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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YJD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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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理论为什么不成立?   [推广有奖]

leijy 发表于 2018-10-17 08:52:37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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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DWII 发表于 2018-10-23 10:00:22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恩格斯“雇佣劳动制度”一文指出:

               造成工人阶级经济状况下降的,并不是工资的高低,而是下面这个事实,即工人阶级得不到自己劳动的全部劳动产品,而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叫做工资。资本家攫取了全部产品(从中支付工人的工资),因为他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因此,工人阶级在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等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以前,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5月15—16日,《马恩全集》第19卷。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关于一天公平的工作也可以讲很多,它的公平同工资的公平是完全一样的。但这一点需要留到以后去谈。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很清楚,这个老口号是过时了,今天已经不大适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公平,既然忠实地表述了支配目前社会的规律,那就是完全偏在一边的、偏在资本一边的公平。因此,我们要永远埋葬掉这个旧口号,代之以另外一个口号:  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归工人自己所有!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5月1—2日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5月7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号《马恩全集》第19卷。

先要证明工人的劳动与全部劳动产品间的因果关系

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归工人自己所有!
原料、工厂、机器不是商品?原料、工厂、机器本来就归生产者所有,别人要想取得所有权,必须付出相应的对价去交换。公平的所有权取得方式:其一是劳动取得;其二是交换取得。公平绝不是一个胡说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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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DWII 发表于 2018-10-27 07:57:5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假设价格等于价值,马克思推导出了价值转形、剩余价值转形、经济学转形;总价值等于总价格;
假设鹿就是马,你能推导出什么结论呢?鹿转形、赵高转形?所有的鹿都马?

如果假设的前提成立,推出的结论可能成立;如果假设的前提不成立,推出的结论肯定不成立。

全称的前提能够推出特称的结论,全称的前提推不出与前提相反的结论。
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它是只乌鸦,所以,它是黑的;===劳动创造价值,活劳动是劳动,活劳动创造价值;
所有乌鸦都是黑的,它是只乌鸦,所以,它是白的;===劳动创造价值,死劳动是劳动,死劳动不创造价值;

特称的前提推不出全称的结论,
它是乌鸦,它是黑的,所以,所有乌鸦都是黑的;
活劳动创造价值,活劳动是劳动,所以,劳动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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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DWII 发表于 2018-10-30 15:44:55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邪说的绝招就是意义不定,意义不定的好处就在于无论你怎么理解、怎么做,只要不符合我的意思都是不对的。那么,我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我也是不知道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没意思。我说的劳动不是劳动是劳动力;我说的劳动力不是劳动力是劳动。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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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DWII 发表于 2018-11-2 17:57:3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假言推理,首先你的前件要能够成立。前件成立且充分必要,推出的结论才能成立。
人们只能对可知的、存在的事物假设为已知或已经存在,而不能将不可知、不存在的的事物假设为已经或已经存在。这就是假言推理前件的形式要求。
例如,我可以假设你的体重为1000公斤、身高3厘米。因为你的身高、体重是可知 的,所以,这个假设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实质并不一定正确。因此,据此推出的结论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如果假设你的思维重量为1公斤、长度为3米,这就是形式不成立,实质错误。因为你的思维的重量、长度是不可知 的。我们不能假设上帝存在,不能假设价格等于价值,不能假设体积等于重量,不能假设鹿就是马---------当然,我说的如果你做的是学问,你想要得出一个正确的、可信的结论。然而,如果你如赵高、马克思之流,随便怎么假设别人也是管不了的。
马克思的问题不在于有多少假设,而在于他是将不可知的假设为已知、将不相关的假设为相关,并据此推出一系列的荒谬结论。将价值假设等于价格,如同将鹿假设为马,还有什么荒唐可笑的结论推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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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DWII 发表于 2018-12-12 08:39:58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卫兴华: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与反思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 ... amp;from^^uid=3698065
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条 “是否有利于 ”的标准。有些学者将其错认为是判断 “姓资姓社”的标准,显然是悖理的。

以上事实说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的发展成就,是世界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是广大劳动人民辛苦付出的胜利。有人将其只归结为非公经济的成就,是不符合事实的。应是既有公有制的贡献,也有非公有制的贡献,总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也要看到,我国的发展是走过曲折的探索过程和付出了重大代价的。

由于改革初期,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境地,改革开放的政策,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生产力

邓小平并没有回答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 ,即使有利于也不一定姓社、即使不利于也不一定姓资;
40年的发展成就是姓社的成就还是姓资的成就,是特色的胜利而不是本色的胜利、是中国化的胜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原的胜利;
改革前是姓社还是姓资?“由于改革初期,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境地,改革开放的政策,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生产力”=====本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禁锢生产力、人民生活贫困?还是改革前原本就不姓社?如果改革前姓社,为什么不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如果改革也姓社,这就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为什么要叫改革?

卫氏者,政客加胡说家也。
剩余价值就是剥削
剩余价值转形为利润
有利润就是剥削
改革前有利润、改革后有利润;中国有利润、美国有利润;社会主义有利润、特色社会主义有利润、资本主义有利润
大家都有剥削嘛

英国有公有、美国有公有、中国有公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区别?价格就是价值,价值就是价格,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的。选特朗普是资产阶级、选希拉里是资产阶级。
美国没有无产阶级、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所以,美国只有剥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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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DWII 发表于 2018-12-12 08:42:18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卫兴华: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与反思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 ... amp;from^^uid=3698065
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条 “是否有利于 ”的标准。有些学者将其错认为是判断 “姓资姓社”的标准,显然是悖理的。

以上事实说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的发展成就,是世界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是广大劳动人民辛苦付出的胜利。有人将其只归结为非公经济的成就,是不符合事实的。应是既有公有制的贡献,也有非公有制的贡献,总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也要看到,我国的发展是走过曲折的探索过程和付出了重大代价的。

由于改革初期,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境地,改革开放的政策,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生产力

邓小平并没有回答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 ,即使有利于也不一定姓社、即使不利于也不一定姓资;
40年的发展成就是姓社的成就还是姓资的成就,是特色的胜利而不是本色的胜利、是中国化的胜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原的胜利;
改革前是姓社还是姓资?“由于改革初期,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境地,改革开放的政策,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生产力”=====本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禁锢生产力、人民生活贫困?还是改革前原本就不姓社?如果改革前姓社,为什么不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如果改革也姓社,这就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为什么要叫改革?

卫氏者,政客加胡说家也。
剩余价值就是剥削
剩余价值转形为利润
有利润就是剥削
改革前有利润、改革后有利润;中国有利润、美国有利润;社会主义有利润、特色社会主义有利润、资本主义有利润
大家都有剥削嘛

英国有公有、美国有公有、中国有公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区别?价格就是价值,价值就是价格,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的。选特朗普是资产阶级、选希拉里是资产阶级。
美国没有无产阶级、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所以,美国只有剥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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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DWII 发表于 2018-12-12 20:21:13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共同富裕是均贫富的另一种说法。均贫富至少有二千年的历史,只有两种方式看似实现了这一目标,一是窃富济贫,另一是平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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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DWII 发表于 2018-12-22 11:04:08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吴敬琏十大改革忠告全文
金融家智库V
文吴敬琏

1、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改革的进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曲折起伏是必然的。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社会是大势所趋,除此之外,中国别无出路。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毎个人都要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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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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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毫无疑问,对于改革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或者如科斯所说“思想市场”的建立,是改革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在一个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这也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并得到实践证明的看法。将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改革,从来都是在不同理念、思想、方案之间的碰撞、砥砺和互补中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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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联式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还是非常强烈的,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下一代是不是好一些呢?不见得。它有一个很大的向题,是思维方式的惯性还在继续。我们的教科书、各种论证材料,对这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没有经过彻底的清理,所以它还是有力量的。有些人依然可以打着这个旗帜来反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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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中国的条件下,从寻租活动中取得巨大利益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與论工具竭力把社会拉向极右的方向。如果没有力量阻断这种进程,国家资本主义十有八九就会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或所谓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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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放任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并且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将是相当危险的。沿着这条道路前行,中国能够得到的,绝不是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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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是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实现这种转型的任务尤为繁重和艰巨。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了进展,然而市场经济作为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需要其他方面制度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的竞争秩序就得不到保证。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经济活动,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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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近些年来由于政府不断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使权力而不是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失去自由竞争的市场只能是一种貌似市场的“伪市场”。要建立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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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近年来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垄断和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及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寻租基础扩大,并导致腐败蔓延;但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之下,罪责却被强加在市场化的改革身上,进而成为加强行政干预和国家垄断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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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实际上,连已经写在文件上的经济改革要求,也有许多并没有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92年以后重启的改革,存在的一个缺陷是,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正如小平在1986年讲过多次的,"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改革也搞不通"。目前经济改革的落后的方面,像国有经济的改革,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改革,都无不与政治改革、政府改革滞后有关。
邪说不除,改革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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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DWII 发表于 2018-12-22 11:05:40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吴敬琏:改革面临四大阻力
正文我来说两句(26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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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29 08:25:20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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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文/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三期叠加”的挑战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十八届五中全会对这种状况做了总结,就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一概括非常全面、准确和深刻。
  我们所面临的矛盾、隐患和挑战可以用“三期叠加”来说明。
  第一期是“经济增长换档期”,经济增长减速这是第一个矛盾和挑战。过去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减速这些问题就出来了。
  第二期是“结构调整阵痛期”。“九五”规划时就提出需要改善调整产业结构,但是二十年过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现在越来越迫切需要调整结构,实现结构优化,但这件事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
  第三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我们一直用增加需求来拉动增长,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2008年底到2009年,用强刺激的政策扩需求保增长。增长率保住了,但是负作用很大。最突出的表现是我们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率迅速提高,已经越过警戒线。日本1986 年的刺激政策引发资产泡沫,泡沫破裂的后遗症至今还存在影响。日本的前车之鉴启示我们,刺激政策所积累起来的负面结果必须消化掉。
  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矛盾,各种隐患,各种挑战。
  二、根据“供给侧因素”提出对策
  对于增速下降有两种对策选择。宏观经济分析不外乎从两个侧面,即从需求分析或者从供给分析。
  第一种对策,可概括为从“需求侧因素”进行分析。之前最流行的“三驾马车”分析方法,就是从需求侧的三个主要因素:消费、投资、出口的状况去探求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源和寻求对策。这种分析认为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萎靡不振,拉不动中国经济的大车,解决之道就是想办法重振这“三驾马车”。这种分析法显然源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就是需求不足。
  总需求则是由消费、投资、进出口、财政赤字所构成。由此得出的对策,就是靠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提振需求和保持增长。这种分析方法和从中引出的结论在理论上和实际运用中都是存在问题的。且不说经济学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存在激烈的争论,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完全正确,它所针对的也仅仅是经济学所说的短期经济问题,用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去分析长期问题是不合适的。从长期来说,凯恩斯主义的处方不能用。
  我们过去一直用需求拉动增长,特别是2009年的强刺激,反复的强刺激结果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上公认的投资报酬递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维持了相当长时期以后,在2008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使增速一度下降。随后在2009年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下止跌回升,重回8%以上的增长速度,甚至从2009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连续三个季度达到10%以上增长率,然后就开始掉头向下。
  近几年来,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从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今年上半年降到7.0%,第三季度进一步降到6.9%。今年第三季度刺激措施的强度并不比2009年低,但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却几近于无。
  强刺激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债务积累。一般认为,总的杠杆率到200%以上就要引起注意。据有的机构研究,我国去年总的杠杆率已达到283%,这是很高的负债率,有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系统性的风险一定要规避,如果爆发的话不是短期内就能恢复的。
  可见,一方面,由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刺激政策促增长的效果每况愈下,另一方面,过量的投资会导致杠杆率不断提高、债务积累,这都使我们不能把增加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从它已经造成的后果来看,采用这种办法的风险太大了。
  另外一种方法叫“供给侧因素”的分析。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应该从供给侧的分析寻找对策。供给侧分析认为经济衰退不是需求薄弱,而是因为驱动力量或动力不足。
  这个分析框架就是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认为推动供给的基本上是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劳动力,第二个是投资,第三个是索洛余值,即技术进步。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总产出只由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因素决定;如果没有新的劳动力加入,增长的动力只有新增资本(投资)一项。然而投资的单项增长,必然造成投资报酬递减的结果。于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索洛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对这个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他用美国二十世纪前49年的数据,做了一个回归分析,发现增长率并未下降,投资率并未提高。索洛认为,推动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的公式中的A,这是劳动和投资都不能解释的一个余数,经济理论上叫做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也就是技术进步。这一理论模型对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对索洛余值的内容,索洛、库兹涅茨和施瓦茨(Solow、Kuznets & Schultz) 有不同的界定。索洛余值的“技术”概念很宽泛,是指所有的生产方法的改进。一些发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运用。在实际的经济分析中,则是一个常常用到的统计上的概念,叫TFP(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效率提高。尽管用语不尽相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肯定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用我们现在在实际工作中,政治文件中用的话来说,就是1995年以来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论是:我们只能依靠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增加索洛余值A( 提高TFP), 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三、关键在于建立新的体制、机制
  我们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二十年了。在1995年制定“九五”规划时,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第二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是我们总结了苏联的教训所提出来的。
  “九五”(1996-2000年)期间适逢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指引下兴起的改革大潮,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遗憾的是,到了“十五”(2001-2005年)期间,转型却停顿了下来。“十五”规划有好的方面,就是城市化加速。城市化是推动现代化、工业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我们城市化过程所依据的体制使得城市化增长的方式恶化了。
  城市化有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是从“市”发展而来的。市场主导的城市化有一个自发的权衡利弊的过程,尽量得到城市化的好处,又尽量防止其弊端。而中国的城市化是从“城”来的。我国的城是有行政级别的,世界上很少像中国这样,城市分成正部级城市、副部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城市的级别与城市规模有关,规模越大,级别越高。级别越高,掌握支配资源的能力更强。
  我国的土地制度也给主导城市化进程的政府增加了一个巨量的资源来源。低价征购的土地以市场价出售,形成了巨量的土地批租收入,这就提供了政府主导城市化的财政基础,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土地财政的收入就越多。这就更加刺激了这种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方式。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城市化本来是人的城市化,可是我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比人的城市化的速度快得多,这样的摊大饼全国“蔚然成风”,于是出现了“鬼城”,以及交通拥堵等等现状。
  为什么我们过去这二十年中虽然三令五申,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呢?根本的问题在于改革推进不足,所以这些体制性障碍就没有能够消除。回到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如果以上分析是对的,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采取的方针就是不要靠刺激措施来保证经济增长,而要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推进改革消除这些障碍,来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针,也是一个正确的方针。
  四、控制和化解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
  保证不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大体有两方面的措施。
  一方面堵塞漏洞、化解风险。要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要停止风险的积累,不要再做回报过低甚至完成没有回报的投资。
  要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债务。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有些企业已经出现了危机,应该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分担风险,但是我们现在通常的办法是由政府承担。赔了都是由政府负责,当然最后都是由纳税人承担。盘活由于粗放式增长形成的死资产存量。例如闲置的地产项目、“晒太阳”的开发区等。总而言之有很多的办法,把已有的风险释放掉,要想办法化大震为小震,不要因张力积累最后来一个大震。
  另一方面是辅之以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
  在当前的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仍然应当执行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的方针。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健的方针,是由于当资产负债表发生问题,杠杆负债率过高,就会出现普遍的偿债困难,人们都会捂紧“钱袋子”,保持足够流动性在手里,而不愿借债来进行长期投资。
  如果主要用货币政策采取刺激需求,多发“票子”,扩大信用,人们拿到钱以后更愿意投在股市而非流动性低、不易抽身的实业上。如果过度使用货币政策,股市也容易出现泡沫膨胀并在泡沫最终爆破时导致严重危机。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还要注意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
  所以两个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是要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赤字还有一定的空间。怎样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力度呢?所谓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说白了就是增加赤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增加支出,一个是减少收入。在我们当前的情况下,应该更多地采用普惠性的减税。现在我们碰到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企业家对未来没有信心,缺乏投资积极性。为了要改善营商环境,政府降低税收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
  五、改革的四大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依法治国的决定。对于党的“十八大”的决定大家都很兴奋,但是一定要考虑到,不是做出一个好的决定,躺在那里就可以实现的。因为障碍和阻力还非常强大。
  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存在着四大阻力:
  一是意识形态障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还是非常强烈的,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下一代是不是好一些呢?不见得。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思维方式的惯性还在继续。我们的教科书、各种论证材料,对这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没有经过彻底的清理,所以它还是有力量的。有些人依然可以打着这个旗帜来反对改革。
  二是既得利益阻力。因为改革得不彻底,所以就有很多腐败的机会,利用旧体制的遗产发财致富,这个力量在三十年中积累得很强大了,不可小视。
  三是不利的经济环境。我们过去已经得出这样的经验,推进改革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四是很高的技术难度。我们要建立一个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这在技术上、专业上的要求非常高。
  总而言之,改革的障碍和阻力还很大。中央的态度是,需要有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克服阻力和障碍,切实推进改革,这就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来参与。
  六、“十三五”强调创新和提高发展质量
  “十三五”在总的方向要求加强创新和提高发展质量的力度,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所谓发展质量就是说主要不是靠增加资本投入,而主要靠提高效率,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我们要加快建设能够激励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我们要动员但是不能光靠动员,而要靠体制机制。怎么能够建设这样的体制机制呢?归根结底要靠改革。
  《公报》特别强调了提高效率,又特别突出了创新。《公报》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项发展理念。在这五项发展理念中,把创新提到首位。文件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加快建设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在简政放权、金融改革、财政体系完善、国有经济改革、自贸区实验、教育体制改革、法治建设等方面都需要我们群策群力、共同推进。
  总之一句话,能否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所要求的改革落到实处,是我们成败的关键,希望我们今后继续共同努力,使得党中央的决定能够得到切实贯彻。
  (原刊于公号:比较。该号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主编,欢迎搜索关注)
  (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人文经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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