟不上去，不是因为学术水平不够，而是因为没有名额，必须退休一个，才能替补一个。一直到2012年底，张晖才评到了副研究员的职称。
张晖的家庭压力也很大，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妻子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收入也不高。“对于一些学者来说，想要在北京买房，很不容易。”同事张剑说，去年，张晖通过向亲友和银行借款，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正背负着巨大的债务，人却突然被压垮了。
“他确实很累。”张剑说，孩子小，他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回家照顾孩子，哄完孩子睡觉后，自己再看书写作，这些书，大部分就是夜里写出来的。而且，张晖在写学术专著的同时，还是南方都市报专栏作者，常常写书评，给读者推荐好书。写一篇书评，至少需要阅读好几本书。这些工作都大大耗费了他的精力。
身体突然垮去
张晖是在3月15日，因突发脑溢血和急性白血病去世的，年仅36岁。“很突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杨早回忆说，事后想来，其实张晖的身体，还是有一些征兆的，比如经常感冒，发低烧，跟同事谈话少了，胃口也差了，也出现过眼底出血。但张晖并没有重视，只是头痛医头，感冒就吃点感冒药，发烧了挂个水，并没有系统性检查。还是常常熬夜工作。等发现了，一切全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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