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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my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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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流动性过剩治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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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1811 发表于 2007-10-10 22:20:0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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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开始出现的流动性过剩现象,引起了理论界和管理层的高度关注。货币当局密切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来化解流动性过剩,但收效甚微,从2007年6月份的各项经济数据看,通货膨胀压力正在凸现,房地产价格增幅居高不下,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增无减等等,这种尴尬的局面要求我们重新考虑当前的流动性过剩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宏观调控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哪里,应该选择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

一、流动性过剩的实质

关于流动性过剩,目前最流行的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流动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在宏观经济上,它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增速。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2006年末,狭义货币供应量为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5%,增幅比上年高出5.7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同年GDP的增长速度;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4.8%,比上年末高出0.6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存款总额高于贷款总额即存贷差为11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7万亿元。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迹象。 第二种观点认为,贸易顺差是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持续的贸易顺差,给人民币升值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中央银行被迫吸纳大量的外汇,2006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10663亿美元,而央行为收购这些外汇储备就需要发行货币超过8万亿元。进入2007年外汇储备增长有加速的趋势,截至2007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2020亿美元,同比增长37.36%。这种结果必然导致了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外汇占款导致的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从而引致市场流动性泛滥。第三种观点认为,美国“9·11”事件以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一度普遍实行低利率政策,导致各主要货币的流动性空前增长,出现了全球流动性过剩。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诱导下,大量资金从美国流入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这是造成目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外部原因。

其实,当前的流动性过剩绝非简单的货币当局发行过多、存贷差过大或者境外“热钱”涌入这么简单。笔者认为,流动性过剩很可能是一个表象,是一个经济运行中风险积聚的信号。因为这次流动性过剩只是引起了资产价格(主要是股票和房地产)快速上涨,并没有引起物价的大幅度上涨,也没有引起资本价格、即利率的大幅度波动,更没有引起人力资源价格的上涨。这意味着在这一现象背后肯定隐藏着诸如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方式落后、内需严重不足等深层次问题。笔者认为,辩证地分析我国的流动性问题,它既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必然现象,又与中国特定的经济周期性膨胀有关,当然与国际流动性过剩和我国长期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结售汇政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流动性过剩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固有现象,我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是一种结构性过剩和资本相对性过剩。

首先,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具有流动和逐利的本能,受社会平就利润率规律支配,哪里赚钱就往哪里去。可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是需要协调运行的,这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结果必然使得有些地区、部门和行业资本过剩,有些行业和部门资本短缺,也就是资本的相对过剩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流动性过剩,一方面表现在股市和房地产等领域表现为绝对过剩,又在区域、城乡发展等结构问题上表现为相对过剩。同样表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相对过剩的问题。

其次资本在追逐利润过程中,势必受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制约,其结果是一方面社会财富向资本所有者集中,另一方面,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大军使得这种现象得以继续并长期存在,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出现了所谓的“二八”现象。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20%的社会财富拥有者无可消费,或者说社会还没有创造出足够的供其消费的奢侈品;而80%的人对急需的日常消费品无力消费,这就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相对过剩的日用消费品只有通过国际贸易才能解决,这就倒是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导向战略,贸易顺差成为必然。而要完成出口导向战略,势必会发挥所谓的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压低本国工人的工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就产生了。在这个恶性循环作用下,一方富人大量的资本剩余,另一方面穷人预防性存款增加,这些资金一起涌向稀缺的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时,流动性过剩就产生了。当这种过剩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国际现象,并向某一个经济体集中的时候,流动性过剩的规模是可以想象的。据统计,目前在国际上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有136万亿美元。其中只要有1%涌入中国进行投机经营,按现在的汇率,我国就要发行10.89万亿元人民币,货币的发行总量已经超过了我国现有的外汇储备量的10倍,算把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都拿来也难对付对手,此时,我国的国有经济就是负9.89万亿元,不能算上全中国人民的全部财富,因为,国家经济崩溃了,我们手中的财富也就一文不值了。

(二)流动性过剩是一种经济周期处在高涨期的征兆。

在思考流动性过剩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在1997年前后,中国出现了经典的凯恩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现象,这是标准的经济衰退期特有的现象,即人们更愿意持有现金,对资产性投资和消费则兴趣索然。十年后的中国处在经济繁荣期,则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现象。即人们不再愿意持有现金,更愿意持有增值性资产,愿意进行投资,过多的现金追逐稀缺的房地产和金融产品,致使这些产品价格居高不下。这让我隐约意识到,所谓的流动性过剩可能是一个经济周期现象。

经济周期是指总体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反复出现的过程,也称经济波动。每一个经济周期都可以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上升阶段也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顶峰。然而,顶峰也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经济就进入下降阶段,即衰退。衰退严重则经济进入萧条,衰退的最低点称为谷底。当然,谷底也是经济由衰转盛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经济进入上升阶段。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经验表明,在一个经济进入周期的顶峰之前,总是表现为资金流动性泛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快速上涨;而在一个经济周期的底部出现之前,经济衰退往往表现为通货紧缩,出现流动性陷阱,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低迷。

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九次周期性波动:在1953年到1972年的前四个周期中,上升阶段大多只有两年,在第五个周期1973年到1976年中,虽然上升阶段仍是两年,但出现了两个小峰,一个是73年,一个是75年,两个小峰并成一个周期。第六个周期是1977年到1988年,这个上升阶段也是两年;第七个周期是1982年到1986年,上升阶段是三年,是唯一一个三年的的上升。第八个周期是1987年到1990年,上升阶段只有一年。第九个周期是从1991年到2001年,上升阶段是两年,一个是1991年,一个是1992年,随后几年是经济危机的冲击和过热。我们可以观察到,从第六个周期开始,每一次周期的顶部到来之前,都会出现“流动性过剩”相类似的现象。目前我们进入第十个周期当中,自2002年开始上升阶段,到2006年底,连续上升了5年。真是一条难得的好轨迹。然而风险正在积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流动性过剩现象。这说明中国经济正在高位震荡运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增长与稳定课题组”2006年1月10日发布“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分析报告”也认为,“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将呈现出高位增长与强幅波动的特点。

以上分析给我们一个提示,流动性过剩只是一个征兆,流动性过剩现象背后的经济周期性经济过热才是我们真正应该重视的问题。

二、宏观调控政策着力点选择。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的流动性过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多种矛盾逐渐累积的结果,是一种经济发展周期处在高涨期的前兆表象,为解决流动性过剩而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解决经济周期波动的宽幅震荡的潜在威胁,可能没有实际的政策意义,有时甚至是有害的。从这个角度讲,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既是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同时又带有长期性、艰巨性,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多管齐下,逐步缓解。

(一)着力解决结构性过剩问题。正如前文所说,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是本次流动性过剩的实质,不是说我们的资金真的多得用不完,也不是产能的绝对过剩。而是目前的金融结构,资金的需求和资金供给不对称,或者出现了扭曲。需要资金的地方得不到钱,从地区来讲是中西部地方,从企业来讲,中小企业,按城乡来讲,是农村。这些地方是需要资金的。这种结构性的扭曲、不对称是跟金融体系相关,说明我们现在的金融改革还要进一步深化。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已是理论界的共识。这种结构性问题有可能使我国正在由某一方面的过剩向全面过剩演变。由于产能过剩,内需不旺,中国产品被迫出口,又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如果总揽中国经济全局就可以发现,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是投资,二是消费,三是出口,可以说这是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再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一是地方政府重投资,前几年表现的是“开发区”热,后来是“基本建设”热,再后来就是现在的“房地产”热;二是大中型企业重工业产品出口,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企业,只要形成了生产规模,眼光都瞄准了国际市场,大到汽车,家电,小到鞋子,袜子,打火机,一古脑出口。就“投资”热而言,高房价圈走了老百姓甚至两代人的财富,还有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就“出口”热而言,贸易顺差继续加剧,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进一步讲,流动性过剩不一定是坏现象。充裕的流动性有助于实现一国经济保持低通货膨胀条件下的高速增长。对于中国和亚洲各国而言,流动性充裕可以使得自己的经济增长免受美国经济放缓的拖累;另一方面,充裕的流动性又可能给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带来不利冲击,其中,资产价格的快速膨胀可能是面临的主要风险。当前的宏观调控重点不是减少流动性过剩,而是有效地利用流动性过剩,主要是重新调整过剩流动性的流向,向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的方向调整。总体思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也是第一步,下决心大力度调整房地产的发展政策,阻碍过剩资金向房地产业的高度集中,抑制房地产过度增长。第二部分或第二步是创新模式,使过剩资金流入急需的产业升级部门及社会事业发展部门。同时,还要大力度调整外贸外资政策,抑制出口增长过快,遏制贸易顺差扩大的趋势或逐步减少顺差。  

(二)宏观调控政策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

前文指出,流动性过剩背后的经济大幅度波动的威胁才是最致命的,宏观调控的重点应当放在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上,使得波动尽量变得平滑,以减少其对经济的危害。

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认为政府应当放弃干预,因为政府的干预不仅效果有限,而且有可能引发经济的进一步波动;另一种观点即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政府也应该在完善市场方面有所作为,政府管理总需求上有效的,支持政府协调市场失灵;第三种观点即马克思经济学观点,认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矛盾的集中体现,只有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在这里我们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政府面临经济波动无所作为显然没有先例,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就是要解决市场失灵的;通过变革社会来消除经济周期性波动,在当前显得很不合时宜;我们采取折中的态度,假定政府在熨平经济周期上有所作为,政府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保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我们要熨平经济周期,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就不应该把着力点仅仅放在治理流动性过剩上,而应该超越流动性过剩布局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很显然,诸如股价暴涨、房地产价格增速过快等问题,很多时候是微观管理方面出了问题,增加供给和堵塞管理漏洞有时候就可以解决。过猛的货币政策本来是用来解决经济总量问题的,用的不好可能使得流动性过剩变成通货紧缩。

三、对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几点建议

既然流动性过剩主要是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结构性过剩和经济周期性波动中一种必然现象,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放在解决结构性问题和熨平经济波动所带来的潜在威胁,那么宏观调控政策的措施就不应该仅仅放在治理流动性过剩方面,而应该综合评估政策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把经济长期健康、平稳运行作为政策的重点,为此,本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密切配合,根据我国目前经济运行周期的特殊情况,让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

2007年6月1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了“双稳健”政策下“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向。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稳中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取向主要针对当前资金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这种“中性”财政政策+紧的货币政策组合的结果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通货膨胀。这在短期是有效的,但能否解决流动性过剩,是否根据经济环境采取进一步的政策组合仍是摆在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问题。

截至2007年6月,央行在两年内已连续8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调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单纯的货币政策作用有限。首先,由于流动性过剩的内部动力来源于储蓄尤其是政府部门储蓄的快速增长。政府储蓄率上升的原因在于两点,其一在于政府投资引发的政府储蓄倾向的上升,其二在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中收入分配向政府部门的倾斜。如果调控措施不能约束政府储蓄的增加,而是仅针对居民储蓄的话,显然不会对抑制流动性的泛滥产生显著效果。其次,流动性过剩作为经济高涨期的现象,从理论上讲,单纯依靠货币政策往往是无效的。因为按照凯恩斯理论,在经济高涨期,由于货币需求的利息率敏感度无限大,如果政府减少货币供应量,人们并不会因所持有货币的减少而出售手中的有价证券以换取货币。即便人们因为缺乏头寸而出卖有价证券,从而造成其价格下降的趋势和利息率上升的趋势,大批人将立即做出反应,争先购买有价证券而使其价格迅速回升,利息率迅速回落,结果投资需求和均衡收入水平将不会发生变化。第三、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东西,那就是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总量有效,财政政策更能有效调控经济结构。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必须配之以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才是解决流动性过剩的万全之策。尤其要解决结构性过剩问题,需要更多地采用财政政策。总之,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要依靠市场手段,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力,才能使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最大化。

(二)财政政策应把重点放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努力扩大内需,着力促进消费的较快增长。

1.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型,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国内消费中的积极作用。中国经济生活中有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那就是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和人民群众的贫困增长并存。这一方面导致社会公共风险加大,另一方面使得社会有效需求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和贫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解决,储蓄率压下去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反弹,消费更是不可能上来,资金的相对过剩根本无法解决,即使强制性地解决了流动性过剩,那也不会长久,甚至会给经济以沉重打击。在这方面公共财政责无旁贷。

首先,财政应大力增加“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方面的支出,完善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完善对城镇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其次,抓紧建立健全全民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财政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尤其是要加紧农民工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制建设,推动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步伐,创造条件,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消除不利于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第三、着力提高农民收入继续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建设,在继续落实各项惠农措施,加大对农村和农业发展支持力度。总之,让老百姓对未来的收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是关键。

2.在税收制度方面,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各项消费政策,尤其是调整消费税制等方面的政策,鼓励并方便居民扩大消费。另一方面,还应在解决贸易顺差方面发挥作用,结构性地大幅度降低出口退税率,对“两高一资”产品可采取加征出口关税,或采用配额管理制度进行调控;同时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适时适度地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适当放宽加工贸易内销政策,减少加工贸易顺差。适当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清理进口非关税壁垒,扩大对重要原材料、先进技术和设备等的进口。第三是尽快取消外资在各地享受的各种税收“超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政策,加快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对外资的政策优惠要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应把实行普遍优惠转变为实行差异优惠,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的权限应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鼓励引入技术辐射能力强、吸收就业能力强、资源节约型的外资企业,鼓励外资投向农业、高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环保和服务业等产业,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

3.进一步加强有利于扩大消费的市场体系建设。要加快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形成便捷高效的流通网络,大力发展流通市场,方便居民消费。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消费环境。着力解决信贷服务不足、零售服务不完善、农村消费环境差等消费瓶颈问题。扩大公共消费也是一种扩大内需的手段。笔者认为,现在要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采取的紧急措施应该是扩大公共消费。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来缓解储蓄率过高的状况。储蓄率过高不仅仅表现在老百姓的储蓄,还有政府的储蓄。通过公共消费可以让储蓄率下来,而且可以使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更加良好,再通过其它的手段,比如说低保,改善经济结构和相关的制度等等,这样消费制约就会慢慢解决。

(三)货币政策方面应继续完善金融调控,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收紧流动性

1.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相机是用货币政策工具。自去年以来已8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达11.5%;3次提高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目前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达2.79%和6.39%,但从目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是否有必要再适度上调利率,应慎重。因为尽管出现了流动性过剩这一经济过热的信号,但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目前的经济指标并不能提供这样的支持。即使2007 年CPI增幅超过3%,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如果更温和的调控措施能防止结构性过热和局部过热向全面过热转化,那么有些货币政策工具因为对整个经济总量影响巨大,可以考虑暂缓施行。当然,如果有证据表明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经济全面过热,可考虑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加大公开市场对冲操作力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当然,现在可考虑调整票据发行结构,增加发行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定向购买的中长期债券,减少金融体系中的短期流动性。

2.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促进外汇储备的多渠道使用。加强对“非贸易顺差”外资流入的监管,防止投机性“热钱”的非法流入。在堵住“热钱”的同时,稳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适当增加汇率机制的灵活性。改革结售汇制度,可以考虑将强制性结售汇制度调整为强制性与意愿性结售汇制度混合的方式,鼓励由企业和居民购买并持有外汇。积极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从简化境外投资审批手续、放宽用汇限制、提供信贷支持等方面,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条件,支持有条件、有实力的企业扩大对海外的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转移部分富余产能和富余资金。

3.调整目前实施的“慢升值”的汇率政策,努力保持中期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要坚定地避免加快升值,既不能搞慢升值,更不能搞急升值,升值不能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投资过热及结构失衡问题,也不能减少顺差,相反加快升值会促进投机性的美元流入,扩大顺差。更重要的是大幅升值的机会还没有到来,在工业化未基本完成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未完成时采取逐步升值或快速升值的政策将增加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且阻碍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要缓解外部人民币升值压力,对外要传递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息:人民币在现阶段缺乏大幅升值的基础,升值不仅将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不能解决顺差扩大问题,保持较长时间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提之一。  

(四)鉴于流动性过剩最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诸多矛盾的表现之一,那么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应对房地产发展采取适度抑制的政策。即把对房地产的过度刺激政策,调整为中性政策,甚至是中性偏紧的政策。过剩的货币流动性从房地产部门退出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将社会过剩资金导入产业升级部门和公共部门。产业升级部门主要是产业技术水平较高、市场容量大的现代制造业和装备工业。主要包括汽车、通用装备、大型专业技术装备、船舶、精细化工等重化工业。由于这些过剩的资金相对分散,且流动性很强,喜好投机,因此,无法直接导入产业升级部门,因此,需要一种机制将其间接导入,主要设想是将发展股市与产业升级结合。过剩的流动性逐步向股市流转,造成股票市场的繁荣,这是一种好的动向,但要避免的是股市的发展只有泡沫而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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