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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
民国之前的中国，一夫多妻是合法行为，辜鸿铭老先生曾用“茶壶茶碗理论”鼓吹一夫多妻制的合理性。当然无论什么时代，一般的女子并不愿意去做男人的小妾，要一夫多妻制能够通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富人可以用金钱补偿穷人损失的自尊;其二，国家法律允许，或者对纳妾行为不会给予严厉惩治。从古代到民国的漫长中国历史，这两个条件都具备，所以一夫多妻制畅行无碍。
1949之后的相当长时间，我国基本消除了婚姻生活中的重婚纳妾现象。原因在于上述两个条件都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大众的收入高度平均，虽然存在一定的城乡差距，但城市居民的生活也只是温饱之外略有余存，另外个人的生活作风与政治思想挂钩，法律与道德都是婚外情的巨大威慑力量。
经济学理论认为，人是有着自利动机的理性人，都会努力用最小的成本去获取最大的收益，每个阶层每个群体都不例外。以经济角度来看，法律上废除一夫多妻制等于减少了富人可以合法购买的商品组合。当然他们也可以用不合法的手段购买婚外性消费，但面临着诸多的交易风险，这些风险或者降低风险的开支相当于向其征收了一种消费税，用以补贴较为贫穷的年轻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特殊年代，这一消费税的税率几乎达到无穷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法治建设的推进，人们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个人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法律和道德观念对婚外性消费比起解放后50年铁板一块的形势大大松动，于是发生一些变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广东、福建等地出现的“包二奶”现象就是例证，根据权威定义，“包二奶”与养情妇和纳妾属于同一含义，是指有配偶之男性通过提供物质、金钱等方式供养婚外异性，并与其非法同居的行为。
2002年底广东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专门就包“二奶”、养情妇等情况奔赴各地进行了专题调研。调查显示，已婚者包“二奶”、养情妇有日趋严重的趋势。1996年深圳市妇联接到有关包“二奶”的投诉是69宗，1997年是96宗，1998年是200宗，一年比一年增多。根据广州市妇联统计，1999年投诉丈夫重婚、非法姘居、婚外性行为的案件为246宗，2000年为582宗，2001年为882宗，也呈逐年上升态势。分析这次收集的数据资料，与经济理论分析的结果相当一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包二奶”的男人属于高收入群体，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是很明显的事，高收入才拥有购买力，没有财力作后盾的需求不是一种现实需求。改革开放初期，“包二奶”主要是一些回内地投资经商的港澳台商人，大陆人当时还缺乏经济条件。而近几年来，“包二奶”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除了港澳台商人外，内地的包工头、厂长、经理、个体户“包二奶”的现象逐年增多，甚至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款们的很多需求得以满足之后，边际效用递减的经济规律必将促使一部分人将目光转向婚外性消费。
第二，大多数“二奶”文化程度低，来自农村的贫困家庭。调查数据表明，“二奶”主要以文化程度较低的年轻外来妹为主，初中文化占57.8%，35岁以下的占94.6%，有些“二奶”甚至与丈夫年龄相差40岁。74.5%的被访者认为，做“二奶”是为了能离开穷山区、留在大城市，有42%的“二奶”甚至表示愿意永远处于没名分的地位。这清楚地表明，“二奶市场”的供求双方处于贫富分化的两极，经济因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城市女子和高学历女子很少去做“二奶”，原因在于其经济收入较高，依靠别人致富的愿望不太强烈。其次，有属于自己的交际圈子，有与别人交往的需求，而“二奶”的身份名不正、言不顺，是社会交际的一大障碍。
第三，大多采用秘密或者姘居方式逃避法律制裁。法律制裁“包二奶”的措施有重婚罪和治安处罚条例。重婚是犯罪行为，可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界定重婚有两个标准：一是有配偶的男性与婚外异性非法登记结婚;一是有配偶的男性与婚外异性公开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形成事实婚姻关系。
据有关调查显示，75.7%“包二奶”的人知道重婚是犯罪，因此大部分采用秘密或姘居方式，以逃避法律制裁，只有16%是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法律惩治“包二奶”可以视为提高“包二奶”的消费税税率，而规避法律风险其实就是设法降低这一税率。
反方：
正反说：要一夫多妻制能够通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富人可以用金钱补偿穷人损失的自尊;其二，国家法律允许，或者对纳妾行为不会给予严厉惩治。从古代到民国的漫长中国历史，这两个条件都具备，所以一夫多妻制畅行无碍。
第一，“包二奶”的男人属于高收入群体，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第二，大多数“二奶”文化程度低，来自农村的贫困家庭。
第三，大多采用秘密或者姘居方式逃避法律制裁。
上述观点看似有道理，实则没有道理。
余文观点归纳起来无非是说：一是社会贫富差距大成为“包二奶”的社会经济基础;其二是说社会法律制度缺陷是“包二奶”的政治基础。然而，社会贫富差距虽然是经济现象，但其实质是制度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是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产生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因此，如果是说包“二奶”问题的社会制度原因分析，应该还是有道理的。而制度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首先，“包二奶”是一种供求关系，国民收入的增加促进了人们心理需求向市场需求的转化，而“食色性也”，性需求的市场化膨胀是产生“包二奶”现象的根源。
其次，“包二奶”现象是一种商品交换关系。社会市场化的结果是一切社会资源的商品化，包括人的器官的商品化。包二奶者寻求的是资金使用价值的最大化，二奶们寻求的是器官使用价值的最大化，二者交换的基础正是两个“最大化”的交换。
第三，“包二奶”现象是由消费倾向更新律决定的。喜新厌旧是人们的基本消费倾向，随着消费能力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倾向是趋于更新换代的，道德的约束人们保持着“大奶”，消费欲望的驱使人们寻求“二奶”(包不起的就只能找小姐了)。
从宏观经济学来说，这是一个就业问题，就不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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