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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论证重农主义的中国如何发展制造业
——资产阶级是斯密的叛徒和人类的敌人的探讨（10）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中国的论证是作为论述重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典型材料进行的。
在斯密时代，中国处于土地公有制的亚细亚所有制。以村社为单位的古代共产主义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延续到满清ZF的垮台。）在村社里，农业和工业的结合是亚细亚所有制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源。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在村社的小块土地上利用互相帮助或者说按照斯密的《道道情操论》中所说的同情心，不仅为自己和家庭生产着生活必需品，而且利用手工业生产着便利品。中国的商业主要表现在村社周围的集市贸易。在村社里人们生产的是产品，把多余的产品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换。在这里，货币既是价值的尺度，由交换人在市场上根据供求关系决定商品的价格，而且是商品交换的转瞬即逝的交换手段，所以，中国社会的商业主要在中国村社的小范围内进行的，没有出现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分工的情况。由于，中国的土地公有制，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小片土地，在村社里匠人既是手工业者，也是农民。没有出现斯密在西欧社会中看到的工匠没有土地靠手艺生活。所以，中国的情况也就没有出现重商主义的条件，自然就没有手工业的资本。斯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论证中国的重农主义。并为中国人民提出了如何发展中国的制造业的意见。
第一，斯密时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中国东部的几个省，似乎也在极早的时候期已有农业和制造业上的改良。
中国东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许许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扩大了内地航行的范围。这种航行范围的广阔，不但非尼罗河或恒河所可比拟，即此二大河合在一起也望尘莫及。但令人奇怪的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不奖励外国贸易。他们的财富似乎全然得自内陆的航行。
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显然减少。所以，最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虽很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使其阶级保持着原有的人数。
第二，关于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
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辞。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象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委弃街头巷尾，或者象小狗一样投在水里。而这种可怕的杀婴工作，据说是一部分人公然自认的谋生手段。
第三，关于中国的商业实际情况
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财富曾经达到这种程度。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
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租借条件据说很适度，对于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证。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你们乞食般的贸易！”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要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能比较自由地经营国外贸易，这种范围当然就会大得多。
第四，中国的制造业如何发展
必须记住，制造业的完善，全然依赖分工，而制造业所能实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市场范围的支配，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末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
斯密的这个建议，和马克思对中国农民的建议如出一辙。斯密说：中国人“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来发展自己的制造业或者工业。马克思说，中国农民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就可以发展自己的制造业或者工业。
劳动者201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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