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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我在美国访问期间，有机会拜访了一些北大校友。这些校友大多数从小就非常优秀，经过北大四年的培养后到美国最好的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博士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有些人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取得的成就让人感到由衷的高兴——这说明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全球人才市场竞争中不逊于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但在高兴之余，我也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在我的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
有一天我见到了一位校友，中学阶段曾获得过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和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是许多人崇拜的偶像。他被保送到北大物理学院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申请到了全世界最好的物理研究所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在另一所顶尖大学跟随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获得了该校物理系助理教授职位。应当说这一路走下来非常顺利。但就在几年前，他突然间改了行，开始自己创业，开办了一家小公司，从事投资移民咨询顾问。在美国期间，他邀请我到家里做客。他的家坐落在郊区的湖畔，风景秀丽，静谧怡人，是一幢很大的独栋别墅，有两个很可爱的孩子。他的夫人是当年在北大的同学，现在在家做全职太太。
为什么一个当年在物理学领域里非常有潜质的优秀学生，到了美国之后没过几年，他的人生轨迹就全然转向了呢？我问起他的心路历程。他说，在美国的最初几年，也曾想过在物理学领域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但美国大学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他逐渐意识到，这辈子无论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到达第一流的位置，慢慢就产生了想放弃的想法。当然，继续在美国大学就这么待着也能混下去，但后来成了家，有了孩子，经济压力逐渐增大，不得不去想办法赚更多的钱，就这么转了行。有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翻出当年的获奖证书，他也会回想起年少时想成为一名伟大的物理学家的梦想，但也不过是只能想想罢了。
我们还聊起当年读书时曾经共同崇拜过的一个偶像，是某个省的文科状元，在北大社会学系读书。他的理想是成为中国第二个费孝通，在中学阶段就读完了费先生的所有著作，在北大读书期间一直是社会学系的第一名。他曾信誓旦旦要在北大读完所有的学位，绝不出国——他相信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根基在中国。但在大学二年级时，他遇到了他的女朋友，也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女孩。这个女孩要出国，他不得不跟着出去。凭借着雄厚实力，他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全额奖学金。据说，到了美国的第二年，他就转到了金融系，硕士毕业后去了华尔街，现在在一家国际投资银行工作。
人的一生极为复杂，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遇与挑战。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在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一直都极为优秀的学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极为聪明，甚至不乏兴趣和理想——最后却没有在自己最初喜欢和从事的研究领域里继续坚持做下去呢？经济上的压力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促使他们做出放弃的选择呢？
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从不认为，所有在大学里学习某一专业的学生未来一定要从事这一专业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基础学科领域。我也并不认为，成为科学家和学者是一个人的最优选择。每个人都有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和人生道路的权利。我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都是经济学专业，但现在从事的却是教育工作——这并不妨碍我经常会从经济学角度特别是从制度和政策维度思考我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学的专业训练反而使我有可能看到一些教育学专业的人所看不到的东西。事实上，这个世界的确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可能大多数人最后从事的工作和自己大学时的专业没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当然，他们在接受专业训练时所形成的思维方法和习惯会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我认为，这才是本科教育的核心和实质。
在本科阶段，学生不一定需要获得多么艰深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他们能够通过系统性的学术训练，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养成良好的阅读和思考习惯，在面对复杂资讯和局面时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去解决问题，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过早地进入具体的技术性专业反而可能会限制学生的视野和未来发展空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直觉得学生在本科阶段应当尽可能地选择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基本思维方法可以在任何专业里得到运用。未来是不确定的。学生的基础越扎实，他们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就越强。如果要在专业化和通识教育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更倾向于在本科低年级实行宽口径的通识教育，高年级再开始专业化教育。
尽管如此，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很强的声音在说，北大每年招收的学生中，至少应当有一部分人——哪怕数量很少——能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基础学科领域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若干年后，在这个领域的世界上最顶尖的学者群体中，依然能够还有北大毕业生的身影，哪怕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顶尖学者本来就是稀缺的——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文明也都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但如果一个没有，那可能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和失败。
按照常理来说，北大、清华每年招收了全国高考分数最高的学生，他们中间应当涌现出最多的科学家才是。但细数当今全球最优秀的华裔科学家，本科出身于北大、清华的并不占多数。据统计，恢复高考以来，有大陆大学教育背景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13位华人科学家中，出身北大本科的有四位，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有两位，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各一位。而三十多年来，北大、清华的本科招生总量至少应当不低于15万人。这些当年以最高分数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最后都到哪里去了呢？
有一部分人依然在坚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大多数人最后没有坚持下来。坚持不下来的首要原因可能是他们面临的选择机会太多。能够考上北大、清华的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般而言，他们面临的机会要比其他人大得多——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们总是可以先挑，往往有时候还会挑花了眼。选择机会越多，一个人面临的诱惑也越大，也就越难以坚持下去。经济学家常常建议“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尽可能地分散风险，但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结论可能恰恰相反。正像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布鲁斯·博伊特勒（Bruce A. Beutler）所说，正确的决策可能是应当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有连续性地从事某项研究工作，否则浅尝辄止，很难做出原创性的尖端成果。
坚持不下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们对于所学的专业或未来从事的领域缺乏真正的兴趣和狂热的激情。恢复高考后的三十多年里，我们一直实行的是统一高考下的集中录取制度。这一制度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它最大的弊端在于高校无法有效地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拔人才，结果导致“千人一面，千校一面”。特别是，由于“只见分数不见人”，科学研究中最为看重的兴趣和好奇心等非智力因素恰恰无法通过标准化的大规模考试考核出来。
更严重的是，由于基础教育紧紧围绕高考进行重复性的训练，忽视对学生兴趣和好奇心的挖掘、保护和培养，学生常常到了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仍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甚至不知道自己对什么不感兴趣。他们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努力在考试中取得比别人更高的成绩。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既不知道为什么而学，也不知道学了之后有什么用。当这些学生凭借高分考入北大、清华的某一专业时，常常对这一专业既缺乏认知和了解，也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之所以进入某一专业，只是因为高考分数达到了这一专业的录取线——事实上，对于这些人中翘楚来说，无论进入哪一个专业都可能学得并不差。
然而，一个人如果真的要做出一番非凡成就，必须依赖于持久兴趣所产生的强大驱动力。否则，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往往就会选择退缩。这时候如果还有其他机会的诱惑和退路，很容易就会放弃和转换方向。也许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北大、清华的招生名额是有限的。当一部分人能够进入北大、清华的同时，意味着另外一部分人无法进入。如果北大、清华招收了大量分数很高但缺乏创造力的学生，那些创造力很强但在分数比拼中败下阵来的学生就会被排斥在校门之外——他们可能更需要在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学府接受培养和训练，也更可能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投入毕生的精力——这既是对优质教育资源和人才的巨大浪费，也会从根本上破坏国家的人才结构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对于高校招生工作来说，一个根本性的任务是如何有效发现那些对某一学科领域具有持久浓厚兴趣的，适合自己培养的优秀学生。未来若干年后，从他们中间能够产生一个或几个影响世界甚至改变世界的灵魂人物。这些能够最终坚持下来的人决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1978年的早春，邓小平同志曾经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造就和培养杰出的人才”，把“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从此开辟了当代中国科学的春天。伟人虽逝，言犹在耳。遗憾的是，三十多年来，我们在“打破常规发现、造就和培养杰出人才”方面还像个小脚女人一样，并没有迈出多少实质性的步伐。现在，是到了下决心付诸行动的时候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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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背景美国科学院院士统计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截止到2014年，有内地大学教育背景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华人科学家包括：
谢晓亮 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
邓兴旺 北京大学生物系本科
陈雪梅 北京大学生物系本科
郁 彬 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
骆利群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庄小威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朱健康 北京农业大学本科
北大生物硕士研究生
王晓东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本科
谢 宇 上海工业大学本科
叶 军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本科
董欣年 武汉大学生物本科
陈志坚 福建师范大学生物本科
杨 薇 曾就读复旦大学生物系
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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