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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体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所在——致中东博士的第一封信
忠东博士：你好！
读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3期上发表的《新型等价交换：一个新的乌托邦——经济学中的林子力现象研究》一文(下以《新究》简称)后，对你文中有关“排除——体制”则“是使商品经济不存在”的观点实难赞同，所故特致信于你以望交流探讨。
请许我先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的这篇文章告诉了我《论新型等价交换》一书已面世。
从你的《新究》一文，我间接了解到林的《论新型等价交换》之概要，其与我尚未完成归纳表述的广义商品思维有不曾相约而同之点——排除(之一义)公有资产(这里指自然资源)在商品生产交换中的非劳动价值范畴。所不同的是林的“排除——体制”属暂建渡之，是一个社会阶段的经济制度，而我的“排除——体制”属人类社会终极的经济制度。此所不同之别在商品的本源观之异。
林的“排除——体制”之所以无可逃脱“灭亡”之命运，是林尚未挣断狭义商品(本源)观这根致命的绳索。这在我看来，林对商品本源(本质)的认识之误根源于马恩的书本，而不是他识商品于人类社会之源起的思维辨证。他对马恩狭义商品观不加辨思的坚信之因于他崇拜马恩的伟大和神圣，狭义商品观已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他的脑海最深处，其信固程度绝不亚于洛伦兹脑海中的“以太”，坚不可摧。正是这根深蒂固的狭义商品观所才导致他把建立这一“排除——体制”只作为借助商品经济来发展生产力的权宜之计。但林的“排除——体制”是当代独立的理论思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所在，这在学术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点是我所坚信不疑的。
关于你提出“为什么要从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中排除……进行这种排除的必要性在哪里呢？”的质问，我就以我的思维所识来回答(我尚未购到故而未阅林子力的《论新型等价交换》一书)你。
一，广义商品思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说实现了以生产资料为主义的公有制(严格地讲只是废除了私有制，粗一看生产资料在公有着，细思量公有制并未建立起来)，但公有资产的公益性并未得到真正制度意义上的实现。表现在目今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日常和发展所需的财政收入来源(公益性支出)依旧是以税费为源本，而税费是以扼制先进的商品生产交换之优势为本征的财政收入来源手段，是私有制社会无可废止的，“排除——体制”则为公有制社会废止税费这一落后的财政收入来源手段提供了可依的理论根据。也就是说，把完善的自然资源公有公益制度建立起来，从而实现这一公有资产的公益性是我所回答“为什么要从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中排除……进行这种排除的必要性在哪里呢？”的理由之一。
二，广义商品思维者认为，在商品的价值范畴中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为其所有者之益就必为其管理者或占用者所益。换言之，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废除了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私有制使之成为国家社会所公有，可是并没有尽其市场价值而公益，但其市场价值并不因为其所有者不益就不存在，而其存在的客观形式是成为其管理者(贪腐官员)和占用者(黑恶地霸)所共益，这正是社会主义公有未公益而不公平或者说公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体现。也就是说实现公有资产所有者之权益的公平性是我所回答“为什么要从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中排除……”的理由之二。
三，“排除——体制”是公有产权理论的历史性突破，其“排除”的必要性不仅仅在于实现公有资产产权的公益性和公平性，还在于其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具大不可或缺作用的公用性，这才是“排除”这一理论的历史性重大突破之所在。“排除”所要建立的“体制”应当是一个彻底破解劳动资源、生产工具、自然资源(因产权不明析)所受政区、地域、城乡束缚，从而实现这三维经济要素的产业规模合理配置，以充分发挥其各自潜在的生产力功能，最大可能地促进社会经济得以飞速的发展。
总之，我认为“排除——体制”作为实现公有资产产权的公益性、公平性、公用性的理论思维是无可置疑的。至于其具体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实现形式则有待实践并于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完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才刚刚产生的新的思维认识，还有一个尚待传播、论证和完善的过程。而不应当对一个未经广泛传播、论证和完善的当代新思识，仅凭自己“读书破万卷”的学识从字面上就妄加评判，这对表述还不够完善的当代新思识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有碍社会思想的进步。
最后，我坚信，林的“排除——体制”思想经广泛传播、论证和完善后，再付之实践，实践将证明划时的新思想就此诞生了！
此致
敬礼！
楚梽于1989年秋
另：若无时间精力复信，此纸无留阅价值，请阅后签字寄转于我即可。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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