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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ei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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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治理与讨论] 如何改变论坛风气:王进事件社会学分析系列之二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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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bo 在职认证  发表于 2013-9-12 19:03:52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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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只开了个头,对本系列的真正目的也只是点了一下,没有几个人留意,留意的也只是笑笑而已。这种情况早在预料之中,这本来就是这个论坛的“风气”嘛。王进事件只是个由头,目的是“找到改变社会风气的解决方案”,找到方案的途径就是在这个论坛做个试验——改变这个论坛的风气!(恐怕更多的人要抛砖了,好在早有准备,抛原子弹都不怕,只要不删帖。)


凭你就想改变论坛风气?当然不会凭我一个人,而是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势,只是顺势而为而已。什么“势”?这个势就是王进事件,所以我们的分析是离不开王进事件的,因为王进事件卷入的人比较多,代表人群比较广,可以说各色人等都有代表,我们假定这些人群能够作为整个论坛的样本,如果这个样本人群的风气能够得到改变,那么我们就认为论坛风气得到了改变。


当然,首先是对这个样本人群的结构进行描述,这也是本系列分析的核心模型,先提交出来供大家挑刺。

我们将所有在王进事件中发了帖子的人员都纳入分析对象,所有对象按下述标准进行分类(欢迎对号入座):

首先根据与抄袭现象是否有直接利益关系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A是抄袭现象的受益者及其亲属朋友,这个人群是已经通过抄袭行为获益,或者将要通过抄袭行为获益者。他们想通过学术这条道路得到好处,但又不愿意或者没能力通过坐冷板凳来得到,加上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找到捷径,欠缺的只是一张证书或者一篇论文,于是采取了造假和抄袭的途径,或者打算走这条途径。所以这个人群称为“抄袭既得利益者”,这种人绝对不止王进一个,可以说这个论坛里也不在少数。

第二类(B是抄袭现象的利益受损者。要么是曾经被抄袭者挤占了机会,或者是正在坐冷板凳而看不到希望者。这一类在这个坛子里恐怕也不在少数。

第三类(C)则与抄袭现象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请注意是“直接”关系。因为从间接或长期来说,任何人都与抄袭现象会有利害关系。


第三类人我们又可以将其分为三种:

第一种人(Ca)是价值观为正的人,也就是有正义感、有原则、有立场,能够弘扬正气、反对邪恶;

第二种人(Cb)价值观为负的人,他们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达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心理阴暗的人。

第三种人(Cc)没有明确的价值标准,或者说是泛爱主义者,打打酱油,口头上表达一下谴责,认为表达了就达到目的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既表达了正义,又为自己留下后路。


上述第一种人我们可以再分为两派:

第一派(Ca1)是科学派,也可以将其称为追求结果正义的人,他们不问别人的动机,甚至包容别人的动机不良,而只看其行为造成的结果是不是正义,这一派的典型代表就是真正的经济学者。

第二派(Ca2)是宗教派,也可以将其称为追求起点正义的人,他们要求人们动机必须是善良的,必须“恨斗私字一闪念”,必须像宗教一样时时进行忏悔,他们的策略就是“诛心”。


(未完待续,先将分类摆出来,具体的分析容后再述。欢迎大家拍砖,更欢迎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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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学 既得利益者 对号入座 经济学者 人不为己 社会学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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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管理学创始人
风真 发表于 2013-9-12 19:14:39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王进抄袭发生后,人文学院严格起来了!(王进抄袭被举报是今年3.4月的事,一直闹,因为抄袭太严重,纸终于包不住火,只得在7月23日撤消他博士学位)
各位研究生导师:
为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杜绝论文抄袭现象。我院决定:从2013年秋学期开始,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前须进行论文查重;博士研究生还须预答辩(硕士生是否预答辩由各系自定)。论文查重工作由院研办统一办理;博士生预答辩由各学科组织。预答辩委员会由3-5名教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担任。另,各位导师在签《东南大学研究生发表论文原始稿件导师审核表》的意见时,可要求学生提供发表论文的查重报告。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二〇一三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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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日 发表于 2013-9-12 19:23:43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东南大学论文风波暴露中国博士生教育深刻危机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1月30日13:48 南方周末
东南大学这次论文风波,因为顾冠群的院士和校长身份而备受注目,实际上,它暴露出的不过是国内博士生培养问题的冰山一角。
目前,中国的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多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按照教育部的
规划,到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达到5万人,跃居世界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大跃进”,“以这样高的速度增长,如何保证培养质量呢?即使保证了培养质量,以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他们会不会大材小用或者成为向发达国家输送的人才呢?”

  以东南大学为例,该校一共有1445名博士生,博士生指导教师却不到200名。

  东南大学一位博士生说,该校每个博导平均要带十多个博士生,根本带不过来,“我同宿舍的一个博士生,导师根本不指导也不参与论文撰写,发表论文时却一定要署名在前”。

  一位建筑系的教授说:“以前一个教授带二三个博士,培养一个是一个,现在多的带一二十个,每人每天只能指点一两分钟。而这些博士将来要留校当老师,真不知又能教出什么来。”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则用“严重滑坡”来形容现在的博士生培养,“以前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我们要请清华、人大的权威来会审,论文题目要通知全国同行的名教授。现在呢,博士生数量激增,经费又只有那么多,只好请同城或浙江的老教授,大家碍于面子,往往先打个招呼:我这个学生肯定不行,送个人情算了。”

  “人情”或许可以送,但一般说来,博士生在毕业之前首先要达到学校规定的一些硬性指标。例如,在东南大学,博士生必须至少在一级学报上发表两篇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当然,为了便于以后评职称,论文数量越多越好。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建筑》主编曾昭奋称,“目前各种学术刊物越来越厚,成倍地厚,字号却越来越小,甚至用8号字”。不过,学术刊物厚度的增加或许仍然赶不上博士生数量的增加。

  东南大学一位博士生说:“博士生的数量翻倍,核心期刊却没有增加多少,现在博士发表论文的压力越来越大,其实原创性的论文需要实验条件和积累,哪里有那么多?为了凑数,我们只能写一些专门为发表而发表的论文,发展到极端,就导致一些博士生铤而走险。如果开除李仕峰,只是很表面的行为,就事论事而已。”

  南京师范大学一位博士称:“说剽窃,其实大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许多人不敢指责李仕峰,或许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有鬼。目前这种仅仅以论文数作为指标的考核方式,其实是逼良为娼。”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称:“前不久去世的某位百岁教授,在病中还指导12位博士生,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指导的。而有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博导或外聘博导,博士生一年都难见他们一面。”

  学者分析,当中国博士生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科研能力的实际增长速度时,出现急功近利的博士生和失察的导师,并不奇怪。

  教育部一位领导曾在一次会上指出,“现在大量博士生或者从事的科研方向很难说是学科前沿,或者是长时间陷在导师的低水平横向开发项目上”。

  一位建筑系主任称:“由于博士生太多,以前博士论文还可以谈一些真正深入大局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博士论文甚至出现《论菜市场在城市中的定位》这样不入流的论文。”
  在东南大学这次论文风波之下,蕴藏的是中国博士生教育的深刻危机。本报记者翟明磊 李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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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日 发表于 2013-9-12 19:29:05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台湾一大学博士生被控抄袭论文 判刑9个月
2013年04月12日07:29    来源:中国新闻网    手机看新闻
新网4月11日电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生董彦良被控抄袭同所博士生陈麒安的论文著作,四度在期刊、研讨会上发表,陈怒告董违反“著作权法”。台北法院判处执行九月,可易科罚金,每日一千元(新台币),全案可上诉。

判决指出,博士生陈麒安2007年6月写出《联盟理论之研究:现实主义的观点》的文章,发表在该校研究生论文发表会上,来年陈将论文改成《新自由主义与后冷战时期欧洲安全治理》期末报告,在政大教授甘逸骅开的“欧洲治理”课程上发表。

陈麒安指控,董彦良从2009年3月到12月间,四度抄袭他的期末报告中,关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基欧汉主张的国际制度,还引用发表在期刊、研讨会上,侵害他的著作权。

董彦良良否认抄袭,强调没看过陈的著作,不知道陈的研究方向,这些论文都是他参考翻译数据,他都有注明出处。但甘逸骅教授拿出陈麒安的期末报告,证明陈的论文发表在先。

法官另比对涉嫌抄袭的段落,发现董只有增加引号或删减字数,几乎全段重制,连出错的小地方都一样,已超越合理使用的界限。由于双方未达成和解,陈麒安要求法官每案判六月,共判两年。

法官痛批,董彦良受最高等教育,应严守学术分际,作为学子榜样,却剽窃他人的智慧结晶,犯后还否认犯行,心态可议,但考虑他没有前科,决定并刑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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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日 发表于 2013-9-12 19:36:15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新网4月11日电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生董彦良被控抄袭同所博士生陈麒安的论文著作,四度在期刊、研讨会上发表,陈怒告董违反“著作权法”。台北法院判处执行九月,可易科罚金,每日一千元(新台币),全案可上诉。

判决指出,博士生陈麒安2007年6月写出《联盟理论之研究:现实主义的观点》的文章,发表在该校研究生论文发表会上,来年陈将论文改成《新自由主义与后冷战时期欧洲安全治理》期末报告,在政大教授甘逸骅开的“欧洲治理”课程上发表。

陈麒安指控,董彦良从2009年3月到12月间,四度抄袭他的期末报告中,关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基欧汉主张的国际制度,还引用发表在期刊、研讨会上,侵害他的著作权。

董彦良良否认抄袭,强调没看过陈的著作,不知道陈的研究方向,这些论文都是他参考翻译数据,他都有注明出处。但甘逸骅教授拿出陈麒安的期末报告,证明陈的论文发表在先。

法官另比对涉嫌抄袭的段落,发现董只有增加引号或删减字数,几乎全段重制,连出错的小地方都一样,已超越合理使用的界限。由于双方未达成和解,陈麒安要求法官每案判六月,共判两年。

法官痛批,董彦良受最高等教育,应严守学术分际,作为学子榜样,却剽窃他人的智慧结晶,犯后还否认犯行,心态可议,但考虑他没有前科,决定并刑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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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日 发表于 2013-9-12 19:36:4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一 前言
    
    学术腐败是九十年代之后风靡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继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之后的另一个大规模、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就是,学术界人士,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做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不仅如此,学术腐败已经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集体、集团行为,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比如,大学普遍向高官明赠暗送高等学位,学术界头面人物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ZF、舆论和社会,学术机构对学术腐败现象不仅熟视无睹,任其泛滥,甚至包庇纵容,等等。
    
    不过,在中国,对学术腐败现象的讨论和揭露目前主要停留在互联网上。在社会上,中国的一般民众对学术腐败现象几乎一无所知,或不甚关心。在大学,在科研机构,尽管人们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但对它的严重程度却看法截然不同。在中国的常规媒体上,讨论学术腐败问题的文章和报道充其量也就是零星的,表面的。而中国的ZF部门至今未对学术腐败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者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进行整治。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的民众不是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绝吗?揭露腐败现象不是新闻媒体的职责吗?制止、惩治腐败行为不是ZF的义务吗?为什么在学术界,腐败势力会这么猖狂,这么无所顾忌?这其中的奥妙就在於“学术”两个字。有了它们作为挡箭牌,学术界的人士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布,这是我们学术圈内的事情,外人搞不明白,问题得由我们自己来解决。他们还会告诉你,这种事情,国外也有,所以发生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诚然,学术腐败可以说古已有之,并且不分中外。也就是说,学术界从来就不缺乏败类。但是,腐败能够达到象今天中国学术界这个规模,这个程度,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旁无邻舍。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问,即使证明了,又有什么用呢?答曰:用处有三。
    
    第一,中国ZF目前正在实行“科教兴国”战略,也就是说,中国ZF把国家的兴亡寄托在了中国学术界的身上,寄托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2002年,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经济总值的1%以上,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接近国民经济总值4%的教育经费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界,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但是,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几大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反倒越来越低下。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World Economic Forum. 2003.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3-2004)。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能否落空?其实,早在2001年,就有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惊呼“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让中国ZF和人民早日从梦想中惊醒。
    
    第二,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的人民组成的一个机体,而知识分子可以说是这个机体的头脑和良心。学术腐败就象是一个人的大脑长了恶性肿瘤,它对社会的破坏力最大。有句话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脏不能脏的文化”,意思就是教育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最后精神堡垒,它们的崩溃,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堕落。揭露学术腐败,就是要发动全社会,包括ZF,把这个毒瘤切除,还这个社会一份清白。
    
    第三,中国的学者讲究“为天地立心”。既然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仅见的社会现象,任何一个正直的学者都有义务来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并且做出分析和批判。美国前总统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曾派人到战火中的欧洲全力收集战争资料,最终在斯坦福大学建成美国的第一个“思想库”─胡佛研究院。同样,搜集整理中国学术腐败的资料,就是要给后人留下历史证据,并且使那些无耻之徒心存一丝恐惧:他们可以在现世捞取名利,但他们将会在后世遗臭万年。暴露中国学术界的黑暗,并不是在给中国抹黑,恰恰相反,这是在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学术界中,还有诚实的学者。也就是说,除了“为天地立心”之外,知识分子还应该为自己立德,表明自己能够不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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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日 发表于 2013-9-12 19:37:31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二 应该如何评价中国的学术腐败
    
    在2003年底到互联网上用GOOGLE检索 “学术腐败” 四个字,总共有17200个中文网页含有这个词条,其中87%是简体中文网页,说明它们绝大多数与中国大陆有关。这个数字(17200)是“政治腐败” 的1.6倍(10700网页),“官僚腐败” 的5.9倍(2900网页),“经济腐败” 的9.1倍(1890网页)。这些数字当然不能说明中国的学术腐败比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更严重,危害更大,但至少能够说明它的普遍程度,它的影响。
    
    那么,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有多么严重呢?应该说,中国的学术界本身对此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估计。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学术腐败现象非常普遍,危害十分严重;另一种观点则一边不得不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一边却又大声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学术腐败”不能与“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相提并论。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就在2002年3月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说:“学术腐败问题,实质上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他还说:“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社会公众对这方净土的纯净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在社会转型期,这方净土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备受社会公众关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无疑不利于学术界、科学界的健康发展。”(奚彬、翟伟:人大代表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认为,学术腐败是时代的产物,学术界是被社会污染了,并且污染的程度被夸大了。这个观点刚一露面就到了质疑。有人问道:学术腐败为什么不能与其它腐败相提并论,难道腐败还有三六九等?(田畔:评《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兼与李浩诸教授商榷)。有人指出,学术腐败与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其危害则比后两者更大。(邹辉:学术腐败能否与经济腐败相提并论?)。
    
    也许是感到自己“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呼吁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2003年初,这些“低估派”又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出面,再次向社会呼吁:“中国对学术界存在的不良现象,可按国际通行的说法,称之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比较恰当”。(孙自法:科协呼吁改称“学术腐败”为学术不端或不良行为)。有趣的是,在这个呼吁中,他们重弹“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老调,只不过把“在社会转型期”改成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其要点还是在说,学术界“这方净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出了“一些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与一年前不同,中国科协的这个呼吁在舆论界激起极为强烈的反响,绝大多数人对这个观点给予严厉批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用‘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来描写形容这样的腐败,就如同把一股翻江倒海的恶潮形容为一滴污水、把一阵摇天撼地的狂风诠释成一缕浊气。……中国学术腐败的严重性不仅没有被夸大,恰恰相反,是被大大地低估了。”(亦明:是学术腐败,是学术邪恶,是学术犯罪,而不是别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赞同。(亦明:中国的人民网和北大的三角地)。
    
    可以说,对学术腐败严重程度的不同估计本身就反映了学术腐败的严重程度。因为对於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术界来说,信誉是第一位的。信誉不存,学术就没有一点价值。所以一名学者最重要的品德就是洁身自好、对虚假和腐败有疾恶如仇的态度,也就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对腐败现象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正是学术腐败日趋严重的一大症状。不仅如此。这些人还进一步指责别人揭露腐败,并且和社会舆论讨价还价,计斤较两,争论学术腐败的程度到底是被夸大了还是被低估了,这说明他们已经丧失了廉耻心、羞耻感。
    
    实际上,就在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在全国人大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几个月前,南京大学就有16名学者向学术界提出倡议,要以德治学,抵制腐败。(朱庆、兰亚明:南京大学16位中青年学者倡议“以德治学”)。他们当然不是在无的放矢地空喊。据揭露,学术腐败在南京大学十分严重。一名南大教授抄袭他人被举报,但学校硬是怕追究下去会影响学校论文的产量而把此事压了下去。(万伟:南京大学的学术腐败)。近有传闻,因抄袭剽窃而闻名天下的北大教授王铭铭有可能到南大落户。(张云坡、天正:南京大学引进“剽窃教授”引起风波)。最近一项针对包括南京大学等七所江苏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表明,近六成的大学生曾经在考试中作弊。(袁建阳:南京大学生诚信调查:一成常作弊 逾五成作过弊)。还有就是,南京大学在全国炒得火热的“全球招聘”教授一事,最后却“走样”成了“低调图变”,这里面的原因,学术腐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耙粪者:南京大学“低调图变”背后的“难言之隐”)。腐败到这种程度,还需要夸大吗?
    
    遗憾的是,虽然这些“低估派”在声势上占下风,但他们手中握有实权,在学术界占有很高的地位。而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或“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得到的。就自身利益而言,他们当然不会“高估”学术腐败的严重性。岂止是不会“高估”。实际上,我们至今很少看到现任大学校长、科技部高级官员、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等公开谈论、抨击学术腐败。恰恰相反,在学术腐败的重灾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工程院,他们的领导几乎从来就不提学术腐败。在北大校长许智宏亲自担任站长的北大BBS,一些批判学术腐败的文章反复被删。(亦明:中国的人民网和北大的三角地)。在清华大学,由於一名教授履历作假被揭,全校开展了一场学术道德运动。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个运动是秘密进行的。(佚名:清华秘密开展学术道德运动)。为什么干正事、干好事还要偷偷摸摸的呢?因为这正事和好事是他们被迫干的,而他们害怕社会知道学术界的肮脏。
    
    目前,反学术腐败的舆论阵地主要有三个,一是由海外学者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网站(www.xys.org),一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再一个就是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何云峰建立的《好汉网》(www.heyunfeng.com)。(林蔚:上海师大教授叫板校园剽窃抄袭风)。由於种种原因,《新语×丝》网站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新语×丝》网站被国内屏蔽,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曾亲自批示要封杀方舟×子。[“科学时报更有院里的批示(远离这只狗,Lu院长说让他该做什么做什么,别整天瞎咬)”]。方舟×子原定在2003年初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讲授科学道德课,但最后被不明不白地取消。[方舟&子:反科学文化人和读者评论方舟7※子指控《探索与争鸣》诽谤(二)]。而杨玉圣“被权威报复,被帮闲忌恨,学术批评文章被斥为不具学术性,该评到手的职称迟迟不见”,至今仍旧评不上教授。(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好汉网》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门庭冷落不说,还遭到了黑客的袭击。(王小星:没迎来用户却招来黑客 首家反剽窃网站遭冷落)。从这些决非个别的现象可以看出,尽管表面看来,反学术腐败势力似乎在打一场目标零散的游击战,他们面临的却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而这个正规军却在向他们放黑枪。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学术界的所有角落,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到、都可以发现学术腐败现象。实际上,在很多领域,学术腐败现象根本就不用去找,它会象茅厕里的熏天臭气一样扑鼻而来。有人说,在中国的学术界,你如果想要生存下去的话,你就必须拿出80%的精力放在人际关系上(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这“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多说吗?更为恶劣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已经猖狂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嘴白牙地欺骗、愚弄政府和人民,其胆大妄为,其肆无忌惮,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凭什么?因为他们身后就是一个整体腐败的学术界。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腐败势力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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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日 发表于 2013-9-12 19:37:57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三 学术腐败的三个层次
    
    一提起学术腐败,很多人马上把它与抄袭剽窃划上了等号。确实,在中国的学术界,抄袭剽窃风气之盛,已经到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以至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枪手。(安文联:关注全国第一例“枪手”讨还学位案——“枪手”的诉讼)。但实际上,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腐败现象中的一小部分,论危害性,它们也只是癣疥之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败类中的笨贼、蠢贼、懒贼干的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揭发容易,证明不难,因此想要解决,需要的只是决心。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势头铺天盖地,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极为简单,也是国际通行的:一旦举报属实,把案犯踢出学术界。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之风却愈演愈烈呢?那是因为存在更深层次的腐败。
    
    确切地说,中国的学术腐败不是单纯的“学术方面的腐败”,而应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学术行为的腐败:这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二,学术权力的腐败:这是集团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在学术界,权力运用的实质就是瓜分、掠夺学术资源,也就是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学术原则的腐败:这是学术界系统的整体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ZF和社会。
    
    应该说,学术腐败三个层次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先驱就是个体的学术行为腐败。学术行为腐败都有哪些表现呢?《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先生总结说,它包括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假冒伪劣、抄袭剽窃五大部分。(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则总结出七类:1.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等;2.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3.伪造成果,纂改数据;4.剽窃;5.“搭车”署名;6.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7.一稿两投。 (张静:“科技界真理斗士“邹承鲁:科学界有七种不道德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杨玉圣先生总结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社会科学界,而邹承鲁先生指出的学术腐败类别则集中出现于近年的自然科学界。实际上,学术腐败的类型远不止于这些。无论如何,从他们二人的归纳可以看出,即使在个体行为层面,中国的学术腐败也绝不仅仅是抄袭剽窃。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学术界还没有糟成这个样子。那时候,抄袭剽窃者很少,一经发现,当事人立即名声扫地,不仅别人看不起,连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另外,除了抄袭剽窃,当时中国的大地上几乎还不存在那么多由杨玉圣和邹承鲁总结出的腐败花样。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学术小偷能够登堂入室,无所畏惧?为什么学术腐败的形式能够花样翻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术腐败出现了第二个层次:学术权力的腐败。实际上,个体的、简单的腐败行为能够泛滥成灾本身说明的恰恰是集体的、系统的腐败机制的存在。学术权力腐败的表象就是学者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具体地说,学术权力腐败的内容主要包括:利用权力包庇、掩盖个体的学术腐败和把学术职位当成官场职位。
    
    很明显,学术权力腐败的危害性远较学术行为腐败的危害性要大。问题是,为什么学术权力腐败能够在中国的学术界大行其道呢?我认为,最主要、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学术原则的腐败。什么是学术原则?学术原则就是对真理的强烈追求和信仰。宗白华先生曾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最敬仰的是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前者是“绝对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后者是“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是学术界最大、最深、最根本的腐败。而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几乎什么都搞,就是不搞学术。
    
    实际上,学术原则腐败是学术权力腐败的肥沃土壤,而学术权力腐败又是个体学术腐败行为的保护伞。因此,把学术腐败与抄袭剽窃划等号,是一些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抄袭剽窃是中国学术界中最为普遍的腐败现象,普遍到想否认都否认不了的程度。而同时,抄袭剽窃又是国外“学术犯罪”的最基本形式。外国人干得,中国人干不得?因此,让学术腐败等於抄袭剽窃,他们就可以用皮毛之疾掩盖心腹之患,他们就可以为学术腐败正名,改称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他们还可以永远地用“学术”这块招牌来遮挡外人对学术腐败投来的好奇目光,他们就可以永远地腐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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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日 发表于 2013-9-12 19:38:24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四 从小偷到强盗:个体学术行为腐败的日益恶化
    
    尽管学术行为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最普遍的是抄袭剽窃,它也是国际学术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过,抄袭剽窃现象在中国学术界和国外学术界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外,它纯粹是个体的、孤立的行为,而一经发现,学术界同仇敌忾,人人得以诛之,案犯的学术生涯几乎注定终止;但在中国,抄袭剽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院士、校长抄,博导、专家抄,博士生抄,硕士生抄,如今已经普及到了本科生,甚至下延到了高考生。(刘万永:教育部严令刹住考场腐败 高考考生将签诚信协议)。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将中国的学术界比喻为“剽窃者的天堂”。(肖雪慧:中国,剽窃者的天堂)。不仅如此,在中国,绝大多数被抓获的抄袭剽窃者不但自己拒不认错,其同僚和手下的人还会为他们鸣冤叫屈、说项求情。结果,这些学术盗贼“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杨玉圣语)。
    
    事实上,那几个倒霉蛋(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复旦大学的申小龙、合肥工业大学的杨敬安等人)与外国的同类相比,哪里是倒霉,简直可以说是幸运得到了家:他们不仅没有被踢出学术界,而且仍旧是原单位的教授,并且仍旧十分风光。王铭铭仅被撤去了几个行政职务,目前仍旧是北大的名牌教授、博导,还差一点儿被评选为北大2003年“十佳教师”(朱修栐:我谈王铭铭是否应当评选本次的北大“十佳教师”);申小龙只是被复旦大学给予“停止一年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处分”,目前已经享有复旦大学教授“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简报》第19期);而杨敬安则仅仅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佚名:警钟长鸣 ——直面高等院校中的职务犯罪)。说他们是倒霉蛋,那是相对于拥有院士头衔、占据校长职位的中国学术窃贼而言的。2003年,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涉嫌抄袭,证据确凿,但他不仅校长院士照当,教育部、中国工程院对他可以说是关怀备至,连点名批评都不肯做。其它如杨雄里、母国光院士,沈士团校长,抄袭剽窃的铁案早已铸就,可他们几乎都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
    
    从本质上说,抄袭剽窃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小偷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是光天化日。偷东西而不怕光天化日,叫做强盗。中国的学术界有强盗吗?当然有。上海大学原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半路出家进入法学界,在短短的10年间,著述总量达到一千万字以上,“抵得上一个师出名门,用力甚勤的天才的一世成就”。而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三个学院的院长职务。虽然潘院长自称“非常勤奋”,“每天熬夜到晚上两点左右”,但人们还是发现他的论著多数抄自同行。可奇怪的是,那些被剽的同行们竟然没有谁敢於举报,有的人还不知好歹地说“我愿意”。究其原因,无非是“潘在法学院根基很深”。(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
    
    无独有偶。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赖以起家的“成果”几乎全部是从同行手中抢夺来的。根据山东大学教授于锡玲的检举材料,蒋民华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手段就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奖励申请表中的负责人栏目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中科院学部委员候选人推荐书》中,罗列了蒋民华的五项科研成果,但这五项成果全部是他人的工作。(于锡玲:学术巨骗——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于锡玲的指控经《外滩画报》记者调查,几乎都有旁证支持,而这个被称为巨骗的院士除了矢口否认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过硬的东西来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据蒋院士自己说,“一年来,我没有(就此)说过一个字,我不予置理。”(许凯:蒋民华院士“剽窃”事件调查)。被人指着鼻子骂娘,却能够一声不响,如果他不是有超凡脱俗的涵养,那就是在承认自己该骂。
    
    所以说,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国外,存在着零星的小偷;在国内,流行着大量的强盗。纵观中外历史,小偷们是永远也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前面说过,抄袭剽窃只是中国学术界的皮毛之疾,癣疥之患,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小偷一旦发展成汪洋大盗,并且势力强大到足以与“官军”(正义)对垒的程度,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化。耗子成精了!小偷造反了!皮毛上的癣疥发展成了侵入膏肓的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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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日 发表于 2013-9-12 19:54:57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天府新论》2013年第3期文章摘要
2.界面与方法——论中国哲学图景中的道德境域与类推思维  

王进,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讲师;

杨明,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境域涵摄有静态把握、动态把握与价值把握三个面向,类推思维则包含着形态类比、属性类比、以类度类、以己度物形态。道德境域是理论学习向行为实践转化的重要界面,类推思维则是建构及呈现道德境域的重要方法。具体而论:道德境域是导向实践的充要条件,而类推思维则是构成道德境域的必要条件;在形构道德境域时必须利用类推思维来把握静态事物、动态事物与价值原则;道德境域的形构理路可用类推思维拓展至其它范围;冲突或两难的道德境域则有赖类推思维的运作以对其做出选择并导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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