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中关于对丁学良先生的如下引文开始部分:“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不管规模大小,都是不确定的。我认为,这既是对人类的巨大挑战,同时也是希望所在。假定人类对未来的东西充满了确定性,很多人就要自杀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肯定会完蛋,肯定会死,肯定会破产。”这是丁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在针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现象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先从社会学角度给出的解释。实际上我们如果对这种不确定性有所了解,也就不必细说解释了。只是笔者当初考虑引文的完整性所以没有做删节,现在看来发到容易引起对丁学良先生这一解释的误读。为此,笔者已经对《亚投行——大手笔下的审慎》一文的这段话做了注释提醒,这也是笔者在饮用时考虑不周,特此致歉。丁先生接下来的话才是《亚投行——大手笔下的审慎》一文所强调的: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儿,不管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列宁,甚至包括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他们的心里边对于人类社会的变化,都有一个大致的方案,都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这个意义上的“过渡”指的便是遵从历史规律前提之下的过渡。在中国来讲,这一点只有到了邓小平时代才开始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代,很多人开始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设想,而且经过了一两百年的试验,渐渐发现原来这套对社会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说美国社会的变化之快是惊人的,但是不会有那么多人会对美国社会未来的变化表示担忧和恐惧。只有在世界上少数一些国家和社会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多的是和担忧、恐惧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国家和社会通常是一个曾经有着一两千年的古老的、延续性的社会。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言,,不管是研究中国的哪一方面,经济也好,政治也好,社会也好,教育也好,科技也好,生态也好;全世界研究中国的这些专家,不管是华人还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日本人,他只要五年没来过中国,心里就会没底。中国这个社会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虽然是人类社会中最古老的、延续性最强的社会之一,但又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有些变得越来越好,有些在倒退,有些基本上维持现状,你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是很怪的,是从逻辑上推不出来的。中国1989年那一场悲剧以后,这个社会有些方面变得太快了,有些方面变得太慢了,有些方面变得好,很显著,有的方面变得好是非常微小的,还有一些方面甚至倒退,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特点。
2、陈志武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商务经济改革。关于陈志武先生的“推动亚投行,具体运作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间会发现很多的挑战,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中国现在想的是,第一,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把中国过剩的产能输出去,把中国基础设施的唱主角的建设公司,也给他们送出去。
这样的话,给其他的国家送过去一些钱,然后不一定会考虑到这些国家本身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有什么样的偏好,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的历史是怎么来的,怎么样去把这些国家真正的搞好,这些可能目前想得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间,如果还是像过去中国几十年在非洲的投资、援助的方式的话,最后会发现,送给那么多国家一些钱做那么多投资,这么多投入,效果并一定会像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好。”这段话基于如下事实:
自从4万亿出台之后,接着在不到个月的时间里又出台了8个“振兴规划”。而且这4万亿并没有投向民营经济,而是都给了国有大企业,仅铁道部就拿了1万亿。有人说,国企钱多的都不知道怎么花了,也有人预测新的“大跃进”即将到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就此进入了新的疯狂时期。乱到什么程度呢?常州市分管工业的女市长居然对就在家门口的800万吨产能的“铁本钢铁”这一落后产能“蓬勃兴起”的过程“一无所知”。“建了拆,拆了再建;这里拆了,到别处再建”。这就是结构调整的基本格局。在走出去战略中,李克强总理出访过程大力推荐中国高铁是有其原因的:一是中国高铁技术已渐成熟,具备走向国际的条件(当然和所有国企一样,管理仍然是短板)。二是中国高铁的负债率太高,仅靠国内市场实现不了盈利必须拓展国外市场。钢铁、水泥、造船、建筑施工工程,以及机床和工程机械等产业的产能过剩必须尽快消化。产业结构调整仅靠“关停并转”不是最好的办法,那是要付出巨额代价的,所以产能的转移也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至于产业转移如何走出国门,那就要回到前面陈志武的话题了。
基于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客户端的巨大需求,亚投行无一是一战略性的大手笔。不过创始国的扩大和欧洲的青睐并不是全冲着中国来的而是冲着亚投行这个“经济拓展渠道”来的。同中国一样,都是冲着资金优势和经济扩张目标而来的。这自然也是好事。不过“盘子大了就餐的人也会杂”,各方都是带着自己的“棋谱”加入亚投行的,则并没有可奇怪之处。既然是个银行,当然要考虑自己的收益和防止呆坏账。这与我们传统的国际贸易和经济援助大不相同,市场化势在必行。
陈志武长期研究中国的改革发展演变和进程,对中国的结构调整和走出去战略有自己的解读,对中国的经济国际化思维也有所了解,中国的产能要走出国门并不是一走就可以大功告成。例如,缅甸和柬埔寨的水利工程、泰国和墨西哥高铁项目遇到的的挫折,以及斯里兰卡港口的叫停,伊拉克等非洲的石油项目等等都告诉我们走出去要审慎。所以,针对目前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建立,陈志武给予我们的“走出去不能简单输送金钱和过剩产能”这一提醒,是非常及时的忠告。
3、关于龚民先生提出的如下问题(实际就是“过劳死”)确实有必要关注:
所谓过剩产能仍是无视中国劳动人民作为世界最辛劳者这个事实的,纯胡说八道。中国劳动人民为何不能每周工作4天休息三天,或工作3天,休息、学习、娱乐4天?全因中国产能大大不足,只能延长工作日、加班加点,甚至过劳死众多,经济学家们,请睁开你们的眼:
据报载,25岁的华为员工加班过度猝死、37岁的清华大学讲师倒在讲台前……而4月9日的《工人日报》披露,目前,我国大城市白领处于“过劳”状态的接近六成,“过劳...
社会主义的企业是否也存在剥削?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命题。“25岁的华为员工加班过度猝死、37岁的清华大学讲师倒在讲台前……”这一现象在科技界、教育界已不是什么新闻,科技工作者倒在工作岗位上,我们一直称为“奉献精神”,许多人物只有等他去世才被称之为先进。难道这个问题仅仅是奉献不奉献,先进不先进的问题吗?显然不是,是我们的思维和价值观出了问题。我想到这样一件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田长霖先生在任时,对一位教授多年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不以为然。他说,这位教授的研究课题是非常前沿的,我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来做这项研究。与其让他泛泛地发表几篇论文倒不如让他潜心研究下去,这样才是我这个大学校长该做的决定(注:这位教授终于在接近第10个年头完成了课题研究)。回到这个话题的开头,这种过劳死是不是我们的体制或者机制说出了问题——缺乏人性的关怀,无独有偶,前几天有媒体报道:一个12岁的男孩因为偷盗邻家的钱物被村民捆绑起来踢到河里。为什莫会这样?先是这个孩子的父母不再了,一是被学校的保安夫妇收养,但这对夫妇经济拮据,于是这收养也就有名无实。孩子因为吃不饱,只能辍学四处寻觅生活的来源。派出所关了几次也无法解决,于是村民的家也遭了殃,这就是前面出现的那一幕。但这里就暴露了一个问题:这孩子究竟应该从哪里得到生存的关怀?继父继母不管了,民政的人在那里?整个事情的经过始终就没见到过民政的影子。要说人性观环的缺位这就不必再多说了,大家都明白。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尤其是心力的付出往往是隐性的,有时也很难像装卸工的劳动那样可以量化。如果你要衡量他的价值,通常就是像吴敬琏和萧灼基、钱学森和袁隆平那样,要么是以学术背景,要么是以研究成果来评定“身价”。早先小学有一篇课文《千人糕》,说的是一块年糕要经过许许多多人的劳动才能做出来,吃到嘴里。我想这篇课文现在拿来放到党校或者大学里讲是不是也有些道理?美国据说现在有些知性企业(大多是小型科技公司)采用了一种”松散的开放式管理模式“,即你不用按时上下班,也不用你规规矩矩的在那里做研究;你可以回家给孩子喂奶或者在办公室里听听音乐聊聊天——只要你完成任务就行,其他如何,老板是不过问的。相比之下,日本的过劳死就比美国严重得多。在中国,因为没有统计数据,我不敢说。
这一节是回答龚民先生的帖子,算是题外话。不过我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在此算是一个作答。仅供参考。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外籍学者的发言或者是谈话,与大陆学者有所不同,他是假定你是等同的学界人士,因此大多是先从你关心的具体问题开讲,然后逐次逆向延伸到理论方面去。我们有些学人不习惯这种表述逻辑关系,认为”他没讲出什么来呀“。
这是所谓误读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