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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分析劳动量的时候，把全社会的劳动力简化为简单劳动力，简单劳动力支出的劳动则为简单劳动，然后把复杂劳动视作简单劳动的“自乘或倍加”，也就是在简单劳动量的基础上进行量加。
马克思还假定劳动力的来源是生活资料的等量转化，劳动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劳动者事先进行过劳动熟练程度的投入，这投入的耗费也来自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劳动力通过生活资料等量转化过来，已在物质上进行了量加，这样，具有劳动熟练程度劳动者支出的劳动就是复杂劳动了。
从劳动力性质来看，劳动力支出的是体力和脑力两类劳动，两者在劳动力支出或耗费的过程中所耗费的生活资料量或物质量没有什么不同，但为什么劳动量与产品量之间分别会产生不同的量比关系呢？比如，假定体力劳动支出100单位的量，只能推动100单位的物体，要想推动200单位的物体只能自身量加至相同的200单位，这是量加关系。而脑力劳动则不然，可以通过使用技巧，利用杠杆原理推动比自身更多单位的物体，如50单位就可推动100单位的物体，即推动自身单位的物体，实际耗费的单位量要少，形成量减关系。
这首先说明，生活资料与劳动力之间是物质转换关系，所以可以进行量比对照，而劳动力与产品之间不是物质转换关系，所以没有量上的可比性，如同重量与长度那样，没有比较大小的意义。没有可比性和意义，就不存在“劳动力耗费大于劳动力自身”这种量上的比较差别，即“劳动力使用价值大于劳动力价值”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因此，劳动量与产品量的比较，其作用只在于分析劳动量内部的变化关系，产品量仅作为分析中的参数。
其次，从上述量加和量减关系中我们看到，复杂劳动在劳动者背后的“社会过程”积蓄中进行过劳动力质的提高，但在同比简单劳动的生产过程中能够巧用支出，使耗费量减少，并不是通过物质耗费量同比简单劳动形成量加所致，反而是同比形成量减所为。
巧用支出是复杂劳动的显著特征，直接的结果就是改进了生产工具，充分利用自然力或物力来代替人的体力，同比简单劳动带来更多的产品量增加。生产工具越先进，劳动力支出的耗费量则越少，形成反比的量减关系。因此，所谓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自乘和倍加”，实际为同比简单劳动的“自减”，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了自然力或物力，而非增加人的劳动力。
复杂劳动带来的量减现象，类似于马克思所言“提高有机构成”带来的“相对剩余劳动”，也类似于管理方面的“优化组合”带来的劳动量节省。但这些行为现象均为作为投资人和经理人的资本家所为，如果承认资本家也是劳动者，那么资本家的劳动无疑就是复杂劳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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