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问题,在我国很多非效率投资的论文中,都使用Richardson(2006)的残差度量模型,但是其在回归时会存在以下问题:
(1)第一步的因变量为Y,
Y= Z1+Z2 +Z3+ε
计算出ε,作为第二步的因变量Y(ε);
(2)将Z1和Z2又作为第二部分析的控制变量
Y(ε)= X1+X2+Z1+Z2+ε
数据都是短面板型的公司财务数据,采用的都是是控制年度和行业效应的pool回归
感觉很费解,既然第一步回归已经把Z1和Z2的效应剔除了,那为何还放在第二步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做是否合适?
例子:
方红星,金玉娜. 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2013(7):63-71.
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 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13(5):116-131.
补充1:后面有同志补充,认为残差小于0不足为投资不足的证据,我翻看了原文Richardson(2006),原文确实没有提到过残差小于0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原文残差的均值(中位数)是0(-0.0012),标准差0.11;中文的我没找到此类数据,我用01-12年数据的结果是0.033(0.0274),标准差0.033(增长衡量我用的托宾Q,没有使用原文的V/P变量);
补充2:有同志认为,第二步放入这些变量无伤大雅,但我想说,这除了浪费自由度,并且有可能与其他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没有看到别的好处,感觉第一步如果无偏,第二部这么放,完全没意义啊
继续后继补充:
讨论有点跑偏了, 下面有人开始讨论richadson模型的有偏估计问题
发现一篇SSRN的工作论文
Is investment inefficiency caused by financial constraints or agency cos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Junhong Yang
Alessandra Guariglia
用的richadson的残差计量,里面有详细的中国数据的使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