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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资产管理行业的现状及发展形势分析 资产管理泛指专业机构接受客户(含机构和个人)委托，通过专业化投资运作，对客户委托资产进行经营管理，以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经营活动。在成熟市场中，资产管理行业是一个规模巨大、结构复杂且专业分工精细的行业，参与者形形色色。按照参与者在整个行业中承担角色、发挥功能的不同，可将其分为资产管理人、产品设计者、产品销售者、市场看护者、产品购买者和资产所有者六大类，它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从全球范围看，资产管理是金融领域中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2011年末，全球资产管理资金规模已接近90万亿美元，其中来自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领域的资金占比近90%。近五年来，除对冲基金规模小幅下降外，其他渠道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迅速，规模均已达到或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后危机时代”行业格局深刻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愈发趋于保守，对绝对收益产品的需求走向旺盛，行业整合和并购加剧，新兴市场业务快速成长。在此背景下，产品种类丰富、投资区域广泛的资产管理机构显示出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适应性。
金融危机使大多数投资人经历了空前的挑战，机构投资者挑选资产管理机构的标准更为严格，对其投资过程、历史业绩和风险管理系统等的审视也更加系统化和多元化。调查显示，超过1/3的机构认为美、英、德、法等主要市场的投资顾问服务重要性明显增加，接近一半的机构认为中东和亚洲地区投资顾问的重要性显著上升。此外，金融危机使投资者要求资产管理机构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要求产品、费用和风险等方面的信息披露更为清晰透明。可以说，当前客户更关注的不是资产虚拟净值，而是风险规避和绝对收益，尤其是在保本基础上的安全收益。
近两年来，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出现微调。一方面，被动管理产品强劲增长。后危机时代，大多数主动管理产品难以持续跑赢大市，而被动型和平衡型产品(如ETF、指数基金等)因其具备交易价格低廉、产品流动性强、增值空间较大等优势，已逐步成为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另一方面，另类产品虽受重创但价值犹存。尽管房地产、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等另类产品在金融危机期间损失惨重，但因其与传统产品走势的相关度较低，具有套期保值、对冲波动性及规避单一市场系统性风险等功能，仍然受到投资者青睐。调查显示，自2009年下半年起，另类产品的净申购量已经由负转正，大部分投资者希望在资产组合中增加另类产品的比重。
在拓展业务平台的过程中，资产管理机构既要将资产配置布局到全球各地，又要考虑在不同市场中获利，还要在各投资领域体现专业性。面对这些综合性要求，单靠内生发展就会显得非常缓慢甚至会落后于同业。近年来，以并购方式将资产管理业务做大做强，并通过业务联动和资源整合实现利益最大化已逐渐成为业内共识。例如，美国道富金融集团在2009年就收购了一家另类投资公司，建信基金的外方股东信安金融集团也在2011年收购了三家公司以实现其全球化战略，去年黑石集团也积极竞购ING亚洲资产管理业务。
伴随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成长，新兴市场国家资产管理领域保持了快速发展。其中，亚洲资产管理业规模年均增长率高达25%，拉丁美洲为20%，中东和非洲为10%，日本和澳大利亚为8%，欧洲为7%，北美洲则仅有6%。从市场份额看，美国在全球市场中几乎占据半壁江山，欧洲占比约为30%，亚洲占比约为12%。由此可见，当前欧美市场仍是主要的资金聚集地。不过，市场普遍预计，未来几年新兴市场的管理资产规模占比有望突破25%。
欧美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脱颖而出
全球排名前20位的资产管理公司中，银行系共有9家，包括摩根大通、瑞银、汇丰等；基金系共有7家，它们在排名榜上占据着前5位。该类公司专注于资产管理业务，规模超大，历史悠久，声名远播，如黑石、安联、先锋、富达等；保险系共有3家，其所属的保险公司在保险业内的排位也较靠前，如安盛、保德信、日本生命等；信托系仅有1家，为美加地区的大型信托公司“北方信托”。由此可见，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在全球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业务定位看，欧美大型银行的资产管理部门主要承担资产配置和投资咨询职责，根据客户的期望回报、风险偏好、流动性和限制条件等因素进行组合投资，提供跨地域、跨产品、跨渠道的多样化选择，投资工具涵盖传统市场和另类市场，经过相互搭配形成多层次组合策略。
从组织架构看，欧美大型银行的资产管理部门可成为集团的一级或多级子部门。但是，无论其归属层级如何设定，均包括前中后台的各类业务，以实施全投资运作流程。此外，为了达到良好的风险控制效果，对后台部门的管理往往采取矩阵式管理架构，使其在为资产管理业务运作提供支持的同时，还要接受集团业务条线管理。
从客户来源看，欧美大型银行的资产管理部门通常不直接进行客户营销，而是依托其他部门力量进行开拓，并设立指定团队独立开展客户维护。其中，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团队负责挖掘高净值个人客户，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团队负责挖掘公司和机构客户。
从协同关系看，欧美大型银行的资产管理部门大多与兄弟部门和子公司开展密切合作，以挖掘更多机会，实现良好的经营协同效应，并对内部定价、资金成本和风险溢价的分担达成一致。例如，投资银行部为财富管理部和资产管理部设计多种结构化产品；资产管理部不仅为客户制定投资决策、管理共同基金，同时也为私人银行、零售与公司银行部提供信息和解决方案。
从风险隔离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欧美大型银行中各部门的“过度协同”负效应显露无疑，其根源在于内部混乱的转移定价机制，以及对重资本、长尾业务的风险隔离不足。此后，部分机构提出将更多资产和职能配置给资产管理团队，根据市场环境和产品需求情况进行产品重定价，设立“双董事会制度”进行独立监督，创造外部市场以实现有限协同等措施，取得了良好的风险控制效果。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有望迎来跨越式发展
目前，中国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机构包括银行、基金、信托、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2012年末，整个资产管理行业26万亿元的管理规模中，信托、保险资管、银行理财三足鼎立，各自的规模均超过7万亿元；基金和券商资管规模相对较小，分别为3.62亿和1.89亿元。从发展速度看，银行理财和信托快速增长，过去5年的复合增长率分别超过70%和50%；券商资管增速最快，复合增长率达74.65%；保险资产稳步增长，复合增长率达20.44%；基金业受近几年股市低迷的影响，发展较为迟缓，复合增长率仅为1.99%。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在短时期内取得了辉煌成绩，但与成熟市场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规模占GDP的比重偏低。欧美国家的资产管理规模通常占GDP的60%左右，虽然“失去的二十年”导致日本的资产管理规模(AUM)不断缩水，但其规模占GDP的比重仍保持在7%以上。目前，中国的这一比值仅为2.17%，这表明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尚处于初始阶段，而未来保持快速增长的概率较高，发展空间仍很广阔。
二是品种过少。当前，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尚未建立。虽然投资者出于“负利率”隐忧而对理财和资产管理产品的需求较大，但市场中的可投品种很有限。除了传统的股票、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产品之外，衍生工具、大宗商品及另类投资产品乏善可陈，而后几类投资产品恰恰与传统投资的相关性较低，因而能够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由于缺乏有效对冲工具的投资，对客户而言，投资本质上成为一种“赌博”。
三是服务不足。在中国，资产管理常被称为“代客理财”，客户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通常仅包含简单的风险测评，而并未考虑不同投资群体的差异化特征，其投资策略和标的资产也缺乏透明度，往往难以满足客户的理财目标。反之，成熟市场的资产管理更注重“差异化服务”理念，它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委托人的收益目标、风险偏好、限制条件等因素，为客户量身定做组合方案，并进行实时监控和调整，从而实现委托投资效用最大化。
虽然与成熟市场存在全方位差距，但从居民财富积累、金融市场发展、监管政策放松等方面看，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国际化进程正在提速。
首先，居民财富积累奠定了庞大的市场需求。伴随 30 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居民积累了大量财富，涌现出高净值群体阶层；经济结构调整使得产业资本领域出现大量闲置资金；随着我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预期的消失，居民财富配置也将逐渐转向金融资产。从结构上看，未来资产配置将在权益类与固定收益类资产之间、货币市场类与资本市场类资产之间、人民币类与外币类资产之间进行阶段性转移，这将在行业内引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也给具有前瞻性视野和较强专业能力的机构提供了无限商机。
其次，金融市场改革催生出品种丰富的投资工具。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投资工具种类日渐丰富，使投资者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市况中均能获利。在此背景下，投资产品伴随着客户风险偏好和金融市场的演变日趋丰富，逐步趋向多元化，资产配置也从区域化向全球化转变。以前的投资工具仅限银行存款、股票、基金、债券、外汇、房地产等，交易只能是单向做多。近年来，逐渐增加了股指期货、国债期货、融资融券、货币市场工具、QDII 及私募股权等另类投资，可实现多空双向操作，转融通、资产证券化等创新型工具也即将大规模出台。
再次，监管政策放松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2012年下半年以来，证监会和保监会密集出台创新政策，对券商、基金、保险、期货等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予以政策松绑。证监会的主要思路是放松管制，放宽限制，同时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旨在推动券商、基金等机构向“现代财富管理机构”转变，措施包括拓宽投资范围和资产运用方式，取消基金以及集合计划行政审批并改为备案制，调整对基金券商资产管理产品的投资限制等；保监会的主要思路是通过适度放松投资政策，增加投资运作空间，降低保险资金对资本市场的过度依赖，拓展保险行业新的盈利增长点，措施包括鼓励保险机构受托管理非保险资金，试点开展业务创新、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开展公募资产管理业务等。总体来看，未来监管机构在投资范围、产品准入、投资者条件、资本约束等方面的管制将更为宽松。
经历了1992年市场化改革和2001年加入WTO带来的两次高速增长后，当前我国已进入由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转型的瓶颈期。在人口红利渐失的背景下，经济发展要实现浴火重生将高度依赖第三次红利释放，即“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的释放。未来几年，中央ZF将逐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利率市场化。在金融改革方向明确的背景下，其政策效力需要借助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发挥融通功能的各类资产管理机构来实现。这充分表明，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第二春”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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