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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看来，资产阶级——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是最有文化的阶级，资产阶级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而无产阶级则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
持这种看法的人，要么是已经被资产阶级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彻底洗脑，要么就是对真实的欧洲历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他们不会明白：为什么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杰出知识分子，会把资产阶级看做最没文化的阶级，会把资产阶级文化视为落后文化，视为基督教神学的变种，视为一种现代迷信。
正像占有和盗取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一样，资产阶级只是占有和盗取了“别人的科学”。如果说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文化，那么，它继承和发扬的就是欧洲腐朽的宗教迷信和神学文化，即使那些最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只是把神学和迷信换成了“形而上学”这种貌似新颖的表述而已，但在本质上，神学与形而上学并没有什么不同。
正如上帝居于基督教世界的核心那样，资本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资本家只是把宗教的“虔信”转变为“信用”，而这就是信贷制度——投资放债制度的基础。资本也并不是财富，恰恰相反，资本要消灭一切现实世界里的财富，为的就是将其转变为投资——“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想象”，资本把一切有形的财富转化为投资即“对财富的许诺”，转化为“有待实现的财富”，就此而言，资本从根本上说是虚拟的。而对于投资或者投机失败，对于“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许诺”会在现实中落空这个残酷的问题，资本投资家的回答倒是极其简单、天真而有趣的，那就是：相信你的想象，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的投机——“相信上帝与你同在”。而这又使得“信用”再次回到了“虔信”。
马克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是“新教”，马克思则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这其实都是说，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可以脱离现实生产活动自行增殖这个简单的神话的基础上。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活动建立在资本无限积累和增殖这个想象的基础上，所以，“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就只是一种表现而已。而所谓“一切经济危机都是信心的危机”这句十分简单的话，却深刻地说到了问题要害：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现代迷信。而这里的“信心”，就是对资本永恒积累的信心。
我们这个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活动，其实是建立在“信用”这个“想象的沙滩”之上，而并非建立在真实世界里的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上，并非建立在对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生产劳动的清醒评估的基础上。于是，现代知识的使命也就是把信仰归于想象，而把观察和试验归于科学——最早提出这一历史任务的，是英国一位由于被控贪污受贿而赋闲在家的大法官，他就是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这位大法官于王阳明（1472—1529年）去世31年后出生，于明朝灭亡（1644年）之前18年去世——他65岁的时候因在严寒中做实验患上感冒而死。培根的一生，恰好经历了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中西方实力走势的大转变——中国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
培根指出，世上有两种知识，一种知识依赖“想象力”，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知识就是如此。实际上，一切概念和范畴都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这样一种知识活动无非是人们头脑中概念与范畴的推演。
另外一种知识依赖“理解力”。所谓理解力，就来自对于现实事物的观察、试验和归纳，它不能依赖头脑的“冒测”，不能依赖“信心”，而是依赖现实中手的劳作、眼睛的观察，只有当头脑被手的劳作所证实，当事实纠正了“人心的冒测”时，真正的知识才能形成。这种真正的知识，就是科学。
培根指出，神学和经院哲学长于语言论辩，这是因为：语言乃是建立在抽象的逻辑和范畴之上的结构，而抽象的逻辑和范畴之间的联系与转变，依赖的只能是想象力，比如说，我们在现实中面对的是千姿百态、各式各样的树，但是“树”这个概念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要理解“树”这个概念，我们只能依赖想象力。而培根指出：妄图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去解释现实，这本身就是虚妄。
因此，培根对于经院哲学的批判不是与之辩论，而是指出“想象力”与“理解力”是不同的，即人们在头脑中“想象”一个事物，与在现实中通过试验和观察“理解”一个事物是完全不同的。培根把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称为“人心的冒测”，简单地说就是“独断论”；他把自己确立的新的认识方式称为“对自然的解释”。培根认为，前者仅仅是在辩论中征服论敌而已，并不是在行动中征服自然。培根表示，对于“真理”，应该求助于“自然和经验的光亮”，必须誓绝那些无谓的“党争”，而经院哲学和神学一样，无非是靠动员人的联想和想象去制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因此，它必然是幻觉的、浮夸的和半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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