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年代,我的研究生教育观——转载
我的教育经历很有时代性,八零年代基础教育,九零年代大学教育,零零年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十年就有很大变化。
我于1999年开始上研究生,由于中科院研究生头一年要集中学习基础课,真正课题研究工作从2000年开始。从此15年,忙忙碌碌,从自己做研究到指导研究生课题,对研究生教育的理解也日益深入,在我以前的博文中多有讨论,不过以细节性的课题选择、论文撰写、师生关系等为主,既然要讨论一个研究生教育观,势必要求对研究生教育有个整体认识。教育管理部门可以提供很多公开的数据,但讨论数据只能使认识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技术层面,不能深入因果内核。
研究生是为谁培养的?这是首要问题,关系到谁出钱的问题。在计划体制下,研究生是为国家的四化建设而培养的,做什么不由研究生自己,由培养单位的任务决定,研究生去向也是国家任务决定,此种情况下,ZF出钱理所应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需求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下降,个人进步需求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上升,尤其研究生扩招以来,大量毕业后无处可去的研究生在不断质疑研究生培养究竟谁受益?如果说为国家发展而培养,显然国家行政部门和各级地方ZF通过日益繁多的海外引才计划间接否定了这一点,可能是觉得国内培养的研究生水平不足。那么,是为研究生自身进步吗?表面上看是这样,没有人逼迫大学毕业生考研,但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是无形的逼迫,无论研究生的出发点是醉心学问还是混个文凭,都是为了自己,那么就应该自己掏钱。接着推理,如果真的让研究生自己掏钱,恐怕绝大多数研究生专业无人可招,因为不划算,投入家长的金钱和孩子的宝贵青春,不一定得到如意的工作。那么,如何招到研究生呢?折中的办法就是,由研究生的某种付出折抵他的教育费用,而他的生活费用由研究工作的直接受益者---导师承担。归根到底,新时代里,研究生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是研究生本人,其研究工作的直接受益者是导师,因此,研究生是为他本人和导师培养的,理应由双方出钱。至于国家需求,ZF只是一个人才购买方,理论上不必承担任何形式的研究生培养费用。
虽然国家可以从世界各地购买人才,仍然要好好培养本国的研究生。发达国家对学术人才的购买是按照岗位重要性和人才能力公平定价的,只有中国赤裸裸地按照出身定价,这对本国研究生的信心打击极大,间接对国家的研究生培养整体不利。我们引进海外人才不是根据某一个项目或研究计划的需求而引进合适的人选,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引进来,然后要么让他们自生自灭,要么不停地往上堆钱,这种土豪做法会造成既浪费人才又浪费经费的结局。盲目地给海外引进人才各种高待遇,一定会有鱼目混珠者,这些人就会成为本土人才反对海外人才计划的证据,反过来伤害真正高水平的海外人才,同时造成海外人才和本土人才的对立。如果决策部门把本土人才的出路限制在永无出头之日的科研工蚁,那么本国研究生还是尽量少培养。但是,如果科研岗位都由引进人才担当,哪个单位可以承担起如此高昂的成本?所以本国研究生还是应该好好培养。这个好好培养,从导师的角度,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在于ZF的有色眼镜能否摘下来,以及用人单位能不能正确评价人才的可用性和发展潜力,毕竟如今信息发达,不是30年前了。
为了提高本土研究生培养水平,必须破除现有的研究生招生制度。既然要好好培养国内的研究生,那就要看看如何能够培养好。现在海归导师已经有很多了,本土人才的水准也有了大幅度提升,那就是培养制度还有些制约。其中招生制度还在沿袭30年前的思路,大学学很多课程,只靠两门专业课考试决定研究生入学资格,太过轻率。学科界限太严格,阻碍跨学科研究。限定时间毕业,对延期研究生没有制度上的保障,这些都是非人性化管理。研究生招生应该还政于导师,管理部门只负责版手续即可。
研究生教育是职业教育,研究生与导师是半合作关系。不管导师身份如何显赫、水平如何高,只要在这片热土上招生,就会遇到同样的技术性问题,如何处理师生关系。师生关系这个问题已经是嚼后的米粒,没什么味道,只有一点还值得一提。既然是半合作关系,双方就应该恪守承诺,都不能随意做事。对于不负责任的一方,对方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这一点对于研究生显得尤为重要。
导师要有稳定的研究方向,不能胡乱开题。科学家的思维特点是发散,擅于发现很多可能性,以至于新想法很多,这好不好?难说。正如读书要把书读厚了,再读薄了,方为上乘。搞科研,要能够发散思考,更要能收敛行动,如果导师方向太多,不是他本事大,而是他太贪心。如果导师给研究生定题太随意,就会害了研究生。
自从我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2009年成为博导以来,已经培养了30多位硕士和博士,我自认为是个优秀的研究生,也是个优秀的导师。我的目标是,把对科研没兴趣的培养成有兴趣的,把不会搞科研的培养成会搞的,把不擅于作报告的培养成擅于的,把不会写文章的培养成会写的。这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