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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从物物交换开始的商品交换，必然产生这样的后果：一种商品成为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然后这个原本有任何商品都可胜任的角色经由人类社会的活动，使一种特定的商品最终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充当起一般等价物的特殊社会职能，这就是货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04页-10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也就是说，货币的一般属性就是其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特征或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卡尔•马克思在描绘货币产生的历史过程中，将社会的作用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并着重引用了《圣经·启示录》“他们同心合意，把力量和权柄授予那只兽。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能买或卖。”这段话进行证明。但是，卡尔•马克思并未继续对社会在货币产生后，如何继续发挥对货币的控制和决定作用进行研究，而是把货币作为一种类似新化学物质一样的发明或创新——货币“那只兽的名”，不加区别地应用于所有不同的人类社会形式中去，就象钢铁在任何社会类型中，其物理和化学性质完全不存在任何差别一样。
从物物交换开始的商品交换，起初并没有黄金或白银存在其间作沟通或中介，有的只是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也就是说，每一个物都因其具有的使用价值而成为其它物的对价物，然后，充当对价物的使命按照物质的自然属性或大数据的结果自然集中于金银等贵重金属身上。历史发展至此，出现了金属铸币和纸币直至我们今天看到的电子货币等，但有一个并非致命的、没有得到应有关注的问题就此沉淀下来，并一直潜藏于将铸币和纸币当成是金银贵金属的符号或代表的理论或观念中：卡尔•马克思将铸币和纸币的诞生归结于解决金银等金属币的磨损——“金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有的磨损得多，有得磨损得少。同名的金币，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因为重量不同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资本论》第一卷145页），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自然倾向是把铸币的金存在变为金假象，或把铸币变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资本论》第一卷145页），纸币和非贵金属的铸币就借此产生站在社会的前台，金银贵金属隐退到国家金库中去避免被磨损。这可能是著名的金本位思想的完整诠释。卡尔•马克思等经济学家的错误至此还只在于忽视了纸币和铸币不仅仅是金银贵金属的符号，不仅仅是作为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的金的符号，同时也是、更重要和首要的是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的符号。咋一看上去，提出这个忽略的问题有点小题大做或无视提出这种理论的前提假设，因为在此之前，卡尔•马克思们已经肯定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是一般对价物，自然也代表了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作为金的代表的铸币和纸币，也自然继承和承担了这一职能，从逻辑上讲，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再重复；其次，“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只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这样，卡尔•马克思本人是特意在先将具体的物的使用价值排除于对交换价值的讨论的范围之外，而并非无意忽视或忽略了。那么，当商品交换的扩大，上升到将一种物——如贵金属金——固定作为所有其他物的对价物时，卡尔•马克思们的那种有意或无意的忽略自然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那就是有关货币的问题或货币经济学理论脱离商品或服务的具体使用价值或效用领域，或者说前者与后者无关。至此，从卡尔•马克思们认可的商品理论内部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或错误：一个具体的物物交换，是使用价值间的交换，其表现出数量的关系，即交换的比例本身也就是建立在交换物的具体使用价值或效用水平上的，如用一棵新鲜的白菜交换两个新鲜的土豆和用两棵不新鲜的白菜交换两个新鲜土豆时，2：1和2：2的比例关系差别，事实上就是白菜新鲜程度所代表的白菜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差别的反映或体现，怎么可能不包括物的使用价值的“原子”呢？相反，正是商品——如这里的新鲜程度不同的白菜——的具体使用价值的不同构筑了其交换价值不同或差别的基础。商品相同或稳定的使用价值——如例子中新鲜度相同的土豆，则决定了其交换价值的同一或稳定的基础。一定时期内，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其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已经被固定，此时用金与不同的商品、服务相交换时，交换比例的不同，显然首先代表的就是商品、服务的使用价值或效用水平的不同或差异了，我们将上面例子中的新鲜土豆换成贵金属金再看，上述结论就再自然不过：新鲜白菜的交换价值是不新鲜白菜的2倍。因此，金本位思想或纸币、铸币都是金的符号或代表的理论，事实上都是建立在金之外的所有的其它的物的使用价值稳定或不变基础之上的，也因此只有在一个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确实稳定或不变的社会或国家环境中，才可能有效或正确。卡尔•马克思们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另一端：当商品和服务的整体使用价值下降而贵金属金、银的使用价值还在原地不动时，标注它们的货币的内在价值或对价也要变动，也就是说，假设一个货币具有稳定的金含量，只有在稳定的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的前提下才是真正妥当的——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也应当象没有磨损的金一样始终如一。因此，所有将铸币或纸币看作是稳定的金或银、或其它内在某种东西的象征或代表的观念，事实上都是建立在所有与其相交换的商品、服务的使用价值也是稳定不变的基础之上的，否则从逻辑上就是错误的。虽然卡尔•马克思本人曾经意识到与货币相交换的就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非其它，“金作为货币执行职能——不论由它亲自执行，还是由它的代表执行——使它固定成为唯一的价值形态，成为交换价值唯一适当的存在，而与其它的一切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对应。”（《资本论》第一卷149、150页），但类似上述忽略在卡尔•马克思那里还是最终酿成了更大的错误：从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开始，卡尔•马克思继续探讨隐藏在金背后的商品交换的本质，得出了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将商品交换的比例最终归结于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这个过程在卡尔•马克思的头脑中，也许甚至更有可能完全相反：卡尔•马克思是先有了劳动价值论的观念，然后将观念中的一种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所有商品内在的共同特征，用贵金属金这个特定事物中内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标准或尺度，即用“多少金”进行衡量或标记，得出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价值），与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彻底隔绝。这就彻底远离或打破了我们上面刚刚根据卡尔•马克思们的经济理论指出的潜在命题或前提条件：一切将货币视为稳定的金或任何内在价值稳定的观念——我们可称之为“自然货币理论”，都事实上建立在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的稳定基础之上。这样以来，卡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无疑要比仅仅信奉货币应该内在价值稳定的经济理论走得更远，差错更大：仅仅信奉货币是必然内在价值稳定的经济理论，在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相对稳定的社会中，碰巧成为真理，但运用于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根本不稳定甚至持续下降的社会中时，就自然难免产生错误，同时也难以运用于研究不同社会类型相互交往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而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却将彻底失去可以应用的任何社会空间。
劳动价值论事实上是卡尔•马克思的货币经济理论的基础，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就是这个理论中货币所要表达出来的全部内容或制服下包裹的实质躯体，它的计算单位是时间——生产一种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不同商品的价格即通过货币代表、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实质上是以货币自身所具备的这个时间为计量单位的具体数据或一种货币系数表达结果（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0-51页）。可以说，卡尔•马克思的货币金本位，就是起源或者落脚于商品的劳动价值论的，而与其他货币金本位观念和理论相区别。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卡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现在早已经产生了更科学并被公认的新理论。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将产业工人劳动作为商品价值的全部来源，显然排除了科学技术创新即人类意识或精神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意识对真理的探索和把握，只靠重复的脑力劳动，人类无法有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自然也没有新的使用价值或效用，甚至不可能有任何新商品和新服务，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一直未区分脑力劳动和意识，这是造成其理论体系所推演出的一些所谓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顺利解决的内在矛盾的基础所在。我们怎么看待工业流水线、怎么看待设计计算机软件、怎么看待会做家务或会下象棋或会帮助孩子们学习功课等等人工智能机器，就应该怎么看待产业工人、怎么看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事实上，智能机器或机器人也正是在这些领域开始大规模地替代产业工人和按照要求进行定制设计的普通设计人员；除科技创新领域之外的整个经济和社会领域，都只是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条件和基础，但其自身，都没有产生创新或创造新的使用价值或效用的能力或可能。财富的本质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或物理效用，是只有科技创新才可以产生、发现的，生产、流通等经济领域并不创造新的使用价值或商品、服务，而是象机器人生产、运输过程一样，复制、移动、保持了某种使用价值或效用。如果将科学技术即人的意识或精神因素加入到马克思商品价值和货币经济理论中去，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剩余价值和所构建的一切矛盾根本不存在，据此所作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预言也自然完全错误！
货币的一般属性从本质上是拒绝其他使用价值或效用的，因为它的使用价值或效用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再没有变化，从来都是充当支付手段、财富的贮藏手段和一般对价标准的。而商品世界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变化或运动恰恰在于使用价值或效用。商品、服务的使用价值主要取决于真正的脑力劳动或哲学中的意识观念：即发明和创新。产业化的生产，并未动摇商品是以其差别化的使用价值或效用来吸引货币或其它物或服务与自己相交换的规律，例如手机，各种各样的手机产品，并非依靠组装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优势或内在，走向市场的，而是靠展示各自的特性——即使用价值的独特性来与货币相吸引的。这样，货币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用自己恒定的使用价值来衡量无数的商品、服务的使用价值了，或者说，固定的货币币值在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稳定的特定社会中，恰好可以准确地反映经济状况，而在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持续下降或上升的特定社会中，却要在货币法定币值之外的地方，体现出这种变化。因此，同为币值法定的各种货币，如人民币、美元、英镑等等，却因其所处特定社会的类型不同，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经济学规律，反过来又成为我们考察不同类型社会的发展规律的工具或基础。
迄今为止，所有承认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的经济理论，包括卡尔•马克思在内，都没有否认社会公权力对货币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但同时，也都缺乏对社会公权力不同形式对货币的具体影响的探讨。个中原因，从《资本论》的理论角度来看，是因为将货币直接作为一种自然的、客观的事物来对待，货币的规律因而被视为一种自然的规律，无法被人类社会的不同政治制度所打扰。历史是如此的诡异：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与卡尔•马克思一样，都在一边不否认社会及其公权力在货币产生、运行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边同时又彻底抹煞或忽略了货币的社会属性——货币在不同社会类型中，具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和作用。虽然西方早在上个世纪，就产生了推翻卡尔•马克思的商品生产理论的新经济学理论，确立了科学技术在生产要素中不可代替的地位，事实上推翻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基础，但却没有继续前行终结其货币理论，原因就在于经典货币理论“幸运”地与西方社会类型相和谐，但其这种幸运也是其最大的不幸，让其长时间看不到货币的真谛——来自《圣经》、源自《圣经》社会观念下的货币真面貌。
社会公权力是货币唯一、真实的后盾和基石，而非黄金或其它，无论是专制政权社会还是分权制衡的法治社会，都是如此。社会公权力对一个社会的货币的影响和制约，体现在货币所折射出的社会、自然环境状况，集中表现出一个社会中所有的商品、服务，包括社会公共服务在内的有用性即其“使用价值”整体水平的变动状况，决定了货币的根本属性或社会属性；而作为一般等价物、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一国货币，仅仅是货币的一般属性或“物理”属性，行使着通行于全人类任何社会类型中的普世职能。从威廉•配第的《赋税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杰科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甚至再向前追溯至约翰•贝勒斯的《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向后直到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包括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有关货币的所有知识、结论都是建立在货币=金（或）银=铸币的历史观念的沿袭基础之上的，至今，所有有关货币、财富的经济理论，都是基于这个历史观念和事实之上的。受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铸币材料的数量及成本限制，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作为笼罩在货币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上的盖头，一直影响和制约了我们对货币（钱）的本质探讨。因此，我们将迄今为止的西方经济学，称之为“自然货币经济学”或“物理货币经济学”，有别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以货币幸福度为核心的“社会货币经济学。”
——该帖子摘自本人刚刚完成的书稿《社会货币学初论》，26万多字，正在寻求出版，但由于很多内容敏感，这个开创性的经济学基础研究成果也恐怕无法在国内发表，有感于友人提醒莫惹麻烦，我还没有向任何一家国内出版社投出此稿。鉴于本人认为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货币基础理论部分，局限性非常明显，导致其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的根源及未来走向、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挑战，提出全新的社会货币学经济理论予以修正。可惜，这个试图从根本上推翻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中文著作，无论正确与否，都无法首先接受来自同胞的检阅，是本人的最大遗憾。此帖以后，也将不再发任何新帖子了，祝愿努力学习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学子们，仔细阅读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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