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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经济学与金融学系列讲座 经济学与金融学系列讲座美国最佳大学的招生制度 ——哈佛大学经验对学生成才的影响 全文实录 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的邀请，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丁学良教授于2007年10月15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做了一场题为《美国最佳大学的招生制度——哈佛大学经验对学生成才的影响》的演讲。 本次讲座的内容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整理。征得丁学良教授的同意，我们将这次演讲的全文刊登如下。 敬请注意：以下内容如未经丁学良教授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用于公开发表、出版或转载。
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丁学良教授，给大家作题为《美国最佳大学的招生制度——哈佛大学经验对学生成才的影响》的演讲。下面我简要地介绍一下丁学良先生。丁学良先生199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他是著名的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在担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丁学良先生是当今世界上对于中国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研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发展与腐败、社会发展与变革，以及大学制度等。丁学良先生对大学制度的研究很深入，也非常关注中国大学的改革，同时非常关注中央财经大学的发展包括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的发展。在座很多同学对丁老师都不会陌生，他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做如何学习当代社会的讲座，那次讲座让大家很有收获。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是美国招生制度，这同样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话题。希望大家充分利用好这个机会，在讲座结束的时候，提出自己的问题和丁老师充分交流。下面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丁老师给大家做讲座！
丁学良：谢谢你们今天晚上，上完课以后很辛苦地过来。汪老师介绍了一下，我去年五月份在你们学院做过一个报告，如何学习当代社会科学。当时我是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我讲这个内容跟很多人以前听到学到的东西不大一样，有的会被批驳反驳。现在差不多一年半了，如果在网上点击一下会发现，过去三年以来，我在大学里做的演讲报告当中，我在你们学校做的报告，是传的最广的两篇之一，这很不容易了。有些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仍然觉得我提出的问题和概念，我提出现代社会科学的思路，仍然对国内大学生和研究生有一些启发。 今天晚上我给大家讲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上一次演讲的延伸，延伸是在两个水平上。第一个水平，在过去这些年来，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将近六年时间了，我在国内做的最多的学术报告或者是专业报告，都是和国内大学改革和发展相关。这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我诚实地告诉各位，我不是从教育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我今天跟你们讲的内容，也不是从纯粹教育性的意义跟你们探讨这个问题。我跟我们一帮同事们，他们有的是在香港科技大学，还有的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少数几位在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台湾、日本，我们在做区域竞争力。我讲区域有两个字眼，比如我们讲西城区、东城区，是District；我讲比较大的区域像中国华北、华东、东南、西北，甚至是亚太地区，是Area。我们研究的项目是大的区域之间的竞争。我们团队里面有人学经济地理学，有的人学人口学，有的人学经济学，有的人学社会学，有的人学政治学，还有人学都市发展规划学。我们研究项目到现在为止进入了第二年。我所讲的大学制度是我最关心的，因为这是我本人的信念，也是一部分学者的信念。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要衡量一个区域、一个国家很大的一个范围，比方说一个社会区域、国家有没有长期竞争的潜力，能不能在国际竞争中间处于前列地位，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坚定不移地相信，不是取决于其他的，是取决于一系列以前被认为是第二重要的要素。什么叫第二重要的要素？我们首先讲什么是第一重要的要素。 以前通常的观念，讲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我们都很关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它拥有的自然资源，比如矿藏、铁、钢这些很重要的要素。进入二十一世纪末期，这些要素仍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不见的要素，包括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长期竞争力非常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还有其他几个重要发动机，但高等教育是发动机重要一部分。我考虑高等教育，我考虑大学的竞争力，大学的制度，是从国家区域竞争力角度出发。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报告的内容，是对美国大学的考察中的一个环节。我刚刚从美国东部几个大学回来，我有好多年没有去一个大学接着一个大学地访问。这次很不容易，因为我怕坐飞机，我思想很落后，一坐飞机心里就打鼓。我每坐一次飞机痛苦好几天，飞机降落以后要痛苦好几天。这次我认认真真地坐了飞机，没有人中途溜掉。我跑到美国东部去，把我重视的几个大学也去看了一下，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考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国务卿毕业的院校，Wellesley College。我之前就商量，希望回来把我亲身的经验和考察的内容带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面我讲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这次我去考察的心得和观察以及自己的一些反思。我第一次到你们学院讲过，我是抱着同一个宗旨，做一个报告当然不希望所有人反对，仅次于所有人反对的第二个坏的可能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是麻烦的事情，没有给他们任何一点新的信息，讲的他们都接受了。我今天讲的内容，不指望所有人都同意我，我的用意是把这些内容拿出来大家在一起讨论。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我讨论的角度不是下意识的，更不是教你写申请报告，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虽然可能会对你们有帮助。还是要从竞争、人才，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代人怎么样能有更多创造力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中文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我要讲的是好几个大学，Universities，如果把中文题目改成美国最佳大学们，这样就不像汉语。我今天讲的内容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认为一个人爱一个学校，爱你的系，爱你的学院，爱你的社会，爱你的家乡，爱你的民族，最重要的是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不断地批评，批评的目的是让它变得更好。 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稍微了解一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不管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领导还是记者也好，我们都不会忘记今年10月份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恰好是在1977年10月，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儿，因为在1977年的10月份，中国从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废除了高考制度正式恢复，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的作用大得不敢想象。因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不仅仅对中国，对全世界的作用都是这样的。不管国家社会制度怎么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不仅仅是教育，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有一种反过来巨大的引导作用。一个国家教育制度怎么样，反过来会极大地影响着，在社会里面传播什么样的目的、传播什么样的理念、传播什么样的取向、传播什么样的价值。1977年10月份，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不仅仅是当时多少人上大学，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一个国家教育制度对整个社会，对学生、对家长、对学生的弟弟妹妹，对他们的邻居亲戚，有一种整体性的价值取向方面的引导，这引导也包括误导。从这个角度出发，从1977年10月份——整整30年之前——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中国的高考制度变得越来越基础化，在细节方面越来越严整，越来越严格。这造成了很多社会上的抱怨和批评，在座的人回去问问你们的朋友和家长，问问你们的邻居和同学，他们都没有你们幸运，他们那时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从什么时候开始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就是为了备考，这种抱怨天天都能见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家庭都有这种事情，所有在座的人都不陌生。 我从2001年开始不断在国内鼓吹大学改革，很重要的环节是中国要改变大学的招生制度，因为招生制度具有示范作用，它给社会树立一种框架，这个框架是方的，对于底下所有的年轻人，他们的家长他们的朋友，甚至年轻人的弟弟妹妹，他们要把一切发展，把一切生活去符合这个框架，不敢违反它们。我就跟国内的人讲，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但是我讲了好几年不应该这样，很多人说你讲的道理上我们也懂，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现实问题，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想上大学，中国的高等学校，特别是比较好的大学就那么多，你怎么办？如果你不用这种严格的应试的办法，如果不用这种招生的办法，你有什么办法？还只有这个办法，这样筛选人才比较公正。我听到很多人不同意我鼓吹的大学制度改革。我开始一下子就被打败了，全国有那么多人抢一个位子，你有什么办法？我一下子被打败了。但是，第二天醒来发现不是这个道理。我发现越做研究，我越是没有办法同意在国内非常普遍的认识——要改变供求关系巨大的差别，中国就应该有这样的招生制度。 我念一个消息，今年3月31号，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题目是《录取率下降，想进美国名牌大学难、难、难！》。举了几个例子，美国一流大学入学申请人数达到创记录水平，由于申请者的数量剧增，而且海外申请者人数也在增加，今年录取率在美国最好大学里面，普遍下降几个百分点。哈佛的申请人数达到23000人，录取率仅仅是9%，达特茅斯学院2006年录取率是16%，2007年降到15%，宾夕法尼亚大学今年申请人数比2006增加11%，因此录取率从17%降到14%。我就想这个问题，难道全世界只有中国的重点大学有求太大于供，难道只有中国的好大学这样吗？美国最好的大学，英国最好的大学，再加上日本的大学，他们对全世界优秀青年有最大的吸引力。而且日本的大学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对英语国家的大学我还是很了解，他们还有很严格的规定，他们最好的大学，即便每年申请者数量大大增加，他们也不随便扩招。在这个国家没有哪个领导人拍板，去年9000人申请学校，今年15000人申请，这样他们就扩招3000人。 我再念一个数据：美国最好大学每年招生人数，在过去十几年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我所晓得比较熟悉的几个名牌大学，他们招生人数在过去十到十五年当中，增长和降低比例都不超过5%。比如普林斯顿大学，在美国好得不得了，全校人数就6000人，它也不扩招。还有的学校，加州理工大学全校才2000多人，它也从来不扩招。他们大学本科生每年招生1600人，多少年都是这样。有那么多人想上那个学校，这能给学校带来很多收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费，九个月四万六千美元，而且还不包括家庭给学生买课本，加上来回飞机票。在美国最好的二十所大学，平均九个月的学费就是这些，这些学校只要想赚钱，只要把招生数加个零，他们就会赚钱。我就在想这个问题，难道全世界这些大学都不知道怎么样筛选自己的学生，只有中国的名牌大学才能遇到这样的问题，才用中国应试办法来筛选人吗？为什么人家跟你不一样，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从2001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每年都试图找一些帮助我解答疑难的问题。我认为总体的方向大概是明确的，中国的名牌大学的招生制度，在过去这些年里，对整个中国社会送出去的信息，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面，对青少年成才的框架是越来越落后，越来越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越来越不符合中国作为自主创新国家长远发展目标，越来越给家庭带来痛苦和不幸。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如果说全世界的名牌大学都有供求关系巨大差异，因为这是全世界的趋势，要讲道理很简单，以前很多贫困的家庭不可能送孩子上大学，现在他们可能转变思想，可能送孩子上大学。以前有的家庭三五个孩子，都不能上大学，现在供求关系尖锐的反差只会越来越拉大，而不会越来越缩小。美国是全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它没有采取中国的方式来解决供求关系，这才是我最担忧的事情。 我下面要讲的是看一看美国最好的几所大学，我讲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这些人人皆知的大学。你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看这有没有道理。 首先，我们要破除一个观念：只有中国高等教育制度重视考试，美国顶尖大学不重视考试。美国的大部分中学，在有一点上不如中国，即在集体训练方面不如中国，这一点我们要承认。什么叫集体训练？进入中国的学校，你是什么样的人，它不管你，因此一个懒蛋进入了中国的中学会稍微好一点，他不能天天懒蛋，他要做很多不愿意做的事情——结果是把水平很差的人提高一大截，因为人要不断地训练，然后懒马、笨马走快一点，这是中国的中学制度。但是美国中学制度有另外一点，恰恰是我们所缺乏的：它对有天分的、有学习积极性的这种学生留下的空间，不知道要比中国教育制度要大多少。因此我们会这么说，中国教育制度，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工厂培训大量工业大军，这是全世界最最有效的制度。当然比我们更有效的是日本，他们天天背书，但是能不能有创造性，这就不知道了。美国的制度不能把很差的人拉起来，它不能强迫你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这跟社会基本价值标准一致。但是它有另外一个长处，它给自觉主动的，非常有创造力的，想法开放的人，留下了很高的天花板，怎么跳也不至于把你打下来，中国的教育制度就会很快把你打下来。招生制度的设计沿着这个思路过来。美国最好大学的招生制度，是要把天花板提得足够高，高得制订天花板的人他们自己都看不清楚。因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是如此多层次和多形态，多层次是垂直，多形态是指平面。因此对比较差的这些学生的筛选工作，这不是最好大学的事情，他们在美国足够好的高中毕业生中，来选取他们认为最有潜力的人。中国2000年来的误区，衡量一个青年人是不是个人才，判别的标准只有一点，是你能不能够考高分，而考试制度给成绩的方式很怪，就是能不能记住标准答案。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只有标准答案的考试，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可能性都被封住了，所有的路都不能开。这种考试制度的根据在什么地方？标准答案是由年纪大的人决定的，因为他们知道过去，所以他们知道未来？他们要决定你们的未来，不让你有第二种可能性。这是了不起的自信心！如果一个人知道所有未来的可能性还活着干吗？大部分人都应该自杀了。这就等于是你要告诉任何一个人，你不要对未来做非分之想。我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对自己对未来还有不同的可能性，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努力。我们那个传统的考试制度，恰恰就是要告诉你，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所有的问题你不要考虑，你只要做唯一的事情，你要想办法记住标准答案。 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最佳大学的招生制度，它有好几块构成，第一块就是考试，但不是中国人那种考试，以前最广泛就是SAT。我就把SAT与国内考试作比较。我问过很多考过的人它们区别最大在什么地方？问过很多的人，他们告诉我中国的考试考记能，SAT考试是考逻辑推理能力、反应能力。这个差别太大了！我讲具体一点，如果SAT不限制时间，中国好一点的高中毕业生，大部分都能考非常高的分，考的就是这些东西。最后考试分数计算方法，国内考试是累计分，一道题答对给五分NSAT考试是概率，全世界的学生考SAT，你算顶尖的百分之几，永远把你放在一个竞争当中。有把中国分数考得非常高的，有把SAT考得非常好的，我就很佩服。比如考到2200分以上，说明你这个人在全世界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间，你是属于最好的10%，这很光荣。你考到2350分以上，你在全世界应届高中毕业生，你是最好的5%。你能考2400分，在全世界应届高中毕业生中，你属于顶尖的不到1%的人。假如美国顶尖大学仅仅以这个办法筛选人才，因为考试具有偶然性。刘翔很了不起，但他没办法说每次跨栏都全世界第一，除非把裁判都买下来。所以我觉得考试筛选制度设计，才是我们学社会科学的人关心的。考试应该考推理反应能力。 还有一种考试是Essay考试。美国最好的几所大学，它们Essay考试方法分成两种：一种是考通用的短文；短文问得非常有普遍性。比如它要你评价一个你自己非常重要的经验或者成就，或者非常重要的风险，不是想象的，或者你曾经经历过的、非常重要的道德上的两难，说一下这四个类型中任何一种对你的影响。有些人就要编造了，说我发起了阿富汗战争。这当然不行，要基于事实，不能瞎说，因为考试的后面还有其他的方法找出来你是否在瞎说。为什么把四种类型的东西都列出来？你的经验，经验是很平淡的事情，比如我很年轻，我现在才18岁，你总会也有经验，你不能说什么经验都没有。成就有大有小，风险有大有小，总会找到一个东西然后提出问题。普遍申请要写Essay以外，还有几个非常好的大学有各自不同的内容。比如斯坦福大学以科技IT的Essay为主。有一句著名的话：“一幅图画胜过一千个词汇。”能不能用一幅作品、一幅画——这幅作品这幅画描述的是一个客体，你认为它描述的景象你非常的欣赏，你觉得很有价值，或者画的人你也很欣赏，你认为很有价值，或者画的地方你对它有很多感情，你很喜欢。或者说这幅画这幅作品，是过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片断，让你欣赏这幅画，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这幅画对你有如此意义？假如那届申请斯坦福大学的人，有三万人，斯坦福大学只能录取两千人。你想进入那个门槛，如果你自己没有希望，你肯定也不会申请。一般美国有一个概率有一个统计，申请学校的数量不要超过7所，否则会浪费你的时间。三万申请斯坦福的人，两万份的申请中哪个写得最好？为了挑选最好的，他们会给你一个空间。你也不能造谣，一定要有根据。其实这道题也很难的，如果现在让我写我也写不出来。 普林斯顿大学也要写短文，而且是专门为普林斯顿大学而写。从一句引文开始，把别人的引文作为跳水板，从这个地方跳出去，作为一个引子，来告诉它们，从引文开始作为一个出发点，一个事件可能跟你没关系，这个事件或者这个经验有助于你确定自己的价值观。有人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这句话是：“这世界最奇妙的事情就是：这可以世界通过人的大脑研究来解释。”第二段引文引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最伟大的校长——威尔逊的话。他在一百多年前当校长的时候，给学生定的目标是：“我们大学不仅仅是要训练科学家，更重要我们要训练能够把我们国家民族利益大大地向前推进的优秀男女。”这是威尔逊一百多年前为普林斯顿大学写的教训。2004年普林斯顿大学校训变了，说普林斯顿大学的目标是“要训练能够推进全球利益的大量的优秀男女”，然后要让学生评论这两段校训的差异。第三段也是一个引语，引的是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诗人的诗，她说“人生有很多的幸福和愉快，也很多的享受，但对不同的人享受是不一样的。对我和周围的朋友来讲，最大的愉快和享受，莫过于在壁火旁边，对着自然的炉火，我们捧起最心爱的书，我们念给自己听，也念给周围的朋友听，这对我来说最幸福。”普林斯顿大学的考试中，就有这样的三段引语，根据这个引语可以写文章。你写吧，这种的题目你事先都知道，五六年才变一次的，你也是有准备的。 也许你会说是不是美国人有毛病？错了，我小时候就想考北京大学，因为我家乡的一个老师跟我讲一件事儿，把我刺激了一下。他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招学生的时候，历史系、中文系连续三年就考一个题，论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讲秦始皇的文章太多了，北京大学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就告诉大家明年还是考关于秦始皇的题目。抄是不成的，成年人写的东西和十七八岁的人写的不一样，你想编造也不可能。好的大学的审批委员会，因为多年做这个工作，他们鉴别能力很好，虽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但是大部分都能读出来是谁写的。因为在以前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考论秦始皇的时候，还要求答辩、陈述，下面坐着的都是胡适、陈独秀这些人，如果不是你自己写的，那你就会答不出来。除了我刚才讲的考推理能力的SAT，除了两篇短文以外，还要看跟纯粹学术表现不一样的其他方面，包括体育、艺术，这些大家都知道。 我看到一个报道，湖南有一个父亲，为了让孩子学游泳，把她手脚绑起来让她练游泳。美国人报道说“这是训练还是迫害？”过去这些年来，尤其在美国，看到的是另外一方面。这部分是在所有到现在为止，我最欣赏的，道理是什么？美国最好大学的培养目标，不是培养书呆子。他们要培养什么人？哈佛大学刚刚通过的教学目标讲，要培养一个知道自己的责任的公民。你要是一个足够好的学生，你在这儿读了四年书，你是这儿的居民，你对你这个区域做了什么事情，这是好的公民第一个含义。好的公民第二个含义，是全国范围的。你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你对这个国家大的社会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你对你生活的地球做过什么？有人可能会说，这个目标是不是太高了？你是不是讲得太虚无缥渺了？我马上告诉你不虚无缥渺。恰恰这点，把非常好的读书人、有潜力的人挖掘出来了。因为对社会的承诺和贡献，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式。学生从自己的生活中间，发现自己认可的事情，自己冒着困难和风险去做，对十几岁青年人来讲，他能想到去做就是非常了不起的素质。 我再讲一个故事。我在哈佛做助教时，有一个女学生，上大四，她想到中国三峡调查三峡工程对移民的影响，那是1991年，三峡刚刚立项不久，在当时国内没有多少人想到。我问她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她说三峡是人类最大的水利工程项目，这个项目对环境和移民的影响我非常想了解。我说这很难，你普通话很差，那个地方讲的是四川话，我去都听不懂，你更听不懂。那个地方吃辣椒，没有热水洗澡，也没有电子邮件，跟家里没法联系，我说你能适应吗？她想了想，说要好好考虑一下。第二天告诉我她全部想好了，还是要去，就给家里打电话，说她要去。她要我做两件事情，第一，允许她休课；第二，能不能推荐她，争取一下资助。因为到中国来，哪怕你家里再有钱，那是父母亲的钱，通过自己找资助的钱才证明你有本事。她说要争取一点资助啊、奖学金啊，不要拿父母的钱。然后她就到重庆去了。在那待了一个学期，她说我一个学期待下来，刚刚听懂大部分的四川话，刚刚吃惯了辣椒，我现在不想回来，我还要再做一个学期，你能不能支持我，我说行。我当时也没把这个事情当成一回事儿，八年以前，有一个美国人学法律的，他跟我讲美国国会里面有一个人做环境是世界上第一流，这个人是哈佛毕业的，我但是还是没当回事儿；后来我一问名字知道她就是我的学生！我一点都不瞎说，这件事对我有很大的教育。 1992年，第二个女孩子，她要休学半年，要到泰国难民营。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泰国难民好几千人。我也支持她了，她也去了。回来以后人瘦得不像样子，我就问她怎么样？她说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艰难、我不知道什么叫奋斗、我不知道什么叫苦难、我不知道什么叫梦想、我不知道什么叫希望，我到那就全知道了。那个地方很多孩子从小生活在恐惧之中，人类社会一切苦难的东西，他们都尝到了，但是他们仍然有希望，这对我人生的转折是无与伦比的，所有的都比不上我跟孩子们的相处。这是20几年以前的事情了，这是对社会的一种承诺。她是不是预先想到这个事情对她有好处？如果不信，那你们也可以去冒这个风险，现在你们可以去伊拉克去阿富汗，你们也可以教那的孩子，你们可以去啊。 美国非常好的大学还有面试这个环节，面试有两种，一种如果你在美国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学校会派出人来专门负责面试；如果你不是在中心地带，这个面试是由本校毕业的校友来担任。面试起的作用是要了解所有书面申请成绩单上没有表现的东西。在美国最好的大学里，它的招生制度有几个重要的环节，非常讲究两个短文，这给你很大的空间，非常重视社会的承诺，也非常重视课外的特长，这些环节加起来成本很高，为什么要用这个成本，而不是要依照试卷来评判？因为一张试卷考核的，只能考核一个年轻人潜能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如果没有机会得到评价，这样就很难。它送出去对全社会的信息，要按照这个框架来塑造，就会影响一批年轻人，影响一代又一代人。高等教育的招生制度，对一个社会总体性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至少要影响三代人。这也是中国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 现在有些高中毕业生——在美国还不是很普遍——只有极少数的家庭才遇到这些问题：他们高中毕业不去考大学，而是想做对社会有影响的东西。今天晚上我本来想带一个白人学生一起过来，但是他在上课没法过来。他在华盛顿非常好的中学毕业，凭他的成绩完全可以考美国一流的大学。但是他不考，而是在外面申请了一点点奖学金，到中国学中文当义工。白天在北师大学中文，其他时间当义工，一分钱不拿。当时有人把他推荐来的时候，我还不想接待他。后来他们都说没事儿，你不用管他的生活，不用管他的工资，他有奖学金，那我说好。他中文讲得特别好。我深深地体会到，美国最好大学的招生制度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这样一种教育制度演化中，我们看到了人生就是学习，学习乃是人生。课堂之外的校园之外的也是学习的一种形式，这样做起来人生非常不一样。我很诚恳地跟大家讲，我对中国青年人不太乐观。美国青年人从小就知道生活会有很多的挑战，他们知道帮助人。这些东西真正帮助每个人成长的前程，也包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长期的竞争力。好，我的演讲到此结束。下面是提问的时间。
提问一：丁老师您好，您刚才说中国高考制度有问题，您提到美国学校制度很优秀。但是在您刚才演讲里面，并没有为中国制度改革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丁学良：中国之所以不改变招生制度，很基本的理由是供求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有很多人都说：我们知道美国方式的优点，但美国人口比中国少多了，我们中国没办法采取。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上，这种辩解就没有力量。美国最好的大学遇到供求关系的问题，远远胜过中国最好的大学。我讲别人能够用五种方式来灵活地、全面地、与时俱进地考核青年人，为什么我们不能选用？我们可以学习他们，我们可以一部分采纳他们的方式。我知道在美国最好的大学面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问过参加面试的人，面试主要是了解学生对学校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心里感觉怎么样。也有一些学校会问一些不大容易回答的问题。美国最好的十所大学的招生制度，一大半具有人类共同参考价值。我一直想如果要考北京大学的时候，我要遇到秦始皇这种题目，我该做怎么样的文章。这对所有人智力都是一个挑战。
提问二：丁老师，您的讲座讲得特别好。我希望现在的讲座，能被我们国家的教育部长听到。我有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到关于美国大学招生面试制度，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包括高考和申请经历，我知道面试通常加入了很多因素，包括家庭的背景等，对结果很有影响。比如布什两个女儿是耶鲁毕业，布什爸爸也是耶鲁毕业，可能有这种影响。如果中国也采取这种制度，会不会有这种人情因素影响？ 丁学良：这是一个好问题。在美国过去三十多年以来，确实有这种批评，说美国大学有一部分比例是给望族的孩子，特别是望族校友的孩子。我到美国的时候也很注意这个问题，我自己所看到的现象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在1930年更严重，望族子女占的比重更高。二战以后，望族子女在最好大学中间，实际的比例是在下降。布什的孩子进名牌学校，有没有照顾，确实有照顾的。在上哈佛填表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不懂这个意思。后来到美国问才知道，他们问你们家族有没有属于这个范畴，就像在中国问祖辈有没有参加过长征的，还有有没有在哈佛建校早期做过重大贡献的，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比例很小，基本上不影响大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确实看到了哈佛周围几所学校比哈佛还贵，比如波士顿大学，波士顿是一个文化重镇，有的人家里非常有钱，就把孩子们送到这个学校。非常不错的孩子进到美国顶尖学校。这个制度使得有天分但家庭比较贫寒的孩子有了机会。对去年夏天离任的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有一个很好的评价，他当了五年校长，制订了两个大政策，他说查一查美国大学的名单，贫寒家庭学生的比例还不是很高，上流阶级的人比较多。那怎么办？他就制订了一个政策，所有美国公民如果一个家庭年年收入低于45000美元，如果这个家庭有小孩成绩优秀，能考进哈佛大学，那么这个小孩进入哈佛大学一分钱也不用交。为什么定45000美元？定这个政策的时候，美国家庭年均收入是42000美元，他是一个经济学家。过了半年他把门槛再次大大下降，家庭年均收入只要不超过60000美元，如果有一个人考上哈佛完全免费。这样一来有助于贫寒家庭的孩子能进入美国好大学。美国最好的大学确实有照顾的行为，照顾不是没有底线的，其实有一部分的道理，有的人为了这个学校做了很大的贡献，如果他的孩子不是太差，可以进这个大学。 提问三：刚才您讲的主要是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对大家很有启示。但是对在座的人来讲，到美国上大学本科已经不太可能了。您能介绍一下美国本科生招生的原则是什么吗？ 丁学良：美国本科生招生的原则，同美国研究生招生原则有很大的差别。在美国的发达社会里面，本科教育越来越变成一种基本教育，没这个基本教育找不到好工作。研究生教育不是基础教育，研究生教育是有选择的教育，美国最好大学研究生招生，基本上看你的专业水平怎么样，你的财政能力是次要的，除非你要去法学院或商学院。其他专业尤其跟基础研究科学有关的，一般就看你的本事。现在做研究生的人分两种，一种是高收入的研究生，读MBA，读法学院。他们读书其实也是一种投资，毕业以后年薪就十万美元；有些人读教育学，很多人到贫困地区教孩子，还有的读纯粹化学和物理，这些学科赚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人类的发展很有好处。还有学历史学宗教的，当然也不能所有人都学工商。怎么办？哈佛大学还建立另外一个制度，对那些毕业以后不是高收入专业的研究生，给他们特别的财政方面的支持。
提问四：非常感谢您精彩的演讲！我想问关于研究生招生制度的问题，在现在中国社会上都普遍质疑名牌高校保送生的制度，就像北大能保送自己院系60%到80%的学生，可以不用通过全国统一研究生入学考试，似乎是一种优越。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像香港或者美国大学，对本校学生有照顾吗？ 丁学良：在一个竞争社会里面，这种保送制度很难实施。 提问：大学的宗旨是普适主义吗？ 丁学良：是这样，在竞争进步社会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在美国最好的大学里，当然你作为本校研究生，没有保送的制度，哪怕是非常优秀的本科生。你事先知道保送，就会变懒了，人天生就是这样，也没有办法。 提问：第二个问题，您刚才说大学不应该扩招是吗？ 丁学良：我讲大学不应该没有分寸地扩招。一个好的大学为什么好？有一些基本条件限制，学校的老师和设备很好，学校很有传统等等。扩招的时候不能够以破坏和损害本身条件作为代价，在美国衡量一个大学教书好不好，看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能不能见到优秀的学者，大学一年级学生对什么都很新鲜，要让他们很早地接触到大教授，对他们以后的发展很有影响。为什么有些人后来成才了？他们就很感谢大一的时候听到了一堂改变他们今后发展道路的课。这样的教授上课的时候，如果一个班有50个学生，当然他可以跟学生有对话，如果扩招到300人，他不可能跟所有的学生对话。美国最好大学里面，有非常基本的指标，我念一下你就知道了，在学校里面上课班的平均人数不超过20人，这个班的比例越高学校越好。越是人少的班级，那成本也高，这差距也很大。我不是说禁止扩招，每一次扩招都不要伤害好大学优秀的条件，如果伤害了它，等于是自宫行为。
提问五：我们说的教育是社会的，是终身的，您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您觉得在传统教育之外，我们应该发展怎么样的社会教育？我们很大部分人无法接受大学教育，你觉得我们社会应该提供给他们怎么样受教育的机会？ 丁学良：今天我着重讲的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制度反过来会影响社会的管理价值和取向。要从社会变化、社会进步角度看，我们更要强调高等教育制度对社会的反馈，少数人享有这种教育机会，高等教育制度能不能给社会上送出更多的示范信息和教育意义，对社会改革起到作用。回到你刚才讲到的问题，没有机会享受正规教育的年轻人怎么办，大大增加远程教育这是对的。还有一点我们应该做得更进一步，美国高等教育院校分类，把四年本科教育分成一块，把四年以下两年分成一块，有技术职业学院。中国就很麻烦，你以前没有上大学四年本科，进了专业学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考本科，把一生卡住了，在美国没有这种事儿。如果你家里经济情况很困难，你先工作几年，还可以上大学。你在两年制里的学分还可以转过去，没有把一条路卡断。要使一个人有多种选择，这是一个社会建立和谐制度的基本条件，人的一次选择有时候选错了，有时候他心里有正确的选择，可能选择不错。人只有一生，再了不起的人也只有一生。我一生当中有很多选择，如果我每一次选择都是最终的选择，那我就死掉了。
提问六：中国的招生制度是要改，您有没有想过改的可操作性？高考制度确实存在很多缺点，但是它有一点非常好，它是绝对的公平。虽然现在中国高考也有舞弊现象，但也非常少，几乎是绝对公平。如果像美国那样，每个学生上大学都要面试，有钱父母为了孩子能考上，会把考官买通。如果这样穷家庭孩子上不了大学，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穷家庭的孩子如果学习足够努力，就能考进北大或者清华。 丁学良：你讲的是最多反应之一。目前的高考制度很僵化但很公平。我只同意一半，在中国目前大环境下，有可能造成你所讲的现象。但是反过来再看，可操作的层面上我们会做一到两件事情，我们在改变中国招生制度的同时，来增加应对有可能作弊开后门拉关系的腐败环节，我们也有手段。为什么这么讲？中国股票市场在十几年起步的时候，就有人说过这样的问题，在西方完整法制社会，搞股票可以，但是在中国不可以搞，中国有拉关系、走后门。过去中国股票市场确实有几次翻跟头，在透明法制公平监管下的股票市场压力越来越大。而今天中国股票市场的规章制度，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进步，我认为高考制度也有同样的道理。社会法制监管从具体事情开始，一开始社会的法制不是在宪法程序上能涉及到，因为如果是从某一个系统开始，都会在这个社会上造成大部分人利益博弈，对法律透明监管、公共参与要求会越来越大，这样就造成社会进步。中国高等教育还要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公立大学，一块是私立大学，也有法律的配合。本省大学主要是通过严格考试制度来筛选，但有少数学校在全国范围内筛选精英。我认为在中国社会里，要一步一步地实验，我认为产生正面后果一定会逐渐占主导。对大多数人公平，对天才就不公平，而人类社会的天才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提问七：丁老师您好！今天您讲的题目是美国最佳大学的招生制度。有没有最差大学的招生制度？ 丁学良：你的问题问得很聪明，我回答得很简单：在一个大的国家里面，一个最佳的招生制度一定是多种形式的招生制度。任何一种招生制度，如果它成为一个大的国家唯一的招生制度，一定会演变出负面作用。对于美国最佳招生制度，我们要看在美国有公立的，有私立的，还有很次的学校，他们是以怎样不同类型、不同档次、不同形态的大学，以不同的招生方式，造成不同利益人的筛选过程。这才是最佳招生制度，这是有多面性的。 提问：你所讲的只是针对好的学校？ 丁学良：我认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在筛选中国最好青年人方面，应该先走一步，然后才能给中国其他二流大学树立一个典范，中国社会才能越来越强大。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整理，未经丁学良教授本人审核）
丁学良教授在演讲中（一）
丁学良教授在演讲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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