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观念超越利益：偏好、世界观和政策创新 - 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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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xiaokai 发表于 2015-5-29 16:55:22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倒序 |AI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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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ideas)(①关于“idea”一词的翻译，我们一直拿捏不定究竟是用思想、观念还是想法。为此，我们特意咨询了多位编委以及一些资深文字编辑，赞同观念者较多，也比较符合文中所要表达的含义，经讨论后最终选定了观念。——编者注)在现代政治经济学模型里是缺失的。在大多数流行的政策选择理论中，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的既得利益者——精英(elites)、游说集团和寻租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诉诸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来解释监管、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关键难题。为什么规则偏向既有企业，而不惜损害消费者和潜在进入者的利益？因为官僚们容易被组织严密的“内部人”所俘获，从而制定有利于这些“内部人”的监管或规制（Stigler，1971；Peltzman，1976；Laffont and Tirole，1991）。既然贸易带来的收益众所周知，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贸易限制？原因在于，进口关税和配额将收入再分配给了有政治权力的商业团体和游说集团（Krueger，1974；Grossman and Helpman，1994；Rodrik，1995）。为什么政治精英们不支持促进增长的政策和体系？因为压制增长的政策，例如薄弱的产权保护、过度监管或币值高估，能帮助他们寻租，而这在其他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Bates，1981；Acemoglu and Robinson，2006，2012）。在这些领域，从政治经济学模型中得出的一些见解对经济学家如何思考社会结果（societal outcomes）和政治体系的运行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任何政治经济学模型如果不重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就有可能流于言之无物，失之偏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利益集团就是政治结果的最终决定因素。在这里，我将挑战一种观点：在利益集团和结果之间存在明确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一对应关系取决于许多隐含假设，而这些假设都与政治行为人对如下几个方面所持有的观念相关：（1）最大化目标的性质；（2）世界是如何运行的；（3）他们追求更大利益而采用的工具集。更重要的是，这些观念既有可能被操纵，也有可能被创新，成为政治博弈的一部分。正如我将展示的，实际上，政治领域中的游说投资和政策创新非常类似于技术发明活动（经济学家通常将之内生化）。只要我们认识到观念的易变性，就可以减少既得利益集团的决策权，于是，就会产生更多可能的结果。
　　虽然所有的经济学模型都有隐含假设，但是，我将论证：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能正确认识观念在利益形成和利益追求中的作用，就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考虑观念因素，我们便能更令人信服地解释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变革。这有助于消除政策分析（应该做什么）与政治经济学（实际发生了什么）之间的尖锐分歧。它还解释了现实中经常出现的异常现象：在实践中，许多改革最后反而使原本阻止改革的精英们受益。
　　首先，我对观念融入政治经济学模型的方式（往往以隐含方式）进行了分类。其次，我将重点关注那些力求解释经济低效率的模型，并论证这些模型的结果不仅取决于既得利益本身，也取决于精英们对可行策略所持有的观念。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关于政策或政策创新（policy entrepreneurship）的新观念会对均衡结果产生独立的影响，即使在政治权力架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最后，我将论述新观念的来源。 明确观念的作用　　任何理性选择模型都基于个体决策者有意识的行为。通常，假定个体解决一个明确的最优化问题即构成行为。在这个最优化过程中，必须设定至少三个要件：（1）目标函数（如消费者效用函数）；（2）一系列约束条件（如预算约束）；（3）一系列选择变量（如可选择的消费数量）。基于理性选择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将这一框架应用于政治领域。政治行为人（投票人、说客、精英、国会议员）被描绘成解决最优化问题的理性个体。这意味着：（1）他们通过定义消费、租金或政治收益来最大化效用函数；（2）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施加的约束条件内采取行动；（3）他们选择一系列行为（在模型中可能包括选举、政治捐款、叛乱、镇压等），来实现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最大化。例如，商业游说集团为获得关税保护，决定给予多少政治捐款，还要考虑政治家如何看待社会福利和政治捐款（Grossman and Helpman，1994）。或者，一个独裁者要决定是否为了最大化他的跨期租金收入而发展经济，他还会考虑这一决定对经济和政治结果的影响，包括他执掌权力的期限（Olson，1993，Acemoglu and Robinson，2006）。(①更正式地，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来表述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向量a表示选择变量，向量c表示总的私人消费，α表示政治代理人可以攫取的经济剩余（或总私人消费）的比例。那么，每个代理人面临的最优化问题即为下式所示：

式中，θ为一个外生变量。代理人的效用部分取决于代理人能攫取的剩余。在这个最优化问题上，约束条件有两种形式，分别以经济模型和政治模型的形式表示。第一个关系式φ（.）描述了由行动和外生变量共同决定的经济均衡。第二个关系式由g（.）表示，描述了一种政治机制，即政治行动连同其他内生和外生变量如何转化为租金攫取。由于不包含时间下标，这一分析框架可以扩展为一个动态模型。)
　　观念以不同的方式进入这一问题，很少被认识到。事实上，最优化问题的每一个要件——偏好、约束和选择变量——依赖于一系列隐含的观念。我将在下文依次进行讨论。我想强调的是，我不是在争辩这些基本的最优化框架的合理性或效用。我的目的只是探讨观念在利益形成和利益追逐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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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观 entrepreneur Grossman Robinson Acemoglu 世界观超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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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xiaokai 发表于 2015-5-29 16:56:28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偏好：我们是谁？

　　自利（selfinterest）是关于“自我”的观念，即一个关于“我是谁”和“我的目的是什么”的概念。在许多经济学的应用中，最大化目标是清晰的。假定家庭想最大化他们的消费者剩余，生产者想最大化他们的利润，这是合理的，虽然这些假定不是完全没有争议。在政治领域，对最大化目标的选择不那么显而易见，而是取决于环境、名誉（honor）、荣誉（glory）、声望（reputation）、威望（respect）、收入、权力、任职时间和国家利益等等。正如埃尔斯特(Elster，2000)在批判试图解释政治发展史的政治经济学框架时写到，17世纪的法国贵族或许将名誉和荣誉看得如物质利益一般重要。许多人类行为都受抽象观念、神圣价值观和忠诚感的驱使，而这些并不能简化为经济目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会相互残杀，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命或者保卫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可能是为了某个观念，即他们对自己和‘我们是谁’所持有的道德概念”（Atran and Ginges，2012，第855页）。这一点在自杀式爆炸频发的年代是不应该有争议的。

　　我们如何评估不同社会状态，如何判断这些社会状态是否增进了我们的利益，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将自己视为社会阶层的一员（中等收入阶层）、种族的一员（多数是白人）、宗教的一员（福音派信徒）、国民的一员（全球公民）、人口统计中的一员（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某一职业中的一员（教育工作者），或者无数其他可能的身份中的一员。正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2006）所提出的，我们可能不同程度地结合了所有这些身份。在政治科学中，一系列已有的研究一直认为，政治行为人的利益是由社会构建的，而非取决于明确的物质事实。在这一“建构主义”传统中，利益的概念内生地形成于行为规范、意识形态和因果信念（Wendt，1999；Ruggie，1998；Blyth，2002；Hay，2011）。事实上，利益是观念的一种形式（Béland and Cox，2011，第10页）。在国际法中，相互对立的两派学者，即认为国家间的行为仅仅取决于或基本取决于国家间利益的“法律现实主义者”和认为司法或法律规范也起着重要作用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讨论（Howse 2013；Goldsmith and Posner，2005）。

　　在这方面，经济学家还没有走得那么远，但是，关于观念在决定偏好中的作用，经济学界已有多种不同的观点。例如，宏观经济学关于党派政治的已有文献赋予政治党派明确的意识形态，通常表现为对通胀和失业不同的偏好权重（Alesina and Rosenthal，1995）。这些偏好差异通常是外部强加的，且很少作出解释。近年出现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宏观和微观层面）关注意识形态的内生决定。例如，阿莱西纳等人（Alesina、Cozzi and Mantovan，2012；Della Vigna and Kaplan，2007；YanagizawaDrott，2012）都提到政治偏好的形成可能会受到社会结果、媒体和早期童年经历的影响。

　　阿克洛夫和克兰顿（Akerlof and Kranton，2000，2005）关于身份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与此处所说的问题尤为相关(①此书中文版参见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身份经济学》。——编者注)。在阿克洛夫和克兰顿的模型中，个体将自己归入特定的社会类型，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期望来源于这一特定类型的共同属性。例如，工人获得的身份可能会弱化不利于雇主的激励相容约束（让工人的行为与企业目标更一致）。反过来，雇主可能会试图改变工人的身份，以提高工作业绩。这些模型可以解释异常的政治行动，包括投票反对直接的物质利益。但是它们在政治现象中的应用还未受到更多关注。

　　在这些分析框架里，观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直接决定偏好，进而决定政治行为的模式。这一视角要求社会科学家致力于研究一些问题，包括观念从何而来以及它们是如何传播和内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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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椅

杨小凯xiaokai 发表于 2015-5-29 16:57:09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模型：世界是如何运行的？

　　决策者在作决策时，通常对世界如何运行有一定的假设。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形成了对自身和他人政治及经济行为后果的认知。经济思想史上曾发生过一些最重大的争议：如自由放任的经济运行更好，还是计划经济运行更好；自由贸易下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更快，还是贸易保护下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更快；宏观经济稳定到底是需要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操作，还是需要哈耶克的不干预政策。在这些争议中，各方都会形成自己的想法。对上述争议所持有的每一种观念都假定经济运行有特定的模型，并且对政治行为有不同影响。近几十年来，一系列经济学观点（如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以及华盛顿共识）都致力于改变精英对“经济现状”的理解，从而改变政治均衡。

　　当一个攫取租金的独裁者相信他的臣民除了交税别无选择的时候，他就会尽可能地向他的臣民征税；当他相信臣民们会逃税或采取有效的反对行动时，他就会有所收敛。“弹性悲观论”认为经济活动对价格反应迟缓，这种观点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国家干预政策广受认同的依据。梅塔和沃尔顿（Mehta and Walton，2012，第17—18页）描述了尼赫鲁认知图（Nehruvian cognitive map），这一认知图影响了印度独立后几十年的发展路径：对投资拉动的需求、对私人部门的怀疑、强调资本品的主导作用、出口悲观主义（衍生自市场体系如何运行或失败的一些观念）。研究表明，穷人和富人一样对价格激励表现敏感，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开始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方向发展（Schultz，1964；Krueger，1997）。

　　经济学研究都与强化我们对“正确模型”的认知有关。政治经济学模型中的行为人生活在一个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的世界里。这些行为人相信他们了解这个世界如何运行，即便不是精确了解，至少也有大致了解。理性预期意味着行为人对世界的真实运行情况有他们的预期，并据此采取行动。坚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即使行为人在一段时间内对“正确模型”有不同看法，但随着某些事件的发生以及对政策选择作出反应，他们最终会对“正确模型”有一致的看法。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常常忽略与他们所认同的模型不相符的证据。异常结果被视为意外事件，或者是所选政策没有被适当运用的结果。即使有合理的贝叶斯更新（Bayesian updating），当先验概率不同时，一个普通的信号可能会使后续问题恶化，即加大两极化（Dixit and Weibull，2007）。(①Dixit and Weibull（2007，第7353页）提供的一个例证是：当失业率突然上升时，凯恩斯主义可能认为货币政策偏紧，而货币主义可能推断货币政策甚至比原本认为的更松，并制造了未来通胀的预期，进而不利于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当人们对接收到的信号有不同解释（也即知情）时，信念分歧即使会越来越小，也依然存在（Acemoglu、Chernozhukov and Yildiz，2009）。

　　一种更符合现实的表述可能是，认知局限及其他局限使政治行为人生活在一个奈特不确定的世界中，他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因果关系（例如，参见Denzau and North，1994；Blyth，2011）。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而且，在出现新证据时，如果新证据只用来证实过去的信念，则他们的看法仍可能是错误的。实际上，新信息可能给出了原先没有考虑到的事实。例如，选民可能发现，一名公职人员有很多犯罪记录，而之前并未考虑到。一个有趣的新的实证研究描述了这些信息如何影响选民的行为（Pande，2011）。

　　让我们来看看近年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人们转变观念所产生的影响。许多观察者，如约翰逊和库韦克（Johnson and Kwak，2010）认为，那些导致金融危机的政策也是强大的银行和金融利益集团为所欲为的结果，这似乎是特殊利益集团理论的直接应用。不过，如果支持金融自由化和自我监管、强调政府监管不可能（或不可取）的种种观念没有被大肆宣扬，既得利益者也不会尽其所能地攫取。毕竟，再强大的利益集团也很少能在一个民主国家赤裸裸地伸张他们自己的利益，为所欲为。相反，他们会寻求合法途径，宣称这些政策是为公共利益考虑，进而实现他们的诉求。那些支持放松金融监管的论调不会宣称这对华尔街有利，而是宣称这对普通民众有利。其他观察者也认为，金融危机是政府过度干预房地产市场的结果，尤其是支持低收入借款人的政策。这些论断也主要基于特定观念，即自有住房有其社会价值，以及金融部门忽略了低收入人群。另外，观念显然影响了政治家对世界如何运行的看法，因此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正是这些行为方式促成了危机。最后，尽管各方都目睹了大萧条的再次发生，但只有少数人改变了他们对金融部门到底是过度监管还是监管不足的基本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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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杨小凯xiaokai 发表于 2015-5-29 16:58:24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策略空间：政治行为人能做些什么？

　　许多政策都是关于策略的：设置议程、建立同盟、作出承诺（或威胁）、扩大或限制选项、积累或支出政治资本。不管他们的目标是让自己致富还是进一步扩展他们的利益链，政治家必须不断地问：“能做些什么？”一般来说，政治经济模型可能以任意方式限制策略空间，例如，通过限制政策选项精心安排政治游戏。这种限制通常较易操作，但并非无害。关于“能做些什么”的新观念——创新型政策——可以攻破既得利益者看似坚固的堡垒。经济学史上曾无数次体现了观念塑造政治的过程（参见Leighton and López在2013年的讨论）。

　　政治竞技场上的行为与市场上的消费者行为之间的相似性至少在这里是有用的。市场上的消费者可以作出明确的选择：给定价格和预算约束，有多少可用商品可供消费。标准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并不会改变他们的策略空间，相反，政治行为人设计他们自己的策略空间，可用的工具只受限于他们的政治想象力。

　　以下，我将关注观念的第三个方面：观念与政策创新。原因有二：一是它在文献中较少受到关注，二是它与经济学家经常从事的政策分析直接相关。我将阐述观念的这个方面在一类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模型（那些专注于解释低效率政策结果的模型）中的重要性。

低效率政策选择的政治经济学

　　解释为什么政治体系最终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的政策选择，是政治经济文献的一大要务，甚至可以说是它原本存在的理由。将观念考虑进来，尤其是在政策创新方面，可以让我们对现行的研究方法有全新的认识。我将说明广为接受的结果常常依赖于对政治行为人的策略空间所施加的限制。从更实证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以观念为基础的分析视角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政治体系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变得更有效率。

　　出现政策低效率均衡的政治经济模型依赖于如下基本假设：（1）利益决定政策偏好；（2）政治权力决定谁的利益（更）重要；（3）政治制度（或游戏规则）决定众多利益集团的特定政治均衡。然而，这三个基本假设虽然能解释权力的再分配，但不能解释低效率。如图1所示，根据具体情况，将社会分成两组：精英和市民，前者既有否决权又有议程设置权，后者却无政治权利（暂时忽略曲线PP）。这三个基本假设最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处于点A而非点B。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处于经济可能性边界内的某一点如S。S点的均衡不符合帕累托效率，因此，在不损害市民利益的情况下提高精英的收入是可能的。如果所有精英想要的都是从社会攫取收入，以及有足够的权力实现他们的目标，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就会产生低效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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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

杨小凯xiaokai 发表于 2015-5-29 16:59:57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要产生低效率，政治经济学模型必须加入一两个额外特性，每个特性都可限制精英行动的可行集：（4）不存在更有效率的再分配机制，包括一次性转移支付；（5）政治权力是内生的，将经济向效率边界移动有可能削弱精英的权力。其中，第一个假设排除了从均衡点S移向均衡点A的众多补偿政策。例如，大多数形式的经济自由化，如取消一项税收或进口关税，都不是帕累托最优的，除非伴有补偿。产生低效率结果的一个简单易行的做法就是，假定精英因自由化而遭受的损失得不到补偿。例如，在国际经济学中，贸易限制政策是达到再分配目的的第三优选择。因此，在关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典型的做法是：为了对贸易限制政策造成压力，不仅要在模型中假设掉一次性转移支付，而且要假设掉生产者补贴（Rodrik，1995）。

　　在解释为什么国企私有化能提高生产率但仍不会被实施时，也可以使用类似的策略：如果内部人（工人或管理者）因私有化而遭受的损失不可能得到补偿，内部人就必然会受损。正如我在下文将要指出的，即使通常可以找到创新型策略来绕开内部人受损这类假设条件，但只要假定无法做出给予补偿的承诺，(①Avinash Dixit在评论这篇文章时提到，反对一次性转移支付的人认为，即使原子式的行为人（atomistic agent）也有动机歪曲他们的“类型”（Hammond，1979）。关于政治交易成本阻碍效率的讨论，请参见Dixit（1996，重点是第二章）。)内部人受损这类假设往往就能自圆其说。

　　另一种观点假设从经济到政治有一个反馈机制，这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即精英们避开有效率的政策，是因为担心这些政策会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力以及他们决定未来政策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到达效率边界的方法是移动到如图1所示的C点，在这点上，精英们的境况将恶化。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2006；也可参见Acemoglu，2003）的研究成果给出了这个观点，他们用来解释为什么19世纪欧洲一些国家阻止了加快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政策。因为经济增长会破坏传统农村基础，有利于集体政治行动，它会动摇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有远见的精英更愿意确保他们的权力不受挑战，即使这意味着更低的效率和更缓慢的增长。

　　一个能产生类似结果的不同机制是补偿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在费尔南德兹和我（Fernandez and Rodrik，1991）提出的模型中，特定个体的不确定性（individualspecific uncertainty）与实施改革时的信息披露模式相结合，阻碍了改革。当前低效率政策的受益人不能接受先改革后补偿的改革方案，因为他们知道改革将使一部分人受益，还会将未来的政治权力转向这些赢家。改革之后，受益人也不一定（或没有激励）履行他们的补偿承诺。

　　虽然精英们阻碍经济增长是为了维护自身权力的论断有些道理，但这也意味着不合理地限制了可行的策略。尤其是，它否定了精英们在设计策略方面的创造力，认为他们难以在不丧失权力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经济增长机会。除非我们假定经济和政策之间存在一种非常机械的关系，这些策略才能普遍存在。在实践中，我们会看到，政治上的观念创新通常可以放宽对可行性策略的限制。我特意用“创新”一词，是因为可以拿技术创新作类比。正如我们认为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我们也可以认为政治观念能放宽政治约束，从而使精英们可以在不削弱政治权力的情况下改善他们自身（以及社会上其他人）的境况。为了阐述这一点，我引入“政治转型边界”（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frontier）这一启发式工具，它类似于经济转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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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杨小凯xiaokai 发表于 2015-5-29 17:00:39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政治转型边界和放宽政治约束

　　我将“政治转型边界”界定为目前掌权的精英们可获得最大化经济结果的一套工具。它描述了精英们在政治经济均衡的情况下可攫取的最大租金，尤其考虑了政治权力的内生性。图1给出了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描述了政治精英们所消费的资源和其他市民所消费的资源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tradeoff）。政治转型边界可以描绘为图1中的PP曲线。PP曲线上升的部分表示我们所说的“金蛋效应”：在曲线的这部分，精英们可以从全体市民的富足中受益，在这一区域，经济效率和政治约束之间不存在此消彼长关系。精英们在这里就像奥尔森(Mancur Olson，1993)所说的“坐寇”。坐寇们因与他们偷盗的对象——农民——长期共存，因此也希望农民们能够繁荣。反过来，PP曲线的下降部分描述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06)所说的“替代效应”，也就是说，让农民过上富足的生活牺牲了精英们掌控权力和攫取租金的能力。当精英们采取策略性行为（就像Stackelberg博弈模型中的先行者）时，他们会选择政治转型边界上的最高点。此时均衡结果位于经济可能性边界内，标记为“现状”（status quo）。

　　正如图1所示，政治对经济施加了“硬约束”（binding constraint）。资源配置和整体经济状况不仅取决于技术和资源约束，还取决于政治转型边界PP的位置和形状。反过来，政治转型边界PP的位置和形状依赖于精英们可采取的行为集，而可行的行为集又取决于精英们对可行的一系列策略（包括政策、行动、联盟等等）有何看法。好的政治/政策观念可以放宽政治约束，将政治转型边界向外推移。正如技术创新放宽常规资源约束一样，政治创新放宽了政治转型边界。经济学家意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将技术创新作为长期增长模型的核心。相反，政治经济学模型通常假设政治创新是不可能的。许多政治创新往往是短暂的、不重要的，或者容易被人忘却。但是，仍然有一些政治创新被证明是重要的、持久的，就像经济学中的通用技术一样，例如，政治党派、司法独立，或者实实在在的民主。

　　技术变革并不一定会改善每个人的境况。类似的，政治创新可能恶化非精英阶层的境况（图1中PP曲线会向外移动到新的均衡点S）。一些观念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不好的，但是仍可能流行开来：设想精英们成功地说服非精英阶层此生应该更加努力工作，以便来世获得补偿，或者更实际一点，对非精英阶层征收极低的资本税，让他们获益。

　　在政治经济学中，虽然政治转型边界的观念鲜少获得关注，但是注重实践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确实花费了大量精力围绕政治约束寻求新的政策观念，尽管并不总是成功。也许，政治创新精神可以移动政治转型边界最具说服力的案例来自现实生活。以下是一些可以同时改善精英和非精英境况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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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杨小凯xiaokai 发表于 2015-5-29 17:01:18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在不丧失权力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06）讨论了某些ZF因担心被取代而如何推动工业化，他们还阐述了向外移动政治转型边界的可行策略。思考一下，为什么日本的精英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决定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是这样描述的：“日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推动现代化，强化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官僚精英们的地位。在我们的模型中，这一策略也可以被视为在尽可能不被取代的同时实现工业化……”他们还补充说，这类似于发生在英国和德国的“非工业的精英阶层在工业化过程中维持其政治权力”（第128页）。在英国，“通过采取逐渐让步的策略，精英们实现了对政治均衡的控制，并在工业化开始影响政治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至少一个世纪的权力……英国作为一个重商主义贸易大国有很长的历史，这意味着许多上层人士都有相对多元化的财富……”（第126页）。在德国，“新兴的工人阶级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容克们组建了‘钢铁和黑麦’联盟”（第126页）。

　　在这些解释中，最明显的是精英们推行目标明确的策略，使他们不必过于担心因经济变化而被取代。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对新兴工人阶级的逐渐让步、商业和工业的多元化、产业利益联盟以及其他类似的选择，都是为了确保精英们在保持其权力的同时从工业化中获益。这些策略的存在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类似的策略在非工业化的情况下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它充分说明了政治创新在放宽那些看似难以撼动的政治约束中有其作用。

　　中国的双轨制改革

　　1970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价格管制成为一种创租机制，租金被转移给了ZF扶持的一些群体。价格放开以及废除上缴公粮义务，使承载了大量人口的农村实现了效率的大幅提升。但是，这一改革的代价是减少了国家的税基和城市工人低价的粮食配给。根据标准的基本政治经济学模型，这样的再分配结果足以解释中国领导人不会愿意去推行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改革。

　　然而，中国ZF却另辟蹊径。1970年代末，中国ZF开始利用政策创新，如价格双轨制和经济特区，有效地切断了市场化激励与其再分配效应之间的联系。以农业改革为例，中国ZF不是直接取消固定价格下的按计划上缴公粮，而是在统购统销的基础上嫁接了市场体系。只要按国家规定的价格缴够公粮后，农民就可以将多余的粮食以市场价出售。正如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Lau、Qian and Roland，2000）所述，这一体系在相对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实现了配置效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双轨制的要旨是将通行的租金流与改革效果相隔离。国家没有失去收入，城市工人也没有失去廉价的粮食配给。

　　中国经济特区也发挥了类似的功效。如果以标准方式放开贸易体制，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将受损。中国没有那样做，而是允许经济特区的企业在自由贸易的规则下运营，其他企业仍实行贸易限制政策，直至1990年代末。这使中国在保护好国有部门就业和租金的情况下，逐渐融入了世界经济，并且使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强大而非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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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杨小凯xiaokai 发表于 2015-5-29 17:01:58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南非的民主化

　　在南非，多数黑人要求从少数人那里获得民主，种族隔离制度面临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双方都知道，一旦非国大（ANC）获得权力，占南非多数人口的黑人将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剥夺白人精英的权力（或至少是严厉的税赋）。如果白人精英推行政治改革，就必须有反对剥夺的可信保证。在面临国际制裁和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推行民主会改善白人精英的境况，但前提条件是能保证未来有适当的税收。如果没有这些保证，镇压多数黑人虽然会让白人精英和整个国家损失惨重，但仍然符合白人精英的利益。

　　纳尔逊·曼德拉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尤其在民主ZF的头些年，”他在1991年说道（引自Inman and Rubinfeld，2012，第784页），“我们可能必须做些事情，以表明这一体系有一个内在机制可以阻止一个群体镇压另一个群体。”在1994年民主转变前夕，南非联邦机构特别设计了防止多数贫穷黑人剥夺少数富裕白人的机制。两个关键条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一，保留地方权力机构手中重要的再分配事务；第二，至少有一个重要省份（西开普省）仍然归少数白人统治。英曼和鲁宾费尔德（Inman and Rubinfeld，2012）认为，这两项安排共同创造了“人质博弈”，在这一博弈中，西开普省当局可以减少该省对黑人提供的服务，这一潜在威胁弱化了黑人ZF向白人精英征税的激励。创造性地运用政治规则使南非实现了政治转型，同时也更接近效率边界。

　　其他例证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拉丁美洲的改革派技术精英推出了自由化、私有化（有巨大的再分配效应）与反通胀相结合的改革方案（包括精英们在内的多数人认为有必要实行这一改革方案），战胜了强大的内部人集团的反对（Rodrik，1994）。在美国，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以及其他社会保险和补偿方面的措施为劳工群体提供了好处，以换取他们对国际贸易协定的支持（Destler，2005）。以无线频段拍卖为例，只有设计出政治上的后备方案，如限制商业无线服务拍卖并给特殊群体（妇女、未成年人、少数商人）授予特殊权利，以确保国会议员可以从拍卖中获得特定好处，美国国会才会放宽对无线频段拍卖的限制。莱顿和洛佩兹（Leighton and López，2013，第147页）写道：“最后，在国会中作决策的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些东西，不管是收入方面的还是政治监管方面的。”

　　这些策略表明，创新使政治转型边界向外移动。这些策略既提升了效率又保护了内部人和精英们的权力与租金。有时候，它们使激进的政治变革成为可能，如南非的例子。另一些时候，它们是为了防止政治上的变化，如中国的例子。虽然我关注的是改变国家进程的大量政策创新，但人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列出许多不那么革命性的政策创新，如所得税、养老金、国际贸易中的最惠国原则、银行存款保险、福利受益人的工作要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市场化的排污交易。所有这些政策创新的共同点就是，它们克服了变革的阻力，让社会向效率边界靠拢。

政策观念来自哪里？

　　是什么决定了创新型政治策略的提出及应用？为什么某些政治体制有更多的政治创新？如何解释它们出现的时机？正如技术创新一样，我们很难知道这些问题的所有答案。创新的发生多数是机缘巧合，正如根本性的科学发现会带来意料之外的实际收益，试验或试错过程会产生新产品和新工艺。类似的，我们必须假定，在政治领导力和政治创造力方面有显著的独特因素。尽管如此，关于研发和内生增长的经济学文献表明，某些系统性因素也在发挥作用（Segerstrom、Anant and Dinopoulos，1990；Aghion and Howitt，1998）。例如，技术创新对市场激励作出反应——通过获得超越竞争对手的短暂优势来追求垄断利润。同样的，放宽政治约束的政策观念可以被认为是特殊进程与有目的行为的共同结果。对政治观念的重视开辟了有趣的研究思路。这里，我将简单概述一些适合系统性分析的新观念的来源。

　　政治领域的企业家精神

　　低效率为政治领域的企业家精神（political entreprenuership）创造了机会。只有存在效率提升空间时，政治行为人才会致力于提高效率，不管激发他们这样做的具体动机是什么。例如，经济学家会提出他们认为能提高经济表现的政策建议。有时候\[Acemoglu and Robinson（2013）特别强调不总是如此\]，这些建议考虑了政治可行性。但最后，政治领域的企业家才是对学术观点和政治低效率作出决断的人。能知道政治领域的企业家在哪些情况下作出决断、在哪些情况下开始实施他们的政策创新，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截至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很少。

　　莱顿和洛佩兹（2013）在他们新出版的一本书中特别强调，政治领域的企业家精神使政策改革具有可能性。要让新观念战胜既得利益，他们写到，必须让“企业家注意并开发利用这些观念、制度和激励机制的薄弱点”（第134页）。他们提供了四个案例研究这一过程：频段许可权拍卖、航空公司放松管制、福利改革，以及住房融资。用他们的话来说（第178页）：“在公众看来，政治变革更像是一个疯子、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学究的突发奇想。但是无论这些政治变革的领导人采取什么方式，他们都是政治领域的企业家，他们的观念和行动都以带来变革为重。”正如作者所强调的，政治领域的企业家精神可能对社会有害，因为追求个人租金往往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低效率。但是政治转型边界向外移动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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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杨小凯xiaokai 发表于 2015-5-29 17:50:54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干中学

　　创新与学习相关联。正如企业在积累经验后，会降低它们的成本曲线一样，公共组织如官僚机构也可以通过学习，来创造提升效率的机会。有大量文献探讨了随着组织机构年限增加，学习与荒废之间的潜在替代关系（Srensen and Stuart，2000）。类似的，政治家也可能从他们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演化经济学基于有限理性行为人的不断试错，为学习提供了有用的补充视角，而政治经济学尚未利用这种方法（Nelson and Winter，2002）。

　　技术方面的学习通常对其他企业有溢出效应，这反倒抑制了技术创新的激励。有意思的是，政治上的干中学可能也具有类似的外部性。在位的政治家可能不敢进行政策试验，因为他们将承担政策试验失败的所有成本，而政策试验成功时要与潜在模仿者共享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允许自由进入的竞争性政治体制对政治观念的影响可能是不明确的。更多竞争意味着有更多政治企业家争夺新观念。但是，它也意味着更多的模仿者——严阵以待的政治对手，这弱化了政策试验以及从放宽政治约束的策略中学习的激励。

　　政策变化

　　这里的“政策变化”是指，在现有政策的边缘出现了计划外的政策试验。这些试验通常是源于政策制定者因行政管理方面的原因或其他原因，无力严格执行现有规则。和随机的政策变化一样，改变公认的做法如果能够带来更好的实际效果，就能推动更好的新政策的产生。例如，中国双轨制这一政策创新不是来自计划者自身，而是来自中国农村地区农民非法交易粮食的黑市。计划者只是非常明智地认识到，只要计划配给本身能得到执行，这些边缘市场就可以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同时使农民富裕起来，根据这一认识，他们制定了相应的公共政策。类似的，197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特价机票”（supersaver fares）试验揭示了更多竞争和自由进入能带来可观的价格上的好处，这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航空管制的放松（Leighton and López，2013，第155—156页）。

　　莱泽尔（Leitzel，2003）深刻地描写了“规则规避”（rule evasion）给改革派带来的后果。正如他写道：“规避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试验、一种可选的社会安排方式。”（第23页）莱泽尔讨论了规则规避为新政策铺路的两个原因。第一，规避行为通常会变成共同认知（common knowledge），并传递了现有政策失效的信息。第二，它给出了改变现有政策的备选方案（比如，将黑市合法化），或者创造了改革的民意基础，从而为改革提供激励。正如本文所论证的，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规则规避是新观念的源泉，可以让政策制定者思考如何在政治约束下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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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杨小凯xiaokai 发表于 2015-5-29 17:51:29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危机

　　危机时期也是反思现有政策的好时机。这不仅因为现行利益集团可能失去其部分正当性，还因为在位者可能愿意尝试新的补救方案。危机时期，对新说法、新观念的需求是巨大的，试验的意愿也很强烈。“在不确定的时刻，”布莱思（Blyth，2007，第762页）写道，“阐释危机的种种观点不仅告诉行为人‘什么错了’，而且告诉他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在美国，大萧条为各种新颖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名副其实的试验室。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倡议，即“大胆的、持久的试验”。“众所周知，就是要想出方法并进行尝试：如果失败了，坦白承认，并换一种方法尝试，但最重要的，要尝试一些东西。”1970年代的通胀危机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和中央银行独立性等新观念提供了基础。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也使税收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管控更容易被人接受，尽管人们对削弱金融利益集团仍存有争议。

　　虽然危机与新观念之间的关联看似可信，但仍需更多解释。为什么有些危机更容易带来新观念？如何解释哪种类型的观念会被采用？大萧条使美国、欧洲一些法西斯主义国家和欧洲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了新政。这些结果是否由利益结构预先决定？政治创新和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独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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