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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文明的波浪模型看中国的大战略（一）
汪涛
很多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依然在错误的“李约瑟难题”思想指导下追寻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清代甚至宋代就发生工业革命。但如果深入理解了《生态社会人口论》建立的工业文明波浪模型，就会知道这种讨论完全没有意义，就如同讨论波浪还远未到达岸边之前为什么岸上不会被打湿一样不合逻辑。
在今天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仅仅是纪念这一场胜利，而应当从更深远的历史角度看待日本的经验教训，和我们自己应当做什么。
中国目前面临的空前历史机会
工业文明的波浪模型是指工业文明是以一种波浪的方式从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向附近的国家传播，像波浪一样一个接一个带动其他国家完成工业革命。由于地球特殊的地理环境，这种本来应当是从一个中心向四周传播的波浪，形成了大致从地中海东部开始，由东向西的传播过程。从最早的古希腊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西班牙和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日本，东南亚......现在传递到中国。这个波浪甚至具有相当规律和奇异的地理特征，就是沿着北纬40度线和北回归线构成的文明带从东向西传递。中国事实上接受了多个方向来的工业文明波浪影响。一个是从苏联传递过来，另一个是从美国、日本和东南亚传播过来。
人们常说历史即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工业文明的波浪模型清楚地揭示了工业文明历史的必然性所在。当它的波浪没有到达中国时，完全不应有任何奢望。但它这个波浪来到时，想躲过都很难。看看今天中国周边的国家，除了朝鲜这样稀有的国家外，有几个不是处在工业文明的黄金时期呢？
在整个工业文明波浪的传递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会面对工业革命一定历史时期的机会。有些国家对机会把握得很好，在工业文明波浪传到自己国家时达到了很高的跨度。例如古希腊、英国、德国和美国就是典型的案例。而有些国家只是借机通过贸易或工业等发了一些财，工业文明波浪的高峰传走之后，一切即归于平静。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是坐在一起瓜分整个地球的两大国际巨头，而今却沦落为“欧猪五国”成员（是国际债券分析家、学者和国际经济界媒体对欧洲五个主权债券信用评级较低的经济体的贬称。这个称呼涵盖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他们几乎全都曾是工业文明波峰之巅的历史明星）。在这一点上，又有各个国家自己的偶然性和主观意志作用的力量存在。
今天，中国正处于工业文明波浪进程的波峰之巅，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对中国总共只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该如何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如何能够将工业文明的波峰推升到更高的高度，使自己相比过去有一个更大的文明跨度？如何使自己抓住未来持续的历史机遇，从而使自己能够走得更为长久？这些不仅仅是少数学者精英应当考虑的问题，而且应当成为整个民族考虑的问题。但事实上，连中国的精英学者们都还未对这个问题得到最清醒的意识。
中国学术界过去太过于受到“李约瑟难题”的影响，纠缠于中国历史上宋朝、清朝等为什么没能产生工业革命的“吃后悔药”过程之中。如果明白了工业革命的波浪模型理论，对这个问题就会完全释然了。那个时候工业文明的波浪离中国远着呢！根本就不可能全面继承古希腊文明成果，也不可能明白当时应有的完成科学革命的历史使命，怎么可能产生工业革命呢？甚至于在受了上百年科学文明的熏陶之后的今天，中国人对于什么是科学？应该用什么样的科学精神解决问题理解清楚了吗？似乎还没有。如果今天在受了上百年科学洗礼之后的中国人都依然没完全明白，能指望宋朝和清朝的中国人明白吗？
日本存在“失去的20年”吗？
日本是处在承接美国之后的第一个波浪的位置上，是亚洲最先发达起来的国家。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就一直是在极力地主动想利用工业文明的机遇，以至于在各个时期存在走火入魔的极端行为。这使它的经验教训具有更多的内涵。日本成功地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同时却因战争罪行成为至今世界上罕有的“不正常”国家。相比之下，与日本同属二战轴心国的意大利和德国却早已经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
今天人们普遍存在的一个看法是，过去20多年是日本“失去的20年”。这个说法似乎有理，仔细想来却是让人很疑惑的。所谓“失去”，要么是指已经得到的东西丢掉了；要么是指本来有可能得到的东西，但却没有能够得到。那么所谓日本“失去的20年”是在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呢？
是他们本来就有的东西丢失了吗？2014年，日本人均GDP是38491，与英国几乎一样，是美国的72%。如果日本不失去20年，其人均GDP应该在什么水平呢？就算达到与美国一样，就是在目前水平上增加38%。说小也不算小，说大也算不大。难道这就是日本20年失去的东西吗？并且，凭什么认为日本与美国人均GDP一样就是天经地义属于日本的东西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些东西的确是日本原来有可能获得的，但却没有能够得到，原因何在？也就是说，假设日本可以得到与美国一样的人均GDP，甚至更高的，超过美国1倍的人均GDP是否有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如何做才可能达到？尽管这种讨论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假设，并且单单从人均GDP角度讨论问题可能是有偏狭的，但这样的讨论对于中国来说却是极有价值的。因为中国当前正好处于20年前的日本所处的阶段。
工业文明的波浪只能从高向低传播
自然界波浪的传播是从波峰向波谷传递，工业文明历史的波浪传播也是如此，这就是顺势而为。一个处于波峰的国家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和金融等优势向处于波谷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开拓，会比反过来去与前一个波峰要容易得多，这是顺势而为。虽然前一个波峰的国家已经失去黄金岁月，但他们还是会具有相当大资金、产品技术和金融优势。但日本在面对自己最重大战略机遇期时，却选择了太多逆势而为的国家战略。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是处于与中国当前非常相似的情况。与处于第一位的美国经济总量开始非常接近，产品技术逐步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日本当时信心满满，推出大量为进入国际领导者行列的计划：
每个城镇，甚至村庄都要创建出自己国际名牌。
震惊世界，并在全球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地区掀起不同跟随狂潮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
......
今天我们都认为广场协议阻止了日本发展的势头，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为什么西方国家要不惜一切地阻止日本呢？先发达国家不希望后发达国家超起自己是当然存在的外部因素，但日本自己在最关键时刻缺乏清楚的，符合历史规律的发展战略却是根本所在。
在80年代随着日本产品技术的发展，面临着如何开拓更大发展空间的问题。把眼光放在什么方向呢？日本是把眼光放在自己曾跟随着前一个工业文明波峰的美国身上，这引起了与美国之间持续不断的贸易战，尤其是汽车、内存芯片等尖端科技产品领域，一次又一次的贸易战让美国人最终失去了耐心。
今天很多人认为新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必然面对与前发达国家失控的竞争，这并非没有道理，但却并非历史的必然。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思路，日本当时是否有可能采取正确的策略，从而有效延续自己发展的动能呢？
日本错失的向西发展历史机会
20多年前，当日本经济开始接近世界第一的位置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不久。当时的中国与今天完全不同，如果日本要想来领导和整合中国，以当时的实际状况来说，中国对此会是求之不得的心态。
在与日本建交时，虽然中国放弃了战争赔款，但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双方最终可接受的变相解决方法，日本从1979年开始的近30年间为中国提供了大约32000亿日元（约合300亿美元）的ODA日元贷款。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初的相当长时期里，ODA日元贷款占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大的比例，甚至在1984年达到一半左右的程度。日本高度发达的家电产品让中国人羡慕不已，在非常长的时期内都以家里能够放上日本原装品牌的家电而倍感荣耀。电视上和电影上的日本文化形象阿童木、真由美、渡秋、阿信、排球女将、山口百惠.......个个深入人心。当时的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处在只能仰望的位置......而此时从中国角度来看的中日关系完全处于蜜月状态。中国媒体上一提到中日关系，强调的全是“自古以来就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甜美声音，与今日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设想一下，如果日本在这个最佳历史时机明白自己未来发展的最重大方向和机遇是在其西边的中国，抓住这个最佳的历史时期解决与中国的历史问题，那个时候一个很简单的行为就足以让中国和整个亚洲彻底忘记与日本的仇恨。对比一下德国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就足以理解日本错失的历史机会有多么重大。德国伟大的政治家勃兰特在波兰无名烈士墓前一跪，让整个欧洲一下就完全化解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血海深仇。跪下的是勃兰特，但他却让整个德国很快重新站了起来，并在今天成为欧共体的领导者。
为什么勃兰特的行动能够如此成功呢？那是因为二战之后所有欧洲国家都太疲惫了，都想赶紧能找到台阶下，能有和平的机会恢复元气，发展自己。勃兰特能抓住历史的机会给整个欧洲一个出乎所有人意外的大台阶，不仅整个欧洲，而且全世界也就全都赶紧顺着这个大台阶下去了。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当时能有一个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日本政治家在南京雨花台或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一个花圈并跪下，所有中日之间，甚至日本与整个亚洲之间的历史问题很可能全都一笔勾销了。那个时候这样的行为之所以有成功的巨大可能，是因为整个中国和亚洲都急切地需要日本的产品技术和资金。但是，日本需要主动给中国一个台阶，让中国和整个亚洲把包袱放下。这个台阶不仅要足够，而且要有非常好的历史时机配合。
在今天，日本ZF领导人还有可能再如此轻易地解决历史问题吗？情况完全不同了。关键原因在于今天的中国和亚洲虽然还是需要日本，但已经不是那么迫切地需要了。历史的机遇一旦错失，几乎就意味着永远失去。
如果当时日本抓住时机永久性地解决历史问题，并且领头来整合整个亚洲的经济，美国并不会马上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而整个亚洲也会对日本感恩戴德，都会想着借机“傍一下日本这个大款”。待日本避开美国锋芒，与整个亚洲合为一体，东京就会是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以东京作为央行所在地成立亚元，即使不能像以法兰克福作为央行所在地成立欧元一样顺理成章，至少也是有极大可能性的。就算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不舒服，只要不时安慰一下，不让美国太过难受，也适时让渡一些利益，美国也很可能就“只好如此”地将就下去，而不至于闹翻了。如果情况是这样，将不会有广场协议，日本再发展20年之后的今天情况会是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因为德国有效抓住了关键的时机解决了历史问题，并在其后成为欧盟的实际领导者，即使面对大量新兴市场对手的竞争，德国依然保持了长久的经济竞争能力。虽然德国人口为8500多万，低于日本的1.27亿，但依托于整个欧盟的广大腹地，为德国经济保持活力提供了有效支撑。15年前，德国与日本经济情况相似，但15年来，德国出口一直保持良好增长，日本却举步为艰。2000-2012年间，德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长占到其总出口增长的60%。而中国市场占到日本同期出口增长的三分之一。中国市场对日本如此重要，却因历史问题最终不得不受到影响。
近年来，德国对中国出口也一路高歌猛进，而日本对华出口却处于停滞和波动状态。2014年德国的外贸出口总额达11336亿欧元（约合人民币80277.02亿元），较上一年提高3.7%，并再次创下最高纪录。其贸易顺差也位居全球首位，且远超排名第二、第三的中国和沙特，达到了217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5361.86亿元）。
仅仅就是20多年时间，已经是沧桑巨变，一切情况都已经恍如隔世。中国充分地用足了这20多年的发展机遇，2010年几乎是一飞冲天地在经济总量上取代了日本的地位，并在短短5年之后超过日本1倍。
从日本的教训之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今日中国尽量避开东边的锋芒，将眼光向西的“一带一路”战略英明之处。但这是否就足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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