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看中美经贸关系和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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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看中美经贸关系和中国经济　　2014年年初，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王海明一行拜访了多家美国一流智库、ZF与金融机构，就中美经贸关系及中国经济的风险等问题同这些机构的知名学者进行了访谈。美国专家认为，中美关系由于中日争端等政治问题变得日益艰难，处理复杂
　　的双边关系时，两国需要建立更加积极、合作、包容的架构。同时，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等具体贸易协议，并非将中国排除在自由贸易之外的手段，而是对中国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不在于金融风险和地方ZF债务，而在于实体经济领域。
　　中美关系存在困难但仍有很大机遇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简称PIIE)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罗迪(Nicholas Lardy)认为，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越发艰难的时代，尤其是在政治层面。围绕领土问题的争端给中美两国带来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也会使美国陷于尴尬境地。中国一直认为解决问题在于长期，不在一时。但日本打破了这种均衡，且没有打算让步。双方均逐步采取措施，导致局势逐渐僵化。显然，美国在劝说自己的盟友日本方面失败了。但如果不了解历史的美国民众，可能将一切归咎于中国，认为争端由中国的扩张引起。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处在两难境地。拜登在日本访问期间试图缓解局势，并试图迫使中国放弃东海防空识别区，但没能如愿。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战略与传播副总裁汤姆·卡佛(Tom Carver)认为，中美两国的竞争性仍然存在，但随着两国贸易规模的增长和相互交流的增加，这种竞争性不太可能变得尖锐。未来需要采取适当的外交政策来缓解中美关系的压力。而两国之间的压力还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随着经济复苏，美国在与中国的对话中将会更有优势。未来，地区争端仍然会存在，但中美两国有很多共性，会有很好的合作。最近，卡内基的中国问题专家做了一项针对中美关系态度的调查，调查对象主要为中国的精英阶层与城镇居民。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美国并未表现得极端和强硬，有四成人认为中国或美国都不应该成为世界的主宰者，约三成人可以接受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因此，大多数人可以接受两国的同时强大。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柏根斯坦(Fred Bergsten)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美两国将各自在不同方面建立经济架构：中国是当今亚洲经济的领导者，而美国在世界经济的诸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两者不可避免地会有相互重叠的领域，这是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最大的风险。目前中美两国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包括汇率争端、企业争端、网络安全等。两国需要着力建立一个更加积极、合作、相互包容的架构，以避免对立的产生。他近来完成了一本基于G2构想的专著，其主要观点是，中美两国只有更加紧密地合作，世界经济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必须就所有问题都达成一致，但在关键问题上，中美应秉持相似立场，这对两国都大有裨益。
　　TPP并非针对中国
　　弗雷德·柏根斯坦表示，TPP是促进中美合作的一种方式，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中美间的自由贸易。在目前的TPP架构中，中国长期蒙受损失，每年将有几百亿美元的损失，对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利。如果中美两国各自签订不同的贸易协定，将会在贸易领域形成竞争局面，从而对两国的政治关系造成潜在威胁。中美两国进一步合作有很大必要性，目前可能的合作模式有三种：中国直接加入TPP；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并与TPP相互合作；中美直接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其中任一种方式都会制造诸多问题，并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加以解决，然而自由贸易对中美双方都有裨益，能够促使两国紧密合作、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因而为此所付出的努力都是有价值的。中美两国目前仍存在互信不足的情况，并主要集中于安全领域，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而两国在经济领域合作的加强，有助于安全领域关系的缓和。
　　尼古拉斯·罗迪认为，在TPP的构建中，中国学者对TPP的不良印象是一个负面因素；而另一个负面因素是美国对中国改革的期望过高。虽然中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改革能以怎样的力度实施仍无法知晓。目前，美国国内对实施改革措施后的中国在双边投资协议、ITA(信息技术协议)和TISA(服务贸易协定)等协议上的表现抱有较高的期望。然而，在加入WTO前，中国ZF进行了漫长的国内改革，从1997年的“抓大放小”，到2002年中国加入WTO，前后历时长达五年。因此，当前美国对中国改革的期望可能过高，至少短期内无法收获显著的改革成果。
　　美国财政部东亚办公室执行副主任帕特里克·道格拉斯(Patrick Douglass)认为，从任何意义上来讲，TPP都没有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意图，它只能算是一种高标准的贸易构架，并且能够实现一些既定的目标。当今中国为双边对话所做出的努力，都是使中国能够满足类似TPP这样高标准贸易协定的要求，这在整个TPP构建的过程中都是重要的一步。其实，美国并非着意将中国排除在外，而是由于中国国内的一些原因使得其无法满足一些贸易的标准。
　　而在美国众议院财政立法委员会首席贸易顾问安吉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看来，无论是从协议条款涉及的领域、加入协议的标准，还是整体发展程度来看，TPP和RCEP均是两个不同的贸易协定。因此，两者并非处于对立的位置，也不至于引起经济冷战。同时，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未来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中国经济风险何在
　　尼古拉斯·罗迪认为，人们过分强调了金融板块的风险。很多人认定中国只能在信贷规模扩张和低速增长之间二选一，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对于信贷规模的增速问题，信贷资源的分配更为重要。如果中国按照三中全会的设想去改革，那么更多的信贷资源将从国有成分流动到私有成分，投资效率将会提高。中国完全有能力在信贷规模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通过对投资的有效分配实现同样高速的增长。
　　地方ZF债务不会成为中国的风险。中国地方ZF的负债风险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其用处。过去几年的ZF借款均被投资于基础设施、水治理、交通等拥有高经济回报的领域，虽然这些回报并不一定体现在金融方面。因此，与其关注地方ZF的债务规模，不如关注其去向，这些资金都被投资在了可以提高经济生产力的领域。
　　中国经济的风险其实在于实体经济。如果利率水平随自由化而升高，银行为了维持利润需要提高贷款利率。因此，实体经济的风险来源于企业是否能快速调整以适应更高的资金成本。低成本的融资固然不好，会造成投资过剩，而高贷款利率虽然有利于降低投资规模，但是会给高杠杆企业带来过重的财务压力。因此，在谈论改革的风险时，其实更应该关注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高杠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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