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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中改院经济形势分析会发言，2015-2-1）
十三五期间，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结构面临重大的调整任务，应该把结构调整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高一点低一点的问题，不是能不能保持在7%的问题。短期内高一点低一点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不解决现在经济结构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还有可能继续走低，难以稳住。
所以讲新常态，其实我对这个说法有点保留。我觉得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常态，现在处在一个结构变动时期，而且面临非常重大的挑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些结构性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可能会继续走低，会继续疲软，那中高速是保不住的，甚至可能滑向中等收入陷井。另一种情况，通过结构调整，走出现在经济增长下滑的困境，是完全可能的。而且经济增长率几年后还可能回升。但是这个上升，绝不是靠传统的方式，靠刺激性投资，靠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带起来的，相反，传统的这些方式，再继续使用的话，将使结构进一步恶化。
关于结构失衡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数据来分析。过去几年中间，经济增长率从10%以上，降到了略高于7%的水平。增长下滑的原因是什么？看直接原因，可以说是出口放慢了，国际市场不景气；同时大规模的刺激政策退出了，货币政策没那么松了，投资比前几年放缓了。
但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口也没有达到像2000年以后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我们那时也没有不断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那时的投资增长率，远低于2000年以后，但保持了9%到10%的GDP增长率。这个9%到10%的P增长率并不是靠大规模出口和大规模ZF投资拉动的。
2000年以后发生了什么情况？首先一个情况是资本形成率从35%上升到了近几年的接近50%。同时最终消费率从62%下降到了50%以下，2013年是49.8%，掉了十几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从46%下降到36%。这么一个结构变化的结果是什么？居民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左右，全部消费不到GDP的一半，那么消费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会怎样？当然会大大减弱。
过去十几年，我们是不断地靠提高积累、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投资在拉动增长中的角色越来越强化，可是消费带动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过去十几年间长期保持在20%以上，最高的2009年按不变价算达到了33%。这带来的结构问题，就是现在面临的严重产能过剩。几乎在所有投资可及的这些领域，都出现了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基础原材料部门都成了过剩最严重的部门。这些部门都和投资有密切的关系,都是投资所需要的基本原材料，也都是受到投资扩张的刺激，过去产能扩张最快的部门。
因此过去不断靠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导致了投资过度、结构失衡，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前几年的四万亿扩大内需投资，加上地方融资平台十八万亿还是二十万亿投资，促使了这些部门迅速扩张。一方面投资导致产能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等到这些大规模刺激政策逐渐退出后，产能就找不到出路了，因为消费没有同步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怎么可能不下降呢？
所以我认为对现在面临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找原因。有人说，我们投资率高是因为有这么高的储蓄率，因此必须搞高投资，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反过来看，这么高的储蓄率是怎么形成的？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中，ZF和国有企业投资至少占了三分之一。各级地方ZF都在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不断推进投资。ZF占有的经济资源，包括财政预算资金、卖地收入、其他ZF性基金、再加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所有这些加起来，有很大的一个比重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是用于公共服务，不是用于民生。因此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在相当程度上是ZF支出结构不合理造成的。
我们全口径的ZF收入，已经占GDP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比例接近发达国家。但我们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和发达国家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就是我们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比重，相对于发达国家要低得多，而用于投资支出的比重要高得多。这还没有加上用贷款和其他资金来源的那部分投资。国有企业和ZF项目绑上银行贷款进行大规模投资，加起来一年十几万亿元。这些投资中有大量浪费，有相当部分造成了过剩产能，还有其他形式的低效、无效投资。此外ZF支出中，行政支出和ZF消费比例也过高。
ZF支出结构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既推高了全国的储蓄率，也推高了投资率，同时压低了居民收入占比和消费率，是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现在迫切需要把ZF的支出结构转变到一个更加正常的状态上来，把市场能办的事情，交回给市场，ZF只承担必要的基础设施等投资，减少不必要的投资。同时各级ZF把该承担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些责任，全部承担起来，不要推托，不要找借口。像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服务问题等等，都还没有解决。农村还有许多贫困人口没有脱贫，需要帮助。
如果ZF职能能够做出这样的转变，ZF的公共支出能够进行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调整，那么我们的消费率就可以有显著的提高，过高的储蓄率、投资率就可以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本身会获得更有力的消费支撑。同时资源可以更有效利用，经济效率可以提高。消费率回升还会促进产业结构改善，使服务业加快增长，抑制高能耗产业扩张，大大减轻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压力。
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疲软，说到底还是需求问题。你把产能搞得这么大，但是消费上不来，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谁？结果当然是结构性错位，当然会是经济疲软。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消费拉不动经济，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构错位的状态，也导致资本生产率急剧下滑，效率降低。如果把这个结构调过来，那么经济增长必然得到更有力的支撑，就是转到由消费承担更重要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个轨道上来。
我觉得要实现这样的结构调整，ZF职能需要转变，需要一系列的ZF转型。首先是ZF要改变过度参与投资、过份热衷于扩大投资和追求GDP的情况，从一些不必要ZF参与的投资领域退出来。另一方面，ZF过去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刺激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刺激各种产业发展。这些特惠性的政策也在产能过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现在钢铁、煤炭、水泥这些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去老一轮的ZF政策鼓励和刺激导致的结果。有些行业中央不搞刺激了，地方还在拼命刺激。而现在新出现的光伏产业，风电产业等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直接就是近年来新的产业政策鼓励和刺激的结果。我们搞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又一轮新的刺激，结果造成大量产能过剩。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ZF要清理自己的产业政策，各级ZF也要改变观念，不要总认为ZF比市场更高明，更懂得怎样合理配置资源。要切实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清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慎用刺激政策，回到普惠的、鼓励市场竞争的政策上来。
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维护市场秩序，改善市场环境，鼓励公平竞争，回到这样一个轨道上来。ZF实行普惠式的政策，向全社会平等地提供公共服务，尊重市场的选择，只在少数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主动的调节，进行适度的基础设施投资等等。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基本保持中性，切实避免过度的刺激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一定要保持中性，否则已有的泡沫还没有消化，又将产生新的泡沫，加剧结构失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调整，我认为未来面临的结构问题，还有可能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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