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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萨金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擅长于总体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时间序列等领域。1943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1987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至今。萨金特于1964年获伯克利加州大学文学学位。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2003年任教于纽约大学至今。
研究领域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萨金特一直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萨金特对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大部分领域都有深入了解，其学术专长是动态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萨金特在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与卢卡斯、巴罗和华莱士(NeilWallace)一起开创合理预期学派，研究利率的期限结构、古典失业、经济大萧条等重大问题。
从很多报道综合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2011）得主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是一个诙谐随和的人。他常被描绘成一个穿着随意、妙语连珠的乐呵呵老人。
作为一个综合了文理两大体系多重知识的领域，经济学家经常显示出多样的个性。 萨金特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有人文科学背景，这让他总有让人感兴趣的妙语来化解一些不能不用一本大部头著作来解释的问题，如股价、房市、金融危机、经济体制改革等。另一方面，萨金特有着鲜明的，带有理科特色的，崇尚务实主义的履历。
对很多人来说，萨金特所代表的理性预测经济学，是让人极为感兴趣的。尽管这种望文生义并不符合经济学研究背后的繁杂知识和运算。不过对此，萨金特已然能够平静应对。
文科背景的经济学大师
2011年10月10日早上，萨金特被告知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那天他正乘火车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授课。据说，当天早上诺奖组委会给萨金特打了好几次电话，他都因为是陌生号码而没有接。后来，萨金特的妻子卡洛琳?萨金特回忆，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她的丈夫非常平静。熟悉这位学者的人都知道，这并非故作镇静，而是他日常个性的流露。
尽管表现得比较淡泊名利，但无疑萨金特是一个对自己有着高要求的人，他也立志成为社会的精英。有一个故事在很多报道中都出现，来自萨金特90岁的父亲查尔斯·萨金特。据老人回忆，50多年前，萨金特一家在加州。17岁的小萨金特打算提前一年从高中毕业，然后报考全球最知名大学之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而高中的校长正在劝他多留一年，因为如果不行，托马斯只能选择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稍逊一点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或者是较远的俄勒冈州大学。小萨金特对此非常坚定：“我不要去俄勒冈州，我要去伯克利。”
父亲对此进行了协助，小萨金特后来果然如愿入读伯克利分校，1964年他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伯克利分校这一阶段对萨金特非常重要。2011年在获得诺奖后，萨金特面对学生、同事和记者发表了获奖演说时还这样讲：我记得多年前我从伯克利毕业的时候有多高兴，但是那天的毕业演说实在是长，所以我决定省着点说。
显然，萨金特一直是一个优等生。老萨金特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儿子一直很优秀，获得过很多奖项。包括初中时代的一个溜溜球比赛，他还在伯克利的后备军官训练队获得最优秀军校学员奖。
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萨金特在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全球经济学界重地。现为纽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作为一个标准的学术精英，但和很多西方学者一样，萨金特的生活很随和。经常在一些公开活动中穿着夹克上衣、卡其布裤，在一片西装革履中显得格外醒目。在上课的时候，说得兴奋时则会一屁股坐到讲台上。
但另一方面，萨金特在学术上则极为严谨。一些华人学者对此印象深刻。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建甫透露，萨金特是一位自律甚严，上课从头到尾都在写板书的教授。“他非常严格，即便是研讨小组，学生也不得无故缺席，还规定讨论时不得胡乱引申。”林建甫回忆道。在要找工作的那个学期，萨金特会把所有学生组织起来，一个个进行模拟面试。有学生私下请教论文撰写中的问题，他也会坚持用正式“答辩”的方式解决。
在纽约大学，萨金特甚至和妻子卡洛琳组织了一个论文研讨小组，他负责学术，妻子提供食品饮料，并用自家的炉子烤制风味蛋糕。小组讨论几乎风雨无阻，地点有时在学校，有时就在萨金特自己家中。
和许多经济学家相比，萨金特的学术背景值得注意，他有着扎实的文科知识训练。他还当过兵，这对他的研究和教学有重大影响。据报道，萨金特在上课时会代入很多人文社科学科的内容，他会讲起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米尔顿22岁骑在马上打英国人，边打边想出了美国经济框架。从打野鸭到钓鲑鱼再到选红酒，萨金特什么都讲。据说萨金特还用《安娜·卡列尼娜》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来解释，“静态模型都是相似的，随机模型各有各的不幸”。
但这一切不意味着萨金特不懂数学，相反，在研究经济学和在几所大学任教的过程中，萨金特花了十多年时间投入数学学习，甚至已经当上教授了，还常常到数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堂上去旁听。
“我们基本上算是"数据历史学家"”。在一次对谈中，萨金特这样表示，“我们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人物，靠观察数字来努力搞清楚正在发生的问题。”
萨金特和理性预测学派
“"理性预测"同样也改变了我们研究最优宏观经济政策的方法……甚至宏观经济学家所讲的语言都与从前殊异。据此，我们可以宣布，已经发生了一场理性预测革命。”这番言论发表于1987年，来自萨金特，其充满着学派开创者的自豪感。要理解萨金特，不能不理解理性预测学派。
在经济学领域，理性预测学派属于第二代古典经济学系统，也就是说，该学派是建立在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被认为是发展国家经济、减少失业的良方，也就是通过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正因为如此，凯恩斯主义常被用来对抗经济萧条，这带来了罗斯福新政、带来了大名鼎鼎的QE（量化宽松政策），还有中国著名的4万亿投资乃至安倍经济学等。
但是，理性预测学派的观点恰恰是：对于经济，要减少干预。该学派认为，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ZF主导的稳定政策并不能起到其预期的效果。
早在1976年，萨金特就与内尔·华莱斯（Neil Wallace）教授一起论证所谓，“政策无效性命题”。萨金特打破了指望ZF成为超人的迷思。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一位数学家穆斯关于预期形成的论文。在他的基础上，萨金特与华莱斯将理性预测引入到宏观经济的研究之中，此后这个名词就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术语。
早在2007年，当代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2007年就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毫无长进的现代凯恩斯主义者》，当中高度评价萨金特的历史地位。
“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写了一篇题为《四次大通胀的终结》的开创性论文。从许多方面看，本文可谓是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墓志铭。西方ZF历尽磨难方才明白，赤字救不了他们。面临两位数的通胀和失业率的攀升，唯有施以猛药才能治愈顽疾。回顾了中欧上世纪20年代—又一个战争导致债务激增的时代—的局面后，萨金特证明，只有果断的"体制变革"才能带来稳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通胀预期。”
萨金特及其同门的理论可以简单理解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完全无效，短期内由于人们没有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在刺激政策下居民误以为自己的真实收入增加了，企业误以为对产品的需求提高了，从而提升了GDP和就业。但是，这只可能是短期的效果。误导之后产生的政策效果很快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因此，短期内急剧发行太多的货币，长期的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就业和产出没有改变。也就是所谓的，否认ZF干预效果的“政策无效性命题”。
“兵荒马乱”中的获奖者
理性预测学派改变了人们对ZF解决经济危机的力量的传统见解，乐观而简单的凯恩斯主义救市理论的基础不复成立。在始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中段，严酷的现实让人们对理性预测学派的理论有着特殊的重视。
在2011年，世界经济危机进入了一个深刻而严峻的阶段。3年过去了，美国和欧盟并没有呈现任何复苏的姿态，量化宽松没有获得其预期的目标（尽管今日的经济学家认为，量化宽松等政策在当时有利地控制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才有了今天的复苏），人们不得不对新凯恩斯主义抱有质疑。在这种兵荒马乱中，2011年的诺贝尔奖选择理性预测学派。
据说当年最被看好获得经济学奖的本来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其研究领域是对金融中介与监督的分析。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整个金融中介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作用。但戴蒙德的研究结果与那时的现实相矛盾，尤其是当时社会上对华尔街怒火中烧（当时许多人们反感美国ZF救助大银行和投行的做法），戴蒙德最终没有获奖。
对于萨金特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奖，2011年时，瑞典皇家科学院是这样解释的，两位经济学家在“在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方面做出了实证研究”。
对于萨金特，他的研究表明，结构宏观经济学如何能够用于分析经济政策的长期变化。而对于另外一位获奖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是因为他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发展了一种研究方法，用于分析经济如何受经济政策和其他因素的临时变动而变化。西姆斯和其他研究者，将这种方法用于分析央行提高利率的影响。
“萨金特和西姆斯解释了是什么让世界经济形势至此，下一步全球宏观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政策将作何改变。二人所开创的研究方法解释了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导致了什么（What caused what）。”瑞典皇家科学院总结。
这种“末世感”，也始终贯穿了那次诺奖经济学授奖的过程。两位获奖者都需要面对金融危机的沉重问题。在西姆斯回答完美国财政赤字问题后，话筒被推给了萨金特，结果他“搪塞”了一句：“我以为你会问欧元的问题。”一阵笑声和掌声过后，记者配合地又问：“那欧元会怎样？”这一次，萨金特直接把话筒推给了身边的西姆斯，并带着调侃的语气说：“你觉得呢？”又引来一阵哄笑。
但是，幽默回避并不能完全解决大家的疑问，萨金特和西姆斯都坦言，他们的研究并不能给当下的金融混乱带来便捷的解决之道，因为目前的经济问题非常复杂，还在不断地发展，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快刀斩乱麻”，但他们一直力图“找到解决这些混乱的核心”。
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也认为，那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当时表示，“今年诺奖没找到重点，只得给了两个时效性不强、早晚都该给予承认的纯技术方面的贡献者。”
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中国人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ZF的最佳政策是干脆“不折腾”，无为而治。许小年还曾经用林肯的一句名言对理性预期作出解释：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肯定中国模式
萨金特并非一位中国经济专家，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时候，他曾坦言自己无法评论中国的经济减速，因为不了解。但是总体来说，他对中国的经济持有比较正面的观点。他曾赞赏中国生产力的惊人提高。
萨金特也曾表示过：“作为美国来说，美国人老是在抱怨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包括一些议员。但我觉得听到这些人的抱怨，我感觉有一些丢脸，因为竞争对美国人来说是好的事情，它提高了我们的效率，因为我们必须得继续竞争，所以有一个叫做詹姆斯·史密斯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一个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消除了进口方面的限制，例如铁矿石生产商进口政策门槛取消，它其实是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的。”
萨金特还高度赞赏中国学生的水准，他曾表示自己最好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国，都是在中国高中、大学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们在中国所获得的科学和数学教育，当然比美国好得多，所以美国就把这些人才引进了进来，所以在未来，中国大学能够给美国带来很多的奇迹。
尽管萨金特的观点属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他并不推崇夸大ZF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萨金特也曾予以肯定。“如果回顾历史，看到大英帝国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在特许公司、信用垄断、保护市场和保障有风险的公司方面，ZF扮演了重大角色。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新的模式。ZF一开始会做很多事情，然后慢慢退出。这就是200年来英国的基本历史。你可以认为英国和中国有一股力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美国刚建国的时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美国宪法起草人和第一任财政部长）也希望国家扮演重要角色，所以我想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萨金特曾这样评论中国模式。
(上文摘自 时代周报 作者：张子宇 汪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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