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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再说中兴与亡国的差异
曾飞
2013年4月19日笔者在《以史为鉴：中兴与亡国的差异》一文中悟及：“国之兴亡有三：民生，吏治，安外。三者安顺则国兴，三者紊乱则国亡。历史的教训执政者不可不引以为戒。”“国之兴亡首在民生。……中兴，根本就在于民生有所改善。相反，民生凋零，民不堪豪富欺凌是社会动乱，国家衰亡的直接原因。“国之兴亡重在吏治。……吏治清明，国家兴盛；……吏治昏暗，国家衰败。”“国之兴亡要在安外。民富则国强，外族不敢欺凌。内外和睦，通商互利，国家兴盛。国之兴亡要在安外，民不富国不强则无力安外。”“国人如果至今不明白马克思主义‘无产者只能自己救自己’的最基本道理，不摆脱近百年来被奴化了的奴才意识，不知道挺直了腰杆站立起来，理直气壮地伸张自己社会主人的意志，即使到处为黄帝炎帝、关公、妈祖建庙顶礼膜拜请求庇护，甚至把毛、朱、周等人民领袖也神化了，建设庙宇敬拜以求庇佑，而不敢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自己的联合上面而用自己的力量迫使执政者做好民生、吏治和安外来富民强国，那么一切中兴的希望就都要落空。人民大众不觉醒，中华民族就不会有希望。这就是历史的最大教训。”
一言以蔽之，国之兴，根本在于汇集了民心民力，失却了如是要义，一切都将成为泡影。
此外，还有一句话，那就是：“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六十四章曰：“民之从事，恒於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意思是，人们做事，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导致失败。做事的最终时刻要像最初那样遵从于道，那就不会自寻失败。或曰，人们总爱自作聪明，把自己的一厢情愿当为“政治智慧”，而自以为足以摆平一切，实现对世道的控制，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此就违背了世间的规律性，从而失却了依靠民心民力之要义，而导致功败垂成。
2008年09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别解”一文说：
1644年的农历甲申三月十九日，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威逼下，以“三尺之组”毕命于煤山，标志着大明王朝的结束。……六十年前的上一个甲申年即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讨了明朝灭亡及李自成农民军不足以成事的根本原因，……。在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的同一年，另一个四川大学者傅增湘也在北平撰写了一块《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牌》，替换1930年刚刚树立起来的《明思宗殉国处纪念牌》。傅增湘的这篇文章所探讨的问题与郭沫若的问题基本一致，也是分析明朝何以在勤奋爱民的崇祯皇帝的统治时期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但由于两人的写作背景不同，不仅其价值趋向有着相当的差别，而且其现实关怀也根本不同。……
李自成的农民军不足以担当王朝更替的历史使命，那是因为它的许多政策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特别是其流寇主义的倾向使其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所以一旦清军入关，大军压境，李自成的农民军在短暂地占领了北京之后便不堪一击，一哄而散。这是从农民军方面说。
至于从明朝的统治立场上看，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崇祯皇帝是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中后期少有的明君，少有的勤奋爱民之主，然而他以十七年的宵旰忧劳并没有挽救明朝的灭亡。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另类的亡国之君。对于这一点，傅增湘在他撰写的这篇碑文中深感惋惜，他写道：“迄于思宗，运丁阳九，毅然舍身殉国，且遗书为万民请命，其悲壮之怀，沦浃于人人心腑者，历千龄万祀而未沫。故明社久墟，而意概英风，未尝随破碎山河以俱逝。此人心天理之公，故后世所宜崇敬者也。况碧血遗痕，长留禁苑，吾人怵目恫心，宁不眷念徘徊而思，所以播扬修烈也乎？”其惋惜、遗恨之情溢于文字之间。
明朝的灭亡有其自身的必然逻辑。按照傅增湘在这篇碑文中的分析，大约自明万历以后，久享太平盛世的明朝统治者不思进取，他们在祖宗创建的基业上尽情享受，明神宗竟然身居宫中几二十年不理朝政，君臣隔阻，政事丛脞，纲纪废弛。继之以明光宗之短命，明熹宗之庸懦，后党与阉寺交替弄权，荼毒忠良，民心离散，内忧外患一时并起，大明王朝已经到了气数将尽的关头。当此之时，明思宗崇祯皇帝继承大统，整肃朝政，召用旧人，手除奸佞，重建纲纪，奋奋然欲大有作为。无奈大明王朝的政治元气沦丧已久，大势将倾，朝廷内部的门户之争接连不断，而周边的少数民族如女真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利用明朝统治的不力而崛起，开始有意识地问鼎中原。再加上连年的饥荒而赋税不减，民不堪命，流寇四起，危机四伏，卒至酿成滔天巨祸。所以，气数已尽的大明王朝并没有因为有了圣明的崇祯皇帝而不亡，充其量崇祯帝只是减缓了明朝灭亡的时间而已。
另有论者曰：“明朝中期之后时常发生农民起事，崇祯时期本身朝政混乱与官员贪污昏庸；与后金的战争带来大量辽饷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夺；以及因为小冰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带来全国性饥荒，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负担。”
足见，号称勤奋爱民的崇祯皇帝朱由检虽然也想力挽狂澜，但只从巩固大明皇族的统治地位出发，根本不可能真正以民为本，依靠民众力量来治吏安外，则充其量也就只能选择以官制官，玩弄平衡的权术来达到其目的。有了这个致命伤，因而也就难以真正改善民生，依靠民心民力来力挽狂澜。于是失败也就在所难免。文人墨客们再多的惋惜自然也无补于社会。
一句话，那就是中兴之法宝就是以民为本，改善民生，依靠民众，治吏安外，方能力挽狂澜，实现中兴。也就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对此要义唯有慎终如始，方能无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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