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邓恩：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及其解释力的不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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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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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统的解释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危机的根源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危机会周期性爆发，也不能解释什么样的内在机制帮助资本主义从经济萧条转为经济繁荣。马克思把危机看作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暂时的和不得已的手段。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也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怎么进入危机，而不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出来。本文主要考察目前流行的理论在解释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中的两个过程的能力以及这些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并提供一些经验性的检验证据。实际上，目前的所有解释都不是令人非常满意，所给出的这些证据也远不是结论性的。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基于不断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和比例失调的综合性解释模型。

关键词：卡尔•马克思  资本主义危机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能充分解释为什么经济会从危机走向繁荣的经济复苏理论。马克思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现存矛盾的激化，是使破坏的平衡暂时得以重建的暴力手段（1981，357）。但接下来，他却没有对资本主义如何从危机走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缺漏。很好地解答经济复苏问题对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是必要的，这不仅潜在地激发了人们讨论危机消退问题的兴趣，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运行机理的内在矛盾性。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易于引发危机的制度。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整个金融市场轰然崩溃，经济衰退的前景日益令人担忧，这些情况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所固有的，这一点不断被资本主义所遭受的困难所证实。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不同，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萨伊定理依然成立，市场失灵主要由于外部冲击造成的。当然，特别是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开始，某些深奥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承认资本主义存在周期性危机和其它潜在问题。一些学者还真的预测到了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参见Kindleberger 1978; Minsky 1982），并确认了经济失衡的重要过程。但他们并不认为金融不稳定性，是由于在更大范围的经济领域内存在深层次的结构矛盾而造成的。他们认为危机是由于不完善的监管和错误的政策所偶然引发的。愚蠢和管理不善的解释，虽然得到很多人的承认，但这一说法并不令人信服(Krasner 1976)。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货币经济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割裂为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金融不稳定性应被看作是经济危机的症状而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Marx 1973, 125, 198;1976,209)。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如何准确解释危机为什么会不断爆发，以及如何把抽象的理论与危机所采取的具体的、特殊的方式（包括金融危机）联系起来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持久力量就在于它是用制度性的因素来解释危机，这是进行严肃的经济分析的重要出发点。他们在强调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同时，也一直认为资本主义也具有进步性。在它之前，没有一个社会制度像它那样，能够使资本在竞争中实行如此高速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被用于再投资，资本规模越来越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但就像很多危机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繁荣终将会转为萧条。

不过，萧条如何转为繁荣却很少被人们深入研究，但这一问题同样应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导致的。危机破坏了无数个单个资本，有时会摧毁整个行业，甚至可以大大削弱整个国民经济。但是，资本主义每次总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在某段时间，资本主义和以前相比可能会缺乏活力，但萧条总是会让位于繁荣，危机总会过去。那些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而感到抱歉的人们又会重新充满自信，并宣称问题已经解决。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应更加充满希望，因为，2008年经济危机还在继续，经济的复苏远没到来。经济的复苏不会是自动的，只有在克服相当艰巨的困难后，才可能实现。在写作本文时，全球经济复苏的障碍还很巨大。再者，每一次复苏都是暂时性的。更不用说，到目前为止，危机还没有过去，经济还处于低谷。但是，本文认为一个完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对经济复苏问题作出解释和回答。

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危机理论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应该既能解释经济的衰退，也能解释经济的复苏。至少，这一理论既要能够说明制度是如何导致危机发生的，也要能够说明制度又是如何摆脱危机，实现复苏的。也就是说，对经济周期的两个过程的解释在理论上是相容的，而不需求助于外部的冲击来解释危机。把危机的发生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而把复苏看作是偶然的，这反映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片面性。第二，理论应该能够解释，或者至少能够说明一些经济事实。当然，现实的经济数据很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进行分类，每次特定危机的具体特征也总是和抽象理论所期望的特征有所不同。但是，一种理论如果不能保持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也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如何产生危机以及又如何从危机中复苏，那么这一理论就应该受到质疑。

本文主要考查四种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这些理论要能够说明经济如何复苏，并能解释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们将分别对这些理论进行讨论，而讨论问题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如何从危机中复苏，而不是资本主义如何导致危机。这并不是说这两个过程应该被认为是双向的，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当然，也不是说以往理论已经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进行了充分的说明。下面，将简要讨论一下这几种理论的局限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经济事实，并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讨论抽象理论在说明经济事实中的作用。接下来，将讨论利润压榨论或者工资推动论、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以及比例失调论。最后，说明把经济危机归因于利润率下降律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利润率下降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文章最后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尽可能综合各方面因素，但它更多的是探索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

关于理论与现实的评论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从抽象一般到具体特殊的动态过程。因此，分析的次序是先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开始，逐步分析资本、工资劳动、土地财产，然后扩展到国家、国际生产关系以及世界市场和经济危机（Marx 1973, 108)。对危机的分析之所以放在最后，被认为是为了便于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讲，直接的原因总是具体的，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危机经常会由于一些明显是偶然因素的影响而被加深，特别是，投资者信心的起伏不定对危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投资者的信心是金融市场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而难以持续的金融投机往往是危机的前兆。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金融领域一直缺乏充分的说明，这无疑是该理论一个重要的缺点。揭示危机发生的空间变化和政治干预的作用对于理解经济危机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的关键是要搞清楚，危机是怎么样发生的，而不是简单地把危机的根源归结到阶级之间或资本之间的关系上，而是要在国家层面、国际生产和世界市场的层面上研究这一问题。资本主义也在变化，在不同的时代，它们遵循不同的逻辑，有着不同的特征。一般来说，现实中的危机总是相互影响，总是一个集中体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Marx 1975, 423)。

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批评家们坚持认为，经济学、政治学、技术和文化对于认识和测定危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Norton 1988)。而一般的危机理论，比如这里谈论的危机理论，大都仅局限于从经济方面来认识和讨论危机。这样的危机理论应该像拒绝机械唯物主义那样受到拒绝。这些理论没有能够抓住资本主义这个复杂体的主要特征。他们只是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社会化的模型，这样的理论太过于抽象化了(Marglin 1990, 25)。不过，我们也可能在激进的经济非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之间找到一条出路。危机的诸多因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非对称性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进程中，由于所有的因素都是相互影响的，没有一个因素或多或少是重要的，是决定性的(Resnick and Wolff, quoted in 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 1988, 53)。

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危机的内在的决定因素时，他们更愿意接受多因性而不是整体性的解释(Foley 1986, 9; Lukacs 1974; Lebowitz 2003)。在这些说明中，主要决定因素的确认在马克思主义和多元主义社会学之间还存在明显的不同点。例如，马克思批评了自由主义假定生产和分配之间是独立的、互不影响的关系的观点，这种观点仿佛认为生产和分配在观念上就能够实现辩证的平衡，而不需要考虑现实中二者是否能实现平衡的问题(1973, 90)。哪种因素是决定性因素，这并不是直截了当的，也不是主观意断的，而必须经过更多的具体检验，我们才能选择出这一因素。这一选择当然需要符合一定的资格标准。我们要用一个辩证的而不是简单演绎的方法进行选择，因为抽象本身也需要经受理论和经验的考验。为了反驳自由主义把危机看作是偶然发生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尽可能地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常状态给出了制度性解释(Marx 1978, 393)，这也是对格林（Glyn）所描述的马克思的“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性矛盾”观点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的功能失调是它的结构矛盾激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1990, 274)

实际上，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与持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学者的观点都是相一致的。这些理论家只是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来讨论危机。卡莱茨基（Kalecki）是以商业周期、历史与制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规律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社会积累结构上的研究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规律学派的理论是用比较抽象的经济学术语来表达的，这也可能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制度的研究，也妨碍了对以制度为核心概念的理论的研究。规律学派的观点很接近于马克思主义。例如，阿格利亚塔（Aglietta） (1987)在最早的规律学派的著作中，就援引了利润率趋势下降这一概念，在后面的理论解释中也更加强调利润压榨在说明危机中的作用(Bowles, Gordon, and Weisskopf 1988; Glyn et al. 1990)。也有一些观点更接近于凯恩斯，他们也强调了至少在一定时期里，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或消费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很重视在长期繁荣中克服这些问题的办法。(Lipietz 1982, 1987)不过，我们要清楚对具体危机进行充分合理的解释本身并不就是对抽象理论的检验。就像戈登（Gordon）所写，“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只是给我提供了画布和画刷”。这不应该和已经完成的画作混淆，也不应该被看作是忽略具体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在分析萧条和复苏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理由。尽管如此，检验这些理论与经济事实的一致性依然对我们来说是很有用的，这为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具体的探究提供了前提条件。

这里把危机理论分为四类。当然，其它的分类也是可以的。有几个作者赞成采用综合分析法。但这些方法非常抽象，难以通过事实来检验，也就不满足这篇文章的要求。进行分析时，我们主要考虑如下因素：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意味着资本主义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世界制度(Lukacs 1974; Marx 1973)。实际上，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多数繁荣和萧条都是世界性的，尽管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不幸的是，大多数经济统计数据当然都是由每个国家独自来收集的。即使相似的统计方法被应用到多个国家，核对信息的实际困难也是相当巨大的。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美国——这个无可争辨的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至少直到最近为止，根据贸易量和外商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看，美国经济还是相对封闭的，这些指标可以为一些主要的论断提供有用的检验。不过，以国家统计数据为基础得出的结论还是应当审慎对待。

其次，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价值为基础，而价值是不能被直接度量的。下面讨论的大部分理论是用传统的数据来进行描述，并对它们进行一些相对简单的检验。但是，最终的理论还存在一些特定问题，因为这些理论是用资本构成的术语来表达的。本文的评论主要限定在对现在所使用的测量方式上。尽管如此，每一个理论仍然有一些可探讨的问题，如：我们应测量什么，以及应该怎样检验它。

第三，什么是萧条和复苏？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把衰退的正式定义为连续两个季度经济紧缩实际上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我们经常能够获得的数据都是年度的，而不是季度的。因此，我们把经济衰退理解为，一个时间更长的经济下行状态，至少包括一年的经济真实紧缩，这虽然有点主观性，但却也有必要性。图一和表一的人均GDP的数据显示出了美国经济自1950年以来的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

由于本文在概念上和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局限性。本文并没有深入探讨在写作本文时还正在发生的覆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危机。这主要因为我们既没有可靠的数据，也没有充分的分析距离，使我们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我希望这篇文章至少能提供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思考引起萧条的原因和实现复苏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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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 解释力 不对称 对称性 马克思

工资推动理论

工资推动理论在理论界有着一定影响力，该理论把工资上涨看作是引起危机的原因。不过，这一理论有很多版本，不同的版本对主观性或意识作用的强调程度不同。对于内格里（Negri）(1988)来说，劳动力价值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增加了必要工资，这才导致利润率下降。格林（Glyn）和苏特克利夫（Sutcliffe）(1972)是更加正统的利润压榨论的持有者，但他们很少强调纯粹的阶级主体性，而是用一个很明显的直截了当的方式，描绘出了资本压榨劳动的图景。他们认为，经济繁荣使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这为工人在工资的谈判中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事实也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断言的那样，仅当劳动力市场出清时，资本才会被削弱。(Bowles and Boyer 1990, 187 8)。工资上涨降低了利润率，继而就会引发萧条，这一点一直被用来解释为什么经济会下滑。而根据相同的逻辑，一旦发生萧条，失业就会增加，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就会削弱，工资就会下降，利润又开始上升。工资推动危机论，是唯一的能够清晰地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从繁荣走向危机，又会从危机走向繁荣的理论。

工资推动论的解释也有一个优点，就是把阶级斗争作为了它分析资本主义的核心。经济学被降低为冰冷的没有人情味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在他的的通信中经常谈及阶级斗争，(Marx 1976; see Sweezy 1970).这一思想也贯穿在《资本论》第1卷中(Marx 1976; see Sweezy 1970)。在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理解中，阶级关系总是处于核心位置。

但是，对这种可称作纵向生产关系的强调，也带来一些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主要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的矛盾，主要讨论生产和消费的割裂所产生的问题，以及横向的资本竞争关系对危机的影响。但工资推动理论至少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困扰，这意味着，如果工人被劝说克制他们的工资需要，资本主义就可以无限期地繁荣下去。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某些导致危机的特征并不是内在固有的，危机至少不是一个有效需求受到抑制的经济状态，存在的经济问题也并不是难以解决的。例如，仅当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问题和价值实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普遍的萧条、低工资和缩减的资本消费可能会成为经济复苏的障碍。

对工资推动理论验证的结论看起来有点模棱两可。马克思之前，人们通常认为工资上涨是先于经济下行而开始的。假定工资上涨是经济衰退的最直接的原因，至少对于一些经济衰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来说似乎是合理的 (Armstrong, Glyn, and Harrison 1984; Glyn et al. 1990)。但情况也并不总是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和最近几年，主要经济体中的工资占收入的比重是逐渐下降的。就像经济大萧条所展示的那样，低工资并不必然再来经济的复苏。

人口普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评估1950年到2004年间雇员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变化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机会。至少在短期内，有证据支持这种工资变化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论点。包括像健康津贴和养老金等额外津贴在内的雇员报酬，经常被用来测量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它的变化基本上和工资的变化是同步的。数据表明，雇员的报酬与经济增长呈现一个中度但清楚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7）。也就是说，工资增加和经济增长之间就像工资推动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另外，收入比重的变化与来年的经济增长也存在相似的很强的负相关性（－0.35），这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理论。最后，经济增长与下一年的工资增加存在一个更强的正相关性（＋0.53)，这再次证实（就像该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当经济开始繁荣（或者开始衰退）时，工资就会相应地增加（降低）。上述每一个相关系数在99%的置信区间上都是显著的。但是，如图二所示，这种联系仅是个短期现象，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两年后，这一联系就变弱了，然后就消失了，这表明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来解释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的工资变化可能并不充分。

当考查的增长时期和衰退时期的特征越清晰，这些证据就越缺乏可信度。表1表明经济增长和收缩是随着雇员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变化而变化的。平均来说，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在经济增长年份每年平均增加微弱的0.036%，但在经济衰退年份却要增加0.264%。这就是说，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增加工资就会引发经济萧条，或者降低工资就会实现经济复苏。实际上，工资占收入比重的增长速度在经济衰退时期要比经济繁荣时期快。

主张工资上涨导致危机的理论家所采用的数据表明，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实际工资的增长率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率(see Armstrong, Glyn, and Harrison 1984; Glyn et al. 1990)。但是，他们也指出，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和早些时候的经济繁荣年份相比，这一时期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了而不是工资的增长速度提高了。这同样可以理解为，虽然，影响生产率的变化有很多其它潜在的因素，但是，现在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这降低了工人工作的意愿，从而对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Marglin 1990)。相反，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的经历与70年代的经历似乎并不存在多少相关性。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功地大幅削减了工人工资，利润率也得到相当好的恢复，但是全球范围来看，工资份额的下降或停滞并没有使利润率恢复到长期繁荣时期那样的高水平(Brenner 1998, 13 24)。这也表明，我们应更加重视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机制。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轨迹显示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经济衰退是由于某种其它因素而不是工人的工资所决定的。也许，正如马克思用数学术语所表达的那样，资本积累率是自变量而不是因变量；工资率是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1976, 770)。

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

消费不足论几乎正好与工资推进论的主张完全相反。该理论认为，恰恰是低工资而不是高工资导致了经济危机。相对于资本的不可遏制的膨胀需要来说，低工资造成消费品市场的发展难以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该理论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生产与消费的割裂，而不是归结为劳动的主体性。政治上，该理论坚持认为，工人阶级消费能力本身成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经济问题。马克思的术语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这个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现象。工人作为商品的购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们作为劳动力这一商品的卖者，却一直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榨，使得劳动力的价格降到最低水平(1978, 391)。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意味着只有日益增加的剩余产品被销售掉，才能满足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市场的持续扩张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Marx 1976, 967)。工人阶级的贫困或者相对贫困限制了消费，并成了经济危机发生的似是而非的原因。

但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剩余价值是与劳动力的价值完全不同的量。根据定义，工人的消费从来不包含有任何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来说）也从来不是一个充足的需求(Marx 1973, 420; Clarke 1994, 186)。该理论没有明确地强调经济恢复问题，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消费不足就会带来经济危机。该理论认为经济恢复是个长期问题(Mandel 1968, 361)。一旦我们考查经济周期的增长与衰退两个阶段，我们就会发现，经济衰退可能会引起工资水平降低，而消费水平的进一步削减，又会加深经济螺旋式下降的趋势。该理论一开始就没有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Glyn 1990)，这一点连该理论的拥护者们也承认。卢森堡（Luxemburg）早期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还包含着经济崩溃的思想，要求社会主义要清算即将破产的资本主义(Clarke 1994)。

后来，卢森堡自己在帝国主义研究方面的进展和其它一些这方面的重要贡献，使得消费不足论的持有者发现一些缓和经济危机的因素，这使得他们能够解释为什么经济会恢复这一重要问题(Sweezy 1970, 217 36)。在这些抵消经济危机的因素中，国家干预产生了明显的、有时甚至是显著的经济效果，这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的功效是一样的。由于军事支出具有非自愿性和竞争性，这一点也带有很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色彩(Vance 1951; Cliff 1957; Baran and Sweezy 1966)。证据表明，国家干预是有效的，至少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这样。但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即使无害的疏忽也是不能假设的，理论至少要能够解释采用某种具体国家政策的必要性。例如，这些政策如何有效地影响消费，而没有减少劳动者的消费，也没有降低资本家的消费。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没有一个外部市场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一个可持续增长的需求(Economakis and Milos 2004)。如果没有进行预测和评估这些众多潜在抵消力量对危机的影响程度，很显然，他们是难以为经济危机和经济复苏提供一个充分的系统性的解释。

在理论上讲，有效需求不足论提供的证据，应与工资推动理论所提供的证据完全相反。马克思认为，把有效需求不足当作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这纯粹是无谓的同义反复。他相信，认为危机是由于工资上涨而导致的，无疑于相信该理论的拥护者所说的那些完美而简单的废话能够避免危机发生一样。像上面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最初工资的上涨并不是普遍的。在美国，工资比重的下降，特别是2001年后工资大幅度的削减，被认为是由于投机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当时利润的大部分进行了生产性投资，从而为了维持消费水平而要求增长债务导致的。尽管如此，也没有迹象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消费水平下降要先于危机发生。图2中的数据，证实美国经济中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数据表明，消费下降要早于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但是，表1中的数据却缺乏说服力。在经济繁荣期间，收入比重的缓慢增长意味着相当大的需求问题可能已经持续存在。如果说这些总的数据很好地支持了消费不足论的解释，那么，我们应注意到在20世纪60年代的最长的繁荣期里，工资所占比重直到1965年一直都是稳步下降的，与此同时经济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但进入70年代后当危机袭来时工资才大幅飙升。

在复苏方面，如表1所示，在经济衰退期，收入份额的增长速度更快，这表明当积累被大幅削减时，工资却相对具有“黏性”。这就是说，尽管在危机早期，劳动市场已经日益恶化，但工人组织和实施的雇佣制度，还是能够保护工人的收入水平不降低。这可能至少减缓了萧条的进程，维持了需求的稳定。但收入份额上升所起的作用应该有限的。当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总的财富减少了，工资份额的上涨仍然解决不了有效需求不足这一重要问题。表1显示，雇员的实际报酬在7个衰退时期有3个是减少的，在其它几个时期也只有微弱的增加。

工资推动论与消费不足论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印证。因为，一种理论中起抵消危机的力量，对另一种理论来说正是恶化危机的问题。在这里讨论国家支出和非生产性劳动的作用似乎非常合适。我们注意到，后者的增加意味着对剩余价值的压榨，这会对利润率产生负面的影响。(Gilman 1957; Moseley 1999)实际上，无效的花费也是维持需求的一种手段。(Baran and Sweezy 1966; Cliff 1957)

两种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资本主义积累所受限制的解释，但都没有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给出真正的令人信服的说明。当然，工资上涨可能在不同的停滞时期和活跃时期有着不同的含意(Jayawardena 1990; Marglin and Bhaduri 1990)。这些理论给出的政策建议更多是用凯恩斯主义术语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明确表达的。希克斯和汉森（Hicks and Hanson ）在研究放宽银根的货币金融政策的潜在效果时，似乎提出了和这些政策建议相同的主张 (see Samuelson, Hancock, and Wallace 1975, 426 8)。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充分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资本主义的政策及其局限性会有所不同。不同时期情形的变化，也许再次表明对资本主义进行以劳动和资本对立为中心的一般性分析难以回答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把目光转向别处。卡尔凯迪（Carchedi）坚持认为，“工资率的水平仅仅只是改变了周期的形态，工资无论高低，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1999, 54)

最后，斯威齐坚持认为，生产过剩论与消费不足论仅仅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二者实际上是同一会事 (1970, 183)。与他不同，一些作者把他们拥护的生产过剩论与消费不足论区分开来(see Harvey 2006)。生产过剩论接受上面提到的异议，且认为不仅劳动而且资本能够（且必须）分享日益扩大的剩余产品。尽管如此，这些解释有一个共性，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一个能够完成它难以完成的目标的趋势。每个资本都被迫提高它的产品的销售额，通过这一手段，资本越有效率就越能从没有效率的资本那里获得更大的市场，总而言之，资本总是不断尝试突破需求对它的限制。就像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危机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成功孕育着萧条，生产的过剩带来了经济的剧烈紧缩(Marx 1976, 580)。马克思也认识到，“普遍的生产过剩恰恰是由于成正比的生产扩大所导致的”(1968, 530;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换言之，生产的扩大应该是非对称性的，否则就会产生危机。也许把这一话题放在比例失调论的题目下会更好理解（下面将讨论）。但是，对待生产过剩论，我们应该超越它，而不是简单地拒绝或抛弃。对危机的解释仍然需要紧紧围绕阶级关系这个中心，也就是说，生产过剩不能仅仅归因于生产的比例失调，而要归因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上 (Marx, cited in Clarke 1994, 105)。

比例失调论

马克思写到，“要求生产按比例地扩大是强加在资本上的外部要求，这决不是资本自身所要求的”。(cited in Clarke 1994, 142)比例失调论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对上述过度积累论和消费不足论的更加具体的论述。该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无ZF状态是导致危机的一重要原因，同时也指出，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已经潜在地预示着危机的可能性。比例失调论的大多数观点遵循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思想，强调了分别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两大部类中资本的不同。同时，他们也强调在同一部类内部也存在一些区别，比如不同的消费品之间也存在差异。即使生产和消费同步增长，对某种特定商品的需求也不可能与生产持同比例变化(Clarke 1992)。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图式也表明，给定不同的资本构成，资本要维持同比例的增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又要实现不同的积累率就更加困难。(Marx 1978, 588).

没有理由期望不同的部类或部门的资本会协调一致地进行积累，或者说每个具体的供给都会和需求的增长相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周期性的衰退导致失败的公司或行业随处可见。特别是固定资本规模的扩大，使得局部的失衡很难去避免。但是，这里却假定资本的数量是和进行成比例生产所需资本数量恰好是一致的。(Marx 1973, 414;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而这种一致是通过自由主义所信奉的市场力量来实现的，但调整的过程会相当痛苦，“协调可能只有通过最极端的不协调才能实现”。(148)

危机会摧毁多余的资本，重新获得增长的可能性和协调性，虽然这一均衡状态会很短暂。曼德尔（Mandel）观察到，“一旦先前积累的资本被消化掉，商品的需求超过了新的供给，经济复苏就会开始，商品价格和利润率就又开始上涨。”(1968, 347)当复苏进一步加快时，设备更新的需要增加了对与之相关的资本商品的需求。为了及时增加生产，要求新机器的价值经过很多年才能全部转移到最终消费品上去。当萧条变为繁荣时，原来需要的恰当比例可能就预示着未来的比例失调，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就会再一次被确认。

经济重构是否真正发生，需要得到实证调查的检验。危机来临时，经济部门的相对规模会发生相应变化。因为危机会很快传播开来，投资需要小心从事。危机可能会伤害到那些最初并没有危机发生的行业，伤害程度也并不亚于那些客观上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危机最终会导致复苏，但这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重构――改变整个经济领域内经济活动的比例结构。比例失调论主要论点是，危机重新焕发起了资本的活力。危机时期与经济持续增长时期相比，不同行业的生产变化的规模和幅度都会更大。

表2考查了美国1960年到2001年之间的149个工业部门就业量的变动情况。在本文，我们选用了雇员数作为衡量工业规模大小的指标，但原则上讲，使用其它一些指标，如所用资本、增加值和所获利润，也是很有价值的。尽管如此，强调雇佣工人数看起来与马克思强调社会劳动和社会价值理念更加一致，同时从可操作的角度来讲，美国统计局也确实提供了这方面的相对完整的数据。根据上面的定义，本图描述了每个行业在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雇员数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的标准差。在整个时期，行业的分类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每个萧条时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分析的。（但是，繁荣前和繁荣后的数值实际上在每个时期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结果被合并在同一个图中）5个衰退期中有4个衰退期，与他们之前或之后的繁荣期相比，存在更加激烈的行业重组。行业重组只有在1990年的萧条中不太明显，但是，也有一些证据表明该时期行业的比例结构也发生一定的变化。

比例失调论的论点既有内在逻辑的统一性，也得到现实证据的支持。但是，由于该理论缺乏对产生危机的内在动力的详细说明，这招致了对这一理论的不断批评。一方面，该理论认为，比例失调不一定必然会引发危机。当有损失发生时，资本就会纠正自己的行为，以免经济陷入全面衰退。另一方面，该理论认为，由于引起危机的原因是偶然的，危机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该理论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负面影响，更不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该理论可能不清楚，危机的必然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有多么重要，也不清楚放弃危机不可避免性的主张是否会导致很大损失。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才导致了危机会经常但不定期地发生，但危机也会因受到政治和社会的干预而发生改变。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在预测具体经济危机方面的记录一直也并不令人称赞，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控告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方面，仍然保留强大的政治控告能力。

曼德尔（Mandel）认为，应该进一步探讨导致周期性比例失调的根本原因。他写到，“如果我们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明为什么这一过程会必然导致周期性的比例失调。”(1968, 350;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哈维（Harvey）认为固定资产的投资减轻了过度积累的问题。但是，恰恰因为他们是固定的，“生产和消费日益被禁锢在固定的操作方式上，日益被局限于具体的生产线上。”(1982, 221)这里存在把固定资本与资本永远固定不变相混淆的危险。实际上，对于马克思来说，固定资本并不必然是在任何期限内都是固定不变的。但是，看到不断增长的投资被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上，并且即使是缓慢的调整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样的假定看起来也是合理的。不过，至少可以确认是由于持续的竞争压力才导致给定生产比例的破坏。但是，仍然有必要从危机的一般理论解释出发，给出一个更加具体的运行机制的说明。

利润率趋势下降规律



这里讨论的最后一派试图在资本主义结构内解释制度性危机的趋势，这一理论是以资本构成的不断变化和利润率不断下降为基础的(TRPF)。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上升为基础的利润率趋势下降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引起广泛的争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一规律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规律。”(1973, 748)那些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把资本主义危机与利润率下降规律相联系起来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变得非常流行和有影响力。不像其它这里讨论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密不可分的。该理论被主流批判家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的部分而被继续批判，但同时也得到至少一小部分重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拥护。无论是否反对这一理论，弗里曼（Freeman）(1999)承认利润率确实下降了。但是，这一主题一直是批评家批判的对象。对于一些作者来说，这一理论对于解释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比某一特定的经济危机更加有用。而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这一理论有很多瑕疵，最好应该被忘记掉。他们认为，马克思在他的有生之年甚至在他的公开出版物中从来没有提到这一基本规律。(Fine 1982; Clarke 1994)

因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任何缩略都可能冒过度简单化的危险。详细的说明承认，规律本身应该结合多种抵消这一趋势的因素的作用来理解，也许这些因素不仅仅包括那些在《资本论》第3卷中详细阐述过的(Marx 1981, 339 48)。他们也可以看作是抑制和取消规律，或者是克服制造危机的机制(Dumenil and Levy 2004)。马克思并没有试图去综合所有这类因素，但在很多他后来的著作中，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因素一直是他研究的一个内容。

很多读者对资本构成变化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观点中存在的问题和解释力并不陌生。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根据销售的劳动产品中所凝结劳动量来确定价格。因此，对于任何单个资本家来说，尽量通过用机器替代工人来降低成本是很合理的。(Marx 1981, 345)商品是按照由生产者的普遍平均生产价值所决定的价格来买卖的。竞争的需要使得资本主义总有不断提高生产率的倾向。但是，当创新被广泛采用后，资本家做为一个整体会把收入中更大的比重投在“死劳动”、机器和原材料上，而投在“活劳动”上的比重就更小了。(Marx 1976, 754)在生产中消耗掉的资本的物质量（机器和原材料）相对于所使用的人工劳动的比重就上升了。资本的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就提高了。但是，由于利润最终只能是来源于对劳动的剥削，这就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最终引发危机(Marx 1981, 150)。对单个资本来说是非常合理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整体来说却是不合理的。这一理论详细阐释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性，并给出了难以预测制度性危机的理由。

但是，还是有很多争论，比如：关于价值与价格关系的争论、关于生产率提高会降低价值的争论，以及关于不同抵消因素影响的性质和含意的争论。最关键的是，该理论的前提是假定剥削率是固定的，这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作法经常被马克思主义者嘲笑。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也会改变活劳动的价值(Marx 1978, 162)。因此，利润率是直接和剥削率相联系，并和资本的价值构成成反相变动关系。但是剥削率和资本价值构成本身并不是自变量，而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Sweezy 1970)

这一理论也为复苏理论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对于单个资本来说，危机也许是获取利益的机会。优胜者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机器设备，重新占领失去的市场。卡尔凯迪（Carchedi） (1999)描述了市场是如何有效出清的，以及市场是如何提高就业量和生产量。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危机可能破坏了最起码的效率，摧毁了最老的生产方法。假定生存下来的资本家很可能就是那些使用了最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法的创新者。因此，可以预期危机将提高而不是降低资本的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利润率应该继续降低，并会螺旋式下降以至越来越低。

外部因素再次成为繁荣再现的必要条件。弗里曼（Freeman）毫不隐瞒地认为，“复苏需要一个外部政治干预”。(1999, 031)哈曼（Harman）援引到，“列宁曾经说过，如果工人阶级允许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苦难都由工人来承担，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经受住任何经济危机。”(1984, 121)高失业率确实可以使降低工资水平成为可能，并提高了剥削率。但是，就像马克思所评论的，资本之所以能够把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之下，“这和对资本的一般分析是没有关系的”。(1981, 342)这种解释看起来重新把工资而不是资本有机构成当成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但就像上面讨论的那样，工资是以利润率下降规律为理论基础来说明危机的。任何对劳动的限制使用都会带来资本构成提高的问题，而资本主义随后是如何进入一个相对较长的低失业率和高工资的时期，这一点还是不太清楚。

一些利润率趋势下降规律的版本试图发展一种内在的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复苏。卡利尼克斯（Callinicos）(1983)尤其重视的资本贬值在资本主义复苏中的作用。他认为，资本家不得不根据资本最初的价值来支付所负的债务，但这些债务不会因为生产率提高而缩减。危机通过摧毁一些资本，特别是那些老旧的固定资本，从而能够使支付的债务额更接近于社会平均价值。这可以使利润率水平得到恢复。但是，这种解释好像是从社会决定的价值转向了个别资本家的个人经历和生产价格上去了。可以推测，效率最差的资本家会面临日益恶化的债务偿付问题，他们并没有退场，而只是提高了其他资本家的利润率。如果某些资本家生产缺乏效率，而假定其他资本家生产效率高于平均水平，效率高的资本家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是，我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固定资本的社会平均价值在危机期间会下降，并创造了经济复苏的条件。

恰恰因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是由价值术语来表达的，这一规律很难得到检验。但也有人做了英勇的尝试，试图把马克思的分类转化为可测试的指标。 (Gillman 1957; Shaikh and Tonak 1996; Dumenil and Levy 2005).费里曼(1999)用图显示出了从1870年到1990年代的利润率和资本存量，发现二者有清晰的负相关关系。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到，利润率从1948年到20世纪80年代持续下降（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小幅回升），此后，有一个温和的回升。(Freeman 1999; Dumenil and Levy 2004, 2005)但是，即使抛开围绕价值理论的主要争论，仍然会有各种价值转型问题。无疑正在被测量指标与理论上所主张的并不一致，这一点经常受到指责。例如，大部分情况下，是把资本存量等同于马克思的固定资本这一特定概念。(Glyn 1990, 281)把剩余价值直接就等同于在公司帐务上的利润总和，也是相似的情形。搞清楚利润率改变是结果还是原因，这对于解释为什么利润率的变动趋势会变，它什么时候改变以及怎么改变都是有必要的。该理论并没有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危机会产生复苏（中等程度）。马克思提到的6个阻止利润下降的因素至多只是减轻了危机的程度或者暂时抵消了一些加深危机因素的作用。但是，法恩（Fine） (1982)争辩到，这些因素应该和规律本身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体。这样的结合才会使解释更加精细和更具动态性。虽然，更多变量的引入会再次产生优先选择哪个概念的问题。原则上讲，除了马克思考虑到的6个因素之外，没有更多的其它抵消因素，这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理由。尽管如此，资本的贬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改变可能对于说明利润率的变化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技术创新在使用最初和商品价值已经改变之后的重要性是不同的。(Fine and Harris 1979)马克思认为，一旦这项创新技术被使用，“机器设备价格的下跌不是因为它们很快被替换掉或者由于更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机器设备的使用而部分贬值，而是因为它们现在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再生产出来”。(1981, 209)在短期内，当剥削率保持相对稳定时，在新固定资本上的投资速度相对就会快些。就像我们最初讨论的那样，这就暗含着利润率下降的可能性。但是，被更快速度制造出来的机器替代所带来的结果是，资本的技术构成持续上升的同时，并没有引起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这样一种说法可能能够帮助解释资本有机构成这一令人相当尴尬的范畴：“到目前为止，资本价值构成是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的变化。”(Marx 1976, 762)利润率的恢复可能是由于这些技术已经广泛使用，固定资本的价值也相应降低了。虽然，可变资本不是由技术决定，也不会简单地反映在消费品行业的生产率变化上，但其价值也会降低，不过其降低的幅度不一定（与固定资本的）相同。

这一解释看来也会产生比例失调的问题。该理论假定固定资本迅速增长，因此生产资本品的部门的就业（价值的源泉）和产量也会迅速增加。即使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以某种方式赶上，一旦能够以更快速度生产机器的新技术替代了旧技术，这将会产生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相反，如果我们假设创新发生在消费品部门，固定资本相对可变资本的结构性上升，将意味着给定劳动力的总产量会增加，或者给定产量（使用价值量）所使用的劳动力将会减少。不管哪种方式表示，消费品行业的市场规模（两大部类中可变资本的总和）就被削减了。要达到一个合适的生产比例就要求对这一行业的资本进行一定程度的破坏。

“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和比较长的时期内”，利润率趋势下降规律这一带有马克思特征的规律才是适用的(1981, 346).。但是，即使没有扩大可能会抵消利润率下降因素的范围，在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上的变化也会为我们理论化危机和复苏提供有趣的可能性。

多种可能抵消因素的相互作用增加了对他们进行恰当定义和测试的难度。也不是说，这样的理论就难以得到证实，但它将需要更详细的说明和更贴近的检验，比如，对不同部门的投入与产出的说明和检验。

结论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主要派别都坚持资本主义的矛盾性是导致危机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当我们的注意力转到这些理论解释经济复苏的能力时，没有一个理论是令人信服的。工资推动论和比例失调论内在统一地既说明了萧条也解释了复苏。消费不足理论和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理论，至少像我们看到的那样，遭遇难以说明经济复苏的重要问题。来自美国经济的经验证据在说明工资推动与消费不足之间关系上是模棱两可的。这些证据在比较低的程度上确认，部门重新调整过程中的比例失调现象在经济下滑阶段会变得更加明显。资本构成的不断改变使得成比例的生产变得不可持续。但是，利润率趋势下降规律的价值理论性使得对它进行经验检验比较困难。我们也需要对资本构成测量的分类和其它一些主要变量进行评估，以检验它们对发生过的经济危机的解释力。

这里讨论的每一种理论都承认在解释资本主义积累时的存在局限性。也没有一个理论能够独立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来说明两阶段经济危机的特征。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论看起来至少需要综合几种不同的解释。实际上，资本主义无疑确实存在一种进入危机和走出危机的内在复杂机理。这种机理也并不是说复杂到我们根本无法认识的程度。我们还是有可能提供一种解释能够对影响危机的主要因素的影响力进行排序，并提供一个综合性说明。但是，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理论创新和更加全面的经验检验工作来共同作出努力。

zhuxiang 发表于 2015-10-6 07:06
结论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主要派别都坚持资本主义的矛盾性是导致危机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当我们的注意 ...

危机源于人性，源于人性的两面，把危机归结给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出发点就有问题，前苏联和早期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他们没发生经济危机？朝鲜没有财产私有，朝鲜没有经济危机？

自由的市场制度和民主的政治制度！

不错不错

第一，它应该既能解释经济的衰退，也能解释经济的复苏。至少，这一理论既要能够说明制度是如何导致危机发生的，也要能够说明制度又是如何摆脱危机，实现复苏的。也就是说，对经济周期的两个过程的解释在理论上是相容的，而不需求助于外部的冲击来解释危机。把危机的发生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而把复苏看作是偶然的，这反映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片面性。


l楼主，你转的这篇文章，今天我仔细地读了前两部分，没读完。以上的原文中，有一处我认为是故意的翻译错误，说的不对，请指正。

把危机的发生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而把复苏看作是偶然的，这反映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片面性。

这句话，应该改为："把危机的发生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而把复苏看作是偶然的，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片面性。"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不是原文说的那样的吧！