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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续）
到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平衡的微观理论完全否定马克思从宏观历史角度提出的市场经济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无政府倾向的内在矛盾，必然造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模型，连斯密注意到的非线性约束（即市场规模的限制）也排除在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就完全失去理解内生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能力。
皮凯蒂的研究清楚指明亚当.斯密代表的空想资本主义理论的破灭。分工加贸易不见得能导致国富，因为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本积累主导了财富的分配。工业化和殖民主义导致富国和穷国的贫富分化，并引发一系列的战争和革命。决定市场份额的不仅是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是武力的比较优势。民主和道德都不足以制约资本的贪得无厌。革命和战争导致西方富国的兴衰和产业中心的转移，没有一个富国能长久保持国际分工格局的霸权，私有产权界定的资本收入也周期性地蒸发和毁灭。所以资本也无法积累到无穷。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当属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凯恩斯是英国的战争理财高手。在大萧条期间诞生的凯恩斯经济学，实质是西方战时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哈耶克早期研究经济周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注意到迂回生产和内生货币的运动，发现央行的信用扩张是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但是，哈耶克的空想资本主义达到荒唐的程度。他在大萧条时期主张政府无所作为，强调市场经济有天生的恢复能力，犹如主张重病患者无需医药的救助，听天由命可以取代医学的干预。战后哈耶克反对通胀政策的药方是废除中央银行，等于放弃国家为战争筹款的铸币权，这让同样鼓吹自由经济，但是主张央行独裁货币政策的弗里德曼，完全不能容忍哈耶克合理的内生货币论。哈耶克被赶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边缘化为经济哲学家。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预言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和福利社会，必然失去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人“自由”（皮凯蒂看到的只是少数富人的选择自由）。历史现实却是欧美的福利社会走向骄奢和破产之路，而非计划与奴役之路。虽然哈耶克是一个有见地的货币经济学家，却是失败的政治经济学家。即使他最终获得诺奖的桂冠，也无法实践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政策。
撒切尔夫人对哈耶克的口头赞美，只是把哈耶克作为削减工人福利，搞亏损国企私有化的口实，从来不打算采用哈耶克取消央行的方案使英国的金融业成为美国的附庸。英国国有铁路的私有化完全失败，经济自由化加速产业的空心化。要不是马岛战争挽救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命，撒切尔夫人改革劳工市场的政策也不难以推行。美国后凯恩斯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告诉我，奥地利学派是无法执政的，因为自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总统，实质是军事凯恩斯主义者。这使我意识到，结束美国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美国加入二次大战。撒切尔夫人也是挂哈耶克的羊头，卖的是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狗肉。皮凯蒂对一战到二战后资本收入比例下降的分析，说明70后的皮凯蒂，比空想资本主义者更懂当代的政治经济学。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三位大师，当属刚去世的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科斯。宣称观察真实世界的科斯对大萧条、二战、冷战、和中东战争视若无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否认新古典经济学都接受的政府干预市场失败（如污染等外部性）的需要，认为利害双方的自愿交易可以化解社会冲突，在交易成本低的条件下，社会利益冲突的化解，只需界定产权，两方交易，无需法庭、社会仲裁等第三方干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最彻底的无政府经济学理论，把空想资本主义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在城市化和基础建设中面临的征地矛盾，地价节节攀升，内地农民和大学生的就业日益困难，而城郊的拆迁户和近郊农民却从劳动者大批转化为食利者，完全否定科斯存在均衡价格与初始制度安排无关的预言。科斯本人小心翼翼地避开收入分配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对交易成本为零的社会成立（他似乎不明白原始社会的交易成本几乎为零，但是没有剩余价值）；似乎当代社会的交易成本远大于零，就难以界定企业家的剩余价值。皮凯蒂的定量分析，清晰地表明可以定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平等的趋势。 这就为收入分配政策的实施奠定基础。
不平等的起源和对策
《纽约时报》的评论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向正确，但是推测有误。马克思预言了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同时断言资本回报率会递减，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皮凯蒂的数据发现，西方的资本回报率相当稳定，只是数次被革命和战争打断。皮凯蒂虽然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者模型，但是因为他的经验分析单位是国家而非产业，也就没有提出取代新古典外生增长论和内生增长论的理论模型。
笔者2012年在国际熊彼特学会上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可以填补马克思和皮凯蒂之间的空白。马克思观察到的资本报酬递减，对每个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成立，但是对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未必成立。因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真实动力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科技进步开发新的资源。
斯密对资本主义真正的洞见，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而是“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我们注意到市场竞争的实质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市场份额竞争。垄断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方法是用价格战、专利战、兼并战等手段排除竞争对手，控制市场份额，然后控制市场的定价权。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假设两人的平等对称博弈，现实市场是多人的不平等不对称博弈。市场赢家不一定是创新的企业家，很可能是投机的金融家。假如你读过意大利佛罗伦萨美蒂奇家族银行的发家史，你就知道文艺复兴的金主，其实是教皇权力和金融家金钱交易和权钱勾结的产物。美国的民主政治退化为金主政治，得到最高法院的保护：美国选举大额捐款不设上限，竟然被最高法院解释为保护“言论自由”。西方如此赤裸裸的金钱民主和利益政治，使皮凯蒂的“全球累进资本税”的实现希望很小，因为要建立全球政府，推行全球累进财产税，和各国同时进入共产主义一样困难。
中国创新的战略和机遇
对西方体制的近距离观察，给笔者找到破解皮凯蒂困境的中国机遇。
第一，国际竞争是制约美国模式的主要武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冻结中国存在美国银行的资金，迫使苏东国家把美元资金存在西欧银行，形成欧洲美元市场，在1960年代有效制约了美国自利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降息如果低于欧洲美元的利息，美国资本出逃，而非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无法刺激美国的投资和就业，因为美国资本看好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市场，对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能力失去信心。中国已经开始和主要贸易伙伴发展货币互换协议，如果中国政府实行笔者的建议，在上海建立亚洲美元国债市场，有可能突破美元和美债的世界霸权。
第二，中国可能比西方率先找到高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改变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笔者注意到，美国和中国从每月的工资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和福利税并不困难，但是要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阻力重重。类似的，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私有化后，不但工业化引发的地价高涨改变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也使台湾基础建设的征地困难重重，使台湾经济的停滞积重难返。相比之下，集体土地所有的中国大陆，在基础建设上突飞猛进。可见中国产权的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远胜于西方和东亚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注意到资本的超额收益，源于市场份额提成，而非劳动时间付酬，则在中国用税收和社会奖励等多种方法缩小贫富差距，又不打击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下，是可能做到的。
去年年底，本人有机会和香港媒体见面。有香港记者问我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的回答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文本作者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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