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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荣人生
爱虚荣，大概是人的一种天性，并不值得求全责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有修养的表现，它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体面和尊重。再说，爱虚荣在生活中绝对无害，绝不像嫉妒那样危险和有害，充其量不过是使你感到有点不舒服罢了。所以有的人一辈子爱虚荣，并不影响和周围人相处。
但是，虚荣人生确实也不值得恭维，因为虚荣往往和浅薄联在一起，常常假借与自己无多大关系的人和事来抬高自己，而自己又确实没有必要那样去做。
例如，爱虚荣的人喜欢谈论自己有名气的亲戚和朋友，并且总是不厌其烦和有所夸张，似乎这样一种攀援会使自己的身份显得更加重要一些。而在有些人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沾光”的举动而已。
一般爱虚荣的人都很热衷于时髦，爱赶时髦，对当下流行的东西很感兴趣，经常以此为荣，在别人面前炫耀。如果你对此不了解，他(她)就会做出十分惊奇的样子：“啊，什么，连这个都不知道?这可是现在最……”——这是虚荣人生中最得意的时刻。
和虚荣之人一起吃饭是最有意思的事。他(她)宁肯忍痛割舍，也决不愿进低等餐厅。当然，宁肯饥肠辘辘地硬说不饿，也是一种选择。
爱虚荣的人，一般喜欢做出博学、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不懂装懂，对自己不懂的事也要插上几句，结果经常弄巧成拙，闹出笑话。
而在这种情况下，爱虚荣还是不会承认自己不懂装懂，而是爱寻找多种理由为自己开脱，或者转移话题，或者强词夺理，结果越弄越糟。
爱虚荣的人爱好“有名”，结交名人，收集名人签名，吃名菜，穿名牌，爱谈名言，爱看名片，爱读名著，等等，凡属有名的他(她)都沾点边，但差不多都是一知半解。
爱虚荣的人当然爱听表扬的话、奉承话，而且听后记得特别牢，并且再三在别人面前重复。当然，爱虚荣的人少不了有点小嫉妒。不过，当自己的同学或朋友在某一方面强过自己的时候，这种小嫉妒很快就会过去，他(她)很快会因此为荣，在别人面前说自己有一个如何如何了不得的同学或朋友。
虚荣人生是用漂亮的羽毛装饰起来的，很花俏，但是并不一定实在。
变色人生
变色龙是一种奇特的动物，它能够根据日光和周围环境的不同，变幻自己的肤色，以此来保护自己，不被其它动物发觉。
俄国作家契诃夫有一个著名短篇《变色龙》，写了一种令人鄙视的人生，他完全看着权贵的眼色行事，指鹿为马，颠倒人生，目的是为讨好权贵，自己获得一种狗仗人势的满足感。
变色龙随时改变自己的肤色，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不过是一种生物本能，是自然进化的成果。这种适者生存的动物特性，也是大自然神秘的创造成果之一，连人类都不得不惊叹。但是，变色龙似的人生却令人感到丑恶，感到俗不可耐。因为人不同于动物，人有自己的意识，人能够适应环境，也能够转换环境和创造环境。而且，更重要的，变色龙随时应变是在特定环境下进行的，并不伤害到自己的同类。而人之中的“变色龙”则完全不同，他随风转舵，奉迎权势不可能脱离生活发展的前因后果，而且必定会得罪伤害自己的同类。
所以，变色人生虽然能够做到“好汉不吃眼前亏”，虽然有时能占到一些小便宜，但是运气远远不如静卧在树上的变色龙。这些人变来变去，但变不过复杂的人生，不可能讨很多人的喜欢。而且变得太快太多，自己的价值也越变越低；权贵们虽然不觉得你讨厌，但是也不会把你当一回事。所以“变色龙”最后的结果常常是一文不值：白变。
与此同时，变色人生会遭到人们普遍地唾弃。因为他们骨头太软，格调太低，投机太露骨，拍马屁拍得太直接。这种随机随时应变的方法，也太缺乏技巧，所以很难长久有效。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变来变去总有破绽，而且往往不顾一切地自己否定自己，当众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给人一种下贱的感觉。大家都知道，下贱的人是谁都瞧不起的，尤其是自私和丑恶的下贱，更让人恶心。所以变色人生成为人们所嘲笑挖苦的对象，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变色人生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市场。也许是世界太拥挤了，人生太艰难了，权贵太可恶了，个人太渺小了，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大一部分人卑卑微微、低声下气地活着。他们没有信心和能力转换和改造环境，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自我的尊严，他们只是想活得安全，想多得到一些东西，还想借他人之势稍微风光一下，所以，想当一个人间的变色龙，也顺理成章，似乎情有可原。
痞子人生
痞子，好像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类人。自从出了“痞子作家”王朔之后，痞子的身价仿佛也提高了许多。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痞子即指恶棍、流氓之类的人物，’他们专门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无理取闹。其实有点不确。痞子比流氓要文明得多，有的或许还相当有修养，但是照“痞”不误，比如王朔，虽然著作等身，大名鼎鼎，但是还是有人把他叫做“痞子作家”。其实，痞子人生在中国很普遍，不仅有痞子作家，还有痞子商人、痞子运动员、痞子干部、痞子教授。三教九流都有痞子，连万人之上的皇帝也有痞子。
那么，痞子人生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痞子和“油子”是联在一起的，多半是生活中的“老油条”才行。痞子就是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拿北京人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世道上，什么事没见过，什么事没听过，还怕那个！”痞子有不容置疑的适应环境能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都能顶得住，都能处之泰然。
第二，痞子绝顶聪明但是绝无节操。痞子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不聪明的人当不了痞子。他们深谙生活的路数，懂得各种各样的生活道理，他们能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待人接物近似乎炉火纯青。但是他们绝没有真正的信仰和理想，没有做人的原则，不相信世界上有值得献身的东西。也许他们的信仰就是随机应变，就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等，反正他们绝不会去当“傻冒”，为某种信
仰去牺牲自己。
第三，痞子一般都有狡猾俏皮的特点，但是他们比狡猾人生多了一计，这就是“赖”。在无计可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痞子就会使出最后一计“赖皮”，赖皮使痞子人生无往而不胜。痞子的“赖”有多种多样，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果痞子还觉得有回旋余地，就实施抵赖，对自己说过的话、干过的事一概不承认，或者千方百计找理由，推得一干二净。如果真相大白，一切都没法抵赖，就干脆耍赖皮，实行消极对
抗，口头应承，到时又反悔，反反复复，目的无非是为了蒙混过关。如果情况再严重一点，连赖皮都耍不了，就干脆进行死赖，不论对方怎么说，都硬着头皮顶着，不反驳不吭声，但是也不应承，一副弱者的挨打的样子，只要伤不到自己半点皮毛就行。
可见痞子人生也是一种文化。
唐式人生
所谓唐式人生，此指唐吉诃德式人生。
对于这种人生，人们尽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驳难和嘲笑，说它是可笑的，梦幻的，不切合实际的，疯颠的，毫无意义的，到处碰壁的等等，但是它毕竟是难忘的，活生生的。唐吉诃德出之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著名小说《唐吉诃德》，这个人物之所以成为一个超越国界和时间的人物，因为他表现了一种独特的人生。
我迷恋这种人生。因为从唐吉诃德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摆脱枯燥乏味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我们之所以不能成为唐吉诃德，因为我们内心怯弱，缺乏这种勇气和力量，因此我们安于现状，不敢作新的尝试，我们害怕失败，害怕带来肉体和精神上的损伤，怕会导致打破酝酝罐罐和招人讥笑。
但是，唐吉诃德创造了另一种人生。瞧这个人。他是个乡村绅士，和他管家的侄女一起住在一个无名的村子里；他穷困潦倒，为了买书不得不卖掉土地；他身体瘦长，双颊凹陷，头发灰白，又漂亮又不强壮。他整日读着侠义罗曼史，并为此着迷：那些肩负使命的骑士生活多么令人向往，他们漫游乡村，拯救不幸的少女，杀死巨龙，打败巨人，建立人人平等的王国……他最后决心仿效一番，冒一冒风险。他不在乎他处在什么时代，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只想一心一意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唐吉诃德不但把风车当
作“不法的巨人”冲上去乱砍乱杀，而且敢于冒险解救被判重刑的奴隶，和卫兵混战一场。
我还钦佩唐吉诃德专心致志的愚蠢和执着，他不顾别人的嘲笑和怀疑，更不害怕失败。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失败的英雄，他知道各种各样的失败，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失败，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有些人认为唐吉诃德的可笑，只因为他的行动有背于常规和常理，不合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时时处处死抱着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不放；因为他不知道时代是变换的，人得随机应变才行，不知道人是可以虚张声势，说一套做一套的，大可不必事事都那么认真，那么。
执着。
但是，一个人活着处处符合常规常理，合乎时代标准，清醒之极，聪明之极，是否就是令人钦佩的人生呢?
这就是唐吉诃德式人生永恒的魅力，与那些胜利者比起来显得更长久，更有魅力。
疏放人生
和权势人生相对的是疏放人生，偏偏藐视权贵，不喜欢官宦生涯，而追求人生的放达和生命本身的欢乐。在他们看来，人生贵在自我称心如意，而不在于身后的名利。为了官位而压抑自己的本能，更是可悲的。例如春秋时代的接舆就是疏放人生的代表，他对孔子到处讲学布道、迷于做官的做法非常藐视，竟然在遇到孔子时狂歌笑他：“吱呀，天下都变成这样子，你还在折腾什么呢?”后来李白也很欣赏接舆这种人生态度，做诗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疏放人生的关键在于对世界看得开，对于官途想得开，对于生命放得开。看得开才能藐视权贵，视富贵如浮云，才能天高地广，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人生境界，登泰山而小天下，苍海八荒，尽在眼低，有如此眼界，生命如何能忍受官场窄路的羁绊呢?想得开，才能获得精神上的自在，犹如闲云野鹤，无拘无束，根本不理睬别人说些什么，对自己如何评价，而能够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人生放得开更为重要，寄情浪漫，放浪形骸，皆需要把人生从层层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其本性，顺其自然，进入一种狂放、无所顾忌的境界。李白当年看透官场，仰天大笑出门去，所追求的就是这种人生，所谓“昔在长安醉花柳，五候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蒙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就是这种人生的写照。所以疏放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一个“狂”：字，狂歌，狂饮，狂乐，狂舞，狂了就什么都不在话下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王室贵族，什么清规戒律，什么人间万户候，都不过是人生樊笼，粪土一坯。宋代朱敦儒有词云：“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辛弃疾写得更绝：“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差不多同时代的刘克庄也很好表达了这种人生气度：“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
当然，疏放人生有时属于万不得已，可能当官不成，或者官运不长，对于人生有了新的看法。也有的人虽然当了官，但是仍然很失望。觉得生命太受约束，不如自己痛痛快快活一会儿，所谓“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能不能看得开，想得开，放得开，也有一个开悟的过程。有人醒悟得早，不再把生命纠缠于世俗相争之中，有的人则开悟得晚，一觉醒来已过半百，好像自己还没有真正活过，还有的人则一辈子不开悟，那就没得说了。
隐逸人生
一提起隐逸人生，人们也许都会想到大诗人陶渊明，也都会想起那流传千古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说实在的，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非常神往的人生境界，充满着诗情画意的美丽恬静。况且陶渊明还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美妙绝伦的神仙国度桃花源，就更令人向往隐逸，乐不思蜀了。所以，数千年来，隐逸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普遍的人生形式，不断有人从动乱、烦恼的人生中逃出，走到竹林深山之中寻求庇护和宁静，体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滋味。因此也留下了很多赞美和留恋隐逸人生的诗句。
就从情调上来讲，隐逸人生绝不普通，而是一种高级的艺术人生。所谓隐逸，不单单是逃避世事，躲到深山老林里就算，还得有诗(或者有琴有画也成)，有酒，有情趣。这就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得了的。会写诗作画弹琴，必定是有文化教养的人，不是才子也是文人，而能有时间赋诗弄琴而且又有酒喝，必然是有一定物质条件的人，虽说不富贵，但是也不能很穷。所以当年陶渊明能隐逸南山，除了自己主体条件之外，也与自己家世家境有关。
至于隐逸人生的心境就更难说了。有的是仕途不畅，生活很失望，所以退居山林的；有的则是当不上官，睹气转向山水的；有的可能是自视过高，不屑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有的可能为了等待时机，做更大的官，等等，各种各样的隐士自有各种各样的打算。就拿诸葛亮的隐逸来说吧，如果没有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恐怕现在没有人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身执羽扇的孔明了。当然，为隐逸而隐逸的人还是有的，可惜这样的人往往不出名，因为他们真正做到：“幽居不用名”了。
所以到了现代，隐逸人生就开始遇到了挑战，因为现代人太苛刻，动不动就分析心理动机，硬是把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解剖得支离破碎。比如鲁迅就对隐士大加嘲讽，连陶渊明也不放过。他说：“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子，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蓠旁边饿死了。”
这话虽说也有道理，但是说到这个份上，隐逸人生的价值和诗意不是全没了吗?
这也许是在现代社会隐逸人生不再盛行的原因之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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